从明星艳照案例看我国的相关法律及对青少年的影响

第一篇：从明星艳照案例看我国的相关法律及对青少年的影响

从明星艳照案例看我国的相关法律及对青少年的影响 明星艳照事件对法律也是一种挑战，虽然在某些程度上看，这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也可能有人说这算是隐私，与他人无关，但究其根本的影响，却不得不对艳照事件进行深思。艳照给社会的启示之一，就是要深化对法律的思考，帮助青少年法制观念的树立。身份与责任相关，权利和义务对等。在部分明星当中，重身份、轻责任，重权利、轻义务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青少年中往往存在着对自身权益最大化追求与对自身义务最小化承担，以及对自身权利的过度维护和对自身责任选择性忘却的矛盾和现象。如果社会成员只注重享有权利却不履行相应义务，那么一个人(群体)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必然是另一个人(群体)利益受损的开始，社会也就无法保持和谐、稳定和发展。

互联网明星艳照事件之痛，引发了有关法律关系和法律意识的反思和讨论。反思最为深刻的当属深受其害的当事明星，其次是青少年，还有整个社会大众。这种源于对偶像隐私权被严重侵犯的反思，涉及到青少年对自身权利、义务、责任的系统思考，对青少年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特别对青少年自身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觉醒有更积极的意义。当然，青少年的法律意识的觉醒和回归，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有效引导和配合。同时，在互联网明星艳照事件中，诸多媒体和网民对明星们隐私权的侵犯，网络法规的不健全，执法人员素养的缺乏等等，都亟待在整个社会系统内进行反思和完善。只有法律法规完善，法制体系健全，执法人员的素养和执法能力提高，社会公众具备了法律意识，真正的法制社会才会形成，类似互联网明星艳照事件才有可能避免，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观 形成才有良好的现实环境。此文由才子城职称论文网搜集整理。

第二篇：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

在国外，经济学大举“入侵”法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从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法律作出深刻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由此诞生。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

法律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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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现代法治建设看我国法律文化的变迁

从现代法治建设看我国法律文化的变迁

赵庆

(西安邮电学院,学生工作部,陕西省西安市,710121)内容提要：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决定法治建设和法律文化之间必然会有根本的差异,而文化的惯性力量和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的一些积极特征,又使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然对传统法律文化有所继承,这使得二者存在暗合之处。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略和方法，也是一种原则性、根本的治国制度，它还表示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而从法律文化传统来说，现代法治能够从中汲取的有价值的东西需要好好斟酌。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法律文化，差异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以法律统一社会，强调法律的规范性；二，用法律强制社会，维护君主的政治地位。“以法治国”回归了先秦法家“以法为本”、施政“一断于法”的思想。但是,以法治国所侧重者,乃法律工具主义,其实是以法治民,而非现代法治理念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与儒学的人治观相类似,法家同样认为法应为君主专制国服务。韩非子指出治国奉法的原因在于,“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封建专制王朝下,法治从属于君权君意,是君主独裁、强权政治的手段和方式,充其量不过君主统制臣民的策略、方策。这样,法治同德治、礼治的推行,在实践上并无实质区别。“礼”是维持有别的规范,与国家机器相结合便成为治国的工具。在治国方面,“礼”的含义更多的是指社会行为准则,这时,“礼”所起的是规范作用,“礼”在满足欲望时,对人们思想和行为加以规范。但是在现代社会,以“礼”制为中心形成的宗法等级观念、特权思想、“人情大于王法”以及“无讼”等法律观念与现代法治产生了强烈冲突,不利于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此两者皆以“尊主安国”为旨归,以“民”为治的对象。此种“法治”,实不过人治之补充,始终处于人治所需的手段这样一种尴尬处境。纵观来说，在中国法治近百年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法治观念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法治观念的更新是促进晚清政治与法治改革的积极因素，也是 ①在迎接新世纪的挑战面前，中国人为自己所确定的目标所做的公开回答。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传统法律文化集体本位的总体精神，无讼息争的心理倾向，德主刑辅的理论学说，视法律为工具的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其演进的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权力本位的法律文化：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而法律则成为皇权的“附庸”丧失独立存在的地位，法律的至高无上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性所代替。宗法制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百姓向官员称臣，官员向皇帝称臣，形成了“君君、臣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严密的君臣等级体系。在这样一个严密体系里，臣民服从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这种法律文化培育了臣民意识、权力崇拜和官员的治民思想。

（二）义务本位的法律文化：清末以前，中国一直是处在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这种经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其结果只能使人们从自然界里简单地再生产出能满足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同时也再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在这种社会氛围里，个体的独立性相应的会存在缺失，人们相互间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个人要想拥有权利，就要靠自身在社会中具有怎样的身份，或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要靠自己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还要靠主体对伦理纲常名教的认同。个体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是毫无地位可言的，可以说既渺小又无足轻重，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

（三）儒家化的法律文化：虽然在秦代时，秦始皇推崇的是法家的思想，但是由于秦朝的迅速灭亡，使后来的各朝各代统治者开始注重安民、抚民。西汉时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首肯和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这个进程亦即学者所谓的“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即中国古代法律于此开始逐渐接受儒家礼教的影响和支配。正是受这种法律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专制的状态。

（四）工具主义的法律文化：法律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君主统治臣民，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法即刑”这一思想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与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人们对法律产生了一种畏惧感，进而厌恶它，最终排斥它。人们习惯于对待任何事物都采取不偏不倚，中庸的态度，不喜欢从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免惹祸上身。所以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无讼”便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而且，“无讼即德”。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广大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进而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权利意识的普遍淡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存在根本区别，既是现代化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影响，又是政治体制不同、法治与人治模式的影响造成的。所以,回顾以往传统的以法治国论,究其实质乃以法律为强化手段的彻头彻尾的人治论。由于法家的法治将君主利益置于核心地位,所以法治中的最大获利者只能是君主和官僚;而平民作为法治的对象,从法律中所得者却几乎只是义务。法制越缜密,君主的权力就越大,平民失去的利益和自由就越多。同时再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传统法律文化又存在一些继承之处，这是文化惯性力量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功绩，虽然其制度载体已经消亡，但文化惯性的强大力量使其仍然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塑。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某些积极特征具有跨时空的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该对其加以继承和借鉴。这两个因素使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又存在有继承的地方。

纵观目前的情况，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与此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则是中国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律文化精神使人们形成思维惯性,乃至言必孔孟,行必亲情,于是现代法治精神很难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施展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实现从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精神向现代法治精神的转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的文化保障。法律文化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虽然国情的差别和时代的特点,产生出诸多各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但是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也像其他文化一样,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的共同特性,是可以超越国界和时代局限而相互间产生影响的。

当前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治现代化革命，法治革命实际上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巨大变化,是法治建设的独特环节和阶段。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这片土壤培育出来的文化产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沉淀。因此，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利用，对于不适合社会法制现代化的部分坚决地予以批判，甚至抛弃。总之,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既要大胆地吸收西方现代的法治理念,不断完善制度性法律文化心理,注重法律价值培养,使法律文化心态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又要对传统法律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改造,理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打破法律二元文化结构的现状,寻求观念与法律制度整合,推动依法治国的不断完善。参考书目：

1、慕槐.法律文化随想[J].法学研究，1989，（2）：71.2、刘学灵.法律文化的概念、结构和研究观念[J].河北法学，1987，（3)18

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公丕祥,主编·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6、何勤华·中国法学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第四篇：案例六：从“长虹事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

案例六：从“长虹事件”看我国企业的信用管理

2004年岁末，一场发生在美国的诉讼把人们的目光集中到我国最大的彩电厂家四川长虹。在长达两年的沉默之后，长虹与美国代理商APEX Digital(下称APEX)发生了决裂，终于开始了追收40亿元人民币应收账款的法律行动。而APEX正是在过去三年中为长虹带来巨额出口、曾经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40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长虹对APEX全部销售收入的40%！

通过对长虹近几年的年报分析可以发现，2001年APEX第一次出现在长虹的应收账款前五名名单中，并列于榜首。而公司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比前一年下降了11.14%，出口收入增长了10.89倍，由此可见2001年的产品出口成为公司生存发展的关键。但出口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得到现金流的支持，当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长58.27%，而前一年是下降27.23%，由此可见出口的增长带来的是财务压力的增大。此外，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的应收金额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大幅上升，显示公司应收账款风险有集中的趋势。而APEX的欠款也逐年增长，欠款账龄也有延长的趋势，这都预示着长虹海外货款回收的状况越来越不乐观。2003年业界就曝出“长虹遭诈骗”的**。当时长虹及APEX双方同声否认，但危机终于掩无可掩在2004年末爆发。APEX一如既往否认所有有关“诈骗”的指控，但是长虹此番终于把自己放到了受害者的位置上。是否会有诈骗指控，尚待司法当局认定，而对于长虹来说，40亿元的教训已成事实。然而，“长虹事件”并不是一个被海外代理商欺诈的简单个案。实际上常有中国企业为了在海外拓展进行低价销售或者甘冒赊账风险，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长虹事件所暴露的问题表面看是财务管理问题（应收账款风险），而探其根源是企业的信用管理问题。从“长虹事件”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心急而忽略了风险控制，导致应收账款大幅上升，产生坏账的风险或事实。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目前社会信用体系正处在建设期，在诸多方面还不完善不健全；企业内部信用管理架构也不完善。企业信用管理是个动态过程，贯穿于原材料的采购、信用额度的设定、应收账款的管理等生产经营全过程。而且它也与营销、财务管理相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因此，企业的信用管理部门应该摆脱销售压力的干扰，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监控，科学地评价销售风险，以达到收益与风险最佳配置的目标。

思考题：长虹事件得出什么教训？如何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第五篇：从崔永元对法律失望看中国法治建设

从崔永元对法律失望看中国法治建设

阳春三月，神州大地上一年一度的盛会---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商国事，为新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献计献策。全国政协委员、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言论引起网友极大的关注，笔者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为崔永元对司法现状的失望、对法治精神的执着，以及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和魄力敬佩不已。

崔永元抨击司法不公正时这样说：“现在有多少人能靠法律解决问题呢？如果有个人打官司说要找一个好律师，有这样的想法是挺天真、挺了不起的。基本上都是找个好人脉，看哪个律师跟法官关系比较好，最重要是有个好领导，如果有个好领导给你撑腰，这官司基本上就输不了，或者会赢得特别体面。”

崔哥这番两会论法，明显是以偏概全，但也一针见血的指出目前司法工作的弊端，即领导决定官司胜败，律师只是民主的摆设，而法官则是一个傀儡。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法律人很伤心，老百姓很失望，国家法治建设和党的执政建设很受伤。

崔永元怎么说也是一个名人，名人打官司尚且如此艰难，倍感失望和困惑，广大的平民老百姓就更别提了。崔永元对法律失望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当前司法工作的种种弊端。

弊端之一：权力对司法的干预。打官司都要找个好人脉，最 1

重要是找个好领导给你撑腰，这官司基本输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前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已经达到了一个无可复加的地步，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成了权力遮羞布。这样，必然导致世人抛弃法律，崇拜权利，司法腐败。

弊端之二：程序不公，一个官司从立案到裁决遥遥无期。行政案件立案难；刑事案件证人基本不出庭；民事案件先行调解；每年11月下旬，为保证法院结案率，不进行立案；即使案子立了，到审结又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这些现象反映的是我们司法工作的拖拉战术，拖的你没火气了，没劲头了，麻木了，没脾气了。于是，给你裁决了，让你哭不得，笑不得。

弊端之三：对司法工作者的扭曲的评价。“那法官还成了十佳法官，还拿着当经典案例到处去讲。这简直就是对法律的嘲讽，对法官队伍的嘲讽，对法律工作者评价的扭曲必然导致法律工作的紊乱，想想吧，如此法官还十佳，其他法官就可想而知了。军旅转业干部做法官，小司考选拔法官，法官队伍业务能力和素质问题是司法腐败的根源之一。

同时，崔永元对中国法治建设依然充满憧憬、满怀希望。崔哥执着这样说到:“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只认制度、不认人。”这句话是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深刻理解和体现。

“有法可依”是法治建设的基础。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人民大会堂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尽管我国明确宣布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对于“形成”的理解必须是动态的、开放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形成之后的立法工作更为艰巨，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将公民、企业、国家纳入一个规范完整的法律体系，改善人权，限制行政权，提高政府服务职能，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生产更加安全。

“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就需要依照法律行事，否则，建设法治国家就是扯淡。我们的党和政府应在有法必依方面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严格依照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法规（行事），勿将全国人大、地方人大当做花瓶，将法律当摆设；同时也不要将两会开成一个歌功颂德、互相吹捧的会议，而应开成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盛会。企业、公民、媒体也应依照法律规定实施自己的行为，监督、协助政府进行法治建设。

“执法必严”是依法治国的重点。执法必严是对作为执法者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法职责的要求。执法者疏于职责、执法不力，甚至以权谋私、知法犯法，又如何保证大众守法？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法者不积极推动法律的落实，法律如何能够成为区区

百姓的武器？就以广大群众关心并担心的食品安全为例，有毒食品层出不穷、此伏彼起，固然黑心生产者和经营者脱不了干系，但失于监管的执法者更是难辞其咎。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类似问题，都是由于该管的不管和不该管的乱管导致的。执法不严，必然使看似全面严密的法网实际上漏洞百出、支离破碎、瓦解虚化。因此，当前法治建设的重点，应当是强化执法的严肃和严格性，确保法律得到认真严格执行。

“违法必究”是法治建设的保障。“违法必究”就是要求对任何实施违反法律法规、危害社会行为的组织和公民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实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没有违法必究，法律就丧失了权威和尊严，法治就得不到保障。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手中握有或大或小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种权力的执政者，只要违反了法律，都必须受到追究，接受法律的裁决。

只有始终坚持和认真实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才能让以“崔永元”为代表的全体公民不会对法律（权威）失去希望，才能增强老百姓对法律的执着和信仰，才能保障人权，发展民主，（真正）实现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