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

第一篇：犯罪故意、犯罪过失、意外事件

犯罪故意、犯罪过失与意外事件的区别

一、案情

案例1：

被告人胡某，农民。

胡某与本村魏某通奸，达到不可分离的热恋程度。两人预谋毒害胡某的妻子李某，然后结为夫妻。某日中午，胡某从地里回家，见李某在院子里摘豆角，厨房里煮着米饭，认为毒死李某的机会已到，急忙从里屋拿出‚1605‛农药瓶，往饭锅里倒了十来滴，然后往院外走，告诉李某他出去办事，饭做好后先吃别等他。李煮好饭后，正在炒菜，这时胡某的儿子（8岁）从外边玩耍回来，嚷着肚子饿，李某便先给儿子盛了一碗饭，儿子吃了几口，便喊肚子疼，一会儿便死了。

案例2：

被告人谢某，男，30岁，个体出租汽车司机。

被告人尚某，女，31岁，个体出租汽车乘务员。

被告人郑某，男，29岁，个体出租汽车车主。

1997年11月18日晚11时许，被告人谢某驾驶个体出租的小客车，由沈阳返回抚顺。乘务员尚某按车主郑某的吩咐，私自将1.1元的票价提为2元。当尚某向乘客范某（被害人，男，32岁，工人）售票时，范见票价不对，便提出质问，尚某不满地说：‚爱坐就坐，不坐滚下去！‛范某很生气，回骂尚一句，二人遂发生口角。尚某先动手打了范某一巴掌，范某忍无可忍，与尚某还手厮打起来，扭打中，不慎将车窗玻璃撞碎一块。司机谢某即将车停下，手持螺丝刀直奔范某；同时，车主郑某手持空酒瓶，与郑某相识的搭车乘客陈某手持照相机三角架也先后向范某围过来。郑某先动手殴打范某并掐范某的颈部，后经其他乘客劝解放手。车启动后，郑某多次威胁范某说：‚等到站（抚顺火车站）再好好收拾你‛，并让陈某持三角架站在车门处，以防范某下车走掉。当车行至沈阳市东陵区检查站时，范某从车窗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招手呼喊救命，但未引起检查人员注意。当车行经抚顺李石寨交通检查站时，汽车按规定减速行驶，车上好心的乘客劝范某说：‚趁车速慢，快跳车吧，不然，没你的好！‛范某听此话后即在撞坏玻璃的车窗处，先用双方抓住车窗框，然后将身体悬出窗外，准备跳车，此时，一乘客喊‚跳车了‛，尚某和郑某见状，分别对司机谢某喊：‚快点开，摔死他‛，‚快点开，甭管他‛。郑某又喊了一句：‚快点开，别让他跑了‛，谢某遂加快车速，致范某从车上摔下。乘客多人又喊，‚快停车，人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三被告人未予理睬，驾车扬长而去。范某因头部摔伤，造成颅骨和颅底骨骨折、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此案如何定性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属于间接故意杀人，应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被害人范某跳车，是因指责被告人无故提高票价，而招致被告人等围攻、殴打，并在面临到站后将被继续加害的情况下，产生恐惧心理，不得已而为之，被告人当然要对被害人跳车的后果负刑事责任。作为车主的郑某和作为乘务员的尚某，当发现被害人手抓窗框，整个身体悬在车外要跳车时，本该立即通知司机停车或减速行驶，却唆使司机‚快点开，摔死他‛。司机谢某当发现范某要跳车时，理应采取防范措施，避免出事，或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相反，却在同伙的催促下加快车速。三被告人明知此时加速，会使被害人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可能出现死伤结果，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已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只能追究三名被告人的过失杀人罪责。理由是：三名被告人虽因票价与被害人发生纠纷，殴打被害人，并以要继续加害相威胁，但并无杀人的故意。乘务员尚某和车主郑某虽然催促司机‚快点开，摔死他‛，‚快点开，甭管他。‛但同时也有‚快点开，别让他跑了‛的意思表露。这后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郑某等人的真实动机。因为撞坏玻璃的起因虽然不在范某，但毕竟是范某撞的，郑某并不情愿承受这一损失。可见，郑某、尚某轻信车开快点就可阻止被害人跳车，从而得以到站索赔的想法是合乎情理的，而司机谢某只是听到有人要跳车，并未看到范某已把整个身子悬出车外，加之有郑某、尚某的催促，也轻信加快车速就可以阻止跳车。三被告人都预见到了被害人跳车可能会造成伤亡后果，但又都轻信加快车速就可以阻止被害人跳车，主观上是一种过于自信的心理状态，构成过失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此案属于意外事件，被告不负刑事责任。理由是：三被告人因票价问题与范某发生争执，并对范欺辱围攻，后在他人的劝阻下，已有所退避，矛盾已趋缓和。被告人虽对范仍有语言威胁，以及派人持械把守车门，防备范跑掉等行为，但范某并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未面临无路可逃的危险。而范某选择跳车的方法离去，这本身就有人身危险性，其行为责任应当自负。也就是说，范某跳车不能认为是被告人威吓、迫害的结果，而是其主观意志的行为。因此，范某跳车的后果，也是自己行为的结果。汽车驶经交通检查站，自然要减速，驶过后，自然要加速，这属于司机正常的驾驶操作。虽然客观上有范某跳车的情节，但法律上并没有特殊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司机要承担某种特定的责任，如：停车或减速缓行等。即使司机按操作常规驾驶汽车，对范某跳车视而不见，对范的死亡也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承担法律责任。至于郑某和尚某，虽有对范某跳车幸灾乐祸和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意思表示，但属意思流露，并未付诸行动，既没有亲自驾车超速，也没有将范某向外推搡。郑某、尚某的行为与范某的死亡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然，也就无刑事责任可言。范某的死，不是出于三被告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范某自己跳车的行为结果，这对三被告人来说，则是无法掌握和抗拒的。因此，本案属意外事件。

二、问题

上述两个案例中，被告人是否应当对被害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故意、过失还是意外事件？为什么？

三、研讨

我们认为，上述两个案例都是典型的故意杀人案，被告人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而不是过失，更不是意外事件。

㈠有关犯罪故意的学说

对于犯罪故意，刑法理论上曾有三种学说：一是认识主义，二是希望主义，三是容认主义。

⒈认识主义又称观念主义、预见主义。这一学说认为，只要行为人认识到构成犯罪事实之发生，即可成立故意。因为行为人对犯罪构成事实有认识，而仍然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表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性，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至于行为人的决意如何，动机如何，以及是否积极追求犯罪事实之发生，对故意的成立没有影响。就上述案件而言，按照认识主义的观点，案例1中的被告人胡某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会导致其妻子、孩子的死亡，而仍然实施投毒杀人的行为，其主观上系出自故意；同样，案例2中的被告人郑某、尚某和谢某在被害人范某跳车时明知加速行驶有可能会发生范某死亡的结果，而仍然加速行驶，其主观心理态度仍然属于故意。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包括知、情、意三个基本因素，刑法所关心的是人的认识（知）与意志（意）两个基本因素。认识主义仅以‚认识‛为故意的内容，只强调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结果的认识，无视行为人心理活动的意志因素，是不妥当的。因为犯罪故意的内容除了认识因素之外，还包括意志因素，故意应当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在意志行动过程中，意志是心理活动的核心，是主观态度的标志，直接决定着行为的发动与抑止，规定着行为的方向和归宿。[1]认识主义因脱离犯罪故意的核心内容-意志因素，不仅无法揭示犯罪故意的价值，还将有认识的过失也包括在故意的领域，扩大了故意的范围，从而扩大了故意犯罪的范围，这是不合适的。例如，保管员某甲为掩盖监守自盗的贪污事实，纵火焚烧仓库。甲知与其友善的某乙在值班室内酣睡，遂大声呼喊救火，欲使乙闻声逃避，不料乙因熟睡未醒而被烧死。按照认识主义的观点，虽然甲之放火，意在掩盖贪污事实而非杀人，但甲放火时，明知乙在值班室内酣睡，预见到乙可能会被大火烧死，故甲仍有杀人的故意。实际上，甲对乙的死亡虽有预见，但是在意志因素方面，甲并无杀乙的决意。因此，甲对乙的死亡主观上系出于过失，而不是故意。[2]由此可见，认识主义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⒉希望主义又称意欲主义、意思主义、意志主义。这一学说主张，犯罪故意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对构成犯罪的事实有认识，而且要求行为人具有希望犯罪事实发生的决意，这才符合犯罪故意‚明知故犯‛的内涵。希望主义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确定故意的内涵与外延，比认识主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希望主义的优点就在于将有认识的过失排除在犯罪故意之外。以前举设案为例，保管员甲明知放火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危害结果发生，因而甲具有放火的故意。但是甲却无杀人的故意，因为甲虽认识到自己的放火行为会将乙烧死，但却没有希望或者说意欲乙死亡的意思，乙的死亡是由于甲的有认识过失所致。希望主义的优点由此可见。但是，希望主义也有明显的缺点。就胡某杀妻灭子一案来说，按照希望主义的见解，胡某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会致李某死亡，并且希望其妻李某死亡，因此胡某对于其妻李某的死亡系出于故意；胡某虽认识到自己的投毒行为可能致其孩子死亡，但是并不希望其子死亡，因此胡某对其孩子的死亡系出于过失，而非故意。但实际上，人的意志内容并不是只有希望或者不希望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状态的，而是在希望与不希望之间还有一模糊的过渡状态。在这一状态中，行为人对于犯罪事实的发生，既不是希望，也不是不希望，而表现为一种不介意或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情形的主观恶性与有认识并希望犯罪事实发生的故意相似，而与有认识的过失根本不同。[3]所以，希望主义把希望视为意志态度的唯一形式，忽视意志态度的其他形式，势必缩小犯罪故意的范围，将放任故意摒弃于犯罪故意之外，因而也是不足取的。

⒊容认主义又称为容认说。这一学说将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的区别求诸行为人的心理内容或者感情态度，将行为人对其已认识到有发生犯罪事实可能性的心理内容或感情态度作为区分故意与过失的标准。如果行为人在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容认这种危害结果发生，而实施危害行为的，则有犯罪故意的存在；反之，行为人在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不希望发生危害结果，则否定犯罪故意的成立，而成立有认识的过失。[4]可见，‚容认‛的涵义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在消极的意义上，容认指行为人不介意犯罪结果发生的心理；在积极的意义上，容认指行为人坚持实施既定犯罪行为的态度。[5]因此，按照容认主义的观点，认识并希望其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固然是故意；而认识并且容认其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也是故意。前者一般被认为是直接故意，后者被认为是间接故意。与认识主义和希望主义相比，容认主义较好地克服了两者的不足之处。结合上述两个案例，按照容认主义的观点，案例1中的被告人胡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致其妻死亡，并且希望其妻死亡，因而其投毒杀妻的行为系出于故意；胡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致其孩子死亡，但是容认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其投毒杀子的行为同样是出于故意；案例2中，3名被告人认识到加速行驶有可能发生范某跳车死亡的结果，但三名被告人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显然，三名被告人对范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在主观上是存在容认的心理的，因此，按照容认主义的观点，三名被告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当是出于故意而不是过失，更不是意外事件。再以前述设案为例，按照容认主义的见解，保管员甲对于放火行为虽然是出于故意，但对于乙的死亡则并无故意，因为甲虽然认识到自己的纵火行为可能致乙死亡，但是甲大声呼喊救火而意使乙闻声逃避，则表明甲既不是希望乙死亡，也不是容认乙死亡，甲对乙的死亡不可能是出于故意，而应当是出于过失。

由于容认主义基本上克服了认识主义和希望主义的缺陷，不仅在理论上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合理地说明了犯罪故意的构成因素，而且在实践中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适当确定了犯罪故意的基本范围，正确地揭示了犯罪故意的内涵与外延，因而这一学说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刑事立法的依据。例如，沙俄1903年刑法典指出：‚不仅在犯罪者意欲犯罪的时候，其犯罪行为被认为是故意，当犯罪者自觉容许犯罪行为的结果发生时，亦认为是故意。‛巴西刑法典第15条规定：‚行为人希望发生后果或冒发生后果的危险的，是故意犯罪。‛ 自容认主义学说在刑法理论上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以后，犯罪故意的界说逐渐趋于统一 ㈡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故意的界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从中可以看出，犯罪故意固然是一种心理态度，又是一定的社会心理，其核心体现在危害社会的结果上。我国刑法之所以谴责并否定犯罪故意，并不仅仅在于行为人明知故犯的心理态度，而在于行为人自觉造成危害社会结果的主观恶性。犯罪故意不是一般的行为故意，不仅是对行为事实的主观反映，而且要对事实的性质予以评价，也就是要明知结果的危害社会性质。此外，由上述犯罪故意的定义可知，犯罪故意具有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的内容。但是，犯罪故意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其认识因素包括哪些内容？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并未完全达成共识，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⒈犯罪故意的属性

犯罪故意是否仅仅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心理，而是主观心理与客观事实的统一。主要理由是：犯罪故意是通过支配客观的危害社会行为表现出来的意志倾向。犯罪故意的成立以客观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为前提。犯罪故意不能等同于犯罪意图。犯罪意图是纯粹的心理活动，并不侵害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而犯罪故意则表现在‚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行为上。[6]

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只是一种主观心理，不是主观心理与客观事实的统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统一主观心理与客观事实的是故意犯罪。可以说犯罪故意通过犯罪行为表现出来，也可以说犯罪行为是犯罪故意的载体，但不能因此就把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混为一谈，否认犯罪故意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否则，在研究犯罪故意时不能说它是主观心理，在考察犯罪行为时不能说它是客观行为，那么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时刻都只能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行为‛这一整体的意义上去谈论犯罪行为，研究是不可能深化的 笔者认为，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两者的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犯罪故意作为隐藏人的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只有通过外在的犯罪行为才能表现出来；而外在的犯罪行为是在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的支配下才得以实施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犯罪行为是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的载体，而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是犯罪行为的内在决定性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两者可以等同，恰恰相反，两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犯罪故意是且只能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犯罪行为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的危害社会的外在身体动静。所以，上述第二种观点的主张是合理的，这其实也是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通说。⒉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

认识因素是犯罪故意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基于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意志，确定行为的方向，选择行为的方式和进程，直至最终达到行为的结果。故意犯罪行为的成立也不例外。如果行为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即对犯罪的客观事实缺乏认识，便不能认为是故意犯罪行为。

对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即行为人‚明知‛什么才符合犯罪故意认识因素，才可能构成故意犯罪，有学者认为，故意犯罪是主体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自觉的犯罪活动，行为人应对整个犯罪活动有一般认识。从犯罪构成来说，行为人应对除犯罪主观方面以外的一切犯罪构成事实，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其方式、行为、行为对象、结果、因果关系以及实施行为时特定的时空条件等等有认识；对‚明知他人有配偶‛、‚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等法律明文规定必须‚明知‛的事物，也应当要求行为人有明确的认识。[8]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只能是犯罪构成要件规定的事实，与构成要件无关的实际情况，不论行为人是否认识，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由于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犯罪构成要件有四个，除犯罪主观方面这一犯罪故意本身所属于的要件外，对其余三个要件是否都要求行为人有认识，对此又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认识三要件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包括对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的认识，这种见解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论著中较为常见。例如，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对于构成要件之一切客观行为情状全部有所认识，始具备故意之认知要素。易言之，行为人必须对于不法构成要件所描述之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行为时之特别情状、行为结果等，均有认识，始具备故意之认知要素，而有成立故意之可能。‛[9]在我国大陆的刑法学者之间，也有人持这种见解。[10]

第二，认识二要件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包括对犯罪客体或犯罪对象以及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事实情况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对构成要件中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两个要件的事实情况的认识。[11]

第三，认识一要件说。认为故意的认识内容只包括对犯罪客观方面事实的认识。但是，对于犯罪故意是否要认识犯罪客观方面的全部事实，又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中认识的实质内容是指，明确认识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以及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当行为人明确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由此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时，才构成犯罪故意的明知。[12]第二种观点认为，明知首先是指行为人知道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次是要对作为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有明确认识。例如，构成故意杀人罪，就必须查明行为人对作为该种犯罪构成要件的死亡结果有明确认识。此外，构成犯罪的故意，行为人必须对作为某种犯罪构成的其他要件有明确的认识，这些要件主要是指特定的犯罪对象。例如，构成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行为人必须明知犯罪对象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如果不知道是赃物，便不能构成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13]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只包括对行为的危害结果的认识。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明知’实际上也就是预见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14]

我们认为，在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中，对危害结果必然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明确认识是最根本的认识内容。一种行为之所以被刑法规定为犯罪行为，就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给社会造成了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如果行为没有也不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结果，则这种行为是无论如何不会被认为是犯罪的。此外，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也是通过危害结果的发生表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有明确的认识，那么，行为人对于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的性质、行为对象及行为客体等事实情况也必然有明确的认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犯罪故意的成立，只需要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认识即可，至于行为人对危害行为的性质、行为对象、行为客体是否有认识则是无关紧要的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众所周知，犯罪构成的诸要件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因素如果脱离了与整体的联系，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意义便不复存在。[15]危害结果也同样如此，它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某种结果之所以具有危害性，就是因为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遭受到侵害。离开了犯罪客体或犯罪对象，便不能正确认识行为后果的性质。上述诸说中，‚认识一要件说‛将犯罪客体排斥在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之外，这是不合理的：‚认识三要件说‛则又将犯罪主体的事实情况也列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犯罪故意成立所要求的‚明知‛当然是就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而言的，至于犯罪主体对于自己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没有认识，或者认识发生错误，这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并无影响，因此，犯罪主体的事实情况显然不是犯罪故意的认识要素：‚认识二要件说‛的主张相对于前两种主张是比较科学的，但由于其对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中的诸客观事实情况没有进行层次上的划分，所以难免有所缺漏。根据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故意的特征，我们认为，犯罪故意的成立，应当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为核心，但同时也应包括对行为性质、行为对象、行为客体等犯罪构成客观事实情况的认识，具体分析如下：

⑴行为及其性质。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无行为即无犯罪。因此，行为人对行为及其性质的认识，是犯罪故意成立首先必须具备的内容。人的行为是受主观意志支配的身体动作，犯罪故意必须通过危害行为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对于行为的认识是成立犯罪故意所不可缺少的。如果虽然有行为，但行为人不认识为自己所为，只可构成过失，但不构成故意。行为的性质是指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性质。如果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没有认识，那么就完全排除了犯罪故意成立的可能性，例如假想避险的情况。所谓假想避险，是指实际上不存在损害国家、社会或他人合法权益的危险，但行为人误认为危险正在发生，因而实施避险行为，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后果的情形。在假想避险的情况下，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相反，行为人却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法正当的。因此，假想避险不可能构成故意犯罪。

⑵行为对象。或称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所侵犯或直接指向的具体人或物。当刑法规定行为对象属于某一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时，如果行为人对该对象无认识，即不成立故意。例如，故意杀人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杀害的对象是人；盗窃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所侵害的对象为他人的财物；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其所侵犯的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效益的、并为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⑶危害结果。危害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危害结果并不是所有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但是，当危害结果属于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时，即在结果犯的情况下，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认识，是犯罪故意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如果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无认识，则不能成立故意。例如，伤害致人死亡的，由于行为人仅对伤害结果有故意，而无致人死亡的故意，行为人只负伤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不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但是，在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由于法律规定故意犯罪（基本犯罪）所发生之加重结果必须是出于行为人的过失，所以，不能要求行为人对所发生的加重结果有明知，尽管危害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必要要件。

⑷因果关系，即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当危害结果属于犯罪构成要件时，故意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认识，而且要求行为人认识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人认识到某种危害结果，但认为与本人的行为毫无关系，那么行为人对这一危害结果就不存在着故意。

⑸其他法定事实。其他法定事实，主要是指被法律规定作为某些犯罪构成要件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在一般情况下，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并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例如，故意杀人罪并不以犯罪时间、地点、手段为犯罪构成要件，无论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段杀人都构成故意杀人罪。所以，故意杀人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对杀人的时间、地点、手段有认识。但在个别情况下，刑法将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等规定为犯罪的特殊要件，因此，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等必须有认识。例如，我国刑法第340条规定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捕捞水产品的行为是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才具有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故意。

关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有以下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其一，行为人所认识的犯罪构成事实应与法律规定相一致。换句话说，只要行为人认识的事实与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相一致，即使与实际上发生的事实不符，也能构成犯罪故意。以盗窃罪为例，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盗窃的对象是公私财物。所以，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所盗窃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就具备了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比如，扒手为偷钱而掏包，打开扒窃来的钱包一看，里面没有一分钱但有一条金项链。在这种情况下，所知与所为不一致，但是，无论是金钱还是金项链，都属于财物，而行为人对于盗窃他人财物这一点是明知的，所以行为人的行为仍构成盗窃罪。其二，行为人对于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程度可以区分为一般明知和特定明知。一般明知，是指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对于上述认识因素只要有一个一般的或大体的认识即可，而不必有确切的或精确的认识。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上述犯罪构成因素的认识，不以认识法律的概念及其意义为必要，只要行为人依据日常社会生活中通常所使用的概念，大体上认识到法律的概念及其意义，并进而理解其社会意义即可。特定明知，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要求行为人对某种犯罪构成要件必须‚明知‛的情况。至于什么是明知，要根据各个条文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审判实践经验来认定。

⒊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

意志，即人们在认识基础上的决意，[16]是行为人选择行为方式的心理推动力和主动性，[17]是人们的行为所不可缺少的。犯罪故意中的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基础上，决意实施这种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行为人决定犯罪行为的方向、方式，控制犯罪行为的心理过程。犯罪故意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如果说认识因素是犯罪故意成立的前提，意志因素则是犯罪故意成立的标志，是犯罪故意的核心，它在犯罪故意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包括希望和放任两种情况。希望与放任虽同属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但其内容是有较大差异的。希望，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社会的结果抱着积极追求的态度，即行为人将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作为其追求的目的。放任，是指行为人有意纵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即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既不积极追求，也不设法避免，而是听其自然。一句话，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意愿。

就上述案例的具体情况来看，案例1中的被告人胡某认识到自己的投毒行为是一种杀人行为，也认识到其要杀害的对象是人，并且明知自己的投毒行为可能造成其妻子和孩子的死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胡某决意杀死其妻，希望其妻子死亡，同时对于其孩子的死亡持一种放任的态度。所以，被告人胡某具有杀人的故意，应当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

至于案例2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从前述犯罪故意的特征来看，我们认为案例2中的第一种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即此案既不是意外事件，也不是过失杀人，而是间接故意杀人。因为意外事件的损害结果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只有客观上的联系，而没有主观上的联系，即这种结果不是由于行为人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所致，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是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不认为是犯罪，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过失杀人，是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但行为人主观上既没有伤害的故意，更没有杀人的故意，他本不希望发生死亡的后果。他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只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可是没能避免，还是发生了死亡的后果。而该案的事实却是，被害人范某指责被告人郑某、尚某等人擅抬票价，这指责本属正当有理，却招致郑某、尚某等人的殴打报复，后经人劝解后，矛盾虽有缓和，但对范的人身威胁并未解除。郑某派陈某持械把守车门，范某面临着身受监视且到站后还可能继续受到欺凌与殴打的局面。车上乘客与范某皆不相识，未必能够有人出面为范某仗义解围，范某隔窗呼喊又不奏效，在这种极端恐惧之下，为求避祸跳车逃走，其实质与乘客在没有任何外界影响下，另有所图，自行跳车以致发生死伤后果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三被告人对范某实施了不法侵害，并且这种侵害仍在持续之中，因而对范某为逃避不法侵害而采取的跳车行为及其后果就要负法律责任。这个责任是由前面的不法侵害行为派生出来的，三被告人的侵害行为同被害人跳车被摔死亡的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三被告人对范某的殴打、恐吓等行为，导致了范某为逃命而跳车；被告人郑某、尚某放任范某的死伤，叫被告人谢某加快车速，被告人谢某身为司机明知加速可能造成范某死伤的后果，却仍然加快车速，导致了被害人范某的死亡。所以三被告人应该对其不法侵害行为造成的后果负刑事责任，不能认为是意外事件。

范某选择的跳车地点是交通检查站附近，选择的时机是汽车减速缓行之时，既考虑了跳车时的安全性，又考虑了跳车后呼救求援的方便。按城市交通规章规定，汽车驶经交通检查站时，时速限制在5公里以内，以便接受交通警察的检查。正常情况下，范某在这个时候跳车，安全是有一定保证的，而三名被告人在发现范某要跳车后，明知加速会产生伤亡后果，还故意加大油门、加快车速，把范某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臵范的死伤于不顾，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虽然具体实施驾车加速的是谢某，但是，致范落车摔死的责任应由三名被告共同承担。因为郑某、尚某不是此案的局外人，他们先是与谢某一起对范某实施了不法侵害，继而，又以车主和乘务员的身份，催促谢某加速：‚快点开，摔死他‛，‚不管他。‛快点开，就可能把范某摔死或摔伤，这便是明知的内容：‚摔死他，不管他‛这便是‚放任‛的实质。谢某果然紧密配合，闻声而动，加快车速，致范某落地摔伤而亡。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郑某、尚某催促司机的话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意思表示，而是主观犯意与客观行为的统一。三名被告人的行为差异，只是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不同，而对致范某死亡具有共同的犯意，实施了共同的侵害行为，共同造成了危害后果。他们已成为共同犯罪人，理所当然地要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至于被告人等辩解为误认汽车一加速，就可阻止范某跳车，轻信能够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则与客观事实相反。因为‚轻信‛必须要有一定的客观根据，或相信凭借于有利的客观条件能化险为夷，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可以转危为安。这些条件在此案中都不具备。如果被害人范某是准备跳车，身子还在车内，那么，被告人认为加快车速可以防止跳车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实际情况是，范某已将整个身子悬出车外，三被告人也明知这一点，此时加速，只能是危险更大，轻信能够避免又从何谈起呢？因此，本案不是过失犯罪，应以间接故意杀人罪，依法追究郑某、谢某、尚某的刑事责任。

第二篇：犯罪故意

犯罪故意 犯罪故意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认识因素，二是意志因素。

认识因素

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由此可见，认识因素是事实性认识与违法性认识的统一。

1．事实性认识

事实性认识是指对于构成事实的认识，这就为事实性认识限定了范围。事实性认识包括对以下客体要素的认识：（1）行为的性质。对于行为性质的认识，是指对于行为的自然性质或者社会性质的认识，对于行为的法律性质的认识属于违法性认识而非事实性认识。（2）行为的客体。对于行为客体的认识，是指对行为客体的自然或者社会属性的认识。例如杀人，须认识到被杀的是人。凡此，即属于对行为客体事实上的认识。（3）行为的结果。对于行为结果的认识，是指对于行为的自然结果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预见，即其结果是行为的可期待的后果。（4）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因果关系的认识，是指行为人意识到某种结果是本人行为引起的，或者行为人是采取某种手段以达到预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都对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具有事实上的认识。（5）其他法定事实。例如时间、地点等，如果作为犯罪构成特殊要件的，亦应属于认识内容。此外，某种行为的前提条件，亦在认识限度之内。除上述情况以外，法律还规定某些特定事项作为认识对象，无此认识则无故意。例如刑法第259条规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这一规定，破坏军婚罪的构成以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为认识前提，否则不能构成本罪。

2．违法性认识

犯罪故意的成立是否要求行为人具有违法性认识，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心理责任论与规范责任论之争。心理责任论认为，只要具有事实性认识即可构成故意，否认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将犯罪故意视为一种纯正的心理事实。而规范责任论则认为，犯罪故意的构成不仅要求具有事实性认识，而且要求具备违法性认识。如果缺乏违法性认识，故意即被阻却。在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中，认识因素包含对自己行为的危害性的认识，这里的危害性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评价。因此，据此可以认为违法性认识是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构成要素。

违法性认识是指对于行为人的违法性的判断，属于对于认识的规范评价因素。因此，违法性认识与事实性认识在性质上是存在有区别的。如果说，事实性认识是对于客观事物认知；那么，违法性认识就是对于法律关于某一客观事物的评价的认识。简言之，前者为对事的认知，后者为对法的认知。无论是事实性认识还是违法性认识都属于对于某种客体的一种主观认知，而不是评价，这是确定无疑的。违法性认识之所以称为规范评价，是指凡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就可以认为具有犯罪认识，因而为在刑法上评价为犯罪故意提供了主观根据。因此，违法性认识是对行为具有违法性这一事实的认识。就此而言，不能把对一切包含规范评价因素的事实的认识一概归之于违法性认识。例如淫书，是否认识到淫书，这是一个事实性认识；是否认识到淫书乃法所禁止，这才是一个违法性认识。事实性认识的事实本身，并非裸的事实，同样包含评价的内容。这种评价，包括规范评价、文化评价、伦理评价等。尽管如此，这种事实仍然是构成事实。至于违法性认识的范围，我认为应采刑事违法性的认识说。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在罪刑法定的构造中，具有明确的界限，应当成为违法性认识的内容。至于行为是否违反刑法的认识，并不要求像专业人员那种确知。因此，以刑事违法性的认识作为违法性认识的内容，并不会缩小犯罪故意的范围，而且合乎罪刑法定的原则。

意志因素

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指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由此可见，意志因素是心理性意志与违法性意志的统一。

1、心理性意志

心理性意志，是指心理事实意义上的意志。意志对人的行动起支配作用，并且决定着结果的发生。如果说，意志对于行为本身的控制是可以直观地把握的话；意志对于结果的控制就不如行为那么直接。因为结果虽然是行为引起的，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外界力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区分必然的结果与偶然的结果。必然结果是由意志力支配的结果，可以归之于行为。而偶然结果是受外在东西所支配的结果，不能归之于行为。从意志与这些结果的关系上来说，必然结果是意志控制范围之内的、预料之中的结果；偶然结果是出于意料的结果。从意志对行为结果的支配关系上，我们可以把故意中的意志区分为以下两种形态：（1）希望。希望是指行为人追求某一目的的实现。在刑法理论上，由希望这一意志因素构成的故意被称为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与一定的目的相关联的，只有在目的行为中，才存在希望这种心理性意志。在希望的情况下，由于行为人是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某一目的，因此，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意志通过行为对结果起支配作用。（2）放任。放任是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结果持一种纵容的态度。在刑法理论上，由放任这一因素构成的故意被称为间接故意。放任与希望之间的区别的明显的：希望是对结果积极追求的心理态度，放任则是对某种结果有意地纵容其发生。两相比较，在意志程度上存在区别：希望的犯意明显而坚决，放任的犯意模糊而随意。

2、违法性意志

违法性意志是指心理性意志的评价因素，这种评价成为归责的根据。在心理性意志的基础上，之所以还要进一步追问违法性意志，是因为违法性的结果虽然是行为人所选择的，但如果这种选择是在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作出的，即缺乏违法性意志，我们仍然不能归罪于行为人。因此，违法性意志，其实就是一个期待可能性的判断问题。这里的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能期待行为人作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法并不强制行为人作出绝对不可能的事，只有当一个人具有期待可能性时，才有可能对行为人作出谴责。如果不具有这种期待可能性，那么也就不存在谴责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期待可能性是一种归责要素。期待可能性是就一个人的意志而言的，意志是人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这种选择只有在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能体现行为人的违法意志。在一般情况下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在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基础上，实施某一行为，通常就存在期待可能性。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期待可能性的判断仍然是必要的。例如，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构成刑法上的重婚罪，但因自然灾害而流落外地，为生活所迫与他人重婚者，行为人明知本人有配偶，具有事实性认识，明行重婚违法，具有违法性认识，而仍然与他人结婚，具有心理性意志。但由于是为生活所迫，缺乏期待可能性，因而没有违法性意志。对此，不能以重婚罪论处。

犯罪故意-与危害行为的关系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根据刑法对故意犯罪所下的定义，可以对犯罪的故意作如下界定，即所谓的犯罪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犯罪主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必须具有的、行为人对实施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对于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划分为基本条件和特殊条件两个层次。其中刑法理论所称的“罪过”，即犯罪故意和过失，是犯罪主观方面的基本条件;犯罪目的，是犯罪主观方面的特殊条件，只有当刑法对其作出明文规定时，才能作为构成某一特定犯罪必须具备的条件。由此可见，犯罪故意是构成犯罪主观方面的核心要件，是研究犯罪构成，特别是故意

犯罪构成所不可或缺的主观心理态度。并且这一心理态度并非孤立存在的，根据刑法上的主客观一致原则，它还必须与特定的危害行为联系一起。

我国刑法中的危害行为，是指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即由行为人的意识、意志支配的违反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作。哲学上认为，行为是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部的客观活动，刑法上的危害行为往往受到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支配和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有什么样的危害行为如果要认定为犯罪，必然有特定的犯罪心理与之相适应;反过来，有什么样的犯罪心理如果付诸行为，也就必然有特定的危害行为与之相适应。即“无罪过则无犯罪”及其衍生的“无犯罪即无罪过(此处罪过仅指犯罪故意和过失)”的刑法格言。

“无罪过即无犯罪”这一原则的前提是判定“罪过”的存在与否从而断定犯罪的构成与否。该原则强调的是“罪过的成立进而导致犯罪的成立”。犯罪的成立，不仅要证明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必须同时查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着罪过，如果只有危害行为而缺乏罪过(故意或过失)则不能成立犯罪，否则便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即无犯意行为不为罪。犯罪故意和过失是认定任何一种具体犯罪所必需的内心因素，并且根据这种内心因素去表明行为人主观上故意还是过失，犯罪故意中希望还是放任，犯罪过失是过于自信还是疏忽大意，进一步断定行为人出于何种故意及何种过失。“罪过的有效性”，是判定罪过是犯罪构成要件成立的标准，并且这一标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刑事责任要求单个犯罪的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同时具备或同时发生。更为确切的说，被告人的精神状态必须“激发”其身体行为实施特定犯罪。因此“罪过的有效性”是指只有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指导行为人实施了具体的危害行为，才能认定该罪过有效的性质。这一特性将犯罪主观心理态度与犯罪客观危害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符合法律上的“思想不犯罪”，“法律不惩罚意向”等原则的，也是坚持犯罪主客观要件相一致原则的重要体现。

“无犯罪即无罪过”也是从犯罪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相互映射的关系中推导出来的。该原则中的“犯罪”特指犯罪行为或危害行为。犯罪学中的犯罪行为概念，既包括了刑法中的全部犯罪，也包括了那些虽然给社会造成一定危害，但是刑法不认为是犯罪，不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犯罪行为等同于危害行为。因此“无犯罪即无罪过”的原则也可以说成“无危害行为即无罪过”，值得申明的是此处犯罪行为和危害行为的等同互用只限定于刑法和犯罪这一大前提下，在其余领域是否可通用另当别论。“无犯罪即无罪过”是指行为人无危害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则无犯罪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其中“危害行为”是“罪过”的存在前提，即行为人客观上未实施具体的危害行为，那么可断定行为人主观上亦不存在该行为的罪过。这也是对“罪过有效性”的反向论证。另外，“有危害行为则有罪过”也是对“无犯罪即无罪过”的一个佐证，即在承认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刑法上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即可断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着对该行为所持有的罪过。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等排除犯罪事由不符合“无罪过则无犯罪”原则，因而这些行为称不上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犯罪故意(过失)与危害行为(犯罪行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罪过则无犯罪”原则是“无犯罪则无罪过”原则的前提条件，而“无犯罪则无罪过”原则是“无罪过则无犯罪”原则的客观基础，二者统一于主客观要件相一致的原则之下，将犯罪故意(过失)与危害行为调和在一起进行分析，可以避免刑法上的“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的两个极端在犯罪构成中的出现。

第三篇：广西师范大学学生无犯罪过失记录证明

广西师范大学学生无犯罪过失记录证明

校学生工作部（处）：

兹有我学院年级专业同学，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政治面貌、身份证号为：□□□□□□□□□□□□□□□□□□。该生在大学期间（□□□□年□□月至□□□□年□□月）表现良好，遵纪守法，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并无任何违规犯罪过失的记录。特此证明。

学院（盖章）：

年月日

第四篇：监外执行犯罪材料

监外执行罪犯，是指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可以监外执行其刑罚的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目前，司法机关对罪犯的改造工作普遍存在重墙内轻墙外的现象，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办法，致使监外执行罪犯监督管理不力失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着对监外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实践中，有些执行机关在此项工作中缺乏必要的监管力度，脱管、漏管现象比较严重。结合我院对监外执行活动法律监督情况分析。

对哪些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因身体状况不适合在监狱或者其他关押场所执行的罪犯，经过法定的程序，采用暂时不关押而在监外执行刑罚的一种执行方法。经过一定时间，如果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已不存在，而且刑期还没有执行完毕，或者符合取消监外执行的条件时，执行机关仍然要将其收监执行。

为了正确执行暂予监外执行的制度，法律严格规定了监外执行的条件和批准程序：１．必须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并且还在执行过程中。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已经被剥夺了生命自由，不存在暂予监外执行的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大多是罪行严重，主观恶性比较深的罪犯，具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如果允许其暂予监外执行，势必造成不安定的社会影响，使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失去信心。被判处管制或者单独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属于开放性的刑罚，即不关押而放到社会上对其执行所判处的刑罚，也没有暂予监外执行的必要。

２．必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１）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至于罪犯所患何种疾病属于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需要由执行机关根据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的证明文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确定。以防止一些人利用此规定，逃避刑罚的执行。而确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来出具证明文件，也是为了防止各种医院都出具证明文件，造成执行中的混乱，使执行机关难以确定。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罪犯患有的疾病危害到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生命健康，靠关押场所的医疗条件难以治好的疾病，可以认定为严重疾病等。（２）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这是人道主义原则的重要体现。其目的是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在执行场所执行刑罚，而使罪犯回到家庭中，得到更好的照顾或者照顾好婴儿。（３）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这主要考虑到有些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虽然不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规定，但由于其年老体弱等原因，生活不能自理，不适宜继续执行刑罚。

法律上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也规定了不允许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罪犯不得暂予监外执行：（１）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不得适用保外就医。（２）自伤自残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自伤自残是罪犯在关押场所内故意吞食异物，如钉子、大头钉等，使自己身体受到伤害、残疾等。对这类罪犯不能暂予监外执行。有权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主要包括对罪犯判处刑罚并交给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人民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和看守所、拘役所的上级主管公安机关。在对罪犯判处刑罚时，人民法院发现没有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罪犯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如罪犯因患有严重疾病被取保候审等，此时，人民法院在判处刑罚的同时，有权决定对该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的判决，公安机关将罪犯送交监狱执行时，监狱在将该罪犯收押前，应当对送交执行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如果在检查中发现罪犯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时，可以暂不收监执行，而由原来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来决定暂予监外

执行。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发现罪犯有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由执行机关（如监狱、拘役所、看守所）提出书面材料和意见，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或者看守所、拘役所的主管公安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

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法的正确执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进行有效的监督。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批准的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人民检察院认为被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也就是说，认为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是错误的。那么，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通知当天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批准决定进行重新审查，如果确实属于批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归社会后，由罪犯户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监督执行。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当对其严格管理监督，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被保外就医的罪犯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或者严重违反保外就医规定的，应当及时通知原执行机关将罪犯收监，继续执行刑罚。执行中，该罪犯户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基层组织或者罪犯所在的原单位也应当积极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监督。

如果暂予监外执行已不存在，但罪犯刑期还没有结束，应当及时收监继续执行剩下的刑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是人民法院在判决的同时，对该罪犯也判处暂予监外执行的，由罪犯户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通知原判人民法院将该罪犯交付执行；如果罪犯是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被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由罪犯户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通知原执行刑罚的监狱或者看守所、拘役所等执行机关将该罪犯收监继续执行剩下的刑期。

监外执行的一般特点和监管方式的现状

监外执行具有非监禁性及附条件性，对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按照法律的规定不在监管场所关押，采取非监禁的刑罚方法，罪犯可以回家居住，但限制其一定的行动自由，交给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的开放型的刑罚方法。此外，对缓刑犯、假释犯、暂予监外执行犯的监外执行是附条件的，一旦条件消失，应当收监执行。如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病情痊愈、怀孕条件消失或哺乳的婴儿已满一周岁的应当收监执行。缓刑犯、假释犯，如果不遵守有关规定，情节严重或犯新罪的，应当撤销缓刑或假释收监执行。

此外，由于《刑法》第五十八条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各项权利。这就意味着剥夺政治权利这种资格刑的执行也涉及到监外执行，公安部２３号令对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监督管理中也同时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应当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具体监督管理措施”的用语是一种指引性的规范，本身不够具体明确，致使各地理解不一样，造成了实践中几种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措施几乎没有区别，在社区矫正地区对剥夺政治权利罪犯仍然安排公益劳动、外出要经过批准、报告自己活动情况等，只是在安排公益劳动的量上、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的时间上相对宽松一些，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地限制人身自由和限制思想自由。另外，客观上，公安机关限于警力不足等原因，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工作也不够重视，难于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对监外五种人有针对性地区别管理，监督管理工作走形式的状况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对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监外执行程序，确保罪犯交付执行到位

1、目前，监外监外执行除了如何交付这个程序环节不够具体外，其余比较明确，从判决、裁定的送达，到指定单位执行，从接受罪犯应告知的规定，到监外执行期满的宣布解除，均有具体规定，其中的每一个法定程序都有它应有的作用，不可随意缺漏。有关部门只有严格按程序执行，才能使监外罪犯刑罚的执行落到实处，维护法律的权威。

2、有关部门应在现有的交付执行规定的基础上，制定更为明细的规定，便于各执行机关在实践中具体操作，保证监外罪犯从监狱或看守所到执行地派出所之间的交接到位，避免交接过程中的脱管失控。

3、对监外执行罪犯的刑罚执行和监督考察，政法各职能部门必须依法办事，严格管理，对那些未经批准而擅自离开所在地域的监外执行罪犯，该扣除执行期的要坚决扣除，该顺延的就要顺延，该收监执行的就要收监执行。

4、公、检、法要严格按照《刑诉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履行职责，要以基层派出所为骨干，以社区、村委会为基础，建立健全帮教组织，构建基层帮教网络，发挥联手帮教的作用，加大对监外服刑罪犯的监管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解决脱管失控现象。

（二）规范刑罚暂缓或中止执行的鉴定机制

为了防止罪犯在监外“无限期地治疗或哺乳婴儿”，决定暂缓或中止刑罚执行时应当附设相应的期限。罪犯是否需要在监外较长时间治疗，判决期间的，由法院组织多名专业医生进行集体鉴定；服刑期间的，则由所在监狱组织鉴定，从而改变仅凭一名医生的诊断意见即可同意外出就医的现状。更不允许任由罪犯本人私下去找医生出具诊断证明。集体作出的医学鉴定应当提出外出治疗的建议期限。期限届满前，若罪犯及其家属认为需要延长治疗期限的，则由执行监督机关组织专业医生进行病情康复鉴定，以决定是否按时收监或者延长治疗期限。鉴定医生的资质条件、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应当适用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相关规定。不论何种鉴定，均应通知所在地的检察机关派员进行现场监督。对不按规定程序进行的鉴定结论，检察机关有权予以否决。属于正常怀孕情形的，一般给予正常的孕育时间和哺乳期。哺乳期的长短，则应当适用劳动规章的相关规定即自婴儿出生之日起1年。若婴儿体质特别虚弱，经医学鉴定后可以延长2个月。怀孕的女罪犯中途中止妊娠或者分娩后胎儿死亡而没有哺乳需要，或者婴儿出生后拒不哺乳婴儿或将婴儿送给他人抚养的，可以给予一定的康复期限后提前收监。

（三）强化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

1、明确各方的监督管理职责。居住地公安机关和原监狱等监管场所职责分明。居住地公安机关承担日常性监督管理职责，原监狱等监管场所定期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进行考察，双方要建立经常性的信息通报制度，动态掌握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情况，以便发现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及时收监执行。

2、强化基层组织协助监督之责。对有条件的社区，设立社区矫正平台，落实具体的帮教对象，努力帮助罪犯改邪归正，促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对没有条件的社区，要继续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不能给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管工作留下空白。

3、强化保证人的管束和教育职责。明确规定保证人应当具备一定的管束和教育能力，保证人在提供担保时，应当被告知应履行的义务及不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以此来督促监督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4、重视发挥被害人的监督作用。被害人与罪犯的刑罚执行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罪犯刑罚执行的效果如何对被害人情绪的安抚有着重要作用，因而被害人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作用不容忽视，事实上也存在监督的可行性。

5、强化检察机关对监督管理行为的法律监督。建立健全罪犯脱管、漏管的责任追究机制。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渎职行为造成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情节严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其主管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做出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篇：青少年犯罪

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调研报告(2009-09-21 16: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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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调研报告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市也呈现出青少年犯罪人数逐年增加，并且有低龄化、团伙化、暴力化发展的趋势。为深入研究我市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和问题，探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有效措施，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上升的势头，从八月上旬开始，市政协就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就专题调研情况及工作建议报告如下：

这次调研活动由市委办和政协办联合下发了调研方案，市政协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有关工作，并于8月14日召开了由各乡镇(办)、市政法委、宣传部、关工委，市公、检、法、司，市教育局、文化局、妇联、团委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预防青少年犯罪座谈会，共同研究确定了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调研的任务、要求以及调研内容。随后，市政协成立了调研组，相继走访了市公安局、文化局、法院等部门和单位，了解了我市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相关情况。调研组还专程到我市看守所、五方乡宁城村、五方初中，通过与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及其祖父母、学校教师的座谈交流，多层面的了解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经历，并听取了看守所民警、学校教师等人员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和预防措施建议。参与这次调研的各成员单位能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认真落实，按照确定的调研内容安排，积极开展各种形式调研活动，及时向市政协办上报调研材料20余份，为形成最后的调研报告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一、近年来我市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情况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总体上看，近三年来，我市青少年违法犯罪上升趋势明显。据市公安局统计，2007年至2009年上半年，我市共发生青少年犯罪案件54起，涉案青少年人员达133人，其中07年9案29人，08年22案41人，09年上半年23案63人。青少年

违法犯罪占全市各类刑事案件的比率分别是5.9%、6.5%、6.9%，每年均以0.5个百分点速增。

从法院受理各类刑事案件的情况来看，我市青少年犯罪案件占案件数的比率分别是70%、75.7%、77.8%，犯罪人数比率分别是52.7%、56.6%、61.8%，我市青少年犯罪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案件类型主要为抢劫、盗窃、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我市青少年犯罪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恶性化犯罪突出。从犯罪类型看，青少年参与盗窃、抢劫犯罪最为突出，未成年人更是如此。近三年来，我市未成年人作盗窃案件起数、人数分别为：2007年3起3人，2008年4起12人；2009年上半年无。抢劫案件情况：2007年为3起11人，2008年5起15人，2009年上半年5起15人。未成年人甚至参与强奸、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抢夺、诈骗等犯罪，无所顾忌，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对被害人没有丝毫的同情怜悯之心，行为令人发指。从目前案件类型增幅上看，增势最为明显的是抢劫罪，近几年上升幅度很大，说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暴力劫财型犯罪的严重性。这些犯罪中，作案成员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例如，今年3月发生在五方乡的宋某(系五乡初中初二学生)等五名学生伙同辍学人员刘某抢劫10元钱一案，五名学生年龄全部刚满14周岁；5月发生在玉泉广场西侧的学生抢劫案，其中熊某、贾某年龄均刚满14周岁，而嫌疑人苗某作案时只有13岁。

二是团伙化犯罪居多。青少年违法犯罪大多是团伙犯罪，一般以纠合型为主。未成年人由于心理和生理处于未完全成熟时期，单人作案胆小害怕，加之经常游荡于社会，与一些无业人员纠合在一起，便三五成群，拉帮结伙，逞一时之气，或进网吧歌厅，或聚集在一起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或在成年人的引诱带动下参与犯罪。从检察院去年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件看，团伙犯罪有25人，单人作案只有1人，而从公安局提供的数据来看，仅2009年上半年我市就打掉未成年人犯罪团伙12个，涉案53人(部分人员不够刑事立案，按照治安案件处理)，且其发展势头较快。尤其以今年发生的3月30日卫峪乡初中生和4月30日岳庙办小学生伤害致死案件最具典型。

三是低龄化发展趋势明显。从发生的案件来看，犯罪年龄相对集中在16至18周岁，但15周岁以下的人数也呈逐年递增趋势。近几年来，我市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当中，2006年，14—16周岁的4人，16—18周岁的17人；2007年，不满14周岁的1人，14—16周岁的6人，16—18周岁的20人；2008年，不满14周岁的1人，14—16周岁的5人，16—18周岁的27人；2009年上半年，14—16周岁的8人，16—18周岁的13人。从这组数据也可以看出，14—16周岁年龄段为未成年人犯罪发展阶段，16—18周岁年龄段为高发阶段。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已提前了2—3岁。例如，检察院办理的吴某等4人(抢劫城关初中学生1元钱)以及张某等3人(持刀抢劫奶羊1只、山羊2只)抢劫案，嫌疑人均为14周岁。

四是成人化作案方式日渐突出。受到影视、网络的负面影响，未成年人犯罪时的作案方式逐渐向成人化发展。表现在犯罪使用的工具越来越现代化，在通讯工具上使用手机、网络等，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车甚至小轿车。同时犯罪智能化。有模仿成人作案的心理痕迹，实施犯罪之前精心部署，作案后伪造现场，毁灭、转移证据。例如发生在仙峪河道里的张某等3人持刀抢劫山羊一案，就有明显的预谋性质。3人在持刀抢劫之前，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碾碎后放入矿泉水中，让放羊的喝，因其闻出水有异味没喝，三人没能得逞后才进行持刀抢劫。而有的青少年甚至因为刑法有“未成年人犯罪减轻或免予处罚”的法律规定，有恃无恐，借助“年龄优势”故意犯罪。

五是社会闲散青少年犯罪比例高。目前，违法犯罪青少年多数是辍学生、失学生，或者是毕业后还没有就业的，这些人闲散在社会上，无所事事，有不少人整天泡网吧，出入卡拉OK厅、游戏厅，极易发生违法犯罪行为。例如，在看守所提审的王某(17岁，犯案时16岁)，小学六年级辍学后，在社会上流浪，08年9月，伙同郭某(犯案时18岁)、李某、崔某、王某(17岁)四名社会闲散人员抢劫蓝光学校学生100元。这五名嫌疑人均为早早辍学的社会闲散青少年。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

造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有很多，既有青少年个体自身的主观原因，也有学校教育、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客观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两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了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的形成和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青少年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从生理因素来说，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强，情绪、情感的社会化还很不完善，行为易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难以有效控制自己的心理冲动。加之青少年心理状态不稳定,自控能力差，容易激动和感情用事，以及强烈的争强好胜心理和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遇到挫折时，往往会寻求精神上的平衡与满足，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自我意识强，文化素质低，社会阅历浅，辨别是非的能力弱，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和感染，容易受骗上当而犯罪；好奇模仿心理和青春叛逆心理的作用,加上哥们意气、报复心理，在不良社区环境和社会诱因的作用下，使得一些缺乏正确引导的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而且逐步向低龄化发展。

(二)、家庭教育的诸多缺陷。家庭的不良环境是形成青少年违法犯罪倾向的重要原因。现在的家庭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家庭往往侧重于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而忽视了精神需求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从而造成家庭教育往往存在偏差及片面化教育情况较为严重，而家庭结构的失调、家长的不良言行及教育方法的不当都有可能导致青少年犯罪。家庭经济上贫困使一些青少年失去学习的机会和信心；家庭宠爱、溺爱使青少年从小就形成以自我为核心，随心所欲，骄横任性，我行我素的性格；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使青少年承受了过大的竞争压力，幼小心灵受到撞击和伤害；家庭的暴力的影响，会在孩子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逆反的种子和实施暴力犯罪的祸根；父母的离异造成家庭不稳定，使青少年失去家庭温暖，缺少亲情的呵护，极易误入歧途。(家庭环境和气氛的恶化，家庭教育的失当：家长的言传身教不够、沟通不够、溺爱等)

(三)、学校教育的偏差。学校教育是青少年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学校教育未能摆脱应试教育体制的约束，许多学校没有实现从应该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学校在教育上存在重智轻德的现象，片面追求升学率和经济效益，法制、道德教育方式滞后，内容简单且流于形式，使得青少年错过了接受法制教育、培养法制观念的最佳时期。加之个别教师缺乏对“双差生”的关怀和帮助，任其发展，导致部分学生自暴自弃，厌学、逃学、辍学，过早地流入社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学校教育的短视、功利、强制性和片面化)

4、不良文化的侵蚀。社会不良文化是现代校园暴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引起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诱因。文化市场上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化娱乐等所充斥的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等不健康内容对青少年带来了消极影响，其中宣扬的有血性、讲义气、嫉恶如仇、生活洒脱等人物形象，很受青少年青睐，容易诱使青少年进行模仿，个别青少年在一些侦察破案片的剧情指引下完成了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一些网吧、不健康的娱乐场所及一些灰色民谣、黑话，也对青少年身心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如7月29日《焦点访谈》所曝光的“黑帮”游戏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些黑帮游戏充满暴力，内容低俗，以“江湖”、“黑社会”、“黑手党”等“黑帮”情节为主要题材，渲染血腥暴力，严重威胁、扭曲社会的法制和道德规范，极易引起青少年思想混乱、价值观扭曲，导致短期化行为增加和越轨行为的泛滥，诱使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此外，社会违法犯罪团伙的诱骗、教唆、威胁、对缺乏分辨力的青少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诱惑力、侵蚀性。(影视、网络等暴力亚文化及不健康娱乐场所的影响)

5、升学率低、就业难。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太低，而且我市职中的办学水平低，吸引不了初中毕业生前去就读，使部分青少年过早地走向社会；就业渠道不多、岗位不足，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找不到就业岗位，游荡于社会；社会上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得这部分青少年产生更不平衡的心理，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

6、“齐抓共管”的缺失。(社会治安投入的不足，社会控制成本过低，打击犯罪力度小)目前，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所谓“齐抓共管”，实际上变成了谁都不抓、谁都不管，既没有问责的制度，又没有问责的主体、程序，多数闲散游荡在社会上的青少年，得不到关爱、教育、管理和服务；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帮教和转化；对解释后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缺乏帮教与救助。对于在校生来说，寒、暑假期间，学校管不上，家庭管得少，管不了，又缺少社会相关机构的管理，其中所出现的管理漏洞，在一定程度上为青少年违法犯罪埋下了隐患。而政府对社会治安投入的不足，社会控制成本过低，所造成的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减小，也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因素。

三、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意见及建议

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并完善青少年犯罪的防控体系。

(家庭、社区、学校、政府部门“四位一体”)党政部门要把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作为创建平安华阴、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来抓，充分认识到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切实加强领导，明确任务和要求，进一步夯实责任，建立家庭、社区、学校、政府部门“四位一体”的立体防线，共同做好

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首先，各级党委、政府要负起政治责任，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实行综合治理，全社会共同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其次，要建立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监测系统，经常分析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状况，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实行职能部门包社会成员、单位包职工、学校包学生、家庭包子女的教育承包责任制，社区、村组要分片包干，联系到户，务求实效，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第三，成立以村组、社区为单位的监管组织，落实村组、社区干部对重点监管对象的帮教，扎实开展日常教育工作，公安、法院、司法等基层单位要主动参加本辖区内监管组织的青少年教育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法制宣传，积极参与预防青少年犯罪活动；第四，严格工作绩效考核，实行问责制。对有关职能部门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

2、改进家庭教育，构筑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家长学校建设)搞好家庭教育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才有可靠的基础。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不当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市妇联、教育局和中小学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切实担负起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家庭教育规划，办好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基层组织要教育引导职工、居民重视子女特别是学龄前儿童的思想启蒙和道德品质培养，支持子女参加道德实践活动；要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子女作表率。全社会都要特别关心单亲家庭、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

3、突现学校教育，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

(素质教育、德育、法制教育，问题学生、留守学生)全市各学校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摒弃“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育，重智育、轻德育，重优等生、轻后进生”的错误办学倾向，把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摆在素质教育的首位，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要将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对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培养青少年学生的爱国意识、守法意识和权利意识。要防止歧视“问题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积极引导他们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在严格控制“辍学生”的同时，认真做好“双差生”的转化工作；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能将“问题学生”推向社会，针对不同年龄的青少年，要根据其生理、心理的不同特点，开展相关教育，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要高度关注留守学生，建立农村、社区留守学生教育和监护体系，成立留守儿童活动中心，引导他们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和发挥他们的个人兴趣和专长，使留守学生身心得到健康成长。

4、加大打击力度，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大环境。

(娱乐场所、网吧的监管、路段巡查、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场馆建设)

首先，要加大对文化娱乐场所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相关部门要严格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建立健全监管的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对网吧、游戏厅的整治和管理，解决过多、过滥的状况。对违反规定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营业性网吧、电子游戏厅、歌舞厅，要依法严肃查处，对屡教不改的要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要全面取缔黑网吧。对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市场要加大巡查力度。坚决查处传播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出版物；坚决打击歌舞厅内猖獗的营利性陪侍活动；坚决打击非法使用童工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次，要加大对社会治安重点地段、复杂场所的巡查力度。落实对特种行业的监管措施，定期与不定期检查遍布大街小巷的小宾馆、小旅社，取缔黑旅店。加大对管制刀具的收缴力度和贩毒犯罪的打击力度。此外，还要加大对吸毒人员强制戒毒的管理力度，建立市戒毒所，对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戒毒。第三，要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进一步优化校园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校园周边的网吧、美容美发等各种不良场所。第四，重视青少年活动场所建设，鼓励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多方筹建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馆等，建立德育、素质教育基地，解决青少年的专门活动场所问题，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一些积极向上、寓教于乐、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丰富中小学生的假期生活，有效陶冶青少年的道德情操。

5、努力拓宽渠道，有效解决青少年升学就业难的问题。针对初、高中毕业升学、就业难的现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尽量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增办各类职业技术学校，扩大招生比例，减少闲散社会青少年，让大部分初中毕业生能够继续在校园生活，继续受到严格的管理和教育；建立扶贫济困教育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贫困和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学费之忧，满足他们求学的愿望；建立健全就业服务机制，对应届和往届初高中毕业生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供劳务需求信息，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以来，既能减轻社会的承载力，又能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6、不断强化措施，积极探索构建青少年司法保护体系。

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专政职能，开展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严厉打击各种侵害青少年权益的违法犯罪分子，保障青少年的民事、经济合法权益。要进一步探索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新方法、新途径，遵循寓教于审、审教结合的工作思路，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聘请妇联干部、政协委员等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的人民陪审员，初步建立起惩处、教育、矫正、预防等完整的少年审判工作新机制，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司法保护，更好地贯彻落实“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要创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机制，推行“恢复性司法”，建立专门的少年司法审判机构，制定单独的少年刑事审判规范和量刑原则，采用更加符合青少年特点的审判方式，运用特殊的教育手段促进犯罪青少年的转化，以有效矫正问题少年。同时要进一步延伸司法机关的社会帮教职责，完善对犯罪青少年的矫治机制和帮教安置机制，积极推进实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全面落实未成年罪犯的村组、社区矫正工作及回访考察工作，让全社会都主动去关心、帮助他们，使其转化为合格的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