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阶段十大物理学事件[5篇范文]

第一篇：各阶段十大物理学事件

各阶段十大物理学事件 Pre1600 1.达芬奇设计了大量机械，发明温度计和风力计，最早研究永动机不可能问题。2.诺曼在《新奇的吸引力》一书中描述了磁倾角的发现 3.斯蒂芬著《静力学原理》，通过分析斜面上球链的平衡论证了力的分解。

4.意大利的工程师和力学家斯台文第一个用两个轻重相差十倍的铅球从三十呎的高度同时落地，向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成的重物比轻物落得快的陈腐观念提出了挑战。5.伽利略作了著名的斜面实验，并进行定量计算。

6.通过实验和理论分析，伽利略区分了速度和加速度的概念，总结出落体定律和惯性原理，从而彻底纠正了重物先落和力差生速度这两个流传了近两千年的错误。

7.伽利略进行自制望远镜观察了太阳黑子、月面凹凸、金星盈亏、木星卫星、证明了天上和地上现象的统一性。8.伽利略发明空气温度计

9.第谷·布拉赫用毕生精力系统地观测了行星的运动。

10.吉尔伯特著《磁石》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地球是个磁石，描述了许多磁学实验，初次提出摩擦吸引轻物体不是磁力。1600s 1.惠更斯研究单摆，创造了摆钟，测定了重力加速度的精确值，并通过对碰撞问题的分析，加深了对物体相互作用的具体规律的了解。2.开普勒著《宇宙谐和论》得到了行星三定律

3.牛顿总结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工作，得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4.斯涅耳从实验归纳出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

5.托里拆利和维维安尼提出气压概念，发明了水银气压计 6.帕斯卡发现静止流体中压力传递的原理 7.格里开做马德堡半球实验 8.牛顿用三棱镜做色散实验

9.牛顿作牛顿环实验，这是一种光的干涉现象

10.胡克阐述了在弹性极限内表示力和形变之间的线性关系的定律 1700s 1.瓦特改进蒸汽机

2.伦福德、戴维等人通过大炮钻孔、冰块摩擦等实验，暴露了热质说的内在矛盾。3.华伦海特发明水银温度计，定出第一个经验温标，华氏温标。4.摄尔修斯提出摄氏温标

5.富兰克林作风筝实验，引天电到地面 6.欧拉建立五粘流体力学的基本方程

7.库仑用他自己发明的扭秤，从实验得到静电力的平方反比定律。8.查理发现气体膨胀的查理-盖·吕萨克定律。9.拉格朗日《分析力学》出版

10.卡文迪许用扭秤实验测定万有引力常数G。1800s 1.德国医生迈尔，第一个提出能量守恒定律。

2.英国的焦耳，通过大量严格的定量实验，相当精确地测定了热功当量。

3.法国人卡诺研究热机内部矛盾，提出了卡诺循环，找到了提高热机效率的根本途径。4.W.汤姆生、德国克劳修斯总结了卡诺等人的工作，分别提出热力学第二定律。5.英国麦克斯韦、奥地利玻尔兹曼、美国吉布斯等人将数学中的统计和概率的方法引入分子物理学，得到了分子运动速度分布和能量分布的一系列规律，建立了经典统计物理学。6.布朗发现悬浮在液体中的细微颗粒不断地作杂乱无章运动。这是分子运动论的有利证据。7.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提出电解定律 8.楞次建立楞次定律

9.JJ汤姆孙从阴极射线证实电子的存在，测出荷质比与塞曼效应所得数量级相同

10.卢瑟福揭示铀辐射组成复杂，把“软”的成分称为α射线，把“硬”的成分称为β射线 1900s 1.爱因斯坦发表关于布朗运动的论文，发表光量子假说，解释了光电效应等现象 2.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

3.密立根用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光电方程

4.康普顿用光子和电子相互碰撞解释X射线散射中波长变长的实验结果，称为康普顿效应 5.德布罗意提出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假设

6.薛定谔发布波动力学，证明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的等价性 7.张伯伦与西格雷等人发现反质子

8.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9.克利青发现量子霍尔效应

10.哈塞尔特等发现弱中性流，支持了电弱统一理论。

第二篇：2016十大教育事件

2016十大教育事件

走在2017年1月的时间里，我们回首2016年的中国教育，哪些事件让你心潮澎湃，哪些热词引发社会热议，哪些人物让我们感悟教育的真善美，哪些书目拨动你阅读的心弦？从今天起，中国教育新闻网将推出盘点系列。教育小新将为您解读2016年重大教育事件，给您汇聚2016年最热教育词汇，带您走近2016教育人物，和您分享2016年教师书单。

每一项事件，都值得载入史册；每一个热词，都牵动人心；每一个人物，都将丰盈你我心灵；每一份书单，都充满着知识的气息。

在这里，读懂中国教育；在这里，我们迎接2017。

2016十大教育事件

2016年，教育有很多热点事件。从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到城乡统筹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再到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获通过„„每一件，都与教育工作者息息相关。

1.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12月7日至8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全国高校思政工作召开后，总书记讲话在教育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2.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教育公平

2016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和“两免一补”政策城乡全覆盖，到2020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基本消除，义务教育与城镇化发展基本协调；城乡学校布局更加合理，大班额基本消除，乡村完全小学、初中或九年一贯制学校、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乡村小规模学校（含教学点）达到相应要求；城乡师资配置基本均衡，乡村教师待遇稳步提高、岗位吸引力大幅增强，乡村教育质量明显提升，教育脱贫任务全面完成。义务教育普及水平进一步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

3.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获通过——对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

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修订后的法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施“分类管理”的要求：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新建、扩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人民政府应按照与公办学校同等原则，以划拨等方式给予用地优惠。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还可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修改决定公布前设立的民办学校，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根据依照决定修改后的学校章程继续办学，终止时，民办学校的财产依照本法规定进行清偿后有剩余的，根据出资者的申请，综合考虑在决定施行前的出资、取得合理回报的情况以及办学效益等因素，给予出资者相应的补偿或者奖励，其余财产继续用于其他非营利性学校办学；选择登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应当进行财务清算，依法明确财产权属，并缴纳相关税费，重新登记，继续办学。

4.教育部印发指导意见推进中考改革——2020年中考基本结束唯分数论

2016年9月19日，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左右初步形成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和规范有序、监督有力的管理机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维护教育公平。《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所设定的全部科目纳入考试范围，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每门课程；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充分反映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特长，注重考查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改革招生录取办法，探索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进一步完善自主招生政策，给有条件的高中阶段学校一定数量的自主招生名额，招收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学生，推动学校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加强考试招生管理，完善招生计划编制办法，按照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要求，根据区域内学校布局、适宜的学校规模和班额以及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原则核定招生计划并严格执行。

5.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全面推开——统一职称系统，对农村和偏远地区教师倾斜

8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一是将分设的中学、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系列统一为初、中、高级。二是修订评价标准，注重师德、实绩和实践经历，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倾向，并对农村和边远地区教师倾斜。三是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评价机制，并公示结果、接受监督。四是坚持职称评审与岗位聘用相结合，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9月，人保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此次改革统一了自1986年以来一直施行的中、小学两大职称系列，首次设置了正高级职称，从制度框架、评审标准、评价机制等方面对中小学职称制度进行了整体设计。

6.《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发布——“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2016年6月23日，《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发布，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基本实现教育信息化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支撑作用和对教育创新发展、均衡发展、优质发展的提升作用；基本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

7.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9月14日，教育部委托课题、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正式发布。该研究成果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3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18个基本要点。各素养之间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相互促进，在不同情境中整体发挥作用。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以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充分反映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系统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素养是对素质教育内涵的具体阐述，将从多个途径引导课程设计、教学实践、教育评价等各教育环节的变革。

8.留守儿童有了顶层制度设计——合力监护，相伴成长

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颁布。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发布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系统性顶层制度设计。

《意见》抓住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监护缺乏监督指导、关爱服务体系不完善、救助保护机制不健全三个薄弱环节，提出坚持家庭尽责、政府主导、全民关爱、标本兼治的四项基本原则。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等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精确锁定“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共计902万人。为进一步的政策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经国务院批准，2016年11月至2017年年底，民政部、中央综治办、教育部等8部门将在全国联合开展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为主题的农村儿童关爱保护专项行动。

9.专项治理“校园欺凌”——国务院也管小孩打架

两会期间，“校园欺凌”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教育部表示坚持防范“校园欺凌。4月底5月初，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11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教育预防、依法惩戒和综合治理，切实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意见指出，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学生必须依法依规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予以教育惩戒。12月初，中关村二小发生疑似校园霸凌事件，12月中旬，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督导暂行办法》，推动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10.教育部颁布相关办法整治高校学术不端——“亮剑”遏制学术造假顽疾

9月1日起，《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正式在全国各高校施行。这是教育部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对高校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做出规定。

《办法》将六类行为认定为学术不端，包括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篡改他人研究成果；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等；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等。

《办法》还对学术不端案件的举报受理机制予以明确。高校应确定具体部门负责受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对于那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或线索明确的匿名举报，或者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件，以及其他学术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主动披露的涉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高校应当主动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篇：2006十大宪法事件

2006中国十大宪法事例

我们的宪法权利就在身边 ——2006中国十大宪法事例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了“2006中国十大宪法事例”，并召开了学术研讨会。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教授介绍说，此次参与候选的有20个宪法事例，通过给专家学者寄函、在中国宪政网以及相关网站进行投票，根据各事例的入选票数评选出了10个事例。

据了解，本次评选遵循三大原则：有影响力，要是广大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有学理性，要与宪法、行政法相关，有探讨空间；有典型性，要在类似的事件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些事件分别是： 1《监督法》获得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从起草、审议到2006年8月27日表决通过，历经20年。

为保障人大常委会监督不失职、不越权，《监督法》既有监督权力的规定，又有监督程序的规定，确定了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等制度，并对一些传统制度和程序作了具体化的规定。

《监督法》总共9章、48条，已于今年1月1日施行。［入选理由］

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权力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是绝对的，其他国家机关必须服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是主从关系，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不得超越和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

然而，随着公关管理高效化的需求，经常走入公众视野的往往是政府权力。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人大的监督职能往往难以落到实处，这也使得人大一度被称作“橡皮图章”。因此，《监督法》中有关人大各项监督权力的规定被寄予厚望，希望人大能借此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陈云生曾参加《监督法》的第一次论证会，“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说，主要原因是，草案中除部分条款外，绝大多数内容现行法律都有规定。

宪法监督是宪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陈云生认为，就宪法监督的现行体制而言，制定部门法，明确人大监督权力的范围和履行权力的程序，使得监督工作具有可操作性，是《监督法》的积极意义所在。

但是，陈云生也认为，《监督法》在宪法监督方面并不是尽善尽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茂林坦言，对《监督法》不能寄予太多希望。“一部法律要有罚则。如果‘一府两院’不履行义务、滥用权力，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说，“《监督法》对此并未明确。”

2西部教育免费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存在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够完善、教育质量和师资水平偏低、学生辍学率较高等问题，普及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承诺确保2006年，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2007年，这一免费政策扩展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入选理由］

自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开创性地制定了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内容后，很多国家的宪法、法律中都对此有了详细规定。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一系列困难使得农村学生辍学率偏高，这些孩子的受教育权难以得到实现。西部义务教育免费事件，引起了人们关注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

［评析］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飞认为，这一事件体现了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受教育权中的平等主要包括性别平等、地区平等、城乡平等以及民族平等几个方面。“对不同群体有必要区别对待，”刘飞说，“否则，就会构成不平等。”

受教育权的实现，现实地依赖于国家与政府积极地履行义务，但经济是基础，一切义务的履行都归结在“钱”的问题上。因此，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现实途径是国家及政府财政投入的不断增加。从西部义务教育免费到中部、东部义务教育免费，需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承担资金支持，这很好地体现了国家履行保障国民受教育权的义务。

3死刑核准权的收回

我国死刑核准权经历了一个从逐步下放到全部回收的过程。

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高法可以授权高级法院核准。

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第十三条修改为：“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今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入选理由］

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众所周知，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生命权是第一人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随着佘祥林“杀妻”、聂树斌“强奸杀人”等一系列冤错案的曝光，死刑核准权下放等问题饱受人们诟病，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收回死刑核准权，可以在制度上保证死刑的公正，对判决死刑的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体现对生命权的终极关怀和尊重。

［评析］

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官丕亮说，死刑又称生命刑，实际上就是国家对罪犯生命权的剥夺。许多国家的宪法在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的同时明确规定废除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则严格控制死刑。上官丕亮表示，只有用于惩罚故意致人死亡等极其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才不算侵犯宪法上的生命权

4《物权法(草案)》合宪性学术争议

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称这部草案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宪法，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开历史倒车，需要经过原则性修改才能通过。

之后，《物权法(草案)》偏离了预定的立法轨道，没有在2005年12月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如期接受“五审”，也未被列入2006年3月全国人大的审议议程。

这场《物权法(草案)》合宪性问题的**从此愈演愈烈，民法学界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曾经参与过《物权法(草案)》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民法学教授王利明、北京大学著名民法学教授尹田等人纷纷对巩献田的观点予以反驳。

2006年12月25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分组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物权法(草案)》通过多次审议，已经越来越成熟，赞成提交2007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

至此，这场旷日持久《物权法(草案)》合宪性的学术争议暂时画上了句号。［入选理由］

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是涉及所有人切身权益的法律。物权法在草拟过程中出现的曲折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之争，是部门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争论。

［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物权法不仅仅是民法问题，而是涉及行政法问题乃至整个法学界。但他认为，双方争议焦点集中在合宪性问题上，并未触及问题本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对此表示赞同，“这场争议本身的宪法涵义并不多，由此引发的一些宪法问题更值得深思。”张千帆说，任何一部法律都是对宪法基本权利的细化。如，《物权法(草案)》中规定国家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合理补偿。但究竟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否给予合理补偿、谁来判断合理等问题，却并未明确

5深圳“卖淫女示众”事件

2006年11月24日开始，福田公安局在区内进行为期60天的大扫黄，全面查封违法、违规场所，全面打击皮条客、灯头(容留吸毒的组织者)、鸡头、妈咪、保护伞及黑帮势力。

11月29日，福田区公安分局挂出“福田公安分局打击整治涉黄违法犯罪公开处理大会”的横幅，将连日大扫黄中逮捕的167人押到色情场所集中的“三沙”(上沙、下沙和沙嘴)地区游街示众。这些人全部戴上口罩，面部几乎全部遮住，仅留一双眼睛。警方在众人围观下分别读出他们的姓名及籍贯，宣判各人行政拘留15天。

此事一经报道，社会反响强烈，12月1日,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建国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称“这样的活动本身是违法的。”而且，“有必要对这种公开示众的做法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令禁止。”

［入选理由］

人格尊严是公民权利的基础，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在现代宪法理论上，人格尊严是宪法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宪法权利的核心内容。

［评析］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公安部就强调对于犯罪嫌疑人不能游街示众，不能挂牌子。但是这样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思源认为，在这一事件中，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改革开放起步早、民主法制相对更健全的深圳？”

国家行政学院博士赵永伟进一步指出，在法制建设进程中，要防止3种不良倾向：一是以道德评判取代法律判断，这是公权力行使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二是以公共管理创新为名突破法律底线。三是在公共执法中，以对个人隐私的公开掩饰政务不公开。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齐小力说，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注重维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间的平衡。“公权力如何保障相对人的权利和人格尊严，是这一事件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6福建漳州“纳税大户子女中考加分”事件

2006年，福建省漳州市出台的一项规定引起了广泛争议，即“经漳州市政府办审核公布的2005漳州市民营企业前100名的纳税大户的控股企业主的子女(外商子女也参照本规定执行)，可享受加20分(课改县13分)的照顾。”

漳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骆沙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主要考虑到漳州市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工业立市进程缓慢，此举是为了鼓励民营企业，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制定政策的当地部门表示，民营企业将会成为推动漳州市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既然纳税大户为社会作出了很大贡献，社会为何不能投桃报李？

［入选理由］

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当然包括公民在受教育方面的平等。对纳税大户子女的差别待遇意味着侵害其他学生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

［评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马岭认为，在受教育权方面，差别情况要差别对待，但是需要有正当理由。漳州市的加分政策是基于纳税大户对当地经济的贡献，从而对纳税大户的子女中考加分。“这个差别待遇的理由不但不成立，反而破坏了受教育权的平等性。”马岭说，对这些人在经济上的贡献，社会可以从其他途径给予回馈，应该奖励其本人而非其子女。

现在，常见的对烈士、见义勇为人士子女的加分政策则与此不同。“这些人已经牺牲，或者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能力，难以保证其子女受教育。”马岭认为，当社会给他们本人的回馈已无可能时，给其子女适当的照顾是站得住脚的。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范进学则表示，此事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应由法律制定，地方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不能进行创设性规定。因此，漳州市及其教育部门无权出台此类政策。

7手机短信侮辱县委书记案

2006年9月，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因填写的一阙《沁园春·彭水》而涉嫌诽谤罪被批捕。词中暗喻传言已被逮捕的彭水县原县委书记马某，和现任县委书记、县长，以及两件轰动一时的官民纠纷，3个政府公共工程。

随后，秦中飞通过手机短信把他的得意之作“发给了10~15个朋友”；又通过QQ“传给了4~6名网友”。

8月31日，秦中飞被警察带走。公安机关认为，秦捏造了一首引起群众公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县领导名誉的词，认为“肯定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经过一天的审讯后，县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将秦中飞刑事拘留，关进看守所。9月11日，县检察院批准逮捕秦中飞，如果罪名成立，秦中飞将获3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起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10月24日，县公安局承认诽谤案属于错案，向秦中飞道歉，并让其领取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入选理由］

该事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言论自由权的保障问题。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的范围包括以言论方式表现思想和见解的权利。

［评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言论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护。在行政执法、司法实践过程中，应当允许普通公民对公共权力机关“评头论足”。“彭水政府缺乏足够的自信，不敢面对公众的批评。如果让人们三缄其口，那真是一种悲哀。”湛中乐认为，国家、政府对公民的不当言论应该适当宽容，当公权力与私权利发生冲突时，必然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苗连营认为，公权力最大的特性就是公共性，公权力的行使应当置于阳光下，官员接受社会大众的批评也是其中应有之意，“哪怕是激烈些的。”

8“孟母堂”事件

2004年9月，全日制私塾“孟母堂”在上海松江开设，教学内容以读经为主，如《易经》、《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英文则从《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体育课以瑜伽、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

2006年7月17日，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下发告知单，指出：“孟母堂”属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应立即停止非法行为。24日，上海市教委发言人阐述了三大理由：学堂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未获得办学许可；“读经教育”与义务教育多学科、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符，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多项规定；未经物价部门审核，擅自收取高额学费。而家长未按规定把适龄子女送到经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也属违法行为。

然而，“孟母堂”负责人则声称，孟母堂并没有违反《义务教育法》。教育部门的告知书和公开发言，无法律依据，并准备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起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教委，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其合法权利。

［入选理由］

宪法第46条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义务教育法》在对其进行细化时，明确规定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必须“入学”，而且，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课程设置，包括教科书的审定都是由国务院主管部门确定的，各地没有原则性差异。这样，家长的选择自由与之产生冲突就成了一个复杂的宪法问题。

［评析］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刘飞宇认为，“孟母堂”确实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但国家是否允许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内容多样化，如果从宪法角度考虑，《义务教育法》是否违宪就有了讨论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莘则认为，“孟母堂”无非是为那些实际上失去学习机会和兴趣的孩子提供了另一种学习途径。“有教无类”强调的是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因人施教”强调的是针对不同的受教育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

9郑州市专项工作报告未被通过

2006年10月24日，在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作了《〈关于解决城乡弱势群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以下简称《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

出人意料的是，该报告经表决未获通过。原因在于人大代表认为办理情况汇报太虚，与广大市民的“只要政府重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心理预期相差太大。这并不是偶然事件，全国各地都曾有过这样的事例。

2006年12月，甘肃省金昌市人大常委会否决了金昌市公安局交警的工作报告。

2006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等工作情况报告。在29日的表决中，关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报告未获通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否决了昌吉市政府关于2004年财政决算和200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理由是昌吉市政府财政支出超过了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预算执行中有违反《预算法》的行为。

2001年12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否决了市政府所作的整治网吧的工作报告。

［入选理由］

按照现行宪法规定，地方人大和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是“天然”的权力行为。但各级人大常委会否决某议案的行为却并不平常，这是人大力图摆脱“橡皮图章”的尴尬形象，力图加大自身监督力度的努力。

［评析］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认为，长期以来，政府权力过大，各级人大与之相比，往往处于弱势，人大的监督常常难以落实到位。“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各级人大应该重视宪法赋予的权力。”

10馒头》恶搞《无极》

胡戈可谓一夜成名，成名原因就是他恶搞了著名导演陈凯歌耗资巨大的《无极》。

2006年，“恶搞”这个不太规范的词语风风火火地跃入了大众视野。打开“百度”，有对恶搞的解释，全称即“恶劣的搞笑”，特征是主角的性格会变得有些扭曲，或是故事情节逗笑，也可以用无厘头这样的词语来解释。

当《无极》的成功与否还不太好准确判断时，胡戈恶搞此片制作完成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迅速在网络走红。这部长约20分钟的短片，截取了《无极》的画面，通过重新编排、配音，以戏谑的方式将其编辑成了一个与电影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纪录片。该片还根据剧情穿插了滑稽的广告，令人忍俊不禁。《无极》导演陈凯歌得知此事后，颇为气愤，“我们一定要起诉而且就这个问题解决到底”，“我觉得人不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陈凯歌愤而诉诸法律的“威胁”并没有终止这场网络的恶搞风，反而愈演愈烈，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恶搞作品。

这场纠纷以陈凯歌的放弃而结束，但由此却带来了相关法律问题的争论。［入选理由］

如果此案进入司法程序，首先是著作权案件；但从宪法角度看，胡戈对影片《无极》的嘲讽实则是他的艺术自由，而这却与陈凯歌的人格尊严、艺术自由之间产生了冲突。以宪法的眼光看，“馒头案”是个典型的“基本权利冲突”的案件。

［评析］

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处长童卫东认为“馒头案”关系到胡戈的言论自由。在传统媒体时代，受物质条件限制，即便电影盛名难符，观众也仅能抱怨“上当”，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童卫东看来，胡戈这种“恶搞”其实是一种艺术批评的方式。进入互联网时代，普通大众不仅仅是听众、观众，他们可以借互联网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是这个时代的幸运，”童卫东说，根据宪法第47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当然，公民的表达自由权“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至于胡戈的这种行为是否侵犯了陈凯歌的创作自由，需要据法律而定，因为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是法律的权力。如果侵权，要根据《著作权法》、《民法》、《刑法》的规定承担法定责任。

“普通法律权利都是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张翔说，按照这一逻辑，“保护作品完整权”应当是宪法上“人格尊严”和“艺术自由”在著作权领域的映射

第四篇：2007十大宪法事件

1.重庆“最牛钉子户”

事件回放：2007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鹤兴路17号的房屋产权人——杨武和吴萍，因拆迁时未能与开发商达成一致，而拒绝拆迁，开发商将周围房屋拆除，同时挖断了房子边上的路，将那栋两层小楼变成了无法靠近的孤岛。面对相关部门的强制拆迁令，杨武住进了无水无电的小楼。一时间，这栋悬挂着国旗和标语的小楼，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杨武、吴萍一家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经过艰难谈判，2007年4月2日，杨武、吴萍终于与相关部门、开发商达成协议，当日晚10点37分，小楼被拆除。

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杨武、吴萍夫妇以宪法维护自己的私产，引发了人们对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争论。宪法保护的是什么性质的财产权？保护到什么程度？住宅不受侵犯的意义何在？一时间，这些论争成为学界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2.山西“黑砖窑”

事件回放：自2007年3月起，媒体接连曝光发生在山西的多起黑砖窑主非法限制民工人身自由、非法雇用童工、强迫民工超强度劳动、殴打民工致死致残等事件，引起强烈反响。5月，山西洪洞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7月31日，山西省临汾市和运城市五家法院，依法对一批“黑砖窑”案件公开宣判，31名被告人被判有罪，打手赵延兵被判处死刑。另有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因该案受处分。

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该事件不仅是一个违反劳动法、违反刑法的事件，更是一个涉及人权保障、政府责任的宪法性事件。它反映的是当地政府在人权保障上的缺席和失职。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一原则不仅是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态度宣示，同时意味着国家要切实承担起人权保障的现实责任。

3.同居者不签字致孕妇胎儿死亡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21日，怀孕41周的李丽云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肖志军送到北京市朝阳医院京西院区治疗。医生经检查发现，李患有较严重肺炎，需立即进行剖腹手术取出胎儿，否则李与胎儿均面临生命危险，然而肖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在得到上级“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的指示后，几名主治医生只好采取药物急救等措施，当日晚7点20分，孕妇胎儿双双死亡。

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中央党校教授傅思明：宪法关注的不仅是宏观问题，还包括很多具体问题。宪法所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包括生命权的内容，而生命权是承载其他基本权利的基础，该事例将生命权与制度规范的关系，紧急救助与责任机制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政府与公众面前。

4.69名专家学者联名建议废除劳教制度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29日，经济学家茅于轼、法学教授贺卫方等69名专家学者向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去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理由是：在“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业已入宪的今天，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相冲突，应当尽早废除。

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范进学：目前劳动教养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全国人大的直接立法，特别是与立法法缺乏衔接。在此背景下，劳教制度的合宪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5.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与深圳华为公司七千员工辞职

事件回放：来自华为员工的消息显示，华为鼓励员工辞职的方案2007年9月已获通过，从10月开始至11月底，华为公司分批次与老员工私下沟通取得共识，对7000多名工作超过8年的老员工，逐步完成“先辞职再竞岗”工作。此次华为“先辞职再竞岗”，被外界解读为直接以规避《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文为目的。点评：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飞：《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更有利于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劳动权这一基本权利。但如何解决企业规避责任问题，政府如何承担管理职责需要人们深入思考。

6． 山东淄博淄川区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事件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以十七大精神指导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在研究确定代表名额分配比例时，在全市率先取消了城乡差别，将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改为农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与市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相同，即“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山东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依法确定淄川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253名。目前，该区已将代表名额按照这一原则分配到各选举单位，由各选举单位酝酿产生候选人。

点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任进、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官丕亮：这是一次完善选举制度的重要实践，符合十七大确立的目标，有利于公民平等权的实现。不过，对这一实践的评价不宜过高。修改选举法，将1４改为１１，才是最终的目标。

7.《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

事件回放：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７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四类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包括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公开时间为：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法律、法规对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副教授刘飞宇：只有实行阳光政府，才能建立法治政府。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一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被媒体誉为“最具诗意的一句话”。也是中央对政府信息公开在更高政治层面的一种支持。

8.厦门PX项目事件

事件回放：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１日，十几个业主组成“厦门６１１环保志愿者联盟”，阻止尚未兴建的ＰＸ项目上马。２００７年３月，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联合１０５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关于厦门海沧ＰＸ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将业主们的抗争和ＰＸ项目的问题传至庙堂深处。在厦门各界人士的呼吁下，环评终于启动，并有了具体的时间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厦门市政府发布环评报告简本，并启动公众参与程序。ＰＸ项目将迁建漳州。点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广辉、中央党校副教授刘素华：此事件直接体现了现代法治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厦门市民凭借宪法赋予的权利，携手捍卫自己的家园。因为他们的团结和努力，可能威胁环境安全的“ＰＸ”项目暂告停止，城市整体规划环评得以启动。该事例成为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自由表达权得到保障的范例。

9.上海医保修改方案因争议搁浅

事件回放：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８日，上海市政府向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上海市贯彻〈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实施方案的修改内容》的议案，着手修改城镇医保办法。当日下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首先举行主任会议，有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鉴于目前大家对医保修改方案许多条文，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仓促付诸表决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建议推迟议案的表决。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最终以投票方式决定本次常委会不对城镇医保修改方案进行表决。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树忠：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能否对相关议案及行政决策行使监督权，实际上是一把衡量地方人大及常设机构是否对人民负责的标尺。当前人大监督工作不够有力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海市人大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10.广电总局对娱乐节目、“选秀节目”进行限制

事件回放：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５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的通报中，称重庆电视台举办并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活动严重违规。通报指出，该活动严重偏离了比赛宗旨，热衷制造噱头炒作活动，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立即停播。点评：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德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胡弘弘：这一事例直接反映了宪法学上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选秀节目满足和体现的是个人的表现自由但是，政府部门亦有管理与监督的职责。政府的手该伸向哪里，如何在实现政府管理的同时保障公民的精神文化自由，媒体如何来维护公序良俗，这些深层次问题无法回避。一个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只靠一个经济的躯体，还要有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第五篇：各阶段口号

【１９２７年——１９４９年时期的口号】

◆ “中国共产党万岁”

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１９２２年９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

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１４日，安源路矿１.７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１９２３年６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到了１９２９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１９３０年１月５日，毛泽东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信中，毛泽东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１９３０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御敌于国门之外”

１９３３年９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５０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１１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１９３７年２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５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８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 “兵民是胜利之本”

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１９３９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７月８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９月１６日，毛泽东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１９３９年２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１９３９年“五四”运动２０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毛泽东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１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１９３７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１９３８年３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毛泽东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１９４２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毛泽东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０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８月２５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１９３３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１９４４年９月５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讲的是９０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１日，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５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１９４６年８月６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１９４７年６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１０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２０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６７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５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１２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０年的任务之一。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２８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万岁！”“祖国万岁！”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在同月３０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这是毛泽东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的宣言标题，也是这次新政协会议的主题。“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在解放初期成为流行的口号之一。后来演变成“全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万岁！”是国庆及其他重要节日、庆典的规定口号之一。

【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６年时期的口号】

◆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７日，美国出兵侵略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面对美军对中国东北近邻的入侵和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战略决策。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这表明了中国出兵朝鲜的性质、目的以及对取得胜利的信心。随后，举国上下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成了５０年代前期中国最为流行的口号之一。◆ “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从１９５２年底开始，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酝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４日，在发布庆祝国庆四周年时，正式向全党、全民宣布了它的内容，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１２月，毛泽东在审定和修改中宣部关于学习、宣传总路线的提纲时写道：“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从此，“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总路线万岁！”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直到“大跃进”运动结束为止。

◆ “以阶级斗争为纲”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１９５９年８月的庐山会议上，他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１９６２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１９６３年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自１９５７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些对阶级斗争夸大化、绝对化的提法，一度成为流行口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断然否决。

◆ “大跃进万岁”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１２月，刘少奇向全国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１９５８年５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１２００万吨提高到３０００万吨，粮食从５０００亿斤上升到７０００亿斤。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５年、３年甚至１-２年达到１２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７年、５年以至３年。１９５８年８月，这些指标又进一步夸大了２倍。随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以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口号。作为一场运动，“大跃进”错误直到１９６０年才得以有效地纠正，而作为一个口号和工作思考方式在２０多年后才得以最终纠正。

◆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１９５８年５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此做了解释，认为总路线的精神表明，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技术和文化革命。他还就经济发展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作了说明。总路线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身规律。尤其是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推动了“大跃进”盲动行为。“总路线”由于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很快为群众掌握，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口号。

◆ “文化革命”、“技术革命”

“文化革命” 作为一个口号，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原意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他在《论合作制》中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但“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４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１９５８年５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并确定了“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具体任务。“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一度成为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的流行口号。“文化革命”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含义完全不同。

◆ “人民公社好”

１９５８年８月上旬，毛泽东赴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工作，多次与当地的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许多当地的负责同志在汇报工作情况时也都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在河南，当地方领导汇报他们对“大社”的名称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公社”而用“人民公社”的原因时，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他还对“人民公社”的特点作了概括，“一曰大，二曰公”。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些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万岁！”在６０年代之后成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基层无产阶级政权的典型口号。

◆ “反对修正主义”

６０年代初，由于苏共领导人挑起中苏两党论战，并把两党论战扩大为两国之间的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得不对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展开斗争。但在对苏共理论的意识形态界定上，中共认为是“修正主义”，因而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并以此在党内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其实当时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中共并无准确的解释，反而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东西当做“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６０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类政治和思想斗争均是围绕着“反修防修”这个命题展开的，它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

◆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１９６１年１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希望与会者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随后，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致信，并附上１９３０年毛泽东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指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全会之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分别到农村调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一股浓烈的调查研究风气，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后来成了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句著名口号。

◆ “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解放前是一名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入学读书。参加工作后，多次当选为劳动模范。１９６０年参军，两年多的时间里，立功三次，还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５日因公殉职。１９６３年初，他的优秀事迹公开报道。３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而且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雷锋精神却经久长存。“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

◆ “工业学大庆”

１９６３年底，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我国石油战线的工人阶级通过自身的努力，开发了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而且还培养、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质、有组织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涌现出了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先进典型。石油部从９个方面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经验。１９６４年２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其他部门学习大庆油田的经验。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兴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大庆也成了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工业学大庆”的口号从此在全国传播。

◆ “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７０年代末，其中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

◆ “备战、备荒、为人民”

１９６４年５月之后，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对我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对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加以概括。他说：“第一是战备，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联在一起使用，成为冷战时期我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的总概括。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是贯穿１０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指导口号。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在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５０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作了理论形态概括。其内容要点有：１.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２.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４.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还把这一理论称为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它的基本观点还被写进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事实上，这一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也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正常轨道，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１９６６年《红旗》杂志第１２期发表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在文章结束的最后口号用语中第一次使用这个口号。后来在一些文章和群众集会中，这个口号曾广为流行。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在接见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对“四个伟大”“讨嫌”，这个口号遂停止使用。它与“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宣扬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典型口号。◆ “抓革命，促生产”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大多数工矿交通企业，甚至农村的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有的企业的生产陷于完全停顿状态。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１２月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并提出了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负生产责任。但是，《规定》在现实生产活动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虽然如此，“抓革命，促生产”却从此成了“文革”中的一个主要口号，后来还发展成“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及“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等口号。

◆ “革命委员会好”

从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相继被“造反派”夺权。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３月３１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到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作为各级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好”从此成为“文革”中反映“造反”成就的一句口号。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在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及“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和“广阔天地炼红心”是这场运动的典型口号。◆ “整党建党”、“吐故纳新”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７日，经过近一年半的“文革”**，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为使党组织得以恢复并发挥作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文件时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后称“五十字建党方针”）。１１月５日，他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九大”闭幕时他又说：“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做整党建党。”之后，“整党建党”工作在全国展开。但是，由于这次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都是错误的，所以一些“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被吸收进入了党内。“整党建党”与“吐故纳新”是这次党建工作中的口号。

◆ “打倒社会帝国主义”

自６０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交恶之后，苏共领导集团继续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动用武力，还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时时制造挑衅事件，１９６９年初屡次侵犯中国东北，招致中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反击。“社会帝国主义”，按当时的解释，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主要是指苏联领导集团。“打倒社会帝国主义”是国庆２０周年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这个口号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期。

◆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中心内容就是“团结”问题。他认为“九大”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之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教导”见诸报端，还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增强党内和人民内部团结的一句流行口号。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中流行的一句口号，它反映了我军战士为了战斗的胜利，所具有的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１９６９年４月，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政治动员，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它又通常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起联用。

◆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１９７０年，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并出兵柬埔寨，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示了严正的反对立场。５月２０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又称“五·二○声明”）一文，抨击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相信他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遂成为６０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斗争口号。

◆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陈伯达的“天才论”，要求与会同志“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他在会上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分真假马、列主义。”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高级干部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并对阅读书目做了具体规定。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从此，“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成为“文革”后期增强领导干部思想理论修养的一句流行口号。

◆ “两个凡是”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他不但没有勇气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反而批准“两报一刊”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发表的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既不足以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更不可能使党从极“左”思想教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１９７７年——２００１年时期的口号】

◆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邓小平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对“文革”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等谬论的有力批驳。它为当时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从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述的代表性口号。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所做的开幕词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１９８５年３月７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１９８８年９月，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１９９２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出发，从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状况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命题。他对历时近两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的这个讲话，尤其是这个命题成了随后召开的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主题词。◆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党、全国上下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但是有些人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意识形态的领导思想等根本问题提出了责疑。为此，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３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新时期我国“立国之本”的最早的完整表述。

◆ “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１９７９年９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１９８３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８０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８日，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１９７９年７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窗口。１９８４年４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１４个港口城市。１９８５年２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概括术语。

◆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年龄老化，知识、精力、专业结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情况，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５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党的干部政策的指导方针。

◆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１９８１年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１９８３年１月，总政治部又根据党的十二大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提法，将“四有”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提法得到了邓小平的多次肯定，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民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四有”后来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青年工作的指导原则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的概括表述。

◆ “五讲四美”

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５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９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项活动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 “一国两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历史遗留的台湾、香港、澳门等领土问题，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１９８１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来邓小平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多次对“一国两制”作了类似的解释。党和国家职能部门依据这一构想，对台湾、香港、澳门分别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等具体的方针、政策，顺利地实现了香港１９９７年、澳门１９９９年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对台湾的和平统一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做了详细的阐述。十五大又将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纲，作为我们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2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为新时期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后来，人们又将“三个面向”的内涵延伸到科技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作为本领域、本行业改革、开放工作的指导方针和行动口号。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１９７９年，叶剑英在国庆３０周年讲话中初步表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它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结合邓小平１９８５年以来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发展战略结论，将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具体为：第一步到本世纪（即20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及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总目标。

◆ “稳定压倒一切”

１９８７年３月８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６月２９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４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更将“稳定”、“改革”、“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三个有机统一的组成部分进行考虑：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

◆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展开后，邓小平特别强调“时间”、“时机”、“机遇”问题。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１日，他强调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２日，他指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２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强调：“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１９９０年年底，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１９９２年春，他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又语重心长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现在已经成为党和人民聚精会神，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动口号。◆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６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这既是对“文革”当中“四人帮”一伙“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的批判，又是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的直观、简洁而又深刻的概括表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实践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指针。

◆ “三个有利于”

１９９２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３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１９９２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又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

◆ “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４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发表讲话，又以“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四句话勉励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和单位的同志肩负起引导、教育人的重大而又光荣的使命。这四句话是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南。

◆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２５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讲政治 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１９９６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 “三个代表”

２０００年２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５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又对这一论断做了进一步强调。“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江泽民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对如何搞好党的建设，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战略思考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源泉，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任务的新概括。它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１９９７年９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报告中，他还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２０００年６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２００１年１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论的一个创举。

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的建设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经过多次的艰难曲折和对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终于实现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正是在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党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实践证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当时，因为他們首先开枪，所以我們就遵照伟大領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析世鉴： 此处直接引用之毛泽东文，原文为粗黑体字；下文其它直接引用毛泽东文之处，例均同此。】的教导，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給敌人以严重的杀伤。战斗一打响，尾追孙玉国的这两路一开枪，被我第二巡邏組阻止在江岔的第三路，就是小队长带的那一路，尾追着我們的第二巡邏組，第二巡邏組班长周登国一听島上响枪，往后一看敌人在后面追着哩，也准备端起枪来开枪，三月十五号，三月二号战斗以后，敌人不甘心失敗，向我珍宝島方向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裝甲車、武装部队。当时我們判断，可能有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营，还有四个大口径炮营，126呀，120呀，M14火箭呀！敌人大量地增加了部队、坦克、装甲車、大炮。根据伟大領袖毛主席“針鋒相对，寸土必爭”，“不斗則已，斗則必胜”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我們也作了再战动員，作了准备，不打无把握的仗，不打无准备的仗。敌人的活动也比較頻繁，在这个情况下，十四号敌人活动更頻繁。因为珍宝島是我国的領土，敌人你要来、要上，我們坚决不让你上；你不叫我上，我非上不行。我們就去了一些部队，在我們江岔埋了点反坦克雷，因为敌人他爱迂迴包围夹击。我們埋完坦克雷后，就留了一个小分队，在島上警戒，看看你到底搞什么。敌人于十五号三点鐘，出动了装甲車六輛，步兵三十余人，入侵珍宝島东側，并隐蔽起来，在四点鐘的时候，向我警戒分队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