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按无固定收入还是固定收入确定赔偿标准
按无固定收入还是固定收入确定赔偿标准
作者：崔宁【要点提示】
对于受害人在私营企业工作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误工费人民法院应按无固定收入还是固定收入确定。
【案例索引】
陕西省长武县人民法院(2010)长民初字第00440号
【案情简介】
2010年9月21日8时许，刘某某驾驶被告庆阳通达公司的甘M-13878号重型普通货车沿312国道自西向东行至G-312线1668KM+950M，刘某某驾车右转弯，查看车后情况不清，致己车右前部与尾随而来的原告马某某驾驶的甘M-20598号大阳125-型两轮摩托车相撞，造成马某某当场受伤。该事故经长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某负本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马某某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
2010年7月20日被告庆阳通达公司在被告人民财险公司为甘M-13878号重型普通货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险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机动车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为200000元。
原告马某某受伤后，被送往长武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天，支付医疗费2706.60元（原告马某某支付300元，被告庆阳通达公司支付2406.60元），2010年9月22日转入陕西省核工业215医院住院治疗56天，诊断为：闭合性胸部损伤、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左侧血气胸、左肺挫裂伤、左侧锁骨骨折、左上肢皮肤肌肉挫裂伤、左上肢及右大腿皮肤擦伤、左侧臂丛神经损伤。支付医疗费38929.70元，住院期间检查费345.80元，共计39275.50元。2011年4月14日原告在陕西省核工业215医院住院治疗7天，诊断为：左胸锁关节脱位、左侧臂丛神经损伤、左侧锁骨骨折术后。支付医疗费1068.40元。2011年11月28日原告在陕西省核工业215医院住院治疗10天，诊断为：左侧锁骨骨折术后骨性愈合，左侧臂丛神经损伤，左侧肋骨多发骨折，支付医疗费4395.10元，住院期间检查费581.50元，共计4976.60元。原告三次住院出院时医嘱均记载有：继续对症治疗，定期复查，不适随诊。后在长武县人民医院复查支付医疗费474.80元，陕西省核工业215医院复查15次支付医疗费403.10元。2012年3月22日本院经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委托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马金虎的伤残等级分别为七级、九级。
同时查明：原告系农民户口但于2009年9月12日被长武县全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招聘任电工工作。
【评析】
在合议本案时，对于赔偿原告的误工费标准出现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认为：原告在长武县全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工作兼职陕西申龙电梯有限公司电梯保养及维护工作并且有职业资格证书，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工资表佐证，原告与长武县全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故对于赔偿原告的误工费的标准应按照固定收入以其收入状况确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虽提供长武全都购物广场有限公司、陕西申龙电梯有限公司证明、以及工资表、职业资格证书、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但不能证明原告是固定收入，故应按无固定收入标准确定原告误工费的赔偿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1、正确理解误工费的问题，应当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判决侵权人对被侵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基础是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受害人因为侵权行为导致自己不能像平常那样正常工作，不能上班或者不能正常上班，在医院或者家中养病，必然会遭受损失;侵权行为与误工损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第二，不同案件中的受害人因生活在不同地区，从事不同职业，收入上必然存在差异。因为受害人行业、岗位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在误工费计算方式上存在着差异。误工费都是按照一定公式推演出来的，是拟制的法律真实，不是客观真实，必然与客观实际存在着差异。《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中“没有固定收入或者无收入的，按事故发生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年工资标准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等内容都是按照经济发展情况确定的拟制的法定赔偿标准。第三，赔偿的学理原则。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以侵权造成损害发生前后，受害人财产减少的差额作为计算标准，即实行差额赔偿原则。受害人没有固定收入的按照定型化标准赔偿。
2、收入状况：
A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
非农业人口有固定收入的，是指在国家机关、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等单位按期得到收入的或因交通事故就医造成耽误工作而丧失的，其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及国家规定特殊工种的补助费的补贴、津贴。工资一般以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和工资表为准，奖金以交通事故发生时上一年度本单位人均奖金计算，超出奖金税计征点的，以计征起点为限。农业人口中有固定收入的，是指直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在业人员，其收入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劳动力人均纯收入计算。对于离退休人员及在岗人员单位未扣发工资的，不应予以赔偿。（应由单位出具证明，并予以调查核实为准）
需要注意的是，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等私营企业以及财务不健全的有限公司出具的特别是证明受害人“固定收入”高于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收入证明，不到单独作为认定依据，须结合税务机关的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等材料方能认定。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3、如何理解“实际减少的收入”？
a、该固定收入须有合法证明。因个人所得税征缴体制尚不完善，有些受害人的收入虽没有完税证明，但并不能说明其彻底丧失合法性，比如我国公务员的工资体系的双轨以及农民的承包经营收入等。另外，采纳“合法证明”标准，并不否认对一些高收入主张者须提供“完税证明”。两者并不矛盾。因固定收入主要体现在固定工作的人员之上，所以，受害者能够提供供职单位的证明就可以了。
b、该固定收入必须是受害人实际减少的。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利益损失不属于误工损失的范围。
B 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
无固定收入的，是指有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证明或者有关证明，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从事某种劳动，其收入能维持本人正常生活的，包括城乡个体工商户家庭劳动服务人员等。包括两类人员，一是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农村村民；二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从事某种劳动，其收入能维持本人正常生活的，包括承包经营户、城乡个体工商户、打工者（散工、短工、临工）、家庭劳动服务人员等，应有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证明或者有关凭证。
无收入的，是指本人生活来源主要或者全部依靠他人供给，或者偶然有少量收入，但不足以维持本人正常生活的。对无收入但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其计算依据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本案中，原告的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致原告因为侵权行为导致自己不能像平常那样正常工作，不能上班或者不能正常上班，在医院或者家中养病，必然会遭受损失;侵权行为与误工损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原告在私营企业工作一年以上，该私营企业与原告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收入上必然受到损失。该私营企业出具的特别是证明受害人“固定收入”高于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收入证明，该固定收入系合法证明，所以，受害者能够提供供职单位的证明就可以了，且该固定收入必须是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实际减少的。按照“就高不就低”司法理念本案应以原告的日收入确定误工费的赔偿标准，故本案应按第一种意见处理。
（作者单位：陕西省长武县人民法院）
第二篇：确定房主凭具结书还是产权证-具结书的法律效力
确定房主凭具结书还是产权证?
法官巧断一桩兄妹两家争夺房产纠纷
本报讯同一套房子的产权证上登记的所有人是李某某，而在李某某与刘某某夫妇签订的具结书中确定的产权人却是刘某某夫妇。双方都有白纸黑字为凭，在此情况下到底谁才是房主呢？近日，福州市中院给出说法，认为确定产权的关键是看哪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起因：兄妹两家遇拆迁争房产
刘某某和黄甲、李某某与黄乙均为夫妻关系，黄乙和黄甲是兄妹关系。1993年，刘某某夫妇与李某某夫妇在仓山共同建了一座混合双层的四直楼房。房屋竣工后，刘某某夫妇分得二直楼房，此后一直住在里面。1995年，刘某某夫妇住的楼房以李某某的名义办理了产权证。产权证书长期由刘某某夫妇保管。
2003年，这座四直楼房面临拆迁。同年3月25日，在拆迁办工作人员、李某某及其配偶、儿子、刘某某夫妇等人均在场的情况下，李某某在刘某某代笔书写的具结书上盖手印。具结书的内容为：“产权证人：李某某，当时代为刘某某、黄甲夫妇建房，现遇拆迁需要过户，我愿意将该房还给黄甲。”
后来，刘某某和黄甲夫妇将李某某告上法庭，要求对拆迁后分得的安置房进行确权。
庭审：刘某某夫妇是出资建房还是借住？
此案审理过程中，李某某提出，她和丈夫婚后共同建起了这座混合双层的四直楼房。房屋竣工后，分别以夫妇两人的名字办理了产权证，作为讼争屋登记在李某某名下。此后，刘某某夫妇从外地退休回福州，向她们提出借住的要求，她们遂将讼争屋暂借其住。在拆迁中，刘某某利用李某某不识字的缺陷，以代办拆迁手续为由，骗取了李某某的具结书。
刘某某夫妇则陈述了另一番事实。他们称，这座双层四直楼房是当时原被告双方共建的，他们当时分得二直楼房。因为刘某某夫妇的户口不在建房地，所以只得以李某某的名义代为登记产权。2003年遇拆迁签订的具结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谁受骗的问题。法院：讼争屋产权归刘某某夫妇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福州市中院经终审审理认为，本案争执的具结书，是在李某某夫妇的家中，在众多相关人员均在场的情况下，草拟、抄正后由李某某盖上手印的。李某某主张该具结书系刘某某夫妇骗取的、且仅是作为拆迁的委托书，却并未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因此法院不予采信。李某某在具结书上盖上手印，就应对其所约定的内容承担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讼争屋的产权虽登记在李某某的名下，但刘某某在庭审中提供的双方共同亲戚所做的证词，结合具结书以及讼争屋在拆迁时由黄甲与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及选房的行为，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该证据链足以证明讼争屋系原被告双方共建后分得，由李某某代为登记的。李某某在庭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均为她自己一方的亲戚，与李某某有利害关系，其证明力明显低于刘某某夫妇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最终，法院确定讼争屋遇拆迁并被安置的两套单位房的产权均属刘某某夫妇所有。（本报记者陈鸿星）
具结书指对自己的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的表示。具结与写保证书具有相同的作用。
具结书就是责任书，保证书等等的意思！
第三篇：事业单位领导工资将按绩效确定
事业单位领导工资将按绩效确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下称《管理规定》)，从任职条件资格、选拔任用过程、任期和目标责任、考核评价、监督、退出等方面规定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事业单位领导超编、到年龄不退等现象或将成为历史，各行业主管部门将制定本行业细则。
应结合履职情况确定领导绩效工资
原文：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根据事业单位类别，结合考核情况合理确定领导人员的绩效工资水平，使其收入与履职情况和单位长远发展相联系，与本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保持合理关系。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免职：(一)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二)考核、任期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的，或者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的;(三)受到责任追究应当免职的。
解读：目前事业单位领导收入按照两个系统确定，一个是行政系统，就是与行政机关一致的按级别确定的，另一个是职称系统，例如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文件的意思是按照绩效考核的方式确定领导的收入，就是说，如果业绩上去了，领导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个可以激发领导努力提高本单位业绩的热情，提高工作效率，是很好的政策，未来或许会出现一批高收入的事业单位领导。
对于到期免职，这个其实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已有明确规定，只是执行得很不好。很多高校领导到了60岁还在干。这次在《管理规定》中明确提出，如果执行得好，这种现象或将成为过去时。所有条款的效果一定还得看最终的执行。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4类情形应免职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管理规定》根据中央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精神新要求，对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作出规定，是新时期做好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工作的基本遵循。《管理规定》的印发实施，对于健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建设一支符合好干部标准的高素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推动公益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管理规定》的学习培训和贯彻落实。重视加强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建设，严格标准条件，规范选拔任用，从严管理监督，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施展才干创造条件。抓紧研究出台符合中央精神、体现行业特点、切合自身实际的具体管理办法或者实施细则，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严明工作责任，依法依规管理，确保中央精神在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管理规定》指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资格：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提任六级以上管理岗位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从管理岗位领导职务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具有副职岗位两年以上任职经历;从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具有下级正职岗位三年以上任职经历;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符合有关党内法规、法律法规和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任职资格要求。
《管理规定》指出，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适当放宽任职资格。放宽任职资格以及从专业技术岗位到管理岗位担任领导职务正职或者担任四级以上管理岗位领导职务的，必须从严掌握。
《管理规定》指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免职：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考核、任期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的，或者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的;受到责任追究应当免职的;因工作需要或者其他原因应当免职的。
中央为事业单位领导立新规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获以公布。事业单位领导该选什么样的人，如何选拔，任期多长，如何考核，怎样监督„„这则新规“回答”了一系列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
专家分析，包括选任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加大聘任制力度、加强考核监督机制等，新规中的多项举措指向事业单位行政化、官僚化弊病，旨在通过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选什么样的人?新规:业界声誉好，群众威信高„„
解读:针对事业单位贪腐、作风不正等乱象
这项新规在第二条即划定了适用范围，即省级以上党委和政府直属以及部门所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省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群众团体机关所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记者分析，“目前，我国有事业单位超过百万，在编人员也有3000多万，因为规模庞大，如何给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选任立标杆非常重要。中央这则新规主要针对省级以上党政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是因为这些部门的领导选拔更为关键。”
在上述事业单位，到底应该选怎样的人当领导，这是新规重点“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记者注意到，新规对此专章论述，重点从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资格两方面予以明确。
其中，除了“政治素质好”、“组织领导能力强”之外，领导人员还应具备“业界声誉好”、“群众威信高”等基本条件。正职领导人员，应当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善于抓班子带队伍，民主作风好。
此次新规对于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资格予以细化，譬如“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等，并明确了几种情况下提任应当具备的任职年限。
这则新规还对事业单位领导职务拟任人选作出要求，称要“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要综合分析人选的考察考核、一贯表现和人岗相适等情况，全面历史辩证地作出评价，既重管理能力、专业水平和工作实绩，更重政治品质、道德品行，防止简单以票或者以分取人。
“相较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更需专业性，但是，领导的选拔任用应该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竹立家看来，这则新规强调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德”，并且要求做到守法、廉洁和群众威信高，也是针对近年来发生在事业单位中的贪腐、作风不正等乱象，从根源进行把关。
——怎么选拔?新规:逐步加大聘任制推行力度
解读:祛除事业单位行政化、官僚化色彩
对于如何选拔任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央这则新规亦是专章论及。
其中，对于备受外界关注的选拔方式的问题，这则规定明确:“可以采取组织选拔、竞争(聘)上岗、公开选拔(聘)等方式进行，也可以探索委托相关机构遴选等方式进行。”
新规要求:任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区别不同情况实行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对行政领导人员，逐步加大聘任制推行力度。
在竹立家看来，新规中对于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选拔的诸多细致要求，特别是加大聘任制推行力度，以及竞争(聘)上岗、公开选拔(聘)等，都旨在通过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近些年来，一些事业单位管理层行政化、官僚化色彩比较浓重，事业单位领导与行政级别挂钩，一些人把事业单位的领导职务当做官位对待。” 竹立家说，在事业单位推行竞争(聘)上岗，加大聘任制推行力度，让领导职务与个人绩效挂钩，这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
——任期多长?新规:同一岗位连续任职一般不超十年
解读:剑指事业单位“门派”、“圈子”文化
中央这则新规在第四章明确，“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一般应当实行任期制。”
具体的规定为:每个任期一般为三至五年，在同一岗位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十年。工作特殊需要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任职年限。
记者注意到，新规在第八章“退出”中，阐述一般应当免职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有的几种情形时，就包括“达到任职年龄界限或者退休年龄界限的”。
“此前，我国对党政单位领导人员的任期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对于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任期要求相对模糊。”竹立家说。
在分析新规这一条款的必要性时，竹立家指出，目前一些事业单位，特别是一些高校、科研院所的领导人员，长期任职现象普遍，干部交流不足，晋升渠道僵化，这导致了一些事业单位内部官僚化严重，进一步加剧事业单位的行政化色彩。
竹立家说，此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不受限制的长期任职，还容易在事业单位形成“门派”、“圈子”文化，在单位人员选拔任用方面，容易造成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结果。
——如何考核?新规:分为平时考核、考核和任期考核
解读:重在执行力度，应扩大员工评价权重
在第五章，新规重点明确了考核评价，并指出，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考核和任期考核。考核评价以任期目标为依据，以日常管理为基础，注重业绩导向和社会效益，突出党建工作实效。
领导班子考核和任期考核的评价等次，分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领导人员考核和任期考核的评价等次，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这则新规要求积极推进分类考核，注意改进考核方法，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据悉，考核评价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人员培养、使用、奖惩等的重要依据。
此外，在第八章，新规进一步明确，考核、任期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的，或者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的，一般应当免职。
“过去，事业单位内部也有相关考核，但部分走过场，考核结果无用处，这些现象普遍存在。”在竹立家看来，此次新规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免职规定，措施明确且严厉，但是，考核规定的效果还需看执行力度。
竹立家说，这份规定中的考核评价要求能否真正在事业单位生效，还需看考核科学化、客观化的程度，“考核不能领导说了算，应该扩大员工评价的权重。”
——怎样监督?新规:选人用人、收入分配、廉洁自律等均纳入
解读:进一步明晰事业单位领导具体标准
在这则已于今年5月28日起施行的规定中，还对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监督约束予以明确。
规定第三十条明确，党委(党组)及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履行对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的监督责任。
监督的重点内容是: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依法依规办事，执行民主集中制，履行职责，行风建设，选人用人，国有资产管理，收入分配，职业操守，廉洁自律等情况。
这则新规强调，发挥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作用，综合运用考察考核、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巡视、提醒、函询、诫勉等措施，对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进行监督。严格实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和任职回避等制度。
“相较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一直以来，对于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监管约束，缺乏较为明确详细的规章制度，监督机制较为松懈。”竹立家说，这份新规中对于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监督约束的相关规定，可谓是近年来比较全面的一次。
在竹立家看来，包括选人用人、职业操守、廉洁自律、个人事项报告等，这些监督事项的提出，其实也是进一步明确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选拔和考核的具体标准。
第四篇：【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与《解释》确定的赔偿标准的冲突与选择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与《解释》确定的赔偿标准的冲突与选择
保险公司在与机动车方签订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事故赔偿标准的依据通常是已经废止的《办法》，而受害人则主张按照《解释》规定的项目和标准进行赔偿。如此，各方在确定赔偿标准方面即发生冲突，适用旧标准，对受害人不公平;适用新标准，则对于机动车方不利。对此，法院该如何选择呢?
保监会专门就此问题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2004年6月份作出法研〔2004〕81号《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称：“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解释》施行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既可以继续履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经协商依法变更保险合同。”
笔者认为：《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项目和标准只是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性的标准。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原则的角度来看，双方的约定应当优先适用，而不应随《办法》的失效而无效。因而从“民有私约如律令”的私法意义上来说，该《答复》似乎有一定的正确性。
但是，该《答复》置于《保险法》领域中就不适当了。理由有如下几点：(1)保险合同与其他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自由缔结的合同不同，它是一种被保险人实际上只限于服从、接受或者拒绝他方提出的条件而成立的格式合同。由此法律特征所决定，对保险合同应适用何标准进行赔偿，完全是由保险公司决定的，被保险人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保险法》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法，其中就存在许多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监管方面的规定。因此，保险合同以及《保险法》的特征决定了处理该领域的纠纷不能完全适用私法领域的原则。(2)与被保险人相比，保险公司更有能力避免因法律法规的变化而导致的不利益。在《解释》出台后实施之前，保险公司作为各种资源的享有者，其完全可以也能够与被保险人协商变更保险条款，按照《解释》所确定的赔偿标准执行，并根据所承担的风险状况，重新确定保险费率，避免纠纷发生后双方就赔偿标准发生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中也肯定了这种变更保险合同内容的解决方式。而被保险人在经济实力、法律知识、经验等的相对欠缺，以及格式合同的被动缔约方的地位，都决定了其在规避法律风险、维护保险利益等方面处于弱势，将
新法实施带来的不利益分配给被保险人显然与民法中所倡导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相悖。(3)责任保险的性质也决定了不能适用《办法》所确定的赔偿标准。
责任保险(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保险法》第49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由此可见，责任保险系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在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替代支付。因此，如果被保险人对于受害人按照《解释》所确定的标准进行赔偿的话，该赔偿责任即为保险标的，保险公司即亦应当按照此标准予以替代支付。(4)被保险人可以援引情势变更原则申请法院对合同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双方签订合同时的法律条件是《办法》，而发生交通事故时，适用的是《解释》，而《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比《办法》高得多。在此情形下，完全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适用《解释》规定的标准对受害人进行赔偿。
因为，法律条件的变化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不可归责于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使保险合同关系产生的基础发生当初无法预料的变化，若继续维持原有的保险合同，则对被保险人显失公平，所以人民法院有权对保险合同进行变更。(5)保险公司对有关赔偿标准条款怠于履行告知义务。在保险实务中，投保人一般只重视保险责任限额，而对适用何标准来进行赔偿，却往往并不关心。但实际上，赔偿的标准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保险金额确定的前提下，只有赔偿标准才具有重要意义。《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而保险公司却时常不向投保人说明该条款的重要意义，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因此，适用《办法》规定的标准不符合保险合同最大诚实信用原则。(6)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原则也要求适用《解释》所确定的赔偿标准。《保险法》第31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适用《解释》的标准显然有利于被保险人。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4条的规定，《答复》不属于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完全可以不受《答复》的约束。
第五篇：01-【案例】按工伤还是人损标准计赔发生争议
按工伤还是人损标准计赔发生争议
内容仅供参考 具体执行方案以各地规定为准
案情： 原告徐某系一名退休工人，一生忙碌惯了的徐某不想就这样闲下来。2003年3月，徐某就到某材料厂打工。材料厂雇佣徐某在其制砖车间运煤砂，负责输送带的正常运转。2004年6月27日，徐某违反操作规程，用手清理运行中的对滚障碍物，被轧伤左臂，经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左手毁损伤并行截肢术，材料厂支付了徐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14889元。事发后，当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过多次调解，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2004年8月29日，调解委员会再次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徐某委托的律师提出，本事故“如不按工伤处理，可按人损标准处理”。后经协商，双方当事人同意按工伤五级标准赔偿。同年11月2日，双方当事人订立了《职工伤残补助协议书》，约定：
一、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与职业病致残鉴定标准》（即GB/T16180-1996标准），材料厂承认徐某为工伤，徐某不再要求职能部门重新评残；
二、材料厂除已支付的医疗费外，再一次性给予徐某伤残补助费、就业补偿费、照顾费用和今后的医药费总计4.2万元，于2004年11月12日前付清；
三、本协议为一次性伤残补助的终结协议，徐某放弃其它要求，材料厂今后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四、协议经双方签字生效。协议签订后不久，材料厂按约备齐补偿款，但徐某反悔未领取该款。2004年12月20日，徐某经过司法鉴定，伤残程度被评定五级。其后，徐某以赔偿计算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原告徐某诉称，事故发生后，被告材料厂与有关人员恶意串通，对我欺诈误导，致我产生重大误解，与被告订立了显失公平的《职工伤残补助协议书》；根据协议被告只一次性赔偿我各项损失4.2万元，赔偿额明显偏低，故该协议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协议。被告材料厂辩称，我单位与原告达成的《职工伤残补助协议书》，是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参照工伤五级残的标准，经过双方多次协商自愿达成的；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原告所诉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法院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海安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徐某与被告材料厂之间系雇佣关系。徐某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伤害事故，本应按雇员受害纠纷处理，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但事故发生后，经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赔偿协议，该协议应视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原告所诉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乘人之危等情形，缺乏事实依据。同时，按工伤五级标准赔偿是原告自己选择的，其依法享有处分，尽管该标准比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低一些，但难以认定显失公平。因而，原告以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调解协议，不应予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及有关程序法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告徐某不服，提出上诉。其上诉称，我在退休后到材料厂工作，双方间存在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我在工作中受伤应按雇员伤害纠纷处理，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而不应作工伤处理。材料厂利用我不清楚上述法律关系，受伤后为生活所迫急于得到赔偿的心理，采取欺诈手段诱骗我签订了调解协议，故在该协议签订过程中我存在重大误解，且协议显失公平，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材料厂则辩称，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同意选择工伤标准赔偿，故本案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问题，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人民调解委员会2004年8月29日主持调解时，上诉人及其委托代理律师均到场，其代理律师明确提出该事故可按工伤处理，也可按人身损害赔偿处理，由此说明其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何法律关系，只不过上诉人最终选择适用了按工伤标准处理方案，且经过多轮协商，确定了最终的赔偿数额，现上诉人称其对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及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之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终审判决。
本案主要涉及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区别，以及两种关系下劳动者因工作受伤时赔偿标准司法实践中，不少人对我国既存在雇佣关系又存在劳动关系非常不理解，无法理清二者关评析： 的区别。
系。其实，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将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从事从属性劳动而发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都称为雇佣关系或劳资关系，并没有劳动关系这一概念。我国采用劳动关系这一概念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照顾建国以来的传统称呼习惯；二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口多劳动就业压力大，不少雇佣关系还不能严格依照劳动法加以保护，特别是不能要求所有的雇佣关系都按法律规定强制交纳社会保险费。故我国劳动法所保护的劳动关系实质上是雇佣关系中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法所保护劳动关系的范畴会逐步扩大。现实生活中，一般情况下，雇员与雇主形成长期稳定关系，并受劳动法律、法规调整的，称为劳动关系；雇员与雇主未形成长期稳定关系，且劳动者未能依劳动法享受相应待遇的，称为雇佣关系。
由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权益受到劳动法的充分保护，资方必须或应当为劳动者交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因而，为了平衡一般雇佣关系中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者工作中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时，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了两套赔偿标准，即在劳动关系中适用工伤赔偿标准，在雇佣关系中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例。”该解释第12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这两条规定已明确对两种理赔计算方式进行了区别，但按工伤标准计算的理赔额要低于人损标准。既然本案本应按人损标准计算赔偿额，那么是否要撤销本案已存在的人民调解协议呢？这主要看本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意见》第72条同时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本案中，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时，原告徐某委托的律师提出，本事故“如不按工伤处理，可按人损标准处理”，其时原告就在旁边，这说明原告徐某对行为的性质、赔偿标准是清楚的，同时双方当事人是在调委会主持下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的，并不存在一方利用优势地位问题，也不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故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都难以成立。其实，民事上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就是当事人自治原则，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享有处分权，对赔偿标准进行选择也是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只要处分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情形，有关协议就不应轻意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该《规定》第3条则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原告徐某对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未能充分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其要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的请求难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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