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4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赔偿纠纷案-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案件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案例
承包经营方可否直接受领拆迁补偿款？
——北京某工业公司与北京某汽车公司、北京某市场侵权赔偿纠纷
【导读】
拆迁方迫于现实压力将拆迁补偿款直接付给了拆迁建筑的承包经营方，而非拆迁建筑的所有人。所有人随后提起诉讼，要求承包经营方和拆迁方支付拆迁款。
天同律师作为拆迁方北京某市场的代理人，参与了本案的一审和二审，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客户的合法权益。解读此案，将有助于了解法院在认定此种给付行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案情简介】
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市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某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市场”）代理人：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 陈耀权、郭香龙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某汽车销售公司（以下简称“汽车公司”）一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案号：（2007）二中民初字第14088号 二审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案号：（2008）高民终字第1290号
2000年3月24日，某工业公司与某汽车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约定：
1、综合商业用房项目由某工业公司负责申报、提供土地使用权并享有所有权，由某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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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公司投资建设并享有30年的承包经营权；
2、在承包期内，如遇国家征地和其他征地，某工业公司应对某汽车公司进行赔偿。等等。
2003年9月22日，基于北京2008年奥运会市政整体规划，当地人民政府征地拆迁办公室向某工业公司发出通知，征用涉案综合商业用房，用于建设北京某交易市场。
同年9月26日，某工业公司向某汽车公司发出搬迁通知，但因补偿问题分歧，某汽车公司拒绝搬迁。随后各方经过了长期协商，但某汽车公司仍拒绝搬迁，且多次扬言要以血肉之躯对抗强制拆迁。
2007年4月13日，某市场与某汽车公司签订《搬迁协议》。某市场根据该协议约定，直接向某汽车公司支付了地上物补偿款。某市场在此前已向某工业公司支付了土地补偿款。
某工业公司遂以某汽车公司和某市场侵犯其拆迁补偿款的所有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汽车公司、某市场连带返还地上物补偿款6120607元。
【一审情况】 一审判决认为：
某工业公司与某汽车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也均按此实际履行。
虽然讼争的被拆迁房屋是由某汽车公司在某工业公司提供的土地上投资建设，但建设房屋所使用土地权利主体和建设申报主体均为某工业公司，故应认定诉争房屋产权归某工业公司。
《承包经营合同》约定，在承包期内，如遇国家征地和其他征地，甲方（即工业公司）应对乙方（即汽车公司）进行赔偿，并为乙方提供相应地段、面积的经营用地。但在本案征地拆迁开始后的较长时间中，某工业公司与某汽车公司及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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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就拆迁补偿和提供相应经营用地事宜达成一致。在此情况下，某市场将拆迁补偿款直接给付某汽车公司，并向某汽车公司提供相应的临时周转场地，以尽快了结补偿问题，保证该公司继续恢复经营，虽然从法律关系角度看并不完全妥当，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并无不当。据此，结合本案情况，为减少诉累，对于某工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某工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情况】
二审法院把审判重点放在了本案的法律关系上，认为：
《承包经营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某工业公司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某市场应与其签订拆迁协议并确定权利义务关系。
某市场征用土地是为了商业目的，无论所有权人某工业公司还是使用权人某汽车公司均应得到相应的补偿，原审判决在认定诉争房屋产权归属某工业公司的前提下，却又判定某市场将房屋拆迁补偿款直接给付某汽车公司的行为从法律关系角度看并不完全妥当，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并无不当，该认定有误，原审判决驳回某工业公司诉讼请求不妥。
考虑到以下因素应予改判：涉案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产权人均为某工业公司，虽然系某汽车公司出资建房，但在双方签约前存有原地上物且双方约定承包期限届满房屋由某工业公司收回，故地上物拆迁应给予某工业公司适当补偿；鉴于某工业公司同意依据评估报告确定地上物拆迁补偿标准，为了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可在某汽车公司取得的拆迁补偿中确定某工业公司本应得到的补偿款数额；涉案合同带有租赁性质，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房屋租赁期限的有效保护期为20年，应以此酌定某汽车公司应当向某工业公司返还的地上物补偿款合理数额；某市场虽然已经支付了拆迁补偿款，但对象错误，故一旦某汽车公司不向某工业公司返还该笔款项时，某市场应当代为履行，代为履行后可向某汽车公司追偿。
判决：某汽车公司向某工业公司支付地上物拆迁补偿款一百八十万元，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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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补充给付的代为履行责任；某市场代位履行后，可向某汽车公司追偿；驳回某工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天同代理】
天同律师作为某市场的代理律师参与本案的诉讼进程。两审过程当中，我方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证了某市场直接将补偿款给付给某汽车公司的行为正当合法：
首先，某市场直接将拆迁补偿款支付给某汽车公司，符合该公司与某工业公司的协议约定，且某工业公司一直同意可直接对某汽车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某工业公司与某汽车公司双方间的《承包经营补充协议》中的约定，拆迁补偿款应由某汽车公司获得。为了该协议的履行方便，某工业公司也有意让某市场将补偿款直接支付给某汽车公司，三方还为此共同委托评估公司对拆迁房产进行了价值评估。在此情况下，某市场依照评估结果将补偿款足额支付给某汽车公司后，已经完全且适当履行了拆迁人义务，不应再为拆迁事宜承担任何义务。
另外，从诉讼经济与效率的角度讲，某市场作为拆迁人已经实际足额支付了补偿款，权利义务正好相当，在此情况下仍将某市场列为本案被告不但对争议解决没有意义，而且还对某市场显失公平。
其次，某市场作为拆迁人深陷拆迁工作泥潭，处境艰难，某市场直接向某汽车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是无奈之举
2003年，涉案房产被列入拆迁范围。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里，由于某工业公司未能依约满足某汽车公司的搬迁条件，未能向某汽车公司提供相应的经营用地，导致某汽车公司的搬迁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严重影响了某市场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无奈之下，某市场才与某汽车公司签订《搬迁协议》，将房屋补偿款付给了某汽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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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手记】
收到应诉通知之始，本所即认识到如单纯从法律关系上考察，某市场可能确实存在给付对象的瑕疵。为此，本所律师在一审中的答辩重点，是某市场将拆迁款支付给某汽车公司，并无过错。
二审中，本所律师则根据实际情况，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三方当事人调解工作之上：
一、面向客户
在接触案件之初，本所律师即向客户详细说明了本案中其给付拆迁补偿款的不当之处。因为无论涉案拆迁建筑物由何人出资，由何人建造，拆迁补偿款都应向其所有权人进行支付。另外，尽管某工业公司与某汽车公司的《承包协议》当中存在如遇拆迁，某工业公司将对汽车公司进行补充的条款，但此协议也只是约束协议当事人双方的，并不能对于工业公司所享有的建筑物所有权进行限制。因此，抛开所有权人，直接向拆迁建筑的承包人支付补偿款，在法律层面上难以自圆其说，很难成立。所以希望某市场能够坐下来与另两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二、面向某汽车公司
某汽车公司在二审过后，同样承担着可能要对某工业公司进行补偿的风险。因此我们在促使某汽车公司加入调解进程之时，强调了其直接受让拆迁补偿款的法律瑕疵，以及其将要面对的败诉风险。
三、面对某工业公司
如某工业公司二审胜诉，某汽车公司也可另案以其违反《承包协议》约定为由向其提起诉讼；某市场也将向某汽车公司提起不当得利的诉讼，要求其返还拆迁补偿款，或者可能请求法院保全某汽车公司的账户，进而某汽车公司就不可能将补偿款给付给工业公司。如此一来，摆在工业公司面前的，现实且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有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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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法院工作
在本所努力的结果下，三方当事人来到了法院，参与调解。
调解工作由审判长主持。在对三方采取背对背调解之前，法官首先当着三方的面指明各方过错。指出某工业公司长期不能使某汽车公司搬迁，给某市场造成拆迁迟延存在过错；本案房产虽由某汽车公司所建，但所有权归某工业公司，某汽车公司将地上物补偿款独占存在过错；某市场不顾法律关系，忽略某工业公司为拆迁物所有权人，将拆迁补偿款直接付给某汽车公司存在过错。要求某汽车公司与某工业公司各让一步，以求得事情的尽快解决，双方可以返回到正常的经营生产过程当中。
最后，某汽车公司临时对于调解方案有了较大程度的修改，导致三方当事人调解失败。但本所律师务实解决本案、积极配合法院的态度，给合议庭法官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二审判决也基本上按照各方初步达成的调解意向，在遵循公平效率原则的原则下，对于三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与分配。
第二篇：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对赌协议效力之争
对赌协议效力之争：PE投资者利益如何保障？ ——中国最高法院一起诉讼引发多方关注
文/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 彭卿 郑厚哲
对赌协议，又名估值调整机制，指投融资双方对未来不确定情况进行的一种约定。对赌协议具有既激励融资方实现盈利目标，也降低投资方信息不对称风险的优点，在PE投资中运用广泛。投融资双方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期一致，才会达成对赌协议。但市场风险很难预测，原有预期如果无法实现，则争端不可避免。一旦涉诉，对赌协议效力问题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诉争焦点。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卿律师指出，世界经济波动加剧，中国经济增速放缓，PE投资纠纷势必增多，大多会涉及对赌协议效力问题。目前很多对赌协议直接从国外移植，在中国相对严格的金融体制下，这些舶来条款是否有效争议极大。最近，作为专注中国高端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专业律所，天同关注到中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件，即涉及对赌协议效力问题。
市场期待难兑现 补偿条款酿纠纷 在这起案件中，投资方与融资方及其原股东三方签署增资协议，约定投资方以相当于增资20倍的溢价认缴融资方增加的注册资本。协议约定了融资方的利润目标，如未达标，投资方有权要求融资方补偿，如融资方未能履行补偿义务，投资方有权要求原股东补偿。
因融资方利润远未达到预期，投资方向法院起诉，要求融资方及其原股东支付补偿金。针对补偿条款效力，诉讼双方争辩激烈：投资方主张依约补偿，融资方认为补偿条款属于保底条款，因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而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补偿条款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应认定无效，投资方无权请求补偿。二审法院则认定，补偿条款违反投资风险共担原则，属于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应认定无效，投资方溢价投入的资本，应予返还。两审法院裁判结果迥异，但均认定补偿条款违反风险共担原则而无效。融资方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截至本文发稿，该案尚在最高法院提审过程中。
违反风险共担？还是利益对赌？ PE投资中，常见的对赌协议多约定业绩达标时融资方行权，业绩未达标时投资方行权。但该案补偿条款仅约定业绩未达标时投资方行权，而未约定业绩达标时融资方行权，看似保护投资方单方利益，有违公平。因此两审法院均认定补偿条款违反风险共担原则而无效。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郑厚哲律师认为，原审法院观点值得商榷。案涉补偿条款仍是对赌协议的一种表现形式。该条款未约定融资方行权，系因投资方以高达20倍的溢价投资，相当于融资方已预先行使了权利。如融资方业绩达标，投资方高溢价投资只换取极少部分股权，溢价的绝大部分让渡给了融资方。如融资方业绩未达标，补偿相当于重新核定投资方投资额，并未增加融资方风险。补偿条款并非保护投资方单方利益，相反已预先满足了融资方利益，很难认定违反风险共担原则。
公司与股东对赌 效力存有风险
郑厚哲律师指出，案涉补偿条款是否有效，不在于是否违反风险共担原则，而在于股东与公司对赌是否侵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补偿条款并非股东间对赌，而是约定公司与股东双重责任。该约定未能考虑到中国公司法的规定，存有重大瑕疵。补偿条款涉嫌公司向股东返还出资，侵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极可能被认定无效。
类似公司与股东对赌，域外比较常见，但如在中国直接适用，极可能被认定无效。如红杉资本投资飞鹤乳业，双方约定飞鹤乳业如业绩未达标，需溢价向红杉资本回购股权。该约定适用美国法律可能并无障碍，但如将类似约定直接移植到中国，协议效力将面临股权回购损害债权人利益，名为投资实为企业间借贷等一系列风险。
对赌协议是否有效 亟待法律明确
对赌协议是否有效，我国尚无成文法规定。有观点认为，证监会对拟上市公司对赌协议的“零容忍”，似乎表明了对赌协议在中国不被认可。
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彭卿律师认为，证监会对于对赌协议并非一刀切，如机器人（SZ300024）对赌协议仅涉及投资方对管理层的激励，并未引起股权不稳定，即顺利过会。且证监会对可能引起股权不稳定的对赌协议，要求事先清理并详细披露，并未否定其效力。相反，清理的前提恰恰应是承认对赌协议有效。因此，很难将证监会的态度，作为否定对赌协议效力的依据。
对赌协议效力应如何认定，或将只能通过权威司法机构在个案中逐步厘清。最高法院对于本案的司法态度，天同将继续关注。
第三篇：天同律师事务所蒋勇律师谈民商事再审案件流程及律师应对策略
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
天同律师事务所蒋勇律师谈民商事再审案件流程及律师应对策略
“民商事再审案件特别是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的案件，无疑具有审理级别高、案件难度大、对律师要求更高的特点，因此作为案件代理人的律师，熟知再审诉讼流程和操作方法，将对诉讼成败产生重大影响。”近日，在2300多人参与的贵州省律师协会组织的执业律师培训大会上，国内高端商事争议解决专家、2010年中国25位热门律师之“出庭大律师”，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主任蒋勇为律师业界提供了详细的再审操作策略。
自2008年4月新民事诉讼法实施、我国推行再审制度改革以来，再审案件审级上浮一级，我国正逐步迈向准三审制，矛盾突出的民商事案件再审问题也得到了集中解决。
据介绍，“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再审制度的改革，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案件特别是商事争议再审案件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大型企业之间的商事诉讼最后进入再审诉讼程序的情况更是逐年增多。”
“再审诉讼案件，因其级别高、难度大，对律师的专业要求更高。” 蒋勇表示，“每年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的案件中，约有70%－80%会被驳回，20%－30%的申请再审案件裁定进入再审审理程序。这其中固然有案件本身的问题，但也与代理律师本身是否尽职、是否深入掌握最高法院再审程序密不可分。”
作为专注于国内高端商事争议解决的律师，蒋勇更强调标准化的团队管理、流程管理以及研究体系的建立，“诉讼业务的标准化流程管理，不但体现了一个律师团队的专业性，更事关一个案件的成败。”蒋勇强调，再审案件更应强调标准化管理和细节，包括申请阶段、受理阶段、审查阶段、审查结果流程中的法条详解、文书管理、材料管理、时间管理、注意事项和应对策略等。
在细节方面，蒋勇举例说：再审流程在申请阶段，律师或当事人应明确申请主体。另外，法律文书要明确列明审理法院、裁判文书案号等重要信息，在具体再审事由方面要求文书要准确、完整。
针对案外人之特殊继承人（债权受让人）能否申请再审的问题，蒋勇表示，“当事人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将该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或者义务转让给他人，受 1
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 让人对该法律文书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在法院受理阶段，如果申请人面临执行压力，“应在收到生效裁判后快速申请，减轻执行压力；提供详细书面材料，争取径行裁定；积极向执行人民法院申请，并提供相应保证，争取暂缓原生效裁判的执行，为再审的审查受理赢取足够时间；如签订执行和解协议，需书面明确不放弃再审申请的权利。”
在审查阶段，审查方式包括径行裁定、调卷审查、询问审查、听证审查四个方面。针对再审案件，再审事由也分为实体性事由和程序性事由，针对不同的内容当事人或律师应该有不同的解决策略。
再审事由的清晰化、具体化，再审审查的程序化、规范化，一方面意味着再审程序的改革与进步，同时也意味着如果不能准确提出再审事由，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可能会被人民法院驳回。另外，当事人就同一理由只能申请一次再审，这一次失误就有可能导致当事人失去最后的法定救济途径。
北京天同律师事务所系SGLA“中世律所联盟”成员所，多年以来一直专注于从事高端商事争议的解决，其独创的标准化、流程化的诉讼服务管理体系，使其成为高端民商事诉讼领域代理案件最多、胜诉率最高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天同专注于为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大型国有企业及各行业领先企业提供高端民商事诉讼专业法律服务，2010年获得ALB[亚洲法律事务]2010年“专业律师事务所大奖”及“纠纷解决律师事务所大奖”提名。
第四篇：著作权侵权案件酌定赔偿时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著作权侵权案件酌定赔偿时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李瑞宁诉煤炭科学研究院、冠联公司著作权侵
权纠纷案
【关键词】
著作权侵权 确定赔偿数额 实际损失 违法所得 合理开支
【基本案情】
上诉人:李瑞宁（原审原告）
被上诉人：河南省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原审被告）
被上诉人:河南冠联工程有限公司（原审被告）
李瑞宁笔名阿郎，自由商业插画师，河北省邢台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从业时间10年，主要负责为刊物特定文章或选题创作内文插画及封面画，设计与绘画相结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多年来与《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等杂志长期合作。李瑞宁创作的漫画作品“比尔盖茨”曾署名发表在公开媒体及诸多网站。近期李瑞宁发现冠联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其“硅谷广场”商业地产项目的多处商业广告及宣传刊物中使用了其作品，未署名且未经作者同意对该作品进行了修改，也未支付报酬。经协商未果诉至法院。【争议焦点】
李瑞宁诉称：依据《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并应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所谓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公证费、调查取证费、交通费、住宿费、材料印制费、律师代理费及其他合理费用）。本案涉案作品系李瑞宁利用电脑技术创作的漫画作品，凝聚了作者大量的智力和体力劳动。冠联公司作为专业开发房地产的商业主体，以营利为目的，未经作者许可，擅自在市中心繁华地带多处巨幅广告宣传画中突出使用了涉案作品，未支付报酬，未署名并对作品进行了大量修改且使用周期长达数年，同时侵权行为所涉及的宣传项目“硅谷广场”商业地产位于科技市场，用途为电子产品商铺，李瑞宁创作作品的内容为“比尔盖茨”，众所周知，比尔·盖茨是IT界的鼻祖式人物，影响力巨大，被告利用李瑞宁创作的作品并借助作品内容的影响力为其带来巨大收益。同时，作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公证费2240元、律师费20000元等。因此李瑞宁诉请法院判令冠联公司、煤炭科学研究院：
一、立即停止使用、传播侵犯其享有著作权作品的商业广告及宣传物等，同时在《大河报》上公开赔礼道歉；
二、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29240元；
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冠联公司辩称：第一，李瑞宁没有证据证明其为“比尔盖茨”漫画的作者，不具有行使相关著作权的资格；第二，冠联公司不具备侵权的主观故意，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冠联公司所有的对外宣传内容均由北京今久广告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制作，对该公司提供的所有内容，冠联公司不能一一核实是否已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冠联公司有理由相信图片具有合法来源，没有侵权的故意；第三，李瑞宁请求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经查，目前一张图片的价格大概在1000元左右，李瑞宁请求50多万余元的赔偿数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和市场合理价格；第四，李瑞宁没有证据证明其受到了任何声誉上的诋毁和损害，赔礼道歉没有法律依据。
煤炭科学研究院未到庭也未答辩。
【审理结果】
1、关于作品权属
法院认为：《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据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中,李瑞宁提供了作品原稿和公开出版物《探索财富》杂志（杂志封面的美术作品为“比尔盖茨”的漫画肖像，权属页标明封面漫画作者为原告），冠联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因此李瑞宁对涉案漫画作品《比尔盖茨》享有著作权，该权利应受法律保护。
2、关于侵权事实
冠联公司在未经李瑞宁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涉案侵权作品，未署名并进行了部分修改，也未支付报酬，侵犯了李瑞宁的署名权、修改权、获得报酬权等多项权利。
3、关于赔礼道歉
本案中，由于冠联公司的侵权行为侵犯了李瑞宁的著作人身权，如署名权等，所以法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经验支持了李瑞宁关于要求冠联公司、煤炭科学研究院公开赔礼道歉的请求。
4、关于损失赔偿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依据这些法律事实，一审法院判决冠联公司、煤炭科学研究院立即停止使用李瑞宁的作品并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2000元整；驳回了李瑞宁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李瑞宁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赔偿数额太低，不能起到保护著作权的作用。法院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赔偿数额应当高于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冠联公司将李瑞宁的作品用于商业广告宣传，且投放区域为市中心繁华地段，投放时间较长等侵权行为情节较重。且依据一审证据查明李瑞宁已支出了维权费用22240元，而一审判决冠联公司、煤炭科学研究院承担2000元的赔偿责任明显过轻，因此将判决数额变更为20000元。【办案经验】
此类案件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通常情况下对于此类案件的办理，往往遵循以下步骤：确定权属-认定侵权事实-确定赔偿数额。首先关于权属，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作品一经完成，作者即享有著作权，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对于作者身份的确定，主要依靠权利人提供的证据来证实，如无相反证据证明，则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其次关于侵权事实，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享有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获得报酬权等权利。因此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擅自使用其作品、未署作者姓名并对作品进行修改、也未支付报酬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侵权人应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的侵权责任。最后在确定赔偿数额时，一般根据实际损失计算，实际损失无法计算的，根据违法所得确定，两者均难以计算的，适用酌定赔偿。
此类案件也提醒著作权人应充分举证。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确定赔偿数额困难的原因有多方面，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利人举证不足。通常在实践中权利人都会随意提出一个赔偿数额，但大多没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撑其诉讼请求，或者是因为收集证据的难度很大，使得大多数权利人放弃“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的赔偿方式，仅依靠法院的自由裁量，而依据此方式做出的判决往往不能很好的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通常情况下，虽然权利人有时也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并对赔偿数额进行了相对合理、客观的计算，但计算方式及请求数额往往不能被法官采信。所以著作权人更应该注重证据的全面收集，在庭审举证、质证阶段充分论证著作权归属及侵权事实，以便法院综合证据，确定法律事实。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权利人应尽可能采用“实际损失”或“ 违法所得”的计算方式，如“实际损失”或“违法所得”难以计算，只要权利人对客观事实进行有力的论证，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确定赔偿数额时，也会考虑侵权行为情节的轻重，作出合理的判决。
在商业活动中，如何合法使用他人拥有著作权的作品，是使用者应特别注意的问题。明确在哪些情况下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可以不经其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哪些情况下须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使用其作品，并应向其支付报酬；在使用他人提供的作品时，应当履行充分的注意义务，审查作品来源的合法性。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在不损害他人权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
具体到本案中，从一、二审的审判结果看，本案表面上是赔偿数额的变化，实质上是法院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对法官自由裁量权限制的规则把握不同。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二审法院一般仅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正确与否进行审查，不会对一审法官自由裁量的赔偿数额进行改判。本案中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酌定的赔偿数额进行了改判，足以说明一审法院在作出判决时，没有考虑侵权行为的情节，随意裁判。《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是为了更好的根据实际情况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更多侵权行为的发生。本案中原告的实际损失难以计算，原告根据房地产行业的平均利润及广告投入费用、所占房地产开发成本比例、被告侵权行为持续的时间、被告是否存在主观故意等方面对被告的违法所得进行了估算,但未被一审法院采纳，最终一审法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元，但这与原告的实际损失相去甚远，一审判决明显违反了著作权法关于酌定赔偿的规定，不利于鼓励创作、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遂原告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根据作者的知名度、作者创作作品的难易程度、作品获奖情况、维权成本以及被上诉人对作品的使用方式、使用作品的持续时间、地理位置、被上诉人有无主观过错等情况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酌定赔偿数额为20000元。
与一审法院判决2000元的赔偿数额相比，二审法院判决20000元虽然不能完全填平原告的维权支出和合理损失，但显然更为合理。由此案可以看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非没有限制、并非仅依靠自身经验径行判决，在实践中往往依据“填平原则”确定赔偿数额（所谓“填平原则”即权利人损失多少，侵权人就赔偿多少。这种赔偿是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为目的，故这种赔偿也称为补偿性赔偿，其适用的赔偿原则是全部赔偿原则即填平原则，全部赔偿之后果即为填平。），但是，由于知识产权本身为无形财产，这一性质决定了其价值的不稳定性，因此由侵权行为引起的实际损失往往无法确定，所以法官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参考著作权人根据相关情节计算出的侵权人的违法所得，考虑各种因素，在掌握详实证据的基础上，综合判断从而做出合法合理的判决。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数额明显过低，不符合填平原则，二审法院作出了高于一审法院认定赔偿数额十倍的判决，颠覆了二审法院对知识产权案件自由裁量数额不予调整的传统理念。随着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实施，知识产权生产力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依法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将成为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基本准则之一。
（撰写人：河南鼎德律师事务所 王辉 张克毅）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关于中国标准出版社与中国劳动出版社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关于中国标准出版社与中国劳动出版社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的答复
（1999年11月22日 [1998]知他字第6号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8]286号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1．推荐性国家标准，属于自愿采用的技术性规范，不具有法规性质。由于推荐性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具有创造性智力成果的属性，如果符合作品的其他条件，应当确认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对这类标准，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予以保护。法院应当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认这类作品的著作权人，确认原告是否经过合法授权，最终确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2．国家标准化管理机关依法组织制订的强制性标准，是具有法规性质的技术性规范，由标准化管理机关依法发布并监督实施。为保证标准的正确发布实施，标准化管理部门依职权将强制性标准的出版权授予中国标准出版社，这既是一种出版资格的确认，排除了其他出版单位的出版资格；同时也应认定是出版经营权利的独占许可。其他出版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出版强制性标准，客观上损害了被许可人的民事权益。请你院与朝阳区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并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多做工作，争取调解解决此案。
以上意见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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