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过书”里的官员们

第一篇：“悔过书”里的官员们

“悔过书”里的官员们

官员的悔过书，一般指官员被双规或立案调查后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反思和反省，从而希望组织宽恕的文字材料。种种复杂心态和动机作用下，官员们在悔过书中往往会展现出难得的坦诚。权力堕落的轨迹，也在形形色色的悔过书里清晰地显露。

侥幸心理与“晴天霹雳”

2015年2月2日，湖北省纪委宣布双规了三名官员。这一新闻在湖北比较引人关注，一个原因是其中一名官员的前任、湖北某县级市市委书记幸某一年前也被双规。他在悔过书里感叹，他所在的县级市是老区，他竟然成为“建县史上第一个被党组织查处的县委书记”“无颜见老区人民”。

幸某在湖北官场更受关注的，是他曾“采取了一些应对组织调查、企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的做法。记者获得的悔过书显示，被双规后，幸某仍不甘心，“我被带到省纪委‘两规点’接受组织审查。刚来时，我思想上有过委屈，有过抱怨，有过侥幸，有过抵触”。

与幸某一样心存侥幸的，还有湖北省某厅原副厅长张某。得知湖北省纪委在调查自己后，他第一反应是做好三件事：“一是迅速把相关人送的钱退回去，以减轻处罚；二是迅速了解调查组动向，找了哪些人、问了哪些事、社会上有哪些传闻，做到心中有数；三是到省纪委找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以从轻处理。”他在悔过书中写道。

张某做了前面两件事后，第三件事没做。2014年2月26日被双规的张某事后称，“2月18日左右，我已经将银行储蓄卡都准备好了，要去省纪委调查组说明问题、承认错误，但就是下不了决心。都是侥幸心理在作恶。”

三种腔调与两重动机

湖北检察官许俊介绍，在他数年的工作中，所看到的贪腐官员悔过书主要有三大类：

武汉铁路局一名官员涉嫌贪污案，“该官员到审讯室后，主动要纸笔书写悔过书，满纸写着对平时违纪行为的悔过，希望交到检察院领导和其分管领导手中，可以承认完错误放他回去”。“这属于避实就虚，只承认违纪不承认违法。”许俊介绍，这名官员得知自己被刑事立案时，当场大喊悔过书是被逼所写。“审讯人员在同步录音录像下，当即撕掉其所写的悔过书，并向其说明悔过书不予附卷。最后，这名官员在零口供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第二种是避虚就实型，痛痛快快承认罪行，真真切切忏悔。湖北某市人大原副主任罗某的悔过书就属于这一类。“我喜欢购买和收藏手表，也知道投资名表可以保值增值积累财富。许多民企老板知道我这种爱好后，就打着朋友间礼尚往来的名义送表给我，开始是送几千块钱的石英电子表，后来送上万、上十万的名牌手表，我都收入囊中，毫不节制，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罗某在悔过书里说。他还在悔过书里承认：某企业为了尽早成立“小贷公司”、加快审核报批进度，对我提出在“小贷公司”中给我10%的股份，并由企业拿出现金400万元帮我入股……我安排亲戚代表我，入股该“小贷公司”成为股东。

第三类是虚实并行型，凡认为纪检机关所掌控的罪行，“勇于担当”“踊跃悔过”；凡认为纪检机关未知晓蛛丝马迹的，绝口不提。许俊介绍，其曾参办的一名官员贿赂案件中，审问就像挤牙膏，“你问他，他就承认就悔过，你不问他就假装不知道”。审讯结束，该官员前前后后书写了好几份悔过书。“抱有严重的侥幸心理，对实在掩饰不了的罪行才承认悔过。这种悔过书占绝大多数。”许俊说。

许俊指出，长久以来，“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迫使落马官员认罪悔过，指望在刑事审判中得到较轻的刑事处罚。落马官员“热衷”于写悔过书，是因为他们被强制隔离（被采取双规措施或刑事立案）后，害怕将来的刑事处罚，对组织有所乞求、对法律有所敬畏，希望能对其网开一面、从宽处理，因此在招供之时或之后，积极剖析自己问题的思想根源，坦白罪过，承认罪行；另外，失去人身自由后的孤寂无助感，也会让违纪违法官员有想与人交谈、自我书写的欲望。

悔过书里的腐败路径

2014年9月1日，“为利用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湖北省纪委办公厅向各市州县党委书记、市州县长、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厅局和人民团体党委书记，印发了7名被“双规”副厅级官员在接受审查期间写的悔过书。其中，37岁的张某2000年担任湖北某地级市团市委书记后，“不停包装自己、推介自己，彰显个人才能。当了三年团委书记，顺利当上了这个市一个区的区委副书记、区长”。“自己看准了一个问题，只有快速发展才能出政绩、出干部，才能快速实现向位高权重的职务迈进的目标。”2006年，张某顺利当上区委书记。起初有人给张某送钱，被他拒绝。“过年过节，有些老板、下级送钱，我还推辞，有时还比较坚决，后来就半推半就，有的直接放进抽屉或者公文包里；开始只在办公室收钱，后来在酒店、车上也收红包和信封，在家里也接待一些亲密的老饭和熟悉的下级。”

“不少老板财富来得容易，他们靠投机，靠政府政策扶持，我看到一批工商企业在区委区政府支持和关照下获得不少财富、和他们比，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是开会就是陪客，财富少得多，享受更不能比。”张某说，攀比之心让他也想有好车子、有别墅。

“下级尤其是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和在身边工作过的同事，他们年年送，开始两三千，后来三五千，还有的上万。”张某承认，当时身为区委书记的他，“用金钱往来的次数来衡基上下级关系的亲疏，用年节往来看待一个下级是否知道感恩。”

2010年8月，张某被任命为湖北省某厅副厅长。“在屁股还没坐稳、副厅乌纱帽还没有戴牢的情况下，又想着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这个正厅位子”。

2014年春节上班第一天，湖北省纪委开始调查张某。“得知这一情况后，我怕影响职位升迁，到处退钱灭火。一周内退出人民币20多万元，美元4万元。迟迟不主动找调查组交代问题、承认错误。”2014年2月26日，张某被送进湖北省纪委双规点。

落马时已担任湖北某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幸某在悔过书中称，他在担任某县级市市委书记时和一些有钱人接触，对高消费生活由羡慕变成攀比，然后开始收取钱物。“工作期问，某企业老板多次给我送钱，开始我也觉得不该收、不能收、不敢收。但他一再表示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感谢我的关心。我想自己也确实帮他赚了不少钱，他表示一下也在情理之中，慢慢地我不再拒绝。”幸某说。

第二篇：官员悔过书

“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作者：熊志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

不用搜索，不用浪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讲话背景是什么。

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

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那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规律？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不过。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这可以看做一种呼应，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视：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双规期间，大谈德化话语，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

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将苦难的过去剖白给世人看，对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

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家史的艰辛，在这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到位。就好像一个盗窃被抓现行的小偷，你还没开始批评，他就痛哭流涕地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难，总有点让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理论上，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事实都会被严查，写进判决，对外公开。不过，交代腐败史的环节却鲜有官员省略，哪怕是记流水账，也要交代清楚，聊表“诚意”。

用媒体的话来讲，“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向谁道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当然，具体到各个落马官员而言，交代的过程可能有所打乱，甚至有所省略，但套路却如出一辙。分析之三：忏悔模板标准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现，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

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忏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随时进行，尽管它是廉价的。分析之四：语言战术表功化 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比如，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说完贪腐历史，不忘高调表功，潜台词呼之欲出。2014年10月17日，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这一请求并未被认定为立功。

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谈到，“本应篇二：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 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 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2014年07月03日03:15 第一财经日报

王培霖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力量的加大，以及众多贪官的查处，落马之后和贪污腐败有关的忏悔，也几乎成为多数落马官员必做的动作，甚至去年被查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已经写了一份悔过书，并成为其他地方党政官员的学习材料。而落马官员因何而贪？在贪腐的路上，他们又走了一条怎么样的心路历程？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就获悉了一份尚未公开的腐败官员忏悔书内容，这份忏悔书是一位曾经位高权重、于去年被查的腐败官员在今年1月所写，再结合此前已公开的其他贪官的悔过书，依稀可看见他们的心路历程。曾经很“单纯”

既然是贪，就和钱脱不开干系。上述这位官员在悔过书中说，他调任到某市做市长，发现工资比此前所在的城市减少了十几万元，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才有了后来贪腐的事情。

除了心里不平衡，这也和贪官们所处的充满诱惑的环境有关系。上述贪官也多次提及了就职当地的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公司的业务，钱权也很快达成了默契，贪腐由此发生。

而据《检察日报》披露，曾任海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的李日亮，曾对办案人员说：“收受别人第一笔钱时，我也害怕过，但收了以后就被钱套住了，从此当上了金钱的奴隶??到后来别人给我送钱，我都麻木了。” 从2002年至2011年初，李日亮在收受贿赂、权钱交易的犯罪道路上走过了9个年头，最终在2011年8月初的一天因举报而事发，他回忆说：“反思自己陷入受贿犯罪的漩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都是权力惹的祸。” “随着职位的升迁，自己耳濡目染一些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后，思想上渐渐发生了变化，直至发展到收受他人贿赂。”李日亮说。

悔过书六类型 对于腐败官员的忏悔，有时候也会被拿出来让在任官员进行反思。比如去年被查的南京前市长季建业的忏悔书，就成为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的学习材料。据国家土地督察网发布的消息，今年4月22日晚，国家土地督察局云南玉溪例行督察工作组临时党支部，根据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国土资源部监察局要求，召开支部扩大会议，组织学习季建业的悔过书。

上述支部负责人要求每个人要深入思考，无论年龄大小、级别高低，要以季建业为戒，牢固树立终身自警自律自省的意识。

国家粮食局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在今年“五一”节假日来临前夕，四川省粮食局通报了全省一季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查办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季建业的认罪“忏悔书”等，用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干部职工。

而今年4月14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刘星星在人民网发文指出贪官忏悔，因官员不同，类型也不同。

据人民网披露和分析，贪官忏悔分为三个时间段：“双规”、庭审和入狱后。“双规”阶段，问题官员希望以忏悔逃过司法，而到了司法审理阶段，则是先忏悔后翻供屡有发生。而等到入狱后的忏悔，那就会在报纸和专题片上体现，并成为反面教材。

刘星星的文章里，也将贪官忏悔分为六大类型，即声泪俱下型，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为代表；请罪求情型，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为代表；引经据典型，以河南省开封原组织部长李森林为代表；表功型，以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为代表；忆苦型，以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为代表；避重就轻型，以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为代表。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贪官忏悔

内容基本具备“四要素”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贪官心态

有些悔过书避重就轻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 1 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 2 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 3 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专家观点

悔过或从轻量刑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据新华社

新闻链接

深谙潜规则的电视台长

简历：史联文，男，1952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记者，研究生学历。2009年出任辽宁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2012年4月退休。

犯罪事实：史联文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人民币1140.45万元、港币20万元、美元5万元、金条三根300克(价值人民币10.18万元)、江诗丹顿手表1块、鸡血石1块，挪用公款550万元。

判决：2014年7月21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依法判处史联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忏悔：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行，他就会运用权力为自己所用，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被放弃了，失去了宗旨就失去了方向。

据中纪委官方网站“忏悔录”栏目

贪官悔过书三种类型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高调表功型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

告诫建议型(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重演篇四：贪腐官员忏悔辞大数据分析

自由谈 来源：凤凰评论原创出品 2014.12.23 “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

“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 不用搜索，不用浪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讲话背景是什么。

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那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规律？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不过。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这可以看做一种呼应，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视：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双规期间，大谈德化话语，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2012年03月23日，湖北黄石的《东楚晚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了一份当地落马官员袁小安撰写的“悔过书”，一时成为网络热点。不过，该报电子版很快就删除了头版内容。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将苦难的过去剖白给世人看，对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家史的艰辛，在这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到位。就好像一个盗窃被抓现行的小偷，你还没开始批评，他就痛哭流涕地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难，总有点让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理论上，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事实都会被严查，写进判决，对外公开。不过，交代腐败史的环节却鲜有官员省略，哪怕是记流水账，也要交代清楚，聊表“诚意”。

用媒体的话来讲，“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向谁道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当然，具体到各个落马官员而言，交代的过程可能有所打乱，甚至有所省略，但套路却如出一辙。分析之三：忏悔模板标准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现，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

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忏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随时进行，尽管它是廉价的。

分析之四：语言战术表功化

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

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比如，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说完贪腐历史，不忘高调表功，潜台词呼之欲出。2014年10月17日，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这一请求并未被认定为立功。

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谈到，“本应该为中国铁道、为中国梦做更多的贡献，但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更多的贡献”是无法兑现了，但“现有的贡献”却通过它的忏悔之口说出来。换了一种隐蔽的形式，功劳还是表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表示，“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姿态低入尘埃，软磨硬泡，只求保住性命。虽然拙劣，却也是战术的一种。将忏悔战术玩到极致的，上述这些人还不算。忏悔功利化，也是个官场战术的问题，官员落马后依旧将这套战术用得游刃有余者，当属成克杰。他在纪委环节忏悔道，“接受党和国家的一切处理，不需要辩护”，态度诚恳，不卑不亢，岂料庭审环节，推翻之前的交代被他完全推翻，强调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工作失误，为政治生命做最后一搏。

落马官员在忏悔时，战术运用不止于此，比如有的官员深度不够、字数来凑，有的官员将责任推到“亲戚朋友”，有的官员避重就轻，怪组织没提醒„„

无法真正忏悔的贪腐官员篇五：警惕落马官员的“注水”忏悔录 警惕落马官员的“注水”忏悔录

作者：王丹 《光明日报》（2015年03月30日 02版）

在一些落马官员眼中，悔过书仅仅是争取宽大处理而必须抓紧的救命稻草，是出于对眼下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作出的逐利之举，与对法律和党性的敬畏无关。若真如此，忏悔就彻底背离了其“苦口良药”的本意和初衷，沦为一种投机。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全新栏目“忏悔录”，刊载官员悔过书，以期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但在减刑预期的驱使下，一些落马官员将“悔过书”当作逐利工具和自我表演道具，有的八股化、空洞化，有的甚至公然抄袭。有专家指出，这类“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落马官员的公开忏悔，是反腐倡廉鲜活的“反面教材”，他们的自悔自新和现身说法，将对其他党员干部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此外，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完善反腐制度机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今年1月，落马官员忏悔录被列入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提出，要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表功、避重就轻也是常用的“策略性”叙述框架，前者将问题和成绩隐蔽糅杂，后者则推卸堕落责任，将犯罪问题道德化、模糊化。心如刀割、受贿埋炸弹、每晚难入睡、财权牺牲品、自由多可贵、不懂法律等词汇，更是在各色悔过书中高频次出现。

如此千篇一律的框架和“包装”，让公众无法对悔过者的真心与动机希冀太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的考虑情节。业内人士也透露，减刑确实是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和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

因此，在一些落马官员眼中，悔过书仅仅是争求宽大处理而必须抓紧的救命稻草，是出于对眼下现实利益的考量而作出的逐利之举，与对法律和党性的敬畏无关。换句话说，公开忏悔可能只是落马官员备好草稿的一场真人秀表演。若真如此，忏悔就彻底背离了其“苦口良药”的本意和初衷，沦为一种投机。

随着反腐强力推进和廉政警示教育活动的开展，将有更多的悔过书被作为官德教育“教材”进入大众视野，对投机性悔过的甄别和警惕也因此显得更加必要和重要。

第三篇：《高墙里的官员们》观后感1

《高墙里的官员们》观后感今天早上，单位组织全体领导干部观看了《高墙里的官员们》，相信每一位领导干部都会有所警示和感悟。该片揭秘了落马官员罗荫国、朱育英等人的囚徒生活。一个是原茂名市委书记，一个是原茂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权力的巅峰，坠入劳改的监狱，镜头中的他俩，都理着光头，狱友都以老罗老朱相称。如此敏感的镜头，在央视黄金档节目中出现，出现在反腐正酣的势如破竹之际，着实令世人震撼。

这些职务犯罪的人员，原来都是各条战线上的精英，有几位以前就是茂名市的党政领导干部，这些人员曾为茂名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面对政治生涯的即将结束，在种种诱惑和考验面前，他们没能把握住自己，迷失了人生方向，触碰了法纪的底线，迈出了最不该迈出的一步，断送了美好的前程。这些案例让人触目惊心，这些人员让人扼腕叹息，这些忏悔催人警醒，这些点评振聋发聩！

古人说：“祸患常积于忽微”。这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违纪违法，锒铛入狱，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主要是平时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扭曲，意志蜕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不是不懂得厉害轻重，只是被贪婪的物欲追求所驱使；他们不是没有畏惧，只是被“也许没有人知道”的侥幸心理所蒙蔽；在工作生活的点滴贪念中，在一个又一个的蝇头小利中，思想防线逐步崩溃，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人生悲剧。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面对这些做了金钱奴隶的党员干部，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好好想一想：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下什么？这些案件再一次警示我们，必须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决不能成为停留在口头上的空洞口号。

这些案例是发人深省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做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给从中得到警示，平时要巩牢防线。

一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59现象”、“35现象”，即想为自己留后路，为自己养老、为子女生活打下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领导干部觉得辛辛苦苦，不捞点就太亏了，会让子女亲朋笑话。人生观的倾斜，价值观的扭曲，最终落得个折戟沉沙、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二是要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这些领导干部有的本人生活还算简朴，然而因为溺爱孩子，为其搭桥铺路，收受贿赂，大肆敛财，欲罢不能。中组部、中纪委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及子女借其权力经商早就有明文规定，儿女情长并非坏事，然而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牟取暴利，则严重侵害了行政公共权力，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三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领导干部要正确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的、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和警示，有利于各级领导干部时时敲响警钟，把握自己，抗拒诱惑，廉洁从政。看了这部警示片，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要警钟长鸣，要做到抗腐蚀，永不变。

第四篇：贪官们的悔过书 为时已晚

贪官们的悔过书为时已晚

许迈永的悔过书9月6日在《检察日报》上发表了。可惜，这个曾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贪官一个多月前已杳如黄鹤，奔赴黄泉之路之了。许迈永也许后悔当初不该写这样的悔过书。因为它不但没有成为自己博得同情和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护身符，而且花费的心思白搭了，连悔过书的稿费也领不成了！

贪官的悔过书屡见报刊，其目的无非是让做官者引以为戒，起警示作用，但为官者又有几个真正放在心上呢？他们只会笑话他是一个倒霉蛋而已，运气比较差。其实，贪官们写悔过书的真正目的就有一个，想得到宽大。这也是他们潜意识中权大于法的惯性思维所致。如果写悔过书可以减轻罪责，那么，照此推理，只要所有的犯罪分子写写悔过书就行了，而且谁的文采好谁就被惩罚得轻，国家的法律不就成了一纸空文？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何在？

贪官的悔过书很没有看头。一是假大空，二是无新意。安徽贪官张绍仓在法庭上老泪纵横地宣读自己的悔过书，然而之后大家发现，他的悔过书乃抄袭之作。原来是人家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先生的。你太急功近利了，又侵犯了人家朱福钟的“著作”权。（这篇“文章”曾发表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上）。如果你套用写作格式就好了，就像其他贪官一样比葫芦画瓢：先

说自己如何努力，然后说组织上如何培养自己，再然后说辜负了培养，私欲膨胀、放松了学习、法律意识淡薄、存有侥幸心理，结果翻了船等等。再看看许迈永的悔过书，里面假的东西也很多。他说从小家里穷，对“经济基础考虑的多”。但据媒体报道，他的父亲算卦比较出名，收入颇丰。他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就是家里真穷，能成为日后当贪官的理由吗？照此说，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如果不当贪官就做贼？说自己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更是信口雌黄。在位讲话、开会时怎么什么都懂？不懂法怎么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钱权交易、怎么知道怎样规避被制裁的风险？总之，悔过书无非是贪官苟延残喘的最后一搏而已，是人前作秀、人后作奸的本质还一时难以纠正而已。

从贪官的悔过书来看，对中国的反腐事业没有多少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所有的贪官出于脱罪的原因，几乎都没有谈到导致腐败的主要外因，那就是：不受监督，必将腐败。河南省交通厅五任厅长四任前赴后继地落马，而且一任比一任贪就是典型的例子。

权力必须关在笼子里，必须在阳光下运行；好的制度，能让官员们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百姓服务，使贪官无从下手，伸手必被捉。

第五篇：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 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盘点落马官员悔过书 刘志军哭诉张曙光表功

2014年07月03日03:15第一财经日报

王培霖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力量的加大，以及众多贪官的查处，落马之后和贪污腐败有关的忏悔，也几乎成为多数落马官员必做的动作，甚至去年被查的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已经写了一份悔过书，并成为其他地方党政官员的学习材料。而落马官员因何而贪？在贪腐的路上，他们又走了一条怎么样的心路历程？《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就获悉了一份尚未公开的腐败官员忏悔书内容，这份忏悔书是一位曾经位高权重、于去年被查的腐败官员在今年1月所写，再结合此前已公开的其他贪官的悔过书，依稀可看见他们的心路历程。曾经很“单纯”

既然是贪，就和钱脱不开干系。上述这位官员在悔过书中说，他调任到某市做市长，发现工资比此前所在的城市减少了十几万元，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才有了后来贪腐的事情。

除了心里不平衡，这也和贪官们所处的充满诱惑的环境有关系。上述贪官也多次提及了就职当地的上市公司，通过上市公司的业务，钱权也很快达成了默契，贪腐由此发生。

而据《检察日报》披露，曾任海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的李日亮，曾对办案人员说：“收受别人第一笔钱时，我也害怕过，但收了以后就被钱套住了，从此当上了金钱的奴隶„„到后来别人给我送钱，我都麻木了。”

从2002年至2011年初，李日亮在收受贿赂、权钱交易的犯罪道路上走过了9个年头，最终在2011年8月初的一天因举报而事发，他回忆说：“反思自己陷入受贿犯罪的漩涡、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都是权力惹的祸。”“随着职位的升迁，自己耳濡目染一些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后，思想上渐渐发生了变化，直至发展到收受他人贿赂。”李日亮说。

悔过书六类型

对于腐败官员的忏悔，有时候也会被拿出来让在任官员进行反思。比如去年被查的南京前市长季建业的忏悔书，就成为一些地方党政官员的学习材料。

据国家土地督察网发布的消息，今年4月22日晚，国家土地督察局云南玉溪例行督察工作组临时党支部，根据中央纪委驻国土资源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国土资源部监察局要求，召开支部扩大会议，组织学习季建业的悔过书。

上述支部负责人要求每个人要深入思考，无论年龄大小、级别高低，要以季建业为戒，牢固树立终身自警自律自省的意识。

国家粮食局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在今年“五一”节假日来临前夕，四川省粮食局通报了全省一季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查办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季建业的认罪“忏悔书”等，用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干部职工。

而今年4月14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刘星星在人民网发文指出贪官忏悔，因官员不同，类型也不同。

据人民网披露和分析，贪官忏悔分为三个时间段：“双规”、庭审和入狱后。“双规”阶段，问题官员希望以忏悔逃过司法，而到了司法审理阶段，则是先忏悔后翻供屡有发生。而等到入狱后的忏悔，那就会在报纸和专题片上体现，并成为反面教材。

刘星星的文章里，也将贪官忏悔分为六大类型，即声泪俱下型，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为代表；请罪求情型，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为代表；引经据典型，以河南省开封原组织部长李森林为代表；表功型，以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为代表；忆苦型，以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为代表；避重就轻型，以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为代表。

(原标题：落马官员的六种类型悔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