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意义上摄影作品“署名”问题浅析—华盖公司诉正林公司著作权纠纷案

第一篇：著作权法意义上摄影作品“署名”问题浅析—华盖公司诉正林公司著作权纠纷案

著作权法意义上摄影作品“署名”问题浅析

——华盖公司诉正林公司著作权纠纷案

河南鼎德律师事务所 王永波 汪雪洁

【关键词】作品 公之于众 署名 公证授权

【基本案情】

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盖公司）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哈尔滨正林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正林公司）

2011年3月9日，华盖公司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华盖公司诉称：华盖公司认为，华盖公司是美国Getty Images Inc.公司（以下简称Getty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唯一合法授权代表，美国Getty Images Inc.授权华盖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展示、销售和许可他人使用Getty Images Inc.的品牌图片，并有权就任何第三方侵犯Getty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法律措施。华盖公司在2007年之前，已经在其官方网http://www.xiexiebang.com网页上的《分销授权申请表》，摄影师需填写两项：是否拥有著作权与是否与其他图像代理机构合作，证明Getty公司可以接受独立摄影师向其提供“非排他性分销授权”；

4、销售被控侵权作品的数十个网站目录，证明不只华盖公司一家销售被控侵权图片，所有网站销售的被控侵权图片都标注该图片的摄影师、版权所有人为Ryan McVay；

5、美国著作权法411、501条款，证明任何人在美国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之前，需首先提供该图片已在美国版权局登记的著作权凭证。

6、正林公出示了与Getty公司网站的往来邮件、电子账单，证明其已于2011年3月以5美元的价格向Getty公司购买了被控侵权图片的使用权。

黑龙江省高院认为，一般情况下,摄影作品的拍摄者是原始版权人,享有包括署名权在内的著作权。但是,当摄影作品上有其他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署名时,摄影者并非当然的著作权人。在此情形下,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该作品的作者。被控侵权摄影作品的摄影师虽然是Ryan Mcay,但是在被控侵权图片上署名的并非其本人,而是“Getty Images”的水印,即Getty公司的署名,并标注了“本网站所有图片均由Getty公司授权发布”、“侵权必究”等字样,故不能仅以Getty公司非实际摄影者而据此认定其不享有被控侵权作品的著作权。华盖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仅是Getty公司公布在其官网上的被控侵权图片,互联网上已有多家公司公开销售与被控侵权图片内容、摄影师完全相同的图片,而图片上并非标注“Getty Images”水印,系分别印有上述各家公司自已的水印(署名)。加上华盖公司未能提供被控侵权作品的底片或未经修改的数码照片文件，与文件相符合的拍摄器材等证据用以证明其权利主体资格,亦不能提供其取得权利的合同或著作权登记证书等用以证明其著作权取得的方式。依现有证据看,在有多家公司以相同方式在涉案图片署名的情形下,被控侵权作品的著作权属并不明晰。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华盖公司在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Getty公司是被控侵权图片的著作权人,对被控侵权作品享有著作权这一诉求存在瑕疵,而其又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此,华盖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其事实主张以及要求正林公司承担相关侵权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正林公司侵权行为缺少成立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据此，黑龙江省高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华盖公司的诉讼请求。

华盖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对本案进行重审并依法改判，判令正林公司停止侵权并制服话该公司经济损失及制止侵权行为合理费用共计19020元。华盖公司认为其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财产权，涉案作品在Getty公司网站和自己的网站中都有展示。涉案作品加注了”Getty Images”的水印标识，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对涉案作品享有相关权利。另外，涉案图片下方标明摄影师为Ryan McVay,仅是对摄影师的尊重，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仍应以“Getty Images”水印作为署名。涉案作品是Ryan McVay受Getty公司雇佣而创作的职务作品著作权归Getty公司所有，华盖公司在中国大陆范围内亦享有相关授权权利。华盖公司补充提交了摄影师Ryan McVay宣誓公证书，称Ryan McVay为Getty公司的雇佣摄影师，Getty公司及其授权代表享有展览、销售和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此外，华盖公司出示了《免版税经销商协议》，记载SuperStock等几个其他销售商公司为Getty公司的经销商，也是经Getty公司同意才销售相应的作品。该协议与已公证的一系列材料共同证明华盖公司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正林公司则认为华盖公司并未提交涉案图片的著作权登记凭证，“Getty images”水印不能证明Getty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请求最高院驳回华盖公司的再审申请。

最高院认为，华盖公司申请再审理由成立，再审期间华盖公司提交的新证据能证明其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并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判令正林公司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华盖公司经济损失1000元、为制止侵权行为制服的合理费用3000元，共计人民币4000元。

【办案经验】

1、法律规定

著作权法规定第是一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书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2、实践经验

由于著作权具有“作品创作完成即自动产生”的特征，缺乏像专利权、商标权那样的审查和公示程序，也就不能像专利和商标一样以相关行政机关颁发的权利证书来主张权利。著作权登记证书是权利人自愿取得的证明权属的初步证据，是否进行登记并不影响著作权人取得著作权。故对于著作权的审查，一般以作品上署名等为初步证据，除非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对初步证据的举证要求要结合案件的基本情况、所涉及作品的情况等合理进行确定。

本案中Getty公司拥有数量巨大的图片，基本采取在官方网站上登载图片并可直接网上购买的方式经营。其网站上登载的图片，虽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但同样是“公之于众”的一种方式。故网站上的“署名”，包括本案中的权利声明和水印，构成证明著作权归属的初步证据，在没有相反的证据情况下，可以作为享有著作权的证明。如果对初步证据要求过高，比如对每张图片都要求取得摄影师的授权证明，或者每张图片都要去做著作权登记的话，对权利人来讲将是巨大的负担。而相关费用如属于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归根结底要由侵权人来承担，华盖公司一审时以确认授权书、网站权利声明以及图片上的水印共同主张权利，应认为已经尽到了初步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正林公司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华盖公司为主张权利的适格主体并无不当。

本案关键点在于涉案摄影作品著作权的认定。如直接按《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作品上署名即为著作权利人，但本案作品中涉及“Getty image”水印和摄影师Ryan McVay两个人的署名，由此对著作权人的认定会产生影响。正是因为华盖公司出示了一系列可以相互佐证的证据材料，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最高院判决华盖公司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由此可见，证据材料是否完备，对于作品著作权纠纷中著作权的认定意义重大，掌握初步证据就掌握了案件的主动权。

本案一波三折，最终以华盖公司胜诉结束。华盖公司之所以能胜诉，正是由于一系列著作权归属证明材料和正林公司的侵权材料相互衔接，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通过本案曲折的维权历程，我们必须认识到，著作权利认定中的“署名”问题不能机械的对法律生搬硬套，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认定，毕竟法律条文能够涵盖的意思有限。著作权人对著作权的保护也要采取多种手段保障著作权归属，以防著作权利被他人窃取、非法使用，只有在诉讼中为自己争取充足的证据材料，才能在著作权被侵权时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篇：关东升诉美国道琼斯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关东升诉美国道琼斯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3月17日受理原告关东升诉被告赵淑雯、道琼斯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并于2003年9月22日做出一审判决,判决认定道琼斯公司侵犯原告著作权,判决道琼斯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0万元。

原告关东升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长、教授,其诉称,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总裁康彼得先生题写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字,并题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作为落款。2002年2月,原告得知道琼斯公司未经其许可将该款“道“字用于其公司的商业标识,其运用范围包括网络、报纸广告、图书、户外广告、公司简介、各种宣传材料等。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输权等著作权权益。因此,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判令道琼斯公司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人民币500万元。

被告道琼斯公司辩称:其使用是经过原告许可的,并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达成一致,道琼斯公司可以将其用于企业商标、LOGO等商业标识,并且原告谢绝了被告给付相应报酬的提议。因此道琼斯公司认为其使用“道”字是有合法依据的,并表示希望与原告协商以达成谅解,恢复友好关系。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原告作为“道“字书法作品的创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原告与道琼斯公司未就“道”字书法作品的使用签订书面许可使用合同。道琼斯公司主张原告口头同意道琼斯公司将其书写“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但未提供充分证据。道琼斯公司虽然受赠获得该作品的原件,并未获得该作品的著作权,不能据此认为原告已许可其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道琼斯公司关于自己将原告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已获得原告许可的主张,不予支持。道琼斯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道”字书法作品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道琼斯公司应就上述侵权行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不予全额支持。故做出如上判决。

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民初字第2944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原告关东升诉称,1994年春夏之交,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总裁康彼得先生题写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字,并题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作为落款。2002年2月,原告得知道琼斯公司未经其许可将该款“道“字用于其公司的商业标识,其运用范围包括网络、报纸广告、图书、户外广告、公司简介、各种宣传材料等。而且,所用“道”字将原告所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及原告名章、闲章等题跋、落款全部删掉,只使用了“道“字,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输权等著作权权益。原告认为,原告所创作的“道”字构成美术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原告创作的“道“字书法作品是为赠给道琼斯公司总裁,该书法作品原件所有权应归受赠者,但该书法作品的著作权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属于原告。道琼斯公司总裁在受赠该书法作品后,有权展览其受赠的书法作品,但不能以商业目的复制使用或许可他人复制使用该作品。道琼斯公司从未提供原告专门为道琼斯公司商业目的使用而创作该“道”字,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商业目的使用该书法作品得到了原告的许可。因此,道琼斯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书法作品“道“字,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已构成侵权。侵权事实给原告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原告曾多次向道琼斯公司主张权利并力求达到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但道琼斯公司非但不承认事实,反而抵赖和推卸责任。为此,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判令道琼斯公司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其公司网站首页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 1

损失人民币500万元;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合理费用。

被告赵淑雯辩称:其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简称盛祥书店)销售的只是有可能侵犯原告著作权的图书,所以,其承担法律责任是建立在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成立的基础上的,而且,由于其不存在任何故意,其所承担的责任应仅限于停止销售相关图书。

被告道琼斯公司辩称:其使用的商业标识中包含的“道”字确为原告所写,但其使用是经过原告许可的,并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双方于1994年就书写“道“字进行接洽,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达成一致,原告在有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同意为道琼斯公司书写一幅“道”字,道琼斯公司可以将其用于本企业的商业活动,具体包括将其用于企业商标、LOGO等商业标识。并且原告谢绝了被告给付相应报酬的提议。在原告为道琼斯公司创作“道“字作品后近十年间,双方一直保持友好往来,而且原告至2002年初从未对道琼斯公司将“道”字用于商业用途表示反对。道琼斯公司将原告的题字、名章等与公司企业身份无关的题跋、落款删掉也是由使用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道琼斯公司认为其使用“道“字是有合法依据的,并表示希望与原告协商以达成谅解,恢复友好关系。

经审理查明:1994年下半年,原告书写了一幅“道”字书画,其中包括“道“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及“康比德先生正“的题跋、落款、原告名章、闲章。原告将该幅书画交付给道琼斯公司委派来的人员。

1994年11月开始,道琼斯公司将原告书画中的“道”字用于商业标识。

1996年4月,道琼斯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向原告发出中文和英文书面邀请。中文邀请函表示将原告作为唯一的书法界代表,邀请原告参加当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道琼斯新指数发布会及道琼斯指数发行100周年纪念活动。英文邀请函中有称原告为“我们商标中的‘道''字的创作者“的内容。1996年5月25日,原告收到道琼斯公司北京办事处支付的费用1000美元,收据表明为对原告在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100周年纪念推广活动中所做工作的酬谢。

1996年5月26日,原告再次书写了“道”字书画,并标有“道琼斯指数发行一百周年纪念“的落款。

在《关东升书法篆刻》一书中,收集了原告书写的“道”字,并附有“1995年,为美国道琼斯公司题写‘道''字“的内容。

2002年11月21日,经原告及公证人员上网查询,“道琼斯国际财讯”网页上,使用了原告书写的“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作为标识。

2002年11月21日,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2号科伦大厦A座对其外部的广告牌及大厅的指示牌现场进行拍摄,取得照片7张,公证人员对拍照过程进行了公证。照片显示广告有原告书写的“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作为标识。

道琼斯公司在其公司的手提袋、信封、贺年卡、职员名片、公司简介封面、报刊广告上均使用了原告书写的“道“字作为标识。上述商业标识均包括“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字样。

2003年1月20日,原告在被告赵淑雯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购买了《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该书封面标明为“道琼斯财经系列之一“,上有原告书写的“道”字作为装潢。

原告为购买《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两本)支付费用68元,支付公证费4850元,支付工商登记信息查询费20元,支付翻译费780元。

就原告于1994年书写的“道“字作品,原告与道琼斯公司之间未就作品的使用问题达成过书面协议,道琼斯公司亦未就此向原告支付过费用。

2002年间,原告曾与道琼斯公司就“道”字作品的使用纠纷的处理进行过协商。

本院认为(全文):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发生于2001年10月27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前,并持续到该日期之后,故本案审理应适用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本案原告主张权利的作品为其于1994年所书写的“道“字书画。该书画为书法艺术创作成果,属于美术作品中的书法作品。该作品内容包括“道”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及“康比德先生正”的题跋、落款、原告名章、闲章,“道“字为该作品的主要内容,亦独立构成作品。原告作为上述作品的创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未经原告许可,以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使用原告上述作品,均属于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

道琼斯公司将原告书写的“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属于法律所规定的以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使用作品的行为。根据著作权法规定,道琼斯公司以上述方式使用原告的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

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与道琼斯公司未就“道“字书法作品的使用签订书面许可使用合同,且原告现否认自己曾许可道琼斯公司以商业标识的方式使用该作品,在这种情况下,道琼斯公司应就其已实际获得原告许可承担举证责任。道琼斯公司主张原告口头同意道琼斯公司将其书写“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且谢绝了道琼斯公司支付报酬的要求,但道琼斯公司未就该主张提供充分证据,对此本院不予认定。道琼斯公司主张该作品是原告为道琼斯公司创作的,故可得出原告许可道琼斯公司使用该作品的结论。对此,本院认为,即使该作品是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所创作,也只能认定原告将作品原件的所有权转让与道琼斯公司,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道琼斯公司虽然受赠获得该作品的原件,并未获得该作品的著作权,道琼斯公司可以以展览作品原件的方式使用该作品,但不能据此认为原告已许可其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道琼斯公司以原告对道琼斯公司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长期未表示异议为理由,主张原告已实际许可其使用作品,该观点亦不能成立。著作权法确实未限定许可必须采用书面方式,但道琼斯公司如主张自己获得原告实际或口头的许可,必须证明原告做出过明确的、直接的许可其使用作品的意思表示。原告对道琼斯公司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未及时提出异议,以及原告参加道琼斯公司的纪念活动,均不能证明原告做出过明确及直接的许可道琼斯公司使用其作品的意思表示。因此,道琼斯公司关于自己将原告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已获得原告许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以上理由,道琼斯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道“字书法作品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道琼斯公司在以商业标识方式使用原告作品过程中,未给原告署名,同时将原告书法作品的题跋、落款、名章、闲章删去,虽然道琼斯公司主张这是因将“道”字作为商标使用而造成的,但在原告未许可道琼斯公司将其作品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况下,道琼斯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对原告就其作品所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的侵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道琼斯公司应就上述侵权行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由于原告因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及道琼斯公司因此所获得的利益不能确定,故本院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主张道琼斯公司存在数十种使用原告“道“字作品的侵权行为,每种使用方式均可赔偿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道琼斯公司的侵权行为包括在广告、网页、名片等多种作品使用方式,但均是作为其商业标识来使用的,各种使用方式只是标识的载体有所不同,其性质是同一的。正常情况下,道琼斯公司只要取得原告同意其将“道”字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这一项许可,即可以以上述多种方式使用作品。因此,道琼斯公司的多种作品使用方式应视为一项侵权行为,对原告要求每种使

用方式均可赔偿5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将根据道琼斯公司的侵权情节,在50万元以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因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亦应包含在内。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本院不予全额支持。原告未就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给其造成精神损失的实际费用提供证据,对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被告赵淑雯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所销售的《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属于正式出版物,作为销售商,该书店不可能知道该书存在侵犯原告著作权的问题,故其主观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四)项、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将原告书写的“道"字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的侵权行为。

二、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就其侵权行为向原告关东升书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执行,本院将公布判决主要内容,其费用由被告道琼斯公司承担。

三、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关东升经济损失四十万零五千六百八十四元。

四、驳回原告关东升其它诉讼请求。

第三篇：宫维国诉九江市环球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宫维国诉九江市环球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2008）九中民三初字第6号

原告宫维国，男，194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系九江石油化工总厂退休职工，住(略)，身份证号：(略)。

委托代理人李国喜，男，九江石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干部。

委托代理人郑江斌，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九江市庐山区莲花路96号。

法定代表人郭俊杰，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萍君，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木生，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宫维国与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原告宫维国于2005年4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宫维国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国喜、郑江斌，被告委托代理人袁萍君、胡木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7月1日，原、被告就委托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的控制软件签订了《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开发的软件是数字化的，并且所有控制点完全满足BL-Ⅱ电液控制机构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为2004年9月开试机试验，此项目总计开发费用为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为含税价），签订合同后先付肆仟元人民币，完成后再付肆仟元人民币，终试合格，全部付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协议于2004年9月完成了控制软件的开发，该软件经被告试验后符合委托协议的要求，被告很快将软件运用到被告生产的产品之中，被告因此按委托开发协议向原告支付了软件开发费。但原、被告在委托开发协议里未对软件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依据《著作权法》第十七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即该委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应属原告。现原、被告因该软件著作权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不清。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

1、依法确认原告宫维国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知盟网计算机软件频道 http:///weiquan/ShowClass.asp?ClassID=153 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辩称：2004年元月5日，被告聘用原告宫维国为公司员工，聘用期为3年。2004年7月1日，原、被告双方就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软件签订了《开发协议书》。原告宫维国开发的涉案软件，是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完成的，是原告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且主要使用了被告的资金，技术设备，故原告宫维国的软件开发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原告讼争的软件著作权应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另外，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已于2006年7月5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成为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

构（涉案软件已运用于该套机构中，作为控制电路成为该套装置的组成部分）的专利权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宫维国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一份。证明该开发协议属于委托开发合同。

证据

二、借款单一份。证明原告已领取了委托开发经费，原告是受被告所托从事有偿开发服务的。

证据

三、《数字式智能电液控制机构合格证》一份。证明被告已将委托原告开发的软件运用到产品中，原告开发的软件符合被告的技术要求。

被告为证明其反驳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

一、聘用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在2004年-2007年期间受聘为被告员工。

证据

二、《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完成软件开发任务。

证据

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份。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已于2006年7月5日成为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专利权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一不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开发关系，相反说明了原告的软件开发行为是完成被告交付其任务的职务行为；证据二不能够证明原告开发软件行为是委托行为；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联性。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二不能证明原告软件开发行为是职务行为；证据三与本案无关。

结合以上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4年1月5日，原、被告签订了三年《聘用合同》，被告安排原告画机械图纸。2004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应该是数字化，所有控制点完全满足BL-Ⅱ电液控制机构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为2004年9月开试上机试验，在研期间允许原告出差调研，了解相关技术问题，此项目共计开发费用为人民币1，2000元整（含税价），在签合同后先付4000元人民币作为开发费，完成后再付4000元人民币，终试合格，全部付清”。2004年9月原告完成协议约定的软件开发，实验成功后被运用到被告的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中，产品经检验合格后销往全国各地。在开发期间，被告提供过笔记本电脑给原告使用，并允许原告使用其零部件，同意原告出差到上海了解相关技术问题。至2005年1月4日被告扣除200元个人所得税后共计支付原告开发费11800元。2006年7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实用新型专利，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成为专利权人。而就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的著作权，原告认为，原告的软件开发行为是受被告委托的行为，委托协议中未对软件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根据法律规定，该委

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应属于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另查：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由控制部和液压部组成，控制部由压力变送器，位移传感器，加载电磁阀，自锁电磁阀，自保电磁阀，防爆电机，液位继电器，电源、隔离模块，SP值表，PV值表以及控制电路组成；液压部由电机、油泵、机械式阀、电磁阀及被控油缸相连的阀体、储能器、过滤器构成。控制电路由可编程控制器PLC、放大器构成。

本院认为，软件开发者对于自己独立开发的软件所享有的著作权应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原告宫维国受聘于被告处从事机械描图工作，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的工作职责并未明确规定在原、被告之间的聘用合同之中。被告就涉案软件开发事项，利用原告机械方面的技术及软件编程知识委托原告进行开发，并与原告另行签订委托开发协议，该协议对委托事项，开发周期，成果交付，开发经费等事项都有明确的约定。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宫维国是受被告委托进行涉案软件的开发，原告宫维国是完成系争软件作品的设计人。现被告辩称系争软件著作权属于自己而非原告，其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于法人享有软件著作权的法定要件有明确规定。其中，关于公民在单位任职期间，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或者主要使用了法人的资金，专用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技术条件所开发并由法人承担责任的软件，则该软件的著作权属于法人的规定，是判断法人享有软件著作权的重要标准。被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开发系争软件属原告本职范围内的工作，以及是被告针对原告本职工作明确指定给原告的开发任务。被告辩称原告在开发涉案软件时利用了被告的手提电脑、零部件，以及被告准许原告到上海调研构成主要使用了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本院认为，主要使用了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应当是该物质技术条件在设计人开发软件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只是对原告开发软件提供方便、资金支持和相关辅助，而原告开发的软件已为被告无偿使用，被告尚不能证明原告主要使用了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被告的这一反驳理由缺乏充分证据的支持，难以成立。被告辩称，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早已于2006年7月5日依法获得了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因此包含在该控制机构中的可编程控制器PLC的著作权早有定论。本院认为，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自动取得，该软件著作权不以该软件因用于他人产品之中发生转移，也随之发生转移。经查，本案中专利权的保护对象是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即该产品所具有的某些新的技术特征，体现于产品形状，构造之中的实用新型受专利法保护。本案所涉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尽管已被用于被告的产品之中，但原告诉请要求保护的对象是该软件的计算机程序及有关文档，保护的内容是可以由计算机等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程序以及用来构成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故原告诉请的涉案软件，根据《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开发的系争软件虽用于被告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但该软件的著作权并未转移，被告并未当然取得该软件的著作权。综上所述，原告开发的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并非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并与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的工作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原告使用了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宫维国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石 琴

审 判 员 张 薇

代理审判员 陈 克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俐瑞

第四篇：宫维国诉九江市环球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宫维国诉九江市环球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2008）九中民三初字第6号

原告宫维国，男，1949年3月30日出生，汉族，系九江石油化工总厂退休职工，住(略)，身份证号：(略)。

委托代理人李国喜，男，九江石化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干部。

委托代理人郑江斌，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九江市庐山区莲花路96号。

法定代表人郭俊杰，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袁萍君，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木生，江西亚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宫维国与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一案，原告宫维国于2005年4月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宫维国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国喜、郑江斌，被告委托代理人袁萍君、胡木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7月1日，原、被告就委托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的控制软件签订了《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开发的软件是数字化的，并且所有控制点完全满足BL-Ⅱ电液控制机构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为2004年9月开试机试验，此项目总计开发费用为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为含税价），签订合同后先付肆仟元人民币，完成后再付肆仟元人民币，终试合格，全部付清。合同签订后，原告依协议于2004年9月完成了控制软件的开发，该软件经被告试验后符合委托协议的要求，被告很快将软件运用到被告生产的产品之中，被告因此按委托开发协议向原告支付了软件开发费。但原、被告在委托开发协议里未对软件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依据《著作权法》第十七条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即该委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应属原告。现原、被告因该软件著作权归属问题存在争议，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模糊不清。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

1、依法确认原告宫维国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知盟网计算机软件频道 http://www.xiexiebang.com/weiquan/ShowClass.asp?ClassID=153 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辩称：2004年元月5日，被告聘用原告宫维国为公司员工，聘用期为3年。2004年7月1日，原、被告双方就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软件签订了《开发协议书》。原告宫维国开发的涉案软件，是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完成的，是原告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且主要使用了被告的资金，技术设备，故原告宫维国的软件开发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原告讼争的软件著作权应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另外，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已于2006年7月5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成为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涉案软件已运用于该套机构中，作为控制电路成为该套装置的组成部分）的专利权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宫维国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一份。证明该开发协议属于委托开发合同。

证据

二、借款单一份。证明原告已领取了委托开发经费，原告是受被告所托从事有偿开发服务的。

证据

三、《数字式智能电液控制机构合格证》一份。证明被告已将委托原告开发的软件运用到产品中，原告开发的软件符合被告的技术要求。

被告为证明其反驳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

一、聘用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在2004年-2007年期间受聘为被告员工。

证据

二、《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任职期间完成软件开发任务。

证据

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份。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已于2006年7月5日成为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专利权人。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一不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开发关系，相反说明了原告的软件开发行为是完成被告交付其任务的职务行为；证据二不能够证明原告开发软件行为是委托行为；证据三与本案无关联性。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二不能证明原告软件开发行为是职务行为；证据三与本案无关。

结合以上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4年1月5日，原、被告签订了三年《聘用合同》，被告安排原告画机械图纸。2004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关于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开发协议书》，协议约定：“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应该是数字化，所有控制点完全满足BL-Ⅱ电液控制机构技术要求，交付时间为2004年9月开试上机试验，在研期间允许原告出差调研，了解相关技术问题，此项目共计开发费用为人民币1，2000元整（含税价），在签合同后先付4000元人民币作为开发费，完成后再付4000元人民币，终试合格，全部付清”。2004年9月原告完成协议约定的软件开发，实验成功后被运用到被告的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中，产品经检验合格后销往全国各地。在开发期间，被告提供过笔记本电脑给原告使用，并允许原告使用其零部件，同意原告出差到上海了解相关技术问题。至2005年1月4日被告扣除200元个人所得税后共计支付原告开发费11800元。2006年7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实用新型专利，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成为专利权人。而就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的著作权，原告认为，原告的软件开发行为是受被告委托的行为，委托协议中未对软件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根据法律规定，该委托开发软件的著作权应属于原告。请求确认原告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另查：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由控制部和液压部组成，控制部由压力变送器，位移传感器，加载电磁阀，自锁电磁阀，自保电磁阀，防爆电机，液位继电器，电源、隔离模块，SP值表，PV值表以及控制电路组成；液压部由电机、油泵、机械式阀、电磁阀及被控油缸相连的阀体、储能器、过滤器构成。控制电路由可编程控制器PLC、放大器构成。

本院认为，软件开发者对于自己独立开发的软件所享有的著作权应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原告宫维国受聘于被告处从事机械描图工作，开发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的工作职责并未明确规定在原、被告之间的聘用合同之中。被告就涉案软件开发事项，利用原告机械方面的技术及软件编程知识委托原告进行开发，并与原告另行签订委托开发协议，该协议对委托事项，开发周期，成果交付，开发经费等事项都有明确的约定。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宫维国是受被告委托进行涉案软件的开发，原告宫维国是完成系争软件作品的设计人。现被告辩称系争软件著作权属于自己而非原告，其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于法人享有软件著作权的法定要件有明确规定。其中，关于公民在单位任职期间，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或者主要使用了法人的资金，专用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技术条件所开发并由法人承担责任的软件，则该软件的著作权属于法人的规定，是判断法人享有软件著作权的重要标准。被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开发系争软件属原告本职范围内的工作，以及是被告针对原告本职工作明确指定给原告的开发任务。被告辩称原告在开发涉案软件时利用了被告的手提电脑、零部件，以及被告准许原告到上海调研构成主要使用了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本院认为，主要使用了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应当是该物质技术条件在设计人开发软件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只是对原告开发软件提供方便、资金支持和相关辅助，而原告开发的软件已为被告无偿使用，被告尚不能证明原告主要使用了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被告的这一反驳理由缺乏充分证据的支持，难以成立。被告辩称，被告法定代表人郭俊杰早已于2006年7月5日依法获得了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因此包含在该控制机构中的可编程控制器PLC的著作权早有定论。本院认为，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自动取得，该软件著作权不以该软件因用于他人产品之中发生转移，也随之发生转移。经查，本案中专利权的保护对象是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即该产品所具有的某些新的技术特征，体现于产品形状，构造之中的实用新型受专利法保护。本案所涉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尽管已被用于被告的产品之中，但原告诉请要求保护的对象是该软件的计算机程序及有关文档，保护的内容是可以由计算机等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程序以及用来构成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故原告诉请的涉案软件，根据《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开发的系争软件虽用于被告全智能比例电液控制机构，但该软件的著作权并未转移，被告并未当然取得该软件的著作权。综上所述，原告开发的PLC电液控制机构软件并非执行本职工作的结果，并与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的工作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原告使用了被告的物质技术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宫维国享有PLC电液控制机构的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九江市环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石 琴

审 判 员 张 薇

代理审判员 陈 克

二00八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俐瑞

第五篇：陈逸飞诉大一公司等擅自加印其作品挂历侵犯著作权案

案 情

原告：陈逸飞，男，美国籍。

被告：上海大一包装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被告：陈云龙，男，上海霞飞印刷厂承包户。

第三人：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

第三人：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4年9月初，原告陈逸飞与第三人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下称中图公司）达成合作出版与销售1995年《陈逸飞油画作品选》挂历15000本的口头协议，由陈逸飞提供挂历的版模，中图公司负责安排联系出版书号及印刷，挂历最低销售价不得低于每本44元。

同年9月7日，中图公司与被告上海大一包装设计印刷有限公司（下称大一公司）签订《印刷合同》，该合同内容为：“品名全开95版陈逸飞油画精品挂历（柒张），数量15000本，单价16.65元，彩色7幅，交货日期9月20日交5000本，总金额249750元”。9月8日，大一公司开出《工程单》，主要内容为：“客户中图公司，印件名称陈逸飞月历，样本数量5000本”。9月11日，第三人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下称世图公司）应中图公司的要求，开出《印订施工单》，该《印订施工单》内容为：“承印厂大一公司，书刊号ISBN7－5062－2025－3／J.06，书名陈逸飞油画作品选，定价108元，印数5000册”。上述《印刷合同》和《印订施工单》均由中图公司委托被告陈云龙交给大一公司。9月12日，因挂历封面印刷要求高，陈云龙即以大一公司的名义，委托案外人中华印刷厂印刷，印数为2万份。大一公司共印制了19900本挂历的6幅内页，由案外人青浦盈盈装订厂装订后交给陈云龙。同年9月、11月、12月，大一公司共收到中图公司支付的印制费304250元，其中124250元由中图公司支付给世图公司后，再由世图公司支付给大一公司。同年12月，大一公司应陈云龙的要求，出具了3张“上海市增值税专用发票”，填写的数量共计15000本，单价分别为16.65元、17.55元和19.80元。陈云龙将该3张发票交给了中图公司。印制的19900本挂历均以世图公司名义和出版书号出版，中图公司收取14900本，其余5000本陈云龙称由其销售4150本、送人850本，中图公司收取陈云龙返还的现金64291.80元。

原告陈逸飞以被告大一公司未经其许可，擅自加印挂历5000本并由被告陈云龙销售，侵犯了其著作权为理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该两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2万元。

被告大一公司答辩称：其受陈云龙委托印刷挂历，陈云龙受中图公司委托。我公司印刷2万本挂历是依据中图公司15000本的印刷合同及世图公司5000本的印制单，最后按实际印量19900本与中图公司结算。我公司没有擅自加印，没有侵权。

被告陈云龙答辩称：中图公司委托其联系印制挂历为2万本，有15000本的印刷合同和5000本的印制单为证，其行为得到中图公司认可，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

审 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考虑到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将该两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第三人中图公司述称：其与大一公司签订15000本的印刷合同后，先委托世图公司开出5000本的印刷单给大一公司，后又口头通知大一公司再印1万本，未开印制单。

第三人世图公司述称：其根据中图公司的要求向大一公司开出5000本的印制单。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第三人中图公司的经营方式为进出口、发行、代销和经销；被告大一公司的经营范围中不包括书刊印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陈逸飞系1995年《陈逸飞油画作品选》挂历中七幅油画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该七幅油画作品的著作权。被告陈云龙在整个挂历印制过程中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其知道实际印制挂历的数量与开出的发票不符，并实际处分了加印的挂历，此行为构成对原告享有的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害，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陈云龙辩解其系代理行为，不构成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大一公司应委托人要求印制了19900本挂历，故原告诉称大一公司擅自加印挂历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中图公司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加印原告油画作品选挂历，其行为构成对原告著作权中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侵害，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中图公司另辩称其未加印挂历，但其出具的《印刷合同》、要求第三人世图公司开具的《印订施工单》、付给大一公司的印制费、接收大一公司开具的发票和陈云龙处分挂历后返还的部分现金等证据证明，其该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人世图公司虽未经原告同意开出《印订施工单》，但因原告对该挂历以世图公司名义出版已予认可，故世图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对于本案原告要求经济赔偿的诉请，应在扣除挂历的合理制作成本后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款、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6月2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云龙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应停止对原告陈逸飞著作权的侵害。

二、被告陈云龙与第三人中图公司应共同赔偿原告陈逸飞经济损失141800元，其中陈云龙赔偿4万元，中图公司赔偿101800元，并对陈云龙的赔偿数额负连带责任。上述款项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执行完毕。

三、原告的其他诉请不予支持。

判决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提出上诉。

评 析

本案是一起违反印刷、出版管理规定与侵犯著作权行为相交织的案件。审理主要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正确区分侵权行为与违反行政法规行为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1988年联合发布了《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承印图书必须持有许可证。新闻出版署1989年发布了《加强书报刊印刷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对出版社、期刊社委印的正式出版物实行书刊定点印刷制度。被告大一公司非书刊印刷定点单位，也不持有印刷许可证，故不具备印刷的资格，不能承揽印刷业务。第三人中图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书刊的进出口、发行、代销和经销，非出版单位，与被告大一公司签订印刷合同，超越了经营范围。第三人世图公司将《印订施工单》发给不具有印刷资格的被告大一公司，其选择的主体不合格。上述当事人的行为均违反了我国有关印刷、出版管理的行政法规，属违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著作权包括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等人身权、财产权。该法第四十六条第2款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是侵犯著作权行为。本案原告系七幅油画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著作权，被告和第三人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加印挂历并出售牟利，其行为属侵犯著作权行为。由于违反印刷、出版管理法规的行为，应由新闻出版署等行政管理部门处理，非法院管辖范围，现原告以侵犯著作权为诉由向法院起诉，故法院在审理中不处理当事人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只根据原告的诉请，对被告及第三人是否构成侵权进行审理。

二、确定本案的侵权责任人

本案原告起诉时未将中图公司、世图公司列为本案当事人。但从侵权行为的发生来看，原告与中图公司订立了出版销售挂历的口头协议，中图公司与大一公司签订了印刷合同，与陈云龙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世图公司向大一公司开出了《印订施工单》，基于该两公司与被告之间的这种联系，考虑到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与该两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法院将中图公司、世图公司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本案的侵权责任应由被告陈云龙和第三人中图公司承担。中图公司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加印原告作品选挂历，诉讼中又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只要求大一公司印制15000本而非2万本挂历，故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并应负主要责任。被告陈云龙明知实际印刷挂历的数量与开出发票不符，又未经原告许可销售了加印的挂历，故亦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由于第三人中图公司与被告陈云龙是委托代理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负连带责任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行为属违法行为，二是被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人的行为违法，又不表示反对或听之任之。本案第三人中图公司在诉讼中虽否认同意被告陈云龙销售加印的挂历，但又实际收取了陈返还的部分销售所得，应视为对陈违法行为的认可，故应对陈的侵权行为负连带责任。

本案被告大一公司和第三人世图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诉称被告大一公司擅自加印挂历，但又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审理中查明大一公司承印19900本挂历是应中图公司、世图公司的要求，其既无侵权行为，又无侵权故意，故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第三人世图公司开出《印订施工单》虽不是受原告委托，但其出版行为原告已予认可，可视为是一种经追认的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可免除代理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世图公司可不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三、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原告诉请被告停止侵害、赔偿经济损失和公开赔礼道歉，法院支持了原告的前两个诉请。侵犯著作权的经济赔偿计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侵权行为给著作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另一种是侵权人的全部非法所得。本案原告要求按其实际经济损失予以赔偿，即未经其许可加印的挂历数5000本，乘以合同约定的每本挂历最低销售价44元，共计22万元。法院认为，最低销售价中应包括成本，故应将最低销售价44元减去成本价15.64元，再乘以5000本的数量，得出赔偿额为141800元。对于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由于原告在出版作品选挂历的过程中，未按我国出版、印刷管理的有关规定直接与有出版权的出版单位签订协议，而是以口头合同方式与无出版权的第三人中图公司合作，故有一定的责任；同时，从侵权行为看，被告陈云龙侵权在于帮助委托人销售加印的部分，被告大一公司不构成侵权，所以法院对原告要求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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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陈逸飞所享有的著作权确实受到了侵害，并且是其对作品享有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受到了侵害。但使用权是一项概括性的权利，其具体内容因使用方式及其许可范围不同而可表现为更具体的权利。就本案情况论，原告许可中图公司出版发行其作品挂历，行使的即为以挂历方式出版发行其有关作品的权利，可简称为作品出版发行权。出版发行权的具体内容如何，包括出版方式、印刷数量、何种文字及至销售地区等等，都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著作权人与出版商签订的出版合同，为著作权人授权的实际限度，又为出版商因此而取得的出版权的限度及其应履行的义务的限度。出版商超出合同约定的范围所为的出版发行行为，可产生著作权人两种请求权——合同违约和侵权（侵犯许可权），因该两种请求权发生竞合，故著作权人可择一而诉。但本案著作权人对与之有出版发行合同关系的中图公司并未主张任何权利，而是向与之没有合同关系的大一公司和陈云龙主张了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这说明其无意追究其合同对方的违约或侵权问题，仅有意追究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侵权责任，而且其事实理由为大一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加印及由陈云龙销售。原告的此项主张，基于其对作品享有的许可他人以某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权利。但是，该项使用许可权所针对的应是对著作权人负有著作权法律关系义务的人。大一公司如果是自己出版发行他人作品，则对著作权人负有取得许可的义务，否则即为侵犯著作权人使用许可权的侵权行为；但大一公司在本案中仅是居于承揽人的地位，而不是为自己的出版发行行为而印制挂历，其仅对与之有承揽关系的定作人负有承揽合同上的义务，对著作权人的义务是由定作人承担的。因而，认定大一公司是否侵犯原告的著作权，在事实上应限于其是否在承揽合同以外加印挂历并自行发行销售、赠送，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即应驳回原告对其提出的侵权诉讼请求。同理，陈云龙与中图公司有印制挂历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其对中图公司负责，中图公司对原告负责。从本案事实来看，陈云龙代理中图公司向大一公司订作的19900本挂历，无论中图公司事先的主观想法如何，中图公司事实上是依19900本挂历数与大一公司及陈云龙结算的，即认可了陈云龙的代理后果，中图公司作为被代理人即应对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风险责任。据此，原告与中图公司合同约定的印量是15000本，中图公司实际接受的印制发行量是19900本，是中图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或者侵权。在这里，陈云龙作为代理人是否应当负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法律上虽然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是基本条件，但一方面代为寻找承揽人的行为及印刷承揽行为本身并不属违法行为，另一方面还要看受托人有无审查委托人是否违反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约定的义务，显然，陈云龙作为一般公民是没有这种义务的。因此，陈云龙虽有销售超印的挂历的行为存在，但因中图公司认可了全部印数及按此全部印数承担了全部印刷费用，并向陈云龙收回了应收款，故陈云龙的行为均应视为是中图公司的行为，包括授权的、追认的和默认的在内，陈云龙既无侵犯原告著作权的独立责任，也无与中图公司一起的连带责任。

由此，本案实体责任应由中图公司单独承担，原告对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基于法院应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内审判案件的原则，原告未在本案中对中图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即应直接驳回原告对大一公司和陈云龙的诉讼请求。原告是否再诉中图公司由其自行权衡，不必追加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中图公司和世图公司在本案中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显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性质。但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其参与的一方当事人的依附性来论，该第三人在诉讼利益上与所参与的一方当事人一致，应支持该当事人，从而该当事人胜诉，该第三人没有责任；该当事人败诉，该第三人负有替代履行的责任。在本案中，中图公司显然与大一公司及陈云龙之间没有一致的诉讼利益，两被告胜诉不等于中图公司没有责任；两被告败诉，中图公司可免除责任。这是不符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依附性特征的。在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的诉讼中，该第三人应是与不参与的一方当事人之间无法律关系的，只通过与其参与的一方与不参与的一方发生间接事实关系。在本案中，中图公司与原告有法律关系，大一公司及陈云龙与原告只有间接事实关系，即如原告诉中图公司，大一公司及陈云龙应作为依附于中图公司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该诉讼。据此，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要求上，中图公司（也包括世图公司），也是不应当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