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煸情与谢师宴家长致词2018

第一篇：谈谈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煸情与谢师宴家长致词2018

谈谈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煸情

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煸情如下文

一.以《艺术人生》为例揭示电视谈话节目的煽情化现象

大型情感类谈话节目《艺术人生》 从xx 年年底开播至今，以其内容的真实与栏目风格的平和牢牢站在了收视排行榜的前沿，主持人朱军与节目相互衬托，相得益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艺术人生》成就了朱军，同时朱军也成就了《艺术人生》。

《艺术人生》是一个谈话性栏目，带有浓厚的纪实性质，每期节目全长50分钟，相当于半部电影的长度，节目不仅能够清晰地叙述人物经历，还能突出个性品格，深入感染众多观众。从创办至今，《艺术人生 》的节目中不乏好作品。比如《 陈凯歌》《 秦怡》《刘欢》《生于六十年代人》 以及轰动一时的主体策划节目 《红楼梦再聚首》

赞声一片，可是在赞誉的同时我们却越来越多地发现情绪化的抒情已经成为了贯穿节目的基调，用嘉宾的伤痛来逼出嘉宾的眼泪几乎成了杀手锏。可是这种杀手锏观众并不买账，比如在《红楼梦再聚首》中，对欧阳奋强的采访，非要拿出欧阳奋强的丧子之痛来说事，惹得欧阳大男人当场哽咽。说实话，这样的段落虽然泛起了一些感动。可是同时泛上来的还有作秀的感觉。电视评论专家尹鸿认为谈话节目应该做到“ 知情趣意 ”相结合，提高内容的含金量，以此打动观众，光有煽情不够。煽情表演只是包装，谈话应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

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探讨。目前有的节目形态模式化，光靠赚取观众一把眼泪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加强个性，提高节目质量才是关键。

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过十年，由于处于探索与开拓时期，在十年之间有影响力的电视谈话节目并不多见，而《艺术人生》就是少有的形成了较大影响力的节目。《艺术人生》的对于怀旧思维的重新发现和对怀旧手法的重视运用体现了当代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现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怀旧的出现反映了特定的历史内容。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划时代变迁造成了人们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思想意识方面的巨大不适，精神上的失落、恐惧、怀疑、惶惑一旦不能在现实中找到答案，就有可能通过怀旧的手段实现对于现实的解释和干预，艺术人生的兴起正是对这一社会和文化巨变的必然反应，而节目本身也因为表现和顺应这种趋势而取得了成功。

精英文化的理想主义和怀旧主义，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与大众的消费需求互相交织，《艺术人生》处处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构成了《艺术人生》怀旧话语的内在矛盾性：那就是电视传媒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调控机制的宣传属性与其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商业属性，在精神实质和价值诉求上很不一致。

回忆所要高扬的理想主义和温情主义与大众传媒的商业本质使得节目成为一个光怪陆离的复杂统一体，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内在的矛盾性不仅仅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彼此拆台，它本身就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年代大众传媒的现实困境。节目的理想化和庸俗煽情趋势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冰山一角，而节目本身所采取的文学化的叙事方式更是与谈话节目的一般特征格格不入，这更加深了这一矛盾的深度。

二.后情感社会的悲情叙事

古语有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无关风和月”，情感向来都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私密话题。然而，如今的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却为这私密话题的广泛实践提供了一个现实的

传播空间。由此，我们的情感世界不再是昔日不可触犯的禁地，聚集于此的人们可以津津乐道，也可以袒露于人，公之于众。有学者将这一现象视作“私人话语走进公共领域”。而事实上，中国人向来都是以含蓄为美。

上文是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煸情

谢师宴家长致词2018

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各位贵宾：

大家好!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祝贺我xx以675分的成绩考上被誉为“东方剑桥’’的xx大学。他今年高考的裸分成绩居全省57名，这个成绩在张北、察北范围内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名次数一数二。此时此刻，我无比激动。在这里，亲朋与好友相聚，恩师与儒生共欢。我们将共同分享一份金榜题名的喜悦，品尝一份收获的甘甜，保存一份温馨的记忆。

我想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想谈谈孩子的成长过程，或许对在座各位有一丁点儿作用。说实在的，我的孩子智力一般。小学时在校成绩六、七名，初一时全校前五名,初二时成绩稳步推进，初中毕业后以全县 二组全国英语竞赛获一等奖。也正是由于参加了大赛并获奖，才使他信心倍增，很快数理化的成绩跃居全县前列。

2.适度实施提前教育

我从小就对孩子实施提前教育。一生下来，他就接受双语教育。小学时他的英语程度完全超过初中学生，初中毕业达到大学四级水平。初中学了部分高中知识，高中又学了大学教程。我承认，世界上有天才，但数量不多。多数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也只不过是提前学了后面的课程，竞赛也不过是把后面的知识放到前面来考的游戏。

以上是我简单和初步的认识，今后我还有更多的机会和同行、学生家长们交流。现在切入正题，感谢一下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做出非凡贡献的xx中学、xx小学的教师吧：xx、xx、xx、xx，是你们在小学阶段为孩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xx、xx、xx、xx、xx、xx，你们在初中阶段对孩子升入xx二中起了决定作用。你们的名字将被我们一家人永远记住。

在此，我想的很多，但千言万语化成一幅对联送给大家。上联是：边吃边喝唱也可以 下联是：有说有笑玩亦能行 横批是：吃好喝好 谢谢了啊!

第二篇：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煸情

摘要：当前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在困内各级电视台热播，主要因为这奖节目同时满足了公众和制作机构的多种需求。但是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一直在刻意回避节目本身存在的讲；问题和矛盾，事实上，只有进一步探索更合理有效的情

感类访谈节目的策划和制作方式，才能让情感类谈话节目迅速。健康地发展。

关键词：谈话节目煽情化《艺术人生》

一。以《艺术人生》为例揭示电视谈话节目的煽情化现象

大型情感类谈话节目《艺术人生》从2000年年底开播至今，以其内容的真实与栏目风格的平和牢牢站在了收视排行榜的前沿，主持人朱军与节目相互衬托，相得益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艺术人生》成就了朱军，同时朱军也成就了《艺术人生》。

《艺术人生》是一个谈话性栏目，带有浓厚的纪实性质，每期节目全长50分钟，相当于半部电影的长度，节目不仅能够清晰地叙述人物经历，还能突出个性品格，深入感染众多观众。从创办至今，《艺术人生》的节目中不乏好作品。比如《陈凯歌》《秦怡》《刘欢》《生于六十年代人》以及轰动一时的主体策划节目《红楼梦再聚首》赞声一片，可是在赞誉的同时我们却越来越多地发现情绪化的抒情已经成为了贯穿节目的基调，用嘉宾的伤痛来逼出嘉宾的眼泪几乎成了杀手锏。可是这种杀手锏观众并不买账，比如在《红楼梦再聚首》中，对欧阳奋强的采访，非要拿出欧阳奋强的丧子之痛来说事，惹得欧阳大男人当场哽咽。说实话，这样的段落虽然泛起了一些感动。可是同时泛上来的还有作秀的感觉。电视评论专家尹鸿认为谈话节目应该做到“知情趣意”相结合，提高内容的含金量，以此打动观众，光有煽情不够。煽情表演只是包装，谈话应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探讨。目前有的节目形态模式化，光靠赚取观众一把眼泪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加强个性，提高节目质量才是关键。

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过十年，由于处于探索与开拓时期，在十年之间有影响力的电视谈话节目并不多见，而《艺术人生》就是少有的形成了较大影响力的节目。《艺术人生》的对于怀旧思维的重新发现和对怀旧手法的重视运用体现了当代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现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怀旧的出现反映了特定的历史内容。

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划时代变迁造成了人们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思想意识方面的巨大不适，精神上的失落、恐惧、怀疑、惶惑一旦不能在现实中找到答案，就有可能通过怀旧的手段实现对于现实的解释和干预，艺术人生的兴起正是对这一社会和文化巨变的必然反应，而节目本身也因为表现和顺应这种趋势而取得了成功。

精英文化的理想主义和怀旧主义，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与大众的消费需求互相交织，《艺术人生》处处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构成了《艺术人生》怀旧话语的内在矛盾性：那就是电视传媒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调控机制的宣传属性与其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商业属性，在精神实质和价值诉求上很不一致。回忆所要高扬的理想主义和温情主义与大众传媒的商业本质使得节目成为一个光怪陆离的复杂统一体，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内在的矛盾性不仅仅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彼此拆台，它本身就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年代大众传媒的现实困境。节目的理想化和庸俗煽情趋势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冰山一角，而节目本身所采取的文学化的叙事方式更是与谈话节目的一般特征格格不入，这更加深了这一矛盾的深度。

二。后情感社会的悲情叙事

古语有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无关风和月”，情感向来都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私密话题。然而，如今的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却为这私密话题的广泛实践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传播空间。由此，我们的情感世界不再是昔日不可触犯的禁地，聚集于此的人们可以津津乐道，也可以袒露于人，公之于众。有学者将这一现象视作“私人话语走进公共领域”。而事实上，中国人向来都是以含蓄为美。

那么，为什么一贯含蓄的中国人如今却能够大方地将内心情感视作一种电视文本呢？细究之，这无疑涉及到当今的社会文化语境。自19世纪末开始，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呈散沙状的人们处在“一个被钢筋水泥、不锈钢、玻璃幕墙所建构的都市迷宫与危险丛林之中”哪，习惯于用符号化的面孔和表情来应对一切，而从一张张符号化的脸上，我们却难以看到他们的内心情感。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塑造出了“孤独的人群”，尽管人们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内心却越来越疏离。社会学者梅斯特罗维奇曾在其着作《后情感社会》中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其中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成为被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的文化产业普遍操作的基础”。而这

种“后情感社会”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全社会已经和正在导向“一种新的束缚形式，在现时代走向精心制作的情感”，人们的生活被文化产业普遍操纵，“不仅认知性内容被操纵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产业操纵了，并由此转换成为后情感。”于是，情感在多数情况下都不过是被虚拟和包装过程所消解的情感，丧失了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沟通的真实性、真诚性和有效性。诚如一位学者所言，“根本性的无情和对情感的本能渴望形成了当代个人存在的内在焦虑。因为无望寻找一条超越焦虑的现实出路，个人或者用美化旧日时光的虚拟性回想，或者用一种模式化的情感反讽来淡化或释放自己的内在焦虑”。因此，对于迷茫的芸芸众生来说，渐行渐远的人间真情正合乎他们的需求。而毫无疑问，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适时地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将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整个过程称为叙事。“叙事是人类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认知模式与表达模式之一，是人们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寻求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把事件组织起来形成某种与现实世界相关的意义。”其实，一类文本的盛行背后必定有着某些深刻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或者毋宁说，文本的盛行总是暗合了某些社会需求，所有的文本都是特定语境中的文本，这也是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其现实意义之所在。因而，《艺术人生》《鲁豫有约>《真情旋律》《人间》《寻情记》等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蔚然成风并不偶然，它们都是后情感社会的必然产物。

三。传播者：情感消费中的“互利共赢”

不可否认，对于日益淡漠的情感世界而言，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使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舞台以及颇为宏大的扩张气势。而在这一舞台上，其最具感染力的无疑是当事人的悲情故事、主持人的适时煽情，以及由此而释放出来的火热的情感效应——爱恋、焦急、失望、愤怒、悲伤、绝望……总之，林林总总的情感都在这里得以凝练与彰显。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种媒体的描述、曝光、激化，昔日被视作“圣洁”的情感如今亦渐渐沦为一种供人消遣和发泄的消费品，而其始作俑者显然是我们的传播者。通常而言，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传播者包括媒介机构和参与嘉宾二者。其中，媒介机构负责节目的整个运作过程，而参与嘉宾负责讲述自己的情感故事。那么，为什么媒介机构偏爱悲情叙事？而参与嘉宾又为什么乐于在众目睽睽下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秘密

呢？

毫无疑义，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介机构应该生产什么类型的文本，文本的内容又应该如何安排。而在各种电视节目中，利润就是由所谓的“收视率”决定的。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收视率是一个隐匿的上帝，它统治着这个圈子，失去一个百分点的收视率在某种情况下无异于直接走向死亡。”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电视媒介不得不仰赖普罗大众以求得生存。因此，该怎样判断受众的口味和需求并尽可能地加以满足，已成为媒介机构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标。于是在这样一个情感冷漠、终日惶惶的年代，以情感为基调和诉求的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遂成为众多媒介觊觎的对象。就此而言，我们的情感也已经被自我和他者操纵为机械化、模式化、批量化的商品，而收视率直接决定着它的存亡。故而，一旦节目收视率下降，荧幕上弥漫的悲情因子也必将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我们的媒介机构又将马不停蹄地推出另一种类型的商品，以此来应对受众偏好的日新月异。煽情化不仅是媒介机构用以攫取商业利润的工具，对于参与嘉宾而言，它同时还是一个情感交流与宣泄的舞台。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整个叙事过程显然偏于煽情化，而这一叙事特色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抒情，它崇尚的不是现实主义的隐蔽抒情原则，也不是浪漫主义的直接抒情原则，更不是现代主义浇铸于理性的抒情原则。它常常是在表达内容的基础上漫溢性地进行抒情，从而导致整个作品情感的泛滥。凹因此，当我们为之唏嘘不已时，情感的原有路径实际上已遭到某种程度的扭曲。但是，我们的媒介机构和参与嘉宾却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了“互利共赢”。

四。受众：情感交换中的“使用与满足”

如上所述，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一方面为媒介机构攫取商业利润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为参与嘉宾提供了情感交流与宣泄的平台。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播者与受众构成了传播过程的两极，传播的终极目的在于传播效果的实现，即文本的意识形态按照传播者需要的方式为受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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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受众在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为何热衷于聆听种种的悲情故事呢？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人的一切活动应该归结于人的本能欲望的驱使。而美国的神经学家也通过实验

发现，人的大脑在涉及情感话题时受到刺激的区域与吸食可卡因后产生快感的区域相同。因为它们都会刺激大脑，使其出现令人产生快感的化学物质多巴胺。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从中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众所周知，人是一种交换动物，因为人不能自给自足，每个人的需要都是通过他人来满足的。按照社会学交换理论，人们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一个相互交换资源的过程，这其中也包括情感的交换。霍曼斯就把情感作为自己交换理论最基本的概念，并把情感互动定律作为社会交换的重要定律。进一步说，人并非经济学家所以为的仅仅对金钱和物质感兴趣。作为社会人，他们“用来交换的东西除去金钱以外，还有其他商品，包括认可、尊重、顺从、爱恋、情感以及其他物质性不强的东西”。并且，在另一位学者布劳看来，情感交换能带来一种内在的社会报酬，即心灵上的满足，或愉快、或荣耀、或欢爱。吵故而，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换与其说是基于利益，不如说是追求意义。更进一步说，其实，受众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他们都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体，其媒介接触活动也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所以，对于受众而言，观看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情感交换的过程，还是一个“使用”与“满足”的过程。

不容置疑，好奇心是人类行为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证实，窥视欲即好奇心的一种变异形态，它就像一个心魔，隐藏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从麦克卢汉到希区柯克，人们通常都把照相和电影看作满足窥视欲的工具。而在电视媒介中，这种窥视功能显然发展到了极致。日本电视学者藤竹晓说过：“大众以电视为桥梁能够接触到以前无法接近的‘秘密’。这个‘秘密’往往被作为人的弱点的社会性暴露而提示在大众面前。”同时，“大众接触这种‘秘密’的场所主要是家庭。家庭对于人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场所。大众在最安全的场所目击决定性的瞬间，接触他人的秘密。”在这里，“秘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私“。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意义其实都来自于对”他者“的关系。

事实上，受众不但可以在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家长里短中获得一种窥视后的心理满足，更重要的是，从各式各样的悲情诉说中，他们还能够获得某种情感上的补偿以及心态上的平衡。正如上文所述，随着后情感社会的来临，”城市冷漠病“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印记，而社会竞争的日趋

激烈也使得人们的心理压力和心态失衡骤然加剧。于是，一种对于情感的渴望与日俱增。正是基于这种情感状态，受众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接受不同的媒介产品来获得情感上的抚慰和体验。而借助于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悲情故事，人们不仅聆听了他人的秘密，也常常通过幻想中的角色置换来进入他人的私人领域，以获得一种侵犯、扩张的快感。与此同时，这种换位思考引发的同情和怜悯也易于使人设身处地地联想到自己，继而通过自身与他人的比照来获取某种精神慰藉和心理补偿。

五。结语

大量的电视谈话节目还在电视屏幕上热播，这说明虽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此类节目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是它仍然受到观众的喜爱，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随着节目竞争的加剧、受众的逐步成熟，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一直在回避的问题正逐步凸现。并成为阻挡这类节日发展的重要障碍。现如今，回避显然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只有进一步探索更合理有效的情感类访淡节目的策划和制作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问题和矛盾。让情感类谈话节目迅速、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2.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2002

3.张颂播音语言通论1994

4.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时社会行为的影响2002

5.姚丽萍关于电视谈话节目人际化的思考2000（12）

6.禹雄华；于红岩此”谈话“非彼”谈话“--试论电视谈话节目中人际传播的特殊性[期刊论文]-新闻界2006（02）

7.期刊论文胡辛。郭敏秀。huxin.guomin-xiu电视人文谈话节目：大众传媒中的精英文化绿洲-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8（3）

第三篇：电视谈话节目形态嘉宾元素与主持人元素浅析

二位一体 风生水起——

电视谈话节目形态嘉宾元素与主持人元素浅析

孙宝国

2010年06月08日16:54

文章来源：《北方传媒研究》

电视谈话节目形态是指以主持人与嘉宾的交流对话为基本传播内容的电视节目形态。具体而言，所谓电视谈话节目形态，是指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图像、声音、文字等为传播符号，围绕某些具有新闻性或娱乐性的人物或话题进行的单篇谈话式电视节目形态。

按照主持人、嘉宾这两个谈话者元素的具体结构方式，电视谈话节目形态大致可细分为如下两个亚形态：一是群言式电视谈话节目形态，是指有多位嘉宾甚至多位由主持人构成的电视谈话节目；二是对话式电视谈话节目形态，是指只有一位主持人与一位嘉宾面对面交流的电视谈话节目。

按照嘉宾与主持人这两个谈话者元素的具体叙事方式，电视谈话节目形态可细分为三种亚形态：一是聊天式电视谈话节目形态，即主持人根据话题的需要，邀请具有不同社会身份和职业特点的嘉宾到演播现场交流；二是访问式电视谈话节目形态，是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交流，嘉宾人数不多，常常只有一位，往往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权威或事件当事人；三是论辩式电视谈话节目形态，谈话各方的观点往往有重大分歧，在现场展开话语交锋，主持人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引导讨论各方充分陈述。

而无论采用哪种分类方法，电视谈话节目形态都由嘉宾与主持人二位一体的谈话者元素构成。本文拟就嘉宾与主持人这两个谈话者元素试加分析。

一、嘉宾元素

在中国内地，对于多数观众来说，较早在实际操作中运用嘉宾称谓的节目是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栏目。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电视现象被确认，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方时空》等节目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时尚现象。特别是在稍后兴起的《实话实说》、《面对面》、《对话》等层出不穷的电视谈话节目形态中，嘉宾更成了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之一。

从传受双方的关系来说，在电视谈话节目录制现场人际传播的情境中，嘉宾既是传者，又是受者；而针对场外观众，嘉宾与主持人一样是传者。如果说，主持人的作用主要是交代和引导话题，那么话题的展开、深入和升华，则主要是由嘉宾完成的。在影视剧创作中，“选择好演员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嘉宾在电视谈话节目中的作用，与一部影视剧作品的主要演员相当，是吸引观众眼球的焦点人物。嘉宾的表现如何直接关系到电视谈话节目的成败。电视谈话节目的嘉宾可以是明星，也可以是普通百姓。

（一）嘉宾的分类方法

随着电视谈话节目的方兴未艾，嘉宾也日益呈现出类型化的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三种：

1．主角型嘉宾

在拥有这种类型嘉宾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嘉宾才是节目的灵魂和主导，主持人只是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类型的嘉宾在欧美国家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比较常见。在美国，电视谈话节目对公共空间的划分非常清晰，有专门针对不同人群制作的电视谈话节目。以专门针对女性观众的电视谈话节目为例，可能是这个频道里一群家庭主妇正在闲聊各种家庭问题，这样的聊天没有主持人的介入，完全是开放式的。另一档节目是关于职业探讨的，主持人的任务仅仅是介绍嘉宾的身份，在嘉宾无法控制节目时间时出面干预，完全不用参与讨论。要想办好以主角型嘉宾为特色的电视谈话节目，其前提是一个独立、富有特色的谈话者群体的构建，而这个谈话者群体里的嘉宾必须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2．配角型嘉宾

中国内地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的嘉宾都属于这种类型。电视谈话节目的演播环境和交流性特点营造出意见产生的舆论场，主持人是场上的核心人物，是意见领袖，嘉宾要做的就是积极配合主持人的节奏和提问。

3．和谐型嘉宾

和谐型嘉宾与主持人在节目中的作用是均等的。主持人不能凌驾于嘉宾之上，嘉宾也不能以自身的专业背景去质疑主持人，故意为难主持人。这种类型的嘉宾在中国内地电视谈话节目中并不多见。和谐型嘉宾强调的是嘉宾与主持人之间的一种互补关系，对嘉宾的身份、专业素养以及生活背景都有较高要求，它体现了嘉宾与主持人互相成就对方的一种理念。

（二）嘉宾的选择标准

作为主要谈话者元素，嘉宾发挥得如何直接影响到电视谈话节目的品质。因此，在选择时需要考虑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嘉宾是否有谈资，即对某一具体话题是否占有足够的资料，并对该话题具有个性化或权威性的发言权。

二是嘉宾是否有谈品，即在节目中能否顾及主持人和其他谈话对象，而不是一味地表现个人，搞话语霸权。

三是嘉宾是否有谈技，即是否具有一定的口才和辩才，包括说得是否有逻辑、有道理，语言表达是否简练、清晰，甚至具有幽默感。

此外，如果不只一位嘉宾，那么，根据节目收视特点的需要，选择的嘉宾不能都是持有相同或相近观点的人，必须能够代表几种不同观点。这样在谈话过程中才可能对话题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对于一档电视谈话节目而言，嘉宾的选择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节目形象，也是制约节目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创办电视谈话节目时，需要仔细考虑，如何从自身内容定位出发，确定自己的嘉宾选择标准。随着节目逐渐发展，嘉宾资源逐渐消耗，节目就有调整内容定位的需要。

二、主持人元素

节目主持人是在电子传媒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着传媒群体观念，用有声语言、形态能动地操作与把握节目进程，直接、平等地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人。[1]对于电视谈话节目而言，主持人是嘉宾元素之外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主持人若不得力，节目的档次、品位就会被拖下来；反过来，主持人得力，就有助于提高节目的档次和品位”[2]。主持人恰如节目的商标，主持人的风格往往代表着一档电视谈话节目的独特品格。

（一）主持人的角色定位

在大多数电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主要承担着四种角色：首先是提问者，要通过提问打开嘉宾和现场观众的话匣子，使谈话有目的、有计划地顺利进行；其次是谈话者，要在做好采访提问的情况下，积极参与话题的讨论；第三是组织者，要主导节目和引导话题，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第四是传播者，要起到作为节目乃至媒体品牌形象代言人的作用。在具体实践中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四种角色是四位一体的。四种角色如何才能充分地协调和使用好，而且不露痕迹，平稳流畅地转换，对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在不同亚形态的电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的角色略有差异。

譬如，在群言式电视谈话节目形态中，主持人主要是一个穿针引线者、话场控制者和气氛调节者；而在对话式电视谈话节目形态中，主持人更像是一个调查者、挖掘者和印证者。

再譬如，当面对配角型嘉宾时，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必须具备更强的话场控制的能力：首先，主持人要事先与嘉宾进行沟通，向嘉宾说明自己的意图，并在节目中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嘉宾参与发表不同意见，最终达到预期的节目效果；其次，主持人要尊重嘉宾，友善地

与嘉宾沟通，有意识地将嘉宾的思想引入正确的舆论场；第三，主持人不仅要调动起嘉宾谈话的积极性，还要按节目的要求引导谈话的方向。

（二）主持人的能力要求

一般而言，有影响的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大都是电视媒体中有内涵、有口才、有人缘、有特点的名牌主持人。

所谓内涵，主要是就综合素养而言的。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要做到“在精炼中适度冗余，精炼语需要冗余语稀释”、“冗余语应该形散而神不散”[3]。临场应变、善于交流都成为其必备的素质，尤其是新闻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还要有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要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要有自己的个性气质。此外，新闻时政类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还要注意以下几点：要客观，控制个人情绪，避免狭隘社会观念对情绪的影响，避免日常生活中特殊经历对情绪的影响，避免节目进行时突发事件对情绪的影响；要恰当，把握访谈分寸，保持一个既活泼又真诚、既亲近又礼貌的访谈分寸，这不仅关系到访谈对象的心情，更涉及到谈话内容的公正；要严谨，保证用词准确，由于话题的敏感性，主持人一旦发生口误，很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不良后果，至少被观众视为缺乏基本的常识和起码的素养。

所谓口才，主要是就语言功力而言的。从语用学角度分析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话语功力，要求主持人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知道“我是谁”，明确自己在节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知道“跟谁说”，确保其话语与节目的基本定位及价值取向保持一致；三是知道“如何说”，要学会运用话语的层次性、冲突性、合适性及文化性，从而恰到好处地遣词造句，恰如其分地引导嘉宾畅所欲言。另外，还要求主持人把握话语的“时空”，明确主持人在“何时”、“何地”说，达到主持人话语与节目语境相互得体、自然和谐。

所谓人缘，主要是就互动能力而言的。在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众多能力中，主持人与嘉宾的互动能力是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种。可以说，与嘉宾互动是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必然具备的一种意识和能力，否则节目将会失去生命力和吸引力。主持人与嘉宾的互动可分为内容互动、心理互动、情感互动等三种：要通过内容互动为观众提供有用的信息；要通过心理互动实现传受者之间心理上的动态平衡；要通过情感互动使传受者之间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与升华。

所谓特点，主要是就个性化而言的。电视谈话节目是真正的主持人节目，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人的个性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个性的追求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是一种多元化的个性，而这种多元化是多方面的组合。一个优秀的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展现个性化的同时，还要能积极参与到节目的选题、拍摄、剪辑等程序中。

结语

在电视谈话节目形态中，嘉宾和主持人是两个最基本的谈话者元素。邀请的嘉宾是否有谈资、有谈品、有谈技，主持人是否有内涵、有口才、有人缘、有特点，嘉宾与主持人的配合得是否默契，往往决定着当期节目的成败乃至节目品牌的影响力。电视谈话节目创作团队要以主持人为核心，围绕节目定位，遴选出最适宜的嘉宾，进而充分发挥创作团队特别是主持人的主观能动性，采用内容互动、心理互动、情感互动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嘉宾情绪，灵活掌控谈话现场，使嘉宾与主持人的谈话两位一体、风生水起，最终实现节目的创作旨趣，彰显节目的品牌效应。

嘉宾因素 大部分电台谈话节目，嘉宾是灵魂，是重要的资源。听众喜爱谈话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参与谈话的都是出类拔萃者。到场的嘉宾决定节目的成败。从受众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趋同的心理定势在起作用。节目创办初期，可以聚拢各类社会精英，节目自然拥有了很庞大的受众群体。但是，这也成为一种负担，明星虽多，犹有尽时。越往后，嘉宾的分量越轻，节目的档次、品位自然也将会有所下降。

第四篇：浅析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的兴盛原因及背后问题

浅析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的兴盛原因及背后问题

摘要 当前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在国内各级电视台热播，主要因为这类节目同时满足了公众和制作机构的多种需求，但是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一直在刻意回避节目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事实上，只有进一步探索更合理有效的情感类访谈节目的策划和制作方式，才能让情感类谈话节目迅速、健康地发展，关键词 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 兴盛原因 问题

现在，在黄金时段打开电视机，经常会看到有普通人在镜头面前讲述自己遇到的夫妻矛盾、儿女教育难题、兄弟姐妹的纠纷等等，当事人身边的主持人、心理专家或者法律顾问以及现场观众则为其出谋划策。我们把这类节目称作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以区别于话题类、人物类谈话节目。

一、情感类电视谈话的界定及发展状况什么是“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

按美国学者吉妮·格拉汉姆·斯克特对谈话节目的分类，可将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定义为“人际关系、自助、心理和日常生活节目，包括以个人困境和失调的人际关系为娱乐的节目、更严肃的个人问题和自助心理学节目、更严肃的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节目。”

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是谈话节目的一个分支，它融入了真人秀、心理疏导、法律调解等元素，其显著特点是：平民成为谈话的主角，主题内容也从公共话题领域进入到私人情感领域，大多围绕亲情与爱情来展现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我国荧屏上的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

我国的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倾诉型向寻求帮助型的转变，最初的节目像《讲述》、《鲁豫有约》等，只是单纯地让当事人面对摄像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1998年，湖南经济电视台推出一档全新的谈话节目《真情对对碰》，开创了国内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的新局面。2001年1月5日《真情对对碰》正式改名为《真情》，并进入湖南卫视黄金时段播出。《真情》可算是湖南卫视当年的一大创新，它将两性情感问题、朋友间的争执、家庭矛盾、个人隐私公开化，同时又主动介入到这些事件之中进行沟通并进行协调，让许多濒临破裂的关系重归于好，赚取了不少妇女的眼泪，逐渐成为湖南卫视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之一。

之后，各电视机构纷纷在自己的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中邀请各方面专家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帮助其尽快走出生活的困境或烦恼。陆续推出了中央12套的《心理访谈》、上海生活时尚频道的《心灵花园》、江苏卫视的《人间》、南京卫视的《有请当事人》等栏目，并且都获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目前，在全国35个中心城市和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五大地区市场上，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的播出都明显走高，收视也有明显增加。以北京电视台为例，当前就有卫视频道的《真情》。生活频道的《生活广角》、《心灵密码》，青少频道的《谁在说》、《情感部落格》等多档情感类电视谈话栏目在播出。

二、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兴盛的原因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普通人愿意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的隐私?为什么观众对于这些婆婆妈妈的生活琐事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为什么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在各级电视台迅速遍地开花?对于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兴盛的原因，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满足了公众的倾诉需求

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的兴起是社会转型期公众精神需求的产物。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当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残酷竞争和生存压力。巨大的压力之下，情感纠纷、家庭矛盾、生活冲突出现激增，由此产生的困惑、迷惘、压抑、焦虑等心理问题也随之增加，这使很多人需要一个倾诉的平台来缓解郁积心底的情绪。

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恰恰满足了公众的这一需求，他邀请一批与当事人没有现实关系和利益冲突的旁观者(包括主持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律、情感等方面的专家)冷静、耐心地倾听当事人的诉说。并积极地进行现场解读和帮助。迎合了受众的窥私欲和猎奇心理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每个人都有窥探别人秘密的欲望，都有想知道别人秘密的好奇心，特别是一些异常的、有悖常理的、耸人听闻的事件更能引起相当一部分受众的探知欲望。

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就迎合了受众的窥私欲和猎奇心理，竞相把一些母子反目、兄弟相残、三角恋爱等故事，以接近真人秀的形式演绎在观众面前。访谈节目中经常穿插着一些小片。用情景再现或纪实手法展现重要矛盾发生的场面，画面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打骂的场面、痛心疾首的哭诉、当事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些琐碎的市民小事虽然新闻价值并不高，内容也经常相互重复，但是他们能满足一部分受众的猎奇欲望，刺激人们的窥私欲。有助于观众的自我认知与环境适应

情感类谈话节日的选题贴近性较强，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夫妻、朋友、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一些最普遍的关系中产生的矛盾冲突，展示了普通人的悲欢，观众在收看情感类谈话节目时，经常会从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经历或能产生共鸣的故事，从而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回应。这“让人们知道不仅仅是自己在饱受磨难，别的人也同样在恼怒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而使人们平静下来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对待现实”。

节目中展现的矛盾分析和问题解决过程还可以让观众作为对照，来认知自己的情绪、心理和行为。许多和节目中的当事人一样的普通受众，把节目当做一面镜子，“通过这一面镜子，在解读周围普通人对世界的认识的同时，审视自己的内心”。这样，观众便可以通过节目中获得的信息，更好地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获得较为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了节目制作的投入产出比

在节目制作方面，情感类谈话节目的低投入、高效益使其成为投入产出比较高的节目形态，深受节目制作机构的青睐。

谈话类节目以人物的交谈为主体，采访拍摄较为简单。演播室里的访谈主要使用多机拍摄、导播切换的录制方式，一般一期20分钟节目的录制时间只需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有时节目中穿插的小片需要外景拍摄或者搜集一些资料画面，但一般也只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就可完成。此类节目的后期编辑也相对简单，主要工作是处理大量的演播室对话。这样，一期20分钟谈话节目的采制周期一般只需两周左右的时间，这比其它的电视节目形态无疑要省时省力得多。

而且，由于参加情感类谈话节目的当事人大多是普通人，既省去了邀请明星的周折和资金成本，又使得选题资源非常丰富。令节目一直有源源不断的人物和话题来谈论。

由于制作成本、时间成本都较低，现在很多情感类谈话节目都做成了日播型节目，节目内容更新快，这又进一步吸引并稳固了节目的忠实观众群体，提高了节目收视率。

综上所述，由于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同时满足了社会公众和电视机构的多方面需求，因此这类节目形态迅速占据了很多电视台的黄金时段。

三、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刻意回避的问题

然而，就在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发展迅猛、节目数量和收视率都节节攀升的时候，2008年底，广电总局向全国各地方台尤其是各地方卫视下发了一则“整改令”，要求制止情感类节目的低俗化倾向，并进行自查。紧接着，各大电视台开始对情感类节目进行改版或者停播，东方卫视的《心灵花园》、湖南卫视的《真情》相继停播，北京电视台的《真情互动》、江苏卫视的《人间》也都进行了节目调整。

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在其发展最旺盛的时候突然遭遇瓶颈，这让很多人迷惑不解。事实上，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在兴盛的背后，节目本身一直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只是栏目策划和创作人员一直在刻意回避，于是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导致矛盾集中爆发，政府部门要求整治。那么，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在其兴盛的背后到底刻意回避了哪些问题呢? 转贴于 中国 求助者需求与节目选题原则存在矛盾

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来源大量来自观众求助热线，之所以有这么多求助者愿意来参加节目，其实并非是当事人愿意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的隐私，而是希望通过专家的指点迷津来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诸多麻烦。电视媒体的强大影响力使得常出现在这类节目中调解矛盾的专家和主持人成为公众心中信赖的“明白人”，因此，很多打求助热线的观众会提出来，能否不参加节目录制，只进行专家咨询。

而从栏目组的角度来看，寻找当事人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对方的生活矛盾。而是希望做一期好看的访谈节目。因此对于当事人的“不做节目，只做咨询”的要求一般不能满足。栏目组选择当事人的原则全部是围绕着节目需要的，例如：当事人的身份和外形是否吸引人，口头表达能力是否较高，故事是否离奇曲折，矛盾和问题是否能在节目现场得到解决和化解，同时还要考虑到类似的选题栏目近期是否已经做过，等等。

参与节目的求助者希望能够通过请教栏目中邀请的专家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而栏目组则是希望通过有故事的嘉宾做一期好看的节目。求助者需求与节目选题原则存在的矛盾是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一直在刻意隐瞒的问题，虽然情感类访谈栏目大多用“解决家庭矛盾，创建和谐社会”之类的语言来宣传节目宗旨，但是事实上真正出现在屏幕上的人和事并不是最急于得到调解的，而是最适合做成节目的。涉嫌侵犯事件相关人员的隐私

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大多是有关夫妻关系、婚外情、家庭矛盾等涉及当事人隐私的内容，因此节目在录制之前，栏目组一般会请当事人签署协议，同意电视台播放自己讲述的内容，也就等于录制节目的当事人放弃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隐私权。

但是，节目刻意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隐私从法理上说只能是“特定人的隐私”，他人不可以代为放弃隐私，电视节目对他人隐私的披露必须经过隐私主体本人的同意。事实上。即使是夫妻，当一方随意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另一方时，都有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的侵犯。除非所有的当事人都同为委托人，否则，媒体并不因为一方的委托而具备调查并展示另一方隐私的权利。显然，大部分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企图以委托人的授权将其侵害他人隐私的行为合理化。

当然。电视作为公共媒介，具有对不良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的责任，有些人的私生活如果严重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媒介是可以进行深入调查和评判的，如一些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虐待老人或重婚行为等。但对于一般的家庭纠纷，例如夫妻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如果只有一方希望求助于媒体的话，节目是没有权利将另一方的隐私也公之于众的。在某期情感类访谈节目中，披露了某对夫妻结婚后，丈夫由于不信任妻子。把收入全部上缴给自己的母亲并且阻挠妻子外出工作的做法，妻子无奈求助于电视栏目。节目自始至终都是妻子一个接受采访，丈夫没有在节目中露面，甚至也没有对丈夫的连线采访，很显然丈夫是不希望把这样的家事公之于众的。这样的节目就涉嫌侵犯了丈夫的隐私。为提高可视性会有意加入娱乐元素

电视节目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更好地发挥电视传播的优势，栏目组经常在节目中人为地设计一些能提高节目可视性的娱乐元素。包括：热衷于寻找边缘化的人物和选题。极力渲染故事的离奇曲折性，增加小游戏、心理测试或者外景短片的比例，有意在节目中设置、突出当事人的矛盾冲突，鼓励主持人和嘉宾多讲个性化语言等。

例如，某节目在小片中让摄像师跟着来求助的丈夫去找跟别人同居的妻子，使得夫妻二人在节目中大打出手；某节目在演播室中，主持人对着来求助的女嘉宾说：“你就是三个字——狐狸精”，后来终于逼得女嘉宾对男嘉宾说出“分手”后愤然离席；更有甚者，有的栏目为了制造噱头甚至在节目中使用了测谎仪。众所周知，生活中的“真话”或“假话”并不能用简单的是与非来判断，而且测谎试验的准确率在最专业的测试条件下也不能达到100％。很显然。测谎仪在情感类节目中的使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噱头、一种娱乐元素出现的，它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会引起人际关系的紧张。2009年3月，广电总局向全国广电系统下发通知，明确禁止在情感类节目中使用测谎仪，终于让用测谎仪判真伪的闹剧告一段落。

娱乐元素的加入会让节目变得更好看，但是很多娱乐元素不仅无助于解决当事人的问题，甚至还会激化矛盾。而且，对娱乐元素的过度追求会让情感类谈话节目一步步滑向造假和低俗。节目会给求助者的生活带来困扰

大多数求助者并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公开在大庭广众之下，因此很多人选择了带着墨镜、帽子或者面具出镜的方式，事实上，这种面部的遮挡与其说是为了隐瞒嘉宾的真实身份，不如说是为了在节目现场给嘉宾一个心理上的安全感。大多数遮挡出镜的嘉宾，会由于自己的声音、形体或者故事的曝光，而让熟悉自己的人辨认出来，从而给其以后的生活带来更多困扰。而栏目组为了争取求助者同意录制节目，一般只会提醒当事人可以作某些面部遮挡，很少告知对方，即使遮挡也很可能会被熟人认出，影响其今后的现实生活。

一对因家庭矛盾想要离婚的夫妇求助于电视台的某情感类节目，节目播出之后，虽然夫妻俩都带了墨镜和帽子出镜，但还是被他们的亲友、邻居一眼认出，一时间大家都说他们“两口子闹离婚都闹上了电视台”，夫妻二人面临了更大的生活压力和困扰。节目能够真正解决的生活矛盾非常少

来参加节目的求助者都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目的来的，而节目呈现给观众的结果也常常是当事人经过专家点拨茅塞顿开，问题和矛盾迎刃而解。事实上，生活矛盾的形成一般都有其根深蒂固的原因，并不是录制一两期节目的时间就能解决的。即使是几位当事人在节目现场达成了某些共识，后面仍然会面临很多问题。

某情感类谈话栏目曾经做过一次栏目回访，想看看曾经上过节目的求助者现在的情况如何，结果却是很多看似已经解决的问题又出现了矛盾的端倪：原本已经决心好好学习的孩子又开始瞒着父母上网玩游戏，通过专家劝解和好的夫妻又开始新一轮的争吵„„

每一次节目的结尾，主持人都会尽力营造一个问题得到解决的圆满结局，让收看的观众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但是栏目刻意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通过一期节目就得到解决的问题可谓凤毛麟角。

大量的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还在电视屏幕上热播，这说明虽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此类节目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是它仍然受到观众的喜爱，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随着节目竞争的加剧、受众的逐步成熟，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一直在回避的问题正逐步凸现，并成为阻挡这类节目发展的重要障碍。现如今，回避显然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只有进一步探索更合理有效的情感类访谈节目的策划和制作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问题和矛盾，让情感类谈话节目迅速、健康地发展。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第五篇：电视谈话节目策划案与要点提示(201009添加)

电视谈话节目策划案模板与要点提示

一、主题阐述

这部分可长可短，但是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这个谈话内容？有什么意义？”。所以主题阐述部分通常需要写的内容有：意义（必写！推荐句型“通过……使……”）、背景、选题、样式风格（可选）等。

二、嘉宾和观众的介绍

三、节目（进程）结构

（一）、节目开头设计：

。让我进短片A（作导入用，一般是背景知识、焦点问题介绍）

→“主持人开场语、进短片”这两项根据

需要可以调换先后位置。

（二）、谈话过程设计：

问题1、2、3：（了解性的问题——预热阶段）

进短片B、留悬念、道具运用

问题4、5、6：（交锋性的问题——高潮阶段）现场乐队演奏、主持人串词过渡问题7、8、9：（开放性的问题——尾声阶段）观众互动、游戏环节

（三）、结束部分设计：

1、在渐小的谈话声中结束、在互动游戏中结束。

2、主持人结束语。

3、短片作结。

四、非语言元素的考虑

这一部分其实可以不写，因为你可能都已经分散地写到“

三、节目进程”中去了。也许还有“演播室谈话环境设计（背景、座位、音响、灯光等）、服饰”这两方面没有写，就写进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