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综合信息交易所、上海三和房地产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综合信息交易所、上海三和房地产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

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市综合信息交易所、上海三和房地产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据此，借贷合同双方当事人基于以新贷偿还旧贷的合意，先后订立多个借贷合同，同一担保人在应当知道的情况下在该多个借贷合同上盖章同意担保的，应当依法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以上述多个借贷合同之间没有形式及内在联系为由，否认以新贷偿还旧贷的合同性质，进而拒绝履行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5）民二提字第8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上海三和房地产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延安西路358号。

法定代表人：顾建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煜英，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柳晖，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九江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周有道，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晓梅，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志伟，康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市综合信息交易所。住所地：上海市九江路137号806室。

法定代表人：宋新华，该交易所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荣生，该交易所办公室主任。

上海三和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三和公司）为与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上国投）、上海市综合信息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委托贷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沪高经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05年6月23日以（2002）民二监字第110-1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提审。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和公司委托代理人高煜英、柳晖，上国投委托代理人方晓梅、陈志伟，交易所委托代理人宋荣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6年1月10日至1998年4月6日期间，上国投与交易所共签订5份委托贷款合同，5份贷款合同按时间排列编号分别为922660、922790、922804、922805、300263，借款金额均为人民币2000万元，月利率分别为7.89‰、6.9‰和6.435‰。借款用途为用于物资购销保证金或流动资金周转，保证人均为三和公司。上国投按约向交易所发放了贷款。案外委托人上海市上投投资管理公司仅在后两份委托贷款合同上加盖了公章。该5份委托贷款合同之间均系借新还旧。最后一份300263号合同项下贷款期限届满后，交易所除偿还借款本金227.8万元及逾期贷款利息人民币60万元，尚欠本金人民币1772.2万元、期内利息人民币789454.95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上国投请求一审法院判令交易所偿还贷款本息，三和公司对交易所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交易所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上国投与交易所和三和公司签订的编号分别为922660、922790、922804、922805的委托贷款合同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鉴于该4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故不再予以处理。上国投与交易所和三和公司签订编号为300263的委托贷款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上国投已按约履行放贷义务，交易所除偿还部分借款本金及逾期贷款利息外，其余借款本息至今未还，显属违约。交易所理应承担偿还系争合同项下尚欠借款本金、期内利息及相应的逾期贷款利息的责任，三和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和公司辩称其对系争合同项下贷款用于偿还旧贷并不明知，故不应承担该笔贷款保证责任。因本案系争合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另4份委托贷款合同的保证人均为三和公司，三和公司的保证责任并未因为不明知借新还旧事宜而扩大，故三和公司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三和公司辩称5份委托 贷款合同的性质及贷款用途均有所不同，且合同中未注明以贷还贷，无法证明该5份合同的关联性。从5份合同签订主体、借款金额等内容可以看出，5份合同之间系借新还旧关系有其事实依据，故对三和公司上述辩称不予采信；三和公司主张上国投与交易所之间恶意串通，骗取三和公司提供保证，以达到转嫁风险的目的的辩称理由仅为单方面的推断，缺少必要的事实依据，亦不予认定，判决：

一、交易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国投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7722000元，期内利息人民币789454.95元及逾期贷款利息人民币1626712.54元；

二、交易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国投偿还自1999年11月20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贷款利息；

三、三和公司对交易所上述第一、二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12919元，由交易所、三和公司共同负担。

三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系争的300263号合同为1998年4月6日签订，贷款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上国投在当天放款的同时又全部内扣，以作为还贷1997年10月10日签订的922805号贷款合同，而922805号贷款合同和相关联的1996年12月31日签订的922804号贷款合同、1996年7月10日签订的922790号贷款合同均无放款记录和内扣记录。三和公司为上国投和交易所最早提供担保的为1996年1月10日的922660号贷款合同，上国投在1996年1月11日放款给交易所人民币2000万元的当天即内扣回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而在1996年1月10日至11日两天内，上国投共放贷给交易 所人民币3200万元（包括另案系争的人民币1200万元），而内扣回本金即达人民币3000万元。

该院又查，交易所在1996年11月28日同江苏省锡山市鸿声镇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鸿声公司）签订过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上载明从1994年3月1日至1996年6月10日，交易所共借给鸿声公司人民币3040万元，至1995年12月尚欠人民币2500万元。庭审中交易所陈述上述钱款系向上国投所借。一审判决后，交易所于2000年10月30日发函给鸿声公司，内容为：“你总公司欠我公司的欠款，现根据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99年11月10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已于2000年10月25日结案，并判决，94年以来至今我们本着帮助你镇的建设发展，先后应你们的要求向你们支付本金27497261.15元、欠息7019685.48元两项合计：34516946.63元（不包括2000年的利息款）。我们要求你总公司应积极配合我们及时归还借款。”还查明，在1996年1月10日前上国投借给交易所的所有钱款担保人均不是三和公司，而是案外人上海市物资协作开发公司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交易所转借给鸿声公司的钱款中，有1915万元是上国投直接汇给鸿声公司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一审法院就上国投和交易所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一节查明的事实及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然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上国投和交易所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过程及三和公司在不知上国投和交易所早已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事实。从二审查明的整个案件事实来看，上国投 和交易所早就存在因贷款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且当时的贷款合同担保人非三和公司。三和公司为上国投和交易所提供担保的五份贷款合同的履行过程，不是当天借，当天还，就是空贷，无放款记录。上国投因贷款而发生的收贷不能的风险在三和公司提供担保前即1996年1月10日前就已产生，上国投和交易所共同隐瞒了借新还旧的真实情况，骗取三和公司提供保证，把本应由他人承担的保证责任转嫁给三和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三和公司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就三和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一节所作的判决不当，依法应予改判。遂判决：

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一审案件受理费112919元由交易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19元由上国投负担。

上国投不服二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上国投在300263号合同项下的贷款放款当日系根据交易所的划款通知进行划款，二审除对此节事实的认定有误外，其余事实的认定属实。又查，自1996年以来，三和公司与交易所分别向上国投贷款，并以此互为担保。2001年12月7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上国投更名为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1996年1月10日至1998年4月6日之间，上国投与交易所依次签订了922660号、922790号、922804号、922805号、300263号委托贷款合同，该 5份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借款金额均为人民币2000万元，借款用途为物资购销保证金及流动资金周转，借款担保人均为三和公司。其中，922660号和300263号合同均有放款和划款记录，但交易所对借款一节未持异议，故另三份合同应视为922660号合同的展期。300263号合同，上国投在放款的当天根据交易所的指令进行还贷，系以“新贷”归还922805号合同的“旧贷”。上国投已按300263号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委托贷款合同的义务，交易所作为借款人仅归还部分借款和利息，显属违约，理应向上国投偿还尚欠本金，期内利息和逾期利息。虽然922660号合同之前的合同的担保人为案外人，而非三和公司，但922660号合同之前的合同的主债务因922660号合同的借新还旧而业已消灭。922790号、922804号、922805号合同依次作为922660号、922790号、922804号合同的展期，其主债务亦因300263号合同的借新还旧而业已消灭。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的规定，本案中，担保人三和公司存在为交易所借款多次担保，且交易所也为三和公司向上国投借款提供担保（互为担保）的事实，原二审没有认定300263号系争合同的担保人三和公司“应当知道”上国投与交易所的借款系以新贷偿还旧贷，应当予以纠正。更何况三和公司同时作为尚未履行完毕的300263号合同（新贷）的担保人以及已履行完毕的922805号合同（旧贷）的担保人，应当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三和公司主张系争贷款不能偿还 的风险在其作为担保人前早已存在。其作为系争合同担保人是上国投与交易所恶意串通、骗保所致的依据不足，三和公司应当对系争贷款合同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

一、撤销该院（2000）沪高经终字第588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二中经初字第811号民事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112919元，由交易所和三和公司共同负担。

三和公司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

三和公司申请再审称：三和公司担保的五份借款合同除第一、第五份合同实际放款和划款外，第二、三、四份合同均未实际放款，属空贷；争议的第五份贷款扣划后实际归还的是第一份贷款合同项下的旧贷，而第一份贷款合同亦用于借新还旧，但之前的旧贷的担保人不是三和公司。且第一份合同距第五份合同已超过两年，上国投未向交易所主张债权，据此也应免除三和公司的保证责任；争议的第五份合同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而其他四份为购销合同保证金，缺乏借新还旧的形式及内在联系，本案不存在三和公司与交易所互为担保的事实，交易所也承认未将“借新还旧”的情况告诉三和公司，推定申请人应当知道“以新还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再审判决在确认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正确的同时却在保证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部分做 出了相反的判决，缺乏主要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

上国投答辩称：五份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均为三和公司。虽然922660合同之前的担保人为案外人，但之前的合同的主债务因922660合同的借新还旧业已消灭，922790、922804、922805合同依次作为922660、922790、922804合同的展期，其主债务因300263合同的借新还旧而业已消灭，五份借款合同具有连续性，况且，1993年-1998年间，交易所为三和公司向上国投的大量贷款提供担保，双方存在大量互保操作。三和公司应当知道借新还旧的事实，不应免除保证责任。

交易所未作书面陈述，庭审时陈述：300263号合同的贷款系用于偿还922805号合同项下贷款本息。

本院再审查明：本案前四份委托贷款合同第六条均约定：贷款到期，如交易所不能按时归还须续借贷款时，须取得上国投书面同意，付清利息，由上国投按新借贷款重新办理委托贷款手续。第五份合同第六条约定内容与前四份基本相同，只是将“须续借贷款”修改为“需将借款展期”。三和公司在五份贷款合同上均盖了公章。五份合同除借款金额相同外，自第二份合同始，所签合同是在前一份合同到期的情况下续签的，其起始期限基本与到期贷款期限衔接。第一份922660号合同项下贷款2000万元发放的当天上国投即内扣本金1000万元，用于偿还之前由案外人担保的交易所的旧贷，余1000万元贷款由交易所自用；第二份922790号合同签订后，上国投以更换贷款凭证的方式将该合同项下贷款偿还了第一份合同的借款，第三、第四份合同 的操作方式与第二份相同，第五份300263号合同项下贷款于签约当日发放的同时，上国投根据交易所的划款通知于当日扣划用于归还第四份922805号合同借款。交易所对上国投诉其偿还300263号合同项下贷款本金及利息的请求始终认可，亦承认未告知三和公司第一笔借款已用于偿还案外人担保的借款的事实。本院再审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对本案合同效力及交易所违约责任的认定正确，本院再审予以支持；涉案合同名为委托贷款合同，但本案当事人未主张委托贷款的事实，故案件性质应为借款担保合同。本案五份合同中确实存在无实际放款的情况，但此种情况的产生缘于借贷双方在合同第六条的约定。从该约定内容，以及新旧贷款金额相同、贷款期限基本衔接的情况可以看出，借贷双方在旧贷到期尚未清偿时，签订新借款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以该新贷偿还旧贷，消灭借款方在旧贷下的债务，该条内容可以视为借贷双方对以贷还贷的约定。而上国投当天贷款当天扣划或仅更换贷款凭证、没有实际放款的做法是基于合同中以贷还贷的约定而为的履行行为，亦是以贷还贷的基本履行方式。三和公司连续在几份借款合同上盖章同意为交易所担保，其应当知道此为签约各方以该种方式履行合同第六条的约定，即以贷还贷。本案合同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三和公司已盖章确认，因此，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关于以贷还贷的规定。如若按照三和公司所称本案不属以贷还贷，五个合同之间没有形 式及内在联系的理由予以推论，三和公司承担的将不再是一个合同而是五份合同累计金额一亿元的担保责任。三和公司以贷款用途缺乏借新还旧的形式及内在联系，中间三份合同无实际放贷，进而否认以贷还贷的理由不能成立。况且，三和公司在本案合同签订前后，曾作为借款人向上国投多次贷款，而担保人则是交易所。三和公司与上国投所签的那些借款合同的基本格式与本案完全相同，而履行时短期扣划或更换凭证的方式亦与本案履行方式相同。因此，三和公司以不应知道本案此种约定属于以贷还贷予以抗辩的理由缺乏合理性。自本案300263号合同前溯，连续四份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均为三和公司。其已失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免除保证人责任的条件，该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作为新贷和旧贷同一保证人的三和公司，以其不知道或不应知道主合同系以新贷还旧贷，故应免除担保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判决关于922660号、922790号、922804号、922805号合同因300263号合同的借新还旧已履行完毕，上国投已按约履行放贷义务，交易所至今未还300263号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应承担违约责任，三和公司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认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予以维持正确，本院再审亦应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沪高经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 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 红

审 判 员 贺 �

代理审判员 王云飞

审判长简介

谭红高级法官：法院审判员。

二○○八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园园 年出生，大学学历，1994年起任最高人民12

1956

第二篇：上海陆海建设有限公司与上海民航华东空管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上海陆海建设有限公司与上海民航华东空管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上 海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2005)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2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陆海建设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徐汇区乐山路35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沈志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勃、黄海林，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民航华东空管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朱行镇朱漕路123号6号楼2-103室。

法定代表人黄海珠，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保棣，上海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陆海建设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05)金民三(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5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4年9月24日，上海民航华东空管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就“华港宾馆大堂改造工程”对外招标。上海陆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海公司)作为投标单位，根据华东公司要求，按时提交了投标文书，并于2004年10月13日支付120，000元保证金(原审误为2005年10月13日)。2004年11月18日，华东公司向陆海公司发出“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中标(交易成交)通知书”，通知陆海公司中标。后陆海公司与华东公司未签订施工合同，华东公司将120，000元保证金退还陆海公司。因双方未能就是否需另行支付120，000元保证金达成协议，遂涉讼。陆海公司请求判令华东公司支付陆海公司违约金120，000元。华东公司辩称：双方未订立合同，陆海公司要求双倍返还保证金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陆海公司诉请。

原审认为，本案系当事人在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形成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之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包括适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华东公司未按中标通知书要求与陆海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能否适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八十五条，即“如招标人不履行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显然该法明确合同自签订成立，中标通知书并不构成双方间合同已实质成立。同时，《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招标人不按规定期限确定中标人的，或者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改变中标结果的，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更改合同实质性内容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根据情节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中标人损失的，并应当赔偿损失”。该条款明确了招标人未按中标结果与中标人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该条款适用于陆海公司与华东公司间的纠纷。

根据上述分析，原审认为，陆海公司要求华东公司双倍返还履约保证金，属适用法律不当，法院不予支持。陆海公司可依《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要求华东公司赔偿其实际损失，法院就此在庭审过程中多次向陆海公司予以释明，但陆海公司坚持其诉请，不同意变更。

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于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作出判决：上海陆海建设有限公司要求上海民航华东空管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2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2，737元，由上海陆海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判决后，陆海公司不服，上诉于本院，诉称：合同法明确规定，要约与承诺的意思表示可以构成有效的合同。中标通知书对于建筑面积、中标价格、工期等建设工程合同中的主要条款都已作了具体约定，故投标文书及中标通知书已构成合同。本案应适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支持陆海公司的诉讼请求。

华东公司辩称：原审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华东公司在收取了陆海公司投标保证金，并向陆海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以后，未与陆海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华东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陆海公司按照《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八十五规定，要求华东公司双倍返还保证金，与法律规定不符。因双方间产生的投标文书和中标通知书并不能构成施工合同，陆海公司可依据《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向华东公司主张实际损失。对此，原审在审理中已向陆海公司作了释明，但陆海公司仍坚持原诉讼请求。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陆海公司的上诉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37元，由上诉人上海陆海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秋霞

审 判 员 孔美君

代理审判员 顾 依

二00五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艳

第三篇：北京阳光数据公司与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案

北京阳光数据公司与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技术合同纠纷案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1996)一中知初字第54号

原告北京阳光数据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五十八号。

法定代表人胡小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武堪，北京市西城区通用法律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玲，女，四十三岁，北京阳光数据公司副总经理，住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甲一零六一八号。

被告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河南南路十六号二零三A室。法定代表人张德贵，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星玉，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晓梅，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阳光数据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与被告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霸才公司)技术合同、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阳光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小明及委托代理人武堪、张玲，被告霸才公司委托代理人林玉星、方晓梅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阳光公司诉称：该公司自一九九四年成立后，先后与国内十五家商品交易所和两家证券交易所签订合同，通过有偿方式获取各个交易所的行情数据，并将分散的行情数据经加工整理后，形成综合的行情信息流，通过卫星广播系统进行发送。该信息流称为《SIC实时金融》。客户如需使用这套信息数据，必须与原告阳光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定期交纳费用。并且在该合同中约定，接受方为终极客户，不得再转发该系统数据。原告在与天交所、深圳巨潮证券电脑信息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签订的采集数据收集转播合同中约定，交易所拥有本交易所行情信息版权，未经书面许可，不得利用该数据再行转播。若发生侵权行为，各交易所有权停止行情提供。自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六年五月间，该公司多次接到天津联合期货商品交易所的电话，询问霸才公司转发《SIC实时金融》系统之事。上海霸才公司的行为，给原告阳光公司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使原告无法面对提供行情信息的各家交易所。阳光公司曾与霸才公司签订过《SIC实时金融》系统的“数据分析格式”使用合同，允许霸才公司使用该系统的数据格式开发、销售交易信息分析软件。但不得以任何其它方式使用《SIC实时金融》系统。被告使用了原告阳光公司的《SIC实时金融》系统，并以转播的方式，发展客户。其行为违反合同约定，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原告又称《SIC实时金融》信息流是阳光公司进行加工整理的，具有独创性，该信息流符合编辑作品的构成要素，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使用和转播《SIC实时金融》的信息流，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SIC实时金融》具有专有技术成果法律特征，原告对此享有劳动获益权，被告的行为也侵犯了原告的专有技术成果权和劳动获益权。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和违

约行为。解除双方所签分析格式合同；

2、公开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3、赔偿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人民币；

4、承担因诉讼所付为一切费用；

5、建议法庭处以被告最高二十万元的罚款。

被告霸才公司辩称：

1、原告发送的行情信息均来自各个交易所，原告不是原始信息的所有权人，且被告公司也同样以有偿使用的方式与国内十几家商品交易所签订了数据转发合同，被告即使转发了原告编辑的行情信息，其信息也仍然是各交易所的行情信息，其转发行为是合法的，没有侵犯原告的权利，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2、被告曾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与上海万洲综合经营部达成了传送股票行情的合同，所以被告发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行情与阳光公司的《SIC实时金融》系统无关。

3、北京公证处出具的公证证明，不能证明被告使用了原告的信息流，理由是a、其证明的方法，在技术处理上可以有多种方法。b、在权限控制指令发出时，在原告的客户管理程序对话框的标题栏中出现“错误”二字，怀疑当时权限控制指令是否发出。C、阳光公司使用DOS命令核对时间时，对霸才公司的系统读取数据有影响。d、在取证的录像带中发现计算机屏幕出现偏色，认为原告是改变通信线路所致，怀疑公证时测试环境的真实性。

4、阳光公司要求霸才公司赔偿损失五百万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阳光公司为国家信息中心的下属企业。其于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间，分别以国家信息中心和阳光公司的名义同深圳居潮证券电脑信息有限公司(有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上海证券交易所、天津联合期货交易所、沈阳商品交易所、北京商品交易所等十多家签订商品交易、证券交易行情的信息采集、转发合同书。在订立合同后，阳光公司接收上述交易所的行情数据，并以自己的数据分析格式对各交易所的数据进行加工整理，形成综合的行情信息流；通过卫星广播系统向外发送，此套系统称《SIC实时金融》。客户如需使用此行情信息流，须与原告阳光公司订立合同，交纳费用。在阳光公司与其客户订立的合同中还约定，未经阳光公司许可，客户不得以其它方式转发其信息流。

被告霸才公司于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间，以香港数据电传咨询有限公司和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天津联合期货交易所、沈阳商品交易所、北京商品交易所等家签订商品交易行情信息的采集、转发合同书。在阳光公司取证四十余天之后，霸才公司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作为乙方同深圳巨潮证券电脑信息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信息交易所签订了证券交易信息的经营合同。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原告阳光公司(作为乙方)与被告霸才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关于使用《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的合同。合同约定：甲方使用《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开发分析软件；未经乙方书面许可，不能以任何方式转发《SIC实时金融》；不能对外透露或转让《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不能做分析软件以外的其他任何用途，不能修改《SIC实时金融》接收存储的各种数据文件，甲方应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和技术措施，保证乙方的权益。合同有效期为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至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六日止。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八日，天津联合期货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天交所)写给国家信息中心开发部的函中载明：天交所自一九九五年十月四日，对原有的各咨询系统进行了清理，并重新签订了转播协议。其中上海霸才公司的咨询系统是在我们发现系统中出现天交所即时行情后补签的协议，协议中明确要求，该公司应转播天交所直接发射的行情数据，但时至今日，霸才系统仍未推广天交所直播行情数据。经多次交涉，霸才公司称其转播的是国家信息中心的《SIC实时金融》系统，请国家信息中心协助查实。

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霸才公司给天交所的情景说明中载明：霸才(公司)原根据与前天交所协议，通过中广卫单收站(站号：C9511N7113)，使用SIC格式(与SIC有软件协作协议)转播天交所行情。

北京市公证处应阳光公司的申请，于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一日分别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路五十八号北京阳光数据公司机房(五零五室)与天津宾馆四楼天交所信息部机房，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六十六号北京中磁肥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中磁公司，中磁公司为阳光公司的客户。)计算机房监督了《SIC实时金融》系统与霸才《金融即时》系统行情数据比较测试的全过程，并在各测试现场分别制作了录音带、录像带及实验记录。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霸才公司于六月十四日发表的公开声明，声明中载明：“五月二十日及二十三日，本公司曾在上海证券报上登‘每天十五元，在家里操盘’的广告。其中有关上海、深圳股市信息的即时行情应属尚未实现。特向广大读者致歉。本公司事前尚未得到证券信息的转播许可权，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致歉，敬请原谅。”

一九九六年十月九月，在法院主持和有关专家的参与下，原、被告双方对公证的视听资料、实验记录等证据进行了勘验及质证。勘验资料表明：

测试环境为：主控机房在北京国家信息中心阳光公司的计算机机房内。观察测试地点在天交所机房、中磁公司，两地通过电话通信联络。

测试的方法：阳光公司通过通信网络对其客户上海易利实业公司实施开启、中断《SIC实时金融》数据信息，在客户端观察阳光公司的《SIC实时金融》和霸才公司的《金融即时》两个系统的发布实况，确认两个系统数据信息之间是否存在主从和依赖的关系。

测试品种：为红小豆、上证指数、深证指数。

测试说明：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一日的公证取证过程中，均有称其为上海易利实业公司的人打进电话，对阳光公司关断天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数据信息提出异议。

勘验证实阳光公司的《SIC实时金融》系统中的数据随各交易所实时行情的变化而变化，霸才公司的《金融即时》系统略延时后，即随《SIC实时金融》系统变化而变化，当关闭《SIC实时金融》发布的信息源后，《金融即时》系统的行情数据停止在关闭其权限前《SIC实时金融》瞬间的数据状态，不再变化。再次开启，恢复《SIC实时金融》系统的信息发布后，《金融即时》系统行情信息即随阳光公司《SIC实时金融》系统行情信息变化而变化。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七日，法庭对公证的测试环境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查明，霸才公司在天交所仍未开通使用通信装置。

霸才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一盘录像带，以示取证中实现信息同步在技术方法上不是唯一的。在审理期间，被告提交了该公司信息服务的收费标准。其中，天津联合期货商品交易所的信息每季度收费一仟零五十元、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每季度收费二仟四佰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每季度收费二仟四佰元。被告亦提交了天津联合期货商品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客户情况，分别为二十七、五十二、五十二个。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阳光公司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经审查，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原告申请做出了冻结被告银行存款二佰万元的财产保全裁定。此期间，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对财产保全的反担保申请。经审查，其担保申请有效，本院对已冻结的存款予以解冻。

上述事实，有(96)京证经学第1665号公证书、(96)京证经字第1680号公证书、实验记录清单、录音带、录像带、上海易利实业有限公司与阳光公司一九九五年签订的“建站合同书”、霸才公司与阳光公司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签订的“关于使用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的合同书”、霸才公司的情形说明、天津联合期货商品交易所函、霸才公司与中磁公司的签约合同、阳光公司和霸才公司分别与全国十几家交易所签订的数据采集转播的合同书、霸才公司在一九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九六年六月客户发展情况说明、霸才公司与深圳巨潮证券电脑信息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信息交易签订了证券交易信息的经营合同、霸才公司的公开声明、霸才金融即时系统信息服务收费标准、现场勘验笔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解决本案纠纷，首先必须对以下七个问题，依据上述事实及现行法律规定作出判断：

一、如何认识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保护的问题；

二、阳光公司的《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是否受法律保护的问题；

三、阳光公司与霸才公司的合同效力问题；

四、公证证明的证明力及证明内容问题；

五、霸才公司的转发行为的性质问题；

六、如何确定本案的责任承担和赔偿数额的计算问题；

七、阳光公司的其他权利主张是否成立问题。

一、信息已成为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资源之一，其价值已为社会所公认，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生产高质量的信息产品，向社会提供服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需要开发者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智力，故其不仅有一般产品和服务的属性，还有其特殊的属性。信息开发者和服务者的权利义务、已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目前，我国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业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社会信息化的程度还不高，对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予以法律保护，有利于鼓励和促进开发者开发、生产高质量的信息产品和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二、原告阳光公司的《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用于对收集到的各交易所行情信息进行整理、编辑、加密，这一格式为阳光公司所有。在阳光公司与霸才公司订立的关于使用此数据分析格式的合同中明确约定，霸才公司负有不能对外透露和转让此格式的保密义务。由此可以判定，原告阳光公司对其《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不仅在主观上具有保密的意愿，而且在客观上亦采取了与客户约定保密义务等保密措施，故《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具有秘密性和保密性。同时，原告阳光公司在信息获取、加工、处理、传播过程中，对各交易所的信息源都有了新的投入，这种投入不仅体现在支付各交易所的费用上，更主要的体现在对各个交易所单个的、分散的行情信息源进行统一编排并以自己的数据格式进行发送上。这正是决定阳光公司的信息流与原始源相比更具有价值的重要因素。对购买者而言，接受综合的信息源较比单个的信息源，减少了对多家交易所的软、硬件的投资，且能够获得多家交易所的综合行情信息，有利于资金的节约和数据的比较分析。因而，原告的再生信息源较比单个的信息源对市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本案中，阳光公司的信息源已不是从各个交易所直接采集来的原始信息，而是经过其加工整理后的综合行情信息，因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价值性，信息流的此种实用性和价值性决定于其数据分析格式，也从而可以证

明数据分析格式的实用性和价值性。综上，原告阳光公司的《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是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阳光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阳光公司采取了保密措施的信息，具备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三、原告阳光公司与被告霸才公司订立的关于使用《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法有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各自合同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由于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具有无形性的特点，易受复制、截流、扩散等侵害。且一旦发生侵权行为，难于取证查实。本案原告提供的支持其主张的主要证据是经公证处公证的记录《SIC实时金融》系统与霸才《金融即时》系统行情数据比较测定试验的全过程的录音带、录像带和实验记录。如何认识此公证证明的证明力和证明对象是确定本案事实的关键。被告对此公证证明提出了三点质疑意见，通过对公证过程的了解和向有关技术专家咨询，本院对此三点意见的认识如下：

1、在权限发送过程中，计算机屏幕中对话框出现“错误”二字一节，本院认为，判断本案涉及的控制权限是否发出，不是简单以提示的信息为判断的依据，而是以程序的实际运行情况为准。经勘验和专家认定，控制权限确已发出，故此情节不影响整个实验的真实性。

2、使用DOS命令校对时间，是否对其系统有影响一节，本院认为，为了便于观察，保证异地测试时间上的一致，阳光公司应公证处的要求，使用DOS命令对异地计算机进行对时对实验测试的系统并无影响。被告称对时对其系统有影响，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

3、被告所述计算机屏幕出现偏色一节，本院认为，就本案屏幕出现偏色的情况看，屏幕偏色是出现在阳光公司的计算机屏幕上，不是在霸才公司的计算机屏幕上；屏幕偏色出现在机器开启的时间，不是出现在测试的过程中。被告由此推出原告有可能随意改变通信线路的说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本院还对公证过程、测试环境进行实地调查了解，综合有关专家意见，认为经公证处公证证明的此实验过程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实验的全过程，具有证明力。经对公证的录像带和实验记录的勘验，听取专家意见，并结合本案的其它的相关证据，证实霸才公司通过上海易利实业有限公司获取了《SIC实时金融》系统的信息流，利用其掌握的SIC的数据分析格式，对天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行情信息实施了转发的行为。对于被告提出的取证中实现信息伺步在技术方法上不是唯一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这不能证明原告取证的过程有违法之处，不足以推翻公证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五、作为使用《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的合同一方，被告霸才公司负有不能利用《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做分析软件之外的其他用途和不能以任何方式转发实时金融的义务。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霸才公司为商业目的，未经原告同意，利用其依据合同取得的《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获取其需要的信息流并予以转发，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同时，被告霸才公司作为信息业界的同行，在明知阳光公司的信息源和各交易所的信息源之间的区别的情况下，为商业目的，违反合同约定，利用阳光公司的数据分析格式，转发阳光公司的信息源，达到了省时、省力、少投资、抢占市场的目的。其行为亦侵犯了原告阳光公司的商业秘密，应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被告霸才公司称原告没有原始数据的所有权，其转发不构成侵权一节，是有意混淆不同信息源之间的差别，以造成认识上的混乱，掩盖其侵权和违约的事实，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霸才公司以其与天交所、深圳巨潮证券电脑信息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信息交易所签有数据采集、转播的合同为由，主张其转发阳光公司的信息源不构成对该公司合法权益的侵犯一节，本院认为，霸才公司与上述三家交易所签订了获取数据使用转发的合同，说明霸才公司可以使用、转发上述交易所的行情信息流，不能说明其有权直接使用、转发阳光公司的信息源。本案中，霸才公司在转发时，尚未同深圳巨潮证券电脑信息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信息交易所订立合同，虽与天交所订立了合同，但未建站，故霸才公司的这一主张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六、关于被告霸才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利用(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所实施的转发行为．符合违约和侵权的构成要件，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阳光公司提出的判令被告霸才公司停止侵权和违约行为，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在赔偿数额的确定上，考虑到本案属违反合同约定侵犯商业秘密及本案所涉合同属技术合同范畴的情况，本院认为被告应承担违约的赔偿责任。鉴于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违约金和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的规定，确定本案的赔偿数额，即根据违反合同的一方给另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额。

根据阳光公司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四日与上海易利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建站合同，于同年八月十六日与霸才公司签订使用《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的合同，天交所一九九五年十月四日对原有的咨询系统进行清理时，发现在霸才公司的系统中出现天交所的即时行情的说明情况，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五日霸才公司发给天交所的情形说明，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在中磁公司的公证证明等有关证据，本院推定霸才公司转发阳光公司的《SIC实时金融》系统的时间定为一九九五年九月始，至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后停止转发行为，转发时间约为十个月。根据被告在审理期间提交的该公司信息服务的收费标准及本案涉及的三家客户的发展情况。据此推算出原告阳光公司在一九九五年九月至一九九六年六月因霸才公司的转发行为遭受损失九十二万六仟五佰元。

七、原告阳光公司称《SIC实时金融》信息流，是按一定编排体例进行编排，具有独创性，属编辑作品。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其作品，侵犯了原告享有的著作权。对此，本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编辑作品的定义是指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作品。而本案中所涉及的商品期货的交易价格信息不具备作品的构成要件，不能称为作品。阳光公司将其加工整理后形成的数据流，不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编辑作品的属性，根据我国现有法律，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阳光公司主张的技术成果权和劳动获益权，本院认为，原告对于《SIC实时金融》所享有的权利，依据法律规定已予以保护，其对上述权利的主张已经得以实现，故本院对阳光公司的这一主张不再支持。

原告阳光公司以被告霸才公司违约为由，向本院提出要求解除其与霸才公司订立的关于使用《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的合同的请求，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准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立即停止转发原告北京阳光数据公司《SI实时金融》系统的侵权和违约行为。

二、解除原告北京阳光数据公司与被告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关于使用《SIC实时金融》数据分析格式的合同。

三、被告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中国证券报》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须经本院审核。逾期未作，本院将在该报公开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承担。

四、被告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阳光数据公司经济损失九十二万六千五百元人民币。

五、驳回原告北京阳光数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万五千零一十元，由原告北京阳光数据公司承担一万五千零一十元(已交纳)，由被告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承担二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财产保全费二万五千五百二十元、专家咨询费一千元、专家论证费四千元(已交纳二千元)由被告上海霸才数据信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三万五千零一十元(开户行：北京市工商行石景山支行黄楼分理处，帐号：144537－09)，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孙 建

代理审判员 刘 勇

人民陪审员 郭 禾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姜 颖

第四篇：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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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健，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小俐，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迅汇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迅汇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0）沪海法商初字第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0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5月12日，东达公司以5票货物被迅汇公司在荷兰目的港无单放货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以（2009）沪海法商初字第451-455号案立案受理。在上述5案审理期间，双方于2009年7月28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迅汇公司在约30天时间内委托目的港公证人员并通知东达公司到目的港堆场查看，并出具公证文书。如果公证文书上记载与上述5案提单项下的货物数量一致且置放于目的港仓库中，东达公司同意向迅汇公司支付由此而产生的公证、认证手续费用。如果公证文书上记载与上述5案提单项下的货物数量不一致且非置放于目的港仓库中，则由此而产生的公证、认证手续费用由迅汇公司自行承担。东达公司同意在协议签订后向原审法院缴纳相当于4,000欧元的人民币费用，作为向迅汇公司付款的保证。具体金额以相关部门最终开具的收据为准。协议签订后，东达公司按付款日的汇率将人民币37,306元汇入原审法院帐户。2010年5月10日，原审法院对上述5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迅汇公司提供的公证文书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记载的提单编号与上述5案提单编号相同，货物品名数量基本一致，东达公司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证明迅汇公司无单放货，遂判决对东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2009年8月21日和9月15日，涉案货物的目的港代理向迅汇公司出具了两张公证认证费用发票，一张为公证员查验货物的发票，金额为1,050欧元，另一张为公证费和去荷兰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费用，其中公证费为857.65欧元，去荷兰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费用为1,650欧元，上述费用均需另付19%的税费为675.95欧元，共计4,233.60欧元。2010年8月5日，迅汇公司向目的港代理指定的银行汇出了上述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迅汇公司与东达公司因另5案纠纷，需对涉案货物是否还置放于目的港仓库进行公证证明，为此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根据公证证明结果确定公证、认证费用由谁承担。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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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根据原审法院上述5案的判决及双方的协议约定，东达公司理应向迅汇公司支付涉案公证、认证费用。东达公司认为公证、认证费用中有关去荷兰海牙送快信工作的费用过高。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公证、认证费用不仅仅是公证费用，还应该包含相关的交通、代理等费用，且迅汇公司与东达公司在协议时已对该费用作出预计，协议费用4,000欧元与实际费用4,233.60欧元相差不大，说明双方在协议时对该费用的预计基本符合实际情况，且协议约定以相关部门最终开具的收据为准。对涉案公证、认证费用，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关于涉案两张发票是否需要再进行公证、认证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在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迅汇公司在另5案中提供的经公证、认证的公证文书，且迅汇公司并没有无单放货的情况下，迅汇公司已经按约提供了目的港代理开具的两张发票原件，符合双方的约定，迅汇公司事后也支付了公证、认证费用。因此，涉案两张发票无需再行公证、认证。另外，东达公司对公证文书出具的时间和公证数量异议的抗辩理由，并不能否定公证文书的有效性及本案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迅汇公司请求判令东达公司支付公证、认证费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迅汇公司请求偿付自其付款之日起的全部利息损失，理由不当，双方协议并无约定利息，且东达公司已经按约将公证、认证费用汇入原审法院帐户，对迅汇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东达公司向迅汇公司支付公证、认证费用4,233.60欧元。

东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主要理由为：

1、根据东达公司与迅汇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办理公证、认证的时间应为30天，而迅汇公司实际办理的时间超过了上述约定，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东达公司有权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2、迅汇公司提供的相关发票系在境外形成，应当办理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故该发票形式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3、东达公司向原审法院支付4,000欧元旨在作为将来付款之保证，并非如原审法院认定是双方对公证认证费用的预估，同时1,650欧元的快递费用与办理公证、认证无关。

迅汇公司辩称：本案的起因源于迅汇公司与东达公司无单放货5案在审理过程中双方达成的一个协议，即如果迅汇公司构成无单放货，则相应的公证认证费用由迅汇公司承担。现原审法院认定迅汇公司不构成无单放货，因此，公证认证费用应当由东达公司承担。原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基于现有证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争议焦点是东达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涉案的公证、认证费用共计4,233.60欧元。根据东达公司与迅汇公司于2009年7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内容，即迅汇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后尽快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手续，办理时间约为30天来看，双方对办理公证、认证时间约为30天的约定，实为对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所需时间的预估，且涉案公证、认证系由第三方办理，不受本案当事人掌控，故本院认为，只要迅汇公司在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上没有故意懈怠的行为或在合理期限内办妥相应的公证、认证手续，东达公司以迅汇公司超时为由，拒绝支付约定的费用，本院难以支持。

关于涉案公证、认证费用发票的证明效力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二条，即东达公司同意向迅汇公司支付公证、认证手续费用的金额以相关部门最终开具的收据为准之约定，结合迅汇公司通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境外汇款申请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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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金额、收款人名称等信息均与涉案公证、认证费用发票内容吻合，本院认为，公证、认证费用发票虽系境外形成，但并非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证据，其与境内相关证据之间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对公证、认证费用发票的效力，本院予以认定。东达公司诉称1,650欧元的快递费与公证费用无关，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的两张发票，一张为公证员查验货物的发票，另一张为公证费和几次往返海牙的快递工作。本院认为，结合原审的证据材料，办理本案的公证、认证涉还需公证员到涉案仓库查验货物，据此，涉案公证、认证费用不仅是公证、认证费用本身，还应包含相关的交通、陪同、快递工作等费用。这些费用的产生应当包含在公证、认证的手续之中，是为办理公证、认证的合理支出，故原审对该节事实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东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23.98元，由上诉人上海东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来源于 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五篇：上海华夏立向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福达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合同纠纷案

上海华夏立向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福达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合同纠纷案------------------

来源:法发布时间:2005-8-15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1999)沪一中民终字第2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华夏立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漕宝路40号。法定代表人 薛明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 蒋光辉，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 王叔良，上海市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福达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虹梅路999弄4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 汪万年，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 倪伟勋，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 王振华，上海市震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住所地：本市宛平南路75号。法定代表人 邓景纹，院长。

委托代理人 陶武平，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华夏立向实业有限公司因工程监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1998)徐民初字第2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上海华夏立向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叔良律师及蒋光辉，被上诉人上海福达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万年及委托代理人王振华律师、倪伟勋，被上诉人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委托代理人陶武平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华夏立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在本市漕宝路开发商住公寓楼，原名神府花园现改名海友花园。1993年3月3日，华夏公司与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建科院)签订一份“上海神府花园工程建设监理合同”。约定：双方各派出八名技术人员组成现场监理组，监理费300万元各半，工期从1993年2月1日至1996年2月1日，另双方对监理范围、监理费支付方式、经济责任等均作了规定。后因建设部规定，建设单位不得自行监理，因此在同年7月华夏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汪万年(现任上海福达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筹建了福达公司并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同年9月21日，福达公司与建科院签订补充合同，该补充合同对华夏公司与建科院签订的监理合同未作修改外，同时规定海友花园工程监理中原由华夏公司所作监理部分改由福达公司承担，由福达公司相应派出8名技术人员，监理费300万元由福达公司与建科院各半，华夏公司按原合同付款期限汇入建科院，再由建科院把福达公司所得的监理费汇给福达公司，并确立建科院张元发为总监理师。该补充合同订立后，华夏公司退出原合同，福达公司与建科院均按约履行监理合同，并分别收到了华夏公司支付的监理费150万元。由于海友花园工程延期，1996年3月8日，福达公司与建科院间又签订“上海海友花园工程建设监理合同(补充)”，该合同规定监理费为120万元，工期从1996年2月1日至1997年2月1日，付款方式为补充合同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20%；1996年9月1日支付35%，1997年2月1日支付35%，工程竣工后付清余款。如因工程不能完成，其监理工作再须延长，监

理费另定。同年4月1日，福达公司与建科院亦相应签订一份“合作监理补充合同”，该合同除监理费支付方式改为由华夏公司直接支付给福达公司，监理费120万元由福达公司与建科院各半，对合同期限、付款期限等均未作变更。合同订立后，华夏公司同样未实施监理，仍由福达公司与建科院合作监理海友花园工程，对此华夏公司予以默认，并于1996年9月2日支付福达公司监理费12万元，1997年1月27日又支付福达公司监理费10万元。1996年9月，福达公司实施海友花园监理工程被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评为优良。但至1997年2月1日合同期届满后，福达公司因未收到华夏公司拖欠监理费仍派员在监理现场，同年4月海友花园工程监理师书面通知福达公司退场，直至同年7月福达公司才撤离。因福达公司多次向华夏公司催讨尚余监理费38万元无着，遂诉至法院。1998年12月24日原审法院作出判决：

一、上海华夏立向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上海福达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工程监理费380000元，并偿付银行利息38760元。

二、上海福达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其余请求不予支持。判决后，华夏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以己方与被上诉人福达公司无利害关系为由，要求撤销原判，驳回福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两被上诉人则要求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无误。

本院认为：华夏公司与福达公司虽未订立书面监理合同，但福达公司与建科院合作共同监理上海海友花园工程建设，对此，华夏公司是明知的，且华夏公司在履行监理合同过程中，直接支付给福达公司、建科院监理费。现福达公司按约完成了监理工作，华夏公司理应承担付款义务。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676.40元，由上海华夏立向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江四妹

代理审判员 李平

代理审判员 刘 辉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徐 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