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1

第一篇：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1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深化农业内部就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发展农民劳务输出等对策,从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关键需要大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原因、存在问题等的研究，提出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一些合适途径和有效办法。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迫切且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三农”问题。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通过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消除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其重点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关键需要大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1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原因分析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原因：

（1）累积性剩余。建国后，由于我们实行了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出生处于很高的自然增长率。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总量远远大于同期经济发展和就业的需求，其中尤以农村为甚。人多地少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造成我国农业劳动力过剩的最主要的原因。

（2）替代性剩余。在我国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有了大幅提高，由此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导致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应减少，其结果，大批农业劳动力就会从农业中释放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

（3）波动性剩余。我国现在约有一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流动性的，并未真正城市化。一遇大的经济波动或其他风吹草动，就会被迫回乡。这种波动性剩余不是每年都发生的，但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对稳定的影响，给各级政府带来的压力，却比还未进城打工、隐性失业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大得多。

（4）消费性剩余。恩格尔定律认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例将会不断下降。其中包括消费者从重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向重视工业品和劳务的消费转化，这种转化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变化。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主要以提供食品为主第一产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以提供工业品和劳务为主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有了巨大的空间，这就引发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冲动和农业劳动力的过剩。

2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本文来自中科软件 园www.xiexiebang.com，转载请注明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总结起来，有以下方面的制约：

（1）农村劳动力素质制约。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民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教育经费与适龄人口的匹配不相适应,一方面是教育经费缺乏,教学条件落后;另一方面,农村适龄人口的入学率低,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镇还有很大的差距。此外,进城打工的农民子女的教育,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2）农业内部扩大就业的空间不大。当农业朝着现代化发展时，劳动力的投入对增产的作用会大为减弱，农艺、机械和化工产品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越发突出。当这种替代作用累积到一定量时，对劳动力的排斥现象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使整个生产过程发生节省劳动的情形，劳动内部的就业机会非但不能增加，反而有减少的现象。

（3）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受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近些年，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滞缓，随着增长方式的转变，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金密集型转变，劳动就业成本大幅度增加，加上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管理水平、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经济效益不佳，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影响。

（4）没有建立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权益不明晰。土地所有者主体及土地预期收益和风险的不确定,使得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使土地使用权在流转过程中纠纷不断,大大地降低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速度及数量。而农民土地不退出,农村土地的细碎分割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也就意味着农民的转移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5）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转移后的农村劳动力得不到生活保障。自从1978年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中国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但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却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种种保障制度,又加上自身渐渐远离土地,正日益处在一种尴尬境地: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干着和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却不被城市所承认,同时由于没有工人身份,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参加工会的权利,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没有起码的劳动福利保障。

（6）劳动力市场发育滞缓，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低。目前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大都是自发的，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与指导。

3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3.1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

（1）从加快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继续促进乡镇企业稳定发展。乡镇企业要加快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不断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二是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为重点第三产业。

（2）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由之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关键是发展经济。首先要鼓励富裕起来的农民进城兴办各种企业，其次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房地产业。为了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除了要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给进城农民一定的优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搞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改善小城镇生活环境，增加吸引力，而且通过道路交通、供电网络、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也有利于启动农村市场。

（3）农业内部就业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远选择。

①农业基础设施的加强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②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契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③以农业产业化为纽带，开辟农业内部就业的新领域；④大力发展开发性农业。

（4）扩大对外劳务输出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要解决我国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使人口负担变为人力资源的优势，抢占国际劳务市场，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①首先提高对劳务输出重要性的认识；②拓宽劳务输出的渠道；③放宽劳务输出的领域，增大就业的空间；④加强对劳务输出人员的培训，提高劳务人员的素质；⑤建立完善的国际劳务市场信息。

3.2逐步提高农民素质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

从近期看,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有以下措施：

（1）素质教育保障。

尽快推广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保证适龄少年儿童入学,为以后的就业打好基础，（2）农业生产技术培训。

在农业技术方面多为农民搞点技术培训，多进行点试验示范，来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科学种田的技术水平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必要性。本文来自中科软件 园www.xiexiebang.com，转载请注明

3.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保证

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制定公平合理的农民就业政策，保证进城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服务。此外，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加快步伐，加大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得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同城市居民一样，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直接受益者。

3.4实行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农村土地政策

土地是农村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能否充分发挥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是衡量土地产权制度是否合理、是否科学、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

（1）发展土地股份合作。

（2）进行土地规范流转。

（3）进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3.5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增加组织、宣传、服务的力度

政府应当做到:

（1）广泛搜集市场用工信息,为外出农民工搭桥、铺路；

（2）宣传、组织与领导农民进行劳务输出；

（3）对外出打工农民提供权益保护功能；

（4）对外出劳动力提供跟踪服务；

（5）知识培训；

（6）培育市场中介组织,疏通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渠道；

（7）依法整顿劳动力市场,规范中介组织行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我国有待解决的一项世纪工程，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农村经济能否走出发展困境，而且还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合理、有序地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是靠单方面的政策，它需要政府、社会、农民共同努力。尽管我国的国情决定了这一过程将是漫长和艰难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但只要我们群策群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相信在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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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一：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城乡教育体制的差异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阻碍；农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

障碍二：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障碍三：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无序盲目流动，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鱼目混珠的劳动力市场，没有规范的招工程序，没有准确的招工信息，没有善后的“输出”服务，农村劳动力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闯入了茫茫城市中，其后果可想而知。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的保障、维权工作带来了难度，也难以形成规模化、正规化的经济。

障碍四：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水平较低，就业竞争能力较弱，就业压力和“招工难”的现象并存。

对策建议

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转移中存在的问题，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深化体制改革，健全各项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环境。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农村市场信息体系，拓展服务领域，做好信息服务工作；为了鼓励分工分业农民顺利转产，政府应设立财政专项资金，对在培训期的农民给予一定的生活津贴，对于分工分业后的农民创办新企业，提供贷款补助等，在这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已有一些实践，要及时进行总结推广；鼓励多部门、多渠道、多形式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失业要逐渐纳入政府失业保险系列，实行城乡统筹，促进城乡社会稳定。

其次是建立统一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体系。要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至今还在起着束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诸如人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以改革和完善。在这方面，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就已经明确，但真正落实到位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改变这种现状，当务之急是要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二元对立造成的隔阂。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改革了户籍制度，农民才可能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又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如大量农村和小城镇居民迁往大城市，造成了大城市的过分拥堵和房价的快速上涨；大量农民工子女涌入城市，造成城市教育资源紧张；大城市的积聚效应可能会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这个问题说明，体制的改革触一发而动全身，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还需要进行相应的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必须统筹兼顾，综合发展。只有实现了城乡劳动力资源的一体化管理，才能降低劳动力的流转成本，克服自发性、盲目性，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再次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据测算，到21世纪中叶实现城镇化之时，我国城镇人口将在目前基础上净增加7-8亿。其中不足20％来自于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80％以上将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由于各地区进城人口与城镇化的其他要素配置的不均衡，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农村人口就近进城与跨地域异地进城并存就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部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以劳务输出为主要形式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跨地域进入东部地区城镇，曾经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未来10-20年内估计这种异地城镇化进程仍将成为一道风景线。

最后是开辟多渠道的转移路径。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培育新型农民，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乡镇企业结构，增强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扩大国际劳务输出，用农村人力资源换国外土地、能源等资源。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第二篇：浅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及对策

浅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及对策

摘要: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影响或支配着其他制约因素。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能力;城市化;欠发达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协调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大问题,而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重要途径。关于如何推进城市化,探寻其中所存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揭示我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机制,并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出发点,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的关系予以全面剖析,并以河南省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试图证明 转移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作用及程度,进而揭示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内在约束机制。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与城市化关系

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劳动力转移涉及到产业和空间的双重转移。在产业方面,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向非农产业转移;在空间方面,农村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向城市(镇)转移,这是由于非农产业的区位绝大部分在城市(镇)的缘故。显而已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就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多个因素。在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经典的模式包括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式、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式(Fei Ranis)、乔根森(Dalew.Jorgenson)模式,以及托达罗(M.P.Todro)人口流动模式。这些模式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他们提出的观点对人们认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乡具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这显然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近年来,我国广大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陈吉元、胡必亮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拉模式;李勋来、李国平进一步建立了包含有制度因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景普秋、陈甬军等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概括为:来自农村的排斥力、来自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来自转移过程的摩擦力。

显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多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一般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和转移能力越强、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越大以及转移的制度性障碍越小,就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影响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因素应当包括:(1)供给数

量。用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表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变化快慢,反映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释放”的数量大小和速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源泉;(2)转移动力。用从事非农劳动的预期收入表示。期望获得更高的收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动力,预期收入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越强;(3)转移能力。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表示。二者能近似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前者是文化和知识能力,后者是物质能力;(4)转移空间。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表示。这两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的大小。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既取决于二、三产业的经济规模,又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5)制度因素。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设定市场化分配资源比重、市场化指数、非国有化率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度作为测定制度因素的指标。在上述5方面的因素中,用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指标来度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居于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应当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规模,从而影响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因素。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作用。

第一,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这主要是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所起的作用。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是开发和培训人力资源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劳动者所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和有经济含义的经历特征等,农村人力资本状况是农民数量和质量状况的综合反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其在城镇中的就业空间往往也就越大。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转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城镇找到工作机会。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主要在那些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或部门工作,如建筑业、服装和玩具制造、电器组装、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部分社会服务业等。因而,不难理解,从静态的角度看,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低“门槛”的就业空间将会越来越狭小,而技术含量高的技能型岗位的比重却会显著增加。这样,如果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保持不变或提高缓慢,那么其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必然会受到制约;反之,如果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能快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能进入更多的行业工作,获得更大的就业空间,从而极大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第二,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决定力量是比较转移成本和利益的理性经济考虑。因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支付各种必要的流动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只有转移后所获得的各种收益能弥补转移成本,且实际收入水平超过农业生产纯收入,才会使作为“经济人”、以脱贫致富为目标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做出转移决策的愿望和动力。从这个方面讲,伴随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必然会增强。因为,文化素质高,具有较高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更合适的岗位,对自己有较高的迁移预期收入,其迁移的动机和意愿就会更强烈。此外,农村劳动力是否迁移也与其获取信息和做出决策的能力有关。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农村劳动力能更为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他们有更为广泛的现代信息获取渠道,其获取的信息质量高、数量多,决策的正确程度较高,正面强化了其向城镇转移的动机和意愿。

第三,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我国欠发达地区,近年来第一产业生产率增长滞缓的重要原因,一是劳动力素质偏低,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以农户为单位的购买力较低。而农村劳动力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升,即转移能力的提高,可以从两方面提升第一产

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方面,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懂得科学种田,并有利用现代工具进行农业生产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也使得更多的农户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投入生产以降低体力消耗。这样,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中“释放”出来。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http://第四,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一直存在。尽管近年来,各地都在大力推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乡之间的篱笆已有所降低,但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阻力仍然不可小视。不过,从改革的具体内容上看,对转移能力强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其向城镇转移的阻力确实是大幅度降低了。如,多数地区都逐步降低了外来从业人员进城落户的限制条件,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城镇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显然,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获得稳定职业与收入;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则反映了农民转移至城镇就业的“支付能力”。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他们就越有条件和能力在城镇购买或租借房屋,从而获得合法固定住所,进而在城镇落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所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提高,能一定程度克服转移过程中的制度阻力。

第五,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只有稳定地转移到城镇并安家落户,才能真正提升城市化水平。我国许多欠发达地区尽管在形式上进入城镇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规模很大,但真正转化为城镇居民的却比较少,因此城市化进程也就比较慢。这种状况仍然是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有关。一方面,许多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在城镇找到工作的难度较大,即使找到工作,也都为临时性、季节性工作,很不稳定,容易“回流”。另一方面,我国劳务市场目前尚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与文化素质高的劳动者相比,素质低的劳动者的权益更易受到雇主的侵害,素质低的劳动者也更易重返农村。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

程快慢的主导要素。

三、结论与建议

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集聚直接推进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5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供给数量(源泉)、转移动力、转移能力、转移空间与制度阻力。这其中,“转移能力”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影响或支配着其他4方面的因素,即转移能力的增强能够拓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空间(就业空间)、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一定程度克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阻力、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成为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的主导要素。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最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也最大。这就说明,影响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并决定城市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力”,从而支持了上述结论。这为加快河南乃至我国落后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政策启示。

第一,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在体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2个指标中,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素质能力”。随着现代化产业的加快发展,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农村劳动力要想顺利实现转移,必须达到现代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素质要求,否则就会出现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城镇高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形成城市就业的“素质门槛”与城乡人力资本鸿沟,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阻碍城市化进程。换言之,增强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基本保证。

为此,应继续改革农村教育投资体制,将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由“以县为主”转变为“以省为主”,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同时,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民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按时投入和农村教师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此外,要制定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的总体规划和劳动力培训与转移的协调机构,按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组建职业培训基地,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体系,结合各地实际展开特色培训,结合市场需求展开对口培训,从而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转移能力。

第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是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如果仅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动机”角度看,似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大,越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事实上真正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是“动机”,而是劳动力的“能力”,仅有转移动机不足以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客观事实。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相对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就难以支付高昂的转移成本,反而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储备“支付能力”。具体来说,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加快农村科技发展和成果转化,以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助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快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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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摘要： 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 发展 中国 家从传统的农业国向 现代 工业 国转变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关键需要大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原因、存在问题等的研究，提出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一些合适途径和有效办法。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经济 发展成就，但也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迫切且最具有挑战性的是“三农”问题。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如何通过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消除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其重点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必然之路。因此，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关键需要大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

1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原因分析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原因：

（1）累积性剩余。建国后，由于我们实行了错误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出生处于很高的 自然 增长率。人口的增长速度和总量远远大于同期经济发展和就业的需求，其中尤以农村为甚。人多地少是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造成我国农业劳动力过剩的最主要的原因。

（2）替代性剩余。在我国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有了大幅提高，由此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导致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应减少，其结果，大批农业劳动力就会从农业中释放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

（3）波动性剩余。我国现在约有一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流动性的，并未真正城市化。一遇大的经济波动或其他风吹草动，就会被迫回乡。这种波动性剩余不是每年都发生的，但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对稳定的影响，给各级政府带来的压力，却比还未进城打工、隐性失业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大得多。

（4）消费性剩余。恩格尔定律认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例将会不断下降。其中包括消费者从重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向重视工业品和劳务的消费转化，这种转化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变化。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主要以提供食品为主第一产业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以提供工业品和劳务为主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有了巨大的空间，这就引发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冲动和农业劳动力的过剩。

2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总结 起来，有以下方面的制约：

（1）农村劳动力素质制约。农村 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民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没有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教育经费与适龄人口的匹配不相适应,一方面是教育经费缺乏,教学条件落后;另一方面,农村适龄人口的入学率低,农村的教育状况与城镇还有很大的差距。此外,进城打工的农民子女的教育,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2）农业内部扩大就业的空间不大。当农业朝着现代化发展时，劳动力的投入对增产的作用会大为减弱，农艺、机械和化工产品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越发突出。当这种替代作用累积到一定量时，对劳动力的排斥现象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使整个生产过程发生节省劳动的情形，劳动内部的就业机会非但不能增加，反而有减少的现象。

（3）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受阻，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近些年，乡镇 企业 的发展速度滞缓，随着增长方式的转变，劳动密集型逐渐向资金密集型转变，劳动就业成本大幅度增加，加上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管理水平、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经济效益不佳，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影响。

（4）没有建立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权益不明晰。土地所有者主体及土地预期收益和风险的不确定,使得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明确,使土地使用权在流转过程中纠纷不断,大大地降低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速度及数量。而农民土地不退出,农村土地的细碎分割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也就意味着农民的转移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5）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转移后的农村劳动力得不到生活保障。自从1978年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中国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但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却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种种保障制度,又加上自身渐渐远离土地,正日益处在一种尴尬境地: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干着和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却不被城市所承认,同时由于没有工人身份,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参加工会的权利,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没有起码的劳动福利保障。（6）劳动力市场发育滞缓，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低。目前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大都是自发的，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与指导。

3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3.1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

（1）从加快发展农村非农产业,继续促进乡镇企业稳定发展。乡镇企业要加快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不断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二是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为重点第三产业。

第四篇：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及对策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策略

一、农村劳动力的特点及结构

1、特点：

(1)发展速度迅猛，相对数量巨大。我国有9亿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数的3/4。近年来，农村劳动力数量和发展速度成倍增加，每年以1300万人的速度递增。

(2)素质参差不齐。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急待于提高：一是思想观念落后，处于“外出找钱无技，在家致富无门”的状况；二是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以体力型为主，技能型较少，智能型更少。

(3)农村劳动力过剩，出现自主流动与转移。近年来随着农村机械工具的普及和推广，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转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他们的转移没有固定的方向，具有充分的自主性。

2、结构：

农业剩余劳动力一般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季节性剩余。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可供给量之间在不同季节里出现不均衡状态；

(2)常年性剩余。在全年中的任何季节里，劳动力的可供给量都大于需求量；

(3)潜在性剩余。主要对劳动时间的利用率过低，隐藏着多余劳动力。

(4)结构性剩余。某一产业部门、某一技术类别的劳动力出现剩余，而其他类别和技术级别的劳动力相对不足。

我国目前主要是常年性剩余和结构性剩余。按照我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其中以70%的农业劳动力粗略估算，66%的利用率意味着我国目前存着近1.2亿的过剩农业劳动力。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策略

1、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各级政府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投向农村农户。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升级，首要应大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培训工作。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培训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并对农村农民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就业指导，突出实用性有效性，为农村就业创造条件。

提高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积极引导农民种植产量高、经济效益乐观的优良品种作物，组织科技人员下村、下地进行亲自指导，使得让农民在种植过程中掌握科学技术，提高自身技能，不断累积经验。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多种就业机会。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既解决部分地区青壮年因过多转移而带来的遗留问题，同时也解决农业生产经营劳力不足的现象。由已经逐步融入人们生活的新兴社区服务业入手，如家政服务、农家乐休闲、家庭式保姆、利用当地优势搞庭院经济等等，安置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引导，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做到农业生产经营与挣钱两不误。

3、实行农业多种经营，加大市场需求力度。一方面根据政府各部门有关农

村劳动力转移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应做好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业务培训、、岗前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加大二、三产业发展，发挥本地优势，提高地方经济的吸纳能力，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推进乡镇 企业 的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实现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转移。

4、改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环境。有关部门应加大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机制，最大限度地争取省、地政策支持，有效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服务，消除城乡劳动力各种不平等的政策，尽可能使农村劳动力在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上与城市劳动力相对平等，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5、依靠政府参与并加大组织劳务输出的力度。日益扩大的打工队伍及激烈的竞争，对劳动力的要求和市场需求也逐步提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参与组织劳务输出的力度：一是实行外部转移，对外出民工进行较系统的技能培训，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建立完善的信息网络，培育中介机构，拓展境内外劳务输出渠道；二是更好的利用内部吸引，鼓励发展密集型产业，帮助农民在近处打工，实现离土不离乡。

第五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产业转移、区域转移和身份转换三种形式，文中所用的转移主要指前两种形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回流能有效地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河南转移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造成我省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回流，对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挑战，从长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仍然是促进我省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因而应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回流工作，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回流；城乡协调

作者简介：赵翠红(1963-)，女，河南襄城人，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3-0062-04

收稿日期：2009-02-16

一、引言

学术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颇多，形成的各种不同观点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种是被广泛接受的传统定义，即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而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部分农村劳动力。但这种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争论。而以刘易斯(1954)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坚持认为农业部门存在无限丰剩的剩余劳动力，把他们转移到非农部门中不会使农业产量减少，因为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到接近零。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有如下理解：(1)把农业劳动力的闲置视为“剩余”；(2)认为“剩余”是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和社会需要量之差；(3)边际收益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李仙娥，2004)。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我们赞同周振华的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是在农产品供给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下，其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力；或者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业稳定增长，并且满足社会需要条件下的农业闲置劳动力。只有这部分农村劳动力才可以向非农产业转移。”(周振华199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形式上看主要有三种：产业转移、区域转移和身份转换。鉴于我们现有体制和制度因素，在较长时期内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要实现从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所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是指超过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实行就地或异地转移即前两种形式的转移。

近几年来，原先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又开始返乡或创业或务农，这种现象被称作劳动力回流。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流入区域的领先发展，强化了其增长极的地位

由于劳动力流入区域一般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工业发展较快，各种类型的企业迅猛发展，它们已由最初的劳动力剩余经济变为劳动力不足。大量农民工的流入，为这些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资源，降低了发达地区用工单位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发达地区凭借开放的政策、勤奋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吸引外资，成为加快本地资金积累的重要源泉(姜长云，2005)。企业积累和外资的增加，进而又扩大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其累积效果是工业与贸易的滚动发展，工业化快速推进，成为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增长极。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带动了流出区域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

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比较利益的推动下，劳动力就不断地从报酬比较低的地方或行业向报酬比较高的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一方面外出务工收入主要靠从农业生产部门分离出来而未完全脱离农村的劳动力创造的，他们获得了高于农业生产部门的报酬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整体收人。打工者带回的收入，对不同地区起着不同的作用。很多贫困地区，是“输出一人，脱贫一户，输出百人，脱贫一村”。对温饱解决的地区，注入了生活消费、盖房建屋、活跃市场、发展经济的资金。多数农民的打工收入成了子女上学、医疗等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姜太碧，2005)。另一方面，河南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以及人才、劳动力资源大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速度、成效，以及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化程度，对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大规模农村劳动者跨区域务工经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是进步，他们以廉价的劳务支援了流入地区的经济建设，并把获取的信息、劳务收入和学到的致富技能带回家乡，有力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陆续带着技术、项目、资金返回家乡创业，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创造了财富，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繁荣了地方经济(时慧娜，2008)。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依靠技术回乡创业；二是依靠资金回乡创业。例如邓州市万余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回报乡里，创办企业400多家，创办其他经济实体8000余家，就地转移剩余劳动力3万余人；社旗县把“返乡创业潮”与“外出务工潮”形成双向对流，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回流乡里，形成能人回乡、资金回流、企业回迁的“凤还巢”局面，有效拉动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8月底，该县已有10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投资兴业，总投资8000多万元，为当地农民增加就业岗位1万多个(河南调查总队，2008)。

总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带动了城乡、区域间的沟通，促进了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开创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主动利用地区差异，参与发达地区发展，解决不发达地区就业、收入难的经济形式，也使发达地区得以利用广大农村劳动力的丰剩和低成本，进一步发展，产生对两大地区的“双口”作用。在这种作用下，实现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为基础的发达与不发达区域间的经济互动循环，逐步推动二元结构的转换，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情况分析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和农业大省，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截至2005年底，总人口9768万人，乡村人口6774万人，农村劳动力4752万人，耕地面积1.1亿亩，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达3000万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河南省委省政府就确定了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源“财富”的指导思想，坚持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富民升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来抓，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时沿海发达地区及本省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李莉等。2004)。

(一)从农业和非农业从业人员分布看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情况

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劳动力要素的 人为滞留，使得大批劳动力被长期禁锢在农业中而处于隐性剩余状态。1978年河南农业从业人员为2262万人，占全省从业人员的80.6％，非农产业从业人员仅为545万人，比重为19.4％，农业经济的特征非常突出。1978年之后，农村经济改革首先将大批隐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显性剩余，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978年～2005年，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由545万人迅速升至2523万人，27年中增加了197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3.44％。1995年河南省农业与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62.4％与37.6％。

分阶段看，1978年～1985年在短短7年中，河南农业就业份额由80.6％迅速下降到73.0％，非农就业比重由19.4％升至27％。非农就业人员由545万人增加到949万人，增加了404万人，年均递增10.6％。1986年～1990年，在全国宏观经济受到通货膨胀与市场“疲软”的双重影响下，河南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所放慢。5年中农业就业人员比重仅下降2.2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75万人，比重升至30.7％。1991年～1995年，河南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有所加快。统计数据表明，仅1991年～1996年的5年中，非农就业劳动力净增加521万人，是1986年～1990年增加人数的2.28倍。1997年之后，全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增长有所放慢，而始于1997年夏的亚洲金融危机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国内商品出口的增长，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趋缓，河南经济也进入缓慢增长期。1998年河南实际gdp增长率为8.8％，比1995年的14.8％下降了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也开始放慢，1996年一2000年的4年中仅增加了192万人，年均增加48万人，属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转移人数最少的时期。2001年～2005年，河南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缓慢的下降，由2000年的64.0％降至2005年的55.4％，降了8.6个百分点，非农产业人员增加了515万人。说明河南农村劳动力进入一个平缓的转移过程。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分析

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就地转移；另一是进入城镇就业的异地转移。

资料显示，截止到2005年，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河南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绝对数为1613万人，年均转移76 8l万人。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不同时期转移的速度有所差异。其表现在1986年～199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为年均11.25％，其间1987年的转移速度达到历史最高，为33.25％。1992年～1998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最快，年均转移79.4万人，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1.65％。1998年以后，这一速度开始放慢，年均转移2.82万人，年均增长率降为5.6％，尤其是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发生了倒流，当年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为-10.18％。

由于城乡分隔等原因，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有限，在1986年～2005年的全部转移量约229万人，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的不足13％。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河南农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的数量达1842万人左右。而其中1986年～1990年转向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少，年均转移量为o.6万人，但同转向农村非农产业的变化不同的是，转向城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91年～1997年的年均转移人数最大为29万人，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转移几乎停止，导致1999年～2000年连续发生了倒流。2001年以后，河南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开始平稳上升。

(三)现阶段河南农村劳动力回流情况分析

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我国出口下降，工厂大批裁员，导致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失业返乡(曾纪发，2009)。2008年12月，河南调查总队在10个劳务输出大县的30个行政村，就外出务工人员回流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根据调查结果，并结合42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有如下主要特点：

1，年龄小、学历低人员是回流劳动力的主体。截至2008年9月底，16―20岁年龄段的在外劳动力同比减少14.1％，居各年龄段之首；小学文化程度的在外劳动力同比减少15.2％，在文化程度各组里减少最多，而拥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同比增加32.7％。

2，从事第二产业特别是建筑业的农民务工者回流最多。至2008年9月底，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为1432人，比上年同期减少6％；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外出劳动力为923人，比上年同期增加8.1％。进一步观察，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劳动力同比减少5.2％；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劳动力同比增加25％。

3，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近距离打工者返乡回流的比例大。据对10个劳务输出县30个行政村150个回流返乡的农民工者调查，2008年1-8月，从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回乡的有32人，占21％；从北京回乡的有27人，占18％；从广东省回乡的有24人，占16％；从省内县外回流返乡的有31人，占21％。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北京是吸纳河南农民工最多的地区，也是返乡回流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地区。

调查还显示，劳务输出依然是未来一个时期河南农村用工的主基调。目前，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及经济危机影响虽然是外出务工者回流的原因之一，但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及其劳动力容量决定，回流是少数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外出是长期的、绝对的，只要条件许可，外出务工的比较利益仍吸引那些回流农民工再度外出。在被调查的150个回流民工中，有112人(占75％)年内有再度外出打工的打算。这一比例说明了。劳务输出仍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劳动用工的主要方向，但目前的形势使农民外出务工面临更多的困难(陈佳贵，2008)。

四、结论

(一)通过城市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条件

实践证明，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因此，从协调发展的角度，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应积极发展现有城市的第二、三产业。户籍制度的放开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而加快以第二、三产业和扩大内需为特点的城市化建设，进一步提高现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必不可少的选择。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经 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城市是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扩大就业是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既要适应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要为农村劳力进城就业创造条件。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衔接起来，使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壁垒最终消失。

(二)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构建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结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加广泛的就业渠道

在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应把区域城镇群体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地域来考虑，增强城市网络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功能组织和空间组织的集聚和中心作用，构筑合理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中原城市群城镇体系的发展，不仅要靠壮大首位城市，还要以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调节城市群内城市的等级规模结构、网络结构和功能分工，促进中原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和整体功能的发挥。要立足现有城镇发展基础，从整合城镇群体的职能、等级、规模结构人手，构筑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县级市为支撑、建制镇为基础，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层次分明、布局协调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加广泛的就业渠道。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采取针对性更强、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的跨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同时调整产业结构。近年来，来料加工的弊端逐渐显现，企业和职工长期处于薄利状态，工人工资增加有限，此外，加工工业消耗的大量水、电和能源，但是却给当地留下的大量污染。所以，应在不影响就业的基础上，积极增加高技术含量、高科技的先导产业，以先导产业带动一般工业，再带动消费，从而实现扩大就业。

(四)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体系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经济危机背景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劳务市场，提供各类更加有效的劳务信息，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许多综合性的就业信息，都是政府部门较易获取和掌握的资源。政府有责任通过各种渠道使这些稀缺资源得到及时分享和利用，特别是对于急需帮助的农民工，获取真实的用工信息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一步。从全国情况看，政府在此领域的作为还远远不够。

首先，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减少盲目流动而遭受的损失。其次，要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体系以及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最后，完善市、县、乡三级劳务信息服务网络，抓好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摸底和资料建档工作，建立健全劳动力资源信息库，畅通劳动力资源调蓄和信息共享渠道；加强劳务市场管理，引导扶持劳动就业中介服务健康发展。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宣传和激励机制，开展劳务协作，依法有序地开展境外就业和劳务输出。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建立各种类型的劳务专业协会，加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

(五)以劳动力回流为契机，积极推动劳动力回乡创业

回乡创业是回乡创业者对输出地和输入地投资成本和效益比较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是安排劳动力就地转移，吸引人力资源回归的重要途径，也是劳务输出的最终目的。“回归”工程近年来已成为我省劳务经济的突出特色，但随着劳务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需宽松环境建立更为完善的服务机制，积极引导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政府要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工作，为回流劳动力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认真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完善支持创业的财税、金融、工商、场地等政策体系，降低进入门槛，改善创业环境。同时强化创业培训，加强创业服务，提高创业的成功性和稳定性。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多农民工回到家乡，政府应抓住这个机会，将“包袱”变成财富――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把经济危机和农民工返乡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经济发展的难得机遇，大力实施承接产业转移、承接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双承接”工程，将有力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因而也将成为推动中部农区崛起，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新的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