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乐于输出娱乐价值观

第一篇：我们乐于输出娱乐价值观

我们乐于输出娱乐价值观

个人简介

谢晓，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曾获全国新闻学院韬奋新苗奖一等奖。1999年开始做娱乐记者，自此致力“做中国最好的娱乐新闻”。曾策划完成“四大小生”、“四大名旦”等系列对话和“香港中坚导演系列”对话。2002年结集出版明星对话集《嘴上的娱乐风暴》。曾参与《南方都市报》娱乐版创刊，任娱乐部采访主任。现为《南都娱乐周刊》执行主编。

访谈实录

『电话号码需要“激活”才有生命力』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刘”）：拥有采访对象的联系电话簿，是娱乐记者的基本功。你刚入行的时候，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本电话簿的？

谢晓：说起来很有趣，我来到南都娱乐新闻部时，最早就只有两位编辑，我和另一位同事南岛。我俩轮流编文娱版，当时没有所谓的记者。每天即便要约够一个版面的文娱新闻都很难。

我刚毕业时也没任何作者资源，当时的方法就是从各种文摘上找资源，但那时没有互联网，也看不到外地报纸。南岛认识一个南京的作者，他家几乎订了全国几十份报纸，每天亲自做文摘，再传真给我们。我们在他传过来的各报稿件中进行编选，就成了最早的文娱新闻。

后来熟悉这一套工作后，我觉得不满足，因为完全没有原创新闻啊，于是我就利用编版外的时间开始参与采写工作，联系当地的各种文艺机关团体。没有人给我联系方式，我就打电话去114查，比如广州芭蕾舞团、话剧团之类，然后再一个个追问负责与媒体联系的部门联系人是谁电话多少，就是用这种非常“愚笨”的方式建立了我电话本上的第一批号码，然后慢慢有人邀请我参加活动了，我也认识了其他记者朋友，慢慢地关系就多起来，可以不用打114而直接找朋友问电话了。

在文娱新闻版做了几年编辑，那时南都刚好要搞采编分离改革，不允许既采又编，要专业化分工。我当时就为了不用坐班这个自由选择了当记者。

张&刘：那你当上娱乐记者后，第一步工作是做什么呢？

谢晓：就像你之前说的，第一步确实就是必须先建立电话簿，这成了我最早两年当记者时的重点工作。最先我选择的是跑电视条线，相对来说，地方电视台宣传人员是容易联系上的，不至于完全手足无措，之后通过电视台拍剧我又认识了一些业内的人，在探班采访时又认识到一些明星。如此类推，这个关系网就越来越广，跑完两年电视，我感觉当时最红的剧最红的演员基本都采访过了，于是向领导提出想跑下电影线。

虽然这时仍在同时开拓关系积累人脉资源，但已不至于是个难题了。可想而知，这个本里的电话号码越来越多，我后来又抄了一本，进行分类，按照音乐、电视、电影、演出等类别，很有一种集邮的乐趣。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这两本电话录，上面记满了各种电话，也记录了我初初入行时的艰辛与努力。记得当年有个新分配到南方报的文化线大学生跟我说：“如果哪天你不跑记者了，能否把这个本送我呀！”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们已不用电话本了，都直接录入到电脑文档里，但积累电话的方式却大同小异。一位新人行的记者，没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很难大展拳脚。

张&刘：现在互联网的应用非常普及，你是否也会采用在线方式来跟明星保持联系？

谢晓：当然有。今天有了互联网，往往在微博上或百度上查一下，就能联系上对方，所以没有当初那么艰难了，但问题是光有电话号码也不一定能有大作为。就像现在很多人找我要明星的联系方式，我毫不犹豫地就给了，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陌生人去打这个电话，与我去打这个电话，效果是完全两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不认识章子怡或赵薇的人，即便偶尔弄着了她们的电话，你也不敢打，即便打通了也一定被她们挂断或不接。一般大明星都不轻易接陌生来电的。所以对陌生人来说，这些号码都是没有生命力、没有被“激活”的。

今天的门槛不在于拥有电话号码了，这个实在太基础了，门槛在于你跟这些号码的人熟不熟？你是与经纪人熟还是助理熟还是与本人熟？你有没进入这些人的微信朋友圈？这才能基本说明你与他的关系深浅。你得把这个电话本“激活”才行。

张&刘：那你最初是怎样“激活”这个电话本的呢？

谢晓：首先你就想象明星也是普通人，你平时是怎样拿到一个初见面朋友电话后继续与他发展友情关系的呢？那么同样搬到娱乐圈使用就行了。借助我们的工作机会，通过每一次的采访、稿件呈现，电话回访等几个步骤后，基本第一轮下来能让对方记住你的名字。因为以前我们报社创刊期间很少外派出差，基本只能等着人家请，所以更多时间都是抱着电话本联络。

我每天的工作就像热线电话接线员，同事们笑我一上班就开始“褒电话粥”，一般上午循着电话本上的号码一个个打过去，把对方当朋友似地聊聊天问候一下，打完一轮电话下来，总能发现点新事，下午就开始写稿。长年下来，确实就与各大公司宣传部门成了朋友，他们有时有意无意地爆点料给你，那时的独家新闻就这么诞生了。当然明星肯定比宣传难攀关系吧，但基本原理都一样。它不取决于人的能力，只取决于你想攻克的欲望有多强。

对于明星来说，很多时候并不太了解你的情况，所以你需要先借助他身边的人推荐你，这样你才有与他本人见面并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会发挥不错，让他对你印象深刻，你就有希望成为他的朋友了。再如果，之后刊发的稿件水平也能获得明星本人的高度认可，你的媒体平台也还不错的话，明星会有强烈意愿与你结交的。

张&刘：记者如何培养自己“毒”而“辣”的观察眼光？

谢晓：大量积累专业知识，不仅是来自书本，更要来自与业内人士的聊天学习，多看作品，多学习别人怎么鉴赏，带着自己的疑问去与相关人物采访，这样一次次下来，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此乃第一步；有了自己的观点后怎么使它有特点、稳准狠，还需要时间积淀，在看待事物时多思考几个深层的问题，在看其它媒体报道时多想想如何与他们相区别，每一次都争取能做得与别不同，但必须政治正确。

只有当你成了业内行家后，不用刻意，你提出的观点也一定会是一语中的。

『与明星做朋友会妨碍记者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些事』

张&刘：娱乐记者有可能跟明星成为朋友么？

谢晓：看怎么界定“朋友”，君子之交的朋友，还是酒肉朋友？但我的从业经历告诉自己，与明星成为知己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在媒体的工作中如果与明星的关系太近，会妨碍你客观公正地去评判一些事，而且这种由工作发展出来的友情，一定会与彼此的工作密切相联，一旦你离开这个媒体平台，需要经历一些事情去考验。

张&刘：明星是不是一定要有宣传或通告的时候，才会接受娱乐记者采访？

谢晓：那倒未必。关系熟的话，他们有时也会配合我们作一些专题策划，比如父亲节啦春节啦或什么话题，但一般情况都是在他们有主动媒体发稿需求的时候，比如作品推出时、新书出版时等等，就会主动约记者采访。

张&刘：有了强大的人脉后是否就能成为优秀的娱乐记者呢？

谢晓：当然不是。关系只是第一步，有了关系的最大好处就是会获得很多消息源，在做调查稿件时游刃有余，在追踪热门新闻事件时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发言人来获知他们的态度。

一件事情发生后第一个打电话去求证和第五个打电话去求证的记者得到的反馈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是第十个，那么当事人可能都已经答烦了而直接挂你电话。所以关系多的好处就是可以最快时间赢得发稿优势，以及当事人面对第一个记者上来时强烈的倾吐欲。记得我当时拨通导演陆川电话时，他说：“嗯，你是第一个采访我的记者。”可想而知那次交流是很顺畅的，他也似乎很信任我，之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有了强大的关系网后，我当时确实采写了很多独家消息。之后随着时间的积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学习，自己也慢慢变成了半个产业观察员，开始对业内现象评头品足。个人的综合优势也在人物访谈里得到了极大体现。

总体来说，我在娱乐记者从业期间，比较全面地挑战了各种题材的写作，并确立了自己在访谈方面的特色。成为最早一批走出国门采访的记者，我应是国内少数几个进入柯达剧场见证过颁奖现场的记者吧，也是第一批去威尼斯电影节采访的记者，虽然今天的记者出国已是常事，但回想起来我们所谓第一批娱记的经历，也算是值得骄傲的了。

张&刘：你在南都期间出版过人物专访集，而最早的“四大花旦”也是你策划推出的。你认为要做名优秀的人物访谈记者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谢晓：我个人在访谈方面找到方向也得感谢南都娱乐版的编辑曾光明。当时他作为编辑新创对话版面，那时部门里就我一个成熟记者，关系多，能联系上的明星就多。我们于是共同策划，推出了“四大花旦”“四大小生”“香港导演中坚系列”等许多个对话系列。而“四大花旦”因为这四位女星之后的发展确实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个名号也就流传开来。

做访谈记者，对于一个刚入行的记者来说，挑战特别大。你的专业知识积累够不够，是完全撒不了谎的。比如你采访导演时，他跟你提及某经典电影，如果你都没看过，这个话题就会完全没法继续。越成功的人物，那种采访时的气场是他越优越于你的，所以现场发挥以及自身心理素质都要求很高，才有可能让对方认真对待你的提问。即便我做人物专访好多年，但每一次的现场压力都是回避不了的，要在一小时专访里套出我想要的话，还要不留痕迹，让气氛愉悦，让对方重视你，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功夫。更多的准备来自于你长期的学习积累以及采访中的临场经验，而非一天两天做提纲的功夫。真正好的对话得像是两位高手之间的乒乓球对拉，水平相当才会有来有回。

在中国，因为记者与包括明星在内的名人的地位相当不对等，从而形成了采访中的居高临下，即强势一方的明星往往只会围绕对自己有利的方面畅谈，对于自己的禁忌话题表现得很躲闪。所以对话记者特别需要博弈的智慧。这个边界是因人而异的，过了界有可能当场与明星翻脸弄砸整场采访，但离临界点太远，文章又不够力道。如何通过前期的充分准备与现场的机智应变尽可能地逼问明星，还真不是一两句理论可以总结的，要靠学识、胆识与临场经验，记者的个人气场也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张&刘：你通常在采访之后会如何进行后期的加工呢？

谢晓：前期采访结束，在后期加工中也很考记者水平，光有优美文笔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物的观察眼光要够“毒”够“辣”，这样写出来的人物是有个性的、带有观察思考的。所以这个领域的记者在国外都相当受尊重，可以做到光荣退休。

张&刘：完成偷拍后，如何对偷拍的内容进行把关，决定刊发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谢晓：通常偷拍的重要题材，我指的不是光吃个饭逛个街这么简单的事的话，通常都是获得了线人爆料之后才去有目的的跟拍的。

所以相当于结论已经有了，我们现在只是用镜头去证明这个结论，这样如果跟拍成功，基本就是事实成立，如果拍得很确凿，比如谁与谁有亲密动作，足以证明两人如爆料人所言在恋爱中，我们可以不需要再向当事人求证。如果图片证据不够，或现场记者观察到的情况与爆料情况有较大差别，这时就要另作处理，也需要向当事人进行核实。

另外，对于一些有可能涉嫌炒作的爆料，我们也需要认真甄别。但这种爆料一般都会有明显的漏洞，比如被拍人名气较小，需要借大人物上镜，或者恰逢宣传项目推出之时，小事当大事爆出。由于长年工作的经验，我们在这方面的判断目前还没有失过手。

『偷拍明星是一把双刃剑』

张&刘：你怎么看人物访谈在娱乐报道中的作用？

谢晓：它是娱乐新闻中很常用很重要的一种报道体裁。我们要探知一个事件的真相，除了采访了解周边人士的说法，最终还得给事件主角一个说话机会吧。那么人物访谈可以说是这个事件真相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你可以看作是对第三方观点的校正或补充，能为读者提供一种观察角度。

但因为往往采访对象的表述都会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角度，所以严格来说人物访谈的内容并不会十分客观，这时需要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加以观察和辨识，尽可能接近真相地还原人物。所以，一篇优秀的访谈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的个人素质，如果他能在现场采访中最大可能地调动明星的话题参与度，又在后期写稿时透过自己的笔法传递出人物的神髓和个人的观点，那这篇访谈的传阅率一定很高。

张&刘：今天中国有很多娱乐新闻，大都只存在表面的“真实”，其实只是有闻必录的单面说辞和街头巷尾的道听途说。能否结合《南都娱乐周刊》对张艺谋超生和婚姻内幕进行独家揭秘的经验，谈谈娱乐记者对真相的调查如何做起，查证事实有哪些途径？

谢晓：确实，不仅是娱乐新闻，有很多新闻领域我们记者对于真相的揭发是很无力的。被采访者有他们各自的立场，当事人也会有保护自己的考虑，所以记者的工作就应当是尽可能多地找到知情人来了解采访，通过分析不同人的不同观点，再重新总结梳理，做出尽可能接近真相的报道来。

《南都娱乐周刊》从创办之初，就引入了狗仔队的偷拍报道形式，对于之前很多无力的领域终于有了自己的武器。娱乐圈涉及情感的绯闻很受读者关注，但往往明星不愿意曝光自己的“隐私”，自从有了偷拍后，很多坊间传闻都通过镜头进行了有力的佐证，最后明星被迫承认事实。这八年来，我们用镜头证实过的传闻都是真的，虽然有些感情不一定走到最后。我认为这种不经过采访对象本人同意拍到的真实图片，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人物专访的局限性。

张&刘：能具体说说偷拍在你们的报道中的运用吗？

谢晓：比如张艺谋超生事件的报道，从去年开始，我们派记者前往无锡调查，但没有收获，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事三缄其口。事后网络传闻很盛的时候，张艺谋也只选择了他信任的一家财经媒体很简单地玩笑似回应了一下，作为公众人物，张艺谋一直对自己的私生活保护得很严密，而“国师”的身份也让很多媒体做报道时心有顾忌。

但我们的记者并没因此放下这个题材，在他本人努力保护隐私的情况下，媒体是很难从正面人手来调查这个事件的，所以我们只好曲线救国，通过圈里人打探。听闻张的家人长期在北京居住，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记者今年五月在机场拍到了之前网络上有曝光过的陈婷，而且发现她身边有几个小孩。所以这个题材重新浮现在我们面前，经过几次跟拍，终于成功拍到了陈婷带孩子外出游玩的照片，而且还听人爆料说共有四个孩子。我们在11月份做了一期曝光后，不久收到一位神秘爆料人提供的张导与陈婷的合照，并在电话中详细告诉我们两人如何相识相恋，以及在无锡哪家派出所哪个民警办证的详细过程，像这么细节的爆料，依我们的判断十有八九是真的。我们也有致电那个派出所民警核实，但当时那边没有意识到事情严重性，推脱采访。直到后来多家媒体连续不断地去追问计生单位，使这个事件的影响由娱乐版扩大到社会新闻版，张导也才迟到地回应了几句。

张&刘：那这种偷拍是否会经常得罪明星，他们下次可能就不接受专访了呢？

谢晓：偷拍是一把双刃剑。在创刊初期，由于刊物影响力小，而且当年狗仔并不盛行，所谓娱乐报道影响力主要靠人物专访来完成，明星也习惯了被所有人宠着基本听好话的局面。突然来了这么一种不受掌控的报道形式，他们反弹很强烈。很多明星最初被拍到都几乎是出离的愤怒，所以那会我以前结识的明星朋友都对我多少有点疏远，或许他们在观望周刊发展，或许他们在重新打量我本人，我也在那几年时间里只好咬紧牙关埋头苦干。

周刊要成长壮大，一定不能只靠人物专访这一种题材，一份新刊要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立住脚跟，一定需要独家新闻才行。那会儿还没有微博，信息不如今天发达，网络爆料只偶尔来自些粉丝论坛，但总算不用太求人还可以让我们做下去，一是靠调查报道，一是靠偷拍报道。这两种报道形式成为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救命稻草。

2006年年底我做工作总结时的标题就是《十大独家》，其中列举了我们在创刊第一年的内容成果，这十条在当年影响力巨大的新闻让我们一出生就引起了业内的高度关注。比如《窦唯是谁》、《王朔冯小刚江湖恩怨》、《许晴包养传闻调查》、《徐静蕾黄觉恋情浮出水面》、《赵薇王励勤恋情曝光》等，每年我们都能列出许多全国独家新闻，这种影响力越做越大，不仅是读者对我们有期待，连最初反感我们的明星也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当业内有事发生时，他们很期望在我们这儿进行第一时间曝光的，当他们越来越认同我们作为媒体的第三方立场，当我们有了今天的影响力时，明星又回过头来主动联系我们做专访，争着上封面。

所以开玩笑地说，明星们对我们的情感很是复杂，既爱又恨。

『调查报道是保持第三方立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新闻手段』

张&刘：《南都娱乐周刊》提出要做“有品味的八卦，有观点的娱乐”，“有品味”是指有什么样的品味，“有观点”是指什么立场下的观点？

谢晓：这两句话其实是重点针对人们对娱乐报道常有的成见而提出的。

娱乐报道题材因较多涉及明星的情感话题或偷拍手法，往往被人认为八卦太盛，又因时下各类娱乐报道中存在很多不实猜测及夸大成分，容易被大众指斥为低俗，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看法，希望用我们扎实的调查、严谨的新闻笔法以及专业的娱乐知识为大家树立一种新风尚，扭转大家对娱乐报道的某些陈见。有品味，就是八卦而不低俗，趣味而不浮夸，严谨而不刻板。

所谓“有观点的娱乐”，主要是提倡我们在报道中有自己的思考，不流俗。像副刊版面就有一个版块叫“观点”，它充分体现了我们整本周刊乐于输出娱乐价值观的特点。不论是人物报道、作品评论，事件调查，我们都不吝抛出个人观点，以一种充满个性的视角去打量娱乐圈的一切，并提出一些有益的思考论断。

张&刘：能否举例说明，如何体现“有品味的八卦”和“有观点的娱乐”？

谢晓：2012年我们做了一篇调查报道《华谊明星离巢热揭秘》，虽然看似在用各种细节八卦明星们与华谊的是非纷争，但实际上是在探讨明星与经纪公司如何能共荣共存这样一个行内普遍存在的问题。

再如《王石挣脱旧生活六十岁选择新生》，很明显题材重点是在起底王石的新恋情，但我们整篇稿梳理了王石的人生态度，分析他今天这个决定后面的意义，并邀请专家分析为何这个女人能征服我们眼中这么成功的名人？其实都是在用娱乐的方式来认真地推理、调查、分析，而八卦只是表相，最终目的我们还是希望读者看完稿件有所启示。

还有作品版推出的专题《香港导演内地倾销报告――内地人，忍够了！》，批评了CEPA政策后大量港片导演来内地发展却拍出很多滥片的现状，让读者大呼解气，也引来部分香港电影人的强烈反弹；《中国电影到底需不需要影评人》专题又直戳中国影评人收红包写稿不客观也无影响力的死穴，遭到他们的奋力反击；《知女传奇》以柴静受男公知热捧走红现象剖析，并延展到历史范畴的林徽因等，却挑起了某些卫道士的好战之心，由此两派人马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砍柴”运动……

张&刘：《南都娱乐周刊》也会做一些敏感的报道，如臧天朔涉黑的时候，你们独家披露了《臧天朔行凶始末》。你们做此类报道的频率如何？

谢晓：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拓展娱乐报道的范围，甚至会将体育界明星也纳人我们的视野，将非娱乐名人的某些八卦事件纳入报道题材内，因为这个世界都有泛娱乐化发展的趋势，只要能给读者带来娱乐效果，我们都希望尽可能多尝试。

调查报道是我们除了偷拍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的起底方式，都是能与人物访谈形成互补作用的新闻手段。我们希望每期都有重磅调查稿推出，不局限于事件，有时针对人物也可以展开调查。它是我们保持第三方立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新闻手段。

『娱乐新闻也要运用新闻的手段，遵循真实的原则来做』

张&刘：娱乐新闻的专业主义有什么特殊之处？

谢晓：按说娱乐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专业领域，它与体育新闻、财经新闻一样，都讲究专业性。但它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题材涉及到情感绯闻时，很多时候用专业主义的手法去调查操作，也未必能得出一个铁板钉钉的结论。而且很多感情的事件经过是只有两人才知道真相，外人的传说也只能成为我们判断的某个参考。

我们周刊一直讲究用专业主义对待娱乐新闻，所以我们的报道刊发后很少引来官司，在很多有争议的新闻过后，最终事实证明了我们报道是准确的。

张&刘：娱乐新闻流于网络传闻、捕风捉影的现状时常被人诟病，在你看来，娱乐新闻，娱乐报道有必要跳出八卦，走向专业化道路？

谢晓：我们今天的影响力证明了娱乐新闻是完全可以走专业化道路的。这种专业，是针对娱乐领域的任何一种题材而言，比如你写八卦，写作品、写人物，都得运用新闻的手段，遵循真实的原则来做，而且你的专业体现在你写八卦能起底所有前因后果让人看了心服口服，你写作品能写出深度角度尖锐度，写人物能写得活灵活现个性十足……

只有坚持专业，才能做得长久。我不认为走专业化道路与报道八卦题材是一对矛盾。娱乐题材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一定是八卦绯闻，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显得高端而放弃读者的喜好，要在兼顾市场欢迎度与行业影响力之中行走，才能发展得好。但做八卦题材时可以采用专业手法，调查出可信的结果，而不是纯粹的道听途说，这样也是新闻的专业化。

张&刘：娱乐报道与其他类型的报道，例如时政报道、经济报道、社会新闻报道相比，有着怎样独特的社会功能？

谢晓：娱乐报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它也是伴随着整个娱乐产业的发展而发展的。

它虽然不能直接为我们创造经济价值，也似乎离民生等基础生活问题较远，但它基本带给人愉悦轻松的体验，阅读门槛较低，无关身份地位，尤其是娱乐报道中的八卦题材，更是所有人的共同兴趣所在，娱乐报道能帮助人们消解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烦恼与困境，这其实于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张&刘：以前，“八卦”这个词是贬义的，如今，“八卦”成了一个中性词，变成了一种心态放松的“娱乐精神”。在你看来，这样一个词的词性转变背后折射出中国娱乐新闻怎样的变化？

谢晓：娱乐新闻这些年受人瞩目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它消解现实生活烦恼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由于网络文化兴起后娱乐精神的壮大，改变了以前人们对娱乐新闻过于轻浮的不良印象。

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调侃他人，曝光他人，这种以前专属于媒体的工作已经不再是独家优势。而名人们在网络世界中空前变得与众生平等起来，不再是绝对的高大上，他们甚至在自媒体上主动曝光自己，这种以前由媒体负责的_丁作就叫八卦。所以在今天，八卦变成了新媒体自媒体时代曝光的手段，不再特指传统媒体的揭发报道。大家对于这种手段司空见惯，更加宽容。

张&刘：在新媒体环境下，娱乐新闻往往先在微博上曝光、发酵，传统的娱乐周刊如何获得你们的独家新闻线索，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谢晓：网络时代，各种通讯技术更发达更方便了，但我以为有时也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远了。现在很多记者都喜欢宅在家里打个电话就把采访解决了，从网上看看微博搜搜资料就可以写出一条稿。这种惯性让他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生存，而忘记了网络爆料之前最早是靠的口口相传。

所以记者平时还是要多与业内人交往，多出来吃饭聊天，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发现问题，而不是等到网络新闻已出现才开始跟进，这也是如何让我们的线索能领先于网络爆料的方法。当然有了网络后，会多了很多陌生人向我们爆料，除了能从各论坛或微博上发现线索，更多独家线索的获取靠的是与圈内朋友交往的能力和个人的新闻敏感。至少我们周刊很多的独家新闻都是从饭桌上获取的，然后进一步发掘跟进将之搬上版面。

而新闻敏感就来自于你平日的知识积累，积累越深才越敏感，越能判断哪些看似不经意的话里所掩藏的重要信息。而且一件事情发生后，在相隔几个月或半年后都可能有新进展，会成为事件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独家，有心的记者就会时刻掌握到这种主动报道的节奏。

张&刘：最近网上两次事件网友质疑你们PS，一是刘诗诗和吴奇隆，一是张艺谋陈婷封面图，结果编辑部用图示、真人演示的方式在杂志的官微上予以说明。对读者的质疑进行澄清，这在很多国内娱乐媒体是不多见的。这是否也是新媒体环境下，增强与读者互动的一种方式？

谢晓：因为这两件事都涉及到新闻真实性的质疑，而且引起了网上较大的反响，如果我们不出来澄清，势必等于默认我们是PS的。但如果正而八经地发声明，又显得我们太过官气严肃，所以我们采用了一种比较符合娱乐精神的澄清方式，同时也确实加强了与网友的互动。

『内容策划是杂志品牌营销的一种思路』

张&刘：2011年动车事件，以姚晨为首的众多明星率先在微博中质疑官方做法，接着一批大V明星都纷纷出来发言。借助微博的力量，“明星公民”开始涌现，这无疑为娱乐报道开辟了新的新闻资源。在这方面，《南方娱乐周刊》做了哪些具体的实践？

谢晓：2008年的汶川地震以及2011年的动车事件，我们都做过相应的特刊或专题。2008年的时候还没有微博，所以我们周刊曾分三期对汶川地震进行了相关报道，电话采访了一些明星讲述他们的感受及善举，也有配发一些明星祝福语，还请来明星拍摄如何逃生的图片，能想到的内容形式基本上都有。2011年动车事件，以姚晨为首的明星在微博上发言，我们又作了一个微博特辑来反应当时的明星作为。今年雅安地震发生后，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娱乐周刊作为一份大刊，应该有所作为。于是诞生了《与雅安在一起》整本特刊。

张&刘：今年《南方娱乐周刊》的“雅安”特刊是一次成功的品牌营销。能具体说说这个特刊的操作机制、方式和效果么？

谢晓：这些年我们关注明星的善举，报道他们的公益事业，为他们的行为喝彩颁奖，耳濡目染之间，我们也怀揣了一颗爱心，所以雅安地震发生头一天晚上，我们本来在商量怎么为一位无名小演员的不公待遇发起号召的，结果第二天发现雅安地震的事情已经盖过了前一天的那件小事，于是就在微群上召开选题会，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有新记者提到，能否进行义卖，从物质上支援灾区，同时可以让明星为灾区写一些东西由我们刊发，为灾民们打气，到时把这些杂志送给灾民，作为精神上的鼓励。

这个想法确实相比起纯内容出品有更多新意，但因涉及到落地活动及资金资助，不是我们一个内容部门能完成的。所以我当时也赶紧请示了主编陈朝华，他也初步表示可行，可以将该期特刊的发行收入捐出来，并将明星义捐出来的物品拍卖所得一起送往灾区。我们这个想法第一时间得到了韩寒的支持，接着我又分别微信了李冰冰、范冰冰几位大V明星的意见，得到的反馈与韩寒一样，都是支持。事实上这几位大v明星的示范作用相当强，其他明星闻讯后也争先恐后地加入进来了。

当晚我们就借助官微的力量把杂志义卖的消息传播开来。从发起号召，到滚动直播参与明星的名字、数量及物件，才一天时间，明星就有了近百名参与者。所以真得感谢新媒体的力量。很多明星是直接从官微上获得这个消息并主动联系我们要参与进来的，至截稿时，三天时间达到200多人，几乎目前娱乐圈中有名有号的全部加入进来。仅从参与的明星规模及阵容上，这本特刊已具备了史无前例的水准。

特刊在运作过程中，首先是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在娱乐圈内的影响，与很多明星密切了联系，同时也收获了这些明星粉丝的大力声援，使我们作为一份大刊的形象树立起来，在关键时候能为社会提供正能量。接着我们又上街义卖当期杂志，客观上促进了发行，之后又收集了明星的捐物，联系了唯品会网站进行独家拍卖，使整个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

张&刘：这次特刊的成功对传统娱乐杂志向全媒体转型，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借鉴？

谢晓：这次运作让我们明白，好的内容策划，是可以延伸发展为地面活动的，为专业杂志探索品牌营销提供了可行性思路。从最初的纸刊约稿，到让明星们参与捐物，我们帮忙进行义卖，在这个看似麻烦的进程中，却少有的顺利。很多企业一听说是与赈灾有关的活动，又有这么强大的明星资源，纷纷主动联系我们，为我们作各种友情配合。

唯品会这个主要售卖打折奢侈品的网站，对我们的义卖提供了无条件的支持，首先是帮我们保底义卖杂志，其次帮我们设置义卖专区大力推广。当然他们的网站在这次活动中也受益不小，由于明星大力转发我们的义卖消息，所以唯品会这个网址是被至少20个大V明星免费转发了多次。如果不是因为义卖，这种商业信息在明星的微博转发中都是极为慎重，或者收费的。还有一些企业是以花钱购买我们当期特刊的形式为灾区捐款。

总之，在这样一件顺应主流民意的事件中，我们无形之中收获了比往日刻意策划的许多品牌营销活动所收不到的效果。

『“报网复合受众”为新闻二度处理提供了发挥空间』

张&刘：微博兴起后，明星跟娱乐报道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么？明星和明星经纪人，是否拥有了更大自主的空间，他们可以不再那么依赖娱乐媒体和记者？

谢晓：微博兴起后，明星从以往绝对依赖媒体转变成了部分依赖，他们有了自媒体平台后，在发布新闻或回应新闻时可以打破媒体的节奏自行安排，从被动变主动了，确实不像无网络时代一样依赖媒体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也让媒体与明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改变，变得更平等，明星不用再求着媒体发稿，而媒体也无法用发稿权来封杀谁。

张&刘：当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媒体来获取娱乐报道，尤其喜欢从网络视频上看娱乐节目和娱乐报道，娱乐杂志应该做怎样的战略调整？

谢晓：还是那句话，找到自己的优势并把优势打造得更强。根据调查，现在爱看网络新闻的网民很多时候会因为看了网络新闻之后的深度持续关注而去购买杂志。

所谓“报网复合受众”的存在，让我们做新闻时时注意区别于网络的特点，网络新闻短平快，所以在新闻的深度与精度上比不过杂志，同时也为我们充分利用这种时间滞后的优势，在新闻的二度处理中重新找到亮点提供了发挥空间，或者整理出我们带观点的解读，相信这是现代社会缺乏思考的人们最看重的。

张&刘：在新媒体环境下，将娱乐新闻向纵深方向挖掘，也是一种差异化竞争策略。在这方面，《南都娱乐周刊》主要有哪些尝试，能否结合具体的报道谈一谈？

谢晓：在新媒体环境下，纸媒要生存下去只有不断地朝纵深发展，纵深不仅指的是篇幅上的，更重要在于你要提供某些独特观察的角度，不拘一格的描述风格以及掷地有声的评论观点，才能与网络新闻真正形成互补。

比如我们早年做的《冠希回忆录》《阿娇复出的两个白昼》，都是人物题材，但从写法思路上很有突破。前者以时问为轴，假设陈冠希以今天的视角来回顾他以前成长的事例，我们试图通过梳理他的成长小事得出结论，他为何会成为今天艳照门的主角？他的性格是怎样长成的？而阿娇那一篇是写在她复出时间，记者通过几天跟踪采访观察，而试图向大家展现阿娇复出前倒数时间里的状态心情等。这都是一种角度的观察，区别于一般的平铺直叙或专访。

张&刘：在窦唯事件中，娱乐记者应该反思的一点是记者如何真正做到关怀他们所报道的对象。能否结合你做娱乐报道的经验，谈一谈今天娱乐新闻对于被报道的公众人物应该有着怎样的态度或者说关怀？

谢晓：窦唯当年烧车的极端行为我不太了解事情的详情，不方便评论。但在娱乐报道中也确实应有一种人文关怀存在。对于我们笔下的人物、事件，除了满足读者的窥私欲，某些时候也应有大媒体的情怀。

比如我就提倡大家在写稿时，注意坏事不要写到尽，往往能从笔调上往回扳一些，即便拍到了不好的事，我们希望在处理图片时也不是再踩一脚的态度，而是娱乐轻松些，从版面情绪上进行某种平衡。

张&刘：你在微博中写道：“无论上了头条将上头条未上头条，不管主动公布、被动公布、即将公布的各位新闻主角，一直都在为个人生活争取空间，但命运各异的原因请参考以下这段来自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话：‘如果一个公众人物能够合理期待自己的私生活不受媒体的侵犯，则他对私人空间的权利就优先于他人的言论或新闻自由。’”你理解的公众人物对媒体的“合理期待”是怎样的？

谢晓：我认为公众人物出现在公众场合下的一切行为都是有可能被摄入镜头的，因而他们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做出一些不合规范的举动来。而他们对于媒体立场的理解度越宽，他们埘于媒体报道失望的可能性就越小。所谓“合理期待”就是可以理解为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下基本没有隐私权，按这个尺度去处理每一件事，他都会不失望不愤怒。

『偷拍的底线是不侵害名人的生命权』

张&刘：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仍然享有隐私权，在曝光明星的私生活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平衡社会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

谢晓：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参考美国对于名人的部分隐私能被新闻报道的理由，即判断该部分隐私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是否属于公众的合理兴趣。所谓新闻价值，简言之看它的公开是否对社会和公共利益有意义有进步作用。

用张艺谋超生案例来说明，张艺谋导演被媒体曝光了现有几位子女的生活情况，从而引发涉嫌超乍的社会话题，有关社会公平正义，所以即便是这部份隐私被报道，那也符合公众的知情权范围。但这个报道如果再进一步，在张导公开家庭现状之后，媒体还不断去挖掘张导妻子与孩子的生活细节，就有可能招来读者反感，超出公众的合理兴趣范围，从而可能因过分侵扰张导家人隐私而受到大众谴责。

这就是处理本条新闻所应考虑的伦理边界，_在名人隐私让渡与公众知情权之间寻找到一个合理的支点，如果媒体的某些涉嫌侵犯隐私行为没有一个正义的理由，那所谓帮公众实现知情权的努力一定不会受到认可。我们周刊这些年在报道明星私生活的题材方面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底线：行使新闻自由权以不侵害明星的基本隐私和人格尊严为前提，所谓“新闻报道止于隐私开始之处”；但同时，对于明星关涉社会公共利益的个人隐私应给予克减，以接受舆论监督，满足公众知情权。

张&刘：最近，王菲微博宣布与李亚鹏离婚，一度成为热门话题。腾讯娱乐报道称，其记者开车将王菲的保姆车逼停，并拍摄到独家照片事后还主动让出道路“让其回家”。此举引来众多的批评，称媒体采访过力。你如何评价腾讯娱乐记者的做法？

谢晓：拍摄离婚后王菲回京的照片无关社会公共利益，也属于公众可看可不看的兴趣范畴，此时记者为了发稿需求而不惜侵犯明星生命权，一定会遭到公众的唾弃。所幸的是没有车祸发生，媒体也拍到了照片，因此我们关于新闻伦理的反省只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今后每一次的新闻自由的诱惑。

任何媒体不论以什么理由忽略明星的生命权，都是万万不可取的。这就是边界。在至高无上的生命权面前，空谈任何新闻自由都没有意义。它只会让我们从此钉在新闻伦理的耻辱柱上，成为后来者永远的反面教材。

张&刘：在汶川地震之后，有媒体爆出章子怡“诈捐门”事件。尽管章子怡确实有捐出几十万人民币，但媒体的负面报道已导致其声誉难以挽回。在处理类似对明星声誉和职业生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闻时，娱乐媒体应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

谢晓：章子怡“诈捐门”事件的发生，是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缺乏有力监督必然导致的，可能很多人在执行过程中其实都不太了解应从程序上怎么入手才合理合法，章子怡当时可能也有这样的知识空白点。所以在做这个报道时，我们除了首先要了解事情的实情，及导致后果产生的原因外，更需要做出一个大概的是非判断后才能下笔。如果章子怡不属于主观原因而造成的无心之失，那么在做报道时就要试图从她的角度写得善意些，能获取更多人的理解。

张&刘：你多年做娱乐报道的过程中，内心一直坚守的职业伦理底线是什么？

谢晓：作为记者或主编，我都不能允许虚假新闻的存在，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们的偷拍不能侵害名人的生命权。

第二篇：《甄嬛传》能输出什么价值观？

2013年02月22日 17:34 PM

《甄嬛传》能输出什么价值观？

读者： 侯健羽

2012年，一部描写中国清代宫廷内斗的《甄嬛传》，创下中国大陆有史以来的收视记录。仅在上海本地，最高收视率破10%。

这部剧讲述了宫女甄嬛从进宫时一个天真善良的姑娘，在经历过宫廷的尔虞我诈之后，变成一个“腹黑女王”并成功上位的故事。整部剧充斥着权谋斗争，互相陷害，否定了友情、爱情、亲情等一切人类美好情感。宫女们出卖朋友，使朋友流产；为上位不惜抛弃曾经的爱人；为陷害他人甚至亲自杀死腹中胎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皇上的恩泽，使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力。

这样一部剧怎么会引起中国人如此大的兴趣？导演郑晓龙认为，《甄嬛传》在中国大陆“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其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是正确的”。（《京华时报》，2013年1月23日）因此，这部剧将在美国主流频道播出，被视作完成中国电视剧“走出去”的使命。一些中国主流媒体如《南方日报》称：“不仅要依赖外国人对神秘国度的这种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如何像好莱坞一样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这将是有世界眼光和远大抱负的中国电影人电视人所面临的终极命题。”（《南方日报》，2013年2月3日）

尽管中国主流媒体对《甄嬛传》在美国播出持肯定态度，但我认为，这部戏在美国不会受到太多认可，更不可能完成价值观输出。其原因是，它宣扬的是中国落后的、倒退的价值观，在中国引起的社会效应也是负面的。它在中国的高收视率，并不能代表它具有普世意义。

《甄嬛传》的热播，是因为它与当今中国转型中人们的负面心态产生了共鸣。

首先，高收视率有其深厚的社会认同为基础。人们需要找到一个关注对象以宣泄内心情感。《南方日报》称：“《甄嬛传》本身就是一个披着古装的外衣，展现职场伦理的剧。”中国网友称，《甄嬛传》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现实，无论是职场，还是情场方面。数据显示，中国80后离婚率超过30%，其中有四分之一是由于男人找“小三”，更能表明中国人对《甄嬛传》情节的认同不是基于主观偏见。该剧中的皇权至上，滥用私刑，与当下中国政治腐败、职场各类潜规则横行、缺乏监管、正义得不到伸张有相似之处，其根源都是“人治”。人治的准绳是人心，这是世界上最变幻莫测的东西，几千年来关于人的系统研究都没有达成一致。以统治者人心为准绳的管理自然具有不确定性、排他性、神秘性，这势必导致权力不受制约，造成社会存在无力感，对人生、对社会的不确定感，无法享受当下的安宁，从而产生焦虑、恐惧、抱怨甚至仇恨。罗素说过：“恐惧是残忍的根源。”这种恐惧需要通过不断获取来的权力来暂时镇痛。《甄嬛传》又正好满足了中国人窥视获得权力诀窍的愿望。相比之下，民主与法制社会具有确定性、民众参与性、透明性。这就让人们处于一种身心相对安宁的生存状

态，不用把过多精力用于研究人的问题，而用于做事。

可怕的是，《甄嬛传》的热播并不仅因为它反映中国当下现实，更是被当作一部励志剧被乐此不疲地模仿、奉为秘籍。因此它被大众起了《甄嬛升职记》的别名。一些以《甄嬛传》为蓝本的职场攻略应运而生——《看甄嬛如何上位》；新闻标题也借甄嬛的光——《亿万富豪要选“妃”，上千“甄嬛”博上位》；至于从《甄嬛传》中学习计谋指导“小三”、正室的“夺爱宝典”更是数不胜数。人们认同并模仿甄嬛最终变邪恶，反映出中国人倾向于适应不合理制度，而不是反抗不公。一些中国人虽然嘴上对现实不满，可是恐惧让他们只得去适应，因为现实意味着无法改变，反抗可能会带来报复。

所以，中国人表面表现出仇富、仇官，认为他们的上位手段阴险，钱财来路不明，但私下里又去学习他们的手段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样，这些曾经抱怨现实对他们不公的人们，在自己使用不正当手段时，就有了开脱——“甄嬛开始不坏，差点被人整死；后来变坏，才能生存”、“社会就这样，我也是不得以。”人们笑贫不笑娼，上位手段越是反人性，越被人们佩服其意志强大。这正是剧中甄嬛所走过的心路，她无底线地伤害自己、伤害同类，去换取皇上的恩宠，去屈从于皇权。似乎只要走上去，有了权，就没有反抗这个制度的必要。有些观众在看到甄嬛亲手杀死腹中胎儿去陷害皇后时，拍手叫绝，称其手段高明、果断，直呼过瘾。从而得出结论：“要想成功，别人坏，你就要比他们更坏。”他们从来不去指责那个坐拥三宫六院，主宰她们命运的皇帝。这与文革时为了向党表现忠诚而告发亲生父母的行为，并无二异。

《甄嬛传》在中国的热播只是当下中国的一阵风，它的艺术价值远不及中国那些流传了几百年的经典。它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我预言，《甄嬛传》在美国社会至多会引起亚裔一代移民的关注。至于那些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美国人，并不能接受这种落后价值观的输出，因为他们既达不到文化共鸣，也没有动力去学习戏中的计谋。如果中国想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应该首先改善社会制度，让中国人自己先去相信不用“厚黑哲学”，而是通过勤奋、坚持不懈、正直，就可以达到成功。

中国那些流传下来并真正体现中华文明的经典作品，往往能够帮助人们树立信念，使人们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有人性的闪光。比如《梁祝》中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爱情不惜与强权做斗争；比如《三国演义》中关云长为了与刘备的友谊，没有接受势力更大的曹操的收买。同样处于东亚文化下的韩国拍摄的《大长今》是成功输出文化的例子，同样是描写充满阴险毒辣争斗的宫廷，医女长今没有同流合污、人性没有扭曲，而是相信正直、善良可以获得成功。她忠于爱情、忠于友情，报答恩人，终成一代传奇，让人们看到人性的力量。另一部是日本的《阿信》，那个战争和地震都打不倒，经历了丈夫自杀、孩子横死仍然坚强的日本姑娘创造了日本的商业帝国，激励了文革后整整一代中国人从苦难中站起来。

中国应该通过展示人性之善和美的文艺作品去感动世界、走向世界，让世界向往中国，而不是通过一部戏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正直的人没有生存空间，避之唯恐不及的可怕国度。

第三篇：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

价值观，顾名思义，就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我们的价值观从呱呱坠地到现在昂首坐在教室，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怎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怎样的价值观这几个问题。

还记得这个案例吗？药家鑫，男，21岁，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驾着私家车看望女友，途中撞倒骑电动自行车的女服务员张萌，下车后发现张萌在看自己的车牌号，“想着要是被撞者落下终身残疾，她会缠一辈子”。看周围没有目击者，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对张萌连捅8刀，致其死亡后逃逸，途中又连撞2人，想再驾车逃跑时，被附近居民围在现场，被警察抓获。当时在回答交警的询问时，只承认肇事、却隐瞒杀人这一事实。第三天在父母的劝导陪同下向警方投案自首。在法庭上，药家鑫师妹李颖当众声称：“我要是他（药家鑫），我也捅„„”。西安音乐学院师生给法庭提交了药家鑫的获奖证书，还给法庭交了请愿书，希望给药家鑫悔过自新的机会。因此，有的法律专家因此提出了“属于激情杀人”的新概念。教育专家提出“情感教育”和“底线教育”的新说法。

药家鑫的事件一时间引起全国人民的思考。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价值观是人类在各种对象性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价值意义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区分是非、善恶、美丑、好坏、荣辱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对事物趋、避、亲、逆的主导因素，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实质和核心。当代大学生是我国未来建设的生力军，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他们的价值观正处于形成、发展和定格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价值观的确立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和影响。从以上案例中可以透视出当代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基本特征：利己主义观念滋生，急功近利意识膨胀；道德情感淡漠，感恩意识匮乏；理想信念虚无，躲避崇高与逃避现实。

当然，相信更多的大学生仍是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探索与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规划。价值观决定人的自我认识，它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理想、信念、生活目标和追求方向的性质。

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大学生活还是漫漫人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少走弯路，成为人生的赢家吧！

第四篇：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

人们经常说起人生的意义这个话题,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人生的意义需要从人生价值的角度进行审视和评价。人们只有找到了自己对生活意义的全部答案，通俗的说，也就是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才会自觉地朝着选定的目标努力，以全部的情感、意志、新年去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所以，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我们只有正确理解人生价值的内涵，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在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创造人生的价值，成就人生的辉煌。价值观，顾名思义，使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其内容，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或者说价值追求，具体体现为一个人的价值目标。而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这个是一个人对事物的价值大小的评判标准。因此，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思考价值问题并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对我们当代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个人成熟和自觉的标志。

我个人认为，要想形成一个正确的、健康的价值观，首先，要确立一个正确的，值得你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当今社会拜金主义横行，不少大学生把财富当成自己人生的目标，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我觉得追求财富也并没有错，毕竟有古语在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明“爱财”这个目标首先并没有错，但过于崇拜金钱的力量，以至于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甚至是灵魂去追求金钱却是不值得的，也是不可取的。也有些人迷恋于追求肉体的愉悦，整日放浪形骸，寻欢作乐，这当然也是不可取的。其实，所谓的正确的人生目标，指的是那些可以鞭策你是你进步，可以鼓励你修身正己，可以随时给你提供正能量的目标。相信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目标都有自己的感受。总而言之，你的人生目标应该与你要实现的人生价值相匹配，而你的人生价值，则应该与当前社会的的核心价值体系相匹配。接着，你应该对于社会里的人和事件有着正确的评价标准和尺度，你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衡量，对别人人生价值的衡量都是由你心中的价值尺度来评判的，所以。我们这个价值尺度，也必须是正确的，健康的。而判断一个人的人生和社会价值，可以看这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有没有贡献，贡献越大，这个人的人生和社会价值越大。如果你的价值尺度是正确的，我相信你自己当然也不会去做自己所鄙视的事情的。综上所述，当你有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有了正确的价值尺度在心里，你的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形成了。

所以，让我们树立自己的价值观，走上自己的人生巅峰吧!

第五篇：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

14712122滕翔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我都在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而苦恼，尤其是当我在进入经管学院一年以后，专业分流分到了电子商务专业。从我个人理想而言，我既不愿意从政、当公务员，学习电子商务也很难有其他的专业知识，我觉得这似乎就宣判了我今后的命运——从商。

从小我就是一个特别不愿意谈钱的人，我也厌恶以金钱为衡量标准、以个人利益为理想追求的人与行为，做一名商人在我眼里几乎是一件不愿想象的事——当然，当你缺钱的时候还是会幻想要是自己有很多钱该多好；或者盘算着以后自己能如何赚到很多钱，又如何的风光。但绝大多数时候我还是不愿将自己的理想和商人挂钩，不是说天下的商人都是唯利是图、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可我却很担心陷入商海的自己有一天会沦为将金钱和利益作为个人追求的人，说得难听一些就是成为它们的俘虏，这是我自己极不愿意看到的。

这就是我之前的价值观，淡化金钱概念，不愿做为利益而活的人。直到我初入电商，我还是不能想象自己以后会像我的一些学长学姐或者珠江路上那些年轻的销售员一样，脸上挂着职业性的笑容，眼神里透出一种精明而虚伪的目光。我不知道如何在从商的情况下保持自我，更何况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但我对从商、对电子商务的了解，在一天天的接触中，慢慢发生着转变。我一直在给自己寻求一个充足的理由，让自己能接受今后从商的可能。在我开始对电子商务领域加以关注以后，我发觉商海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阴暗，充满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尔虞我诈和利益冲突；商人的存在，一样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对，服务。商人是指以一定的自身或社会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为工具获取利润的人，是通过劳动获取收入的人，而以从事劳动获取合法收入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公民都可称为劳动者。想到这里，我对自己的心结骤然打开了。商人，同样是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取合法收入的人，同样是劳动者。

劳动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号，马克思对劳动者的定义是生产力三个基本要素之一，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为活跃和最富有创造性的要素，是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创造了人类世界的物质财富，并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条件。作为商人，像马云不仅帮助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这是阿里巴巴成立的初衷，如今淘宝更是改变了人们的上网习惯和购物行为，不仅如此，马云下一个目标还要改进中国的物流业的进步、冲击传统金融业和发展环保事业；作为企业，恒大的大举投入让一潭死水的中国足坛焕发生机。这些事例都表现了中国的企业家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的努力，表现了他们作为商人负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商人，并非只为利益而活。

我们作为下一代的从商者，应该意识到自己即将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从商并不意味着就是为了创造财富、为了利益而劳动，从商一样可以以天下为己任，最大化的发挥自己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这才是我们新一代商人应有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