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立健全调处企业群体性事件的
建立健全调处企业群体性事件的
有效机制研究
伴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我国的企业劳动关系正在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日趋突出,由此引起的企业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成为严重影响构筑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本文拟对企业群体性事件的态势、特点和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建立健全调处企业群体性事件的机制与对策。
一、企业群体性事件的态势与特点
企业群体性事件,一般是指由劳动纠纷引发的劳动者不按我国现行的“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而直接采取罢工、上访、游行、示威等集体行动,以期达到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目标的行为。也有学者将之称为“劳工抗议”或“劳工抗争”。广东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条件,在全国率先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企业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1995年以来,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各类企业的劳动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增加,近五年大幅攀升,居各类群体性事件首位。2003年,全省公安机关参与处理的企业群体性事件1447起,比2002年上升20%,占全省群体性事件总数的三成多; 2004年广东省发生的企业群体性事件约占全省各类群体性事件总数的四成;珠三角发生的企业群体性事件在该地区各类群体性事件中所占比例约30%,在有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区高达 12 乔健、姜颖:《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争议和劳工群体性事件分析》,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2 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我省政法部门参与解决劳动争议预防和处置由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情况报告”,内部稿,2005年。70%,显示出劳动关系不稳定的波及范围正在扩大。企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宗数和参与的劳动者人数大幅增加。调研情况显示,近年来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事件以企业拖欠工资为主要起因
企业群体性事件的诉求主要涉及工资、劳保、裁员、侵犯人身权利等事项,以拖欠工资引发的占最大比例。据有关部门统计,2003年广东全省公安机关参与处理的企业群体性事件88.7%是由拖欠工资直接引发的。2004年广东省因企业拖欠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1358起,约占各类群体性事件总数的三成。近年来,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恶意拖欠工人工资现象突出。2003年广东省有64.4%的非公有制企业存在拖欠工资或拒付工资的现象,由此频繁引发工人集体上访、罢工和堵路。一些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也拖欠职工工资。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问题一直是诱发企业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起因。
(二)事件分布的地域与企业性质及行业类型相对集中 从事件分布的地域看,相对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和占全省流动人口90%以上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其它欠发达地区较少;从事件分布的企业性质看,集中发生在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转制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行业类型以加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三)事件行为方式的联动性组织性对抗性日趋明显 一是联动性。部分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有暗中串联、横向联合和相互呼应的趋向。一个企业发生罢工事件,相关企业往往呼应,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比如2004年3月19日东莞斯特拉国际公司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广东省公安厅联合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管理研究”调研资料,2004年。4 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我省政法部门参与解决劳动争议预防和处置由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情况报告”,内部稿,2005年。下属的兴鹏、兴莱两间分厂因厂方取消周六加班导致工人工资减少而引发较大规模罢工后,4月21日、23日,相关企业兴华、兴昂两家分厂也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并演变为暴力冲突事件。二是组织性。当前发生的企业群体性事件,有别于以往松散的、自发的群体性行为,多数有一定隐蔽的酝酿、策划过程,通常有组织者和骨干形成核心。比如广东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外来工自发组织和为外来工服务的民间组织,往往在劳动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中充当组织者的角色。三是对抗性。不少企业群体性事件突发性强,行为过激,暴力性行为明显增加。事件参与者动辄堵路断绝交通,冲击党政机关,打砸、哄抢办公用品和交通工具,甚至暴力抗法,殴打警察。2004年3月11日深圳市布吉镇李朗俊业玩具厂因拖欠工人工资及供货商货款引发的堵塞李朗大道事件持续9天,为平息此次事件,公安部门共出警2520人次,警车180台。
(四)事件背景复杂化
企业群体性事件涉及的诉求愈来愈广泛,已扩大到劳工权益的各个方面;行为指向对象除了企业资方,还包括政府部门及相关产业政策;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和制度上的原因;有现实矛盾,也有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都使事件性质复杂化,增加了处理难度。比如今年广州珠江钢琴厂的数百名外来工要求厂方给予住房公积金待遇,为此多次采取过激群体行为,由于诉求涉及政策因素,目前仍难以妥善解决。特别是珠三角毗邻港澳,一些境外组织千方百计插手利用企业群体性事件,极易使个性问题转化为共性问题,局部性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从而大大增加了 5
567 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我省政法部门参与解决劳动争议预防和处置由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情况报告”,内部稿,2005年。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广东省公安厅联合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管理研究”调研资料,2004年。7 广州市司法局:“广州市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工作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内部稿,2005年。预防与处臵的难度。
企业群体性事件的上述态势与特点表明,经济转型期劳动纠纷的发生以及由此诱发的企业群体性事件情势严峻。虽然企业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经济权益受到侵害所致,行为者的直接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劳动者自身的权益,然而因其采取的往往是非法的行为方式,对社会正常生产与生活秩序破坏力极大,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突出因素。
二、企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现阶段企业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与企业雇主和劳工队伍的结构、素质有关,更与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调整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进程密切相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分析。
(一)用工单位(雇主)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漠视劳动者权益
发生在国有企业的群体性事件,多数情况都是在企业重组改制中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程度不高,职工安臵方案不落实。而在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则是人本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缺乏人性化管理。特别是在使用农民工为主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劳动法无法得到有效执行,一些企业雇主只顾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视本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不与外来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不改善劳动条件,不为劳工参投社会保险,剥夺式用工现象突出。许多企业存在加班时间过长、工作生活环境恶劣、工资低廉以及管理粗暴等问题,都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不少企业短期行为明显,一旦 4 经营不景气,首选的应对方法就是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其直接表现就是欠薪。少数雇主甚至把不断欠薪逃匿、换地经营作为生财之道。这些现象很多直接引发了劳资冲突并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劳动者的利益要求普遍提升而法律意识相对低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我国企业劳动者队伍的利益诉求、主体意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与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已不再单单是走出农村赚点钱以弥补土地收入不足的农民,正在实现从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现代化的生产链使之逐步摆脱农民的个体意识而形成以共同利益诉求为核心的产业工人的劳权意识,利益要求也随之普遍提升;与此同时由于受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劳动者群体总体上表现出法律意识不高,对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关政策知之甚少。在被企业招用时,很多没有意识到必须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一旦产生利益冲突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又容易产生急躁情绪和非理性心态,加之“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驱动,使他们常常选择了“闹事”作为向资方抗争的手段,甚至尽量扩大事态和采取过激方式向政府施压,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缺乏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既要促进和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又要关注人权并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般而言,政府通过立法、制订政策以及执法和政策的推行介入劳资之间的关系调整,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统筹协调。倘若片面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就会加剧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府将经济增 5 长作为优先考虑的发展目标的同时,在不少地方出现片面追求GDP的倾向,忽略了如何切实保护劳动者权利不受侵害,这就出现了立法与实施相悖的情况:劳动者在国家宪法、劳动法上明确享有的法定权利,在地方发展经济政策的冲击下往往被漠视而无法转化为实有权利。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引资和单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机,利用低廉劳动力价格优势吸引外资,并为此严密地控制劳工成本和劳动关系,限制工会维权作用的发挥,甚至放任企业违法用工。比如在劳工社保问题上,有的地方政府对企业采取妥协态度,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客观上纵容了企业不为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参保的不法行为。以低廉劳动力为基础的单纯经济增长发展观加剧了劳资双方关系的不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处理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关系上人本思想的缺位,是导致一些地区的劳动纠纷频繁及企业群体性事件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劳动关系格局呈现多元化而基本劳动关系框架不完善 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经济转型期。随着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快速发展,劳动关系呈现多元化。劳动合同制在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全面推开,促使劳动力的供求逐步走向市场化,建立劳动关系契约化。这种按市场规则建立起来的劳动关系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用工制度形成的劳动关系有明显的差异,它所体现的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调劳动关系不再主要靠行政手段,而是靠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劳动关系的变化,客观上要求通过立法和法的实施建立起一个反映与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能够充分协调与稳定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框架。
据国际经验和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实践,作为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框架,其内容应该涵括:劳动合同制度、市场化工资分配制度、工会组织制度、集体协商制度、劳动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 6 制度。框架内的各种具体劳动法律制度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的调整劳动关系的体系。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努力建构并逐步健全这一基本劳动关系框架。但目前总体上还不完善。
1.劳动合同制度覆盖面存在较大空白。劳动合同制度是规范、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制度,但它在我国企业中的覆盖范围有限。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专章规定了劳动合同制度,但内容规定过于原则;而颁布施行于1991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1994年《集体合同规定》均是部门单行规章,因此在立法方面,现行的劳动合同制度还欠系统完整,而运作中的种种因素更影响了这一制度的实施。2003年全国职工队伍状况抽样调查表明,全国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仅为57.1%,其中,私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30.5%,这种大量劳动关系游离于劳动合同规范之外的现象不仅使劳动关系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且法律赋予工人的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就广东的情况来说,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中事实劳动关系大量存在。将近20%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与雇用方签订劳动合同,即使签订的也大部分是一年期合同,且外来工常常只能无选择地在雇用方提供的格式合同上签名,缺乏真正自由的意思表示。我们期待将由全国人大审议的统一规范劳动合同、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能够推动劳动合同制度的全面建立与完善。
2.工资分配制度方面普遍存在“低廉劳动力价格”问题。由于现阶段劳动力市场在总体上处于供大于求的“雇方市场”状态,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作为维护劳动者工资权益的劳资集体协商工资制度,从2001年施行以来范围和力度非常有限,尚未成为企业工资的主要决定方式,在许多企业中还未真正形成市场化的合理工资制度。在珠三角,农民工打工收入 8 乔健、姜颖:《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争议和劳工群体性事件分析》,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07页。水平近20年没有实质性增长,近5年呈现绝对下降,以致2004年出现了“民工荒”现象。
3.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基本流于形式。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从2001年8月3日开始推行采用集体协商形式签订集体合同,目前全国省市两级基本建立此项制度。截至2004底,全国共签订集体合同64.7万份,涉及职工9808.7万人。但是,实际上在相当多的企业中普遍存在轻协商重签订的现象,集体协商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多数非公有制中小企业中作为协商主体的工会或劳动者力量薄弱,而立法上对区域和产业、行业层面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还缺乏规定;国有企业由于企业工资总额由国家保持控制权,因而对于工资集体协商也难以真正实施。
4.劳动监察制度力度不够。劳动监察是遏制企业违法用工的具有强制力的劳动执法手段。长期以来,由于地方政府对这项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劳动监察人员不足、执法手段单
一、处罚力度不够,劳动监察制度难以落实到位。2004年12月1日《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实施后,不少地方仍然存在人少案多、监管力量不足的突出问题。在广东,全省劳动保障专职监察员与在职职工比例约为1:20000,远低于劳动部规定的1:8000的要求,在珠三角的比例还更低。从整体上看,劳动监察执法部门未能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形成互动、协调的长效监督机制,是影响劳动监察制度贯彻执行的最主要原因。
5.解决劳动争议的渠道不通畅。首先是企业工会组织和工作滞后导致企业内部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薄弱或缺位,致使大量的劳动纠纷无法在企业内部调解解决。相关资料显示,广东省目前只有50%的外资企业和30%的私营企业组建了工会。深圳市企业 99 张建国:“积极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中挪集体谈判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内部稿,2005年。工会的组建率仅占应建企业工会的30%。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因未建立工会而无法依照劳动法的规定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一旦发生劳资冲突,由于缺乏企业内部争议解决机制,处于弱势地位的单独的劳动者个体往往自发串联起来形成与资方对恃的态势,事件极易失控。据深圳市统计,近几年发生群体性事件的企业中,只有一家企业有工会,其它均未建立工会和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其次是国家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一定缺陷。对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一裁两审”是我国独特的一项法律制度,然而实践表明这种制度存在程序复杂、衔接不畅、效率低下的明显缺陷。一宗劳动仲裁案经过一裁两审,正常情况下结案也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相较普通民事案件“两审终审制”显然增加了劳动者的讼累。同时,由于劳动仲裁委员会没有查封、扣押和先予执行财产的权限,容易造成一些不法雇主钻法律空隙转移财产与逃匿。此外,劳动争议机构受理案件范围较窄;仲裁时效不仅时间短,而且起算点不明确,这些也都影响了劳动争议解决途径的畅通。
因此,从整体上说,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劳动关系法律框架虽已初步形成,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法律实施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对劳动者的利益保护还是初步的、不够充分的,这是企业群体性事件在当前频繁发生的制度性原因。我们认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劳动关系框架本身及其运作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但完善相关具体制度需要一个过程;同时,来自劳动关系各方影响劳动关系协调的因素在短期间内不可能消失,因此,企业群体性事件在一段时间内还可能难以避免,将会持续发生,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1010 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我省政法部门参与解决劳动争议预防和处置由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情况报告”,内部稿,2005年。
三、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
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以人为中心;政府的管理,首先以人与人和谐共存为出发点。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新发展观,强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城乡之间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劳动者权益与劳动关系问题引起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劳动关系是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关系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要社会关系。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完善基本劳动制度与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劳动关系和谐,遏制企业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为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思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以劳工为本、赋予企业用工自主权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与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基于经济转型期强资本弱劳工的劳动关系现状和中央政府在调整劳动关系方面的公共权力职能,我们认为,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应建立在协商的基础上,涵括两个层面上的协商机制。
(一)政府与工会和雇主组织的三方协商机制
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基本劳动关系法律框架的形成及实施,需要以三方协商机制为依托。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现阶段“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宜以中央政府召集工会和雇主组织,从源头促进政劳资三方协商机制建立完善,以出台劳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三方会签文件和政策等形式,调整和解决劳动关系和劳工政策中的重大问题,”笔者表示赞同。同时认为,选择三方协商机制为协调劳动关系之主要模式的意义在于:其一,这一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关系决策制衡机制。通过政劳资 1
乔健、姜颖:《市场化进程中的劳动争议和劳工群体性事件分析》,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三方的对话交流,对调整和解决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提供建设性意见并取得一致,可避免立法执法与推行政策中的偏向,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劳工政策执行中不恰当地偏袒资方的行为;其二,三方机制的建立,有利于运用国家职能,及时反映市场经济下劳动关系方面的立法要求并将之上升为法律法规,使国家与地方立法更具科学性、公正性与前瞻性,促进劳动关系法律框架和各项具体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其三,三方机制基础上形成的法律法规以及劳工政策,因其获得劳资双方的一致认同而更具普遍拘束力,有利于在现实生活中贯彻执行,充分发挥其规范与调整劳动关系的作用。在我国,1996年海南省率先建立了劳动关系三方机制。2001年8月,国家一级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正式建立。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建立了省一级三方机制。市(地)三方机制的建制率94.11%,县(市辖区、县级市)三方机制建制率53.53%。目前的关键问题是三方协商机制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并未真正落实。为此,要充分认识三方协商机制的重要性以提高建制率,同时不断完善三方机制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使之固定化、制度化,充分发挥作用。
(二)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制度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过劳资关系紧张、工人怠工、罢工事件频繁发生的历史时期。集体协商(又称集体谈判)就是在工会运动中发展形成的劳资双方自主协商、决定劳动关系事项的形式。市场经济国家为规范和调整劳动关系,逐步通过立法承认集体协商形式并将之确认为一项重要的集体劳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确立和完善,集体协商制度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将集体协商定义为: 1
212 张建国:“积极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中挪集体谈判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内部稿,2005年。“一名雇主、一些雇主或一个或数个雇主组织为一方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为另一方就以下目的所进行的所有谈判:(a)确定劳动和就业条件,和(或)(b)解决雇主和工人间的关系,和(或)(c)解决雇主或其组织同一个或数个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 可见,集体协商是工人以工会为代表,就劳动条件、待遇和保障等劳动关系问题,运用谈判形式与资方达成协议,以此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间,工人是以集体组织形式出现因而改变了单个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劳动关系不平衡的状况,取得了与雇主平等的地位。集体协商的内容涵盖了劳动关系的各方面,工资协商是集体协商的核心内容,同时包括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劳动条件、劳动保障等,以及履行劳动合同中所发生的劳动争议。其所解决的劳动关系,既包括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雇主、雇主组织与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此意义上,集体协商充分体现了劳资自治原则,是劳资双方平等协商,自主协调劳动关系的机制。它不仅使劳动者的权益在不引发劳资双方冲突的情况下得以实现,而且雇主方面也可以避免因冲突发生而遭受损失,有利于劳资双方共同发展。
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的不稳定迫切要求尽快改变集体协商推进缓慢、制度不全的状况。这就要求中央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这一制度推行的力度。挪威是一个实行集体协商制度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其经验表明,国家在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与推行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国家的作用在于运用公共权力建立一个集体协商基本框架,平衡劳资双方关系,使得集体协商对话顺利进行,并通过政府实施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对集体协商机制的运作产生相应影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为此要 1
313 转引自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14 [挪威]嘉博:“合作与集体协商——挪威劳动制度概况”(在“中国——挪威集体谈判研讨会”上的发言),2005年。客观审视我国集体协商制度的立法现状并努力完善;同时,政府应利用所拥有的公共行政权力与资源,为集体协商制度在实际中全面推行创造条件。
1.完善关于集体协商制度的立法。在我国集体协商作为一项基本劳动制度,与集体合同制度一起确立,同时推行。1994年7月颁布的《劳动法》设立了“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专章,规定了企业职工一方可以与企业就劳动报酬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这是在立法上对劳动者集体协商权的确认。同年12月,劳动部颁发了《集体合同规定》,对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施行作了具体的规定。2002年12月,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工资集体协商办法》,对集体协商签订工资协议作了专项规定。可以说,集体协商是我国立法上确立的一项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制度。但由于它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主要规定于集体合同法规之中而未制定专门的法规;协商事项也限于集体合同而未覆盖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比如说雇主、雇主组织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因此,立法上还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集体协商制度。集体协商就其实质意义讲,不只是解决工资及劳动条件,它是劳资双方协调、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机制。当然,受制于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选择劳动合同、工资事项为切入口推进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实际;但要从根本上建立集体协商制度并使之成为协调劳动关系的有效机制,还必须从具体法律制度设计上进行完善。我们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制订关于集体协商制度的专门法规。当前,为解决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在未建立工会组织的中小型企业中的推行障碍问题,还必须及时填补关于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立法空白。
2.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培育集体协商机制中的劳权主体。集体协商中通常以工会为劳权主体代表工人行使集体协商权。企 13 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健全直接关系到集体协商机制的形成以及作用的发挥。珠海松下马达有限公司的经验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1993年该公司刚成立时并无建立工会。1995年便因工资问题引发劳动纠纷导致企业停产。事件发生后市总工会参与协调解决了纠纷,并帮助工人组建了工会。之后十年来,该公司坚持每月一次劳资协商会议,凡涉及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劳动条件等一切劳资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均列为协商内容。不仅工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企业的效益也逐年提高。公司规模从原先的1000人扩大到现在近3000人,产值更是成倍增长。实践证明,建立健全工会组织是形成集体协商机制的必要条件和有力支撑,解决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的缺位与薄弱现状对于普遍推行集体协商制度至关重要。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一方面,充分发挥产业和行业工会的作用,由产业和行业工会代表这些企业劳工履行集体合同的签订,以及对涉及劳资双方关系的重大事宜进行协商;另一方面,运用宣传教育等形式增强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并凝聚劳动者力量,逐步在这些中小企业中建立起工会组织,以此促进集体协商机制在各类企业中普遍建立。
3.加强对企业的劳动监察,提升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目前,在劳资双方力量明显不平衡的条件下,首先,要加强对企业的劳动监察,这不仅为制止雇主非法用工、保护劳工权益所必需,而且通过劳动监察的强制施行,强化国家法律的教育、指引、规范作用,使雇主逐步确立自觉守法、尊重劳权的平等法律观念。其次,要注重发挥雇主组织的作用以及通过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弘扬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价值取向,树立尊重、合作等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考察那些集体合同和集体协商实行得好的企业,有一共同点,都是把对人的尊重作为企业信守的价值原则,承认每个劳动者作为人的价值与尊严,把劳资双方对 14 话、合作视为企业发展的基础。这说明,帮助企业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于企业认同和参与集体协商机制至为重要。再者,针对目前有些企业雇主拒绝以集体协商形式签订集体合同的行为,需要尽快通过相关立法明示其行为后果并落实行政制裁措施,为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行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
4.以推进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建立健全集体协商制度的着力点。集体合同与集体协商密切相关,集体合同是集体协商的一项重要内容,集体合同的签订是集体协商的成果;集体协商则是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的商谈形式与过程,两者是实体与程序的统一。可以说,集体合同制度的推进就是集体协商制度的实践与完善过程。为此,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推行集体合同的签订,另一方面要注意纠正以往普遍存在的重签订轻协商的做法,避免集体合同的签订与集体协商脱节。我们认为,在集体合同的签订、履行、监督与争议处理过程中充分体现集体协商原则,将集体协商机制引进和贯穿于集体合同签订与履行全过程,应该成为下一步在各类企业中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使得集体协商机制随集体合同制度的推进得以建立健全,并在协调劳动关系的实践中逐步覆盖到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
四、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劳动争议处理,是及时公正解决劳资矛盾、消除隐患、协调与稳定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因而,改革和完善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积极疏导与缓解劳资冲突和纠纷,将所发生的劳动争议尽可能地纳入并消解在这一机制中,可以最大限度地遏制企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处理劳动争议的方法可以说是个多元程序系统。根据劳动法的规定,主要有企业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 15 可以协商解决。结合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现状逐一比较上述几种形式,当前应该重点加强企业内部调解机制的完善,并辅以民间调解方式;同时加紧从立法上改革和完善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
(一)完备劳动争议调解机制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是我国劳动法上规定的解决劳动争议的企业内部组织形式。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和工会代表组成,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相对而言,这种调解的方式简便易行,从及时化解冲突、避免矛盾激化的意义上讲,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是防范企业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但目前采用这种方式解决劳动争议欠普遍,主要原因在于:关于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劳动法上并没有作出强制性要求,相关条款的表述是任意性、选择性的,因而在不少非公有制企业中没有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再者,依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并非法定必经程序。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由于企业内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缺失或弱化,使得不少劳动者在争议发生后直接走向仲裁,或撇开法律程序采取非理性手段,以至个别争议演化为群体共同诉求而酿成群体性事件。我们认为,为了尽量把争议解决在企业内部,政府有必要对此加强指导,凡有条件的企业一定要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同时,建议立法上对具备一定规模(比如一定工人数量)的企业,作出设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强制性要求,促成企业形成自身的调处劳动争议的有效机制。
在目前大量的中小企业未有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情况下,可充分发挥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主动受 16 理区域内的劳动争议;在一些中小型企业高度集中的产业区和工业园,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专门处理劳动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直接地把当地企业发生的劳动纠纷化解在基层。比如东莞市政法综治部门协助相关部门在村一级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办公室,及时有效解决了多宗劳动纠纷。此外,在有产业行业工会和雇主组织的地区,可尝试设立产业行业性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二)改革与完善劳动争议处理的仲裁与司法机制 1.加强劳动仲裁和审判组织机构建设。针对目前仲裁机构案多人少,影响裁决质量的局面,应着力加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建设,充实仲裁员队伍,提高仲裁员职业化、专业化水平,以强化劳动仲裁能力;在审判机构方面,为适应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专业性要求,避免以民事审判的思维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局限性,建议在劳动争议案件多发地区,建立劳动法院或设立劳动法庭。目前,深圳市正在参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模式筹建劳动法庭,这一改革措施值得借鉴和推广。
2.改革现行先裁后审的仲裁前臵制度,实行“或裁或审”和“一裁终局”。现行的仲裁前臵原则,不仅导致劳动争议处理时间长,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且由于诉讼、仲裁两套法律救济系统的重叠和抵触,造成社会资源的耗散和浪费,应当通过立法进行改革。当前,为了解决快审快结、及时执行的问题,有的地方法院采取主动提前介入仲裁阶段掌握案情的做法,还有的地方党委在文件中提出人民法院可参照相关规定进行劳动争议仲裁期间的诉讼保全。笔者认为,采取一些较为灵活的变通措施以弥补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缺陷,是更好地发挥法律机制保护劳动者权益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但是,凡涉及国 1
515 中共广东省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我省政法部门参与解决劳动争议预防和处置由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情况报告”,内部稿,2005年。家基本司法制度的变革,必须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由国家立法推进,避免与基本法律相抵触,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五、健全企业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
2001年以来,根据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意见》和公安部《公安机关处臵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各地都建立起了以综治委为领导的预防与处臵机制,各级公安机关也都制定出预警工作预案。预防与处臵机制的建立使一些地区的企业群体性事件得以有效遏制,如广州市2004年发生的企业群体性事件已呈下降趋势。起因于劳资冲突的企业群体性事件具有区别于其它类型群体性事件的特殊性,这类事件频繁发生,在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占相当大比例,所以,应把企业群体性事件作为预防与处臵群体性事件机制的重点,针对企业群体性事件建立专项预警处理机制,作为整个社会群体性事件预防处臵机制的一个子系统。
(一)建立预防处臵企业群体性事件的部门联动机制
由综治委牵头,建立起各行政部门、有关单位协调参与的预防与处臵企业群体性事件的联动机制。由劳动与社会保障、工商、安全生产、民政、工会等与劳动关系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与社会组织以及担负社会治安管理职能的公安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加强信息收集、反馈、分析、处理,定期对各类企业中的不稳定因素进行分类排查,确定应对措施,以彻底改变过去存在的预防靠劳动保障部门、现场处臵靠公安部门“单打一”的状况。
(二)严格责任追究制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广东省公安厅联合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安管理研究”调研资料,2004年。严格实行劳资冲突的属地解决原则。大量的实例表明,很多企业群体性事件酿成的起因皆源于劳动者利益受到侵害后,寻求正常途径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未获重视和解决所致。我们认为应该严格属地化管理,将劳资冲突解决在基层,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企业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发生。应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出于利益考虑或管辖权重叠交叉等原因而互相推诿,不亲力亲为,不及时解决企业劳工利益受侵害问题的领导以责任约束。在严格的“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前提下,加重领导者的责任意识,才能不因他们懈怠、推诿或违法违纪而引发、激化企业群体性事件。同时,将责任追究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建立新的政绩评价体系。用这种新的政绩评价体系,弥补原有的仅注重GDP等量化政绩而忽视对潜在问题的防范和解决之政绩评价体系的缺欠,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去掉短期政绩意识而树立长期政绩意识,积极主动地防范与妥善处理企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在事件处臵中坚持与突出协调原则
企业群体性事件属人民内部矛盾,一旦事件发生,在处理上应坚持协调为主的公共行政原则,使劳工合理的诉求通过协调得到解决,事态得以平息。特别是事件尚处于酝酿过程或刚出现苗头的阶段,或者是在企业内部聚众表达共同诉求(比如采取怠工、罢工)而未出现偏激行为的,一定要坚持协调原则,以教育、疏导、劝阻等方式协调劳资双方对话解决矛盾纠纷。要防止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受传统行政观念影响,不区分事件的起因、人数、规模与性质,只因事件参与者言行过激而动辄要求出警抓人,靠打压平息事件的不当做法。因为这种做法的结果只会激化矛盾,扩大事态;或者虽然能使事件暂时平息下去,但事后很容易出现反 17参见王金沙、陈敏:《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及处置》,《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64页。弹。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要从根本上防止企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进一步考虑把罢工立法列入议事日程,把劳动争议中工人自发的非理性的群体行为转化为自觉的理性的合法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这样,更有利于从制度上、根本上化解矛盾,减少或消弭企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从而有利于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18 18 参见王金沙、陈敏:《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及处置》,《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65页。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
■事发经过■
11月3日凌晨5:30,我市主城区部分出租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少量出租车的顶灯和顶盖被敲打,出租车驾驶员由于担心自身和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运做法,给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带来不便,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妥善有效处置。3日下午开始,市区内出租车陆续恢复营运;到11月4日晚12:00,主城区出租车基本恢复正常营运,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截至昨日上午8:00,主城区的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营运。
■停运原因■
崔坚表示,引发这次出租车停运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今年以来,全市32家出租车公司擅自决定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每日增收管理费(也就是“份儿钱”)50元至70元,由此全年将增加驾驶员负担2万元以上,从而减少了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其次,出租车驾驶员认为出租车起步价等较低;
第三,是出租车加气难,等时过长;
第四,“黑车”非法营运,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
■处置措施■
停运事情发生后,市委书记***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各种原因,提出了处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处置意见。
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王鸿举市长正在国外考察)、副市长刘学普、凌月明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市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责成市交通、市经委、市公安、市物价等相关部门形成快速处置方案,与运营企业及出租车协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置措施,从五个方面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置:一是全力做好停运期间的运输保障。及时加强对停运期间主城区客流情况的监控,重点加大出行高峰期公交车发车密度,在一些客流量较大的主干线路,投入部分机动运力保障市民顺利出行;二是立即纠正各出租车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费的错误做法,将管理费标准降至原有水平。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也表示坚决拥护市政府提出的这一解决措施,承诺对出租汽车免除当天管理费、承担车辆毁损维修费用等多项举措,积极做好驾驶员的引导和鼓励工作;
三是经与国家天然气有关部门协调,从11月4日起,重庆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的供气量,以缓解“加气难”问题;
四是加大打击“黑车”的力度,继续保持打击“黑车”的高压态势,规范出租车经营环境和营运秩序,切实保障合法经营者利益;
五是加强监管,在主城区统一设置了25个交通执法点,对阻挠正常营运的不法分子予以打击,抓获了部分击打出租车顶灯和顶盖的不法分子,及时进行教育训诫。/
5四个配套举措防止类似事情发生
崔坚说,尽管事情已经平息,但为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市政府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确保出租车公司已经作出的承诺兑现到位,减轻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
二是大力推进加气站的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
三是对现行的出租车营运体制进行调研,推进运营体制改革。
四是此事的发生,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南京周久耕事件:“说起周久耕事件,我们觉得这和一些网友关注周久耕的所做所为、对他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是分不开的,所以还要感谢我们的网友。”徐安表示。他认为:网民对一些腐败的官员、对一些社会不公平的事情进行监督,也表明群众法制意识、监督意识日益提高,“这是个好事”。
但徐安同时强调:“作为我们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查处案件比较依据事实,必须要有证据,不能够仅凭网上的一些议论、一些传闻,就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就信以为真,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他介绍,“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网友的监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纪委启动了党内监督的程序,调查发现了他的违纪问题,又移交给检察院。检察机关经调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证据,最后确认他受贿、贪污一百多万。“依据这个事实、证据,我们才对他进行判刑。起诉书上写的那些事实,并不都是网友们议论的,网友并不了解这些。”
“所以,网络舆论监督还需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比如说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都建立了网上举报的网站,也希望网友们有线索和有需要投诉的问题,通过网络进行专门反映。”徐安表示。[
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阻挡,或作为“反腐利器”一味推崇,都有失偏颇。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如果纪检监察机关仅为树立“严查快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洪水猛兽”和“反腐利器”
2008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监督年”,由网络监督引发的反腐倡廉热点事件不断曝光,网络对党员干部的舆论监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发挥了其他监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同样也曾因“周久耕事件”引起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监督工具像网络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可以为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司法部门提供大量而直接的监督线索,也可以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动职能部门积极作为,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
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如何应对“仇贪仇腐”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在网络曝光后,由于情节恶劣或当事人身份特殊等原因,网民群情激愤、反响强烈,在很短的时间内掀起舆论讨伐的高潮,从而引发网络监督热点事件。在涉及热点的跟帖、评论中,除了大量的举报线索和意见建议外,也夹杂着一些偏激的言论、极端的观点甚至是恶意的诽谤。如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占了上风,迅速蔓延,原本正常的舆论监督就有可能演变成非正常的群体舆论暴力。
对网络监督热点事件,既不能“避、拖、捂、护”,迟迟不予正面回应;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听风就是雨,先入为主,草率表态,随意定性,放弃冷静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严格执行程序,依法办事。妥善应对网络监督热点也不例外。如果一味迎合“仇贪仇腐”的激愤情绪,快意恩仇,枉法行事,不但违背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甚至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周久耕事件”发生后,面对网民激愤的情绪和质疑,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严格按照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规定程序初核,并采取免职的组织措施,进而立案调查、“双开”,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严格依纪依法办事,使周久耕案件的查处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网民的一致认可。一些专家认为,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以“不隐瞒”应对“山寨”信息
处置网络监督热点事件,争取时间极为重要。网络舆情出现异常苗头后,纪检监察机关要与组织、宣传、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被曝光后,引来大量的跟帖和热议,网民期待了解真相,尤其是利用“人肉搜索”,将一些“山寨”信息发到网上,往往使问题愈发扑朔迷离,更加激起其他网民对真相的渴求,很容易引起炒作。这种情况下,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组织力量核查,及时查明真相。只有不隐不瞒、实事求是地还原真相,让网民得到真实、透明的信息反馈,才能止住不实传言,获得理解和认同,避免节外生枝和事态恶化。
网络披露的问题往往错综复杂,并参杂着较多的感性成分,对当事人所涉问题的定性处理尺度很难把握,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纪检监察机关把政策性、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违纪性质,综合考虑违纪情节、违纪后果和认错态度,作出恰当处理。对“周久耕事件”的处理,如果当时纪检监察机关仅仅为了树立所谓“严查快处”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的表象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本人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提升网络举报平台公信力
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这么高的比例,除了网络监督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现有网络举报在内的各种举报,还存在渠道不畅、效率不高和处理不规范等情况,各职能部门要提升网络举报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使法定网络举报平台的特殊优势得到切实发挥。
南京市纪委监察局2002年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网络举报,并不断拓宽和完善网络举报的渠道和方法,先后在南京纪检监察外网设置了“信访举报信箱”、“纪委书记信箱”和“监察局长信箱”三个网络举报平台。“周久耕事件”中,在网络对其贵烟名表进行热炒的同时,很多群众也通过网络举报信箱提供了大量具体线索,为我们快速查清周的违纪违法事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网络监督”的制度化保障
由于网络监督目前缺乏法律规制,网民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网络监督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其大众化和匿名性的特点,在监督权力行使主体、揭露腐败现象的同时,容易造成不良信息的迅速传播,甚至侵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因此,网络监督走向成熟理性,还有一个过程。
越是正义的行为,越要秉承节制理性的方式,遵循制度路径去履行监督权利和职责。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明确网络监督的基本原则,网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保证等等。通过制度规范网络监督,保证网络监督在法制化轨道上健康发展。(本报记者马昌博、鞠靖摘编整理)深圳林嘉祥事件:
处理:交通运输部党组2008年11月3日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经初步调查,针对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待问题查清后,按照有关规定再进行严肃处理。教训
根据交通运输部、深圳市联合调查组和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兼纪检组长、副局长林嘉祥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酒后在公共场合言辞不当,行为不检,社会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2008年11月5日,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给予林嘉祥撤销原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并发出《关于林嘉祥有关问题的通报》,要求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部党组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林嘉祥酒后言行失控的事件充分说明,当前交通运输系统个别领导干部作风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但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党的宗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要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认真查找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狠下工夫,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扎实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部党组指出,必须进一步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林嘉祥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还存在着漏洞和薄弱环 节。各级党组织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贯穿于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在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规范领导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上下工夫。既要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觉性,又要通过制度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性。要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等党内监督制度;针对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干部监督等制度。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组织、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监督。
部党组认为,必须全面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林嘉祥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态度粗暴,工作方式简单,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上存在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大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把关注民生、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党风政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心系百姓冷暖,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和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对执法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有效解决粗暴执法、执法犯法等问题。要进一步畅通群众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渠道,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进一步加强对舆情的跟踪分析研究,健全重大舆情应急处置机制。
部党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做改进作风的表率。林嘉祥事件表明,领导作风的实质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不论党龄多长、职务多高,决不能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决不能因为个人的言行举止而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切实增强公仆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带头深入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解放思想、带头剖析检查、带头整改落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做改进思想作风的表率;坚持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做端正学风的表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改进工作作风的表率;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改进领导作风的表率;坚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做改进生活作风的表率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
随着各项政策、法制宣传力度的加大,群众的政策意识、法制意识也相应增强,特别是自我保护意识相对增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也引起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目前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么,领导干部究竟如何才能正确有效处理地群体性事件?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群众,客观分析矛盾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前提。要认真分析和面对四个问题。
第一,在社会变革的环节中,如何认识群众,如何面对群众,如何善待群众。总的来讲应该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实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社会变革过程中对维护稳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出现了“企业民营化、管理社会化、工作自主化、人群流动化”等新特点,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问题日趋增多。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压力最大、最感头痛的问题。因此,要做好社会变革时期的稳定工作,我们就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第三,是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今年元月至6月,保靖全县共发生群体事件8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二是参与人数越来越多;三是矛盾性质越来越严重,已出现三个转化,即由自发性向有组织有目的成规模转化;有序性向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转化;逐级上访向越级群访转化。
第四,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点。在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中一般都有幕后操纵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基层组织因职能弱化而显得无能为力,基层组织一无资金,二无权力,对于有些群众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无法表态拍板,而群众又不达到目的不听劝说和解释,坚持要群体上访,这样自然给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了许多难点。
二、找准症结是做好群众性工作的基础。
当前制约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解决群众性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不断地调整各方面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所难免带来一系列矛盾。二是加快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抓住最后一根绳的人们在思想上、心理上、情绪上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被动和失衡,难免带来一系列新矛盾。三是群众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因干部作风不实,方法不当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致使矛盾升级。
三、把握原则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关键。
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担负的工作与党的历史使命联系起
来,正确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认真把握工作原则,真心实意为民排忧解难,实现好人民的切身利益。
一是群众利益第一原则。任何情况下,基层干部都要牢固树立“万事民为先”的群众观,要象郑培民那样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办任何事情都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推进具体工作,也要采取群众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最大可能地实现和维护好群众利益。
二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吃透精神实质,认真研究实情,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要反对唯书、唯上、不唯实的做法,也要反对借口不符实际,延缓党的正确政策的贯彻,做到上情与实情相结合,党的主张与群众愿望、群众能力相统一。
三是宣传示范原则。做好基层群众的宣传教育,一定要突出针对性,扩大覆盖面,强调实际效果。要采取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群众接受的方式,切忌生硬难懂、简单说教。在推进一些根本上有益于群众,但群众一时又难以理解或认同的工作时,一定要用典型引路,用事实启发,不能一味埋怨指责,甚至强制推行。
四是方便及时原则。群众工作无小事,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基层干部解决不力或不及时,群众就有看法,就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对群众反映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分析,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能办的马上就办,一时不能办的要给群众一个明确的时间,不可能办的也要给百姓解释清楚。
五是真情实感原则。要用亲人般的感情去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出现后,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干部做得对不对,不能老想着我们的干部是否受了委曲。各级领导干部只要凭着良心为群众办事,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情,群众也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和拥护干部。
六是诚实守信原则。做好农村基层群众工作,基层干部说话办事一定要讲信用,做得到的就讲、就承诺,做不到的决不能欺骗群众,求得一时的满足。群众最讲实际。党的组织和干部只要失信群众一次,党群干群关系就会疏远一次。失去群众的信任,我们的任何工作将一事无成。
四、找准着力点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要提高干部服务本领。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基层干部有电筒、雨伞、统统靴“三件宝”就能走遍天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三件宝”再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是信息、政策、法律、科技。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根据群众所需,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在当好“六员”上下功夫,以满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二要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精力应放在帮助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上。广大基层干部,要遵循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帮助农户找准项目,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通过各种渠道落实发展启动资金,切实帮助农户尽快富起来。
三要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大多是平时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热难点问题解决的好坏,往往又是群众评价党组织和干部是否真心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尺度。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的解决,让群众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中感受党的宗旨,体现党的温暖,增进与党的感情。四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保障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深化改革是大势所趋。诚然,改革进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会导致部分群众经济利益受损。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要改进工作作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切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五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基层组织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优先依靠力量。因此要选配好基层领导班子,对于素质低,群众不拥护的要予以调整或撤换,同时要下大力气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使其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
六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当前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宣传与入村入户宣传相结合,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克服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引导群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五、掌握方法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抓手。
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矛盾的根源上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为有效预防和正确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联系近年来我县发生群体性事件谈些看法。
(一)解决群体性事件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要坚持“三可三不可”总体原则。即:“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二要掌握“二十字”基本要求。即:“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
三要建立“三早”预警处理机制。即: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坚持“三早”就可以防止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处置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把影响和损失减少到最低。
四要遵循六项工作制度。包括情报信息网络制度、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五个一”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重大问题采取“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办法解决)、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制度、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制度。五要采取经济、教育、法制“三种手段”。经济、教育手段是基本手段,法制手段要严格按照
有关程序运作。
(二)解决群体性事件几个具体环节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关于领导出面疏导的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群众的目的就是见领导,求得问题解决。领导出面疏导,是平息群体性事件最主要的手段。目前,多数领导不肯见群众,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赌气不见,一种是怕见,一种是摆架子不见。群众急于见领导,领导就是不见群众,无论哪种情况,共同后果都是引发群众更大不满。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把群众要见领导当成送上门来的思想工作,敢于面对群众,善于说服群众,带着感情、责任主动去做疏导工作。切记不能摆架子不见群众,不能和群众斗气,不能派不能答复和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不能派没有经验的干部去处置,不能等到群众闹得不可收拾时才硬着头皮去见。
二是关于消除事件诱因的问题。预防和平息群体性事件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消除事件的诱因上,靠压、靠哄、靠拖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涉及群众利益问题上,正确决策、落实政策是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因此,要消除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一方面,在决策时和工作中避免伤害多数人的既得利益,千万不能老是打群众的主意,一定要以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为衡量标准。同时,在政策原则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
三是关于防止事态反复的问题。大量事实证明,事态平息后的工作与事态平息工作同等重要,“重处置,轻善后”是酿成大事件的严重教训。因此,做好善后工作是处理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环节。第一,对在处置中承诺群众解决的问题,要兑现政策,尽快落实,取信于民,息事宁人,不要久拖不决又闹起来;第二,要深入群众中做工作,消除误解;第三,对可能出现事态反复的不安定因素,要十分敏感,采取措施,及时化解。
第四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群体性事件处置办法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实施办法
一、目标任务落实“三个到位”,实现“四个确保”;
1、畅通信访渠道工作到位,确保不因信访工作引发一起赴州赴县涉法上访事件出现;
2、排查调处措施到位,努力将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全乡范围内不出现民转刑案件发生、群体性、重大刑事案件发生;
3、将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队伍培训到位,全面提升该队伍建设的专业素质,确保矛盾纠纷参调率达98%以上,成功率达98%以上;
4、创新新形势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用和谐的理念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确保群众满意率达96%以上。
二、主要措施
(一)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
(1)村综治信息员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及时了解、分析辖区内的矛盾纠纷发生动态,掌握其不稳定因素,特别掌握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不稳定因素。
(2)严格实行村3天一排查,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7天一排查制度。由司法所主持每月底召开一次调解工作调度例会,通过例会汇总矛盾纠纷排查情况,沟通调处信息,交流调处经验,协调解决矛盾纠纷调处中的实际问题。将排查出来的各种问题,乡司法所、村综治信息员及时登记汇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遇到复杂的矛盾纠纷要求以书面材料形式上报。
(二)构建矛盾纠纷调处网络
按照“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原则,做到七级到顶,四办(所)到边,从村到乡实行“七级”“调防员”制度,从“一级”到“七级”分别是村综治信息员、村主要领导、驻村干部、挂村领导、分管领导、综治办主任、乡主要领导。将村综治信息员作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不得随意越级,要求一般民事纠纷到驻村干部处结案,较大案件(事件)到乡综治办主任处结案,将所有案件(事件)控制在乡内解决。四办(所)到边,司法所、信访办、警务站(派出所)、维稳办四个办公室具体工作中按照各自的职能抓好工作落实,做到既分工又合作,在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协调下,与七级“调防员”形成互动联合,确保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有效解决,严防矛盾纠纷死角出现。
(三)强化矛盾纠纷调处职能
层层开展调查摸排,及时梳理矛盾纠纷、治安乱点和突出治安问题,健全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不断强化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五大职能作用:一是受理分流职能。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接到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案件(事件)应将该案件(事件),按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领导意见,立即交接给有关职能部门或单位。二是组织协调职能。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时,应视纠纷大小组织协调相关调防员与相关站所配合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三是督办职能。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主任将反映问题按“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签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并限期做出处理,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由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阳光办事栏内将案件
公布,内容包括责任单位、责任人或责任领导、结案时间。四是回访职能。对每起调处案件(事件),按纠纷的大小和复杂性,按小、中、大划分,分别在一个月、一个季度、半年内由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工作人员做好或指派专人做好定期回访工作。五是建议职能。对因工作极不负责任或严重失职造成重大后果的单位,乡矛盾调处中心有责任向乡党委政府或上级有关部门建议在年终考评时对该单位实行“一票否决”。
(四)规范矛盾纠纷调处程序
(1)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其他调解组织调处的矛盾纠纷,除可以使用简易程序调处的只作调处登记外,都必须规范调处程序,认真登记台帐,仔细调查取证,反复组织调处,健全调处案卷,按要求及时回访并督促调处协议履行到位。
(2)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其他调解组织调处的矛盾纠纷,都必须形成书面调解协议。协议书必须注明下列事项:①纠纷当事人的基本情况。②纠纷的简要事实,争议事项及双方应承担的责任。③纠纷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④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⑤纠纷当事人签名,调解主持人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的公章。
(3)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其他调解组织的工作的工作人员都必须秉公依法调处矛盾纠纷,不得徇私枉法;不得对当事人压制、打击报复;不得侮辱、处罚当事人;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不得接受当事人的宴请或礼物。
三、工作要求
(一)加大领导力度,精心组织实施
由乡党委副书记泽仁扎西同志任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主任,乡司法所吴一卯同志担任副主任,洛伍七扎(分管信访工作)、泽仁扎西(分管维稳工作)、王子(分管乡警务站工作)为副主任,乡司法所、维稳办、警务工作站、信访办为成员单位。中心下设办公室,由乡司法所吴一卯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做好乡司法所、维稳办、信访办、警务站等相关群众来信、来电、来访接待登记工作以及对村综治信息员上报的各种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困素进行登记,并及时送交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相关领导签阅,群体性、突发性重大社会矛盾纠纷交乡主要领导签处意见后,由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组织抓好落实。对不属于本中心职能范围内问题,由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办好交接,并跟踪落实。
各村、各负责人严格按照本实施办法做好本辖区内的排查调处工作,不谎报、瞒报、漏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成绩突出的村即“四无”村:无群体性事件、无民转刑案件、无重大刑事案件、无涉法上访事件发生。
第五篇: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
华工发[2011]56号
华池县总工会2011年开展群体性事件
工作总结
今年来,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应急管理工作的要求,为及时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华池县总工会把应急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多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研究对策、拟定预案,并积极地配合相关部门处置涉及我单位职能范围内的各类突发性问题和群体性事件,为维护我县的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方案
华池县总工会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成立了一把手负总责的应急工作专项领导小组,明确了第一责任人和分管领导,明确了专职工作人员,落实了应急工作经费。把及时、稳妥地处置好各类突发性事件当作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对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前做好应对的预案,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人员,落实责任,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
二、健全工作制度,落实工作责任
建立突发性事件快速反应机制,要求单位必须畅通信访信息渠道,及时掌握信访动态,保证通讯工具24小时开通,对重大信访隐患问题,要落实责任措施,果断进行处置。严格执行报告制度,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迅速报告单位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同时上报县维稳办等相关上级部门,绝不允许迟报、漏报甚至隐瞒不报,对违反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继续坚持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每天安排专门的信访值班领导,方便群众来 2
访,方便领导及时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化解群众矛盾,及时处理各种上访案件。
三、排查隐患、妥善处置、防范未然
1、全力抓好应急处置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华池县总工会积极配合县维稳办、县信访局等部门,认真排查涉及各类社会矛盾和安全隐患,及时地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政策宣传,尽力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有力地维护了全县的稳定。
2、认真开展隐患排查
近年我县在拆迁安置、双证办理、房屋安全、物业管理方面出现的信访案件、热难点问题较多。为避免矛盾激化,维护县城稳定,我单位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对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上访、引发社会安定问题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组织人员多次进行排查和清理,并协同相关部门做好稳控工作,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华池县总工会
2011年11月7日
主题词:群体性 事件 工作总结 抄报:县政法委 华池县总工会 2011年11月7日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