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清华大学2018年“丘成桐数学英才班”招生办法
清华大学2018年“丘成桐数学英才班”招生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实施《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持续推动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促进具有数学天赋的青少年学生尽早进入数学研究领域实现因材施教，经教育部审批通过，清华大学自2018年起招收“丘成桐数学英才班”学生，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一、机构与原则
“丘成桐数学英才班”招生工作在清华大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丘成桐数学英才班”招生工作按照公平公正、宁缺毋滥的原则择优确定入围名单、录取名单，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并接受社会监督。
二、招收对象及申请条件
1、普通高中二年级在读学生及三年级应届毕业生。
2、爱国爱党、崇尚科学、身心健康、成绩优秀、创新潜力突出并有志于终身从事数学研究，且在中学期间表现出有数学潜质和特长的学生。
三、招生计划及专业
“丘成桐数学英才班”2018年拟招收不超过15人，宁缺毋滥，录取至“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且本科阶段不得转入其他专业。
四、申请办法
学生需进行网上报名，在报名系统中填写申请表，提交成功后请将申请表进行打印，经所在中学核实加盖中学公章，连同其他申请材料一起扫描上传，(申请材料无需邮寄)。报名网址：http://bk.join-tsinghua.edu.cn，注册或登录后选择“丘成桐数学英才班”进行报名。请按照以下要求网上填写并提交申请材料：
1)“成绩信息”需由中学审核盖章以证明成绩真实。
2)“附加信息”需逐项填写，并上传相应的证明材料的扫描件或照片。
附加信息包括：
1、数学相关特长及获奖情况;
2、高中阶段其他学科获得的省级(含)以上奖励情况;
3、高中阶段参与的科学研究、创新实践、发明创作情况;
4、高中阶段获得的校级(含)以上个人荣誉情况等。
3)“申请理由”是初审的重要参考，请认真并据实填写(限1000字)。
五、选拔程序
1.初审：我校将组织专家组对学生数学特长、平时表现、学术研究、创新潜质等方面进行评审，评审“通过”的学生可进入后续环节。
2.测试：初审“通过”的学生需参加我校组织的测试。测试内容包括：综合测试(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免试)、学科能力测试、心理测试等。测试结果将在报名系统内公布。
3.认定：测试结果优秀的学生将获得“丘成桐数学英才班”入围认定，认定结果由我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后在报名系统内公布，并按相关要求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认定结果生效。
4.确认：获得入围认定的学生应按要求进行确认并领取《清华大学2018年“丘成桐数学英才班”入围认定证明》。
六、录取政策
1.高考报名：获得入围认定的高二年级学生持《清华大学2018年“丘成桐数学英才班”入围认定证明》在所在省份进行高考补报名，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2.成绩要求：
1)入围学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除外)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参加高考，由所在省份相关部门向我校提供成绩。高考成绩(投档成绩)达到所在省份同科类本科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即达到我校录取要求(对于合并本科批次的省份，本科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相关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确定的自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执行);浙江、上海高考成绩要求另行公布。
2)入围学生中的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成员无需参加高考即达到我校录取要求。
3)入围学生应达到所在省份对此类学生的高中毕业各项基本要求。
3.录取：入围学生达到录取要求后由我校单独录取，高二年级学生不得作为应届毕业生录取到其他高等院校，具体办法另行通知。
七、重要日程
2018年3月10日-2018年3月20日，网上报名。
2018年3月27日左右，公布初审结果(报名系统内)，打印准考证。
2018年3月31日-4月5日期间，测试(具体安排详见报名系统内通知)。
2018年4月上旬，公布入围认定结果，寄送入围认定证明。
八、其他事项
1.我校将高度重视对“丘成桐数学英才班”招生的规范管理，严肃工作纪律和执纪问责。加强考核过程管理，完善招生决策机制;认真落实监管责任，加强报名、考核、录取的全过程监督。
2.学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提供真实准确的报名申请材料，若存在虚假内容或隐匿可能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实，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申请及入围资格;已经入学的，按教育部和我校相关规定处理。中学应当对所出具的材料认真核实，出现弄虚作假情形的，我校保留采取相关措施的权利。
3.我校“丘成桐数学英才班”申请及测试不收取任何费用。学生因家庭经济原因存在参试困难的，可以向我校申请资助。
4.本办法由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九、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1号，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咨询电话：010-62770334/62782051
传真号码：010-62782061
监督电话：010-62783000(学校纪委)
电子信箱：zsb@tsinghua.edu.cn
招生网址：http://join-tsinghua.edu.cn
第二篇：丘成桐：数学与生活
丘成桐：数学与生活
演讲时间：6月10日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
今日很高兴和诸位谈谈我个人成长、处世和决策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一定局限在数学的研究，我希望它对年轻的学生会有帮助。
介 绍
我首先描述一下我的家庭背景，这对于我的成长影响很大。我出生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但贫寒的家庭。我的父亲曾担任几所大学的教授，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我的父亲做了很多哲学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过，他大学时的专业是经济学，并在崇基学院讲授经济学课程。他也曾经在朋友的赞助下尝试创办银行，但以失败告终。在我14岁时父亲英年早逝。我们全家顿时陷入极大的困境。这段经历使我认识到资源对于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重要性。
我们家一共有8个兄弟姊妹。父亲去世后，照顾家庭的重担落在我的母亲和姊姊身上。父亲的去世和家庭遇到的困难对年幼的我是很大的震撼。这时候，母亲和姊姊作出了对我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让家中年幼的孩子在学校继续读书和完成学业。
但是，这也意味着母亲和姊姊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的舅舅曾受过我的父母的抚养和帮助，他的家境还算小康。他提出要帮助我们家从事养鸭子谋生。但他的条件是：所有的孩子必须放弃学业。母亲对我们的未来有更高的要求，拒绝了她弟弟的建议。在这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她的信念和忍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我得到政府奖学金的资助，我在闲暇时还须靠辅导学童挣钱。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我却学会如何去应付这些困境，并从中取乐。我知道我必须在学业上出人头地，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条不归路。我必须有所作为：为我自己和我的家人走出一条康庄大路。不成功的话，就没有前途了。
严峻的现实促使我成熟和坚强。我认识到我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父亲去世前，我从未有过这种经验。父亲是家庭的领导者，他健在时我们丝毫不担心自己的未来。但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再不靠自己就没有希望了。
苦难与成熟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经验，是为了说明经历过不幸之后，人们往往会变得更加成熟。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本该拥有辉煌前程的人却最终被困苦的生活压垮，但是也有很多著名的伟人在克服困难之后取得成功的故事。
让我举一个我熟悉的例子。就是伟大的中国数学名家周炜良（1911年-1995年）。周炜良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学习。学成归来后，开始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继而管理他的家族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他的财富，他决定重新回来做数学研究。他搬到普林斯顿居住，并向一位著名数学家所罗门·莱夫谢茨学习。在这段时间里，他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代数几何学中有许多成果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大部分著作将会永载史册。
历经苦难最终导致伟大发现的过程，非常类似于打磨钻石。苦难让人成熟和进步。它教会人们如何快速作出正确的决定。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没有时间改变自己的决定，甚至没有时间犹豫或者后悔，所以做决定时往往得依靠我们的经验。翻开史册，我们发现企业或者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有过艰辛的磨砺，往往能够比一般在优厚环境中长大的领导者更胜一筹。
在教育方面，我觉得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以及应对艰难情况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学生应该主动学习丰富的知识，而教师应该尽量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和咨询的环境。因此我组织每周约9小时的学生讨论班。我要求我的学生阅读一些可能与他们的论文课题并不直接相关的文章，包括一些超过他们当前学识的高深课题。
报告各自领域之外的困难文章让学生们备受挑战。但读懂了这些文章之后，他们会有质的飞跃。对某些课题甚至会比我有更好的理解。有些学生则试图欺骗和隐藏他们的无知，这些学生通常无法真正掌握推动学科进步思想的精髓。我相信我们如果不理解前人如何开创学问的蓝图，我们将会难以提出自己的创见。我相信这种经验并不局限于做学问：在社会上做事或者经营企业，假如没有亲身经历过挑战，就会缺乏经验，而难以施展才华。
困难的环境可以令人变得更加成熟。但是反过来说，长久的为生计奔波，对学者的成功却可能是有害的。毕竟，学者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成长和发展，才能完成有深度的成果。我观察到历史上的伟大数学家之中，顶多百分之五的人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身处穷困。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在百战之余，都需要休养生息，才能成长。
建立目标
要成为一个大学者，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宏大而有意义的长远目标。这个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要确保在我们追求它的道路上，即使遇到挑战，我们也还会感到愉悦。我本人的目标就是在数学研究上有深入的贡献。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数学家，但是父亲的教导让我很敬佩那些对人类作出永恒贡献的学者。我一生都为对数学有贡献而有着无比的欢愉。
因为我来自一个贫困的家庭，我没有太多的出路。但是数学并不需要太多金钱的投入，所以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我着迷于数学的优雅和魅力。况且伟大的数学理论可以持续数千年，至少它可以影响好几代人。
我也知道数学可以极为实用，可以解决人类社会中任何需要推理的问题，甚至华尔街的金融投资都可以利用数学的工具。我的许多朋友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吉姆·西蒙斯。
我第一次遇到吉姆·西蒙斯是在42年前纽约州立大学的石溪分校。我当时惊讶于他对数学研究的痴迷。他已经在几何学中做出了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对新的数学发展还是兴奋不已。不过他也说，他非常喜欢金钱。最后他辞去数学教授，到纽约华尔街去创建投资公司。他极为成功，现在已经从他的公司退休，并决定重新再从事数学研究。显然，他现在做研究并不是因为金钱。他的生活是由兴趣所主宰，他的研究依然充满力量。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也有过从事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部分是由于父亲的教导，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是我钟爱的科目。直到现在它依然是我的一大爱好。不过，我决定研究数学，不仅是因为我对它感到兴趣，我的志向是在数学上创造历史，而不仅仅是记录或解释历史。况且由于教学的需要，以及工商业极为需要有分析思维能力的职员，数学家比历史学家更易谋生。另一方面，我毕生从未想过赚取很多金钱，但在从事数学研究时，却自得其乐。我读伟大数学家高斯或黎曼的文章时，往往兴奋莫名，而自道：大丈夫，当如是！在数学上，我能与古人神交。这应当是我选择数学为我一生专业的理由罢。
数学带给我的兴趣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历史和数学都教会我作理性的思考。我记得第一次感受到数学的美是在初中二年级学习习近平面几何的时候。从简单的公理出发，可以推导出复杂有趣的定理，着实令我着迷。我听说，在古希腊时期，市民喜欢在大街上辩论。严谨的逻辑推理思维得到了发展，并被有效地应用到辩论之中。
在推理的学问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假设，它必须来自于我们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和体验。从我们所作的假设，我们可以基于逻辑推导出许多结果。我们需要的逻辑推理其实很简单。如果A蕴含B并且B蕴含C，那么A蕴含C。虽然这看似简单，但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假设是创建任何坚实理论的重要根基。如何寻找命题B和C更是对一个良好数学家的考验。
也许你听说过约翰·纳什关于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著名工作。他建立了一些简单的假设并由此推导出重要的结论。由于这项工作，他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约翰·纳什将博弈论应用于经济学，并引入新的均衡概念，他改革了亚当·史密斯（1723年-1790年）的经典理论。他和其它经济学家将这些新兴的数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影响至今。
建立品味与文化
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或者经商，成功的研究所或企业应当体现出研究员或公司创始人的品味与个性。建立其内在的优雅文化是必要的。因为数学的工作都是基于严谨的逻辑推理，一台计算机就可以承担大部分推理的工作得到一些结果。然而，好的数学结果与不好的数学结果之间有着关键的区别。一台计算机可以生产出大量正确的命题，但如果没有人类思维的指引，绝大多数命题并无价值。在一般的情形下，它们无法构造可以加深我们对自然界了解的漂亮或有用的命题。计算机无法判断什么是重要或者是有趣的命题。
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数学家如何发现重要而有深度的定理？
一个重要定理的证明通常由一系列复杂的推理所组成。如果我们看不清前进的方向，那么几乎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推理。
当数学家开始着手研究一个问题时，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规划。正如画家需要从画的类型来决定所采用的技术和媒介。另一方面，研究数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很多时候，当新数据或新见解出现时，我们可能需要改变研究的规划。
众所周知，科学由许多科目组成。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会诞生许多新的课题。有趣的是，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往往来自于两个或多个古老科目的融合。非常类似于两家大公司的合并。如果我们了解这两家公司的文化，那么这很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反之，如果对两方的了解都不透彻，合并的结果，也可能是一个灾难。
爱因斯坦（1879年-1955年）曾经成功地将狭义相对论与牛顿引力理论相结合建立了广义相对论。这是物理学的巨大飞跃。爱因斯坦能够这样成功是因为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精通超过任何同时代的物理学家。因此，我总是建议我的学生至少同时掌握两门不同领域的知识，并努力将不同的科目结合起来。这个建议可能对其他学科也适用。
无论是在科学，文学或社会学，我们都需要有广博的知识，这样才能开拓新的课题。在大学里，我们学习的知识可能取决于每所大学的要求。好的学校，比如哈佛，会要求学生学习许多不同领域的知识，打下良好的核心基础。哈佛大学的大部分学生不但学习刻苦，也经常互相交流，选修不同学科的课程。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主修埃及文学。我以为他会是一个学究。但他毕业一年后，开创了一间相当成功的高科技公司，由此可见通才教育成功的地方。
但是，当涉及到更具体的事情，大学教育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入研究生院深造，到公司实践学习，参加技能培训。无论身在何处，都有学习的机会。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生都在研究数学。但我也同时研究物理学，从我的博士后那里了解物理学前沿，并与他们一起工作。我的许多博士后拿的是物理学而非数学的博士学位。我选择物理学博士，是因为我需要向接受过物理学专业训练的年轻人学习。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能仅仅学习了一门学科表面的东西，就以为自己掌握了这门学科。
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很难找到合适的研究方向。
决 策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决策能力的重要性。这通常取决于许多因素，如个性、能力和外界的约束。为了选择我们的研究方向，我们需要权衡众多可能的影响因素：例如我们要考虑所需要的资源、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团队的个性情感等等问题。
我们在做研究或创业的时候，往往需要当机立断，这需要一种直觉。这种直觉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与朋友讨论有助于拓宽这些知识和澄清疑点。经过足够的磋商，饱读相关的材料，权衡不同的利弊，都能帮助我们作出最终的决定。但是最重要的因子来自以下的直觉：如何更好地实现在研究或生活中早已设立的长远目标。
屈原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有时候人们会为了短期的目标，而迷失了人生的终极目标。在这方面，道德教育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她总是提醒我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们不能放任自己，为了短期的收益而忘记了初始的目标。即使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为了赚钱，也需要考虑到社会结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没有人可以不依赖别人的帮助或者不去帮助别人而获得成功。就如高科技的专利权--政府的法律保护和企业的互相尊重同等重要。
美国人擅于开发新技术的原因有很多，但保护知识产权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知识产权不受到保护，就意味着工程师的成果很容易被人窃取。没有奖励，科学家和工程师很少愿意花费多年的努力去开拓新的研究！一般来说，中国企业家不太信任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大多数私人公司由家人接班。遗憾的是，许多企业经过两三代的传接后就失败了。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因为他们的后人有着巨大的财富，流于安逸而丧失了动力或者对经商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家族以外的人不信任，家族企业找不到最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点也与法律不健全有关。在硏究的领域里，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一般中国学者只相信自己的学生或系里的老朋友。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除了中国人的传统学派观念外，主要还是由于中国学术界存在剽窃的风气。在我接触到的学者和编辑的杂志中，我发觉中国数学界剽窃的问题比国外严重。至于其它学科也常听闻同样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有的院士，他们在修饰文字后，将别人的想法放进自己的文章里头，由于不是搬字过纸，一般学者并不认为这是抄袭。一些机构却往往重用这些学者，这些山寨学者己经严重地影响到千人计划、重大项目的评选和院士选举等等，甚至起了控制作用。有人缺乏认识，有人不敢抗拒他们的欺诈，被迫跟他们合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机构领导对此尚无认知，常年用少数的这种学者管事，确是中国数学未达世界一流的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美国高校和研究所富有浓郁深厚的学术气氛。但学者最终能否取得成功，仍然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否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
让我举一些亲自经历的例子。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作了三年。从1980年开始，我带了不少研究生。1985年那一年，有15名研究生在我指导下学习。他们中有些成为了非常出色的数学家。许多中国大学的学生想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来学习，我都尽力帮助他们，无论他们最后是否成为我的学生。
其中有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申请的学生希望学习数论。我安排他师从一位杰出的数论学家哈罗德·斯塔克，他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双聘教授。但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也许出于个人原因，没有同意他来加州大学。那个学生被派往普渡大学，学习并非他最感兴趣的代数几何。尽管他在博士论文中取得了进展，他仍然无法在毕业时找到合适的工作。
经过很多年艰苦的生活，他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成为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一个暂聘讲师。虽然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他还是坚持做他心爱的数论研究。大约在两个月前，他解决了数论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20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虽然他的薪水不高，他却很享受研究的乐趣和所取得的成果。这位学生就是现在极负盛名的张益唐教授。
另一方面，我有一位在圣地亚哥任教时带的学生，他跟随我来到哈佛大学继续做研究。在我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几何学中几项重要的工作，但是他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他在选择工作方面不接受我的建议。他毕业时，很多名校邀请他为助理教授。我的朋友汉米尔顿是大名鼎鼎的几何学家，也可以说是这个学生的偶像，他在圣地亚哥分校为这个学生安排了一个预备终身制助理教授的职位。这是一个极好的职位，因为这个位置很快就可以变成终身职，但这位学生拒绝了。他选择了普渡大学，因为他觉得普渡可以为他解决签证问题。他没有和我商量他的决定，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三年后他被迫离开普渡大学，其实那些年中，他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出色，但他不懂得系里的人事关系，被系中的教授排挤而离去。他因此觉得累了，不想再继续从事科研。他虽然曾经做出杰出的工作，但因为疲惫和失望，他选择放弃数学，为此我深感遗憾。
这两个例子表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但个人的能力和性格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如何克服困难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坚持不懈对于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能从所做的事情中获得欢愉和成就感。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学生在他研究生涯的最后阶段时告诉我：他对研究已经逐渐失去了兴趣。我想这就是这两位数学家之间最主要的区别，遗憾的是，他们的人生也是截然不同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我那位学生振作起来，前途还是光明的。
另一方面，我也见到很多早熟的年轻人，一早成名，却往往一念之差而开始沉沦。
在我的指导下，有另外一位学生在毕业时，读书读得不错，解决了我提出的一个有名问题的第一步。由于我的提拔，他受到数学界同仁的重视。但是几年后，他开始发表充满漏洞的数学文章，又依靠剽窃来获取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很快他就沉溺在虚伪的生活中，兴趣也从学术研究转到追逐名利，甚至联群结党，不择手段地去欺负年轻学者。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数学的前途。看了他和政府官员的谈话和向媒体的宣传，我才对孔子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屈原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至于何时他才能迷途知返，从既得权利的巅峰返回，做一些踏实的学术硏究，是一个有趣而又可悲的问题。在这个浮华和追逐名利的社会，这需要无比的勇气，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向张益唐学习。所以我们必须牢记正途并坚定不移地去追寻真理。
从这个故事来看，过早成名往往需要更严格的自律。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无知家长和有野心学长的期望，可以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光明前途。
中国家长都望子成龙，却常常没有顾及孩子成长时，除了学业和道德的教诲外，还需要有良好的伴侣，并得到年轻人应有的乐趣。从前有一个才20岁的年轻人跟我做博士后。刚开始时，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年龄，他的工作也算出色，和我及其他博士后一同发表了一篇还算不错的文章。但是有一天，我在中国访问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在家里不停地尖叫，被警察捉到精神病院去了。我才了解到他的情形：他在马来西亚长大时，极负盛名。他12岁中学毕业，就到加州理工大学读书，三年后完成学业，到康奈尔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这是中国家长都羡慕的年轻人。但是他进医院后，只有他的妹妹来看望他。据他妹妹说，他学业进步太快，没有任何朋友，连父母都没有办法跟他交流。过了大半年，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我感到失望，他的父亲还继续对他施加学业上的压力。他回到新加坡后，过了两年，竟然自杀了。我为这件事感到惋惜。所以我总想奉劝家长们，在教导小孩时，不宜操之过急。让孩子们多交一些益友，让他们知道生命的乐趣。
我的学生中，有成为一代大师的，例如在斯坦福任教的理察·孙就是，我和他一同成长，互相勉励，因此他在学问深受我在影响，但我也从他那里学习了使我一生受用不尽的学识。华裔学生还没有他这个水平。但是，李骏和刘克峰都在数学上有极重要的贡献，比我上述的在玩政治时呼风唤雨的学生贡献大得多。当时李骏在上海参加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数学比赛，得到第一。我孤陋寡闻，当李骏来美国做我的研究生时，我没有特别注意到他的辉煌历史。直到一个我从上海来的外甥指出有这么一号的天才时，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我想这是一件好事。他循规蹈矩、严谨治学，我送他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跟我一个老朋友学习代数几何，脚踏实地地学习两年后，他现在己经是这个学科的带领人，比我那位出名的学生做的工作重要得多。刘克峰也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博览群书，不单在几何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对弦理论上也有深入的贡献。
除了我自己的学生外，我也看着一些用功的年轻人成长。其中有复旦大学的傅吉祥，在晨兴数学所的几个年轻数论学者和最近在清华大学的李海中，他们虽然受到某些有权势的院士排挤，仍然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使我觉得兴奋。尤其是田野在数论上的工作，在国际上得到认同，得到三年一次的晨兴数学金奖，在众多高手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次得到金奖的得主。数论在他从前读书的大学已渐衰微，但出于兴趣，他坚持了下来，完成了大陆学者这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工作，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比田野年轻的有徐浩，他刚毕业时，我担任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哈佛大学数学系以等同助理教授的职位聘请他四年，中国某些对他的工作亳无认识的院士却欺负他，连最基本的奖励都不愿意给他。由于哈佛数学系多年来不设助理教授这个职位，网上竟然有人质疑他在哈佛的职位。他还是很努力，解决了弦论数学上的重要问题，今年得到晨兴数学银奖。晨兴奖由十个国际知名的数学大师评审，其中三个大师是菲尔兹奖的得主，其他都是美国、德国、俄罗斯或英国的院士。这两位得奖的年轻人的成绩都值得我们庆贺。
所以急于求成，往往失败。而坚定不移的学习始终是做研究的不二法门！
结 论
艾萨克•牛顿（1642年-1727年）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或许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巨人们是站在他们之前的那些巨人的肩上！任何想要获得成功的人，都必须学会向前辈伟人学习。很难相信如果不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我们能够取得超越他们的成就。要知道，在他们的年代，这些巨人也曾经被认为是天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几代天才刻苦钻研所积累起来的成果。
我相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商人，他们应该在建立企业之前学习了解他们所经营行业的基本概况。决策的制定要快而果断，当然前提是事先做过充分彻底的调研并集思广益。所以美国人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新的思路和新的方向，只有如此才能胜人一筹。我们应该知道，创新基于广泛的知识，开阔的思维和辛勤的工作。我们应该学会从不同的来源汲取知识，包括那些我们一直没有涉猎的科目，并且以无比的毅力和耐心向伟大的目标进发。
（丘成桐 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1983年获得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迄今仍是华人数学家中唯一的获奖者。1979年后，丘成桐把主要精力转向振兴祖国数学事业上，先后创建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所、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和清华大学数学中心，并亲自担任这些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现任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国际顶尖数学杂志《微分几何杂志》主编。）
第三篇：丘成桐：应大力培养国内年轻人才
丘成桐：应大力培养国内年轻人才
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人才大国，必须要走两条路：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引进人才。目前许多高校、院所对不惜重金引进海外人才不遗余力，有意无意忽视了国内年轻人才的培养。
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息息相关，不可分开而论。“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乎？”即使一流的教授，如果没有一流的学生，一般来说其研究成果亦会逐渐落伍。这就是世界上的名校都积极争取一流好学生的重要原因。
这里谈谈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我从前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做教授，那是公认的一流科研中心，也是爱因斯坦晚年长住的地方。但是我始终觉得没有办法跟大量出色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
现在我在哈佛大学数学系做系主任，不断有其他大学的数学系想聘请我们的教授，但这些教授都选择留在系里。其原因不在于我们能够提供更丰厚的薪酬，而在于我们有最好的学生和年轻的学者一起工作。教授们留在本系教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做得更为起劲，因为年轻有为的学生往往比教授们更有想法，更有冲劲；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影响下一代的杰出学者，使他们的学问得以继承、精神得以流传。
中国应在引进人才的同时，加大国内优秀年轻人才的培养力度。
10年前，我希望能够把大量地训练本科生作为培养人才梯队的基础，因此在浙江大学成立了数学中心，我将我的一位杰出的学生刘克峰引荐到浙江大学数学系来帮忙。8年来我们辛苦经营，不但举办了一连串的重要学术活动，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博士毕业生中也有被哈佛大学聘为助理教授的。在我们培养的本科生里，杰出的也实在不少，到世界各地名校深造的有数十位之多，包括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牛津等。
当今有些高校，以非常手段聘请学者。这些学者,早年或许稍有名气，但往往学业每况愈下，而又处处兼职、求田问舍，无论对研究对教育都是一个负累。反过来，年轻有为、尚未成名的学者往往不受重视，与这些引进的学者薪酬相差10倍以上，使人灰心。
其实不少学校很了解某些兼职的院士和引进的海外学者在学校只参加极为短暂的研究，但由于学校聘请这些学者后，往往可以一起申请国家大的研究项目，所以很难知过改过。至于这些人对培养学生和科学研究的实际贡献，则不当回事。
假使国内名校和科研机构把用于兼职院士和海外学者的薪酬用在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身上，并鼓励国内年轻学者和学生成长，在2020年前成为科技人才强国是大有希望的。
（作者为国际著名数学家）
第四篇：丘成桐中学数学奖参赛论文选题之我见
丘成桐中学数学奖参赛论文选题之我见
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吴康
一、从专业杂志上选题材
1.中等数学杂志
以《中学数学研究》（2005.8～2008.3）为例
2.学报
二、从学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找题材
1.学士学位论文
2.硕士学位论文
三．从中考、高考、全国初、高中数学联赛试题中选题材
1.中考试题
2.高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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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丘成桐：我最痛恨中国数学界派系之争整理
丘成桐：我最痛恨中国数学界的派系之争
2008年07月03日09:29
2008年7月3日 / 第29期
“我很痛恨派系之争。做学问就是做学问，讲派系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件事，就像“大跃进”的时候讲亩产万斤差不多。现在在数学上，有一两个方向我们做得很好，还有很多方向做得不好，达不到世界第一流。”
1982年，丘成桐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1994年，他又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弥补诺贝尔奖没设数学奖而专门设立的国际大奖—克雷福特奖 ；1997年，他再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用丘成桐的学生、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刘克峰的话说：“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数学神话，他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文/ 庄清湄 图/ 小武
采访在丘成桐下榻的复旦大学皇冠假日酒店进行。第二天上午，丘成桐就要给复旦大学学生做一场关于几何分析的讲座。丘先生说道：“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和学问有关的我都不收钱，收了也会捐出去。由企业赞助的演讲我会收钱，可钱还是捐出去的。”
1976年，27岁的丘成桐完成了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1978年，29岁的丘成桐应邀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数学家大会上做一小时报告，在他之前的华人数学家中只有陈省身有过这样的荣誉。
最近十多年来，丘成桐为了提高中国数学的学术水平，做了很多努力，他把自己做的事称为“尽本分”。丘成桐为中国数学“尽本分”的念头，始于1979年。
“我在香港长大，后来到美国去留学，1979年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能再回中国大陆。”丘成桐说：“所以，当我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非常激动。”为了迎接丘成桐的归来，广东梅州的老乡为他修了一条泥路，宰了一头牛。
1982年，丘成桐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1994年，他又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弥补诺贝尔奖没设数学奖而专门设立的国际大奖——克雷福特奖；1997年，他再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用丘成桐的学生、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刘克峰的话说：“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数学神话，他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数学馆中，墙壁上刻着几十个当代数学家的名字，其中有三个中国人：华罗庚、陈省身和丘成桐。
丘成桐是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学生，两人的师生情谊持续了30年，丘成桐说他还是没学会陈先生的做人技巧。“陈先生很懂得和人交往，做人很潇洒，就算遇到不喜欢的人，陈先生也不会表现出来。这方面我始终学不来。假使我有陈先生那样的潇洒，现在是绝不会受到攻击的。”丘成桐无奈地笑笑。
他进一步说道：“坦白讲，我在国内有些讲话主要是针对一些对中国前途有障碍的学术领导。陈先生也了解这种情形。他跟我的很多意见是一模一样的，可他不愿意讲出来。他有时候会愿意和这些人合作，可我认为这些人对国家的教育科研没有兴趣，对个人的利益又看得特别重要，因此合作不来。”
B=《外滩画报》Q= 丘成桐
拿奖“不是做学问的原因”
B：迄今为止您招了多少中国博士生？
Q：我从来没算过有多少学生，更没算过有多少中国学生。但是数量不少。
B：是刻意为之的吗？
Q：不是刻意，有好的学生就带。也有人写信给我，说要做我的学生。有些大学说，你怎么不带我们的学生。我说如果你们的学生够水平，进得了哈佛大学，我就教导他们。
B：您做人和做学问之间的共通之处是什么？
Q：做学问和做人，都会有人说闲话，也会遇到你必须选择面对还是避开的难题。有些人看到困难就放弃了。我从来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我只要解决问题。有些人觉得不重要的问题，我觉得重要，我就会花时间去解决。
B：破解卡拉比猜想是您迄今为止最大的数学成就，给您带来了很多荣誉，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成就的？
Q：一个学术界的成果尤其是理论成果，过了三四十年还很重要的话，这个成果当然很重要。这个成果已经三十年了，现在影响还是很大。
B：您拿了很多大奖，您觉得意义最大的奖是哪个？
Q：拿奖是不错的事情，代表了同行对你的肯定。但我从来没有把拿奖当成做学问的主要目的。比如拿了奖会觉得愉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拿这么多奖，就看我的孩子们的反应。我拿了菲尔茨奖，数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可我的儿子们觉得一点也不重要，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奖。可是后来我拿了美国科学奖，我的邻居和小孩子都觉得很好。假使从我的孩子的角度看，这个奖更为重要。其实有很多人拿到奖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很重要，很多人拿不到奖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不重要。
B：所以说奖和研究重要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哪怕很多年以后才能得到认同。
Q：认不认同也看数学家自己了，我晓得我做的工作哪点重要哪点不重要，所以我做数学30多年来，别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工作的重要性。
B：预测一下中国数学家获国际大奖的可能性。
Q：首先对我本人来讲，我觉得中国整个社会包括大学把注意力放在得奖上，这搞错了。做学问不是为了拿大奖。
B：对于中国来说，拿奖的意义可能比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意义更大。
Q：恰恰相反，假如中国人靠人事关系而不是靠本领拿奖的话危害会更大，而且很多拿了奖的人都不想再好好做学问了。整个态度完全是错误的，拿奖是达到一个标准，而不是做学问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不尽力，也从不会失望”
B：您说您不是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是你还和那么多人成为关系不错的朋友。
Q：如果我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就不会有能力成立那么多数学研究所。我对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学术方面需要改革，但改革很难，从古到今每次改革都遇到大困难，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从王安石改革开始就是这样，他是个不错的人，可他改革不成功，反对他的人就是他的朋友，有些朋友比较保守，不愿意改革，有些则是既得利益者。这十年来，我得罪了很多有既得利益的人，既然要改革就不可能不得罪人。我期望中国在学术方面的改革越快越好，我期望能赶快成功。
B：但改革过程往往是非常缓慢的。
Q：现在我讲的不是五年十年，讲的是二十年三十年。假使中国数学按照现在的情形，没有重要改革、而是维持现状的话，恐怕中国数学方面二三十年都不可能达成世界一流的水平。
B：您说的改进指达到哪种程度？
Q：到世界第一流数学水平。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可以说是世界第一流，可学术上肯定不是。
B：目前中国数学界的学术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Q：凭良心讲，我只能说和世界一流水平还差很远。如果我歌功颂德，会让很多人喜欢我，但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去面对现实，才有机会改革成功。
B：您知道自己的话会让人不高兴，可动力来自哪里？
Q：如果你的小孩不行，你会不会隐瞒他们，告诉他们需要改进？中国数学界有很多人是我的学生，如果他走的方向不对，我就会很直接跟他讲他走得不对。有的学生从前跟我，现在变成大院士大教授了，我以平常心去批评他，可他不愿意接受我的劝导。
B：您想过改变说话方式吗？
Q：我教过很多学生，我讲话很直，从来不会转弯，他们能接受就成才，不能接受就成不了才。中国人喜欢避开重点不讲，要别人舒舒服服，可是做学问怎么能舒舒服服呢？如果一个学生投机取巧，我不批评他，反而夸他做得很好，我说不出口，否则我不适合做他的导师。
B：如果您不是在香港和国外接受教育而是在内地接受教育，您觉得自己拿菲尔茨奖的几率有多大？
Q：菲尔茨奖是有年龄的限制的，要在40岁以下。中国本土目前还没有人拿过菲尔茨奖，10 年以内也不见得有。但你说中国不能培养好的数学家，我看不见得。问题是，好一点的数学家都被人打击。朱熹平在中山大学研究做得很好，可是他受人打击，北方的人看不起他。我认为种种不良的风气改变后，就应当可以培养出菲尔茨奖的学者。
B：您最初是怎么发现中国数学界这些很不正常的现象的？
Q：这一点也不难发现，数学是门很客观的学科，文章好不好，证明对不对，一看就知道。我根本不需要到了中国才知道。
B：您最开始接触这种不良风气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Q：不良风气全世界都有，我是因为关心中国提出一些意见。我做数学杂志的主编，看过很多二三流的论文。学术是有客观标准的，尤其数学，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因此我拒绝接受这些不行的文章。
中国现在大教授的待遇比以前好多了，从前生活艰苦，但学问比现在好。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风气不好。为什么美国科研好？就是因为风气好。一般来讲，在美国做学问不会说因为你是某某大学的，我就特别照顾你，你不好也说你好；也不会说你不是这个派系的，我们就打击你。哈佛大学是全世界最一流的大学，可是出于对学生前途的考虑，我们会把好的学生送到别的地方去。我觉得有些中国教授不是，他们是从各个派系的利益考虑。
B：如果有一天您对现状失望透顶了，会不会就走了？
Q：我对所有事情从来不会失望。为什么要失望呢？我做这些事是本着自己的热情，能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就像做数学题，十条有八九条不成功，我还是一样努力。
“我最痛恨派系之争”
B：据说中国数学家有派系之争，两派为了让自己的人做院士明争暗斗，您怎么看？
Q：我很痛恨派系之争。做学问就是做学问，讲派系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件事。中国有很多学科完全是一穷二白，可很多人不担心这些，还在假惺惺讲中国数学已经是第一流，领导全世界，这是很可悲的事，就像“大跃进”的时候讲亩产万斤差不多。现在在数学上，有一两个方向我们做得很好，有很多方向做得不好，达不到世界第一流。上礼拜我遇到一个获得过菲尔茨奖的数学家，他问我中国数学现在怎么样，我就跟他说，中国数学二十年后达到世界一流吧。他眼睛盯着我看，说：“二十年就想做到世界一流，不可能吧。”
B：他的根据是什么？
Q：就凭看到的一篇一篇文章，数学是一篇一篇文章做出来的。骗不了人。
B：您现在名气很大，会不会有人找你拉帮结派？
Q：怎么讲呢？我跟学问做得好的人走得很近，就是拉帮结派吗？有人说朱熹平是我的学生，说我要帮我的学生，可朱熹平不是我的学生。我觉得他做得很好，所以我喜欢他。我提拔一个学问好的人，别人就说我拉帮结派。我的学生中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行，不行的我也会把他臭骂一顿，这也叫拉帮结派吗？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的老师提拔了一大帮中国数学家，比我提拔的还要多，难道他也拉帮结派吗？
B：如果有人拉您呢？
Q：怎么拉法？如果他学问做得好，要拉我，我肯定让他拉；他要用其他方法拉我，我不接受。
B：如果一个数学家学问高可人品不好，你喜欢吗？
Q：学问不好的人，如果能做到大教授，很难讲他人品好。假如他人品好、学问不行，一般来说就是做个小教授，不会做到大教授了，我也很乐意跟他们做朋友。除学问以外，还是有很多值得交往的事情。
B：替中国数学界做的事情中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Q：我对自己做的事还很不满意。我希望中国数学达到世界一流，但是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所以我对自己所做的事还很不满意。
B：中国数学家大会2002年在北京召开，您怎么评价这次大会？
Q：在1993 年我提出在中国召开世界数学家大会的时候，中国数学协会有很多朋友觉得不行，怕中国没有这个能力。我当时是期望利用数学家大会刺激一下政府对数学的重视，期望年轻人能因大会而提高水平。结果，政府对数学大会极力支持，可年轻人的研究没有因为开这个大会而拉上去。
(责任编辑：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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