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活。演讲稿（大全五篇）

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活。演讲稿

哲学 生活 学习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马克思理论下的认识与实践”。通过课堂的学习，相信大家都对“认识与实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而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应。那么如何使认识与实践更好的结合服务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呢？我认为可以从个体与社会发展两个角度来进行说明。

从个体来看，就拿我们大学所学专业来说。经过一年多的大学学习。我们已经学习到不少的理论知识。但掌握这些理论不是根本，能够运用到实际生活那才是根本。有这样的名言说：有信仰的人最富贵。但我认为有信仰并且勇于将信仰付诸于实践的人才最珍贵。毕竟实践一句名言远比看千句万句来得有用。所以身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在牢固掌握理论的同时，也应广泛的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像我们会在大三出去顶岗实习。这就是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好例子。我们可以在实习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进而产生新的认识的需要。我们也可以在实习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推动认识进一步发展。所以我们要认真把握这样的机会。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最好检验。我国很多政策的实施都是以它为基础。在它的指导下，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这些都足以证明唯有将认识与实践紧密结合，才能促进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第二篇：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提起哲学，我们最先联想到的或许是“我是谁？”，“世界从何而来？”，“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一系列带有罗曼蒂克色彩却永远理不清答案的问题，而提起马克思，则更容易将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词组相联系，浓厚的政治气息常常使我们不愿对它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学习。还好，学校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让我有机会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象牙塔中尝试着将浪漫与现实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

向左走，向右走？大学的生活太过绚丽，每天都面对不同的选择，时间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然而活动层出不穷，锻炼的机会俯拾皆是，这时便不免纠结，怎么办呢？纵使令人神往的哲学恐怕也给不出答案，但是，它能帮助我们分析向左走的好处坏处以及向右走的利益弊端，全面权衡得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

进入大二，学习任务骤增，不安分的我却不甘困于书山题海，总想多关注下外面的世界，发现“生命故事”志愿者招募的启示后，我脑海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论辩：“生命故事”，好温暖的项目名称，生命与生命的沟通，枯燥的学习生活中最好的情感滋润，美好、感动、希望、力量，它一定能给予我这所有的正能量，有什么理由不参加呢？——人行、社会福利、个案„„专业课作业铺天盖地，每周仅有的半天休息时间，真的可以这么慷慨得与年迈的老人家分享，在陪伴中安闲度过吗？自己有坚持到底的信心和毅力吗？——这不仅仅是一项志愿服务，同时是一个社工项目，与自己所学专业恰好吻合，多棒的实践机会，怎能轻易错过呢？——四级考试近在咫尺，复习材料至今没翻过几页，到时顾得了学习顾不上服务，照顾好老人又耽误了功课，自己忙得一塌糊涂，精疲力竭，最后却两边都搞砸的场面能承受得了吗？——„„选择总是要做出的，不论过程多艰难，全盘考虑后，我最终参加了志愿服务。

走直路的人是聪明的，他避免了很多坎坷泥泞，但走弯路的人同样幸福，他看到了与众不同的风景，所以，我决定跟着心的感觉走，确定方向后就不再彷徨犹豫。如果这是坦途，事情总是一帆风顺，我会提醒自己居安思危，不可麻痹大意，如果这条路上荆棘遍布，那我愿把它当作生活赐予我的礼物，在磨砺中重塑一个更加强大优秀的自己。

阳光的背面总会有阴影，重要的是自己看待事物的角度，积极的生活态度成就热烈绚丽的人生，消极的处事方式注定会使自己生活的世界天寒地冻。这就是我曾一度避而远之的马克主义哲学赐予我的生活智慧。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生

自动化1003班 王慧勇 2010001150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生

我想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交给我们的是如何认识世界，为人，处世之道。其意义就在于结合自身，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活着的姿态。哲学渗透于生活的诸多方面，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哲学的思想加以解释，所以我想感慨一下自己平时对生活的想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是道理，而往往很多人都对所谓大道理有着排斥心理，认为大道理谁不会说，谁不知道，当别人对自己讲大道理时，往往有人会抱着厌恶的情绪。你认为自己懂，我认为你不懂，也许道理听起来并不复杂，但是若是让我们自己去阐述，恐怕没有这个本事，也就是说，所谓的懂，太过浮浅。平时的生活中，我觉得人们对普遍的真理充满的亵渎，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不注重道理中的真正含义，而是大多数时候当做调侃和强词夺理的凭借。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个完整的思想的体系的，让一个健全的人格指引着我们的大学生活。一月在天，万月在江湖，若自己心如明镜，放眼望去，一片明朗。你需要的就是头顶那轮明澈的月。个人觉得，它就是你抓住主要矛盾的依据，你行为的主导。心灵的修炼，带来的不只是精神上的快乐，生活上的自在，身体上的舒适。最终你的人生模式将不会是虚度了，后悔了，而是幸福了，满足了。

曾经有人多人向我倾诉过诸如孤单，无助，空虚，无聊的好多情绪，现在的大学生，身体不够健康，心理更是处于不佳的状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所以我们需要哲学，需要健全自己，强大自己的心灵，让心灵旺盛起来。具体做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行为的指导，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抵制不良思想，不良文化的侵袭，培养自己的爱国热情，投身于对生活的创造中。

上马原课，有些内容我真的很喜欢，特别摘录了一些比较感兴趣的东西保存。老师说过我讲的课可以让你们受用20年甚至更多，我觉得不夸张，有人不予理会，我倒是觉得，人在困难面前做不到勇敢，在真理面前却敢很骄傲，不去虚心。我倒是觉得哲学和心理学对个人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也买了像《通向心灵旺盛的十堂课》，《通俗哲学》，正准备研读。

学习这门课，我觉得快乐或是忧伤，幸福或是不幸，睿智或是愚钝，乐观或是灰暗，自在或是束缚，轻松或是压抑，坦荡或是虚伪，没有人可以去评判你，但是人应该怎样的活，从哲学中，从普遍真理中，体会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平和的心态，是件幸运的事。

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是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幸福感越来越下降，当我们看到大道理当中那些细致的部分（其实每个道理都可以很细致，很具体），我们就能得到充实。

世界是矛盾的存在，每件事物都是其对立统一的。事物的矛盾体系，有两个侧面，事物的性质由矛盾主要方面决定，起支配主导作用，决定发展。生活中我们面对很多事情都会犹豫不决，不知所措，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多方面思考，取其优。世界上不存在完美，只存在豁达的心。这样我们便不再患得患失，才能抉择，才能果断，才不会庸人自扰。然而生活中诸多烦恼，诸多不顺，这时候，我们需要磨练心智，幽默化解。乐观不是麻痹自己的痛苦，而是心的强大，不畏惧的优质人格。我自己觉得，乐观是一个过程，幽默是一种及其具有智慧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慢慢培养的一个过程，是一件一件解决问题后积累的过程，在困难面前首先不迷失自己，其次积极寻求解决的方式，慢慢的，你就练就了乐观，学会了幽默，心变得强大便不会在被恐惧，被挫折侵蚀。应激的艺术，同时也是虚构的艺术（我觉得和幽默化解是一个道理），摒弃虚假，但是要懂得幽默。

人从生下来似乎就没有过真正的自由，由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要做得事情，我们要走的道路，有多少是自己的选择，每时每刻，我们都那么的被动，上课，下学，等等。然而怎样从被动中获得主动，从必然中获得自由。人活在固有的体制中，何来自由。但是主动基于被动之上，自由源于对必然的认识。我们清楚的了解我们的社会后，对我们的生活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后，我没便会少了很多对生活，对体制的不适应感，面对不公的时候，由于我们认识这个社会，我们也就不会再大惊小怪，去抱怨，去不满，面对社会黑暗，我们也不会举世皆浊独清，而是在纷杂的社会中保持本心。不再烦躁，不再焦虑，不再愤懑，因为我们的心脏的跳动可以跟着社会不紧不慢的随之跳动。因为我们在适应。所谓得道自在，人是可以获得自由的。

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过好当下的生活。每晚睡觉前，我都对自己说，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室友会笑我。然而每天的阳光是多么的明媚，既然起床了，就打起精神，我是这样对自己说的，既然上课了，就不去想上课是多么累人，因为一旦想这些，那上课就不只是身体累，还有思想也累了。该做什么的时候就放下心中的种种情绪，简简单单的去做就好了。也许有时候感觉到迷茫，然而我非常喜欢知名心理学家岳晓东的一句话：痛并快乐着，烦但不闲着。人总要有当下正在做的事情，做好目前该做的，此时你便是充实的。善于把社会实践需要转化为个人的兴趣，你的奋斗就是快乐的充满斗志的。化内因为动力。例如，假如你不喜欢你现在学的专业，但是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么在现在积累，先学好本职，以后才有选择的资本。人应活得有计划，有目标，就算目标尚未明确，但是至少目前的计划不会让你迷茫和空虚。慢慢认清自己，认清自己需要的生活状态，认清追求。最终，体会到生活的美，充实之美，奋斗之美，心灵之美，与人相处之美，梦想之美，爱人之美，那生活便充满了美感。

我自己把成长阶段的人和生活的关系分为三段，开始是懵懂的心灵观望懵懂的世界，然后是复杂的心理理解思考着复杂的社会，最后是简单的态度面对更加复杂的世界。复杂的思索比不上简单的心态，因为思索中尽是疑惑，简单中充满了智慧。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巨人的肩膀上，让生活充满从容的智慧。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1、命题是正确的。（结合课本148-149）

因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因而应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只有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才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2、命题是正确的。（结合课本44-46）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理论品质。所谓与时俱进，是指要紧跟时代，及时准确地把握时代的特征和不断发展的实际，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不断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

新和发展。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面向实践不断创新的过程。

这里至少有三层内涵：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成果；纵观人类进步的历史，任何先进思想都是在深刻认识历史规律、吸 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第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本质上要求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扩展、深化，不断创新、完善，不断向前发展。第三，与时俱进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最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不断汲取和融 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开辟自己的发展之路。

3、答：命题是错误的。

1.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变单一的公有制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调整和完善了所有制结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

2.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公有制经济在现阶段所有制结构中仍然占有主体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有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也不会影响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1、（结合课本135-137）

简单来说，之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可是这种增长方式不好，所以要转变。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究竟要咋样转变呢？主要是促进“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领先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增加、管理创新转变。

便当前来瞅，我国资源、环境问题比较严峻，当今世界又迎来低碳时代，没这种“转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也难以适应当代时代的低碳要求。

2、答：

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

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而言的。

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改革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而言的。

所以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3、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总书记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2、答：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多用于社会分配领域。一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公民应公平享受社会产品，公平分配劳动收益。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对社会生产的贡献率不同，也就是产生社会产品的效率不同，因此，在分配原则上应当首先按效率衡量，实行效率优先，也就是贡献大的分配多，贡献小的分配少，同时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调节，兼顾分配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原则。效率优先，实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优先，我国现阶段的收入政策时，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公平。

在我国当前各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强调财政公平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各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也未见明显缩小；而我国的财政政策，依然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方针。

首先，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未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合理分配比例，劳动者报酬偏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其次，二次分配中未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比例，公共服务支出低，导致居民不得不增加医疗、养老和教育储蓄，成为居民消费乏力的直接原因；

再其次，分配调节和监管不力，贫富差距扩大，分配不公严重，近年来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过快，并迅速拉大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最后，三次分配规模较小，调节功能有限。由于社会慈善意识还处于初级阶段，慈善法规、慈善机构和运行机制不健全，监督管理有待加强，慈善组织公信度有待提高，慈善捐赠规模小，除重大灾害捐赠外，日常慈善捐赠短腿，导致三次分配调节功能有限。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哲学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论文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引言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日本学者广松涉虽然肯定了恩格斯在第一次思想转变中的主导作用，但他无形地放大了这种主导作用，抹杀了马克思应有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以辩证法为突破口，撕裂了马克思恩格斯形象的一致性，制造出“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尖锐对立，扭曲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精神实质。这种对立到了西方“马克思学”那里，则演化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彻底撕碎了恩格斯的光辉形象。因此，只有在尊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准确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摘要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主要以日本学者广松涉为代表，他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恩格斯始终走在马克思的前面，前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由此提出了“恩格斯主导论”；第二种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们认为，在辩证法的理解上，恩格斯陷入到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创立了一种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完全相对的“自然辩证法”，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精神；第三种主要以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吕贝尔和诺曼•莱文为代表，他们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差异无限放大为两种范式的对立，扭曲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真实思想关系。恩格斯的形象在其逝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遭遇了种种误解和扭曲，澄清这些误解，重新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理论贡献，无疑具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关键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恩格斯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主导者吗？

在第二国际正统派和苏东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被视为一个内在一致的整体，而奏响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小提琴手”始终是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针对这种解读模式，日本学者广松涉认为，它完全贬低了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及其理论独创性。为弥补这一理论缺陷，他主张抛弃传统研究的这种“依附论”假设，通过对恩格斯文本思想的细致研究，来客观揭示和评价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他的这一主张的理论结晶主要体现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1966)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文献学分析，详细对比了1843—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上的差异，最终得出了“恩格斯主导论”的观点：“我们的观点与至今为止的一般说法相反：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1]358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广松涉提出了一个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重大问题，即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到底起了何种作用。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一问题的答案始终是自明的，即马克思始终走在恩格斯的前面，马克思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者，虽然他们也承认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始终是附带性的，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澄清。而到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那里，他们为了彻底反对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就刻意制造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将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放大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即“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立，彻底抹杀了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的历史作用。这两种做法都各自固执于形而上学的偏见之中，漠视了恩格斯的真实作用。基于此，广松涉主张抛弃形而上学偏见，力图通过科学的文献学考证方法，客观揭示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真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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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广松涉更为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他详细“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中‘第一次转变’和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中‘恩格斯独特道路’的研究”[2]。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他客观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转变方式上的差异。广松涉认为，恩格斯一开始是以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在理论和政治立场上分别信奉哲学唯心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但由于受到赫斯的影响以及与英国工人运动的接触和对英国社会的经验性研究，促使恩格斯首先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转变，即由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2年底)[1]361。然后，在政治立场转变的影响下，逐渐实现了理论立场上的转变：由原初的哲学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与此相比，马克思的转变历程则较为曲折得多，他首先在理论立场上实现转变(1843)，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探索，最终完成政治立场上的转变(1844)。第二，广松涉准确揭示了恩格斯在“第一次思想转变”中的主导作用。他客观分析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的影响，并认为，正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马克思才实现政治立场的转变，从而提出了恩格斯在第一次转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然而，当他把恩格斯的这种主导作用无限放大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共产党宣言》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首先，他错误地坚持了“一次转变”论，而没有看到他们世界观的“第二次转变”。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上都还处于一般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上，这与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还存在很大差距。而广松涉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直接将这次转变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也告诫我们，在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时，必须破除传统“依附论”和“一次转变”论的思想残余，遵守“两次转变”、“两条道路”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

其次，广松涉完全颠倒了他们在第二次转变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广松涉通过三个方面的考证：(1)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1845年对费尔巴哈的态度；(2)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3)马克思恩格斯对施蒂纳的态度，进而得出结论认为，无论在哪一方面恩格斯都走在马克思前面，从而断定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我以为，他这三个方面的考证都存在着严重问题。第一，广松涉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像早期那样全面肯定费尔巴哈的革命意义，而恩格斯早在1844年11月就已经对费尔巴哈采取彻底的批判态度了，由此认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理解上落后于恩格斯[1]365。这一观点显然忽视了马克思后面的思想转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确全面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但就在此后不久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彻底转变了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在肯定费尔巴哈贡献的同时(第四条)，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缺陷所在，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的定位是内在一致的。相反，在1845年的“费尔巴哈札记”中，恩格斯仍然对费尔巴哈持全面批判态度，这显然是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调不一致的。这也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部分的主导思想应属于马克思。第二，广松涉认为，恩格斯早就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了，而马克思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运动，由此认为，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理解上也落后于恩格斯[1]367。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这恰恰证明恩格斯落后于马克思。在第二次思想转变中，马克思不是“还没有”而是始终反对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或社会制度，始终坚持从历史矛盾运动来阐释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相反，恩格斯仍未摆脱“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残余，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建立于人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理想，这点到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中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这也表明，在第二次思想转变中，恩格斯在共产主义的理解上恰恰是落后于马克思的。第三，在对施蒂纳的评价上，广松涉也犯了相同的错误。恩格斯在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指出，施蒂纳的哲学还是存在着一些值得吸收的“正确东西”，进而主张“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3]12。以此来看，此时恩格斯在总体上对施蒂纳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到了1845年1月20日在致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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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封信中，恩格斯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态度：“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3]16在此，我们可以推断，1844年11月到1845年1月间，马克思肯定给恩格斯回过一封信，并且对他关于施蒂纳的态度提出了不同意见。结合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的部分来看，这些论点恰恰与恩格斯的原有态度截然相反。这也表明，正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之下，恩格斯才抛弃原有观点，形成后来的论点的。这也从反面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部分的主导思想应属于马克思。

从上述分析来看，在第二次思想转变中，恩格斯不仅不是主导者，相反，正是他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不断克服“真正社会主义”影响，逐渐由哲学共产主义转变为科学共产主义的过程。以此来看，广松涉在肯定恩格斯贡献的同时，也过分扩大了恩格斯的主导作用，这显然是不足取的。

二、“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恩格斯问题”

如果说，广松涉主要讨论青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的历史贡献，那么，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问题则转变为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不同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伯恩斯坦首先撕裂了恩格斯的光辉形象，直接预示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未来走向。从第二国际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整个形象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从“党的首脑”转变为“理论的教唆犯”。[4]27无论是卢卡奇、施密特还是科莱蒂，他们都严厉控诉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认为恩格斯试图建立一种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自然辩证法”，进而将其指责为背叛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空洞玩物[5]。由此引出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精神实质？第二，如何理解“自然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地位？

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论是卢卡奇、施密特还是科莱蒂，都没有真正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精髓。

首先，他们完全误解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虽然论述到了“先在自然”，但这里的“先在自然”绝不是人类无法认识的“先在自然”，相反，而是在人类实践作用下进入人类认识视阈中的“自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恩格斯绝非像卢卡奇、施密特和科莱蒂所断言的那样，要建立一种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人类无法认识的“纯粹自然哲学”，恰恰相反，他是要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来考察自然科学(自然史)的演变历程，这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恰恰是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内在一致的。

其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仅不是对历史辩证法的背叛，相反，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论域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6]66以此来看，自然史与人类史并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内在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域。因此，要想真正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推进到底，仅仅停留在人类史的层面上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从自然史的维度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出于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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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对自然史给予过多的关注，而是主要集中于人类史的探讨，就像他们自己指出的那样：“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6]66这在某种程度上留下了一个理论伏笔。在后来的研究中，马克思虽然写下了许多关于自然史的经典论述，但他并没有留下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系统理论，从此意义上来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恰恰弥补了这一理论缺憾，是他们原初计划的延续，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此，卢卡奇和科莱蒂，仅仅依据论域的不同就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再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最终落脚点，绝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抽象的自然哲学体系，相反，而是为人的自由服务的。恩格斯全面考察了“自然与工商业实践”之间的关系，客观分析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行为，论证了自然运动的客观规律性，而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展开的。因此，他的目的不在于建构一种抽象的空洞体系，相反，而是为人类认识自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自由服务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真正领会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真谛，那种单纯地依据论域的差异，就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非常荒谬的。

三、恩格斯背叛马克思：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讨论还停留在辩证法上，那么，到了西方“马克思学”这里，则演变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他们主张摒弃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来全面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最终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夸大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彻底对立，开启了恩格斯全面背叛马克思的“马克思学”路径。吕贝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恩格斯“发明”的，因此他要为近一个世纪的歪曲负全责[7]。诺曼•莱文则进一步将其夸大为“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之间的彻底对立[8]。我以为，这些论点都严重放大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忽视了他们在哲学观和政治身份上的内在一致性。

首先，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指出：“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见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9]这段话清晰地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走的的确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但这只是一种道路上的差异，而在哲学原则上二者是内在一致的。我以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在恩格斯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更不是一种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或爱的哲学，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方法，“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0]第二，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并自觉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在一些问题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第三，恩格斯始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脱离了前两者，科学社会主义便会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根基，沦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幻象。以此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上是内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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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身份政治学来看，恩格斯存在着多重身份：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者，同时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这几重身份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形成的，共同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4]27。然而，在吕贝尔和莱文这里，恩格斯的形象出现了严重分裂：在吕贝尔看来，恩格斯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也正是在解释和宣传的过程中，恩格斯篡改了马克思的本意，私自杜撰出了与后者完全相反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把马克思完全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割裂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同样，诺曼•莱文也割裂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事实，将恩格斯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对立。这种解读模式完全否定了下述事实，即马克思或恩格斯都真实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抹杀了恩格斯的历史功绩。

最后，“恩格斯的形象”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从伯恩斯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他们正是通过对恩格斯“学术”形象的建构，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的，即力图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寻找替罪羊，以此解构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那种简单地把这一问题从历史的原初背景中剥离出来，进而通过扭曲的方式将其还原为一个学术命题的做法，是完全非法的，因为它已经完全阉割了这一问题背后的政治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学”所主张的“价值中立”，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

总之，我们在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时，必须要尊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性和发展规律，既不能过分贬低恩格斯的历史贡献，也不能过分夸大恩格斯的历史功绩，更不能阉割他与马克思之间的内在关系。相反，只有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历史前提下，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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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姚顺良.准确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J].江海学刊，2007，(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胡大平.回到恩格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1；[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0-53；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文选[C].徐平，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42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上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5.[8][美]诺曼•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3.[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95.^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