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职务犯罪轻刑化及防治对策(一)重点

第一篇：探析职务犯罪轻刑化及防治对策(一)重点

探析职务犯罪轻刑化及防治对策(一)

论文关键词：职务犯罪 量刑标准 防治对策

论文摘 要：近年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的量刑出现了明显的“轻刑化”态势，社会各界反映强烈。职务犯罪轻刑化，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据报道，2005年至2009年6月间，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另据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职务犯罪案件共计49627件63901人，其中移送审查起诉33024件42951人，不起诉人数和不起诉率连续两年下降，无罪判决率降至7年来最低。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现象已日渐突出，此类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职务犯罪轻刑化，容易引起群众对法律和执法的不信任，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职务犯罪轻刑化，无疑会削弱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化；更重要的是职务犯罪轻刑化，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一、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

首先是立法自身存在缺陷。1.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比如《刑法》第383条、386条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宽，这给缓、免刑“创造”了条件，也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过大的活动空间。2.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滞后于现实需要。这种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容易造成实际上的量刑不公，且现行刑法自修订以来至今已有多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指数的变化使立法时确定的数额标准已不能及时体现业已变化的现实社会危害性程度。3.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作为判断标准。《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由于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有其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有时让人难以把握。

然后是，对自首、立功情节的标准认识分歧导致缓刑大量适用。“原因之一是检、法两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标准不一致，特别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审查期间和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如实供述罪行是否为自首的分歧较大。”法院判决缓刑的理由，无非也是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能够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积极全部退赃、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情况容易被审判机关认定为自首，且量刑时作为应当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从而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

再者，证据收集不充分也会导致案件判决的轻刑化。由于侦查手段相对滞后，证据收集难以达到充分、确实，导致公诉不力,从而影响整个案件的量刑，这也是导致了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原因。

二、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防治对策

(一)完善立法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根本。1.首先立法上要完善贪污、受贿刑罚的具体规定，尽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建议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的具体量化，从而对1至10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以利于司法操作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限制。2.完善缓刑适用的条件和程序规定。首先，在立法上应设定具体统一的缓刑适用标准，缩小适用缓刑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对于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处实行听证制度。建议法院对适用缓刑、免处的职务犯罪案件，实行缓刑、免处的听证制度，即凡拟适用缓刑、免处的，必须经过听证程序，由法院主持听证，邀请人大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人员等参与听证程序，对被告人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等进行公开听证。再次，立法可考虑增设相关缓刑义务的规定，使犯罪分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的实质性责任，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缓刑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改善缓刑公正性的不足，以看得见的方式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

(二)履行量刑建议权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有效手段。在审判活动中，检方应对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对刑种、刑期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这样一方面履行了审判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也起到让群众参与监督的作用，使量刑程序阳光化，促使审判人员认真考虑检察机关的意见，督促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裁定。

(三)实行检审协调机制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基本要求。首先，就检察机关内部来说，应按照检察一体化机制的要求，实行公诉向前延伸，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侦查向后延伸，服务于公诉，及时两部门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促进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四)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法律保障。检察机关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要转变思想，既要对自侦案件侦查活动中执法不严的情况进行监督，又要对审判机关重罪轻判、量刑畸轻、滥用缓刑的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对公诉人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该抗诉的要坚决依法抗诉。

(五)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前提条件。

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执法者的态度、理念及方法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往往会成为量刑失偏的走向。而“仁慈执法”会折损法律权威，如果无动于衷，往往会引发社会的负效应，不利于有效地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甚至会挫伤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失去对司法机关和法治的信赖。无论是贪污腐败或是渎职犯罪，当严不严、罚不当罪都是执法的大忌。因此，要纠正“执法仁慈”，就要使执法者准确理解“宽严相济”，而“宽严相济”并非是只宽不严，判决结果也不应该令犯罪分子满意，更要与对腐败分子“零容忍”相适应，让广大群众满意。由此看来，纠正执法者的执法理念问题是目前进行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可喜的是，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已被社会强烈关注，我们国家司法机关也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2009年3月18日，两高颁布实施《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公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2010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对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我们期待研究制定出更多的防治应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的有效对策！

参考文献：

〔1〕《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公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2〕《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2010年11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二篇：探索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及对策

探索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及对策

来源：法律论文 http://www.xiexiebang.com/lunwen74441/ 摘要：当前对职务犯罪被告人过多地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原因，还有社会干扰因素等。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完善立法，从法律上严格掌握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免刑的条件；二是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量刑建议权；三是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审判监督力度。

关键词：职务犯罪 轻刑化 定罪量刑

一、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缓刑适用过高的原因呈现综合性和多样化，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法》中职务犯罪的法定刑给量刑轻刑化提供了条件

一方面，由于立法不完善，量刑规则的缺失导致法官在对职务犯罪的审理量刑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过大。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职务犯罪处罚的规定是：个人贪污受贿在以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为1至10年。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当前复杂的司法环境中难免会出现操作上的不规范，从而形成了对职务犯罪实际适用刑罚轻刑化。

另一方面，由于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刑法第七十二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刑法对大部分职务犯罪规定了数额标准，是较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刑标准，故法官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时，通常比较注重犯罪金额、认罪悔罪表现、有否退赃方面的考察，而对于犯罪动机、手段、社会影响等难以量化的因素较少关注，加之刑法有关缓刑的规定注重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与再犯可能性，因此导致该类案件过多地适用了缓刑。

（二）对自首的认定条件过宽导致缓刑大量适用

自首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重要法定量刑情节，对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强调法律感化功能、节约国家司法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促进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对职务犯罪人自首的认定条件掌握过松、自首适用非常频繁的现象。自首的前提是自动投案，即不论司法机关是否发觉，都要在不受司法强制的情况下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而根据我们的调查，许多案犯并非是出于悔悟等原因主动交代的。犯罪嫌疑人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仅占26.6%，其余均是在检察机关收到举报信、向案犯了解情况，单位收到举报信或发现问题向案犯核实，或是在检察机关掌握了一定的犯罪材料，传讯案犯时交代的。

(三)证据收集不充分及缺乏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深挖细究导致判决的轻刑化

职务犯罪的嫌疑人多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职务和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实施犯罪的手段较普通犯罪更为隐秘、狡猾，有的已呈现智能化特点，侦查取证难度较大，犯罪证据的固定相对不易。目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每年都将立案数作为年终考核的标准，立不够上级院规定的案件数就会影响全院的考评成绩，所以侦查部门往往会采取“短平快”的方式侦查一些数额较小的案件，对大案、复杂案件注重突破而忽视深挖，以至于案值在5万元以下的贪污贿赂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观上为法院多判缓刑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侦查手段相对滞后，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从而影响整个案件的量刑，也导致了案件判决的轻刑化。

二、职务犯罪案件过高比例的缓刑和免于刑事处分，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不仅给群众的印象是被告人没有因犯罪受到罪刑相当的惩罚，更重要的是削弱了案件查处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威慑、教育作用，其不良影响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违背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的规定是比较原则的，然而与同期一般刑事案件的缓刑率相比，职务犯罪案件的缓、免刑率明显较高，这种量刑上的失衡，不仅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则，而且与罪责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产生冲突，同时有悖刑罚公正的要求。

（二）削弱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职务犯罪如此之轻的刑罚处罚，抑制了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对其他在职人员形成了职务犯罪容易逃避处罚，而且即便进入司法程序也会被从轻判处的错误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刑罚应有的一般预防功能的发挥，从而强化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给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三）降低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可信度，挫伤公众反腐败的积极性

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向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是民心所向。而缓刑适用过多的结果在普通老百姓看来，犯罪分子依然像往常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并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这不免给普通百姓一种误解，判缓刑等于没有判刑或者缓刑可以用钱赎罪，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

[1] [2]

机关失去信赖，对公正执法产生怀疑，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法律的权威亦受到挑战和亵渎。

三、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对策和建议

（一）从立法和司法上解决职务犯罪量刑问题

上文已论述到立法的原因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活动空间过大，很容易导致量刑失衡。因此，建议从立法上改变这种状况，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的具体量化，缩小量刑幅度，对至年的刑期做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特别是判决年以下的更应该有量化的法律依据，这样既有利于司法操作，又削减了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降低了少数司法人员利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的可能性。适当修改刑法适用缓刑的条件，使某些抽象法律概念更加具体化、明确化。

（二）强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议权，确保量刑适当

检察机关是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司法机关，对了解犯罪人的作案手段、危害后果、悔罪情况等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公诉就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如果检察官提出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或者检察官并没有提出缓刑、免刑的建议，那么法官如果不按建议判，他就要在判决书论证适用缓刑、免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且要能经得起本院审委会、上级院的监督，这样会有效减少乃至杜绝因暗箱操作所导致的缓刑适用不当的问题，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

（三）严格把握对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条件

从立法上细化自首的适用标准，增强自首制度的可操作性，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人民法院认定自首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关于自首的限制性条件规定进行，要符合“自动投案”的自首本质特征。检察机关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对自侦案件的侦破能力，杜绝为了侦破案件以认定自首来换取犯罪人的“口供”的错误的司法倾向。

（四）提高证据意识，减少公诉之累

要多把功夫下在间接证据的运用上。一是针对职务犯罪案件证据多为言词证据的特征，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的要求，对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询问重要证人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加强对重要证据的复核和固定工作；二是充分运用各种技术侦查手段，解决好配套措施的问题，真正把侦查、起诉工作的重点放在实物证据的收集上来，努力实现从重口供到重证据的转变，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避免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现象发生。

（五）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加大审判监督的力度

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加大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监督力度。对自侦案件的判决裁定文书要实行专人审查，严格把关。特别是对我们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参考文献：

张雪科，刘汉高.加强教育学习，预防职务犯罪[J].广西林业，（）.康泽洲.论刑罚中减轻处罚量刑档次的适用——以遏制职务犯罪缓刑率偏高为视角[J].法制与经济，（）.

第三篇：职务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检察监督

职务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检察监督

杜文海

[摘 要]我国职务犯罪案件量刑出现了明显的“轻刑化”态势，引发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检察机关应多策并举，积极应对，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和纠正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

[关键词] 职务犯罪 轻刑化 检察应对

但近年来，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此类案件的量刑出现了明显的“轻刑化”①态势，成为官员犯罪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认为纵容了犯罪，破坏了法律的公平，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及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和纠正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检察机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积极应对。

一、完善内部工作机制，整合内部监督资源，提升案件审判法律监督的能力。

（一）、完善查办职务犯罪考核标准，强化证据意识。考核标准对执法办案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导向作用，目前检察系统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进行案件目标考核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考核指标偏重数量。没有案件数量就会影响全院的考评成绩，所以某些检察院的侦查部门为了完成指标往往会对一些数额较小、证据不完善的案件也立案侦查，对大案、复杂案件则只注重突破而忽视深挖。二是，考核侧重于有罪判决。客观上造成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和公诉部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共同目标仅仅满足于“诉得出、判得了”，没有重视是否“判得准”。为此应确立科学、合理地考评指标：着眼于案件的质量，以质量考核为主，数量考核为辅；增大职务犯罪大要案的考核分数比重，引进对职务犯罪有罪判决量刑是否适当的审判监督考核；这样可促进提高侦查人员固定证据与深挖犯罪意识，转变“从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把侦查、起诉工作的重点放在实物证据的收集上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避免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现象的发生。

（二）、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指导作用。落实《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备案审查规定》、《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 杜文海，检察员，研究生学历，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检察院，邮编727031，手机***。①职务犯罪“轻刑化”，有人称之为职务犯罪“轻缓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对职务犯罪人判处较轻刑罚的司法趋向。其突出表现是职务犯罪相比其他一般刑事犯罪被判处缓刑和免刑的数量比例过多。

规定(试行)》等文件规定,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在办案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在案件初查以后，上级检察机关要掌握立案的犯罪金额或重要情节；密切关注案件的侦查终结、起诉、审判等环节在犯罪数额认定及重要情节方面的变化；对下级检察机关提出需要上级支持或者出面协调的，上级机关应当及时与有关机关或部门协调，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对案件质量的跟踪管理，及时进入对下级法院判决的实质审查，做到两级审查同步和一体化，对明显适用法律不当，判决崎轻的，基层检察院要及时提出抗诉，对没有提出抗诉的，上级院要指令下级院提出抗诉，并跟踪监督落实。通过上一级检察院的及时介入，发挥上下级检察机关一体化效能，有效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扰和阻力，及时发现不公的职务犯罪案件判决并依法监督纠正，把审判监督由“软”变“硬”。

（三）、加强检察职能部门内部整合，发挥互补优势。实行有效的内部整合，实现检察机关侦、诉职能部门的良性互动，发挥互补优势，是提高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实行公诉向前延伸，加大对自侦部门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听取案件进展及证据到位等情况，及时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对证据锁链的完整性、适用法律条款及定性的准确性，提出意见，按公诉证据标准引导侦查，指导取证工作。侦查向后延伸，服务于公诉，侦查部门及时将职务犯罪案件查办过程中嫌疑人的悔罪表现、证据变化等向公诉部门承办人员反馈沟通，便于承办人审查起诉时全面掌握案情，及时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进一步提高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通过业务部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形成法律监督合力。

（四）、严肃查办法官违法审判案件，发挥警示作用。职务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问题也是司法不公问题，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司法不公背后的种种犯罪行为，是促进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措施。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法官职务犯罪问题仍时有发生。他们有的与律师相互勾结弄虚作假，有的利用所谓的法律“灰色地带”弄权渎职，有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索贿受贿。检察机关应对职务犯罪案件审判的判决裁定文书实行专人审查，严格把关，对个案处理上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以及量刑畸重畸轻的案件情况要重点审查。对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背后的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及时调查，该立案侦查的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通过强有力的刑事惩治，发挥警示预防作用，促使司法工作人员自觉廉洁、公正、高效执法，减少案外因素的非法干扰。

（五）、充分运用量刑建议权，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量刑规则的缺失，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在审判活动中，检察院应依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对职务犯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将量刑程序纳入法庭辩论阶段，使控辩双方对量刑进行辩论。量刑建议应当载明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种类、幅度、执行方式及其理由和依据，对量刑部分进行阐释说理，列举证据分析是否适用缓刑、免处，提出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如果法官不按建议判，他就要在判决书论证适用缓刑、免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且要能经得起本院审委会、上级院的监督，这样会有效遏制因暗箱操作所导致的缓刑适用不当的现象，有效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

（六）、完善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委会制度。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参与人民法院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讨论，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途径。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职务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分时，应邀请同级检察长列席。通过列席审委会可以直接就案件的定性、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法律的适用，与审判委员会面对面地沟通，阐明检察机关的意见、观点和法律依据。有助于审判委员会充分考虑人民检察院意见和观点，准确地适用法律，恰当地裁判案件，达到审判监督的目的和效果。

二、完善外部沟通机制，整合外部监督资源，形成打击职务犯罪之合力。

（一）、加强与人民法院的联系、协调、沟通。

1、细化缓刑、免刑的适用条件，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我国现行刑法对缓刑、免刑的适用条件规定不够细化，缺乏明确性、可操作性。检、法两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标准认识常存在分歧。建议由各省级人民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结合本地实际, 按照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原则要求再进一步细化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和细化规范自首、立功等具体条件，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实施意见。从而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增强可操作性，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

2、召开联席会议，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案件侦结后，检察机关要及时加强与审判机关的联系和沟通，除了在认定事实及情节上进行监督外，更应加强对量刑的监督。在交流方式上，可采取定期、不定期与法院召开联席会议。对职务犯罪个案审理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相互沟通，对案件定性、证据采信、庭审旁听、案件线索移送等工作进行协商，相互配合；

对共性问题应当及时分析，向审判机关通报反馈，提出修正或者纠正的意见、建议，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

（二）、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支持的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办案的政治效果是根本要求，坚持党对司法工作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党的反腐败方针和重大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特别是在遇到阻力大、因难多的案件时，要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向党委汇报工作，争取党委对打击职务犯罪工作的关心与支持非常重要。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这样既可以接受人大的监督，又可以争取人大的支持。

（三）、借助新闻舆论监督权，发挥新闻监督作用。随着现代传媒的逐步普及和发展，新闻舆论监督权已成为独立的权力，利用舆论的公开、透明，可以把职务犯罪的丑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下，形成强大的社会威慑力量，这是对防范司法审判活动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司法腐败现象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监督方式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检察机关可以适时对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报道和曝光，发挥新闻监督作用，使人民法院在职务犯罪案件审理中不敢随意适用缓刑。

三、创新检察工作机制，完善工作制度，拓展审判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

（一）、建立诉前检察官走访调查制度。对职务犯罪案件可能适用缓刑、免刑的，诉前实行检察官走访、调查制度。通过走访认真听取被告人单位和社会各界对被告人的评价，对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综合判断．有利于检察机关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起诉，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引进判决公开审查评议制度。由检察院牵头，邀请人大、法学专家等组成一个评案小组，每年对当地法院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中作出的缓刑、免刑判决进行公开审查评议，通过对职务犯罪案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判决的公开审查，可以发现量刑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意见或建议，监督和促使人民法院在职务犯罪案件审理中正确适用缓刑、免刑。

（三）、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异地审判制度。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的身份特殊，大多数是拥有一定权力和职务的官员，他们大都拥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即使被控制住人身自由，也可能会通过其既有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干扰、影响司法活动。在本地提起公诉、审判，本地法官在判决时往往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干扰，说情送礼的有之，法官碍于情面判决时手下留情的有之，甚至徇私枉法、徇情枉法者也有之。要公正地处理这些案件，就应将案件快速侦查完毕后即交由异地关押、起诉、审判，能将上述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减小到最低的程度，阻却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四)、践行公开报告、质询制度。对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

用法律审判程序等方面存在错误和不当，经抗诉不改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无效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书面报告同级人大，提请人大召集两院公开报告、质询。人大根据报告情况决定是否公开进行质询，公开报告、质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如果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没有错误与不当，人民检察院也可通过公开报告、质询准确了解案件事实，正确理解法律适用，从而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抗诉、上诉、上访，起到息诉和化解矛盾的作用。

（五)、尝试将社会监督引入刑事审判监督。社会效果是查办职务犯罪的终极目标，办案的最终目的就是归结为人民的满意。职务犯罪裁判文书生效后，检察机关在除确系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以外，对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的可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布，将具体案情、对量刑结果有重大影响的自首、立功的认定，判决结果乃至执行情况公之于众，接受民众的评判和监督，将群众意见作为是否抗诉的参考因素，争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四篇：轻刑化语境下司法恢复理论之探索专题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进程中，刑罚思想从既漠视社会利益，又漠视个人利益的报应主义刑罚理论，演进到既强调社会利益、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刑罚理论，发展到注重个人价值、个人利益的理性主义刑罚理论。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价值受到应有的尊重。伴随着刑事轻缓化浪潮，西方对司法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课题进行了探索，“恢复性司法”理论

被推上刑事司法舞台。我国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法院于2007年5月审理的一起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就引入恢复性司法的裁判理念。可见，此种理论引入我国司法实践，不仅蕴涵着刑事裁判理念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而且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工具，将对处理犯罪案件、调整诉讼模式产生积极的作用。

恢复性司法是指通过在刑事犯罪的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让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第三方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司法活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恢复性司法进入刑事司法的主流，被有的学者奉为辅“现行刑事司法的全功能替代模式和认识犯罪的新镜头”

基于此，笔者在本文立足对刑罚功能反思，试图对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生长的思想基础、合理性与无理性进行探索，并就构建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

一、渊源追溯：刑罚关系的正当性说明

长期以来刑罚一直担负着修复社会关系的作用，从传统的刑罚理论上看其功能可分为报应主义刑罚和功利主义刑罚。

（一）报应主义的刑罚理论

报应功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中的血族复仇。血族复仇是无节制的原始本能的自救行动，往往导致氏族或者部落之间漫无限制的残暴厮杀，甚至造成整个氏族或部落的灭绝。随着共同利益范围的萎缩，血族复仇逐渐让位于血亲复仇。血亲复仇是公正报应的开始。到了原始社会后期以及奴隶社会，血亲复仇又被“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所取代。无论是血族复仇、血亲复仇、同态复仇，还是交纳赎罪金，它们都表现出人类追求公平、讨回公道的正义本能和作为恶害行为的公正报应的基本要求。后来，报应论代表康德建立了道义责任基础之上的道义报应论，认为刑罚的存在主要是要报复犯罪者出于自由意志而实施的给他人或社会造成侵害的行为，惩罚犯罪者的“原因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到自己的言行有应得的报应”。在康德看来，刑罚等量报应功能即公正性的惩罚。黑格尔也提出等价报应论。认为犯罪并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不法，是犯罪在客观上对法律秩序的破坏。

（二）功利主义的刑罚理论

功利主义缘起于古希腊、罗马时期阿里斯底波、伊壁鸠鲁等人的快乐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边沁则将该原则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完整、系统地运用于立法学和刑罚学领域。他的苦乐估算论更倾向于伦理学的威慑功能理论，主张将苦乐的价值以强烈度、持久度、疑信度、近远度、多产度、纯杂度和广延度等七种标准来确定，并据此计算某种行为给当事人带来的苦或乐。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认为人具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正是追求在犯罪时获得快乐的感性冲动促使人犯罪的。为了防止犯罪，就需要防止、抑制人的这种感性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使人们预先知道因犯罪而受刑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只有这样才能抑制其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

（三）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正当性诘难

西方传统刑罚理论将刑罚区分为报应和功利两种功能有其先天不足。报应主义的刑罚功能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报复”功能理论——一种为痛苦而信奉痛苦的理论，其逻辑是犯罪对社会有一种应偿付之债，社会则因犯罪的恶行而向其回索。这种报应功能理论忽视了犯罪人的客观情况，也未能考虑社会的客观情况，在理论上存有欠缺。而功利主义刑罚功能理论过于强调社会秩序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将刑罚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通过其威慑功能、剥夺功能和矫正功能以维护社会秩序。这种理论以未来的考虑为基础，确立刑罚在社会中预防犯罪的作用，因而在司法上留下了惩罚无辜或惩罚不公的非正义的潜在可能性。这种结果的出现极不符合人类理性的基本要求，人类不会赞同一个故意惩罚无辜者的刑法制度。

二、内涵解读：司法恢复理论实证考量

（一）恢复性司法产生背景

鉴于报应论和功利论都因其自身缺陷而销蚀着公众对刑法的认同，它们都不能对与现代刑法观念相符合的刑法正当根据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并且致使犯罪有增无减的势头。在这样的前提下，西方国家悄然兴起了一场引人瞩目的刑罚改革运动，预防犯罪、非犯罪化、轻刑化、刑罚现实化等刑罚手段登上历史舞台，使犯罪人更多接触社会而不是监禁在监狱和少管所中得到矫正的刑罚方式得到社会公众的接受，于是恢复性司法登上了历史舞台。

1、传统刑事司法面临的困境。一是报应与功利存在冲突。刑事司法一方面要实现公平正义，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双要对犯罪人进行矫治，使其不再犯罪，两者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二是短期自由刑存在的弊端。根据贝卡里亚的罪刑阶梯理论，刑罚应当与犯罪在性质上相似，在程度上相当，在执行上相称。然而，短期刑的弊端日渐显现。由于刑期有限，而改造需要一定时间，形成罪犯改造期与服刑期矛盾，以致罪犯不能从较短的服刑期中汲取教训。罪犯入狱

后受监狱亚文化的影响，不但没有悔过自新，反而受到交叉感染，习得新的犯罪技巧，巩固了犯罪心理结构。

2、犯罪人复归思想的发展。促进罪犯改恶从善。罪犯改恶从善的前提是知罪并悔过。恢复性司法适用的犯罪对象是恶性比较小的罪犯。恶性大小不同的罪犯对刑罚的感受程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恶有恶性大的罪犯对刑罚的感受比较迟钝，恶性小的罪犯对刑罚比较敏感。由于适用对象是恶有恶性较小的罪犯，其对刑罚的感受比较敏感，感受到刑罚的严厉和恐惧，容易形成悔过心理。同时，又是附条件的地保持刑罚执行的可能性，给罪犯以持续潜在的压力，促使其改过自新养成良好的习惯。

3、刑罚经济性原则的勃兴。刑罚是一种国家通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报应或其他原因将其投入监狱进行改造教育，势必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恢复性司法无须投入更多成本，应当说是一种具有极大经济性，而又行之有效的刑罚执行制度。对于被害人来说，通过恢复性司法不但可以确保基物质利益，而且还能弥补其精神损害，有助于被害人之社会化。对于犯罪人来说，一方面通过与被害人会晤，能够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和程度，使其真诚悔悟并采取行动对被害人邓以赔偿来建立和缓和社会关系，从而提升了其社会责任感。

（二）恢复性司法实践运动

1．日本。在日本，近年来学界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司法实务界推动恢复性司法的活动也日渐蓬勃。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大阪的“被害人与加害人对话支援中心”。目的在于给被害人和加害人一个安全的对话空间与机会。被害人可以当面询问加害人有关犯罪的情况，也可以表达其愤怒和意见，让加害人理解被害人的情形。同时也给加害人机会来陈述犯罪当时及现在的心境、表达歉意，决定如何修复犯罪所造成的影响。

2．英国。最早在刑事司法中实施恢复性司法的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牛津郡警察局，1997年恢复性司法原则和实践被纳入了青少年犯罪司法系统，警察在采取对青少年犯罪的警告之前，犯罪人要先去一个新的多机构合成的反青少年犯罪队，对犯罪者的需要进行评估，并提供促进他人改邪归正的各项活动计划。同时要求他们对受害人作出或者对更为广泛的社区作出一定的补偿，补偿可以是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其计划为和受害者进行面谈提供了条件，为修复的调解提供了一种可能。

3．台湾。台湾有关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在做成缓起诉处分之际，得命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或支付相当数额之财产或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在刑罚的执行阶段，通过宗教的力量，使受刑人与被害人之间对话，从而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

三、进路求解：恢复性司法与本土文化契合

（一）文化接应：我国传统法文化与恢复性司法的对应

1、和为贵的思想。在儒家的“和为贵”与道家的“和光同尘”、“不敢为天下先”的消极处世哲学共同训迪下，上达朝廷官吏、下至百姓黎民，莫不将“和”与“无讼”视为警世良言。因此，古代社会追求陶冶民风、讲信修睦，推崇人际之间的和谐共处。然而诉讼，却是对这种和谐的破坏，认为是不道德的。

2、儒家的仁政。“仁”在儒家思想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丰富涵义在儒学经典中亦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人与人之关系是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之，人恒敬之。”因此，“仁”可更多理解为“爱”和“爱人”。因此，将所有的人际关系纳入仁爱的原则之下，“社会通过这种以爱为结合纽带的家庭组织，大家在家族生活中，使公与私、权利与义务、个体与全体，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谐和”。儒家的这种仁爱的社会关系与恢复性司法目标不谋而合。

3、调解制度。调解观念根深蒂固于百姓心目之中，儒经《周礼》，就记载地方司徒属下有调人一职。秦汉统一后公权力仅及县府，地方治安、微罪处罚、民事争执等，大都由地方自治或“调处”解决。传统社会的调解有官府调解、官批民调和民间调解三种形式。

（二）阻却因素：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生存的困惑

1、传统“和”与恢复性司法的和谐的差异。比较一：传统所追求的和谐，以反对诉讼、鄙弃法律为基调。这种对法律的失望、轻视，也阻碍了法律地位的回升、法制的健康发展。而恢复性司法的存在是为了调动市民社会自治的力量以减轻政治国家的压力，并非剥夺国家的刑罚公权力。比较二：“和”传统追求的和谐具有表面性。传统社会“反诉讼”，一切以和为贵，追求表面的和谐甚于追求实际存在的事实真相。恢复性司法则强调对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处理以一种“富有意义”的方式进行，通过达成最佳处理犯罪行为的协议，治愈由犯罪行为引发的伤害，犯罪人和被害人在社区层面上重新融合。

2、中国传统调解制度与恢复性司法的差异。传统调解制度是以民间宗族的族长为调解手，其目的是维护本族和谐和荣誉，因此做法上往往不分是非，不准擅自告官，要求在在本族内“私体”。即使最后上了公堂，这种调解原则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调解活动只注重息事宁人，并不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恢复性司法提供的是一个保障人权平台，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各自的支持者参加，被害人能够表达他们的感情，犯罪人能够弥补已经造成的伤害，直接承担责任，提高个人责任感。

3、恢复性司法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区别。恢复性司法主张犯罪侵害的是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犯罪的处理应该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协商解决，这等于混淆了民事侵权行为与犯罪的本质区别。用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来处理刑事案件。其次，恢复性司法缺少相应的程序保障。由于恢复性司法强调非正式的、以协调和对话为基础的程序解决犯罪问题，因而会不可避免地给犯罪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利益造成损害。

4、两种诉讼价值的差异。恢复性司法将国家——个人（犯罪人）的线型犯罪分析视角调整为社会为顶点，以被害人和加害人为两端的三角分析视角。在这种范式中，犯罪者尽管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接受国家追诉与刑罚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在恢复性司法过程中，犯罪被认为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个人冲突，被害人的地位得到承认，国家将纠纷解决权力交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己，并委托一定的中介机构协调解决冲突，对解决的方案国家予以认可。

5、与我国罪刑法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冲突。罪刑法定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原则之一。它不仅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还要求法律对犯罪和刑罚规定的明确性，禁止使用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和完全不定期刑。而我国非监禁刑的有限性，导致了恢复性司法最终确定的解决方式于法无据。使这种司法方式在实施上缺乏可操作性。同时，恢复性司法与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也发生冲突。有些犯有同种罪行的人会因为经济基础、社会地位等因素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处罚结果。经济条件好的将顺利适用，而经济条件差的将被拒之门外，许多人因缺乏经济条件而得不到谅解而不适用恢复性司法。

（三）基本意蕴：欧洲恢复性司法之经验取舍

中国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主权平等的一员，法制现代化也进入一个自觉的对法律国际性的反省、汲取、消化、建制的时代，离开了国际取向，中国法制现代化便进入无的放矢之困境。

首先在学理上正确认识对待恢复性司法。恢复性司法在欧洲的兴起是由于那里的人们过度诉助于诉讼程序，而致使司法系统不堪重负，效率下降，帮其希望另辟溪径，寻求司法新灵感。而中国情况并非如此，如从古到今的的调解制度，似乎与恢复性司法殊途同归，这说明在常理上我们无须对恢复性司法过分拨高，而应自信地发展我们安帮之道。就目前而言，应加强对我国的调解制度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完善法律对其进行保障。

其次对恢复性司法进行定位。恢复性司法无论在世界其他国家还是在我国，都只可能与传统司法并行，而不能代替后者。必须就每个案件是否适用恢复性司法做认真的审查和决定，因为作为一种非正规的犯罪处理方式，各地的恢复性司法总是要与当地的犯罪态势、社区状况和法律文化传统相协调。虽然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的模式已经逐渐被解构、分化，但是新的小区、行业协会、同乡协会和宗族势力已经形成，加之又存在着传统的和谐式的文化传统，因此，应当尽可能的适用恢复性司法，在恢复性司法不适合、不适用或者已经尝试但证明不成功的案件中，可以保留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

再次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把握原则。一是坚持自愿原则。要求各方自愿参加恢复性程序，不能强迫或诱使参与人参加恢复性程序。二是坚持可恢复性原则。只有对证据充分且犯罪者已承认罪行，愿意接受恢复性程序、具有可恢复性的案件才可以适用恢复性程序。三是司法参与原则。通过恢复性程序获得的恢复性结果应得到司法确认，其结果与裁决或判决具有相同的地位并能够引起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后果。如果当事人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应立刻启动刑事司法程序。即使已达成恢复性协议，但在协议完全执行完毕之前反悔，致使所达成的协议没有执行或没有完全执行的，则要交由刑事司法程序处理。

（四）变革思路：恢复性司法本土化路径选择

恢复性司法理念和制度同其他制度一样，其施行不仅取决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更有赖于一系列制度是否齐备，如果脱离了这种因素，再好的制度真正实行起来就会变样。

1、适用对象。（1）过失犯罪。交通肇事案、过失致人伤害等案件，因为没有明显的主观恶性，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持否定态度，犯罪者和受害方有坐下来面对面谈话的感情和心理基础，加害方也容易得到受害方的谅解，这类犯罪可适用恢复性司法处分。（2）轻罪犯。对于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或判处拘役的罪犯。由于社会恶性较小，对社会关系的损害程度较轻，加害方和受害方也可以进行交流和沟通，受损的社会关系容易得到修复。（3）未成年人犯罪。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坚决贯彻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4）不适用于重刑犯罪和公害案件。爆炸、投毒、杀人、多次抢劫等，必须施以刑罚，不能用恢复程序替代司法程序。

2、程序设计。（1）提出。恢复性司法的提出，应由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及得自的诉讼代理人提出。（2）受理。法院受理后，应当从以下方面审查提案是否具备进行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查明被害人愿意参与恢复性司法的原因，案件种类及特点，当事人是否承认错误及悔罪程度等情况。（3）调解。调解人员主持被害人与加害人对话，就犯罪本身交换看法，加害人通过承认错误，表达歉意等方式达成书面协议。（4）监督。经法官对当事人协议的合法性进行认真审查认定后，确认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由社区矫正组织对加害人的改造进行监督，并督促其履行生效的协议。

结语

刑罚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多元方式的一种，而且是最严厉和最后一种规制手段，但不管是何种手段都不能改变维护和谐秩序的根本使命。因此，刑罚的终极功能即是维护和谐秩序，恢复性司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和平方式，在案件当事人充分参与的基础上解决刑事冲突的新途径，使近现代以来几乎由国家垄断刑事公诉案件的诉讼进程，转而更加注重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尤其注重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使被害人得到较为充分的救济，实现当事人的和解并促使犯罪人的认罪、融入社会、改过自新，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更加体现了刑法的追求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深层次目的。符合刑事效益主义的要求，符合法律人道性和民主化的要求,符合我国和为贵的民族情感符合司法改革的趋势。

第五篇：浅论职务犯罪产生的特点、原因及防治对策

转自论文部落论文范文发表论文发表

浅论职务犯罪产生的特点、原因及防治对策

作者:王少辉

【摘 要】职务犯罪在目前我国正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的今天是一项亟待解决的的重要问题。职务犯罪，本文对其定义以及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提出了如何对职务犯罪进行防范预防，强调了防范警示在控制职务犯罪中的意义。

【关键词】职务犯罪；贪污；腐败；防治

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越来越多，主要由于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人民生活以及思想观念的不断提升与改变。案件涉及人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职务也越来越高。案件涉嫌金额也在不断增大，涉案手段越来越恶劣。由于职务犯罪涉案人员多为管理人员，与普通犯罪相比，职务犯罪的影响更大、更为恶劣。因此，对于职务犯罪要引起高度重视。职务犯罪的概念及其特点

职务犯罪指的是国家工作人员、企事业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非法活动或者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它的本质特征是权力商品化，犯罪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以满足个人、家庭或小集体利益，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更甚，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

职务犯罪属于刑事犯罪的一种，从已被揭露的大量犯罪案例来看，职务犯罪占了相当一部分的比例，尤为突出的是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分析可得，主要原因就是在权、钱、色这三个环节上存在着很多漏洞。总体来讲主要有以下特点：

1.1 贪官级别越来越高 腐败危害越来越重

众多职务犯罪的首要特征是位高权重，贪污受贿。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犯罪的主体上看，涉嫌贿赂、贪污的官员职务越来越高，正职领导干部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涉嫌贪污受贿的都是基层的直接管财务的厂长、会计、采购员，出纳等，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是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如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绥新案件中，竟有16人是“一把手”，他们的腐败行为，给党和人民群众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会影响一个地区的风气。

1.2 品行不端正，情趣不健康

检验一名领导干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尺是：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生活的堕落跟经济的犯罪，一直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部分干部的堕落都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开始的，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忍受不住诱惑，就会背叛自己的誓言，贪污受贿、权色交易，最终道德败坏，沦落成人民的罪人。最近很多地方发生的贪污案，被查处的领导干部都有以下共同点：经济贪婪、生活腐败，做人的底线丧失殆尽。这些领导干部平时看似道貌岸然，讲话振振有词，有的还把自己打扮成为一方百姓殚精竭虑的公仆，而背地里的生活却是醉生梦死、穷奢极欲。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2.1 政治立场动摇

列宁说过这样一句话：“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绝不会贪污的。”列宁说的政治修养就是党性修养。很多贪官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对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做了错误的判断。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国家电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高严，都是从丧失了政治信念后开始堕落，丛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号。很多贪官都烧香拜佛，寻求保佑，但最后也没有躲过牢狱之灾和灭顶之灾。

2.2 道德防线崩溃

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说过：“我了解的贪官，走向犯罪都是从道德败坏开始的，都是从行为操守不检点开始的”。

2.3 法律意识淡薄

所谓法律意识就是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权力的属性是它的腐蚀性和扩张性，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行为边界，你运用权力的程序就把握不住，你就要脱离法律的轨道，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4 侥幸心理作祟

贪官们为什么要贪污受贿？不该得的钱你得到了，这钱是不合法的，也都是知道的，但为什么还要想得到呢？都存在侥幸的心理。众多贪官的经历证明：这样的侥幸心理要不得。因为人的存在是自然生命存在、精神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三位一体的。你的精神生命之所以受到创伤，是因为你真的贪污了。因为道德的谴责、对法律的恐惧感也伴随而生。

2.5 特权思想严重

通过两种方式表现特权思想，一是犯罪干部中很多人员将党与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利变成了自己的特权，将自己以管人者自居，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有用特权，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的约束。实际却是，当腐败分子受到惩处在进行自我反省时会提到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监督我，就不会有如此的下场”，此时后悔已经晚了。二是忘记了”权利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重要宗旨，完全没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人民群众也颠倒了主仆的关系，观念淡薄，糊了了干部的本职是为人民服务。3 职务犯罪的防治对策

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人们往往关注打击职务犯罪而忽视预防工作。惩办贪污腐败，令人解气，但更重要的是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损失，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预防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3.1 教育是反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陈希同、成克杰、王宝森、胡长清、程维高等，这些高级干部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

3.2 制度建设是预防腐败的保障

香港廉政公署有一句口号：“有健全的管理就会减少贪污的机会。”从已经暴露出来的案件中，也反映出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还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3.3 监督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

当制度的执行不被保障，在制度“无效”的情况下，就需要有效的监督。在成克杰、慕绥新等腐败的案件中我们不能看出，这些人在作案时跨度大，时间久，并且越来越严重，而且有很多都是边腐败边提拔。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反思，在我们的监督体系下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为什么我们的监督体系不能发挥其效用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以下四方面着手。首先，要客观的认识到通体监督的局限性，要解决监督主体依法独立监督的制度保障。其次在对各级“一把手”强化监督的同事，也要加重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责任，如有状况发生要追究他们的失察之责。再次各监督主体要各负其责，同时还要形成合力，将监督重心迁移，重视公职人员的道德监督和党纪政纪监督，不要等到发展成非常严重的犯罪时才来算账。这对党和个人都是极大的损失。四是依法依纪监督，这样才能建立健全发现机制和惩戒机制，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法外开恩。

在工作中，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要求，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三位一体”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寻找最佳的预防职务犯罪方法，才能有效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刘光显，张泗汉.贪污贿赂罪的认定与处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2]李文燕.中国刑法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3]朱丽欣.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执行手册[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4]陈志军.关于当前受贿罪若干问题探讨[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5]陈正云，文盛堂.贪污贿赂犯罪认定与侦查[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6]高铭暄，马克昌.刑法热点疑难问题探讨[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