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

第一篇：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 李浩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一、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概述

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是指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收集证据时遇到客观上的障碍，无法获得必要的证据时，请求法院给予帮助，申请法院帮助其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

申请调查取证权的确立始于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是立法机关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时为当事人新增加的一项权利，而赋予当事人这项权利的背景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的三十多年中，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被理论界称为“超职权主义”的民事审判方式，{HYPERLINK l “m1”|[1]这一审判方式的特点是强调法院职权在诉讼中的作用，要求法院不仅要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负责，而且也要对诉讼中的事实问题负责，为了获得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法官需要积极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需要深入到纠纷发生地进行调查，需要通过走访当事人周围的干部和群众了解案情。

新中国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职权主义的理念下制定的，在证据的收集上，该法一方面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另一方面责成法院全面地、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第56条）。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提出，我国的民事诉讼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法是私法、民事诉讼是为解决私法上的争议而设置的制度的理念逐渐在理论和实务界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下我国法院进行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切入点是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1991年，我国对《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修订，在修订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在很多方面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弱化了法院的职权。

引入当事人主义的具体做法是突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在强化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到证据的收集而言，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强调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不再要求法院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明确了法院的职责主要是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4条）。

在法院退出收集证据的主力军的新的诉讼格局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了，如果当事人不能收集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能提出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败诉的结果可能接踵而来。当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持有证据，或者虽不为其持有但比较容易获得时，收集证据的问题并不存在或不突出，但如果重要的证据为对方当事人占有，或者为诉讼外的第三人占有而他们又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提供给举证人时，收集证据的问题就开始凸显。于是，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如何保障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成为立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收集证据可能遇到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64条第2款）。

尽管法律是针对法院作出的规定，是为法院设定帮助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义务，但是，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而生的，既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从权利义务关系的这一原理中，我们不难得出一项新的诉讼权利——请求法院帮助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由此诞生的结论。

《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但是，法律关于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帮助义务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只是指明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大方向。对于一个诉讼中经常会遇到、操作性极强的问题，仅有原则性规定显然是不够的，具体规则的缺位不仅不利于当事人合法行使这一权利，而且也不利于法院正确履行对当事人的协助义务。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其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民事证据规定》）将《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这一权利具体化，明确了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包括三种：（1）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其他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材料（第17条）。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提出申请的时间为举证期限届满前7天；提出的方式为书面方式，在申请书中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如申请为法院拒绝，当事人可以向受理申请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如果一审中的申请法院未准许，二审法院认为拒绝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收集到的证据可以作为新的证据在二审中使用。

应当说，这些规定从实体到程序充实了这一权利的内容，也有助于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

2007年10月，我国颁布了经过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这次修订只涉及到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在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修订中，再审事由可谓是重中之重。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把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从原来的5项增加至15项，在新增的再审事由中，就包括了“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第179条第1款第5项）。这充分表明了立法机关对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重视。

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背景下，民事诉讼赋予当事人这一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是保障当事人证明权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诉讼权利，并责成法院在诉讼中应当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在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中，证明权可谓是一项处于核心地位的权利，因为在事实争议型的诉讼中，无论是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还是被告提出的抗辩，能否得到法院的采信，全在于证据。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一般要由当事人来提供，所以可以说当事人举证的状况基本上决定了诉讼的胜负。

证明权含有丰富的内容，包括收集证据的权利、提供证据的权利、进行质证的权利、围绕证据进行辩论的权利等，在这些权利中，收集证据的权利应当是基础性的权利，在当事人收集证据遇到困难时，法院只有切实有效地对当事人提供帮助，其证明权才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因此，从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角度，法院也应当协助当事人收集证据。

第二，是保障当事人平等进行诉讼的需要。在民事诉讼中，尽管双方当事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但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平等，由于诉讼前双方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如普通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尤其是那些处在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大企业之间；由于双方的事实状态的不平等，如患者和医生之间、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与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之间，都会造成收集证据能力的重大差异。尤其是，有时候尽管某一要件事实是原告方要想获得胜诉必须向法院主张和证明的，但证明该事实的相关证据却为被告一方占有或掌控，在此情形下，如果仅仅由原告自己来收集证据，无异于拒绝对受到损害的原告提供司法救济。即使是那些原、被告诉讼能力相当的案件，有时也会出现主张和证明某一事实的责任在一方，而关键性的证据却由对方当事人控制，对方当事人又不愿意把这一证据交出来的情形，在此种情形下，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同样需要法院给予协助。民事诉讼的理想状态是双方当事人能够真正地平等行使诉讼权利，在武器对等的情况下进行对抗，而要实现这一理想状态，法院对在收集证据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当事人提供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是法院发现真实，完成民事诉讼任务的需要。《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通过诉讼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确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民事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一句话，要求法院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实现实体法确立的民事法律权利义务关系，从当事人的角度说，其合法的民事权益通过诉讼得到了国家的保护，而从国家的视角看，法律所确定的民事法律秩序得到了维护。

就发现真实对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的重要性而言，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民事纠纷虽然在性质上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之争，但诉讼实务中的争执很少涉及到对所确认的事实情况的法律判断，更多的时候当事人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即对事实情况，进行争执。

因此对于法院来说，尤其是对于一审法院来说，发现真实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诚如弗兰克所言：“纠纷的公正解决要求有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在这种法律制度下，法院能够并且持之以恒地，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地接近法庭里的争端所涉及的实际事实。我重申一下，司法正义是零售业务，而不是批发业务。因此，在每一个特定案件中，初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工作赫然显现为现代司法机关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发现真实而言，如果仅仅依赖当事人举证，有时是难以实现的。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有权收集证据，但当事人毕竟只是民事诉讼主体，他们并没有强制持有证据的对方当事人、诉讼外的单位和个人向他们提交证据的权力，无权对拒绝提交者进行制裁，也无权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即使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虽然《律师法》也赋予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由于这一权利同样不具有可以通过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强制实现的条件，所以在遇到阻碍时律师也无可奈何。我国的一些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程度比较低，同时也担心一些当事人不能正确地、合法地使用所获得的信息，所以一些同纠纷相关的信息，如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房屋产权的登记资料、建筑物的规划、设计资料等，都是当事人自己无权查阅和复制的。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调查收集证据是审判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是一种能够强制实现的权力，它是以制裁为后盾的，对不合作者、设置障碍者，可以采用罚款、拘留等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因此，一些当事人无法取得的证据，通过法院的协助，由法院来要求证据持有者提交，是完全有可能获得的。

第四，是减少适用证明责任判决的需要。尽管在事实无法查清，法官依据现有的证据无法形成待证事实真伪的心证时，还可以求助证明责任，根据证明责任的承担作出判决，但是，法院的证明责任判决毕竟建立在对本案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判断的基础上的，证明责任判决虽然强制性地解决了纠纷，但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国家民事法律秩序的目标毕竟没有实现。证明责任判决虽然无法绝对避免，但绝不可多用，如果在法院的裁判中，经常性地出现性质上属于“灰色结论”的证明责任判决，将会严重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动摇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第五，也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需要。其实，在法律中赋予当事人请求法院帮助其收集证据的权利并非我国立法的首创。当事人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是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立法机关都需要应对和解决这一共同性问题。所以，在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请求法院提供帮助，例如在美国的发现程序中，当事人为了收集用于支持其请求或者抗辩的证据，有权要求对方当事人、第三人提供所占有的文件，有权要求对对方当事人的身体或者精神状态进行检查，如果被请求方不予合作，提出请求的一方就只能求助于法院，请求法院作出强制披露的命令。

在德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提交勘验标的物、申请询问当事人。其他国家的法律没有设定一条一般性的规则，而是根据需要收集证据的类别，分别作出规定。如果说，在我国原先的强调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民事审判方式中不存在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必要的话，在转向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新的审判方式后，再不规定当事人有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就会很不充分，诉讼制度就会由于责任与权利的严重不对等而存在在明显的瑕疵。

二、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构成要件

研究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成立要件，一方面可以使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自己有权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另一方面可以为法院审查当事人的申请、决定是否进行调查提供尽可能具体、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该证据对查明案件中的争议事实具有重要作用

只有当证据同作为裁判基础的争议事实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获得该证据对法院查明争议事实有重要作用时，法院才有必要调查，才会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其实，不仅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要以必要性为前提，就是当事人将已经收集好的证据提交法院，也只有在必要的前提下法院才会组织质证。

在下列情形中，当事人的申请就会因为不符合这一要件而被拒绝：（1）证据对解决本案的争议缺乏重要性。如果事实本身对本案的诉讼无关紧要，就不能成为证明对象，当然也就不必用证据来证明。（2）申请调取的证据缺乏关联性。关联性是指由于证据的提出会使待证事实的真实或者虚假获得一定程度的证明，也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若缺乏关联性，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证据，也就没有必要去收集。（3）证据的证明力太弱。即使请求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存在着关联，但若该证据的证明力相当弱，即使取得这一证据，也不能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对证明力明显太弱的证据，法院也不会同意收集。（4）超出证明需要的证据。有时候，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虽然与争议事实有关联，但如果法官认为现有的证据已经达到了充分的要求，即使没有这一证据，法官也能够形成心证，法院就会以不必要为由拒绝当事人的申请。（5）可以用其它证据来替代当事人申请调查的证据，并且相比之下，其它证据可用较容易的方法获得或者可以支付较低的成本获得。

（二）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是本人和诉讼代理人无法收集的证据

“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条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法律的这一规定，应当承认，这一规定是高度抽象化的，如同民法中的“善意”、“恶意”、“过失”、“正当事由”一样。最高法院在《民事证据规定》中虽然作出了将其具体化的努力，但能够明确列举的也只有两种情形，不得不规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这一兜底性质的条款。在诉讼中，如果申请法院调取的是《民事证据规定》明确列举的情形，相对会好办些，当事人只要在申请书中说明该当于这两种情形的具体事实，但问题在于，诉讼实务中发生的，有不少并不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

即使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还是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由于收集证据能力上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例如同样是企业的工商登记材料，如果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当事人自己去要求查阅和复制对方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就会被拒绝；而假如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就能够去收集这样的证据材料。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时，应本着保障当事人的申请权的宗旨，只要对当事人来说确实属于自己无法取得，而由法院帮助收集又不会给法院增加很大的负担，法院就应当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在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的场合，法院不宜以本来可以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拒绝当事人的申请，也不宜建议当事人请律师而自己不去调查取证，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必须聘请律师代理诉讼。

对不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就需要分析能否列入兜底条款的范围。而在进行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时，需要从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个案，来明晰识别与判断的标准。例如，有些存放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证据资料，虽然这些同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并无关系，但当事人自己去收集的时候，对方是否同意提供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一旦拒绝提供，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除了申请法院调取外并无其他良方。对这样的证据，只要当事人向法院说明本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已经前去收集但遭到拒绝，就可以认为符合“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条件。

（三）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了书面的申请

《民事证据规定》明确要求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向法院提出申请。在申请书中，应当写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写明上述内容，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法院判断是否符合申请调查取证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于当法院准予申请时，为法院的调查取证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的必要性还在于，法院会把申请书保存在案件的卷宗中，可以起到程序问题的证明作用，这对于可能发生的上诉或申请再审具有重要意义。

（四）一般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提出申请

《民事证据规定》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的7日前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这一规定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如果等到举证期限即将届满才提出申请，法院就无法在举证期限内完成调查取证的工作；另外，如果法院不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还有权申请复议，处理复议也需要时间。但是，这一时间要件也不应当绝对化，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是否需要申请调查取证，在案件审理前还无法确定，申请调取证据的必要性是在审前准备阶段对事实和争点的整理过程中，或在质证和辩论的过程中才显现的。考虑到证明过程的动态性，只要证据的确很重要且确实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自己收集，法院就不宜以不符合时间要件而拒绝。

当事人不仅在第一审有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在第二审甚至到了再审，仍然享有这一权利。当事人在第二审申请调查取证，通常是由于某一重要的事实未被法院认定而招致了败诉，当事人认为其主张的事实是存在的，只是在第一审中自己并不知道法院认为其举证不充分，所以会在提起上诉的同时，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者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已经把法院未依法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作为申请再审的事由，当事人以这一事由申请再审时，一旦申请成功，就会请求再审法院调查取证。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申请调查取证，一般应在提起上诉的同时提出申请；而在再审程序中申请调查取证，应当在法院决定再审后及时向负责再审的法院提出申请。

三、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实际运作

申请调查取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当事人能否积极、合理地行使，法院如何对待当事人的申请，何种情况下会准予申请，何种情况下会拒绝申请，这些问题需要从诉讼实务中寻找答案。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具有的权威性，本文主要以《公报》上的相关材料作为分析的对象。

（一）法院准予当事人的申请

1.申请法院向案外第三人收集证据。

（1）口福食品公司诉韩国企业银行、中行核电站支行信用证纠纷案。

在该案件中，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一审被告）的上诉理由之一是被上诉人口福公司倒签提单上的货物装船日期，欺诈信用证项下的当事人。为了证明这一事实，韩国企业银行还以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调取“装船日期为2002年6月1日的提单副本”为由，申请二审法院查封中远公司所属的“凌泉河”货轮2002年5月至6月的航海日志，以核实实际装船日期。二审法院收到申请后，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装船的时间和提单签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查明承运方装船时间为5月31日8时至6月1日4时，于6月1日签发提单，而在给口福公司的提单上，填写的装船时间为5月31日，确为倒签提单。虽然存在着倒签提单的事实，但二审法院认为，从本案的全部事实看，仅凭倒签提单不足以构成欺诈，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最终驳回了韩国企业银行的上诉。在该案中，二审法院虽然维持了原判，但通过依申请调查取证，查明了提单是否倒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给了上诉人一个公正的说法，增强了判决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2）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称“开发银行”）与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沈阳高开”）、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隔离开关有限公司、沈阳北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撤销权纠纷案。

开发银行于1998年借款15300万元给沈阳高开用于土建工程和购买设备，应还款期到后，沈阳高开未能还款，在此期间，沈阳高开还出资与其他法人设立了一些新的公司，还进行了股权置换。开发银行2004年5月向北京高院提起诉讼，要求沈阳高开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主张沈阳高开与东北电气的股权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而无效。在一审中，由于东北电气举证证明沈阳高开已将沈阳添升98.5%的股权以人民币1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阳德佳经贸有限公司，所以一审法院对开发银行主张的股权转让严重不对等不予采信。开发银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沈阳高开将其持有的新泰高压74.4%的股权与东北电气持有的沈阳添升98.5%进行置换，系双方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废银行金融债权的行为。原审判决仅以沈阳高开将所持有的沈阳添升98.5%的股权以13000万元转让给沈阳佳德为由，认定东北电气在与沈阳高开进行股权置换时向沈阳高开支付了对价，依据不充分。在二审期间，开发银行向二审法院提出了调查取证的申请，请求二审法院调查沈阳佳德华夏银行金都支行账户在本案股权交易期间发生的大额款项进出情况，以核实沈阳佳德是否实际向沈阳高开支付了1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二审法院根据该申请，向银行调取了相关的账目，查明沈阳佳德收购沈阳添升股权的13000万元的资金出自辽宁新泰，沈阳高开收到沈阳佳德支付的13000万元后，当日即将其中的10592.63024万元分两笔背书给辽宁新泰和诚安电力，诚安电力又背书给辽宁新泰。因此，13000万元出自辽宁新泰，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款项在划出的当天又转回到辽宁新泰，这些证据已初步证明上诉人主张成立。尽管被上诉人主张这是企业之间的正常经济往来，但二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举证推翻法院的初步认定，由于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法院认定上诉人开发银行的上诉主张成立，并撤销了沈阳高开的股权置换合同。

在该案件中，在股权置换中是否存在严重的不对等，沈阳佳德是否真的支付了13000万的股权转让款是本案争议的焦点。被上诉人采用了表面上支付了对价，然后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金运作，又把置换股权的资金转回去的做法，来逃废银行债务。由于被上诉人不仅了解资金运作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控制着相关的证据，所以在诉讼中很容易举证证明已经支付了13000万元的对价，而对于上诉人来说，由于银行要对客户的资金运用情况保密，仅由自己及诉讼代理人去收集证据，要想获得对方资金实际运作的证据，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而对于法院来说，要求银行提供相关的账目，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任何困难，法院为此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低的。

（3）上海延长印刷厂（以下称“延长厂”）诉上海精华威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称“华威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延长厂于2001年1月委托华威公司印刷宝碟软盘彩卡50000张，纸张由延长厂提供。延长厂收到印刷的彩卡后，因发现印刷品存在严重色差，要求华威公司解决，因交涉未果，向上海市杨浦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解除承揽合同、返还加工费并赔偿损失。原告称，其在同年1月16日、2月16日，分别致函被告，提出印刷品存在严重色差。被告辩解说未收到原告于2001年1月16日、2月16日邮寄的信函，仅收到原告于2002年1月6日邮寄的信函。原告在收货一年后才提出质量异议，已超过了提出质量异议的合理期限。在一审中，原告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法院调查其于2001年1月16日、2月16日邮寄的信函被上诉人是否收到的证据，未获准许。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加工的印刷品已交付原告，原告也支付了加工价款，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口头承揽合同未约定质量验收标准，且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合理时间内向被告提出质量异议，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败诉后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再次提出同样的申请，理由是上述两份挂号信自交寄之日起一年内上诉人可以自行查询，至提起诉讼已过查询期，故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二审法院准许了上诉人的申请，经调查查明上诉人于2001年1月16日邮寄的0695号挂号信、2月16日邮寄的0024号挂号信均由被上诉人以单位邮件收发章签收。这两份证据经质证后，被上诉人亦予以确认。二审法院在查明印刷质量存在严重瑕疵和上诉人已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事实后，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加工费和赔偿纸张损失3万余元。

在本案中，二审法院之所以准许上诉人调查取证的申请，一是因为该证据关系重大，如果确实存在着这两封挂号信，就可以确切地证明上诉人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就可以推翻一审判决；二是由于根据邮局的规定，当事人自己确实无法去收集这一证据。

2.申请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

（1）黄颖诉美晟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原告黄颖购买被告美晟房产公司房屋一套，双方签订了《商品房预购合同》，后来双方为该房屋客厅窗外的一根用于装饰的钢梁发生纠纷。

原告向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称：在办理入住手续时发现，该房屋客厅窗外有一根用于装饰的钢梁。这个钢梁不仅遮挡窗户，给原告造成视觉和心理障碍，还威胁原告的人身、财产安全和隐私权。在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过程中，被告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原告明示窗外有这个钢梁，更没有在购房合同中约定窗外有钢梁。因此请求判令被告拆除原告窗外的装饰钢梁，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原告所诉窗外有钢梁情况属实。这个钢梁是从整个小区的美观与协调考虑，按照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小区建设设计图纸安装的，且符合建筑规范。现在整个小区已经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原告应该考虑整个小区的利益，况且现在原告已入住，表明其对房屋的现状也认可，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该钢梁在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设计图中就有、且建造符合相应建筑规范。在交接房屋时黄某未提出异议，并实际办理了入住手续，现以窗外钢梁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和隐私权，造成视觉和心理障碍为由，诉请被告拆除该钢梁，因无合同依据及损害后果，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黄某的诉讼请求。黄颖提出上诉，称他在收房时已经提出异议。二审法院审理时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一再陈述收房时对窗外有钢梁一事已在“业主入住验收单”上提出过书面异议，该验收单由被上诉人单方面保存。二审法院据此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该验收单。由于被上诉人拒不提交，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推定上诉人已提出书面异议的主张成立。

（2）石鸿林诉泰州市华仁电子资讯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原告石鸿林诉称自己是“S型线切割机床单片机控制器系统软件V1.0”的著作权人，被告华仁公司销售的切割机床未经许可使用了他的软件，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被告辩称该软件是自己独立自主开发完成。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控制器内置软件与原告的源程序具有相同性或者实质的相似性，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在上诉中称，被上诉人有义务提供其软件源程序程序进行鉴定，源程序是被上诉人独有，上诉人对此无法获得，法院应当依法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证明其被上诉人侵权的主张，需证明双方计算机软件之间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同，而要证明这一点就需要将双方的程序进行比对，因而责令被上诉人提供被控侵权软件的源程序。虽然经过法院反复释明，被上诉人仍然不提供。于是，二审法院适用《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推定上诉人的侵权主张成立。

以上两个案例的共同点是证明责任虽然在上诉人，但能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重要证据却由被上诉人占有，在此情形下，只有通过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才能够完成自己的提供证据的责任，所以上诉人需要请求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尽管请求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也应当属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但在审判实务中，当事人一般不会像申请法院向案外第三人调查取证那样写申请书，法院也不要求当事人写申请书，而是直接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供。但在笔者看来，此种情形也应当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18条的规定写书面申请，这样可以把理由阐述得更充分，法院也会更慎重地对待，如果法院不准许，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复议。尤其是，将来如果以此为理由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申请书的存在可以证明当事人在一审或者原审中就提出过申请。

（二）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

从笔者阅读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有两种情形：

1.未说明理由和简单地说明拒绝的理由。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三木公司”）与福建煌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煌星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在该案件中，原告三木公司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被告煌星公司《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下的房产范围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未对申请作出回应，于是三木公司将其作为上诉理由之一，称在一审中曾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没有向上诉人送达是否准许的通知，亦未将调查取证的结果向上诉人说明，违反了法定程序。

在上诉时，三木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对此调查取证。在二审判决书中，最高法院对这一上诉理由作出了评论：“本院认为，三木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对煌星公司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下的房产范围进行调查，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3条规定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范围。本案一、二审诉讼中，三木公司亦认可煌星公司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同时，二审庭审后，本院再次给三木公司延长举证期限，故三木公司的诉讼权利并未受损。”

在该案件中，一审法院拒绝了三木公司的申请，但并未告知当事人不予调查取证的理由，并且也没有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19条的要求，以书面方式通知三木公司。尽管三木公司申请调查取证的请求在第二审也被上诉法院拒绝，但一审法院的做法，不能不说仍然是存在不足的，一审法院这样处理当事人的申请，表明了对当事人的这项诉讼权利缺乏起码的程序上的重视，也确实侵害了三木公司的诉讼权利。[105]在审判实务中，这样的情形并非个别存在，所以这一现象应当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二审法院对三木公司的这一上诉理由和调查取证的申请虽然只做了简单的评说，但至少是已经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了回应。

2.详细说明拒绝的理由。国际华侨公司（以下称“华侨公司”）诉长江影业公司（以下称“长江公司”）影片发行权许可合同纠纷案。

华侨公司与长江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拍摄影片《下辈子还做母子》，著作权归华侨公司所有，由长江公司负责该片在江苏省的13个地市放映，影片的放映收入双方按比例分成。长江公司应将放映收入及时告知华侨公司并将分成收入划入该公司的指定账户。后来，华侨公司认为长江公司隐瞒了影片的票房收入，将长江公司告到法院，要求长江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在该案件中，票房收入数额有无漏瞒报以及漏瞒报具体数额的认定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本案审理中的关键问题。对所主张的漏瞒报的事实及其数额，华侨公司负有证明责任。由于根据双方的合同，该影片在江苏省全省境内播放，还在许多中小学播放，所以涉及的播放地点相当之多。华侨公司在收集证据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095份证明漏瞒报情况的调查表，但华侨公司认为这仅仅是漏瞒报的部分情形，不能说明漏瞒报的全部情况，所以，在提起上诉时向二审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请求二审法院直接查清长江公司和江苏各市、县电影公司及影院实际瞒报的票房收入数。

该申请被二审法院拒绝。二审法院拒绝的理由是：首先，涉及该事实的证据不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投资公司已经向法院提交了1095份证明漏瞒报情况的调查表，说明该证据并非其无法收集，只是因调查范围广，欲全面、准确收集存在困难。而华侨公司举证的困难，是其在与长江公司签订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其次，该证据亦非属于人民法院因审理案件需要而必须自行收集的证据。合同明确约定，长江公司对投资公司查出漏瞒报数额承担10倍赔偿责任，华侨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可以获得10倍经济赔偿。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华侨公司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对华侨公司所提交的证明漏瞒报数额的证据予以审查核实，而不是代替华侨公司履行举证义务。原审法院已经就华侨公司所提供的1000余份调查表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核实，如果由二审法院调查收集华侨公司举证范围之外的其他证据，实际上是代替投资公司履行举证义务，不仅违背了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也有悖于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中立地位，对另一方当事人亦不公平。第三，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全面、准确查清漏瞒报数额不仅难以实现，而且由于10倍赔偿责任的约定已经使华侨公司在不能全面查清漏瞒报数额的情况下，仍可以较大程度地弥补其经济损失，故也不是审理本案所必须的。

应当说，判决书对不予准许的理由的论证是相当充分的。在该案中，由于影片的播放地点多、范围广，要想全面收集证据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困难，所以华侨公司才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问题在于，如果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也存在着同样的困难，退一步说，即便华侨公司的申请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由法院到各地区调查收集，从人力、物力和时间上，法院也是难以承受的。就该案件的实际情况看，全面地获取漏瞒报的材料成本太高，几乎是无法做到的，无论是要求当事人还是法院去全面收集证据，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仅就此而言，法院也不会准许当事人的申请。

四、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证人证言是否属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但并没有说明该规定针对的是哪一类证据，而民事证据总共有七类，是否所有这些证据都属于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呢？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属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鉴定结论需要通过鉴定来形成、勘验笔录要由法院的勘验行为来完成，对这两类证据，虽然当事人可以申请鉴定和勘验，但这是独立的获取证据的方法，一般不属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当事人陈述虽然也是证据的一种，但一方当事人实际上很难通过获取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我国也未规定询问当事人的制度，所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一般也不包括申请法院询问对方当事人。应当说，上述范围应当是比较清晰的，存在疑问和令人困惑的是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诉讼中的一类重要证据，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证人证言可能成为当事人唯一能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能否成为申请调查取证的对象，是一个需要详细分析的问题。

在原先注重实体公正、注重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诉讼模式中，证人并不需要到庭作证，证人证言一般以书面形式出现在诉讼中，证人证言的获取或者是通过当事人或律师走访证人，将证人的陈述记载下来提交给法庭，或者由法官到证人的单位或住所，通过询问证人，把证人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记下来，形成法院对证人的调查笔录。由于担心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向证人收集证言时具有片面性，实务中更多的是由法官向证人调查。后来程序公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让证人出庭接受质询，由双方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当庭对证人询问，是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最好方法，所以法院开始改变原来主要依赖书面证言的做法，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然而，让证人出庭在我国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证人通常不愿意出庭作证，法律对拒不出庭的证人也没有规定处罚和强制其出庭的措施，所以在改为要求证人到庭作证后，证人证言的使用率就大大降低了。于是，当证人证言是当事人依赖的唯一证据，法院依当事人申请传唤了证人、而证人又不愿意出庭时，当事人就会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法院直接找证人做调查笔录。

这的确给法院出了一个大难题，在此情形下，如果法院拒绝，当事人就会因为举证不能而败诉，而如果同意当事人的申请找证人做调查笔录，这样的笔录又无法在法庭上质证。在实务中，法院往往会拒绝当事人的申请。

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否是好的选择是值得研究的。《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是留有余地的，并不要求证人一律要到庭作证，而是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第70条）。《民事证据规定》又把“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具体化为5种情形：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第56条）。这至少表明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从外国法律的规定看，虽然让证人出庭作证是原则，但与出庭相比，证人用提交书面证言的方式作证在时间和费用上更为节约，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法律也允许证人用书面证言替代出庭，如德国1990年的《司法简化法》就允许法院在考虑作证的内容和证人的人格，认为证人提出书面回答已经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命令证人提出书面回答。法院在作出证人提供书面证言的决定时，无需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在证人确实不愿意到庭作证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找证人询问后做成证言笔录，应该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为了保证当事人有质证的机会，法院在决定前往证人处所询问时，还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让他们也到场。

（二）如何把握是否属于客观原因

在诉讼实务中，最难把握的是哪些证据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调取而法院又应当调取。这一问题虽然《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证据规定》都作了规定，但实务中的把握却并非易事。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常常存在着冲突，当事人认为自己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但法院确认为所申请调取的证据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且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与原审法院之间，也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

出现上述困难并不奇怪，因为尽管《民事诉讼法》设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这一要件，尽管最高法院在《民事证据规定》中将它具体规定为三种情形，但这些规定在一些情况下其实并不能为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提供明确的指引。造成困难的原因在于，是否属于由于客观原因自己不能收集，不仅同案件的具体情况、证据的具体情况相关，而且也取决于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例如同样是企业的工商登记材料，如果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就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而假如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拿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介绍信和律师证就能够自己去收集。有些存在于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证据材料，如果当事人社会地位比较高，本人去收集往往能够收集到，而那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当事人，自己去收集者常常会吃闭门羹。

在由当事本人进行诉讼或者诉讼代理人并非律师的情况下，如果某一证据，只要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就可以取得，法院是否可以一方面拒绝当事人调查取证的申请，另一方面建议当事人通过委托律师来帮助其收集证据呢？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采用律师强制主义，当事人未委托律师又有复杂的原因，再加上委托律师需要时间，反不如法院去调取来得快捷，所以只要符合调查取证的条件，法院应当采取调查取证措施。

当然，在对待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问题上，法院既要充分地保障当事人的这一权利，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积极地、认真地去收集，也要防止把握的尺度太宽，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也去帮助当事人收集。就当事人而言，对一些本来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应当自己去收集，而不能把这一困难的任务推给法院。

（三）申请调查银行存款是否要提供具体信息

在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有时会主张对方存有“私房钱”，并请求法院向银行调查，以查明这部分被隐匿了的共同财产。而在当事人提出申请时，法院往往要求申请人提供存款银行的名称、存款的时间和数额，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这些信息，法院就会拒绝调查。

其实，在银行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对储户的信息进行管理并且计算机已经联网的今天，存款的银行、存款的时间和数额这些信息不再是进行查询所必需的，只要当事人提供被查询人的姓名银行就完全能够查询。对法院来说，帮助当事人调查也是非常容易完成的任务，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所以，对这样的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法院不宜再设过高的门槛。只要当事人在申请中对对方当事人可能隐匿财产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法院认为存在着隐匿的可能性，就不妨启动查询。

（四）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则是否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同德、日等国当事人请求法院帮助收集证据的规则相比，我国的特点在于设立了一条一般性的规定，这样规范当事人和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关系，虽然有包容面宽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过于原则的不足。而在这一问题上，所涉及的显然不仅仅是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它有时还会涉及到申请人与被命令提交证据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涉及到对一方当事人证明权的保护与对另一方当事人、案外人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保护的冲突，所以需要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则来调整相关各方的利益。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同时也为了提供是否准许的尽可能明晰的标准，《德国民事诉讼法》针对举证人欲援引的书证在对方当事人、第三人或者在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手中用13个条文作了规定，具体规定了文书持有人在什么情况下有提出的义务，在什么情况下有权拒绝提出，申请人向法院申请时应当表明哪些事项，法院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后文书持有人拒绝提交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19-225条也用7个条文对当事人申请书证作了规定，规定的内容与德国的规定大体相同。我国关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则也有进一步具体化的必要，当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正面临着再次修订，上述国家的规定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第二篇：(下)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下)

三、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实际运作

申请调查取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当事人能否积极、合理地行使，法院如何对待当事人的申请，何种情况下会准予申请，何种情况下会拒绝申请，这些问题需要从诉讼实务中寻找答案。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具有的权威性，本文主要以《公报》上的相关材料作为分析的对象。

(一)法院准予当事人的申请

1.申请法院向案外第三人收集证据。

(1)口福食品公司诉韩国企业银行、中行核电站支行信用证纠纷案。[1]在该案件中，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一审被告)的上诉理由之一是被上诉人口福公司倒签提单上的货物装船日期，欺诈信用证项下的当事人。为了证明这一事实，韩国企业银行还以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调取“装船日期为2002年6月1日的提单副本”为由，申请二审法院查封中远公司所属的“凌泉河”货轮2002年5月至6月的航海日志，以核实实际装船日期。二审法院收到申请后，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装船的时间和提单签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查明承运方装船时间为5月31日8时至6月1日4时，于6月1日签发提单，而在给口福公司的提单上，填写的装船时间为5月31日，确为倒签提单。虽然存在着倒签提单的事实，但二审法院认为，从本案的全部事实看，仅凭倒签提单不足以构成欺诈，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最终驳回了韩国企业银行的上诉。在该案中，二审法院虽然维持了原判，但通过依申请调查取证，查明了提单是否倒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给了上诉人一个公正的说法，增强了判决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2)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称“开发银行”)与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沈阳高开”)、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隔离开关有限公司、沈阳北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撤销权纠纷案。[2]开发银行于1998年借款15300万元给沈阳高开用于土建工程和购买设备，应还款期到后，沈阳高开未能还款，在此期间，沈阳高开还出资与其他法人设立了一些新的公司，还进行

了股权置换。开发银行2004年5月向北京高院提起诉讼，要求沈阳高开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主张沈阳高开与东北电气的股权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而无效。在一审中，由于东北电气举证证明沈阳高开已将沈阳添升98.5%的股权以人民币1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阳德佳经贸有限公司，所以一审法院对开发银行主张的股权转让严重不对等不予采信。开发银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沈阳高开将其持有的新泰高压74.4%的股权与东北电气持有的沈阳添升98.5%进行置换，系双方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废银行金融债权的行为。原审判决仅以沈阳高开将所持有的沈阳添升98.5%的股权以13000 万元转让给沈阳佳德为由，认定东北电气在与沈阳高开进行股权置换时向沈阳高开支付了对价，依据不充分。在二审期间，开发银行向二审法院提出了调查取证的申请，请求二审法院调查沈阳佳德华夏银行金都支行账户在本案股权交易期间发生的大额款项进出情况，以核实沈阳佳德是否实际向沈阳高开支付了1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二审法院根据该申请，向银行调取了相关的账目，查明沈阳佳德收购沈阳添升股权的13000万元的资金出自辽宁新泰，沈阳高开收到沈阳佳德支付的13000万元后，当日即将其中的10592.63024万元分两笔背书给辽宁新泰和诚安电力，诚安电力又背书给辽宁新泰。因此，13000万元出自辽宁新泰，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款项在划出的当天又转回到辽宁新泰，这些证据已初步证明上诉人主张成立。尽管被上诉人主张这是企业之间的正常经济往来，但二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举证推翻法院的初步认定，由于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法院认定上诉人开发银行的上诉主张成立，并撤销了沈阳高开的股权置换合同。

在该案件中，在股权置换中是否存在严重的不对等，沈阳佳德是否真的支付了13000万的股权转让款是本案争议的焦点。被上诉人采用了表面上支付了对价，然后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金运作，又把置换股权的资金转回去的做法，来逃废银行债务。由于被上诉人不仅了解资金运作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控制着相关的证据，所以在诉讼中很容易举证证明已经支付了13000万元的对价，而对于上诉人来说，由于银行要对客户的资金运用情况保密，仅由自己及诉讼代理人去收集证据，要想获得对方资金实际运作的证据，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而对于法院来说，要求银行提供相关的账目，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任何困难，法院为此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低的。

(3)上海延长印刷厂(以下称“延长厂”)诉上海精华威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称“华威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3]延长厂于2001年1月委托华威公司印刷宝碟软盘彩卡50000张，纸张由延长厂提供。延长厂收到印刷的彩卡后，因发现印刷品存在严重色差，要求华威公司解决，因交涉未果，向上海市杨浦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解除承揽合同、返还加工费并赔偿损失。原告称，其在同年1月16日、2月16日，分别致函被告，提出印刷品存在严重色差。被告辩解说未收到原告于2001年1月16日、2月16日邮寄的信函，仅收到原告于2002年1月6日邮寄的信函。原告在收货一年后才提出质量异议，已超过了提出质量异议的合理期限。在一审中，原告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法院调查其于2001年1月16日、2月16日邮寄的信函被上诉人是否收到的证据，未获准许。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加工的印刷品已交付原告，原告也支付了加工价款，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口头承揽合同未约定质量验收标准，且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合理时间内向被告提出质量异议，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败诉后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再次提出同样的申请，理由是上述两份挂号信自交寄之日起一年内上诉人可以自行查询，至提起诉讼已过查询期，故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二审法院准许了上诉人的申请，经调查查明上诉人于2001年1月 16日邮寄的0695号挂号信、2月16日邮寄的0024号挂号信均由被上诉人以单位邮件收发章签收。这两份证据经质证后，被上诉人亦予以确认。二审法院在查明印刷质量存在严重瑕疵和上诉人已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事实后，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加工费和赔偿纸张损失3万余元。

在本案中，二审法院之所以准许上诉人调查取证的申请，一是因为该证据关系重大，如果确实存在着这两封挂号信，就可以确切地证明上诉人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就可以推翻一审判决;二是由于根据邮局的规定，当事人自己确实无法去收集这一证据。

2.申请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

(1)黄颖诉美晟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4]原告黄颖购买被告美晟房产公司房屋一套，双方签订了《商品房预购合同》，后来双方为该房屋客厅窗外的一根用于装饰的钢梁发生纠纷。

原告向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称：在办理入住手续时发现，该房屋客厅窗外有一根用于装饰的钢梁。这个钢梁不仅遮挡窗户，给原告造成视觉和心理障碍，还威胁原告的人身、财产安全和隐私权。在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过程中，被告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原告明示窗外有这个钢梁，更没有在购房合同中约定窗外有钢梁。因此请求判令被告拆除原告窗外的装饰钢梁，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原告所诉窗外有钢梁情况属实。这个钢梁是从整个小区的美观与协调考虑，按照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小区建设设计图纸安装的，且符合建筑规范。现在整个小区已经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原告应该考虑整个小区的利益，况且现在原告已入住，表明其对房屋的现状也认可，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该钢梁在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设计图中就有、且建造符合相应建筑规范。在交接房屋时黄某未提出异议，并实际办理了入住手续，现以窗外钢梁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和隐私权，造成视觉和心理障碍为由，诉请被告拆除该钢梁，因无合同依据及损害后果，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黄某的诉讼请求。黄颖提出上诉，称他在收房时已经提出异议。二审法院审理时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一再陈述收房时对窗外有钢梁一事已在“业主入住验收单”上提出过书面异议，该验收单由被上诉人单方面保存。二审法院据此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该验收单。由于被上诉人拒不提交，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推定上诉人已提出书面异议的主张成立。[5]

(2)石鸿林诉泰州市华仁电子资讯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6]原告石鸿林诉称自己是“S型线切割机床单片机控制器系统软件V1.0”的著作权人，被告华仁公司销售的切割机床未经许可使用了他的软件，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被告辩称该软件是自己独立自主开发完成。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控制器内置软件与原告的源程序具有相同性或者实质的相似性，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在上诉中称，被上诉人有义务提供其软件源程序程序进行鉴定，源程序是被上诉人独有，上诉人对此无法获得，法院应当依法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证明其被上诉人侵权的主张，需证明双方计算机软件之间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同，而要证明这一点就需要将双方的程序进行比对，因而责令被上诉人提供被控侵权软件的源程序。虽然经过法院反复释明，被上诉人仍然不提供。于是，二审法院适用《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推定上诉人的侵权主张成立。

以上两个案例的共同点是证明责任虽然在上诉人，但能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重要证据却由被上诉人占有，在此情形下，只有通过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才能够完成自己的提供证据的责任，所以上诉人需要请求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尽管请求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也应当属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但在审判实务中，当事人一般不会像申请法院向案外第三人调查取证那样写申请书，法院也不要求当事人写申请书，而是直接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供。但在笔者看来，此种情形也应当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18条的规定写书面申请，这样可以把理由阐述得更充分，法院也会更慎重地对待，如果法院不准许，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复议。尤其是，将来如果以此为理由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申请书的存在可以证明当事人在一审或者原审中就提出过申请。[7]

(二)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

从笔者阅读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有两种情形：

1.未说明理由和简单地说明拒绝的理由。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三木公司”)与福建煌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煌星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8]在该案件中，原告三木公司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被告煌星公司《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下的房产范围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未对申请作出回应，于是三木公司将其作为上诉理由之一，称在一审中曾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没有向上诉人送达是否准许的通知，亦未将调查取证的结果向上诉人说明，违反了法定程序。[9]在上诉时，三木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对此调查取证。在二审判决书中，最高法院对这一上诉理由作出了评论：“本院认为，三木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对煌星公司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下的房产范围进行调查，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3 条规定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范围。本案一、二审诉讼中，三木公司亦认可煌星公司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同时，二审庭审后，本院再次给三木公司延长举证期限，故三木公司的诉讼权利并未受损。”

在该案件中，一审法院拒绝了三木公司的申请，但并未告知当事人不予调查取证的理由，并且也没有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19条的要求，以书面方式通知三木公司。尽管三木公司申请调查取证的请求在第二审也被上诉法院拒绝，但一审法院的做法，不能不说仍然是存在不足的，一审法院这样处理当事人的申请，表明了对当事人的这项诉讼权利缺乏起码的程序上的重视，也确实侵害了三木公司的诉讼权利。[105]在审判实务中，这样的情形并非个别存在，所以这一现象应当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二审法院对三木公司的这一上诉理由和调查取证的申请虽然只做了简单的评说，但至少是已经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了回应。

2.详细说明拒绝的理由。国际华侨公司(以下称“华侨公司”)诉长江影业公司(以下称“长江公司”)影片发行权许可合同纠纷案。[11]华侨公司与长江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拍摄影片《下辈子还做母子》，著作权归华侨公司所有，由长江公司负责该片在江苏省的13个地市放映，影片的放映收入双方按比例分成。长江公司应将放映收入及时告知华侨公司并将分成收入划入该公司的指定账户。后来，华侨公司认为长江公司隐瞒了影片的票房收入，将长江公司告到法院，要求长江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在该案件中，票房收入数额有无漏瞒报以及漏瞒报具体数额的认定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本案审理中的关键问题。对所主张的漏瞒报的事实及其数额，华侨公司负有证明责任。由于根据双方的合同，该影片在江苏省全省境内播放，还在许多中小学播放，所以涉及的播放地点相当之多。华侨公司在收集证据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095份证明漏瞒报情况的调查表，但华侨公司认为这仅仅是漏瞒报的部分情形，不能说明漏瞒报的全部情况，所以，在提起上诉时向二审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请求二审法院直接查清长江公司和江苏各市、县电影公司及影院实际瞒报的票房收入数。

该申请被二审法院拒绝。二审法院拒绝的理由是：首先，涉及该事实的证据不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投资公司已经向法院提交了1095份证明漏瞒报情况的调查表，说明该证据并非其无法收集，只是因调查范围广，欲全面、准确收集存在困难。而华侨公司举证的困难，是其在与长江公司签订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其次，该证据亦非属于人民法院因审理案件需要而必须自行收集的证据。合同明确约定，长江公司对投资公司查出漏瞒报数额承担10倍赔偿责任，华侨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可以获得10 倍

经济赔偿。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华侨公司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对华侨公司所提交的证明漏瞒报数额的证据予以审查核实，而不是代替华侨公司履行举证义务。原审法院已经就华侨公司所提供的1000余份调查表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核实，如果由二审法院调查收集华侨公司举证范围之外的其他证据，实际上是代替投资公司履行举证义务，不仅违背了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也有悖于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中立地位，对另一方当事人亦不公平。第三，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全面、准确查清漏瞒报数额不仅难以实现，而且由于10倍赔偿责任的约定已经使华侨公司在不能全面查清漏瞒报数额的情况下，仍可以较大程度地弥补其经济损失，故也不是审理本案所必须的。

应当说，判决书对不予准许的理由的论证是相当充分的。在该案中，由于影片的播放地点多、范围广，要想全面收集证据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困难，所以华侨公司才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问题在于，如果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也存在着同样的困难，退一步说，即便华侨公司的申请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由法院到各地区调查收集，从人力、物力和时间上，法院也是难以承受的。就该案件的实际情况看，全面地获取漏瞒报的材料成本太高，几乎是无法做到的，无论是要求当事人还是法院去全面收集证据，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仅就此而言，法院也不会准许当事人的申请。

四、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证人证言是否属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但并没有说明该规定针对的是哪一类证据，而民事证据总共有七类，是否所有这些证据都属于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呢?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属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鉴定结论需要通过鉴定来形成、勘验笔录要由法院的勘验行为来完成，[12]对这两类证据，虽然当事人可以申请鉴定和勘验，但这是独立的获取证据的方法，一般不属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当事人陈述虽然也是证据的一种，但一方当事人实际上很难通过获取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我国也未规定询问当事人的制度，[13]所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一般也不包括申请法院询问对方当事人。应当说，上述范围应当是比较清晰的，存在疑问和令人困

惑的是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诉讼中的一类重要证据，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证人证言可能成为当事人唯一能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能否成为申请调查取证的对象，是一个需要详细分析的问题。

在原先注重实体公正、注重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诉讼模式中，证人并不需要到庭作证，证人证言一般以书面形式出现在诉讼中，证人证言的获取或者是通过当事人或律师走访证人，将证人的陈述记载下来提交给法庭，或者由法官到证人的单位或住所，通过询问证人，把证人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记下来，形成法院对证人的调查笔录。由于担心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向证人收集证言时具有片面性，实务中更多的是由法官向证人调查。后来程序公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让证人出庭接受质询，由双方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当庭对证人询问，是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最好方法，所以法院开始改变原来主要依赖书面证言的做法，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然而，让证人出庭在我国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14]证人通常不愿意出庭作证，法律对拒不出庭的证人也没有规定处罚和强制其出庭的措施，所以在改为要求证人到庭作证后，证人证言的使用率就大大降低了。于是，当证人证言是当事人依赖的唯一证据，法院依当事人申请传唤了证人、而证人又不愿意出庭时，当事人就会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法院直接找证人做调查笔录。[15]这的确给法院出了一个大难题，在此情形下，如果法院拒绝，当事人就会因为举证不能而败诉，而如果同意当事人的申请找证人做调查笔录，这样的笔录又无法在法庭上质证。在实务中，法院往往会拒绝当事人的申请。

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否是好的选择是值得研究的。《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是留有余地的，并不要求证人一律要到庭作证，而是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第70条)。《民事证据规定》又把“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具体化为5种情形：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第56条)。这至少表明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从外国法律的规定看，虽然让证人出庭作证是原则，但与出庭相比，证人用提交书面证言的方式作证在时间和费用上更为节约，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法律也允许证人用书面证言替代出庭，如德国1990年的《司法简化法》就允许法院在考虑作证的内容和证人的人格，认为证人提出书面

回答已经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命令证人提出书面回答。法院在作出证人提供书面证言的决定时，无需取得当事人的同意。[16]在证人确实不愿意到庭作证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找证人询问后做成证言笔录，应该是一种更优的选择。[17]为了保证当事人有质证的机会，法院在决定前往证人处所询问时，还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让他们也到场。

(二)如何把握是否属于客观原因

在诉讼实务中，最难把握的是哪些证据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调取而法院又应当调取。这一问题虽然《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证据规定》都作了规定，但实务中的把握却并非易事。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常常存在着冲突，当事人认为自己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但法院确认为所申请调取的证据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且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与原审法院之间，也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

出现上述困难并不奇怪，因为尽管《民事诉讼法》设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这一要件，尽管最高法院在《民事证据规定》中将它具体规定为三种情形，但这些规定在一些情况下其实并不能为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提供明确的指引。造成困难的原因在于，是否属于由于客观原因自己不能收集，不仅同案件的具体情况、证据的具体情况相关，而且也取决于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例如同样是企业的工商登记材料，如果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就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而假如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拿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介绍信和律师证就能够自己去收集。有些存在于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证据材料，如果当事人社会地位比较高，本人去收集往往能够收集到，而那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当事人，自己去收集者常常会吃闭门羹。

在由当事本人进行诉讼或者诉讼代理人并非律师的情况下，如果某一证据，只要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就可以取得，法院是否可以一方面拒绝当事人调查取证的申请，另一方面建议当事人通过委托律师来帮助其收集证据呢?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采用律师强制主义，当事人未委托律师又有复杂的原因，再加上委托律师需要时间，反不如法院去调取来得快捷，所以只要符合调查取证的条件，法院应当采取调查取证措施。

当然，在对待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问题上，法院既要充分地保障当事人的这一权利，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积极地、认真地去收集，也要防止把握的尺度太宽，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也去帮助当事人收集。就当事人而言，对一些本来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应当自己去收集，而不能把这一困难的任务推给法院。

(三)申请调查银行存款是否要提供具体信息

在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有时会主张对方存有“私房钱”，并请求法院向银行调查，以查明这部分被隐匿了的共同财产。而在当事人提出申请时，法院往往要求申请人提供存款银行的名称、存款的时间和数额，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这些信息，法院就会拒绝调查。

其实，在银行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对储户的信息进行管理并且计算机已经联网的今天，存款的银行、存款的时间和数额这些信息不再是进行查询所必需的，只要当事人提供被查询人的姓名银行就完全能够查询。对法院来说，帮助当事人调查也是非常容易完成的任务，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所以，对这样的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法院不宜再设过高的门槛。只要当事人在申请中对对方当事人可能隐匿财产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法院认为存在着隐匿的可能性，就不妨启动查询。

(四)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则是否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同德、日等国当事人请求法院帮助收集证据的规则相比，我国的特点在于设立了一条一般性的规定，这样规范当事人和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关系，虽然有包容面宽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过于原则的不足。而在这一问题上，所涉及的显然不仅仅是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它有时还会涉及到申请人与被命令提交证据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涉及到对一方当事人证明权的保护与对另一方当事人、案外人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保护的冲突，所以需要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则来调整相关各方的利益。为了平衡各方 的利益，同时也为了提供是否准许的尽可能明晰的标准，《德国民事诉讼法》针对举证人欲援引的书证在对方当事人、第三人或者在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手中用13个条文作了规定，[18]具体规定了文书持有人在什么情况下有提出的义务，在什么情况下有权拒绝提出，申请人向法院申请时应当表明哪些事项，法院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后文书持有人拒绝提交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19-225条也用7个条文对当事人申请书证作了规定，规定的内容与德国的规定大体相同。我国关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则也有进一步具体化的必要，当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正面临着再次修订，上述国家的规定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第三篇：浅析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

浅析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

[ 宋明刚 ]——(2013-12-31)/ 已阅70次

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权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该项权利的实现有利于法院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和维护国家的民事法律秩序。近年来基层法庭在处理婚姻、合同、侵权责任等案件时，存在当事人滥用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给法院的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压力。目前民事诉讼法关于这块规定还不够具体，需要明晰该权利的构成要件，研究该权利在诉讼实务中的运作状况。

一、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基本概念

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是指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收集证据时遇到客观上的障碍，无法获得必要的证据时，请求法院给予帮助，申请法院帮助其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

二、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发展历程

申请调查取证权的确立始于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是立法机关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时为当事人新增加的一项权利，而赋予当事人这项权利的背景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的三十多年中，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被理论界称为“超职权主义”的民事审判方式，这一审判方式的特点是强调法院职权在诉讼中的作用，要求法院不仅要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负责，而且也要对诉讼中的事实问题负责，为了获得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法官需要积极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需要深入到纠纷发生地进行调查，需要通过走访当事人周围的干部和群众了解案情。新中国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职权主义的理念下制定的，在证据的收集上，该法一方面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另一方面责成法院全面地、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提出，我国的民事诉讼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法是私法、民事诉讼是为解决私法上的争议而设置的制度的理念逐渐在理论和实务界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下我国法院进行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切入点是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1991年，我国对《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修订，在修订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在很多方面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弱化了法院的职权。]引入当事人主义的具体做法是突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在强化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到证据的收集而言，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强调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不再要求法院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明确了法院的职责主要是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在法院退出收集证据的主力军的新的诉讼格局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了，如果当事人不能收集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能提出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败诉的结果可能接踵而来。当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持有证据，或者虽不为其持有但比较容易获得时，收集证据的问题并不存在或不突出，但如果重要的证据为对方当事人占有，或者为诉讼外的第三人占有而他们又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提供给举证人时，收集证据的问题就开始凸显。于是，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如何保障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成为立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收集证据可能遇到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尽管法律是针对法院作出的规定，是为法院设定帮助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义务，但是，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而生的，既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从权利义务关系的这一原理中，我们不难得出一项新的诉讼权利——请求法院帮助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由此诞生的结论。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民事证据规定》）将《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这一权利具体化，明确了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包括三种：（1）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

（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其他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材料。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提出申请的时间为举证期限届满前7天；提出的方式为书面方式，在申请书中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如申请为法院拒绝，当事人可以向受理申请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如果一审中的申请法院未准许，二审法院认为拒绝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收集到的证据可以作为新的证据在二审中使用。应当说，这些规定从实体到程序充实了这一权利的内容，也有助于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

三、保障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的意义

（一）是保障当事人证明权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诉讼权利，并责成法院在诉讼中应当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在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中，证明权可谓是一项处于核心地位的权利，因为在事实争议型的诉讼中，无论是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还是被告提出的抗辩，能否得到法院的采信，全在于证据。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一般要由当事人来提供，所以可以说当事人举证的状况基本上决定了诉讼的胜负。

（二）是保障当事人平等进行诉讼的需要。在民事诉讼中，尽管双方当事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但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平等，由于诉讼前双方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如普通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尤其是那些处在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大企业之间；由于双方的事实状态的不平等，如患者和医生之间、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与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之间，都会造成收集证据能力的重大差异。尤其是，有时候尽管某一要件事实是原告方要想获得胜诉必须向法院主张和证明的，但证明该事实的相关证据却为被告一方占有或掌控，在此情形下，如果仅仅由原告自己来收集证据，无异于拒绝对受到损害的原告提供司法救济。即使是那些原、被告诉讼能力相当的案件，有时也会出现主张和证明某一事实的责任在一方，而关键性的证据却由对方当事人控制，对方当事人又不愿意把这一证据交出来的情形，在此种情形下，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同样需要法院给予协助。民事诉讼的理想状态是双方当事人能够真正地平等行使诉讼权利，在武器对等的情况下进行对抗，而要实现这一理想状态，法院对在收集证据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当事人提供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是法院发现真实，完成民事诉讼任务的需要。《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通过诉讼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确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民事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一句话，要求法院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实现实体法确立的民事法律权利义务关系，从当事人的角度说，其合法的民事权益通过诉讼得到了国家的保护，而从国家的视角看，法律所确定的民事法律秩序得到了维护。

（四）是减少适用证明责任判决的需要。尽管在事实无法查清，法官依据现有的证据无法形成待证事实真伪的心证时，还可以求助证明责任，根据证明责任的承担作出判决，但是，法院的证明责任判决毕竟建立在对本案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判断的基础上的，证明责任判决虽然强制性地解决了纠纷，但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国家民事法律秩序的目标毕竟没有实现。证明责任判决虽然无法绝对避免，但绝不可多用，如果在法院的裁判中，经常性地出现性质上属于“灰色结论”的证明责任判决，将会严重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动摇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五）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需要。其实，在法律中赋予当事人请求法院帮助其收集证据的权利并非我国立法的首创。当事人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是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立法机关都需要应对和解决这一共同性问题。

四、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该证据对查明案件中的争议事实具有重要作用

只有当证据同作为裁判基础的争议事实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获得该证据对法院查明争议事实有重要作用时，法院才有必要调查，才会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其实，不仅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要以必要性为前提，就是当事人将已经收集好的证据提交法院，也只有在必要的前提下法院才会组织质证。在下列情形中，当事人的申请就会因为不符合这一要件而被拒绝：

1、证据对解决本案的争议缺乏重要性。如果事实本身对本案的诉讼无关紧要，就不能成为证明对象，当然也就不必用证据来证明。

2、申请调取的证据缺乏关联性。关联性是指由于证据的提出会使待证事实的真实或者虚假获得一定程度的证明，也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若缺乏关联性，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证据，也就没有必要去收集。

3、证据的证明力太弱。即使请求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存在着关联，但若该证据的证明力相当弱，即使

取得这一证据，也不能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对证明力明显太弱的证据，法院也不会同意收集。

4、超出证明需要的证据。有时候，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虽然与争议事实有关联，但如果法官认为现有的证据已经达到了充分的要求，即使没有这一证据，法官也能够形成心证，法院就会以不必要为由拒绝当事人的申请。

5、可以用其它证据来替代当事人申请调查的证据，并且相比之下，其它证据可用较容易的方法获得或者可以支付较低的成本获得。

（二）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是本人和诉讼代理人无法收集的证据

“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条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法律的这一规定，应当承认，这一规定是高度抽象化的，如同民法中的“善意”、“恶意”、“过失”、“正当事由”一样。最高法院在《民事证据规定》中虽然作出了将其具体化的努力，但能够明确列举的也只有两种情形，不得不规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这一兜底性质的条款。在诉讼中，如果申请法院调取的是《民事证据规定》明确列举的情形，相对会好办些，当事人只要在申请书中说明该当于这两种情形的具体事实，但问题在于，诉讼实务中发生的，有不少并不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

即使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还是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由于收集证据能力上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例如同样是企业的工商登记材料，如果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当事人自己去要求查阅和复制对方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就会被拒绝；而假如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就能够去收集这样的证据材料。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时，应本着保障当事人的申请权的宗旨，只要对当事人来说确实属于自己无法取得，而由法院帮助收集又不会给法院增加很大的负担，法院就应当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在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的场合，法院不宜以本来可以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拒绝当事人的申请，也不宜建议当事人请律师而自己不去调查取证，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必须聘请律师代理诉讼。

对不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就需要分析能否列入兜底条款的范围。而在进行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时，需要从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个案，来明晰识别与判断的标准。例如，有些存放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证据资料，虽然这些同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并无关系，但当事人自己去收集的时候，对方是否同意提供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一旦拒绝提供，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除了申请法院调取外并无其他良方。对这样的证据，只要当事人向法院说明本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已经前去收集但遭到拒绝，就可以认为符合“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条件。

（三）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了书面的申请

《民事证据规定》明确要求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向法院提出申请。在申请书中，应当写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写明上述内容，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法院判断是否符合申请调查取证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于当法院准予申请时，为法院的调查取证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的必要性还在于，法院会把申请书保存在案件的卷宗中，可以起到程序问题的证明作用，这对于可能发生的上诉或申请再审具有重要意义。

（四）一般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提出申请

《民事证据规定》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的7日前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这一规定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如果等到举证期限即将届满才提出申请，法院就无法在举证期限内完成调查取证的工作；另外，如果法院不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还有权申请复议，处理复议也需要时间。当事人不仅在第一审有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在第二审甚至到了再审，仍然享有这一权利。当事人在第二审申请调查取证，通常是由于某一重要的事实未被法院认定而招致了败诉，当事人认为其主张的事实是存在的，只是在第一审中自己并不知道法院认为其举证不充分，所以会在提起上诉的同时，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者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民事诉讼法》已经把法院未依法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作为申请再审的事由，当事人以这一事由申请再审时，一旦申请成功，就会请求再审法院调查取证。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申请调查取证，一般应在提起上诉的同时提出申请；而在再审程序中申请调查取证，应当在法院决定再审后及时向负责再审的法院提出申请。

结语

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是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但当事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适用这项权利，不能把这项权利滥用化和扩大化，不能把法院作为其取证的工具或者是把法院视为其代理人。法院应当依法按照法律规定去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既要保障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也不能过于的迁就当事人此项权利，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第四篇：论律师调查取证权

论律师调查取证权

曹津赫 08级法学二班 2008092070

律师法是规范我国律师行为或律师活动、引导律师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是确定律师工作基本原则和制度的法律。现行律师法是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这部律师法在有关律师的性质、资格的取得、律师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有许多新的突破，反映了立法的进步，但对于律师权利义务的规定，则不尽人意。我认为，律师法首先应当是律师地位、权利与义务、律师职业属性的基本法，但在实践中，其运用的效果却差强人意。目前无论是从事诉讼工作，还是非诉讼业务，都存在律师“执业难”的现象。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律师法的修改，从而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了保障。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与重视，本文结合律师法修改着重对律师调查取证权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

调查取证历来是困扰律师的一个难题。现行律师法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这样的规定是很笼统、过于简单，仅仅承认律师“可以调查情况”，并且还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实际上，律师要取得对方的同意才能够调查取证，是比较难的。修改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修改后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根据需要，还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取消了“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确保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性。这是让许多律师非常振奋的一条规定，从而律师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了保障。

二、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意义

1、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公民权利的保护的体现。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法律对公民权或者说人权的保护显得越来越重要，离开公民权去谈法律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在公民权利遭受侵害、发生纠纷或者公民法律事务的处理等等，由于公民个人法律知识、运用法律的技能、时间和精力等原因，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聘请律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解决纷争、委托处理自己的法律事务。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需要为当事人进行必要的甚至关键事实的调查取证，如果因为律师没有充分的、足够的调查取证权利，就无法完成公民对自己的权利寻求保护的重委，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法律规定的权利只是纸上谈兵。律师没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利，就象士兵没有武器一样，根本无法正当履行好职责，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处处设障，重重限制，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设置障碍。实践中，因为律师查证受阻而使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的情况不在少数，律师和公民只能望之兴叹，转之以其他非正当途径寻求权益的保护，并且对国家法治产生不信任感。

2、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有利于案件审理的公正。

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既要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也要收集对他们有利的证据。但是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实践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往往不注重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而这些依法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由谁去取？当然只有辩护律师。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体现了律师的地位，但《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诸如调查取证权附加了条条“枷锁”，束缚了律师的手脚，稍不小心就可能有触犯刑法第306条之嫌。此外，从保障人权角度讲，刑法在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必须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或者罪轻的人免受重处。这是刑法“罪责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就现行法律规定来看，从侦查阶段的证据收集到审查起诉及提起公诉、审判阶段的证据审查，均体现了国家强大的控诉职能，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辩护职能的脆弱无力。律师制度本身就是权利制衡的产物，于是最好的制衡方式就是扩大律师的权利，达到一种足以与国家追诉机关相抗衡的程度。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赋予，是这种制衡措施之一。

3、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的方法。律师是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律师能够而且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预防纠纷，化解纷争，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当前，律师充当国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法律顾问，参与大量的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处理，足以证明，律师在法治社会的作用无所不在，而这些非诉讼事务的参与，正是防范风险、预防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律师不积极进行调查取证，无法进行调查取证，甚至调查取证还要冒座牢的风险，律师的作用就将大大受限。此外，赋予律师完整充分的调查取证权利，必将大大减轻法官工作量，是为法官减负的根本途径，以及使律师和当事人摆脱取证难和举证责任的两难困境之必由之路。

三、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建议

新的律师法将于2008年年6月1日开始实施，它赋予了律师充分可行的调查取证权利，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保障律师调查权时，要特别注意对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确立律师与国家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要防止过于原则，使律师法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流于形式。为此，我提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除涉及国家或者有关单位重大机密之外的内容，律师都有调查的权利。律师对什么程度的文件资料才没有查询、复印的权利，要有明文规定。其实，在现代社会信息是社会生产力的时代，国家机关的许多涉及公民的资料文件，并没有捂得紧紧的，并没有特意保密的需要，相反，应当给予律师以充分的查证权利，为社会所利用。如婚姻登记、身份证查询、抵押情况、财产情况和纳税等，而对于确实是机密性的，则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是必需的。

其次，律师调查取证出示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律师所介绍信、委托人的委托书即可，无需其他手续。律师应当向对方提供哪些手续文件，应当有较为统一的规定，便于律师和配合查证双方工作。通常情况下，调查取证时律师应当提供、并出示的文件是：有效的律师执业证、律师所介绍信、委托人的委托书，而无需出示律师个人和委托人的身份证件，更不应当要律师一定要出示法院的立案手续等资料，或者人为地任意地要求律师提供其他资料。一是具有这些资料足以证明律师的合法身份，二是以此证明律师查证的正当性，同时也简化配合查证一方的负担。对于接待单位应当留存哪些资料，也应当规范，只有介绍信，不需要复印身份证、执业证等存档。

再次，被调查人有配合、协助律师调查取证的义务。新的律师法取消了“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有关单位或者个人的同意”的规定，确保了律师调查取证的实际操作性。律师进行调查，不一定要有单位负责人的同意，具体经办人就可以配合。对于一般性的信息，实无必要经领导的批准同意，而对于涉及机密性的文件，则需要有关负责人对是否可以查询进行判断，需要取得他们的批准，这是合理的。

第四，被调查人有审核确认的权利，并在文件资料上签字、盖章确认其来源真实性的义务。配合查证一方对其文件资料，负有在资料上面，由经办人签字、单位盖章，以审核确认资料来源于其单位，与原件一致等的义务或责任。最高法院有关民事、行政等诉讼证据的规定中，规定了证据的提供要有来源单位的盖章确认才有法律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一些单位组织愿意配合律师查询，但拒绝在律师查询复印的有关资料上签章，致律师的查询结果只能当成参考资料，而没有证据的作用。因此，在律师的调查取证立法中，有必要明确规定配合查询单位，对律师从配合查证单位获取的资料有审核确认的义务，特别是对国家机关，担负着给社会和人民提供优质服务的职责，理所当然地应当承担这一义务。

第五，对国家机关的调查取证只能收取工本费。某些机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由于他们使用纳税人的钱，向其查询证据，理应不该实行商业化收费，只能收取工本费，否则，实在有损国家机关形象。建议需要将之明确规定，以防权利的滥用。

参考文献

刘百军.根治会见难急需修改刑诉法 [N]，法制日报，2008-7-22.孙继斌.新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 人大法工委：按修订后律师法执行 [N]，法制日报，2008-8-17.游伟、沈福俊等学者持此观点.参见“新《律师法》实施与立法性冲突理论研讨会纪要”.华东司法研究网.黎伟华.《新<律师法>实施的几道“坎”》.《民主与法制》2008年第11期.陈光中、汪海燕.《论刑事诉讼的“中立”理念—兼谈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第五篇：律师调查取证权

律师调查取证权.txt举得起放得下叫举重，举得起放不下叫负重。头要有勇气，抬头要有底气。学习要加，骄傲要减，机会要乘，懒惰要除。人生三难题：思，相思，单相思。律师调查取证权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办理法律事务有权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收集证据。这是律师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之一，也是律师顺利执业的保障。[1] 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没有律师制度和律师的国家不是法治国家。[2]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它的完善不仅有利于保障辩护律师的实体性权利，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它还有利于促进控辩双方的平衡，有利于司法公正和正义的实现。但是我国法律在这方面赋予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有缺陷的，法律上有很多限制性和界定不清的条款，还存在许多法律“陷阱”和法律空白;在司法上也存在控辩不平衡、公检法司法不公等现象，这些因素都严重地影响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随着法制社会的发展，要求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呼声已越来越大。笔者试通过对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来分析其取证难的原因，并对其完善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

(一)立法缺陷

在立法上，对于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存在许多缺陷，许多规定限制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展开，使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效机能的发挥大打折扣。

1.自行调查取证规定不完善。首先，向控方证人调查取证须经“双同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经被害人或者其亲近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项规定意味着在向控方证人取证时，不仅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同意，还要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同意。这种需经“双同意”才能进行的调查取证，对于顺利实现调查取证权来说无疑是多了一道难关。其次，证人保护制度空白导致证人不予配合。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对证人作证实施保护的法律。由于客观存在作证的风险，证人因惧怕报复，或担心会有所损失，往往不愿与调查取证的律师配合，使得调查取证工作难以展开，若向控方证人取证，简直是难上加难，几乎成为不可能。再次，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不具有强制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从中可以看出，公、检、法人员的调查取证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承担作证义务，而律师的调查取证却在法律上未能赋予强制性，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只是一种带有访问性质的活动，不具有强制性。[3]这与控方相比，存在巨大的反差。

2.申请调查取证障碍重重。辩护律师要申请调查取证必须得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同意才能进行。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取调证据。”同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条也有类似“认为有必要”的规定。然而，在其后文中和其它法律文件中却找不到什么情况是必要，什么情况是不必要的规定。它也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未按规定影响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应承担什么责任，怎么去救济等等。在控辩双方上，法律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权，却没有有效的规制，这对辩方来说是不平等的，更严重的是，它的缺陷至今仍无任何可以援引的救济手段。可以说，这样的条文是一个空洞，甚至可以说是一纸空文，没有什么意义。

3.侦查阶段没有调查取证权。从我国现行法律看，辩护律师只能在审查起诉讼阶段行使调查取证权，对于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未明确规定，虽然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在此阶段介入案件，但只能是简单的询问，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活动往往被视为非法，其取得的证据也会因此而不被采纳。实践中，如果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之后，犯罪嫌疑人推翻了第一次承认自己犯罪的供词，而事后又被其他证据证明第一次的供述是事实，那么侦查机关就可能怀疑是律师所为。[4]总之，律师在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权没有法律保障的，其实际上是剥夺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而控方的大部分证据是在侦查阶段所取得的，这更加加大了控辩双方的失衡，以致很难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4.执业风险阻碍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作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怎样才能界定律师的违纪行为和犯罪行为呢?怎样认定“威胁”，“引诱”的标准呢?都是比较模糊不清的，这样使律师容易被某些执法人员当作职业报复的根据，以及容易陷入“伪证罪”的风险。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因有关单位和个人不愿配合，辩护律师在执业中也很容易受到人身伤害。虽然在我国《律师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 “律师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实际上，这如宪法上权利一样，并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全国打击迫害律师，阻挠、干扰律师依法执行职务的事件时有发生。正是因为执业风险的客观存在，使得“在事关被告人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中，有70%以上的案件没有律师介入，被告人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全国已有200多位律师在履行职务时被捕。” [5]2000年北京有律师5459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4300件，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的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这还不包括各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和指定辩护在内。北京市全年的刑事案件将近5万件，律师辩护率不足10%。[6]

(二)司法缺陷

在司法上，人民检察院与辩护律师的对立地位和不平衡、公检法“一家亲”、司法独立不够以及其它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极大地限制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1.控辩双方对立且不平衡不利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作为控方来说，人民检察院应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打击犯罪，使犯罪分子得应有的刑罚，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和法律的尊严。但是在现实中人民检察院是无法充分履行法律规定的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职责的。法律规定在辩护律师向控方证人取证和由于客观原因取证不能而申请调查取证时，应征得人民检察院的同意，同时人民检察院也理应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上述权利。但司法实践中，处于对立地位的人民检察院往往认为辩护律师有可能获得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害怕辩护律师从中作梗，引诱犯罪嫌疑人作伪证等，而不仅不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反而多方加以阻挠，以各种理由拒绝取证或拖延取证，使辩护律师这项法定的权利难以实现。

作为辩方来说，辩护律师应尽可能为当事人查找证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辩护律师没有专门的机关为其收集证据，也没有专备的财力、物力、人力来进行调查取证，更没有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辩护律师只能凭着个人的人际关系和交流技巧来完成调查取证，致使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活动成为带访问性质的活动，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成为“带着枷锁的会见”。[7]与侦查机关相比，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就显得十分薄弱而无力了。可以说，正是由于控辩双方在调查取证能力上的失衡，进而导致以证据为主要内容的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的对抗失衡。

2.公检法“一家亲”影响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人民法院、检察院，他们在法律上都是有着明确的分工的，各司其职。但是同样作为国家机关，为着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共同目标而服务，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加之在社会实践中，彼此来往甚密，且在人员异动上也是有着相互流通的。在实际办案中公诉方与法院办案人员相互“串通”也还是存在这样的现象的。由于公检法的密切关系，辩护律师无论向哪方调查取证，只要有一方不愿意，他们便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阻挠。辩护律师只能到处“碰壁”，很

难调查取证甚至是无法开展其取证工作的。

3.司法独立不够阻碍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由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及特殊国情，各方面的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司法独立。刑事案件是事关国家社会利益，事关当事人生死的案件，鉴于其重要性，社会许多方面的因素都极有可能会参与进来。特别是有关贪污、贿赂之类的犯罪，由于犯罪嫌疑人是特殊的犯罪主体，他的关系可能遍布很广。因此，只要一旦案发，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就可能会参与案件中。笔者在某县实习过程中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案件，该县人大、县政府都曾为某人涉嫌受贿而一再给司法机关施压，致使案件一拖再拖，迟迟不能断案。外界干扰了司法独立，必然会导致司法机关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进行阻扰，即使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是合法的，只要上面有“指示”，司法机关也没法，只能想办法来阻止辩护律师去调查取证。

4.社会不利环境限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中并没有完全树立起“法治、公平、正义、权利本位”等观念，人们还较普遍地对辩护律师的性质、作用认识不足。同时我国辩护律师缺少参政议政的机会。全国律师参政、议政的人数往往是极少数的，使得律师发挥不了职业优势。[8]另外我国辩护律师在社会上也没有经济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的万余名律师中百分之三十年收入不足五万。[9]政治经济上的不利环境，使人们不能足够地了解辩护律师，看不到辩护律师的社会作用。再加之长期以来新闻传媒、影视作品塑造宣传警官、法官、检察官都是惩恶扬善，刚正不阿的英雄形象较多，宣传辩护律师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代表社会伸张正义的形象较少。[10]这样的舆论自然而然地会影响辩护律师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以致许多人不愿配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甚至多方为难律师的现象也常有发生。

二、对于完善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几点建议

(一)立法完善

1.减少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对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中规定需经双方同意的才能进行调查取证的限制应予以修改，将“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同意”修改为“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予以配合”。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限制性和界定模糊不清的条款，进一步明确辩护律师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关责任，特别是要取消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中容易使辩护律师陷入“伪证罪”的条款。允许辩护律师提前介入案件，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并对此期间所获得的证据予以合法化。加强对辩护律师执业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保障，并赋予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一定的执业言论豁免权，以致辩护律师在诉讼中不会因为这些言论而“惹火上身”。[11]这样，既可以扩大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又可以保障其权利的实现。此外，也明确了辩护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减少了辩护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一些风险。

2.建立调查令制度。调查令即根据辩护律师收集、调取证据的申请，由合议庭审查同意后发给律师“调查令”，由律师持法院签发的“调查令”到一些特殊性质的机关、部门收集、调取证据。[12]在西方法治国家，侦查机关的警察和审查机关的检察官不仅没有强制取证的权力，且不能擅自对人身、财产、住所采取任何的强制手段，必须由法官签发相应的令状后才能进行。[13]我国也可以借鉴其令状主义的做法，对某些特殊性质的机关、部门或不愿意配合和阻扰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机关和部门，由法院签发调查令，赋予辩护律师一定强制性的调查取证权，以便调查取证工作顺利展开，确保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

3.完善证人作证制度。由于我国尚无完善的证人作证的法律制度，因此很难确保证人出庭作证，从而影响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立法上，笔者认为，可以试图确立以下五项制度：第一是证人责任制度;第二是证人保护制度;第三是证人保险制度;第四是证人作证补偿制度;第五是打击妨碍证人作证制度。[14]这样，既可以确保证人出庭作证，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也可以有效保护证人，即使证人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也能得到较充分的保障，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产生的费用和减少的收入，也应当得到全额补偿。

4.完善证据展示制度。在西方国家当事人主义的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前的预审程序中，可以了解控方所收集和掌握的所有证据。[15]即控方所有的证据应当向辩方展示，而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只能查阅控方提供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这种证据展示是不完全也不充分的。正是因为控方证据展示的不完全不充分，才使得辩护律师成天为收集和了解有关证据而东奔西跑，受尽刁难和委屈。同时也是因为控方证据展示不完全不充分，使得控辩双方所享有的证据资源的失衡而致使双方对抗力量的失衡。为了保持控辩双方权利均衡平等，必须建立证据展示制度。这样的话，辩护律师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可以少掉许多麻烦。同时由于了解了控方的所有证据资料，辩方可以及时做出相应的对策，以免在庭审中让控方的证据弄得措手不及。

(二)司法完善

1.完善控诉职能，促进控辩平衡。人民检察院不能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控诉职能，而忽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应予以积极配合。不得因为害怕辩护律师的取证可能会不利于自己而多方为难、阻挠。对无故阻碍或拖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对于辩护律师取证能力相对较差的问题，控方应依照法律规定完全展示其所有证据，为辩护律师了解证据打开方便之门。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工作上，控方职能的完善，一定会给辩方带来方便，这样不但能提高司法效率，也有利于司法公正和正义的实现。

2.公检法依法办事，减少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困难。公检法不能只看到控方的控诉职能，只看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辩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办案过程中，不能把辩护律师当作一个“外人”，甚至是“敌人”看待，而应该是严格依法办案。只要是法律允许的，就应该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提供方便，而不是串通起来多方为难辩护律师。这样一来，辩护律师无论向哪一方取证，只要是合法的，就不会受到任何阻挠，那么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一定会顺利很多。

3.加强司法独立，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坚决依法办案，确实保障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对违法违纪行为要追究其责任。坚决杜绝上级机关或部门和其他单位干预司法，对干预者也要依法进行严惩。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排除外因的干预，才能真正地实现司法公正、正义。只有司法独立，司法机关才能严格依法办案，才能较好地配合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帮助辩护律师实现调查取证权。

4.改善社会环境以利于实现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社会应加强对辩护律师工作和辩护律师作用的宣传教育性工作，提高辩护律师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

应建立辩护律师转入政界和司法界的机制，增加辩护律师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扩大参政议政的人员比例。同时提高辩护律师的经济收入，增加律师的经济影响力，这些对扩大辩护律师社会影响力具有重大影响，使人们能够很好地认识辩护律师，了解辩护律师在我们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其实，辩护律师是作为抵制人治和司法专断，推动文明社会进程的一种力量，辩护律师也是正义的代表，也是人民利益的保护神，而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是“替坏人说好话”的“论棍”。如果我们能够摒弃对辩护律师的所有偏见和歧视，能够积极地去配合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那么，辩护律师的工作就会顺利许多，辩护律师的公众形象也会日臻完美，人们对我国法制建设所投入的信心和期待就会与日俱增，这将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福音。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开展其工作的基石，也是实现控辩双方平衡的保证。完善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仅是辩护律师工作的需要，也是建设我国法制社会的需要。完善它并不是一件易事，并不能在一时间就能完成，它需要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乃至整

个社会长期共同的努力才能实现，它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在以后的改革中得到不断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