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查阅民事诉讼档案权发展与协调

第一篇：论查阅民事诉讼档案权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查阅民事诉讼档案权

胡睿婷

查阅民事诉讼档案是人民法院档案工作进行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人民法院赋予了当事人的一项民主权利——查阅案卷。但是，在实践工作中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当事人查阅案卷需求的满足过程和满足方式，以及当事人在查阅案卷以满足其案卷信息需求的过程中的行为规律;哪些当事人可查阅哪些案卷材料和内容等等，这些都有必要作一分析和探讨。

一、民事诉讼档案的特点

民事诉讼案卷是指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活动中依照法定程序，与审判活动的真实历史记录。收集、整理、保管、提供利用这些历史原始记录的审判结果就是民事诉讼档案。民事档案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平等地享受民事档案权利和承担民事档案义务，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绝不允许因主体单位大小、职业高低、经济实力强弱等情况的不同而在适用法律上有所区别。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民事档案主体的广泛性。民事档案是由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发生纠纷。

2、民事档案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不管他们的单位大小、职务高低，在民事活动中都是平等的基础上缔结具体的财产关系，不允许有以上压下、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现象存在。

3、民事档案内容的广泛性。如：相邻纠纷、侵权损害、合同纠纷、买卖纠纷、借贷纠纷、承揽合同纠纷、运输合同纠纷等等。

4、民事档案的权威性。民事档案虽然其形成与一般档案相似，但民事档案有更大的权威性，民事档案的形成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制基础之上的，是法制下的产物，其民事档案必须准确无误。

5、民事档案的秘密性。这是指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所记载的当事人隐私内容及其享有的这种权利是合法的。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隐私及其隐私档案是合法的，当事人享有保护隐私秘密的权利;二是当事人隐私档案及其隐私保护要合乎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党纪政纪，即简言之为符合党纪国法。为此，一方代理人或当事人在查阅另一方当事人案卷时，对于涉及另一方当事人提供隐私材料的查阅利用，就应当综合各方面情况，尊重公民隐私权，严格依法进行，以免造成职务侵权。

二、查阅案卷的行为规范

2002年12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代理人查阅民事案件材料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五条 “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查阅案件材料限于案件审判卷和执行卷的正卷，包括起诉书、答辩书、庭审笔录及各种证据材料等”。第八条 “查阅案件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诉讼代理人应当保密”。同时，对以上的材料代理人或当事人可以复印并要求案卷管理部门在复印材料上盖章确认。第九条第一款 “诉讼代理人查阅案件材料时不得涂改、损毁、抽取案件材料”。第二款 “人民法院对修改、损毁、抽取案卷材料的诉讼代理人，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理”。从《规定》不难看出，相应的规定仅限于案卷的“修改、损毁、抽取材料”，而对查阅案卷当事人的行为如何规范，应尽什么义务却未作具体的规定。主要表现在：

1、查阅案卷的事前行为。一方面，当事人是出于什么目的而来查阅案卷，他们是否有查阅案卷的资格和权力，在查阅案卷之前，只有当事人用户才清楚，案卷管理部门是不知道或不完全清楚的。另一方面，当事人不能预先知道自已的利用需求是否能够通过利用案卷得以满足，由于案卷管理部门对当事人的查档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当事人查阅案卷是非法目的还是合法目的。

2、查阅案卷的过程中行为。当事人只要持有介绍信或身份证，填写“阅卷单”，即可查到所要查的案卷。当事人查档来了，不用做什么“承诺”，仅在案卷单上签名而已，根本就没有查阅案卷协议，很不规范，一旦引起争议，我们所能提供的唯一证据就是某个当事人有来查过某个案卷，其作为准格式化内容，在解决争议中对案卷保管部门十分不利;还有案卷保管部门(指办案庭室)对来查阅当事人不需做任何的手续，当事人需要什么材料就给复印什么材料，为日后发生纠纷埋下了严重隐患。

3、查阅案卷的事后行为。当事人的行为不为案卷保管部门所掌握，即当事人成功地利用了案卷，获取了有关信息之后，当事人将如何行动，这方面的信息案卷保管部门是很难掌握的。当事人的这些行动，对案卷保管部门来说是“隐藏行动”，超出了案卷管理部门的视线所及，非案卷管理部门所能监督和控制，这样会导致这样的一种状况，即当事人可能会将案卷或案卷信息用于其他的超出原来允许的范围之外的目的，这些目的可能是不合理的或不适当的。

4、“隐藏行动”造成的后果。隐藏行动是指，在签订契约后，当事人各方会采取一定的行动，但任何一方当事人只能观察到最后的结果，却无法知道这一结果到底是由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行动造成的还是由于“自然”的变化或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这样，就无法判断该承担各种后果和相应的责任，谁该受到惩罚，当事人也就没有依诚实信用原则行事的激励，当事人可能出于自利，而有可能采取以机会主义(欺骗、偷窃和毁约)的方式来行事，以致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5、造成案卷保管部门“无缘无故”地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未做出复印案卷材料出了案卷保管部门后，案卷保管部门对其就无从监控了，几乎处于一种失控状态。由于没有法规明确规定，造成对方当事人损失，所应承担责任。由于上述的原因，当事人可能会利用复印材料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在进行这种活动时，一方当事人很可能会侵犯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案件，无形当中案卷保管部门就侵犯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应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三、正确处置好查阅民事诉讼档案权

正确处置好查阅民事诉讼档案权，查阅民事档案权不是取消档案的保密权。这里查阅“民事诉讼档案”指的是未开放的档案，是有受到一定限制利用的档案。在保密期内的档案要利用只能作为未开放档案限制利用。只能让某些特定组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利用。如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问题，这是查阅民事案卷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哪些人可以进行查阅案卷和查阅案卷具备的条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保证因工作需要有优先利用案卷权。根据《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本院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借阅档案，须持所在庭、室领导签字的借卷单，借出的档案应按规定期限退还。„„”;第十五条规定“党委、人大常委会和有关法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借用档案，须持正式介绍信和工作证(身份证)经有关领导批准后，办理借卷手续，并限期归还。其他单位原则上不准借用”。这一权利的实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一是档案利用者如需查阅本单位档案有利用权，特殊情况可以借出案件保管部门;二是移交单位卷宗查用本单位的档案，案件保管部门积极配合搞好服务;三是移交单位查阅利用本单位档案免收证明费和保护费。这样能有效地保证有关单位因工作需要借阅案卷，能有效地保证因工作上的需要的顺利进行。

当事人或代理人查阅民事案卷必须符合的条件。一是诉讼代理人查阅案卷有关材料应当持有介绍信并出示律师证，当事人查阅案件材料应持有身份证，法人查阅案件材料应持有单位介绍信并出示身份证，诉讼代理人为了申请再审的需要，可以查阅已经审理终结的所代理案件的有关材料。以上查阅案卷者应当填写“阅卷单”并经分管领导审批同意;二是当事人只限查阅本人案卷，律师只限查阅代理诉讼的案卷，不能查阅无委托代理的案件，法人只限查阅本单位的案卷，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阅卷场所阅卷，必要时，该案件的书记员或法院案卷的保管部门人员应当在场。查阅人不得将查阅的案卷材料携出法院指定的阅卷场所;三是当事人、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查阅案卷材料可以摘抄或者复印，复印案卷材料应当经案卷保管人员的同意，并根据省院的规定，盖上复印于“某个案卷仅供参考”等字样。关于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一般不能复印或查阅，除本当事人提供材料除外，复印案件材料为每个案件收取30元查档费。

尊重公民的隐私权。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也留下了不同记录。案卷保管部门的档案，时间跨度长，涉及个人行为、身份和财产等内容的也占相当数量。如果对个人的隐私权处理不好，会造成不好影响，严重的还会引起法律纠纷。因此，案卷保管部门如何维护和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就显得尤为重要。应做到在保证公民平等利用档案权利实现的同时。充分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并将其作为日常工作注意掌握的一条准则和案卷保管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材料非必要不看，二是了解个人隐私内容的不相互议论，三是对于属于个人隐私的档案材料，严格掌握使用范围，非允许利用范围概不提供，充分尊重公民的隐私权。

进一步确立当事人查阅档案利用权，扩大了案件保管部门的服务领域。查阅案卷利用者是案卷保管理部门的服务对象，享有平等查阅利用民事档案的权利。而这一权利的实现，要靠案卷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帮助完成。案卷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清除传统的利用“特权”观念的影响，确立为民服务的新观念，真正做到档案面前人人平等。要为当事人提供和创造一个开放、公平和心情舒畅的环境，坚决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从查阅案卷的时间来看，当事人或代理人查阅案卷多数为刚结案或结案不到两年的时间较多，起诉到法院的民事案可以说是一方或双方是有纠纷的。当事人发生纠纷，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在两年左右时间思想斗争较激烈，再者当事人对不服要求再审或检查机关抗讼案件，从法律规定的时间是两年以内提起再审或抗诉。所以，对待当事人来查阅案卷时态度要好，如果当事人或代理人不具备查阅案卷的一定要详细说明清楚，让当事人或代理人听明白或该办理哪些手续一定要办理清楚。当事人因特殊情况不能亲自来查阅案卷，必须办理正当合法的委托手续，千万不要简化手续或因熟人等关系，不办任何手续给予查阅，免得日后留下不必要的隐患。

依照《规定》第四条第二款 “查阅案件有关材料应当填写查阅案件有关材料阅卷单”。对“阅卷单”格式，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补充。第一制作三份相同“阅卷单”在同一纸张上可供当事人或代理人来查阅案卷三次填写机会;第二“复印名称、案由、案号、复印内容”一栏，应当细化，把案由、案号、复印内容分开三栏填写，特别是“复印内容”修改为“复印页号”如：当事人或代理人在复印较多的材料时可作较细的记录(如：“Pxx”或“Pxx-xx”);第三增设一项内容。有关涉密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阅卷单”上说明清楚。在“阅卷单”上增加一项“是否涉密□”具体操作是如果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在“□”打“∨”。并声明关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一般不能复印，除本当事人提供材料除外。

每件民事案卷必须装订空白阅卷单，装订在正卷的最后(备考表前);在诉讼过程中或结案后有人查阅案卷，应当及时填写，不得有漏，这样做，阅卷单才不会遗失。

查阅案卷是一个法律性、政策性、规定性很强的工作，是一个复杂而细致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依法界定。查阅案卷的原则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认真审查是否具备查阅案卷的条件，在于是谁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查阅案卷做出明确的法律界定，使当事人能依照规定使用本人的案卷，当事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保证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这样就从根本意义上实现了查阅档案的目的。

第二篇：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权 李浩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一、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概述

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是指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收集证据时遇到客观上的障碍，无法获得必要的证据时，请求法院给予帮助，申请法院帮助其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

申请调查取证权的确立始于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是立法机关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时为当事人新增加的一项权利，而赋予当事人这项权利的背景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的三十多年中，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被理论界称为“超职权主义”的民事审判方式，{HYPERLINK l “m1”|[1]这一审判方式的特点是强调法院职权在诉讼中的作用，要求法院不仅要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负责，而且也要对诉讼中的事实问题负责，为了获得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法官需要积极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需要深入到纠纷发生地进行调查，需要通过走访当事人周围的干部和群众了解案情。

新中国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职权主义的理念下制定的，在证据的收集上，该法一方面要求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另一方面责成法院全面地、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第56条）。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提出，我国的民事诉讼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法是私法、民事诉讼是为解决私法上的争议而设置的制度的理念逐渐在理论和实务界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导下我国法院进行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切入点是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1991年，我国对《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修订，在修订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在很多方面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弱化了法院的职权。

引入当事人主义的具体做法是突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在强化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具体到证据的收集而言，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强调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不再要求法院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明确了法院的职责主要是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64条）。

在法院退出收集证据的主力军的新的诉讼格局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了，如果当事人不能收集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能提出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败诉的结果可能接踵而来。当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持有证据，或者虽不为其持有但比较容易获得时，收集证据的问题并不存在或不突出，但如果重要的证据为对方当事人占有，或者为诉讼外的第三人占有而他们又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提供给举证人时，收集证据的问题就开始凸显。于是，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如何保障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成为立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收集证据可能遇到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64条第2款）。

尽管法律是针对法院作出的规定，是为法院设定帮助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的义务，但是，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而生的，既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从权利义务关系的这一原理中，我们不难得出一项新的诉讼权利——请求法院帮助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由此诞生的结论。

《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但是，法律关于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帮助义务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只是指明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大方向。对于一个诉讼中经常会遇到、操作性极强的问题，仅有原则性规定显然是不够的，具体规则的缺位不仅不利于当事人合法行使这一权利，而且也不利于法院正确履行对当事人的协助义务。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其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民事证据规定》）将《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这一权利具体化，明确了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包括三种：（1）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其他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材料（第17条）。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提出申请的时间为举证期限届满前7天；提出的方式为书面方式，在申请书中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如申请为法院拒绝，当事人可以向受理申请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如果一审中的申请法院未准许，二审法院认为拒绝错误的，二审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收集到的证据可以作为新的证据在二审中使用。

应当说，这些规定从实体到程序充实了这一权利的内容，也有助于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

2007年10月，我国颁布了经过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这次修订只涉及到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在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修订中，再审事由可谓是重中之重。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把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从原来的5项增加至15项，在新增的再审事由中，就包括了“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第179条第1款第5项）。这充分表明了立法机关对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重视。

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背景下，民事诉讼赋予当事人这一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是保障当事人证明权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诉讼权利，并责成法院在诉讼中应当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在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中，证明权可谓是一项处于核心地位的权利，因为在事实争议型的诉讼中，无论是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还是被告提出的抗辩，能否得到法院的采信，全在于证据。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一般要由当事人来提供，所以可以说当事人举证的状况基本上决定了诉讼的胜负。

证明权含有丰富的内容，包括收集证据的权利、提供证据的权利、进行质证的权利、围绕证据进行辩论的权利等，在这些权利中，收集证据的权利应当是基础性的权利，在当事人收集证据遇到困难时，法院只有切实有效地对当事人提供帮助，其证明权才能够真正得到实现。因此，从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角度，法院也应当协助当事人收集证据。

第二，是保障当事人平等进行诉讼的需要。在民事诉讼中，尽管双方当事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但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于事实上的平等，由于诉讼前双方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如普通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尤其是那些处在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大企业之间；由于双方的事实状态的不平等，如患者和医生之间、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与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之间，都会造成收集证据能力的重大差异。尤其是，有时候尽管某一要件事实是原告方要想获得胜诉必须向法院主张和证明的，但证明该事实的相关证据却为被告一方占有或掌控，在此情形下，如果仅仅由原告自己来收集证据，无异于拒绝对受到损害的原告提供司法救济。即使是那些原、被告诉讼能力相当的案件，有时也会出现主张和证明某一事实的责任在一方，而关键性的证据却由对方当事人控制，对方当事人又不愿意把这一证据交出来的情形，在此种情形下，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同样需要法院给予协助。民事诉讼的理想状态是双方当事人能够真正地平等行使诉讼权利，在武器对等的情况下进行对抗，而要实现这一理想状态，法院对在收集证据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当事人提供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是法院发现真实，完成民事诉讼任务的需要。《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通过诉讼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确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民事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一句话，要求法院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实现实体法确立的民事法律权利义务关系，从当事人的角度说，其合法的民事权益通过诉讼得到了国家的保护，而从国家的视角看，法律所确定的民事法律秩序得到了维护。

就发现真实对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的重要性而言，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民事纠纷虽然在性质上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之争，但诉讼实务中的争执很少涉及到对所确认的事实情况的法律判断，更多的时候当事人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即对事实情况，进行争执。

因此对于法院来说，尤其是对于一审法院来说，发现真实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诚如弗兰克所言：“纠纷的公正解决要求有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在这种法律制度下，法院能够并且持之以恒地，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地接近法庭里的争端所涉及的实际事实。我重申一下，司法正义是零售业务，而不是批发业务。因此，在每一个特定案件中，初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工作赫然显现为现代司法机关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就发现真实而言，如果仅仅依赖当事人举证，有时是难以实现的。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当事人有权收集证据，但当事人毕竟只是民事诉讼主体，他们并没有强制持有证据的对方当事人、诉讼外的单位和个人向他们提交证据的权力，无权对拒绝提交者进行制裁，也无权强制证人到庭作证。即使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虽然《律师法》也赋予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由于这一权利同样不具有可以通过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强制实现的条件，所以在遇到阻碍时律师也无可奈何。我国的一些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程度比较低，同时也担心一些当事人不能正确地、合法地使用所获得的信息，所以一些同纠纷相关的信息，如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房屋产权的登记资料、建筑物的规划、设计资料等，都是当事人自己无权查阅和复制的。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调查收集证据是审判权的必要组成部分，法院的调查取证权是一种能够强制实现的权力，它是以制裁为后盾的，对不合作者、设置障碍者，可以采用罚款、拘留等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因此，一些当事人无法取得的证据，通过法院的协助，由法院来要求证据持有者提交，是完全有可能获得的。

第四，是减少适用证明责任判决的需要。尽管在事实无法查清，法官依据现有的证据无法形成待证事实真伪的心证时，还可以求助证明责任，根据证明责任的承担作出判决，但是，法院的证明责任判决毕竟建立在对本案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判断的基础上的，证明责任判决虽然强制性地解决了纠纷，但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国家民事法律秩序的目标毕竟没有实现。证明责任判决虽然无法绝对避免，但绝不可多用，如果在法院的裁判中，经常性地出现性质上属于“灰色结论”的证明责任判决，将会严重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动摇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第五，也是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需要。其实，在法律中赋予当事人请求法院帮助其收集证据的权利并非我国立法的首创。当事人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是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立法机关都需要应对和解决这一共同性问题。所以，在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请求法院提供帮助，例如在美国的发现程序中，当事人为了收集用于支持其请求或者抗辩的证据，有权要求对方当事人、第三人提供所占有的文件，有权要求对对方当事人的身体或者精神状态进行检查，如果被请求方不予合作，提出请求的一方就只能求助于法院，请求法院作出强制披露的命令。

在德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当事人有权申请文书提出命令、申请提交勘验标的物、申请询问当事人。其他国家的法律没有设定一条一般性的规则，而是根据需要收集证据的类别，分别作出规定。如果说，在我国原先的强调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民事审判方式中不存在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必要的话，在转向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新的审判方式后，再不规定当事人有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就会很不充分，诉讼制度就会由于责任与权利的严重不对等而存在在明显的瑕疵。

二、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构成要件

研究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成立要件，一方面可以使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自己有权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另一方面可以为法院审查当事人的申请、决定是否进行调查提供尽可能具体、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申请调查取证权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该证据对查明案件中的争议事实具有重要作用

只有当证据同作为裁判基础的争议事实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获得该证据对法院查明争议事实有重要作用时，法院才有必要调查，才会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其实，不仅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要以必要性为前提，就是当事人将已经收集好的证据提交法院，也只有在必要的前提下法院才会组织质证。

在下列情形中，当事人的申请就会因为不符合这一要件而被拒绝：（1）证据对解决本案的争议缺乏重要性。如果事实本身对本案的诉讼无关紧要，就不能成为证明对象，当然也就不必用证据来证明。（2）申请调取的证据缺乏关联性。关联性是指由于证据的提出会使待证事实的真实或者虚假获得一定程度的证明，也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若缺乏关联性，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证据，也就没有必要去收集。（3）证据的证明力太弱。即使请求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存在着关联，但若该证据的证明力相当弱，即使取得这一证据，也不能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对证明力明显太弱的证据，法院也不会同意收集。（4）超出证明需要的证据。有时候，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虽然与争议事实有关联，但如果法官认为现有的证据已经达到了充分的要求，即使没有这一证据，法官也能够形成心证，法院就会以不必要为由拒绝当事人的申请。（5）可以用其它证据来替代当事人申请调查的证据，并且相比之下，其它证据可用较容易的方法获得或者可以支付较低的成本获得。

（二）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是本人和诉讼代理人无法收集的证据

“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条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法律的这一规定，应当承认，这一规定是高度抽象化的，如同民法中的“善意”、“恶意”、“过失”、“正当事由”一样。最高法院在《民事证据规定》中虽然作出了将其具体化的努力，但能够明确列举的也只有两种情形，不得不规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这一兜底性质的条款。在诉讼中，如果申请法院调取的是《民事证据规定》明确列举的情形，相对会好办些，当事人只要在申请书中说明该当于这两种情形的具体事实，但问题在于，诉讼实务中发生的，有不少并不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

即使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还是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由于收集证据能力上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例如同样是企业的工商登记材料，如果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当事人自己去要求查阅和复制对方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就会被拒绝；而假如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就能够去收集这样的证据材料。法院在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时，应本着保障当事人的申请权的宗旨，只要对当事人来说确实属于自己无法取得，而由法院帮助收集又不会给法院增加很大的负担，法院就应当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在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的场合，法院不宜以本来可以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拒绝当事人的申请，也不宜建议当事人请律师而自己不去调查取证，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必须聘请律师代理诉讼。

对不属于明确列举的情形，就需要分析能否列入兜底条款的范围。而在进行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时，需要从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一个个具有典型性的个案，来明晰识别与判断的标准。例如，有些存放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证据资料，虽然这些同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并无关系，但当事人自己去收集的时候，对方是否同意提供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一旦拒绝提供，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除了申请法院调取外并无其他良方。对这样的证据，只要当事人向法院说明本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已经前去收集但遭到拒绝，就可以认为符合“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条件。

（三）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了书面的申请

《民事证据规定》明确要求当事人应当以书面方式向法院提出申请。在申请书中，应当写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内容、需要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写明上述内容，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法院判断是否符合申请调查取证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于当法院准予申请时，为法院的调查取证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的必要性还在于，法院会把申请书保存在案件的卷宗中，可以起到程序问题的证明作用，这对于可能发生的上诉或申请再审具有重要意义。

（四）一般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提出申请

《民事证据规定》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的7日前向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这一规定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如果等到举证期限即将届满才提出申请，法院就无法在举证期限内完成调查取证的工作；另外，如果法院不同意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还有权申请复议，处理复议也需要时间。但是，这一时间要件也不应当绝对化，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是否需要申请调查取证，在案件审理前还无法确定，申请调取证据的必要性是在审前准备阶段对事实和争点的整理过程中，或在质证和辩论的过程中才显现的。考虑到证明过程的动态性，只要证据的确很重要且确实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自己收集，法院就不宜以不符合时间要件而拒绝。

当事人不仅在第一审有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在第二审甚至到了再审，仍然享有这一权利。当事人在第二审申请调查取证，通常是由于某一重要的事实未被法院认定而招致了败诉，当事人认为其主张的事实是存在的，只是在第一审中自己并不知道法院认为其举证不充分，所以会在提起上诉的同时，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者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已经把法院未依法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作为申请再审的事由，当事人以这一事由申请再审时，一旦申请成功，就会请求再审法院调查取证。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申请调查取证，一般应在提起上诉的同时提出申请；而在再审程序中申请调查取证，应当在法院决定再审后及时向负责再审的法院提出申请。

三、申请调查取证权的实际运作

申请调查取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权利，当事人能否积极、合理地行使，法院如何对待当事人的申请，何种情况下会准予申请，何种情况下会拒绝申请，这些问题需要从诉讼实务中寻找答案。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具有的权威性，本文主要以《公报》上的相关材料作为分析的对象。

（一）法院准予当事人的申请

1.申请法院向案外第三人收集证据。

（1）口福食品公司诉韩国企业银行、中行核电站支行信用证纠纷案。

在该案件中，上诉人韩国企业银行（一审被告）的上诉理由之一是被上诉人口福公司倒签提单上的货物装船日期，欺诈信用证项下的当事人。为了证明这一事实，韩国企业银行还以因为客观原因无法调取“装船日期为2002年6月1日的提单副本”为由，申请二审法院查封中远公司所属的“凌泉河”货轮2002年5月至6月的航海日志，以核实实际装船日期。二审法院收到申请后，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对装船的时间和提单签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查明承运方装船时间为5月31日8时至6月1日4时，于6月1日签发提单，而在给口福公司的提单上，填写的装船时间为5月31日，确为倒签提单。虽然存在着倒签提单的事实，但二审法院认为，从本案的全部事实看，仅凭倒签提单不足以构成欺诈，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最终驳回了韩国企业银行的上诉。在该案中，二审法院虽然维持了原判，但通过依申请调查取证，查明了提单是否倒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给了上诉人一个公正的说法，增强了判决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2）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称“开发银行”）与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沈阳高开”）、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新东北电气（沈阳）高压隔离开关有限公司、沈阳北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撤销权纠纷案。

开发银行于1998年借款15300万元给沈阳高开用于土建工程和购买设备，应还款期到后，沈阳高开未能还款，在此期间，沈阳高开还出资与其他法人设立了一些新的公司，还进行了股权置换。开发银行2004年5月向北京高院提起诉讼，要求沈阳高开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主张沈阳高开与东北电气的股权转让行为系恶意串通而无效。在一审中，由于东北电气举证证明沈阳高开已将沈阳添升98.5%的股权以人民币13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沈阳德佳经贸有限公司，所以一审法院对开发银行主张的股权转让严重不对等不予采信。开发银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沈阳高开将其持有的新泰高压74.4%的股权与东北电气持有的沈阳添升98.5%进行置换，系双方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废银行金融债权的行为。原审判决仅以沈阳高开将所持有的沈阳添升98.5%的股权以13000万元转让给沈阳佳德为由，认定东北电气在与沈阳高开进行股权置换时向沈阳高开支付了对价，依据不充分。在二审期间，开发银行向二审法院提出了调查取证的申请，请求二审法院调查沈阳佳德华夏银行金都支行账户在本案股权交易期间发生的大额款项进出情况，以核实沈阳佳德是否实际向沈阳高开支付了13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二审法院根据该申请，向银行调取了相关的账目，查明沈阳佳德收购沈阳添升股权的13000万元的资金出自辽宁新泰，沈阳高开收到沈阳佳德支付的13000万元后，当日即将其中的10592.63024万元分两笔背书给辽宁新泰和诚安电力，诚安电力又背书给辽宁新泰。因此，13000万元出自辽宁新泰，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款项在划出的当天又转回到辽宁新泰，这些证据已初步证明上诉人主张成立。尽管被上诉人主张这是企业之间的正常经济往来，但二审法院要求被上诉人举证推翻法院的初步认定，由于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法院认定上诉人开发银行的上诉主张成立，并撤销了沈阳高开的股权置换合同。

在该案件中，在股权置换中是否存在严重的不对等，沈阳佳德是否真的支付了13000万的股权转让款是本案争议的焦点。被上诉人采用了表面上支付了对价，然后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金运作，又把置换股权的资金转回去的做法，来逃废银行债务。由于被上诉人不仅了解资金运作的真实情况，而且也控制着相关的证据，所以在诉讼中很容易举证证明已经支付了13000万元的对价，而对于上诉人来说，由于银行要对客户的资金运用情况保密，仅由自己及诉讼代理人去收集证据，要想获得对方资金实际运作的证据，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而对于法院来说，要求银行提供相关的账目，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任何困难，法院为此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低的。

（3）上海延长印刷厂（以下称“延长厂”）诉上海精华威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称“华威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延长厂于2001年1月委托华威公司印刷宝碟软盘彩卡50000张，纸张由延长厂提供。延长厂收到印刷的彩卡后，因发现印刷品存在严重色差，要求华威公司解决，因交涉未果，向上海市杨浦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解除承揽合同、返还加工费并赔偿损失。原告称，其在同年1月16日、2月16日，分别致函被告，提出印刷品存在严重色差。被告辩解说未收到原告于2001年1月16日、2月16日邮寄的信函，仅收到原告于2002年1月6日邮寄的信函。原告在收货一年后才提出质量异议，已超过了提出质量异议的合理期限。在一审中，原告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法院调查其于2001年1月16日、2月16日邮寄的信函被上诉人是否收到的证据，未获准许。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加工的印刷品已交付原告，原告也支付了加工价款，双方之间的承揽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口头承揽合同未约定质量验收标准，且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合理时间内向被告提出质量异议，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败诉后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再次提出同样的申请，理由是上述两份挂号信自交寄之日起一年内上诉人可以自行查询，至提起诉讼已过查询期，故上诉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二审法院准许了上诉人的申请，经调查查明上诉人于2001年1月16日邮寄的0695号挂号信、2月16日邮寄的0024号挂号信均由被上诉人以单位邮件收发章签收。这两份证据经质证后，被上诉人亦予以确认。二审法院在查明印刷质量存在严重瑕疵和上诉人已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事实后，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返还加工费和赔偿纸张损失3万余元。

在本案中，二审法院之所以准许上诉人调查取证的申请，一是因为该证据关系重大，如果确实存在着这两封挂号信，就可以确切地证明上诉人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就可以推翻一审判决；二是由于根据邮局的规定，当事人自己确实无法去收集这一证据。

2.申请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

（1）黄颖诉美晟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原告黄颖购买被告美晟房产公司房屋一套，双方签订了《商品房预购合同》，后来双方为该房屋客厅窗外的一根用于装饰的钢梁发生纠纷。

原告向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提起诉讼。原告诉称：在办理入住手续时发现，该房屋客厅窗外有一根用于装饰的钢梁。这个钢梁不仅遮挡窗户，给原告造成视觉和心理障碍，还威胁原告的人身、财产安全和隐私权。在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过程中，被告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原告明示窗外有这个钢梁，更没有在购房合同中约定窗外有钢梁。因此请求判令被告拆除原告窗外的装饰钢梁，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辩称：原告所诉窗外有钢梁情况属实。这个钢梁是从整个小区的美观与协调考虑，按照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小区建设设计图纸安装的，且符合建筑规范。现在整个小区已经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原告应该考虑整个小区的利益，况且现在原告已入住，表明其对房屋的现状也认可，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该钢梁在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设计图中就有、且建造符合相应建筑规范。在交接房屋时黄某未提出异议，并实际办理了入住手续，现以窗外钢梁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和隐私权，造成视觉和心理障碍为由，诉请被告拆除该钢梁，因无合同依据及损害后果，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黄某的诉讼请求。黄颖提出上诉，称他在收房时已经提出异议。二审法院审理时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一再陈述收房时对窗外有钢梁一事已在“业主入住验收单”上提出过书面异议，该验收单由被上诉人单方面保存。二审法院据此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该验收单。由于被上诉人拒不提交，二审法院依据《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推定上诉人已提出书面异议的主张成立。

（2）石鸿林诉泰州市华仁电子资讯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原告石鸿林诉称自己是“S型线切割机床单片机控制器系统软件V1.0”的著作权人，被告华仁公司销售的切割机床未经许可使用了他的软件，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被告辩称该软件是自己独立自主开发完成。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控制器内置软件与原告的源程序具有相同性或者实质的相似性，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出上诉。在上诉中称，被上诉人有义务提供其软件源程序程序进行鉴定，源程序是被上诉人独有，上诉人对此无法获得，法院应当依法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要证明其被上诉人侵权的主张，需证明双方计算机软件之间构成相同或实质性相同，而要证明这一点就需要将双方的程序进行比对，因而责令被上诉人提供被控侵权软件的源程序。虽然经过法院反复释明，被上诉人仍然不提供。于是，二审法院适用《民事证据规定》第75条，推定上诉人的侵权主张成立。

以上两个案例的共同点是证明责任虽然在上诉人，但能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重要证据却由被上诉人占有，在此情形下，只有通过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才能够完成自己的提供证据的责任，所以上诉人需要请求法院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尽管请求向对方当事人收集证据也应当属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但在审判实务中，当事人一般不会像申请法院向案外第三人调查取证那样写申请书，法院也不要求当事人写申请书，而是直接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供。但在笔者看来，此种情形也应当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18条的规定写书面申请，这样可以把理由阐述得更充分，法院也会更慎重地对待，如果法院不准许，当事人还可以申请复议。尤其是，将来如果以此为理由提出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申请书的存在可以证明当事人在一审或者原审中就提出过申请。

（二）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

从笔者阅读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有两种情形：

1.未说明理由和简单地说明拒绝的理由。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三木公司”）与福建煌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煌星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在该案件中，原告三木公司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对被告煌星公司《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下的房产范围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未对申请作出回应，于是三木公司将其作为上诉理由之一，称在一审中曾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一审法院没有向上诉人送达是否准许的通知，亦未将调查取证的结果向上诉人说明，违反了法定程序。

在上诉时，三木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对此调查取证。在二审判决书中，最高法院对这一上诉理由作出了评论：“本院认为，三木公司申请人民法院对煌星公司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项下的房产范围进行调查，该《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3条规定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范围。本案一、二审诉讼中，三木公司亦认可煌星公司取得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同时，二审庭审后，本院再次给三木公司延长举证期限，故三木公司的诉讼权利并未受损。”

在该案件中，一审法院拒绝了三木公司的申请，但并未告知当事人不予调查取证的理由，并且也没有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19条的要求，以书面方式通知三木公司。尽管三木公司申请调查取证的请求在第二审也被上诉法院拒绝，但一审法院的做法，不能不说仍然是存在不足的，一审法院这样处理当事人的申请，表明了对当事人的这项诉讼权利缺乏起码的程序上的重视，也确实侵害了三木公司的诉讼权利。[105]在审判实务中，这样的情形并非个别存在，所以这一现象应当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二审法院对三木公司的这一上诉理由和调查取证的申请虽然只做了简单的评说，但至少是已经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了回应。

2.详细说明拒绝的理由。国际华侨公司（以下称“华侨公司”）诉长江影业公司（以下称“长江公司”）影片发行权许可合同纠纷案。

华侨公司与长江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拍摄影片《下辈子还做母子》，著作权归华侨公司所有，由长江公司负责该片在江苏省的13个地市放映，影片的放映收入双方按比例分成。长江公司应将放映收入及时告知华侨公司并将分成收入划入该公司的指定账户。后来，华侨公司认为长江公司隐瞒了影片的票房收入，将长江公司告到法院，要求长江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在该案件中，票房收入数额有无漏瞒报以及漏瞒报具体数额的认定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本案审理中的关键问题。对所主张的漏瞒报的事实及其数额，华侨公司负有证明责任。由于根据双方的合同，该影片在江苏省全省境内播放，还在许多中小学播放，所以涉及的播放地点相当之多。华侨公司在收集证据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向一审法院提交了1095份证明漏瞒报情况的调查表，但华侨公司认为这仅仅是漏瞒报的部分情形，不能说明漏瞒报的全部情况，所以，在提起上诉时向二审法院提出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请求二审法院直接查清长江公司和江苏各市、县电影公司及影院实际瞒报的票房收入数。

该申请被二审法院拒绝。二审法院拒绝的理由是：首先，涉及该事实的证据不属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投资公司已经向法院提交了1095份证明漏瞒报情况的调查表，说明该证据并非其无法收集，只是因调查范围广，欲全面、准确收集存在困难。而华侨公司举证的困难，是其在与长江公司签订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其次，该证据亦非属于人民法院因审理案件需要而必须自行收集的证据。合同明确约定，长江公司对投资公司查出漏瞒报数额承担10倍赔偿责任，华侨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可以获得10倍经济赔偿。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华侨公司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应当对华侨公司所提交的证明漏瞒报数额的证据予以审查核实，而不是代替华侨公司履行举证义务。原审法院已经就华侨公司所提供的1000余份调查表的真实性进行了审查核实，如果由二审法院调查收集华侨公司举证范围之外的其他证据，实际上是代替投资公司履行举证义务，不仅违背了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也有悖于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中立地位，对另一方当事人亦不公平。第三，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和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全面、准确查清漏瞒报数额不仅难以实现，而且由于10倍赔偿责任的约定已经使华侨公司在不能全面查清漏瞒报数额的情况下，仍可以较大程度地弥补其经济损失，故也不是审理本案所必须的。

应当说，判决书对不予准许的理由的论证是相当充分的。在该案中，由于影片的播放地点多、范围广，要想全面收集证据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困难，所以华侨公司才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问题在于，如果由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也存在着同样的困难，退一步说，即便华侨公司的申请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由法院到各地区调查收集，从人力、物力和时间上，法院也是难以承受的。就该案件的实际情况看，全面地获取漏瞒报的材料成本太高，几乎是无法做到的，无论是要求当事人还是法院去全面收集证据，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仅就此而言，法院也不会准许当事人的申请。

四、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证人证言是否属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但并没有说明该规定针对的是哪一类证据，而民事证据总共有七类，是否所有这些证据都属于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呢？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属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鉴定结论需要通过鉴定来形成、勘验笔录要由法院的勘验行为来完成，对这两类证据，虽然当事人可以申请鉴定和勘验，但这是独立的获取证据的方法，一般不属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当事人陈述虽然也是证据的一种，但一方当事人实际上很难通过获取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来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我国也未规定询问当事人的制度，所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一般也不包括申请法院询问对方当事人。应当说，上述范围应当是比较清晰的，存在疑问和令人困惑的是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诉讼中的一类重要证据，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证人证言可能成为当事人唯一能提供的证据。证人证言能否成为申请调查取证的对象，是一个需要详细分析的问题。

在原先注重实体公正、注重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诉讼模式中，证人并不需要到庭作证，证人证言一般以书面形式出现在诉讼中，证人证言的获取或者是通过当事人或律师走访证人，将证人的陈述记载下来提交给法庭，或者由法官到证人的单位或住所，通过询问证人，把证人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记下来，形成法院对证人的调查笔录。由于担心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向证人收集证言时具有片面性，实务中更多的是由法官向证人调查。后来程序公正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让证人出庭接受质询，由双方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当庭对证人询问，是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最好方法，所以法院开始改变原来主要依赖书面证言的做法，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然而，让证人出庭在我国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证人通常不愿意出庭作证，法律对拒不出庭的证人也没有规定处罚和强制其出庭的措施，所以在改为要求证人到庭作证后，证人证言的使用率就大大降低了。于是，当证人证言是当事人依赖的唯一证据，法院依当事人申请传唤了证人、而证人又不愿意出庭时，当事人就会申请法院调查取证，请法院直接找证人做调查笔录。

这的确给法院出了一个大难题，在此情形下，如果法院拒绝，当事人就会因为举证不能而败诉，而如果同意当事人的申请找证人做调查笔录，这样的笔录又无法在法庭上质证。在实务中，法院往往会拒绝当事人的申请。

法院拒绝当事人的申请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否是好的选择是值得研究的。《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是留有余地的，并不要求证人一律要到庭作证，而是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第70条）。《民事证据规定》又把“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具体化为5种情形：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第56条）。这至少表明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从外国法律的规定看，虽然让证人出庭作证是原则，但与出庭相比，证人用提交书面证言的方式作证在时间和费用上更为节约，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法律也允许证人用书面证言替代出庭，如德国1990年的《司法简化法》就允许法院在考虑作证的内容和证人的人格，认为证人提出书面回答已经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命令证人提出书面回答。法院在作出证人提供书面证言的决定时，无需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在证人确实不愿意到庭作证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找证人询问后做成证言笔录，应该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为了保证当事人有质证的机会，法院在决定前往证人处所询问时，还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让他们也到场。

（二）如何把握是否属于客观原因

在诉讼实务中，最难把握的是哪些证据当事人有权申请法院调取而法院又应当调取。这一问题虽然《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证据规定》都作了规定，但实务中的把握却并非易事。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常常存在着冲突，当事人认为自己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但法院确认为所申请调取的证据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范围，而且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之间，受理再审申请的法院与原审法院之间，也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

出现上述困难并不奇怪，因为尽管《民事诉讼法》设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这一要件，尽管最高法院在《民事证据规定》中将它具体规定为三种情形，但这些规定在一些情况下其实并不能为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提供明确的指引。造成困难的原因在于，是否属于由于客观原因自己不能收集，不仅同案件的具体情况、证据的具体情况相关，而且也取决于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例如同样是企业的工商登记材料，如果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就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而假如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律师拿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介绍信和律师证就能够自己去收集。有些存在于企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证据材料，如果当事人社会地位比较高，本人去收集往往能够收集到，而那些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当事人，自己去收集者常常会吃闭门羹。

在由当事本人进行诉讼或者诉讼代理人并非律师的情况下，如果某一证据，只要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就可以取得，法院是否可以一方面拒绝当事人调查取证的申请，另一方面建议当事人通过委托律师来帮助其收集证据呢？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采用律师强制主义，当事人未委托律师又有复杂的原因，再加上委托律师需要时间，反不如法院去调取来得快捷，所以只要符合调查取证的条件，法院应当采取调查取证措施。

当然，在对待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问题上，法院既要充分地保障当事人的这一权利，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积极地、认真地去收集，也要防止把握的尺度太宽，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也去帮助当事人收集。就当事人而言，对一些本来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应当自己去收集，而不能把这一困难的任务推给法院。

（三）申请调查银行存款是否要提供具体信息

在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有时会主张对方存有“私房钱”，并请求法院向银行调查，以查明这部分被隐匿了的共同财产。而在当事人提出申请时，法院往往要求申请人提供存款银行的名称、存款的时间和数额，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这些信息，法院就会拒绝调查。

其实，在银行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对储户的信息进行管理并且计算机已经联网的今天，存款的银行、存款的时间和数额这些信息不再是进行查询所必需的，只要当事人提供被查询人的姓名银行就完全能够查询。对法院来说，帮助当事人调查也是非常容易完成的任务，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所以，对这样的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法院不宜再设过高的门槛。只要当事人在申请中对对方当事人可能隐匿财产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法院认为存在着隐匿的可能性，就不妨启动查询。

（四）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则是否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同德、日等国当事人请求法院帮助收集证据的规则相比，我国的特点在于设立了一条一般性的规定，这样规范当事人和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关系，虽然有包容面宽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过于原则的不足。而在这一问题上，所涉及的显然不仅仅是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它有时还会涉及到申请人与被命令提交证据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涉及到对一方当事人证明权的保护与对另一方当事人、案外人技术秘密、商业秘密保护的冲突，所以需要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则来调整相关各方的利益。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同时也为了提供是否准许的尽可能明晰的标准，《德国民事诉讼法》针对举证人欲援引的书证在对方当事人、第三人或者在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手中用13个条文作了规定，具体规定了文书持有人在什么情况下有提出的义务，在什么情况下有权拒绝提出，申请人向法院申请时应当表明哪些事项，法院发出文书提出命令后文书持有人拒绝提交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19-225条也用7个条文对当事人申请书证作了规定，规定的内容与德国的规定大体相同。我国关于申请调查取证的规则也有进一步具体化的必要，当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正面临着再次修订，上述国家的规定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第三篇：论反垄断与经济民主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论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作 者

朱春燕

摘 要：

经济民主以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为主要内容，要求市场参与者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垄断不可避免地产生，为了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反垄断对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必要的。反垄断以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作为其主要内容，经济民主需要反垄断的规制，反垄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民主，反垄断与经济民主是对立统一的。关键词： 垄断 反垄断 经济民主 对立统一

一、垄断及反垄断的主要内容

在经济学领域，垄断是指少数大公司、企业或者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生产和市场。它们控制一个甚至几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在该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取得统治地位，操纵这些部门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某些生产资料的购买价格，以保证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在法律领域，垄断是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限制和排斥或控制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险性特征的一种经济行为。具体而言：

（一）垄断是一种排斥和控制竞争活动的经济力量，这是垄断最基本的性质。

所谓排斥，是指在一定的交易领域内，垄断者使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难以正常进行，从而把他们从市场上驱逐出去的行为。所谓控制，是指垄断者对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约束，剥夺他

1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的行为。垄断的排斥和控制力量，给竞争者进入市场造成困难，所以垄断必然削弱竞争的火力和效率。从这一角度讲，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是自由竞争和经济民主的否定和破坏力量。

（二）垄断代表的是一种根据某种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是一种有组织的联合力量。

垄断者往往采取合谋性协议，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局外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以实现其稳定的经济统治。

（三）垄断者谋取经济利益，是依靠对市场的操纵和独占实现的。

垄断者通过滥用市场有利地位和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以独占或操纵市场，形成滥用经济优势地位的垄断形式，获取高额利润。垄断利润的存在加深了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且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和健康发展，削弱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垄断以市场的独占地位为标志，它的弊病显而易见，它排除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为了市场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反垄断势在必行。“反垄断是对市场上可能产生的垄断进行控制，以及对市场上现有的垄断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针对垄断以上的三个特征和性质，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是禁止卡特尔，即禁止企业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而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第二是控制企业合并，即对企业的合并和联合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某些企业通过合并来限制排斥其他竞争者；第三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力量，“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合法方式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原则上可以与其他企业相同的方式参与经济交往。即是说，它们有权要求交易自由，特别是合同自由。然而，如果它们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反竞争的行为方式，那就是滥用了这种自由。私法自由的合法基础是竞争，如果竞争被排除了，自由就失去了其合法性。”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因此，禁止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当然成为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被称为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

当然，如果行政主体滥用和超越行政权利，限制、妨碍或排斥市场竞争者，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相对上述的经济性垄断，这种限制行为被称为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必然侵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经营权，也必然破坏民主统一的市场经济。为

了市场经济的统一和经济民主，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也当然应该包括行政性垄断。

二、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就是竞争性经济。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活力。竞争机制崇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即竞争会淘汰失败者，壮大优胜者，从而导致企业经济力趋于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但是，“如果少数人手中的经济实力显著集中，它便具有威胁民主社会的危险性。”②（[美] 科恩：《论民主》，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8页）可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企业经济力的集中，这就需要运用民主的方法、民主的原则来对企业的这种经济力集中加以制约。“如在经济领域内民主受到排斥，在其他领域内民主会更易于受到限制或排斥。”③（应克复：《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3页）于是，市场经济对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民主由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换言之，经济的民主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本质上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可是，何为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是民主从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④（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在政治领域，“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是民主的基本内涵。其中，“少数服从多数”建立在自由表达意见的基础上，“保护少数”意味着平等对待，可以说，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两大支柱。美国李普森教授也认为，民主程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自由是民主的积极方面，体现着民主化的程度。民主化程度越高，自由的享有也就愈充分；平等是民主的消极方面，它说明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在享受自由的时候不得牺牲他人的平等。同样，经济民主也以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为其主要内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经济自由是指竞争者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动不受他人强制，但是在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只顾及无限的追求自己利益时，优胜劣汰，企业经济力将会过度地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完全的自由便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经济平等的存在就顺应而出。在尊重自由竞争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平等利益，以此来限制企业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和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因此，经济民主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民主，它既强调市场经济对竞争者自由竞争的保护，又对经济力过度集中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在这一点上，经济民主与反垄断不谋而合。

三、反垄断与经济民主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一）反垄断是对经济民主的有限限制

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自由是经济民主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自由是指经济活动，包括投资、就业、消费等不受他人强制。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竞争者而言，就是要求能够最大限度追求利益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日渐显露，经济力开始向少数大资本企业集中，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便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垄断。如此看来，垄断似乎是经济自由发展的必然，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然而，垄断是竞争天敌。”①（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垄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无法竞争，市场失灵，而且更深层次而言，它破坏和制约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届时，如果放任垄断，那么何来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和经济的民主？换言之，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受限制，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势必导致经济自由本身的破坏，更不可能实现经济民主。因此，为了保护经济民主，利用反垄断对经济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

（二）经济民主的市场要求与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的1．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一是反对来自政府的不适当强制，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行政权力是否支配和左右经济生活，它的行使是否受到必要的控制，经济个体是否存在着自由生存空间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要素之一。行政权力支配经济生活表现在垄断形式上就是行政性垄断，这是反垄断的重要核心之一。在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环境下，无经济民主而言。

2．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二是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之间竞争主体的多元性。某一个行业、某一种产品或服务领域是否有相当数量的同业竞争者，即竞争主体是否呈现多元化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又一要素。经济民主的这种要求表现在反垄断上就是对于企业联合垄断形式的限制，市场竞争中垄断者往往采取协议的方式排斥、限制和妨碍竞争，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其他参与者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即指经营者通过合同、决议或者协调一致的行为，共同实施的划分市场、限制价格或产量等反竞争的行为。保持市场的自由竞争和竞争的多元化，就必须依靠反垄断的力量。“没有这种竞争的多元化，就会形成规模垄断，破坏经济民主。”②（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3．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三是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尤其反对经营者利用自身的优势对消费者进行各种限制和强制。“如果除了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法则之外，还存在着人为的市场拒斥与排挤，就表明经济生活中缺乏民主。”③（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与大企业平等竞争，是否存在着市场进退的自由是衡量经济民主的又一表现。“垄断形式是不民主的，因为它们在冲击着较小的竞争者，冲击着它们所服务的人民。”④（[美] 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这一要求在反垄断中的表现就是对于某些大企业经济力过度集中的制约，防止大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损害中小企业的利益。

（三）反垄断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民主

运用反垄断法来实现经济民主的设想，源于罗斯福1938年提交议会的反垄断咨文。该咨文是鉴于以30年代危机时期美国产业复兴法的违宪判决为中心的当时的经验而提出的。“意在对经济力过度集中置之不顾，正是对美国传统民主的破坏，而走向了法西斯道路。因而，提出了为确保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民主，必须排除经济力的集中，活跃竞争的主张。”⑤（[日] 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这种经济民主的设想，在二战以后，成了反垄断法以国际规模广泛出现的理论基础，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中的条文清楚地表明以经济民主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的《关于私人垄断和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第1条中即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量过分集中„„促进国民经济的民主和健全的发展。”

纵观各国的反垄断立法，立法者的意图都是通过限制生产和资本的过度集中，使市场向多数企业开放，并使企业在竞争中免受各种不正当的限制，实现市场经济的真正民主。

反垄断的宗旨是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保护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保护参与经济交往的一般企业的经济行为自由，保护一般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保护这两方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免遭享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垄断企业和寡占企业的侵害。反垄断维护中小企业的利益，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自由公正的竞争机制，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必要，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第四篇：论河南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发展

区域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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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河南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际上21世纪初我国就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全局，以转变发展模式为主轴，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发展方向。在这一大目标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显然是一个战略重点。

《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将全省划分为中原城市群、豫北地区、豫西豫西南地区和黄淮地区四个经济区。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由于资源条件、发展基础和经济结构不同，各经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征更加明显，区域之间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并且这种特征有加速发展的趋势。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区域经济之间协调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的大局。

一、各经济区发展现状概述

中原城市群是指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城市密集区。全区由9个省辖市组成，土地面积为5.8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5.3%，2004年末总人口为391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0.2%。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中部，各城市之间距离较近，距离中心城市郑州大都在100公里以内；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铁矿石、铝土矿、钼矿等储量居全省前列，工业门类齐全，发展基础较好；公路、铁路交通便利，全省9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一些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研院所聚集此地，区位优势显著。

豫北地区包括安阳、鹤壁、濮阳3个省辖市，土地面积为1.3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3%，2004年末总人口为103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0.6%。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北部，与山西省、河北省和山东省相邻，油气、煤炭资源比较丰富。

豫西豫西南地区包括三门峡和南阳2个省辖市，土地面积为3.7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2.3%，2004年末总人口为129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3.3%。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西部西南部，与山西省、陕西省和湖北省相邻，工业有一定基础，煤炭、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

黄淮地区包括驻马店、商丘、周口和信阳4个省辖市，土地面积为5.6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4.1%，2004年末总人口为349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5.9%。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与湖北省、安徽省和山东省相邻，以平原为主，河网密布，农业发展条件优越，但矿产资源比较匮乏。

二、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

经过对比发现，中原城市群以40.2%的人口创造了全省一半以上的GDP，各项经济指标均优于其他经济区，豫北地区、豫西豫西南地区居中游水平，黄淮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中原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持续提高，主要人均指标优于全省平均水平。中原城市群和豫北地区产业结构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豫西豫西南地区、黄淮地区明显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步扩大。

三、实现河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河南四个经济区经济总量及结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态势，中原城市群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有率先崛起并走在中西部发展前列的势头，黄淮地区发展滞后，则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未来15年里甚至更长时期，必须坚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制订促强扶弱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将发展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1.坚持协调发展战略

一是注重协调发展。针对各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将会加剧的状况，必须实行协调发展战略，努力将发展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二是努力推进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三是积极发挥比较优势，努力实现跳跃式发展。

2.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空间布局

一是合理规划主导产业。根据主导产业的理论及产业区位商、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等，各经济区按自身情况发展主导产业。二是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是经济发展在区位上的选择。在理论方法上通常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选择经济增长极或经济增长核心区。

3.推动区域合作，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发展合力

从放眼全国、放眼世界的角度看，河南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与国外、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合作，用引进来的资源提升河南的经济实力，增强河南

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河南要四面出击，提高产品在省外市场的占有率。从河南省内部的四个经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四个经济区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既要有分工，又要有合作。分工是建立在各自的优势基础上的，突出发展优势产业，合作是为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在合作形式的选择上，一是产业政策协调。区域不同，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应有所不同，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对各区域及区域之间应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引导区域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集中，引导优势企业集聚，形成集聚效应，实现规模效应。二是消除市场壁垒。不仅区域内实现交通便捷，交易顺畅，而且区域之间也要打破壁垒，促进自由贸易、公平交易，保证机会均等。三是改进区域联席协商交流机制，促进区域间加强沟通，平等协商。四是调整区划，整合要素资源。

4.尽快出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引导，河南应尽快制订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形成区域间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是各经济区发展的指导性政策，包括发展目标、产业规划、城市规划、区域合作、工业产业带和农业产业带规划等。二是区域内外交通、通信协调政策。如促进建立中原城市群快捷交通网、城际铁路、交通枢纽的政策。三是促进增长极、经济核心区加快发展、快速崛起的政策。四是促进主导产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支柱的政策。五是促进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的政策。六是努力向中央争取支持河南及中部地区发展的政策。争取国家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的一部分政策给予中部，争取中央进一步加大对河南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

第五篇：论工会工作之创新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工会工作之创新

论工会工作之创新

作者

张喜亮

中国社会业已站在了新的历史的起点上。这个新的历史起点就是党中央部署的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伟大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思想，中国工会工作也必须适应党的理论的发展而以理论的创新推动工作的创新。当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历史性的转折并为之而心潮澎湃的同时，笔者想就工会工作的“创新”谈谈粗浅的看法，与同志们一起探讨。

一、创新务须把握规律

创新固然是指对未来的开拓，但是开拓未来必须把握历史。所谓把握历史，就是把握事事物发展的规律。所谓规律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在的本质性的规定。

研究事物的规律一方面是从事物存在的本质规定性上分析即研究事物内在的矛盾性，另一方面是从事物的历史发展变化中归纳总结其一般性经验即从经验教训中获得对事物内在本质认识。只有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认识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真正地实现创新。

那么，创新又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事物存在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适应环境的要求应运而生新的生存方式，另一方是事物内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改变，矛盾双方的作用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使之出现了新的存在形式。

工会是劳资矛盾的产物，没有劳资矛盾就没有工会，劳资矛盾是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那么，工会组织的存

1在就是历史的必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工会是劳资矛盾的产物，是劳资矛盾的劳方的组织即工人的组织。在我国，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劳资矛盾是工会产生和存在内在本质，代表职工的利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工会工作创新主要表现在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的创新、维权的方法的创新以及组织效率的创新，等等。

工会工作创新的本质要求就是在劳资关系的矛盾中找到平衡点。创新工会工作不能是盲目的，创新不是任意的行为。

那种打着创新或改革的名义肆意改变工会工作的内容、方式和组织形式等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所谓的“创新”、“改革”，也不是天经地义的正确。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看法，即无论青红皂白，只要冠以“创新”“改革”，似乎就是真理的拥有者而不容置疑。

这样的所谓的“创新”或“改革”对我们的事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即便是真理，即便是正确，也是应当容许讨论和置疑的。真理和正确是在实践中得以证实的。

创新必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理性的活动。王兆国主席在全国工会领导干部高级研讨班上《坚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的讲话中指出：“切实把握加强工会理论研究的重要原则”，“必须坚持从国情、会情出发”，“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坚持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那种无端地否定历史上形成的工会工作的经验的做法，不能称之为创新。

二、创新务须合法

法律是我们生活中的基本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四条规定“工会必须遵守和维护宪法，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我国的各种法律都是根据宪法制定，工会以宪法为活动的根本准则，就必须遵守法律。

工会工作创新以必须注意不能与法律相抵触。或许有人认为，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其在某些方面，可能束缚了工会工作的创新。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律固然有其相对的稳定性甚至是滞后性，这是法律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是法律的问题。

法律的问题还必须由“法律”解决即修正法律。在法律没有得到修正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我们只可以在法律的原则下拓展我们的工作，这种拓展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但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超越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这是法制社会国家治理及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超越法律的行为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笔者以为，胡锦涛总书记对义乌市工会工作经验的批示，就是党对工会工作的认识和领导方式的创新。胡锦涛总书记批示：建立和完善工会领导的职工维权机制很必要。

或许有人对此还存在着误解：工会工作历来都是党来领导的，要工会领导职工维权机制，这是不是削弱了党的领导？是不是要工会和党分享领导权？其实凡此疑惑，纯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所指的“一些党员干部和领导班子理论水平不高”之范畴。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工会是党的群众工作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和工会领导的职工维权机制，是一致的，是不存在任何矛盾的。

工会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既然法律规定了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那么，工会当然有权领导职工维权工作。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批示，既是坚持了党对工会的领导这个基本原则，更是体现法律的原则精神。这个批示是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新，也是党领导工会工作的一个创新。王兆国主席在《坚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工会理论研究是适应党的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

党的理论创新了，我们工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跟进党的理论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工人队伍的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前我国工人队伍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群体阶层，农民工业已在产业工人中人数上占有了绝对的多数。

以往我们工会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城市产业工人即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及职工群众集体所有制企

业，面对产业工人队伍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工会工作也必须发生变化。在做好既要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会工作的同时，必须关注且认真做好在其它性质企业中的职工组建工会的工作，做好农民工的工会组建工作，——真正做到“组织起来切实维权”。

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开创工会工作的新局面。然而，我们却发现，有些地方的工会组织以做好农民工集中的企业之投资人或经理人的工作为重点，甚至采取了一些承诺不收工会经费等等条件卑躬屈膝地请求，或者以推荐其为劳动模范和联合有关部门处罚不建工会组织的企业等恩威并施的手段，迫使这些投资人、经理人同意成立工会。这样的做法或许可以实现工会的组建率，但是，多损毁了中国工会的形象，违反了基本的法律精神。采取这样的一些方法建立起来的工会，也多是难以发挥作用的。笔者认为，所有这些非法手段开展的工会组建工作，肯定不是工会工作的创新。

工会法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组织；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权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工会不是老板的组织，何以把组建工会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了老板身上呢？这种做法偏离了工会的本质，也不符合法律的精神。相反，有的地方的工会却是依法在职工中广泛宣传，启发这些企业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的组织意识和维权意识，在职工的要求下帮助指导其成立工会。

工会成立以后，依法与企业主交涉工会开展工作相关的问题。这种首先在职工中宣传和启发其觉悟组建工会的一些做法及其成功的经验，笔者认为这肯定是工会工作的创新。之所以说是一种创新，就是因为在此前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我们几乎没有了组建工会宣传和动员工作经历和经验，而工会此时所面对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这些地方的工会组织适应了新形势，依照法律采取了宣传和启发职工组织意识的做法，取得了新成效。

三、创新务须取得实效

工作是否创新，不仅是从过去与现在的纵向比较而言之，也不仅是其它地方或单位的横向比较而言之。工作创新的关键应当是看这些新的工作内容或方法或组织整合，是不是促进了工作的发展，是不是解决了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能把工会工作推向进步，那么，其内容再好、形式再新，也不能是真正的创新。创新务须取得实效，没有实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抑或是反作用的做法，都不能视为创新。

在深化社会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后，工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怎样适应和谐社会构建的新要求，创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工会如何在企业的工作中真正地、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单位的工会就提出了一些创新做法。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工会，他们与有关专家共同开展针对一汽工会工作特点的专项课题研究，编制工会工作的流程，制定常规工作的流程图。

由此，无论工会工作人员如何被动，只要遵循这个流程图就基本能够完成相关的工作。这种做法就属于创新的范围，因为它能够解决工会工作人员变动后工会工作顺利进行的问题。他们针对当前工会工作被边缘化的倾向，积极主动地制定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协商，共同开展工作的战略。工会工作积极融入到企业工作的体制内去，与企业的工作和发展同步前进。这样的做法也属于工作创新的范畴。

企业工会工作以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合作为突破口，融入企业整体工作中，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构想。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就是要实现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工会工作正是职工的工作即工会的会员正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工作的对象，两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点。

比如工会做好会员的档案工作，把会员的档案增添一些劳动技能及工作履历的内容，就可以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劳动合同管理制度提供很好的帮助。辽河油田工会就正在着手这项工作，为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企业完善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做好准备，另外，也为工会指导和帮助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奠定下了很好的基础。

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为突破口，工会工作逐步融入到企业工作当中去，一些远见卓识的工会领导同志都在做这样的探索。

这是工会工作的创新，由此将改变工会工作“围绕”大局这样自我边缘化的工作格局。工会工作不是要“围绕”大局而是“融入”到大局当中去，成为大局的一部分。其实这样的认识是对企业工会工作本质的把握。企业的大局是什么？企业的大局就是要创造最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消费文化引领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大局必须要由企业的职工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是创造这样的物质和文化的基础。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强职工的凝聚力，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会的工作简直就是难以想

象的。

劳资关系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最基本的问题。可以说，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由此可见，工会的工作不但不能是被边缘化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所以说，工会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企业大局的组成部分。

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怎样把工会工作与企业的工作融为一体，成为企业体制内的一部分，而不是自我边缘化仅仅起到一个“围绕”的作用。设法把工会工作融入企业工作的体制内且保持工会社团的独立性，由此跳出那种“只有有为才能有位”或“只有有位才能有为”的困惑。这是一个创新，因为这种做法切实解决了工会在企业中作用的实际问题。

结束语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新世纪新阶段工会工作新局面的开创，必须与党中央的要求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一致起来。党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工会工作也必须立足包括会员在内的职工，融入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建设和企业的发展大局中去。这就要求工会干部必须提高理论素养，以理论的创新推动工会工作的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创新必须把握工会的内在规律，依法行为，务须注重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