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判决确认权利的移转发展与协调

第一篇：论判决确认权利的移转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判决确认权利的移转

提要: “买卖《判决书》”，从表面上看，是将《判决书》转让给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但本质上是就判决确认的权利而进行的转移。在获得判决确认权利的同时，受让人也随之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成为适格的执行当事人。对于受让人的执行申请，人民法院一般应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进行审查、处理。受让人对法院处理决定不服的，立法应明确赋予一定的救济途径。

判决一旦生效、确定，即具有强制执行力。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为生效判决确定的权利往往得不到实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各类判决的平均执行率实际上大概只有6%，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需要跨地区司法协助的判决平均执行率还不到30%。在此背景下，许多地方时不时能听到兜售《判决书》的“吆喝声”，有的委托公司公开进行拍卖，有的摆上地摊私下交易。那么，《判决书》能否买卖、交易?其实质是什么?买受人能否成为申请执行人进而申请强制执行呢?对此，学界、实务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如何看待、解决”《判决书》买卖”问题，既涉及到强制执行的重大理论问题，也影响到强制执行实践的改革、发展问题，本文试从法理角度对”《判决书》买卖”问题做一分析，并就相关问题作一解答。

一、判决确认权利的转让

“执行难”已经成为20世纪末困扰中国司法界的最大因素。在此情形下，一些债权人开始“转卖”判决书。这一现象的出现，的确反映了当今中国司法公信的程度，也反映执行实践中的“无序”与“混乱”。但是，如何看待、处理我国法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见仁见智，争议颇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宣告判决就等于宣告法律，买卖《判决书》意味着零售法律规范，判决的折价也就意味法律规范的贬值，因此，《判决书》的买卖是对法律权威、司法公信的藐视，是对执行体制、社会信用的“讽刺”，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司法权威。从法律角度看，“买卖”《判决书》与判决既判力之间无法协调，“买卖”《判决书》使债权的实现渠道受阻，“买卖”《判决书》会引发交易自由与公共秩序之间的矛盾{1}。

第二种观点认为，“买卖”《判决书》的现象反映了执行难的现状下，当事人有所为的态度，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向法院施加压力或者宣泄自己的情绪。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分析，“买卖《判决书》”是可行的。首先，受让人通过收买《判决书》，可以与债务人进行抵消。《判决书》要“买卖”的原因既然是债务人没有偿债能力，如果受让人对债务人有债权关系，通过“买卖《判决书》”可以使受让人实现抵销权。这种方式不需要通过法院变更申请执行人，只需通过当事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进行法定的抵消。其次，每个案件都有执行成本，债权人在衡量成本之后，作出转让判决确认债权的行为是符合债权人利益的{2}。

笔者认为，“买卖”《判决书》这种行为的确会产生司法权威受损的负面影响，但是，通过司法途径难以实现正义，正是“买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存在的缘由。然而，“买卖”《判决书》，从表面上看，是将法院《判决书》向判决当事人以外第三人的转让，但本质上是一种权利交易，是就判决确认之权利所进行的转让。《判决书》仅仅是法院对权利义务关系所作判定的一种记载，其本身只有证明的价值，而没有转让、买卖的价值。《判决书》的“买卖”实质上是判决确定权利的转让，那么，判决确定的权利能否转让呢?对此，学界、实务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不可以转让。该观点认为，《判决书》是国家司法审判机关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体现。只有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才能依法变更或处理《判决书》，其他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处理判决书。也就是说，《判决书》是法院才有权处理的法律文书，不

属于公民可以依法享有的法律权利的内容，它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不是民事行为。持该观点的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若是允许确定债权转让，会使司法权威下降，衍生司法腐败，导致“执行难”越发严重{3}。

第二种观点认为，判决确定的权利可以转让。判决确定的权利是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债权，本身依然具备一般债权的可处分性，即债权人可以整体放弃或部分和解，也可以转让，这是对私权的处分。判决是对这种私权的确定和保护，禁止已确定债权流转不仅违背了基本法理，而且违背了判决确定和保护私权的初衷{4}。

笔者认为，判决所确定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理由是：第一，就权利的本质而言，判决所确定的权利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权利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处分，可以行使，也可放弃，甚至可以把权利转让给他人。第二，就判决所确定的权利本身而言，判决仅仅是对权利存在、范围等内容的确定，进而使当事人对权利不能再行争议，而权利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不过在实现上具有强制执行力而已，在债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国家执行机关强制实现。第三，就判决的性质，判决是国家审判机关对权利义务关系所作的判定，这种判定的作出是一种国家行为，而判决所确定权利的转让是一种民事行为。我们不能把两者加以混淆，更不能以判决的作出是国家行为来否定权利实现行为，否则，就无法解释执行和解现象。第四，就判决所确定的权利转让后果而言，判决所确定权利的转让并不是衍生司法腐败、导致“执行难”的根本原因，相反，正是由于司法腐败、执行难等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判决书》的“买卖”—判决确定权利的转让。如果仅仅由于执行腐败或“执行难”来反对、禁止判决确定权利的转让，其结果必然不利于强制执行目的的实现，那必然是因噎废食的做法。当前执行实践中，“判决交易”这一问题比较突出，且具有社会影响，但这一问题是在我国特定环境下显现的本土问题，与我国的执行环境和观念有关。“判决交易”能够成立并且愈演愈烈的事实本身则揭露了这样一种当下的世态：诉讼的胜诉方相信在国家机关之外还存在着能够兑现判决内容的更强势力，《判决书》的购买方相信被执行者有能力偿债或者将来有望回收投资甚至还或多或少有利可图{5}。但是，如果法院具有足够的权威、国家具有足够的强制力、围绕执行的各种制度安排具有足够的合理性，那么债权的实现就会有保障，“叫卖判决”、“折价求偿”的现象就无从说起。最后，强制执行法的相关规定蕴含着判决确定 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精神。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继受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3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处置已经涉诉、执行或者破产等程序的不良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和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诉讼或者执行主体。

另外，有观点认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属于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之间权益干涉调整之后的债权，当事人不能自由转让。因为这种债权的转让不仅要受到合同法的调整，还应当受诉讼程序的约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第一，债权的实现遇到障碍而发生争议时，通过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排除债权实现的障碍，确认、强化有争议的债权。此时，国家公权力对该债权本身没有作任何调整，从性质上看，该债权本身没有任何变化。第二，债权受实体法的调整是正确的，但不能认为债权本身要受到诉讼程序的约束。债权的司法确认和实现要受到诉讼程序的约束，必须遵循诉讼程序的要求进行，但诉讼程序本身不对债权进行任何调整和约束。

关于转让权利的数额，有观点认为，转让权利是债权人的自由，其可以判决确定的数额转让，也可以低于判决确定的数额转让，他人甚至法院都无权干涉。而另有观点认为，虽然判决确定的权利权可以转让，但基于司法的权威，债权人只能以判决确定的数额转让。笔者认为，上述两观点的分歧表面上是转让的数额问题，其实涉及到强制执行的依据问题。从权利的本质看，判决确定的权利是否转让、以多少数额转让，确实是债权人的自由。如果对转让的数额进行限制，则不利于权利的转让、实现，也不符合权利的本质。但是，在判决确定权利转让后，特别是受让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执行法院是依据判决确定的数额执行，还是依据转让协议确定的数额执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它既关系到执行法院对转让协议的审查，也涉及到实践中存在的“低价收购、原价执行、从中获利”现象的处理。笔者认为，基于权利的可处分性和避免违规、违法执行行为，执行法院应以转让协议确定的数额进行强制执行。同时，随着我国执行环境的逐步改善、强制执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单纯基于避开执行难的原因而进行的债权转让必将大大减少，因为在正常情形下，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权利“打折”。

二、权利受让人的适格

债权人将判决确定的权利转让给受让人后，受让人能否因此成为执行当事人，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呢?这是司法实践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学界、实务界意见纷呈、看法众多。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在判决确认权利得以移转的情况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否随之移转?二是判决确定权利的受让人是否为判决执行力扩张所及，作为适格的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呢?

在判决确认权利得以移转的情况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否随之移转?对此问题，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肯定者认为，判决确认的权利转让后，受让人就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这是因为受让人获得了实体权利，其应获得维护和实现该实体权利的程序权利—强制执行请求权。否定者认为，判决确认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而作为程序权利的强制执行请求权是不能转让的。只有判决中所明确的权利人才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而其他的第三人不是判决中确认的权利人，其不能享有申请执行的权利。笔者赞同肯定说。强制执行请求权是债权人享有的要求国家执行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实现判决确定内容的权利。作为一种权利，强制执行请求权应由债权人自由行使，其本应可转让，但强制执行请求权与判决确认的权利关系密切，其目的就在于实现判决所确认的权利，因此，强制执行请求权不能单独转让，其仅能随同判决确认权利的转让而移转。“强制执行请求权非对于债务人之上请求权，系附从于执行名义而存在，于执行名义所载上请求权让与时，即随同转移于其受让人，并由受让人行使之。”{6})试想一下，如果债权人仅仅把强制执行请求权转让出去而仍保留判决确认的权利，那么受让人获得强制执行请求权的目的、意义何在?反之，如果判决确认的权利转让后，受让人不能基于受让而获得申请执行的权利，而强制执行请求权仍由原来的债权人享有，但问题是原来的债权人已经不再拥有判决确认的权利，在不享有判决确认权利的情况下，却依然拥有申请执行的权利岂不是荒唐的?执行名义的执行力是依附于执行名义中的债权而存在的，没有执行名义中存在的债权，就没有执行力，执行力不可能脱离债权而独立存在{7}。

需要注意的是，受让人的强制执行请求权不是通过债权人直接转让而获得的，而是由于判决确认权利的转让，基于对该权利的拥有而获得的。受让人通过受让获得了判决确认的权利，那么也就具有实现该权

利相应的程序权利—强制执行请求权。如果义务人不主动履行义务的，该权利主体(权利受让人)就可以启动实现判决确认权利的强制执行程序。

判决确定权利的受让人是否为判决执行力所及，作为适格的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呢?对此问题，《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然而，有学者认为，确定判决的债权受让人是原债权人的特定继受人，应受执行力扩张所及，是适格的执行当事人。也有学者认为，债权的受让人，均非执行力所及，而不能当然变成执行当事人。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涉及执行当事人适格理论。所谓执行当事人适格，是指于特定之执行事件具有为债权人或债务人之资格，得为其为执行行为或对之为执行行为者而言，亦即执行名义效力所及之人而言{7}39，其有债权人适格和债务人适格之分。适格的执行当事人就是正当的执行当事人，只有适格的执行当事人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执行或者履行义务并承受强制执行效果，强制执行才有实质意义。衡量主体是否为适格的执行当事人，是以判决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为根据。一般情况下，判决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人是正当的债权人，判决确定的实体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人是正当的债务人。在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转移时，权利义务关系的继受人因享有权利或者承担义务而分别成为正当的债权人或债务人，而权利义务关系的转让人因丧失权利而成为不适格的当事人。受让人也无须另取执行名义，即可申请强制执行。至于具体适格与否，应由执行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

由于强制执行是实现判决确定的债权人对义务人的权利，因此，判决所载明的人，即是正当的执行当事人。但是，在判决确定权利得以移转的情况下，受让人并不是判决书上载明的权利人，此时，受让人显然不能仅仅直接依据确定判决向国家执行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因此，在判决确定权利得以转让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受让人为适格、正当的当事人则显得十分重要。在日本、德国，采用执行文制度，关于执行当事人及继受人的适格，不是由执行机关来判断，而由法院书记官予以审查，并将审查结果表示于执行文上，传达于执行机关。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3条规定：“判决成立后，强制执行申请，执行当事人适格有变更时，应由新适格者提出申请，或对新适格者为执行的请求，并提出其执行适格的证明文件。如果没有提出证明文件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执行法院应通知其补正。”我国《民事诉讼法》则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第3条规定：在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情况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受让人可以成为申请执行主体。但这一情形是在特定情况和范围内实施的特例，是配合国家金融政策的执行而作出的，不具有普适性。实践中，对于判决确定权利转让后申请执行的处理极不统一，有的法院依据《转让协议》变更申请执行人后立案执行，有的法院以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各地不一的做法，不仅有损于执行的权威，也引发了新的“执行乱”。鉴于此，笔者认为，将来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强制执行法》时，有必要借鉴德国、日本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就这一问题做明确的规定。

三、权利受让人的程序救济

判决确定的权利转让后，受让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并提出《判决书》和《转让协议》。执行法院收到申请及相关文件后，对受让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审查的重点是双方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对双方协议的审查是实质性的审查，还是形式上的审查，有学者认为，在执行领域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权钱交易比较突出的情形下，从严把握是妥当的{8}。笔者赞同这种看法。至于审查的方式，《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法院的做法并不统一。有的采取执行听证程序，有的采用书面审查形式，有的视为重大事项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第12条的规定[1]，将来立法时应明确规定：“对判决确认权利的转让，一般应当公开听证进行审查;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没有必要听证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审查。”公开听证时，应通知被执行人(债务人)参加。必要时，法官可以直接询问判决书中的权利人(出让人)和受让人。

对于《转让协议》，执行法院经过审查，会做出认可或否定《转让协议》的结论，那么，法院认可或否定《转让协议》，将发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在认可《转让协议》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应裁定变更受让人为执行申请人，并受理受让人的执行申请。一旦法院接受了受让人的执行申请，受让人便成为执行权利人，原来的权利人不再拥有申请执行的权利。但是，在否定《转让协议》的情形下，是否意味着转让协议本身的无效呢?这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法院直接认定双方的《转让协议》在实体上不能成立。这不仅具有实体上的效果，还会产生程序上的效果。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未经诉讼审理就直接裁判转

让协议有效无效的司法后果。其二，法院驳回受让人要求开始执行程序的请求，这仅仅具有程序上的效果。但在此情况下，由于没有在实体上予以否定《转让协议》的有效性，倒是避免了未经诉讼审判直接裁判的尴尬，然而，由于无法通过执行程序实现转让的权利，实际上也导致了《转让协议》的“死亡”。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均产生《转让协议》无效或“死亡”的后果。对此，执行法院应裁定驳回受让人的申请，原来的债权人(出让人)依然拥有强制执行请求权，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

如果判决确认权利的受让人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执行法院以其不是执行名义效力所及之人为由，裁定驳回其执行申请的，受让人不服的，如何获得救济?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受让人的不服申请，是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还是给予程序性的救济，如声明异议?另一方面，对于受让人的不服申请，是由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管辖，还是由执行法院管辖?在我国台湾地区，1996年“强制执行法”修订之前，如执行法院驳回受让人强制执行申请的，受让人仅能遵循抗告程序请求救济。而1996年“强制执行法”修订后，受让人应依诉讼程序谋求救济，受让人可以提起“许可执行之诉”。笔者认为，一方面，受让人是否为执行力所及之人是一种实体争议，对这种实体争议应依照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解决。把本来属于实体争议当作程序争议加以处理，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对强制执行目的的实现极为不利。另一方面，诉讼程序相对复杂，如一律通过诉讼程序处理，在效率上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也可能会被恶意利用，拖延执行。同时，执行机关审查程序相对简单，且实践表明，执行机关审查、处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执行效率。基于上述考虑，笔者主张将执行机关的处理作为前置程序，对执行机关的处理不服的，才能提起诉讼。为此，作如下设计：受让人对执行法院驳回其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对异议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受让人提起的诉讼是由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管辖，还是由执行法院管辖，我国《民事诉讼法》未作出明确规定。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受让人提起的诉讼大都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笔者认为，这一诉讼是因执行而衍生的案件，其审理结果直接影响到执行程序的进行，因此，由执行法院进行审理，更有利于沟通信息、提高效率，也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

受让人提起的“许可执行之诉”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其当事人应如何确定呢?笔者认为，“许可执行之诉”既然是受让人提起的诉讼，原告自然应当是判决确认权利的受让人。受让人提起诉讼的目的是实现其对债务人的权利，因此，“许可执行之诉”应当以被执行人(债务人)为被告。

第二篇：论反垄断与经济民主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论反垄断与经济民主

作 者

朱春燕

摘 要：

经济民主以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为主要内容，要求市场参与者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垄断不可避免地产生，为了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反垄断对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必要的。反垄断以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作为其主要内容，经济民主需要反垄断的规制，反垄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民主，反垄断与经济民主是对立统一的。关键词： 垄断 反垄断 经济民主 对立统一

一、垄断及反垄断的主要内容

在经济学领域，垄断是指少数大公司、企业或者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生产和市场。它们控制一个甚至几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在该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取得统治地位，操纵这些部门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某些生产资料的购买价格，以保证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在法律领域，垄断是在市场运行过程中，限制和排斥或控制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的，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险性特征的一种经济行为。具体而言：

（一）垄断是一种排斥和控制竞争活动的经济力量，这是垄断最基本的性质。

所谓排斥，是指在一定的交易领域内，垄断者使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难以正常进行，从而把他们从市场上驱逐出去的行为。所谓控制，是指垄断者对其他企业公司和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约束，剥夺他

1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的行为。垄断的排斥和控制力量，给竞争者进入市场造成困难，所以垄断必然削弱竞争的火力和效率。从这一角度讲，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是自由竞争和经济民主的否定和破坏力量。

（二）垄断代表的是一种根据某种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是一种有组织的联合力量。

垄断者往往采取合谋性协议，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局外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以实现其稳定的经济统治。

（三）垄断者谋取经济利益，是依靠对市场的操纵和独占实现的。

垄断者通过滥用市场有利地位和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以独占或操纵市场，形成滥用经济优势地位的垄断形式，获取高额利润。垄断利润的存在加深了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且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功能的发挥和健康发展，削弱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垄断以市场的独占地位为标志，它的弊病显而易见，它排除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为了市场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反垄断势在必行。“反垄断是对市场上可能产生的垄断进行控制，以及对市场上现有的垄断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支配地位。”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针对垄断以上的三个特征和性质，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是禁止卡特尔，即禁止企业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而排除和限制其他竞争者；第二是控制企业合并，即对企业的合并和联合进行一定的限制，以防止某些企业通过合并来限制排斥其他竞争者；第三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力量，“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合法方式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原则上可以与其他企业相同的方式参与经济交往。即是说，它们有权要求交易自由，特别是合同自由。然而，如果它们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反竞争的行为方式，那就是滥用了这种自由。私法自由的合法基础是竞争，如果竞争被排除了，自由就失去了其合法性。”①（王保树：《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因此，禁止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当然成为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被称为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

当然，如果行政主体滥用和超越行政权利，限制、妨碍或排斥市场竞争者，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相对上述的经济性垄断，这种限制行为被称为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必然侵害了市场主体的合法经营权，也必然破坏民主统一的市场经济。为

了市场经济的统一和经济民主，反垄断的主要内容也当然应该包括行政性垄断。

二、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市场经济的就是竞争性经济。没有竞争，市场就没有活力。竞争机制崇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即竞争会淘汰失败者，壮大优胜者，从而导致企业经济力趋于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但是，“如果少数人手中的经济实力显著集中，它便具有威胁民主社会的危险性。”②（[美] 科恩：《论民主》，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8页）可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企业经济力的集中，这就需要运用民主的方法、民主的原则来对企业的这种经济力集中加以制约。“如在经济领域内民主受到排斥，在其他领域内民主会更易于受到限制或排斥。”③（应克复：《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3页）于是，市场经济对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民主由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换言之，经济的民主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本质上市场经济就是民主经济。可是，何为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是民主从政治领域向非政治领域延伸，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④（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在政治领域，“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是民主的基本内涵。其中，“少数服从多数”建立在自由表达意见的基础上，“保护少数”意味着平等对待，可以说，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两大支柱。美国李普森教授也认为，民主程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自由是民主的积极方面，体现着民主化的程度。民主化程度越高，自由的享有也就愈充分；平等是民主的消极方面，它说明自由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在享受自由的时候不得牺牲他人的平等。同样，经济民主也以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为其主要内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经济自由是指竞争者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动不受他人强制，但是在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只顾及无限的追求自己利益时，优胜劣汰，企业经济力将会过度地集中在某些优胜的大企业手中，完全的自由便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经济平等的存在就顺应而出。在尊重自由竞争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平等利益，以此来限制企业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和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因此，经济民主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民主，它既强调市场经济对竞争者自由竞争的保护，又对经济力过度集中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在这一点上，经济民主与反垄断不谋而合。

三、反垄断与经济民主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辅相成（一）反垄断是对经济民主的有限限制

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经济自由是经济民主的主要内容之一。经济自由是指经济活动，包括投资、就业、消费等不受他人强制。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竞争者而言，就是要求能够最大限度追求利益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激烈，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日渐显露，经济力开始向少数大资本企业集中，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便形成了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垄断。如此看来，垄断似乎是经济自由发展的必然，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然而，垄断是竞争天敌。”①（种明钊主编：《竞争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垄断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人们无法竞争，市场失灵，而且更深层次而言，它破坏和制约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届时，如果放任垄断，那么何来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和经济的民主？换言之，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受限制，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势必导致经济自由本身的破坏，更不可能实现经济民主。因此，为了保护经济民主，利用反垄断对经济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

（二）经济民主的市场要求与反垄断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的1．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一是反对来自政府的不适当强制，包括不适当地参与市场交易，破坏公平竞争，也包括在行使规制市场职能时不适当地限制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行政权力是否支配和左右经济生活，它的行使是否受到必要的控制，经济个体是否存在着自由生存空间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要素之一。行政权力支配经济生活表现在垄断形式上就是行政性垄断，这是反垄断的重要核心之一。在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环境下，无经济民主而言。

2．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二是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之间竞争主体的多元性。某一个行业、某一种产品或服务领域是否有相当数量的同业竞争者，即竞争主体是否呈现多元化是衡量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经济民主的又一要素。经济民主的这种要求表现在反垄断上就是对于企业联合垄断形式的限制，市场竞争中垄断者往往采取协议的方式排斥、限制和妨碍竞争，形成协议垄断的垄断形式，安排和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力量，对其他参与者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即指经营者通过合同、决议或者协调一致的行为，共同实施的划分市场、限制价格或产量等反竞争的行为。保持市场的自由竞争和竞争的多元化，就必须依靠反垄断的力量。“没有这种竞争的多元化，就会形成规模垄断，破坏经济民主。”②（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3．经济民主在市场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之三是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尤其反对经营者利用自身的优势对消费者进行各种限制和强制。“如果除了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法则之外，还存在着人为的市场拒斥与排挤，就表明经济生活中缺乏民主。”③（漆多俊主编：《经济法论丛》，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与大企业平等竞争，是否存在着市场进退的自由是衡量经济民主的又一表现。“垄断形式是不民主的，因为它们在冲击着较小的竞争者，冲击着它们所服务的人民。”④（[美] 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关在汉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1页）反对经营者经济力的过度集中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这一要求在反垄断中的表现就是对于某些大企业经济力过度集中的制约，防止大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损害中小企业的利益。

（三）反垄断的目标是实现经济民主

运用反垄断法来实现经济民主的设想，源于罗斯福1938年提交议会的反垄断咨文。该咨文是鉴于以30年代危机时期美国产业复兴法的违宪判决为中心的当时的经验而提出的。“意在对经济力过度集中置之不顾，正是对美国传统民主的破坏，而走向了法西斯道路。因而，提出了为确保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民主，必须排除经济力的集中，活跃竞争的主张。”⑤（[日] 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这种经济民主的设想，在二战以后，成了反垄断法以国际规模广泛出现的理论基础，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中的条文清楚地表明以经济民主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之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定的《关于私人垄断和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第1条中即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和不公平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量过分集中„„促进国民经济的民主和健全的发展。”

纵观各国的反垄断立法，立法者的意图都是通过限制生产和资本的过度集中，使市场向多数企业开放，并使企业在竞争中免受各种不正当的限制，实现市场经济的真正民主。

反垄断的宗旨是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保护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保护参与经济交往的一般企业的经济行为自由，保护一般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保护这两方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免遭享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垄断企业和寡占企业的侵害。反垄断维护中小企业的利益，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自由公正的竞争机制，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非常必要，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维护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第三篇：论河南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发展

区域经济学论文

班级：xx

学号：xx

姓名：xx

论河南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十七大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际上21世纪初我国就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全局，以转变发展模式为主轴，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发展方向。在这一大目标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显然是一个战略重点。

《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将全省划分为中原城市群、豫北地区、豫西豫西南地区和黄淮地区四个经济区。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由于资源条件、发展基础和经济结构不同，各经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征更加明显，区域之间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并且这种特征有加速发展的趋势。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区域经济之间协调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的大局。

一、各经济区发展现状概述

中原城市群是指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城市密集区。全区由9个省辖市组成，土地面积为5.8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5.3%，2004年末总人口为391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0.2%。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中部，各城市之间距离较近，距离中心城市郑州大都在100公里以内；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铁矿石、铝土矿、钼矿等储量居全省前列，工业门类齐全，发展基础较好；公路、铁路交通便利，全省9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一些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研院所聚集此地，区位优势显著。

豫北地区包括安阳、鹤壁、濮阳3个省辖市，土地面积为1.3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3%，2004年末总人口为103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0.6%。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北部，与山西省、河北省和山东省相邻，油气、煤炭资源比较丰富。

豫西豫西南地区包括三门峡和南阳2个省辖市，土地面积为3.7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2.3%，2004年末总人口为129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3.3%。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西部西南部，与山西省、陕西省和湖北省相邻，工业有一定基础，煤炭、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

黄淮地区包括驻马店、商丘、周口和信阳4个省辖市，土地面积为5.6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4.1%，2004年末总人口为349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5.9%。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与湖北省、安徽省和山东省相邻，以平原为主，河网密布，农业发展条件优越，但矿产资源比较匮乏。

二、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

经过对比发现，中原城市群以40.2%的人口创造了全省一半以上的GDP，各项经济指标均优于其他经济区，豫北地区、豫西豫西南地区居中游水平，黄淮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中原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持续提高，主要人均指标优于全省平均水平。中原城市群和豫北地区产业结构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豫西豫西南地区、黄淮地区明显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步扩大。

三、实现河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河南四个经济区经济总量及结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态势，中原城市群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有率先崛起并走在中西部发展前列的势头，黄淮地区发展滞后，则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未来15年里甚至更长时期，必须坚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制订促强扶弱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将发展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1.坚持协调发展战略

一是注重协调发展。针对各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将会加剧的状况，必须实行协调发展战略，努力将发展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二是努力推进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三是积极发挥比较优势，努力实现跳跃式发展。

2.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空间布局

一是合理规划主导产业。根据主导产业的理论及产业区位商、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等，各经济区按自身情况发展主导产业。二是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是经济发展在区位上的选择。在理论方法上通常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选择经济增长极或经济增长核心区。

3.推动区域合作，形成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发展合力

从放眼全国、放眼世界的角度看，河南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加强与国外、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合作，用引进来的资源提升河南的经济实力，增强河南

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河南要四面出击，提高产品在省外市场的占有率。从河南省内部的四个经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四个经济区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既要有分工，又要有合作。分工是建立在各自的优势基础上的，突出发展优势产业，合作是为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在合作形式的选择上，一是产业政策协调。区域不同，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应有所不同，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对各区域及区域之间应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引导区域优势资源向优势产业集中，引导优势企业集聚，形成集聚效应，实现规模效应。二是消除市场壁垒。不仅区域内实现交通便捷，交易顺畅，而且区域之间也要打破壁垒，促进自由贸易、公平交易，保证机会均等。三是改进区域联席协商交流机制，促进区域间加强沟通，平等协商。四是调整区划，整合要素资源。

4.尽快出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引导，河南应尽快制订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形成区域间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是各经济区发展的指导性政策，包括发展目标、产业规划、城市规划、区域合作、工业产业带和农业产业带规划等。二是区域内外交通、通信协调政策。如促进建立中原城市群快捷交通网、城际铁路、交通枢纽的政策。三是促进增长极、经济核心区加快发展、快速崛起的政策。四是促进主导产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支柱的政策。五是促进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的政策。六是努力向中央争取支持河南及中部地区发展的政策。争取国家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的一部分政策给予中部，争取中央进一步加大对河南农业及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

第四篇：论工会工作之创新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工会工作之创新

论工会工作之创新

作者

张喜亮

中国社会业已站在了新的历史的起点上。这个新的历史起点就是党中央部署的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伟大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思想，中国工会工作也必须适应党的理论的发展而以理论的创新推动工作的创新。当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历史性的转折并为之而心潮澎湃的同时，笔者想就工会工作的“创新”谈谈粗浅的看法，与同志们一起探讨。

一、创新务须把握规律

创新固然是指对未来的开拓，但是开拓未来必须把握历史。所谓把握历史，就是把握事事物发展的规律。所谓规律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在的本质性的规定。

研究事物的规律一方面是从事物存在的本质规定性上分析即研究事物内在的矛盾性，另一方面是从事物的历史发展变化中归纳总结其一般性经验即从经验教训中获得对事物内在本质认识。只有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认识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真正地实现创新。

那么，创新又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事物存在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适应环境的要求应运而生新的生存方式，另一方是事物内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改变，矛盾双方的作用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使之出现了新的存在形式。

工会是劳资矛盾的产物，没有劳资矛盾就没有工会，劳资矛盾是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那么，工会组织的存

1在就是历史的必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工会是劳资矛盾的产物，是劳资矛盾的劳方的组织即工人的组织。在我国，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劳资矛盾是工会产生和存在内在本质，代表职工的利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工会工作创新主要表现在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的创新、维权的方法的创新以及组织效率的创新，等等。

工会工作创新的本质要求就是在劳资关系的矛盾中找到平衡点。创新工会工作不能是盲目的，创新不是任意的行为。

那种打着创新或改革的名义肆意改变工会工作的内容、方式和组织形式等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所谓的“创新”、“改革”，也不是天经地义的正确。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看法，即无论青红皂白，只要冠以“创新”“改革”，似乎就是真理的拥有者而不容置疑。

这样的所谓的“创新”或“改革”对我们的事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即便是真理，即便是正确，也是应当容许讨论和置疑的。真理和正确是在实践中得以证实的。

创新必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理性的活动。王兆国主席在全国工会领导干部高级研讨班上《坚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的讲话中指出：“切实把握加强工会理论研究的重要原则”，“必须坚持从国情、会情出发”，“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坚持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那种无端地否定历史上形成的工会工作的经验的做法，不能称之为创新。

二、创新务须合法

法律是我们生活中的基本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四条规定“工会必须遵守和维护宪法，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我国的各种法律都是根据宪法制定，工会以宪法为活动的根本准则，就必须遵守法律。

工会工作创新以必须注意不能与法律相抵触。或许有人认为，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其在某些方面，可能束缚了工会工作的创新。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律固然有其相对的稳定性甚至是滞后性，这是法律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是法律的问题。

法律的问题还必须由“法律”解决即修正法律。在法律没有得到修正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我们只可以在法律的原则下拓展我们的工作，这种拓展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但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超越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这是法制社会国家治理及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超越法律的行为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笔者以为，胡锦涛总书记对义乌市工会工作经验的批示，就是党对工会工作的认识和领导方式的创新。胡锦涛总书记批示：建立和完善工会领导的职工维权机制很必要。

或许有人对此还存在着误解：工会工作历来都是党来领导的，要工会领导职工维权机制，这是不是削弱了党的领导？是不是要工会和党分享领导权？其实凡此疑惑，纯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所指的“一些党员干部和领导班子理论水平不高”之范畴。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工会是党的群众工作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和工会领导的职工维权机制，是一致的，是不存在任何矛盾的。

工会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既然法律规定了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那么，工会当然有权领导职工维权工作。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批示，既是坚持了党对工会的领导这个基本原则，更是体现法律的原则精神。这个批示是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新，也是党领导工会工作的一个创新。王兆国主席在《坚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工会理论研究是适应党的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

党的理论创新了，我们工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跟进党的理论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工人队伍的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前我国工人队伍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群体阶层，农民工业已在产业工人中人数上占有了绝对的多数。

以往我们工会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城市产业工人即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及职工群众集体所有制企

业，面对产业工人队伍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工会工作也必须发生变化。在做好既要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会工作的同时，必须关注且认真做好在其它性质企业中的职工组建工会的工作，做好农民工的工会组建工作，——真正做到“组织起来切实维权”。

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开创工会工作的新局面。然而，我们却发现，有些地方的工会组织以做好农民工集中的企业之投资人或经理人的工作为重点，甚至采取了一些承诺不收工会经费等等条件卑躬屈膝地请求，或者以推荐其为劳动模范和联合有关部门处罚不建工会组织的企业等恩威并施的手段，迫使这些投资人、经理人同意成立工会。这样的做法或许可以实现工会的组建率，但是，多损毁了中国工会的形象，违反了基本的法律精神。采取这样的一些方法建立起来的工会，也多是难以发挥作用的。笔者认为，所有这些非法手段开展的工会组建工作，肯定不是工会工作的创新。

工会法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组织；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权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工会不是老板的组织，何以把组建工会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了老板身上呢？这种做法偏离了工会的本质，也不符合法律的精神。相反，有的地方的工会却是依法在职工中广泛宣传，启发这些企业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的组织意识和维权意识，在职工的要求下帮助指导其成立工会。

工会成立以后，依法与企业主交涉工会开展工作相关的问题。这种首先在职工中宣传和启发其觉悟组建工会的一些做法及其成功的经验，笔者认为这肯定是工会工作的创新。之所以说是一种创新，就是因为在此前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我们几乎没有了组建工会宣传和动员工作经历和经验，而工会此时所面对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这些地方的工会组织适应了新形势，依照法律采取了宣传和启发职工组织意识的做法，取得了新成效。

三、创新务须取得实效

工作是否创新，不仅是从过去与现在的纵向比较而言之，也不仅是其它地方或单位的横向比较而言之。工作创新的关键应当是看这些新的工作内容或方法或组织整合，是不是促进了工作的发展，是不是解决了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能把工会工作推向进步，那么，其内容再好、形式再新，也不能是真正的创新。创新务须取得实效，没有实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抑或是反作用的做法，都不能视为创新。

在深化社会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后，工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怎样适应和谐社会构建的新要求，创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工会如何在企业的工作中真正地、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单位的工会就提出了一些创新做法。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工会，他们与有关专家共同开展针对一汽工会工作特点的专项课题研究，编制工会工作的流程，制定常规工作的流程图。

由此，无论工会工作人员如何被动，只要遵循这个流程图就基本能够完成相关的工作。这种做法就属于创新的范围，因为它能够解决工会工作人员变动后工会工作顺利进行的问题。他们针对当前工会工作被边缘化的倾向，积极主动地制定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协商，共同开展工作的战略。工会工作积极融入到企业工作的体制内去，与企业的工作和发展同步前进。这样的做法也属于工作创新的范畴。

企业工会工作以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合作为突破口，融入企业整体工作中，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构想。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就是要实现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工会工作正是职工的工作即工会的会员正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工作的对象，两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点。

比如工会做好会员的档案工作，把会员的档案增添一些劳动技能及工作履历的内容，就可以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劳动合同管理制度提供很好的帮助。辽河油田工会就正在着手这项工作，为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企业完善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做好准备，另外，也为工会指导和帮助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奠定下了很好的基础。

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为突破口，工会工作逐步融入到企业工作当中去，一些远见卓识的工会领导同志都在做这样的探索。

这是工会工作的创新，由此将改变工会工作“围绕”大局这样自我边缘化的工作格局。工会工作不是要“围绕”大局而是“融入”到大局当中去，成为大局的一部分。其实这样的认识是对企业工会工作本质的把握。企业的大局是什么？企业的大局就是要创造最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消费文化引领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大局必须要由企业的职工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是创造这样的物质和文化的基础。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强职工的凝聚力，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会的工作简直就是难以想

象的。

劳资关系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最基本的问题。可以说，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由此可见，工会的工作不但不能是被边缘化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所以说，工会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企业大局的组成部分。

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怎样把工会工作与企业的工作融为一体，成为企业体制内的一部分，而不是自我边缘化仅仅起到一个“围绕”的作用。设法把工会工作融入企业工作的体制内且保持工会社团的独立性，由此跳出那种“只有有为才能有位”或“只有有位才能有为”的困惑。这是一个创新，因为这种做法切实解决了工会在企业中作用的实际问题。

结束语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新世纪新阶段工会工作新局面的开创，必须与党中央的要求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一致起来。党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工会工作也必须立足包括会员在内的职工，融入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建设和企业的发展大局中去。这就要求工会干部必须提高理论素养，以理论的创新推动工会工作的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创新必须把握工会的内在规律，依法行为，务须注重实效。

第五篇：论法院经费保障制度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谈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论法院经费保障制度

作者

吴旭萍

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院肩负着行使审判权的神圣使命。

独立审判，又是行使审判权的一项重要组成部份，而要实现独立审判，离不开充足的经费保障。孙子兵法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从古到今，充分的物质保障始终是进行一切活动的根本，物质保障也是法院实现审判职能的前提条件。

我国法院系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依靠各级政府财政的拨款及法院自身收入的诉讼费作为补助经费。目前我国财政对于法院收入的诉讼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给财政专户，财政统筹后再以预算外资金的形式，根据其经济实力与法院的开支预算报告决定拨款数额的多少。

因此，不同地区的法院得到的财政拨款是各不相同的，也因此形成了有的法院经费相对有余，有的法院经费缺口很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多，经费相对较充足，基础设施建设，硬、软件建设相对也较先进。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诉讼费收入少，财政困难，得到的经费也相对不足，人员经费尚无法保证，更何况办案经费和建设资金？而经费缺乏，已成为困扰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个难题。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社会经济正在起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各类案件剧增，法院的审判业务日趋繁重，现有的经费保障制度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笔者认为，在当前强调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经费保障机制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应改变这种法院经费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的做法，应当实行全国法院系统的经费由国家计划单列，财政统一拨款，并立法保障司法经费，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其历史渊源和借鉴。

1985年8月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下称“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第七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合之得以适当地履行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在基本原则的有效执行程序解释中，“向司法机关履行职能提供充足的资源”包括根据承办案件数量任免足够人数的法官，为法院配备必要的支助人员和设备，以及向法官提供适当的人身安全、报酬和津贴。在国外，大多数国家都将法院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

日本早在1947年的《裁判所法》中规定“裁判所的经费是独立的，应计入国家预算内”；美国于1939年设立了联邦法院行政管理局，专门担任联邦司法系统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它制定并向国会提出联邦法院预算，审核并分配各联邦法院的经费，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针对我国的司法经费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我们应该改革这种体制，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体制。

二、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地方政府干涉支配。

我国宪法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不受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掌握在同级政府手中，司法机关往往只有与当地党政机关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司法权处处受制于行政权，导致司法不公，当遇到跨在区的纠纷时，只能维护本地区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

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纸空谈！只有在经费保障制度上能保证法院工作的需要，不存在物质利益的干扰，法院才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地实现其司法职能。

三、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院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职能的实现，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维护司法公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案件不断增长，但地方政府安排给法院的经费增长率却不能与案件增长率成正比。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有些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干警的住房、福利、办公用房紧张等问题，千方百计搞“创收”，或是向当事人、律师、企业单位拉赞助，或是私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等等。司法腐败，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最直接敌人，成为最危险的社会公害。在九届二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反应最强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司法腐败。

因此，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特别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后，再实行人、财、物保障依赖于地方政府的体制，已很难适应社会的客观需求，只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才能保证司法机关拥有充足的办案经费，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司法公正。

四、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障法官们享有应有的物质待遇和福利待遇，提高法官们的社会地位，纠正少数干警的不正之风。

在西方国家，法官的社会地位比一般公务员高，待遇与福利也比普通公务员优厚，一些国家甚至将法官的工资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而在我国，法官的工资结构与普通公务员相同，虽然《法官法》规定了“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它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

可见我国对于提高法官的待遇福利是重视的，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掌握着对别人财产的裁判权，甚至是对个别人的生杀大权，但同时法官也是一个人，他（她）们在人群中，一样需要生活，一样有种种需求，如果法官能享受较高的待遇，所谓的“人情案”、“金钱案”、“权力案”等司法腐败现象都将大幅度减少直至消失，法官也必将会更珍惜自己所在的位置。只是，要执行这一条法律，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还是无法落实。因此，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保障法官享有优厚的待遇，对于抵制司法腐败，将是一项积极有效的措施。

五、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有利于保证拨给的经费能得到充分合理的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当前，许多法院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办公现代化建设等更新换代的问题，而进行一切活动，都需要庞大的经费，前文中已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单纯依赖于地方政府拨款的种种不妥，如果能够实行国家单列拨款，由最高法院统一计划。

那样，在资金的利用率方面必定能得到大大提高，从财务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环节，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具体应当如何实行？纵观我国至今为止，对于法院经费最主要来源之一的诉讼费的收支管理，其管理办法几经变更，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完全自收自支，法院收缴的诉讼费一概不上缴给其他部门，留作办案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地方财政对于法院需负担的经费较少，但因此失去了宏观调控，有的法院因此而擅自用诉讼费滥发奖金，提高福利标准，造成了不平衡现象，犯了错误；

一种是按比例上缴，即基层法院留下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办案经费，余下的再按一定的比例分别上缴地方财政和上级法院，在这种制度下，法院能够及时地得到办案经费，但是有的法院为了多留经费，隐瞒诉讼费的真实收入，或是多设收费项目，或是提高收费标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还有一种是目前实行的“收支两条线”，即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全额上缴财政，由财政统筹后，再以“业务补助经费”拨给法院。

财政在统筹时，将法院上缴的诉讼费按比例分成，大部分回拨给基层法院，再将一定比例的诉讼费作为统筹基金，分配给较不发达的基层法院，这样，在办案经费分配上，满足了发达地区法院的需求，又兼顾了不发达地区的法院。

实行“收支两条线”，使监督部门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根除了法院在收费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但是，实行“收支两条线”，最大的缺点就是把经费的主动权完全地交到财政部门手中，财政拨款是否及时，是否充足，会直接影响着法院的审判工作，使地方政府有条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干预、干扰，影响了法院司

法独立。

因此，实行“收支两条线”，虽然在目前经济变革日新月异的时期对于把有限的资金统筹安排，改善法院的基础建设和硬、软件建设起到一定作用，但在不久后的将来，会成为司法改革进程的一种阻碍。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对“收支两条线”进一步进行完善，在“收支”的“支”上，建立起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并立法给予保障，即将经费预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最高法院编制全国法院系统（包括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全年的开支预算，而这个收支预算，则建立在各个法院年初预算的基础上，由各个法院每年所需的建设资金、人员经费组成。

这部分的开支预算，在年初由最高法院交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核，单列入国家预算，报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主管部门保证按预算拨款。

另一部分由办案经费构成，由于办案经费是随案件的多少而增减变动，属于不可预计因素，因此这部分经费由各级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逐月按需向同级财政提出，同级财政用法院上缴的诉讼费形成专项经费。

专款专用，限时拨给法院使用。专款的年终结余用于统筹，保证下一的经费。

这样，既有利于充分调动各个法院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经费得以充足的保障，又能体现其灵活性，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独立的司法预算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法院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真正实现“法治”。

参考书目：

《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中国法制出版社 信春鹰、李林

《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与制度保障》 严军兴

《论司法公正的实现》 刘作翔、雷贵章

《人大法律评论》 2000年卷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事诉讼收费考》 方流芳

《独立审判问题研究》 最高法院研究室 人民法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