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为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二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三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四条 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
符合前款规定的情形,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或者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等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符合第一款规定情形的,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裁判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五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第六条 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四)其他严重的情节。
第七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第八条 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二)行贿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三)其他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第九条 犯行贿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行贿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二)行贿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并具有本解释第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第十条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执行。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规定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定罪量刑适用标准,参照本解释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执行。
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之一的规定以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行贿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第十二条 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四条 根据行贿犯罪的事实、情节,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较轻”。
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已经或者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重大案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
(一)主动交待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线索的;(二)主动交待的犯罪线索不属于重大案件的线索,但该线索对于重大案件侦破有重要作用的;(三)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证据收集有重要作用的;(四)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赃有重要作用的。第十五条 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第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
第十七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第十八条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十九条 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第二十条 本解释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3]
第二篇：信用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
信用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动，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复制他人信用卡、将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伪造信用卡1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空白信用卡10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25张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50张以上不满250张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25张以上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250张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本条所称“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以信用卡被伪造后发卡行记录的最高存款余额、可透支额度计算。
第二条 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不满100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数量较大”；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50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数量较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的；
（二）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0张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0张以上的；
（四）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10张以上的；
（五）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10张以上的。
违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第三条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张以上不满5张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涉及信用卡5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第四条 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涉及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分别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第六条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
（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单位犯本解释第一条、第七条规定的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依照各该条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三篇：关于聚众斗殴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专题研讨
关于聚众斗殴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专题研讨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注：以下是转于《刑事审判参考》第60集的问题探讨栏目，该文并非简单引用江苏省高院当时发布的该研讨全文（原文见：http://10.132.75.9/ksjcy/showart.asp?id=112），而是作了删减、修改，可以对照研究。
为切实解决聚众斗殴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突出问题，提高审判质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12—14日举办了全省法院关于聚众斗殴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专题研讨培训班，围绕聚众斗殴案件的定罪、首要分子与其他积极参加者的认定及其刑事责任、犯罪转化、犯罪未完成形态、“持械”的含义和附带民事诉讼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并就其中若干问题形成了共识。现综述如下：
一、关于聚众斗殴案件的定罪问题
（一）聚众斗殴案件罪与非罪的一般界限
犯罪构成是评价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规格和标准。审判实践中，要注意防止对聚众斗殴案件定罪扩大化的现象。聚众斗殴罪的主体包括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聚众斗殴的一般参加者不以犯罪处理。不能把轻微的打架行为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对于未达到轻伤以上的伤害行为，不能为定罪而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对于群众中因民事纠纷、邻里纠纷引发的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后果不严重的，不宜认定为聚众斗殴罪，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处理。
（二）聚众斗殴案件定罪的三种具体情形。
1．单方能否构成聚众斗殴罪
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将双方主观上均有斗殴故意并实施互殴的行为认定为聚众斗殴罪，才能真正反映出行为人聚众斗殴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危害本质，故构成本罪要求双方同时构成犯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罪不要求斗殴双方同时构成本罪，一方有斗殴故意并纠集三人以上进行斗殴的，就符合本罪的主客观要件。即使对方没有互殴故意，对有斗殴故意的一方仍可认定为聚众斗殴罪。
我们认为，聚众斗殴的双方通常同时构成犯罪，但本罪的犯罪构成并未要求双方均有斗殴故意和聚众斗殴行为。一方有互殴故意，并纠集三人以上，实施了针对对方多人或其中不特定一人的斗殴行为，而对方没有互殴故意的，对有斗殴故意的一方仍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但要注意区分聚众斗殴与共同故意伤害、共同故意杀人的界限，对于一方有明显伤害或杀人故意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2．临时起意聚众斗殴的定性
对于一方有斗殴故意，纠集三人以上找另一方进行斗殴，另一方开始没有斗殴的故意，但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产生斗殴故意并纠集多人进行互殴的情形，多数意见认为，对双方均可认定构成聚众斗殴罪，但要注意区分聚众斗殴罪与正当防卫的界限。
3．一方不足三人的斗殴的定性
一种意见认为，成立聚众斗殴必须双方均达三人以上，斗殴中有一方不足三人的，双方均不构成聚众斗殴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斗殴时。方达三人以上，另一方不足三人的，只要双方均有互殴的故意，对双方均可认定为聚众斗殴罪。第三种意见认为，聚众三人以上斗殴的一方可以构成聚众斗殴罪，不满三人的一方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研讨认为，双方均有互殴故意，对达三人以上的一方，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对不足三人的一方，不认定为聚众斗殴罪，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聚众斗殴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
1．聚众斗殴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
聚众斗殴罪与多人共同实施的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罪较易混淆，一般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区别：一是客观表现不同。聚众斗殴一般参与人员多，规模较大，暴力程度更高，行为后果也更为严重；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参与人数一般相对较少，暴力程度和行为后果也相对较轻轻。二是犯罪对象不同。聚众斗殴的犯罪对象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针对性，直接指向斗殴的对方；寻衅滋事的犯罪对象则具有随意性和不特定性。三是犯罪动机不同。聚众斗殴的动机一般是为了逞强争霸，或是团伙之间循环报复，目的是通过斗殴恐吓、制服对方；寻衅滋事的动机一般是肆意挑衅、无事生非，目的是寻求精神刺激。
2．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聚众斗殴与多人共同实施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具有共性，一般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区别：一是客体不同。聚众斗殴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往往不针对特定的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则侵害他人的健康、生命，指向特定的人。对于单方聚众，针对特定对象实施盼伤害或杀人行为，应直接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二是客观行为不同。聚众斗殴罪既包括聚众行为，又包括斗殴行为，有一个拉帮结伙的过程；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一般不包括聚众行为，只是在共同犯罪的情形下；有一个犯意沟通和纠集人员的过程。三是动机和目的不同。聚众斗殴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私仇宿怨、争霸一方、抢占地盘等流氓动机，一并具有斗殴故意；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则往往由明确矛盾引起，目的是伤害或杀害对方。
二、关于聚众斗殴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的认定
（一）首要分子的认定 研讨中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案件中的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纠集者。另一种意见认为，对纠集者是否认定为首要分子，应区别不同情况。对那些按照起意者_、策划者要求实施纠集行为的，不能一概认定为首要分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纠集行为已经包含在组织行为之中，不应将纠集者与组织者并列作为首要分子。
我们认为，聚众斗殴酶酋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对于被纠集者又实施纠集他人的二次纠集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首要分子。对于在幕后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不论其是否直接实施斗殴行为，都应认定为首要分子。
（二）积极参加者的认定
研讨中一致认为，在聚众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或者直接致死、致伤他人的，可以认定为积极参加者；在聚众和准备斗殴中行为积极并起重要作用的，不论是否直接实施斗殴行为，也可以认定为积极参加者。具体认定时要注意防止降低认定标准，导致扩大打击面的倾向。
三、关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转化定罪与刑事责任
（一）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转化定罪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是否一律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转化定罪，研讨中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该款属于法律拟制，斗殴者致人重伤、死亡的，不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均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款属于注意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不能简单地以结果定罪，只有在符合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为此两罪。
对聚众斗殴中有直接伤害或者杀人行为的，是直接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还是转化定罪，也有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斗殴中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而同时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和第二百三十四条或第二百三十二条的，可以从一重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应转化定罪，则不论行为人是否出于直接故意，都应适用该款转化定罪，而不应直接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只有当行为人针对聚众斗殴参加者以外的人实施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行为的，才应直接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并与聚众斗殴罪实行数罪并罚。
研讨认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按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来定罪，不能简单地以结果定罪。聚众斗殴中，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的，即使仅造成被害人重伤的，也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行为人出于伤害故意，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或者伤害的结果持放任态度的，则可根据具体结果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只有聚众斗殴过程中致人重伤、死亡，才发生定罪转化问题；如果聚众斗殴行为已经结束，行为人又故意致其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则不能转化定罪．而应以聚众斗殴罪和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
（二）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罪数认定 研讨中一致认为，对于参加聚众斗殴多起，其中一起或数起中致人重伤、死亡的，按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对其他未造成重伤、死亡后果的，按聚众斗殴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对聚众斗殴中行为人致不同对象重伤和死亡的情形如何定罪，存在意见分歧。—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下，行为人出于一个概括故意，实施了一个聚众斗殴行为，造成了轻重不同的损害结果，应以重罪故意杀人罪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以为，行为人致不同对象重伤和死亡，系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为，不能以重罪吸收轻罪，应分别定罪，数罪并罚。
聚众斗殴中部分积极参加者转化为故意杀人罪，部分积极参加者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如该重伤、死亡的后果均在首要分子的概括故意内的，一种意见认为对首要分子应以重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数罪并罚。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既致人重伤又致人死亡的，对同一行为人的转化定罪，采取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一罪即可，不实行数罪并罚；如该重伤和死亡结果均在首要分子概括故意内的，对首要分子以重罪故意杀人罪转化定罪，也不实行数罪并罚。
（三）首要分子对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刑事责任
1．聚众斗殴致对方人员重伤、死亡时，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首要分子应对其组织、策划、指挥的全部罪行负责，只要其同伙在斗殴中致对方人员重伤、死亡，即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如有证据表明重伤、死亡结果在首要分子概括故意之内的，应转化定罪，如重伤、死亡结果在首要分子故意之外，是直接实施者实行过限的，首要分子不转化定罪，而以聚众斗殴罪从重处罚。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应对其组织、策划、指挥的全部犯罪承担责任；首要分子在组织、指挥聚众斗殴犯罪中明确要求其他积极参加者不能造成他人伤亡的，其他积极参加者致人重伤、死亡时，对首要分子可不转化定罪，而以聚众斗殴罪从重处罚；首要分子未明确禁止致人重伤、死亡的，其他积极参加者致人重伤、死亡时，对首要分子应当转化定罪。
2．双方都构成聚众斗殴罪，对方致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本方的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是双方或者多方成群结伙斗殴破坏
公共秩序的行为，斗殴双方对可能发生人员伤亡的结果都有预见并持放任态度，故对方致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本方的首要分子也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承担刑事责任以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为基础，当对方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时，本方首要分子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只是该后果的条件，而非直接原因，故不应对该结果承担责任，亦不应转化定罪。研讨认为后一种意见较为合理。
3．聚众斗殴中本方人员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本方积极参加者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是对象认识错误，该错误不影响犯罪性质，故本方首要分子对该后果应当承担责任，也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首要分子没有致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故意，本方积极参加者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超出了首要分子的故意内容，首要分子对此不应承担责任，也不应转化定罪。研讨后认同后一种意见。
4．斗殴中第三人主动参与，帮助一方殴打对方，造成对方人员重伤、死亡的，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如首要分子明知行为人主动参与而不加阻止的，应转化定罪，如首要分子不知道行为人主动参与帮助殴打对方的，则不能转化定罪。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更为合理。
（四）积极参加者对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刑事责任。
研讨中一致认为，对聚众斗殴中直接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行为人，应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如不能查清直接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行为人和共同加害人的，对积极参加者均不能转化定罪。
在直接致人重伤、死亡的加害人明确的情况下，对于没有直接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积极参加者是否转化定罪，存在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积极参加者如没有直接造成重伤、死亡结果，其行为则与该结果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对被害人有共同加害故意和行为的，均应转化定罪。共同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共同行为包括直接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也包括互相配合的组织、协助行为。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中部分积极参加者致人重伤、死亡，其他积极参加者对被害人有共同加害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相互配合、支持的行为，对共同加害的其他积极参加者也一并转化定罪，但应根据各共同加害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作用及原因力大小等情节，区别适用刑罚；聚众斗殴中致人重伤、死亡，不能查清直接加害人，但能够查清共同加害人的，对共同加害人均转化定罪；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既不能查清直接加害人，又不能查清共同加害人的，仅对首要分子转化定罪、，对其他积极参加者以聚众斗殴罪从重处罚。
四、关于聚众斗殴罪未完成形态的认定问题
（一）关于聚众斗殴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
研讨中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罪不存在未完成形态，只要实施斗殴行为就是既遂，尚未实施斗殴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第二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核心行为是斗殴，聚众是为斗殴做准备，贿聚众行为，没有实施斗殴行为的，是犯罪预备。第三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存在预备、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态。但对聚众斗殴罪的着手时间，第三种意见中又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以聚集人员为着手，如人员尚未实际聚集，仅是为聚集而相互联系的，属于犯罪预备。有的认为应以聚众基本完成并准备斗殴时为着手。斗殴一方或双方人员已经聚集，在途中或者斗殴现场医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斗殴未逞的，是犯罪未遂；在聚集之前被迫停止犯罪的，则是犯罪预备。还有的认为应以斗殴双方聚众完毕且已经处于同一时空，斗殴即将发生为着手，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斗殴未逞的才能认定为犯罪未遂。研讨认为，聚众斗殴罪属于行为犯，存在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态。聚众斗殴罪客观上系复合行为，包括聚众和斗殴，行为人为斗殴而聚众，属于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人聚众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实施斗殴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可以聚众斗殴罪（未遂）处罚，但应综合考虑案件的起固、社会影响等具体情节。
（二）关于聚众斗殴罪是否存在部分参加者既遂、部分参加者未遂的情形
对此问题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中部分参加者已经实施了斗殴行为，部分参加者尚未实施斗殴行为的，对尚未实施斗殴行为的参加者应认定为未遂。另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是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间是一个整体，聚众斗殴过程中，只要部分参加者已经实施了斗殴行为，所有参加者都应当认定为既遂研讨认为后一种意见符合共同犯罪的认定原理，更为妥当。
五、关于聚众斗殴中“持械”的认定
（一）关于“械”的含义
对此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械”严格限制在匕首、刮刀等治安管制刀具和枪支的范围内。另一种意见认为，“械”的范围应当广于“凶器”，除治安管制刀具、枪支以外，还包括棍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但这两种意见都认为，对“械”的认定应有统一标准，不能依据实际损害结果认定所使用的工具是否为“械”。对于使用“械”以外的工具致人重伤、死亡的，应适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转化定罪，不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械”的认定，要考虑被告人所持物品的物理性质，更要结合案情判断此物在犯罪中所起实际作用的大小。对于通常情况下不会致人伤亡，但在斗殴过程中被用作伤人工具的，如果造成对方轻伤以上后果，即可认定为“械”。
研讨认为，第三种意见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有利于解决具体案件中“械”的认定问题，较为可取。对于持砖块、酒瓶类物品进行斗殴的，是否认定为“持械”，应结合所持物品在斗殴中的使用情况及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综合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二）关于携带器械而未使用的情形是否属于“持械”
对于“持械”是仅指聚众斗殴中使用器械，还是包括携带器械且主观上有使用故意，但实际未使用的情形，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持械”应理解为利用器械进行斗殴，包括使用器械殴打和威胁对方，对于携带器械而没有用于斗殴且没有显露的，不能认定为持械。另一种意见认为，携带器械且主观上有使用故意的，增强了被告人的斗殴决意，其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强，故被告人即使没有实际使用器械，也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研讨认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把“持械”规定为聚众斗殴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在理解时应当使结论与处罚保持均衡，即不能把“持械”仅理解为使用器械进行斗殴，也应当包括在斗殴中故意显示所持器械但未实际使用的情形。
（三）关于部分被告人持械时如何认定持械人的范围 1．对于事前预谋持械斗殴的，讨论中一致认为，各参加人对持械具有共同认识，形成了持械的共同故意，不沧个别参加者在斗殴中足否实际持械，对持械一方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均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测于未参与预谋持械且斗殴时未持械的积极参加者，不能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2．对于事前未预谋持械聚众斗殴的，持械人自行携带器械或者临时起意在斗殴现场寻找器械与他人斗殴的，一种意见认为，应认定首要分子和实际持械者为持械聚众斗殴，其他积极参加者不认定持械聚众斗殴；另一种意见认为，如首要分子叫知有人持械而不阻止的，首要分子和实际持械人均属于持械聚众斗殴，其他积极参加者不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研讨认为，参与预谋持械聚众斗殴，或者明知本方人员为斗殴而持械，即使本人未携带和使用器械，也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持械斗殴既包括事先准备器械并持械参与斗殴，也包括斗殴过程中就地取得器械并持械进行斗殴。
3．对于聚众斗殴中一方持械，另一方未持械的，对未持械的一方不能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六、关于聚众斗殴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一）聚众斗殴的参加者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参加者，不论是否系刑事被告人，只要在聚众斗殴中遭受物质损失的，其本人或近亲属均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聚众斗殴的参加者如系刑事被告人，则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三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参加者，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伤害他人及自己被他人所伤，仍参加斗殴，故不论是否系刑事被告人，原则上均应自行承担责任，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当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时，受重伤或死亡者既是聚众斗殴犯罪的参加者，又是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被害人，故其本人或者近亲属可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适用混合过错责任原则。
研讨认为，第三种意见较全面考虑了有关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和聚众斗殴案件的特殊性，符合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原理，也有利于实践中具体处理聚众斗殴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二）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时，聚众斗殴的参加人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一方参加者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联系，是共同侵权人，应共同对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由转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他刑事被告人和共同致害人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同一罪名的被告人之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区别案件具体情形处理：对于致人重伤、死亡的共同加害人明确的案件，首要分子和共同加害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其他参加聚众斗殴者不承担赔偿责任。各共同加害人应按其过错程度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分担赔偿份额，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其中，首要分子与直接致害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其他共同加害行为人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对于致人重伤、死亡的加害人不明确的案件，致人伤亡一方的所有参加者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对于如何具体分担责任，又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由致害方的参加者对赔偿总额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并互负连带责任；如参加者能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下无法确定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可由首要分子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他参加者对剩余份额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的，首要分子和直接致害人均转化罪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不转化罪名的刑事被告人的斗殴行为与重伤、死亡结果之间也有一定因果关系，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中，转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他不转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且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转化定罪的被告人或者不转化定罪的刑事被告人均有两人以上的，同一罪名的被告人之间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聚众斗殴一方的被告人，对于本方人员的重伤、死亡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篇：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2012年6月5日）
各位记者：
大家上午好！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向大家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的有关情况。
司法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买卖合同纠纷案件591425件，审结594404件；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买卖合同纠纷案件551395件，审结555553件；2011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买卖合同纠纷案件533401件，审结526367件。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5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买卖合同解释》。下面，我就《买卖合同解释》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作简要的介绍和说明。
一、《买卖合同解释》出台的背景
合同法第九章通过46个条文规定了买卖合同法则，但这些条文仍难以涵盖买卖合同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市场交易日新月异的变化，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指导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审理好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3月决定制定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经多次调研、论证，并广泛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商务部、工商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意见，特别是多次征求了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为了使该司法解释符合市场交易实际和审判实践的要求，更好地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还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网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起了广泛关注。该司法解释先后起草十二稿，最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讨论通过。
二、《买卖合同解释》的主要内容
《买卖合同解释》包括8个部分，总计46条，对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标的物交付和所有权转移、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标的物的检验、违约责任、所有权保留、特种买卖等具体适用法律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鼓励交易，增加财富”的原则确认合同效力。买卖合同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典型、最普遍、最基本的交易形式，买卖合同的效力不仅事关交易关系的稳定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关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买卖合同解释》遵循“鼓励交易，增加财富”的原则，针对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存在的诸如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允诺书、备忘录等预约的法律效力，明确承认其独立契约效力，固定双方交易机会，制裁恶意预约人。对于实务中常见的出卖人在缔约和履约时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的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明确予以肯定，更周到地保护买受人的权益，明晰交易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强化社会信用，推动市场经济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坚持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制裁失信行为。在买卖合同交易实务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订有不公平条款或有违诚信之内容，既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交易秩序。《买卖合同解释》始终坚持对双方当事人平等保护，注重规制和制裁违背诚信
行为，以实现双方权益平衡，维护公平交易秩序。具体而言，第一，在动产一物数卖情形中，各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买卖合同解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否定了出卖人的自主选择权。第二，在路货买卖中，出卖人在缔约时已经知道风险事实却故意隐瞒风险事实的，《买卖合同解释》规定风险由出卖人负担。第三，对标的物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约定过短，导致买受人难以在检验期间内完成全面检验的情形，《买卖合同解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期间为买受人对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间，并根据本解释规定确定买受人对隐蔽瑕疵提出异议的合理期间，以此彰显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买受人利益的保护。第四，对标的物异议期间经过后的出卖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后又翻悔的，《买卖合同解释》明确规定出卖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后，不得以期间经过为由翻悔，意在体现和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第五，对出卖人明知标的物有瑕疵而故意不告知买受人的瑕疵担保责任减免特约的效力认定问题，《买卖合同解释》认为，虽然买卖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特约减免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但在出卖人明知标的物有瑕疵而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告知买受人时，属于隐瞒事实真相的欺诈行为，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这种特约的效力，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六，对当事人特约违反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规定的效力认定等问题，鉴于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的目的在于保护买受人的期限利益，旨在体现分期付款买卖的制度功能。如果当事人的特约违反上述规定，损害了买受人的期限利益，《买卖合同解释》规定不应承认该约定的效力。
（三）坚持法律解释方法和原则确认电子信息产品的支付方式。无实物载体的电子信息产品具有显著区别于传统买卖合同标的物的特征，例如不以实物承载为必要、使用后无损耗、其本身易于复制并可迅速传播等等。因此，对于标的物是无实物载体的信息产品买卖合同而言，其法律规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就交付问题而言，合同法中有关买卖合同交付方式的规定均以有体物的交付为原型，但信息产品已经逐步脱离了实物载体的束缚，更多的是以电子化的方式传送，以在线接收或者网络下载的方式实现交付，买卖双方都不接触实物载体，这与传统的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向买受人转移对标的物的占有，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交付方式有较大差异。《买卖合同解释》对此作出专门规定，如果买卖双方对交付问题有约定的，遵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果按照上述规则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收到约定的电子信息产品或者权利凭证即为交付。换言之，《买卖合同解释》根据电子信息产品的特点，确定了两种具体的交付方式：一是交付权利凭证，二是以在线网络传输的方式接收或者下载该信息产品。对于实务中常见的“一物数卖”情形下合同实际履行次序问题，《买卖合同解释》为防止出卖人与个别买受人恶意串通，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规定：在一般动产多重买卖的情形下，以交付、付款、合同成立先后为合同履行顺序。在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情形中，交付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对抗要件，应依照交付、登记、合同成立先后作为合同履行顺序；出现交付与登记冲突情形时，应以交付为准。
（四）坚持公平合理分配原则确定标的物风险负担规则。随着经济贸易日益活跃，合同双方当事人因风险负担问题发生纠纷的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针对审判实践中反映出来的法律适用问题，《买卖合同解释》通过四个条文对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其一，明确了送交买卖中“标的物需要运输的”情况下承运人的身份。承运人是指独立于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运输业者，这种情况下的承运人不是出卖人或买受人的履行辅助人，这就有别于卖方送货上门的赴偿之债和买方自提的往取之债。其二，补充了特定地点货交承运人的风险负担规则。合同约定在买受人指定地点将标的物交付给承运人的，出卖人将标的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并交付给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其三，对路货买卖中出卖人隐瞒风险发生事实的风险负担作出补充规定。出卖人在合同成立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标的物已经毁损、灭失却未告知买受人的，买受人不承担合同成立之前的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其四，对大宗货物买卖中出卖人批量托运货物以履行数份合同或托运超量货物去履行其中一份
合同情况下的风险负担进行了明确，如果出卖人未以装运单据、加盖标记、通知买受人等可识别的方式清楚地将作为标的物的种类物特定于买卖合同项下，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负担。
（五）坚持法律规定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确定可得利益损失。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是买卖合同违约责任认定中的疑难问题。《买卖合同解释》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民法原理以及审判实践经验，对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作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释和规定。具体而言，买卖合同违约后可得利益损失计算通常运用四个规则，即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可预见规则、第119条规定的减损规则、混合过错规则以及损益相抵规则，《买卖合同解释》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特别是《买卖合同解释》第30条关于“混合过错规则”和第31条关于“损益相抵规则”的规定，填补了合同法在相关规则方面的空白和漏洞。值得注意的是，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和认定，与举证责任分配密切相关。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9年发布《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对可得利益损失认定提出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即违约方一般应当承担非违约方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非违约方因违约而获得利益、以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的举证责任；非违约方应当承担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总额、必要的交易成本的举证责任。为了保障可得利益损失认定规则的实务操作性，人民法院在根据《买卖合同解释》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结合上述指导意见的规定予以正确适用。此外，《买卖合同解释》还对所有权保留制度、特种买卖等问题做了规定。
合同法颁行之后，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顺利进行，最高人民法院贯彻“鼓励交易、增加财富”的原则，已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等司法解释，《买卖合同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保障市场交易秩序的又一重要举措。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确保国家法律的准确统一实施，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谢谢大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第一百六十七条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
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要求支付该标的物的使用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文号：法释[1999]19号，发布时间：1999年12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文号：法释[2009]5号，发布时间：2009年4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文号：法发[2009]40号，发布时间：2009年7月7日。
第五篇：《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
最高人民法院就《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买卖合同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交易形式。为了保障人民法院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正确适用合同法第九章关于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提高买卖合同法则的可操作性，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起草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为了进一步完善该司法解释，使该司法解释更符合市场交易实际和审判实践的要求，更好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网、中国法院网、人民法院报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提出宝贵意见，意见请发送至邮箱 civillaw9@sina.com截止日期为12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11年11月征求意见稿）
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买卖合同的成立及效力
第一条 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
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二条 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 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人民法院在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认定电子交易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的同时，亦应当遵守《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
二、交付标的物和转移所有权
第五条 当事人对标的物交付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处理：
（一）出卖人送货上门的，买受人或者买受人指定的签收人签收即为交付。
（二）出卖人代办托运或者代办邮寄的，出卖人在托运或者邮寄地点办理完托运或者邮寄手续即为交付。
（三）标的物为无需以有形载体交付的信息产品的，买受人收到约定的信息产品或者权利凭证即为交付。
第六条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标的物，出卖人在标的物接收地没有代理人的，买受人应当代为保管多交部分标的物。出卖人应当负担买受人在代为保管期间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并承受非因买受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
第七条 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主要
包括保险单、保修单、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质量鉴定书、品质检验证书、产品进出口检疫书、原产地证明书、使用说明书、装箱单等。
第八条 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事实的存在。
买受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付款义务，出卖人不认可的，买受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付款事实的存在。
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九条 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先行依法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均未依法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均未依法受领交付，又未支付价款的，依法成立在先的合同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条 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已先行依法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均未依法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均未依法受领交付，又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的合同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经依法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风险的负担
第十一条 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标的物需要运输的”，是指出卖人负责办理托运、承运人是独立于买卖合同当事人之外的运输业者的情形。
第十二条 合同约定在买受人指定地点交付标的物且需要运输的，承运人将标的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并交付给买受人后，风险由买受人负担。
第十三条 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在合同成立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已经毁损、灭失却未告知买受人，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风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 标的物为种类物，出卖人未以加盖标记、装运单据、通知买受人等可识别的方式清楚地将标的物特定于买卖合同，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风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标的物检验
第十五条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检验期间未作约定，买受人签收的送货单、确认单等载明标的物数量、型号、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买受人已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六条 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依照买受人的指示向第三人交付标的物，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与买受人和第三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为准。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合理期间”时，应当综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性质、交易目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标的物的数量、性质、安装和使用情况、瑕疵的性质、买受人应尽的合理注意义务、检验方法和难易程度、买受人或者检验人所
处的具体环境、自身技能以及其他合理因素，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判断。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两年”是最长的合理期间。
第十八条 约定的检验期间过短，依照标的物的性质和交易习惯，买受人难以在检验期间内完成全面检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期间为买受人对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间，并根据本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买受人对隐蔽瑕疵提出异议的合理期间。
约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短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间为准。
第十九条 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出卖人以买受人存在支付价款、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行为为由，主张买受人已经放弃质量异议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条 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后，又以上述期间经过为由翻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五、违约责任
第二十一条 买受人依约保留部分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出卖人在质量保证期间未及时解决质量问题而影响买受人对标的物的使用效果，出卖人主张退还相应的质量保证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买受人在检验期间、质量保证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出卖人怠于履行义务或者因情况紧急，买受人自行修理或者通过第三人解决标的物质量问题，买受人主张出卖人负担因此发生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减价和返款）
质量不符合约定，买受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要求减少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实际交付的标的物在交付时的市场价值与符合约定的标的物在交付时的市场价值两者之间的比例计算减价。
价款已经支付，买受人主张返还减价后多出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
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买受人以出卖人接受价款时未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为由拒绝支付该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违约金应当自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算；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明确载有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或者变更主合同相关约定内容的除外。
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付利息。
人民法院裁判支持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该违约金应当计算至买受人实际付款之日。第二十五条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六条 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当事人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约定的违约金高于因合同解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的，对高出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对方违约为由主张支付违约金，对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法院若不支持免责抗辩时，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
一审法院未予释明，当事人就违约金过高提起上诉，对此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抗辩成立而未予释明，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承担违约金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
第二十八条 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主张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本解释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进行认定。
第三十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也有过错，违约方主张扣减相应的损失赔偿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的同时，对方亦因此获有利益，违约方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对方所获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 买受人在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但不知道该瑕疵会导致标的物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三条 合同约定减轻或者免除出卖人对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但出卖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告知买受人标的物的瑕疵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约定无效。
六、所有权保留
第三十四条 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标的物所有权保留的规定，仅适用于动产买卖等交易。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约定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前，买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出卖人造成损害的，出卖人可以取回占有标的物：
（一）不依约定支付价款；
（二）不依约定完成特定条件；
（三）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者为其他不当处分。
出卖人取回占有的标的物价值显著减少，要求买受人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本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下，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卖人主张取回占有标的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六条 出卖人取回占有标的物后再行出卖的，出卖所得价款依次扣除取回和保管费用、再交易费用、利息、未清偿的价金后，如有不足的，出卖人可以继续要求买受人清偿；但买受人有证据证明出卖人再出卖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除外。
七、特种买卖
第三十七条 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分期付款”，是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期间内分两次以上向出卖人支付。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约定违反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损害作为消费者的买受人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第三十八条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在解除合同时可以扣留已受领价金，出卖人扣留的金额超过标的物使用费以及标的物受损赔偿额的，对于超过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对标的物的使用费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同地同类标的物的租金标准确定。第三十九条 合同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的样品质量与文字说明不一致且当事人不能达成合意，样品封存后外观和内在品质没有发生变化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样品为准；样品封存后外观和内在品质发生变化的，或者当事人对是否发生变化有争议的，应当以文字说明为准。第四十条 试用买卖合同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已经支付一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买受人同意购买，但合同另有约定或者买受人为消费者的除外。
在试用期内，买受人就标的物为出卖、出租、设定担保物权等试用以外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买受人同意购买。
第四十一条 买卖合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试用买卖：
（一）约定标的物经过试用或者检验符合一定要求时，买受人必须购买标的物；
（二）约定第三人经试验对标的物认可时，买受人必须购买标的物；
（三）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间内可以任意调换标的物；
（四）约定买受人在一定期间内可以任意退还标的物，出卖人返还价款。
第四十二条 试用买卖合同没有约定使用费或者约定不明确，出卖人主张买受人支付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八、其他问题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以对账单、结算单、还款协议等确认的数额有重大差异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进行审查。
当事人一方以上述数额有重大差异为由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十四条 出卖人履行交付义务后诉请买受人支付价款，买受人以出卖人违约在先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一）买受人拒绝支付违约金、拒绝赔偿损失或者主张出卖人应当采取减少价款等补救措施的，属于行使抗辩权；
（二）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提起反诉；
（三）买受人以出卖人违约在先进行抗辩但未明确主张的，经释明后仍未明确主张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本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五条 在性质上与买卖合同不符的其他有偿合同，不能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权利转让或者其他有偿合同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引用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六条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发布的有关购销合同、销售合同等有偿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的规定，与本解释抵触的，自本解释施行之日不再适用。
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