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院关于刑事案件款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指导意见

第一篇：广东省高院关于刑事案件款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指导意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刑事案件赃款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

指导意见

粤高法发[2009] 62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赃款

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指导意见》的通知

全省各中级人民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现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赃款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院刑一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案件赃款 赃物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指导意见

为了及时、妥善处理刑事案件中的赃款赃物，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的合法财产，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刑事审判中处理赃款赃物工作的实际，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及其孳息，均属赃款赃物。赃款赃物中属于被害人合法财产的部分，应当依法返还；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没收，上缴国库。

二、移送人民法院的刑事案件，赃款赃物已经扣押在案并已依法返还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亲属的，应当在裁判文书的事实、证据部分写明。

三、移送人民法院的刑事案件，对于已经扣押、冻结在案的赃款赃物中属于被害人合法财产的部分，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前尚未返还的，应当在裁判文书的判决结果中写明由扣押机关发还被害人或已死亡被害人的亲属。

四、需要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赃款赃物，不属于财产刑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属于侦查、控诉工作的延续。对于赃款赃物没有查扣随案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原则上不对赃款赃物作出判决；确需对赃款赃物先行作出判决的，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提出，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的判决结果中写明由侦办机关继续追缴赃款赃物或由侦办机关责令犯罪分子退赔赃款赃物。

五、发还被害人、追缴、退赔和没收的赃款赃物，应当在裁判文书的判决结果中写明其名称、种类和数额。

对于侦办过程中查扣随案的不属赃款赃物的其他财物，应当依法 返回原主，原则上由查扣的侦办机关处理，人民法院不作裁决。

六、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本意见与国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相抵触的，应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内容执行。

主题词：刑事审判 赃款赃物 适用法律

意见

通知

抄送：最高人民法院刑一、二、三、四、五庭

省委政法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人大法委、内司委，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09年8月25日印发

（共印100份）

第二篇：信用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

信用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9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5次会议、200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动，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复制他人信用卡、将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伪造信用卡1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空白信用卡10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伪造信用卡”，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25张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50张以上不满250张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伪造信用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伪造信用卡25张以上的；

（二）伪造的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单独或者合计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三）伪造空白信用卡250张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本条所称“信用卡内存款余额、透支额度”，以信用卡被伪造后发卡行记录的最高存款余额、可透支额度计算。

第二条 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不满100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数量较大”；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张以上不满50张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数量较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张以上的；

（二）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100张以上的；

（三）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50张以上的；

（四）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10张以上的；

（五）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10张以上的。

违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第三条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或者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及信用卡1张以上不满5张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处罚；涉及信用卡5张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数量巨大”。

第四条 为信用卡申请人制作、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涉及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涉及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分别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定罪处罚。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或其人员，为信用卡申请人提供虚假的财产状况、收入、职务等资信证明材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分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第六条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

（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

（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

（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

（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恶意透支，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在第一款规定的条件下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单位犯本解释第一条、第七条规定的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依照各该条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三篇：关于聚众斗殴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专题研讨

关于聚众斗殴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专题研讨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

注：以下是转于《刑事审判参考》第60集的问题探讨栏目，该文并非简单引用江苏省高院当时发布的该研讨全文（原文见：http://10.132.75.9/ksjcy/showart.asp?id=112），而是作了删减、修改，可以对照研究。

为切实解决聚众斗殴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突出问题，提高审判质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12—14日举办了全省法院关于聚众斗殴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专题研讨培训班，围绕聚众斗殴案件的定罪、首要分子与其他积极参加者的认定及其刑事责任、犯罪转化、犯罪未完成形态、“持械”的含义和附带民事诉讼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并就其中若干问题形成了共识。现综述如下：

一、关于聚众斗殴案件的定罪问题

（一）聚众斗殴案件罪与非罪的一般界限

犯罪构成是评价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规格和标准。审判实践中，要注意防止对聚众斗殴案件定罪扩大化的现象。聚众斗殴罪的主体包括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聚众斗殴的一般参加者不以犯罪处理。不能把轻微的打架行为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对于未达到轻伤以上的伤害行为，不能为定罪而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对于群众中因民事纠纷、邻里纠纷引发的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后果不严重的，不宜认定为聚众斗殴罪，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处理。

（二）聚众斗殴案件定罪的三种具体情形。

1．单方能否构成聚众斗殴罪

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将双方主观上均有斗殴故意并实施互殴的行为认定为聚众斗殴罪，才能真正反映出行为人聚众斗殴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危害本质，故构成本罪要求双方同时构成犯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罪不要求斗殴双方同时构成本罪，一方有斗殴故意并纠集三人以上进行斗殴的，就符合本罪的主客观要件。即使对方没有互殴故意，对有斗殴故意的一方仍可认定为聚众斗殴罪。

我们认为，聚众斗殴的双方通常同时构成犯罪，但本罪的犯罪构成并未要求双方均有斗殴故意和聚众斗殴行为。一方有互殴故意，并纠集三人以上，实施了针对对方多人或其中不特定一人的斗殴行为，而对方没有互殴故意的，对有斗殴故意的一方仍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但要注意区分聚众斗殴与共同故意伤害、共同故意杀人的界限，对于一方有明显伤害或杀人故意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2．临时起意聚众斗殴的定性

对于一方有斗殴故意，纠集三人以上找另一方进行斗殴，另一方开始没有斗殴的故意，但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产生斗殴故意并纠集多人进行互殴的情形，多数意见认为，对双方均可认定构成聚众斗殴罪，但要注意区分聚众斗殴罪与正当防卫的界限。

3．一方不足三人的斗殴的定性

一种意见认为，成立聚众斗殴必须双方均达三人以上，斗殴中有一方不足三人的，双方均不构成聚众斗殴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斗殴时。方达三人以上，另一方不足三人的，只要双方均有互殴的故意，对双方均可认定为聚众斗殴罪。第三种意见认为，聚众三人以上斗殴的一方可以构成聚众斗殴罪，不满三人的一方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研讨认为，双方均有互殴故意，对达三人以上的一方，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罪；对不足三人的一方，不认定为聚众斗殴罪，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聚众斗殴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

1．聚众斗殴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

聚众斗殴罪与多人共同实施的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罪较易混淆，一般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区别：一是客观表现不同。聚众斗殴一般参与人员多，规模较大，暴力程度更高，行为后果也更为严重；随意殴打他人的寻衅滋事，参与人数一般相对较少，暴力程度和行为后果也相对较轻轻。二是犯罪对象不同。聚众斗殴的犯罪对象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针对性，直接指向斗殴的对方；寻衅滋事的犯罪对象则具有随意性和不特定性。三是犯罪动机不同。聚众斗殴的动机一般是为了逞强争霸，或是团伙之间循环报复，目的是通过斗殴恐吓、制服对方；寻衅滋事的动机一般是肆意挑衅、无事生非，目的是寻求精神刺激。

2．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聚众斗殴与多人共同实施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具有共性，一般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区别：一是客体不同。聚众斗殴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往往不针对特定的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则侵害他人的健康、生命，指向特定的人。对于单方聚众，针对特定对象实施盼伤害或杀人行为，应直接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二是客观行为不同。聚众斗殴罪既包括聚众行为，又包括斗殴行为，有一个拉帮结伙的过程；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一般不包括聚众行为，只是在共同犯罪的情形下；有一个犯意沟通和纠集人员的过程。三是动机和目的不同。聚众斗殴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私仇宿怨、争霸一方、抢占地盘等流氓动机，一并具有斗殴故意；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则往往由明确矛盾引起，目的是伤害或杀害对方。

二、关于聚众斗殴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的认定

（一）首要分子的认定 研讨中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案件中的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纠集者。另一种意见认为，对纠集者是否认定为首要分子，应区别不同情况。对那些按照起意者_、策划者要求实施纠集行为的，不能一概认定为首要分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纠集行为已经包含在组织行为之中，不应将纠集者与组织者并列作为首要分子。

我们认为，聚众斗殴酶酋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对于被纠集者又实施纠集他人的二次纠集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首要分子。对于在幕后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不论其是否直接实施斗殴行为，都应认定为首要分子。

（二）积极参加者的认定

研讨中一致认为，在聚众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或者直接致死、致伤他人的，可以认定为积极参加者；在聚众和准备斗殴中行为积极并起重要作用的，不论是否直接实施斗殴行为，也可以认定为积极参加者。具体认定时要注意防止降低认定标准，导致扩大打击面的倾向。

三、关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转化定罪与刑事责任

（一）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转化定罪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是否一律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转化定罪，研讨中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该款属于法律拟制，斗殴者致人重伤、死亡的，不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均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款属于注意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不能简单地以结果定罪，只有在符合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为此两罪。

对聚众斗殴中有直接伤害或者杀人行为的，是直接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还是转化定罪，也有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斗殴中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而同时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和第二百三十四条或第二百三十二条的，可以从一重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应转化定罪，则不论行为人是否出于直接故意，都应适用该款转化定罪，而不应直接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只有当行为人针对聚众斗殴参加者以外的人实施故意伤害或者故意杀人行为的，才应直接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并与聚众斗殴罪实行数罪并罚。

研讨认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按照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来定罪，不能简单地以结果定罪。聚众斗殴中，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的，即使仅造成被害人重伤的，也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行为人出于伤害故意，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或者伤害的结果持放任态度的，则可根据具体结果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只有聚众斗殴过程中致人重伤、死亡，才发生定罪转化问题；如果聚众斗殴行为已经结束，行为人又故意致其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则不能转化定罪．而应以聚众斗殴罪和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

（二）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罪数认定 研讨中一致认为，对于参加聚众斗殴多起，其中一起或数起中致人重伤、死亡的，按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对其他未造成重伤、死亡后果的，按聚众斗殴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对聚众斗殴中行为人致不同对象重伤和死亡的情形如何定罪，存在意见分歧。—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下，行为人出于一个概括故意，实施了一个聚众斗殴行为，造成了轻重不同的损害结果，应以重罪故意杀人罪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以为，行为人致不同对象重伤和死亡，系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为，不能以重罪吸收轻罪，应分别定罪，数罪并罚。

聚众斗殴中部分积极参加者转化为故意杀人罪，部分积极参加者转化为故意伤害罪，如该重伤、死亡的后果均在首要分子的概括故意内的，一种意见认为对首要分子应以重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数罪并罚。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既致人重伤又致人死亡的，对同一行为人的转化定罪，采取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一罪即可，不实行数罪并罚；如该重伤和死亡结果均在首要分子概括故意内的，对首要分子以重罪故意杀人罪转化定罪，也不实行数罪并罚。

（三）首要分子对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刑事责任

1．聚众斗殴致对方人员重伤、死亡时，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首要分子应对其组织、策划、指挥的全部罪行负责，只要其同伙在斗殴中致对方人员重伤、死亡，即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如有证据表明重伤、死亡结果在首要分子概括故意之内的，应转化定罪，如重伤、死亡结果在首要分子故意之外，是直接实施者实行过限的，首要分子不转化定罪，而以聚众斗殴罪从重处罚。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应对其组织、策划、指挥的全部犯罪承担责任；首要分子在组织、指挥聚众斗殴犯罪中明确要求其他积极参加者不能造成他人伤亡的，其他积极参加者致人重伤、死亡时，对首要分子可不转化定罪，而以聚众斗殴罪从重处罚；首要分子未明确禁止致人重伤、死亡的，其他积极参加者致人重伤、死亡时，对首要分子应当转化定罪。

2．双方都构成聚众斗殴罪，对方致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本方的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是双方或者多方成群结伙斗殴破坏

公共秩序的行为，斗殴双方对可能发生人员伤亡的结果都有预见并持放任态度，故对方致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本方的首要分子也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承担刑事责任以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为基础，当对方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时，本方首要分子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只是该后果的条件，而非直接原因，故不应对该结果承担责任，亦不应转化定罪。研讨认为后一种意见较为合理。

3．聚众斗殴中本方人员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本方积极参加者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是对象认识错误，该错误不影响犯罪性质，故本方首要分子对该后果应当承担责任，也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首要分子没有致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故意，本方积极参加者造成本方人员重伤、死亡的，超出了首要分子的故意内容，首要分子对此不应承担责任，也不应转化定罪。研讨后认同后一种意见。

4．斗殴中第三人主动参与，帮助一方殴打对方，造成对方人员重伤、死亡的，首要分子是否转化定罪

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如首要分子明知行为人主动参与而不加阻止的，应转化定罪，如首要分子不知道行为人主动参与帮助殴打对方的，则不能转化定罪。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更为合理。

（四）积极参加者对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刑事责任。

研讨中一致认为，对聚众斗殴中直接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行为人，应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如不能查清直接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行为人和共同加害人的，对积极参加者均不能转化定罪。

在直接致人重伤、死亡的加害人明确的情况下，对于没有直接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积极参加者是否转化定罪，存在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积极参加者如没有直接造成重伤、死亡结果，其行为则与该结果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不应转化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对被害人有共同加害故意和行为的，均应转化定罪。共同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共同行为包括直接致人重伤、死亡的行为，也包括互相配合的组织、协助行为。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中部分积极参加者致人重伤、死亡，其他积极参加者对被害人有共同加害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中相互配合、支持的行为，对共同加害的其他积极参加者也一并转化定罪，但应根据各共同加害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作用及原因力大小等情节，区别适用刑罚；聚众斗殴中致人重伤、死亡，不能查清直接加害人，但能够查清共同加害人的，对共同加害人均转化定罪；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既不能查清直接加害人，又不能查清共同加害人的，仅对首要分子转化定罪、，对其他积极参加者以聚众斗殴罪从重处罚。

四、关于聚众斗殴罪未完成形态的认定问题

（一）关于聚众斗殴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

研讨中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罪不存在未完成形态，只要实施斗殴行为就是既遂，尚未实施斗殴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第二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核心行为是斗殴，聚众是为斗殴做准备，贿聚众行为，没有实施斗殴行为的，是犯罪预备。第三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存在预备、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态。但对聚众斗殴罪的着手时间，第三种意见中又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以聚集人员为着手，如人员尚未实际聚集，仅是为聚集而相互联系的，属于犯罪预备。有的认为应以聚众基本完成并准备斗殴时为着手。斗殴一方或双方人员已经聚集，在途中或者斗殴现场医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斗殴未逞的，是犯罪未遂；在聚集之前被迫停止犯罪的，则是犯罪预备。还有的认为应以斗殴双方聚众完毕且已经处于同一时空，斗殴即将发生为着手，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斗殴未逞的才能认定为犯罪未遂。研讨认为，聚众斗殴罪属于行为犯，存在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态。聚众斗殴罪客观上系复合行为，包括聚众和斗殴，行为人为斗殴而聚众，属于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人聚众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实施斗殴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可以聚众斗殴罪（未遂）处罚，但应综合考虑案件的起固、社会影响等具体情节。

（二）关于聚众斗殴罪是否存在部分参加者既遂、部分参加者未遂的情形

对此问题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中部分参加者已经实施了斗殴行为，部分参加者尚未实施斗殴行为的，对尚未实施斗殴行为的参加者应认定为未遂。另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是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之间是一个整体，聚众斗殴过程中，只要部分参加者已经实施了斗殴行为，所有参加者都应当认定为既遂研讨认为后一种意见符合共同犯罪的认定原理，更为妥当。

五、关于聚众斗殴中“持械”的认定

（一）关于“械”的含义

对此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械”严格限制在匕首、刮刀等治安管制刀具和枪支的范围内。另一种意见认为，“械”的范围应当广于“凶器”，除治安管制刀具、枪支以外，还包括棍棒等足以致人伤亡的工具。但这两种意见都认为，对“械”的认定应有统一标准，不能依据实际损害结果认定所使用的工具是否为“械”。对于使用“械”以外的工具致人重伤、死亡的，应适用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转化定罪，不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械”的认定，要考虑被告人所持物品的物理性质，更要结合案情判断此物在犯罪中所起实际作用的大小。对于通常情况下不会致人伤亡，但在斗殴过程中被用作伤人工具的，如果造成对方轻伤以上后果，即可认定为“械”。

研讨认为，第三种意见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有利于解决具体案件中“械”的认定问题，较为可取。对于持砖块、酒瓶类物品进行斗殴的，是否认定为“持械”，应结合所持物品在斗殴中的使用情况及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综合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二）关于携带器械而未使用的情形是否属于“持械”

对于“持械”是仅指聚众斗殴中使用器械，还是包括携带器械且主观上有使用故意，但实际未使用的情形，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持械”应理解为利用器械进行斗殴，包括使用器械殴打和威胁对方，对于携带器械而没有用于斗殴且没有显露的，不能认定为持械。另一种意见认为，携带器械且主观上有使用故意的，增强了被告人的斗殴决意，其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性也随之增强，故被告人即使没有实际使用器械，也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研讨认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把“持械”规定为聚众斗殴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在理解时应当使结论与处罚保持均衡，即不能把“持械”仅理解为使用器械进行斗殴，也应当包括在斗殴中故意显示所持器械但未实际使用的情形。

（三）关于部分被告人持械时如何认定持械人的范围 1．对于事前预谋持械斗殴的，讨论中一致认为，各参加人对持械具有共同认识，形成了持械的共同故意，不沧个别参加者在斗殴中足否实际持械，对持械一方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均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测于未参与预谋持械且斗殴时未持械的积极参加者，不能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2．对于事前未预谋持械聚众斗殴的，持械人自行携带器械或者临时起意在斗殴现场寻找器械与他人斗殴的，一种意见认为，应认定首要分子和实际持械者为持械聚众斗殴，其他积极参加者不认定持械聚众斗殴；另一种意见认为，如首要分子叫知有人持械而不阻止的，首要分子和实际持械人均属于持械聚众斗殴，其他积极参加者不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研讨认为，参与预谋持械聚众斗殴，或者明知本方人员为斗殴而持械，即使本人未携带和使用器械，也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持械斗殴既包括事先准备器械并持械参与斗殴，也包括斗殴过程中就地取得器械并持械进行斗殴。

3．对于聚众斗殴中一方持械，另一方未持械的，对未持械的一方不能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

六、关于聚众斗殴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一）聚众斗殴的参加者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此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参加者，不论是否系刑事被告人，只要在聚众斗殴中遭受物质损失的，其本人或近亲属均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害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聚众斗殴的参加者如系刑事被告人，则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三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参加者，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伤害他人及自己被他人所伤，仍参加斗殴，故不论是否系刑事被告人，原则上均应自行承担责任，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当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时，受重伤或死亡者既是聚众斗殴犯罪的参加者，又是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被害人，故其本人或者近亲属可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适用混合过错责任原则。

研讨认为，第三种意见较全面考虑了有关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和聚众斗殴案件的特殊性，符合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原理，也有利于实践中具体处理聚众斗殴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二）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情形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时，聚众斗殴的参加人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聚众斗殴的一方参加者之间相互配合，相互联系，是共同侵权人，应共同对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由转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他刑事被告人和共同致害人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同一罪名的被告人之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区别案件具体情形处理：对于致人重伤、死亡的共同加害人明确的案件，首要分子和共同加害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其他参加聚众斗殴者不承担赔偿责任。各共同加害人应按其过错程度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分担赔偿份额，且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其中，首要分子与直接致害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其他共同加害行为人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对于致人重伤、死亡的加害人不明确的案件，致人伤亡一方的所有参加者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对于如何具体分担责任，又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由致害方的参加者对赔偿总额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并互负连带责任；如参加者能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造成的，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种情形下无法确定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大小，可由首要分子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他参加者对剩余份额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研讨认为，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的，首要分子和直接致害人均转化罪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他不转化罪名的刑事被告人的斗殴行为与重伤、死亡结果之间也有一定因果关系，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中，转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其他不转化罪名的被告人承担次要赔偿责任且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转化定罪的被告人或者不转化定罪的刑事被告人均有两人以上的，同一罪名的被告人之间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聚众斗殴一方的被告人，对于本方人员的重伤、死亡后果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篇：广东省高院关于合同诈骗等犯罪的指导意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

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粤高法[2002]87号）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广州铁路运输两级法院：

为严格、准确执行《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根据我省实际情况，本院对办理走私、金融犯罪、合同诈骗等刑事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现将该《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如果在执行中遇到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相抵触的，以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为准。

二OO二年七月二日

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

一、关于走私犯罪案件

1、关于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走私犯罪的主观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进出口货物、物品的应缴税款，或者逃避国家有关货物、物品进出口的禁止性规定而实施上述行为。

“明知”是指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海关法规。对于行为人否认有走私故意的案件，应当根据通常的经验、行为人的具体行为等全面审查认定。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认定行为人有走私的故意，但是有证据证明其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1）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或者限制进出境、没有合法证明的货物、物品，逃避海关监管的；

（2）在车、船上使用带有夹层箱、“暗格”、水下拖箱等特制工具运输、携带货物、物品，逃避海关监管的；

（3）以明显低于正常进出口价格、税额进行“包税”或者通关交易的；

（4）从事外贸经营、报关、口岸运输、跨境运输的从业人员在货物进出口业务中故意实施违反海关监管行为的。

3、关于走私特定物品的认定。走私特定货物的犯罪，行为人除了具有走私的故意以外，主观上还必须明知走私的对象是毒品、假币、淫秽物品、枪支弹药等特定物品。在处理这一类案件时，既要防止客观归罪，也应当认真审查分析行为人的辩解。足以认定行为人有走私故意，但确实不能认定其明知走私是特定物品的，一般可按走私普通货物罪处理。

4、关于走私共犯的问题。《刑法》第156条规定的“与走私罪犯通谋”主要适用于没有直接实施犯罪活动而仅为走私犯罪提供方便的帮助犯。明知他人进行走私活动，而为其提供帐号、发票、证明、资金、贷款，或者为其运输、保管、邮寄、销售货物，可以视为“通谋”.在进出口货物的委托、代理、居间活动中，明知受委托人无法通过合法途径代理进出口货物而仍然委托其代理进出口的，或者向受委托人提供不真实的合同、发票、证明材料的，亦可适用《刑法》第156条的规定处罚。

对于事先与走私分子密谋、策划、联络，有组织、有分工地实施走私行为的，无论其是否直接参与走私活动，均应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按照其触犯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5、关于走私犯罪既遂与未遂的问题。对于不同类型的走私案件，其既遂与未遂的界限有所不同，不能认为走私犯罪必须在行为人将私货销售获利方为既遂。在具体案件中，海上走私的，应以是否进入我国领海、内水为既遂与未遂的界限；通关走私的，应以行为人是否向海关作虚假申报为既遂与未遂的界限；绕关走私的，应以是否越过国（边）境为既遂与未遂的界限；《刑法》第154条规定的“后续走私”的情形，应以销售牟利是否成功来区分是否既遂。

6、关于走私犯罪的主、从犯问题。对于受雇用而实施走私行为的被告人，应当按照其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准确区分主、从犯。如果受雇用后积极负责招募人员、联系交货、指挥航向或运输路线，或者负责报关、联检等事项的，不能因为其不是货主，只是雇用人员就一概认定为从犯；一般的运输人员、船员、报关员等为了得到少量报酬或者只领取工资、不参与直接分赃，受雇主或他人指挥而实施、参与走私行为的，一般可认定为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对走私犯罪的从犯减轻处罚时，既可对主刑减轻处罚，也可以对附加刑减轻处罚，在偷逃税额的1倍以下适用罚金刑。

7、《刑法》第411条规定的放纵走私罪，是处罚海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利用职权放任、纵容走私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其客观表现一般是不作为。如果海关工作人员与走私分子事前通谋，为其提供便利，约定事后分赃，则属于走私共犯。

海关工作人员放纵走私并收受贿赂的，应在受贿罪和放纵走私罪中择一重罪处罚。

8、擅自销售保税货物或者特定的减免税货物、偷逃关税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54条规定处罚；但是，未销售部分不计算入犯罪数额，不按犯罪处理。

9、非法买卖进出口货物减免税批文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二）项规定，按非法经营罪处理。如果在出售批文的同时，提供印章、向海关伪报特定减免税货物、帮助对方办理进口通关手续的，按照《刑法》第154条第（二）项规定，认定双方是共同走私行为。

10、未经合法审批手续而偷运零关税货物入境的行为，没有偷逃应缴的税款，不构成走私罪。

1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认定走私货物、物品所偷逃的应缴税额，应当以走私行为案发时所适用的税则、税率、汇率和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计算，并以海关出具的证明为准。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对海关所出具的证明有疑问的，应当要求海关出具审定完税价格的依据。

二、关于金融犯罪案件

12、关于非法设计、制造或者非法提供、贩卖、运输假币胶版行为的定性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精神，非法设计、制造假币胶版，或者非法提供、贩卖、运输假币胶版的行为，应当按照伪造货币罪追究刑事责任。处理时不认定犯罪数额，按犯罪情节决定刑罚。

13、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数额标准。根据《纪要》第二部分第（三）项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我省法院办理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案件时，以造成损失3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为“较大损失”，100万元以上为“重大损失”.对于违法发放贷款案件和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案件，以造成损失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为“重大损失”，500万元以上为“特别重大损失”。

14、关于《刑法》第194条规定的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的认定。行为人在实施一宗诈骗行为中，既使用了支票、汇票、本票等票据，又使用了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视其以何种票据、凭证为主，在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中择一重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如果在不同宗诈骗行为中，分别使用了支票、汇票、本票等票据和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则应分别认定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数罪并罚。

15、关于集资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行为人集资诈骗20万元以下的为“数额较大”，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为“数额巨大”，10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16、关于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行为人实施上述几类诈骗行为，数额在10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为“数额巨大”，5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17、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行为人实施信用证诈骗行为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为“数额巨大”，10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18、犯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或者信用证诈骗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19、单位犯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按照各该罪个人犯罪数额标准的5倍掌握。

三、关于合同诈骗案件

20、关于合同诈骗案件中一般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罪的界限。《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几种情形，其前提都是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这是区分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的主要标准。非法占有故意的认定，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00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有关规定执行。

21、关于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中山、东莞、江门市及其所辖市、县、区以5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为“数额巨大”，5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湛江、茂名、惠州、潮州、揭阳、汕尾、梅州、河源、肇庆、韶关、清远、阳江、云浮及其所辖市、县、区以4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4万元以上不满40万元为“数额巨大”，4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广州铁路运输各级法院审理犯罪地在广东省内的合同诈骗案件，按照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标准掌握；犯罪地在广东省以外的案件，按照本《意见》第21条第二款的标准掌握。

22、关于单位进行合同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单位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数额在50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为“数额巨大”，300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四、关于单位犯罪案件

23、对于人民检察院指控单位犯罪的案件，人民法院在立案审查阶段应当审查检察机关有否指定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如果没有指定，应当要求其指定。检察机关坚持以单位犯罪起诉又拒绝指定诉讼代表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案件审理期间，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经通知不到庭参加诉讼的，可以裁定对被告单位中止审理，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继续审理。

24、犯罪单位在起诉时已被注销的，如果检察机关坚持以单位犯罪起诉，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件审理期间被告单位被注销的，裁定对被告单位中止审理，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继续审理。

25、单位犯罪后犯罪单位发生分立、合并等变更的，在审判中仍以原犯罪单位作为被告单位。对被告单位所判处的罚金刑，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罚金高于变更后的单位承受的财产的，可在执行中予以减除。

26、单位与单位共同犯罪或者单位与个人共同犯罪的，应当根据其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按照《刑法》关于主、从犯的规定分别处罚。对与单位共同犯罪的个人应按照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地位、作用，依《刑法》关于个人犯罪的规定处罚，不能比照单位犯罪的责任人员量刑。

27、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果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明显不同，可以区分主、从犯。但这种区分与责任人员之间原来的职务没有必然的联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不是当然的主犯。对其中的从犯，可以按照《刑法》对单位犯罪责任人员规定的法定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无法区分主、从犯的，应当按照其各自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28、犯罪单位集体决定自首，或者主要负责人代表单位投案自首，或者参与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投案自首的，应当视为犯罪单位自首，依法可对该单位从轻处罚。

29、犯罪单位构成自首，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构成自首，应按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解释的规定审查确定。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接受审判的，可以依照《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拒不交代主要犯罪事实或者逃避追究的，不以自首论。

发布部门：广东省其他机构 发布日期：2002年07月02日 实施日期：2002年07月02日(地方法规)

第五篇：广东省高院关于审理婚姻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一、关于程序问题

1．无效婚姻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前款所称的“婚姻”是指登记婚姻；前款所称的“利害关系人”是指无效婚姻当事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未成年的无效婚姻当事人的其他监护人。

2．人民法院在审理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时，申请人为无效婚姻当事人的，可以根据其诉讼请求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子女等问题作出判决；申请人为利害关系人的，对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子女等问题，不予处理，告知其由无效婚姻当事人另行起诉解决。

3．因重婚导致婚姻无效，人民法院处理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时，应当征求其合法配偶的意见，该配偶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

4．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审查具有《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并依照《婚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子女等问题作出处理。

5．当事人以受欺诈、诱骗、包办等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以上述理由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利害关系人以当事人受胁迫为由请求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6．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以配偶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停止侵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当事人依照《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找有关部门处理。

7．当事人离婚时，未直接抚养子女的男方或女方未经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确定对子女的探望权利，离婚后，该男方或女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行使探望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8．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男方或女方已经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调解书确定其对子女的探望权利，其中一方因有《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事由，需要中止其探望子女权利的，另一方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对方探望子女的权利。

9．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与自己配偶重婚、同居的第三者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以自己配偶和第三者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第三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关于结婚问题

10．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婚姻法》实施后起诉到人民法院请求离婚的，分别以下列不同情况处理：

(1)同居行为发生在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规定处理；

(2)同居行为发生在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施行之后、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二条规定处理；

(3)同居行为发生在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后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处理，即“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11．当事人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了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可以溯及到双方具备结婚的法定条件之时，但人民法院不能在判决书主文中责令双方当事人补办结婚登记。

12．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抚养、监护等案件中，发现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对其婚姻关系的认定，应按本意见

第10条的规定处理。

13．人民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七条规定，在审查当事人是否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的规定，委托医疗保健机构提出医学意见。

14．人民法院在审理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时，对《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婚姻无效的情形，如在起诉前已经消除的，应驳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15．人民法院根据《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审理撤销婚姻的案件时，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为“受胁迫”：

(1)行为人主观上有胁迫的故意；

(2)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威胁、暴力、强迫等行为，且该行为是以对受胁迫人本人或其近亲属的生命、健康、自由、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

(3)行为人的胁迫行为导致受胁迫一方违背真实意愿而结婚。

16．《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里的“一年”是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延长的事由。

三、关于离婚问题

17．《婚姻法》所称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共同生活，关系相对稳定，且共同生活的时间达到三个月以上。

18．《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所称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的规定，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有无和好的可能等方面作出判断。

19．《婚姻法》第三十三条所称的“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主要包括下列情形：

(1)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

(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4)其他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情形。

20．当事人离婚时对行使探望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人民法院应根据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的原则，对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次数、地点、交接等作出判决。

当事人请求对十周岁以上的末成年子女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应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并结合其他实际情况作出判决。

21．直接抚养子女的男方或女方拒不履行有关探望权的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另一方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对不履行义务的一方进行教育，责令其履行义务。经责令后仍不履行义务的，可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另一方也可以起诉请求变更抚养关系。

对于子女不接受探望的，人民法院应做好申请人的思想工作，待子女消除顾虑后再执行。禁止对子女的人身进行强制执行。

22．《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主要是指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下列情形：

(1)患有严重精神病或尚未治愈的烈性传染性疾病的；

(2)对子女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子女的；

(3)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23．《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的“生活困难”，是指在离婚时夫妻一方个人的收入和全部的财产不足以维持最近时期的基本生活。主要包括：

(1)一方有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完全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

(2)一方因客观原因失业且收入低于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3)其他生活特别困难的情形。

“适当帮助”的具体办法，由双方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生活困难一方的实际需要和另一方的经济能力等具体情况判定，帮助的内容既可以是房屋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等实物形式，也可以是金钱。

24．夫妻没有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即实行共同财产制)，离婚时，一方以抚育子女、照料老人等付出较多义务为由，根据《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要求另一方补偿的，不予支持。

25．《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和处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财产处理问题

26．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双方对其归属问题没有约定，在《婚姻法》实施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该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持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27．《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规定进行认定，但与《婚姻法》第十七、十八条规定有抵触的除外。

28．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虽然没有书面约定其归属，但在诉讼中双方认可有口头约定且无争议的，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29．夫妻双方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第三人在事前知道该约定而与夫或妻一方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该约定对第三人有效；第三人在事前不知道的，夫妻之间的约定不得对抗第三人。夫或妻以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为由，要求以妻或夫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债务的，应当对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30．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友所负的债务；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等，应视为个人债务。

个人债务由个人承担清偿责任。

31．夫妻离婚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生产资料或者私营企业，可分给有经营条件和能力的一方。分得该生产资料或私营企业的一方对另一方应给予相当于该财产或企业一半价值的补偿。

32．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与他人合伙经营或者投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在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前，另一方不得请求直接分割企业的财产。

前款所述企业权益的分割应当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依照占有企业财产的一方补偿另一方相当于所占财产份额一半价值的原则进行处理：

(1)投资成立合伙企业的，可将夫妻财产份额全部处理给经营一方所有，并由经营一方对另一方折价补偿。也可在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由经营一方向另一方直接转让一半的财产份额。

(2)投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可将夫妻全都股份处理给经营一方所有，并由经营一方对另一方折价补偿。也可以在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及受让一方具备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条件的前提下，由经营一方向另一方直接转让一半股份。

(3)以夫妻一方的名义投资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人民法院可调解或判决双方各占一半份额。

(4)投资购买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内部股权的，应将全部股权处理给原持股人所有，由原持股人折价补偿给另一方。

33．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港澳的离婚案件时，对一方在港澳的动产和不动产，只要能证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应与内地的夫妻共同财产合并处理。在对港澳的财产和内地的财产合并处理时，可将港澳的财产分给港澳一方，由其向内地一方作适当的金钱补偿；或者扣减港澳一方在内地财产的应得份额，将内地的财产全部或部分分给内地一方。

如判决子女由内地的一方抚养，可将港澳一方应分得的在内地的财产份额折抵抚育费用，直接处理给内地一方所有。

34．起诉离婚前，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人民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参照《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该行为人少分或不分。

35．夫妻离婚后，其中一方当事人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二年内主张权利，否则，人民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五、关于《婚姻法》的溯及力问题

36．《婚姻法》修改后正在审理的一、二审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一律适用修改后的《婚姻法》。

当事人以《婚姻法》为依据，申请对适用修改前的《婚姻法》作出的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或调解进行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