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研究

第一篇：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研究

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研究

（历史系07级历史二班

尚生平

2007071216

745000）

【内容摘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国家的民族政策，它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在历史上，土司制度曾经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它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成为我们的记忆，继往开来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表面上看，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历史考察的角度说，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历代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不可能截然分割，虽非一脉相承，但一定程度上是有继承性的。历代任何执掌权利的阶级、阶层或者个人，都希望有一个适应国情、适应时代的民族政策，既为我用，又为促进民族的稳定、团结和振兴服务。

【关键词】

土司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

以夷治夷

共同繁荣

（一）从两种制度的发展来看

以制度的起源作为两者比较的起点，是研究事物性质的一条重要途径，重要原理。当代著名哲学家克里普克在论述本质时指出：“一个对象的起源对这个对象来说是本质的。”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也毫不例外。

中原政府通过土官治理少数民族的做法，最早见于儒家经典《易·观·象辞》云：“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易俗，刚柔轻重，迟速异弃，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1]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因俗而治”思想滥觞和理论依据。战国秦汉时期，汉武帝“以兵临滇，滇举国降，请治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并且还设立了特殊的道和初郡来管理少数民族。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猛获，”平定南中骚乱后，为继续进行“隆中策”中“防务在北”的战略，采取“怀柔之策”来笼络少数民族，以安定西南夷大后方。于是任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倾向蜀国的大姓当官。用“平南中功居最多”的李恢为建宁太守，用所谓“执忠绝城”的吕凯为云南郡太守。

以上由土人治土，“以夷治夷”的史事，我们从中窥探出：“封建朝廷与少数民族上层互为所用，相互勾结来统治各族人民。”

唐宋时期，羁縻政策得到全面推广。唐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设羁縻州县，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唐王朝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南与南方设置了885个羁縻府州。[3]羁縻州虽有较大自治权力，都督、刺史也由原部族首领担任，并且可以

世袭，但是这些都督和刺史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还取消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汗”的称号，在经济方面则给予一定的优惠措施，如在羁縻州县基本不收赋税，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收取一点，宋代继承唐制，继续推行羁縻制度。羁縻政策的作用和意义是重大的。它有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使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增进各民族的融合和相互了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代在总结历代王朝特别是总结唐宋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在实施民族政策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始有土司之名。盛于明代的土司制度，乃是“踵元故事，大为恢拓”的结果。[4] 元代的土司制度已基本完备。土司职官有宣慰、安抚、招讨、长司诸司，土官职官有总管、土府、土州、土县等。这些职官除“总管”仅元代设置外，其它职官名称也在后来的明清两代一直沿用。[5]元代土司制度不仅设置职名，而且围绕土司制度所采取的措施也丰富了土司制度的内容。元代在少数民族中、上级地方政权中“参用其土人为之，”大批引用土人为官，而在基层单位则实行以“土酋为官”的政策。“参用土人、以土酋为官”即是实行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实行土司制度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在云南也不例外，据载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云南后，招降各民族地区酋长，即皆设土官管辖。[6]元代在土司的承袭、升迁、惩罚、朝贡、纳赋、军事等方面，都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这表明土司作为一种制度已经逐渐完善。例如，土司的任命而言，就包括了赐予印章、虎符、金字圆符等信物，其目的在于强化其权力，更好的为中央王朝效劳，即所谓“俾符以王官旌节，统摄其部落。”

元代土司成为“一代之制”，对明、清土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太祖废除宰相，加强皇权之后，强化“以夷制夷，分而治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明朝初年，朝廷抓住麓川地区发生内乱，思氏势力削弱之时，拆散其兼并的地域，分设勐养、木邦、勐定三个府，潞江、干崖、大侯、湾甸、勐连、促瓦、散金、者乐甸八个长官司，又把南甸划出建为州，三征麓川后，就革除了麓川宣慰司，以陇把地置陇川宣抚司，在勐卯设同知、在芒市设长官司。麓

川宣慰司就这样被分解成若干个各不相属的政权机构，终于使思氏集团势力不复存在。陇川的户撒、腊撒地区只有一个宽不到两公里，长有三公里的狭长地带，明朝廷竟设置两个长官司，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明清朝代土司制度史上，把土司辖区千方百计化小的史例是数不胜数。

有学者统计，明朝，单在云南设置土司就有300余家。又有学者统计，明清两代云南土司达587家。云南土司设置星罗棋布，《明史·云南土司传》的作者认为“名目淆杂，难以缕析。”其实这与汉代“王国问题”相似，就是为了使其由大化小，由小化了；设立众多土司，从而造就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彼此猜忌、相互对抗的政权；让各自土司之间彼此消耗各自势力，朝廷坐收渔翁之利。终明之世，改土设流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明代改土设流的初步工作，仍为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清初，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入主中原，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因眀制继续推行土司制。《清世祖实录》卷41载：顺治帝曾发布谕旨，“各处土司„„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任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7]这基本上确立了清初对土司的政策。清代对土司的各项制度，基本继承了眀制，但对土司的限制和规定比明更加严格和具体。如规定了承袭人的具体年龄“土官子弟，年至十五，方准承袭。”除此之外，还规定了承袭者的嫡庶次序。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已意识到土司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随着全国局势稳定，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从1726年开始了，土司制度已走上了穷途末路。

雍正四年，清廷委任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都督，全权办理改土归流事宜。鄂尔泰上疏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大土府划归云南，即着手改土归流，可见改土归流重点在云南。不但云南境内所设土职最多，职官种类也最完备。而且元代所建立的土司羁縻制度是从云南实际统治中得到的经验，明代完成这一制度是把云南作为集中施行区的。因此把云南作为重点是无可非议的。

改土归流的过程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到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基本上完成了云南及贵州、广西三省的改土归流。所以说：“自雍正四年到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8]在云南改土归流过程中，鄂尔泰曾提出“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改流部署和策略。就是说在澜沧

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靠今中国内地方向以内设流官；而在这几条江靠外者，仍保留土司制度。可见鄂尔泰改土归流也照顾了特殊地区的特殊条件。经过这次改土归流，云南境内还剩有宣慰使一：车里；宣慰使五：耿马、陇川、干崖、南甸、孟连；副宣慰使二：遮放、盏达；安抚使三：潞江、芒市、勐卯；副长官司三楼纳、亏容、十二关；土知府四：蒙化、景东、孟定、永宁；土知州四：富州、湾甸、镇康、北胜，总共22家。这仅是大土司而言，小土司则保留较多。至到1956年民主改革结束，土司制度才最后消亡。

土司制度是历史上形成的，溯源于秦汉以来的羁縻之制，其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封建社会较先进的民族政策。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延续了好几百年，又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消失，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它在封建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意义。首先，元明清三代在实施了土司制度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南诏、大理那样独立式的地方割据政权。封建王朝对西南地区进行了有效控制，使西南与中原地区联系紧密，巩固了国家完整与统一。其次，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土司地区开科举、设学校，使儒学在这些地区得到传播，促进了当地文教发展。最后，封建王朝对民族地区大大小小首领的任命，使他们增强了“保境安民、守土有责”的责任感，为保卫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总之，土司制度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

民族区域自治的起源呢？首先是列宁在批判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分离主义”时提出来的。他说：“如果很方便，如果经济流通需要，为什么不成立50万居民，甚至只有5万居民的自治州呢？”列宁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要求，并通过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把马克思、列宁的民族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国家。汉族人口占92%，其它55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8%。人口最多的藏、壮也不过5000万多一点人口但中国少数民族一大杂居、小聚居为主，遍布于华夏各地。分布地区占全国总面积60%左右，而且多散布于2万平方公里的国境线附近和有着丰富的资源。毛泽东曾说过：“少数民族占地大物博，汉族占人口众多。”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上一般领先于各个少数名族，起着引领先锋的主导作用，这就形成了我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关系。从而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华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提出、形成、试点、全面推行，不断巩固和不断完善的阶段。中共在幼年时，党内有过照搬苏联模式，主张用民族自决和联邦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无史可鉴，苏联也处于试点阶段。经过长征和抗日战争的实践，党内逐渐由民族自决过渡到民族区域自治来解决民族问题。虽说它与土司制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探析，不应当否认，土司制度对我们今天的民族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共在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都申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要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培养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管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全会上明确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番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下，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回族、蒙古族自治乡、自治区，这实为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最早试点。1945年4月，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求改善少数民族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决的权利。”[9]而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已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古民族自治区。”1947年5月1日蒙古民族自治区政府成立，乌兰夫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成，标志着党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胜利的接受了实践的检验而进入成熟阶段。”[10]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区，它对我国在较大区域内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确立起来。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广泛推广，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一项国家制度确定下来。

1955年至1965年，一批自治州县陆续成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左倾思想影响，民族工作一度受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拨乱反正，党中央重新审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1985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91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通知》，提出了十一条政策和措施。2001年2月又对该法进行了一些修改，该法的修改使民族自治的权利用专门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使其有法可依。为了更好的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建了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旗），合计154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达613.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64%，民族自治地方总人口164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45.4%，全国55个少数名族中，已有45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除了人口很少，居住区域很分散的或很小的赫哲、乌兹别克、塔塔尔、俄罗斯、门巴、珞巴、阿昌、得昂、基诺、高山十个民族外，其它少数民族都建立了同行政的民族自治地方。[11]可以说实施范围比较广，比较深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通过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充分显示了它的规范化、民主化特点，而且自治法也标志着我国开始了用法律规范和调整民族关系的时代。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伟大创举，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它与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制度相比，更具有许多优越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民族的自治平等结合起来，妥善的解决了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决的关系；第二；有助于把国家的政策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从而发挥了地区优势，调动了各民族的积极性；第三，有助于把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正确的解决了祖国的强大同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的关系；第四，有助于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广泛的人权和自主权；第五，有助于把各民族人民热爱祖国与热爱自己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对于加强边疆防务、巩固祖国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经济文化方面来看

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保证。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各个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有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义务。而且促进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因此我认为，土司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无论是过去，还是在未来，它们是否有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比它们在政治上更具有重大意义。

从对人民的剥削来看，实行土司制度后，人民受到双重盘剥，人民不但要上缴官租，还要负担土司的苛捐杂派和劳役。据解放初期调查统计，勐卯土司每年征收官租达10万箩以上，折合350万斤。强征的杂派达数十种，有土司子女嫁娶钱、生育钱、满月钱、满岁钱、土司家族的伙食钱、拜佛钱、出门钱、走路钱、丧葬钱、修建钱、武装钱、门户钱等等。固定的劳役有守坟、抬轿、割马草、刮马屎，吹喇叭、打扫衙门、放冲天炮和做家务事等等，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种无所不包的杂派是一个无底洞，它远远超过了正常官租的几倍、几十倍。

由上看出，土司制度导致土司变成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少数民族本来身处边远山区，穷乡避壤，而封建王朝则不顾老百姓的死活，非但对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不予扶持，还要横征暴敛，征取的主要项目有：差发、朝贡、供征调、承袭纳谷以及巧立名目的额外征收。

“差发，”按年征收一定的金银。居《万历会典》等史书记载，曾向云南傣族年争取金960两，银11600两。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这么多的差发银，在当时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条件下，把实物换成金银，价格悬殊可想而知。按期无法交纳是司空见惯的，明正统元年（1436年），麓川交不足差发银6900两，欠银2500两。

“朝贡，”是人民很重的一项经济负担，因为所贡之物都为地方名产，数量极少，价格昂贵。明书记载，麓川曾6次贡象。以向朝廷表示诚心归顺之意。各地傣族都有贡象之俗，但象是稀罕之物，得之不易，并且要从万里之遥的西南边疆运送到京城，途中所经历的困苦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这样也罢了，但朝廷还有规定：凡贡象必须同时贡马。可是傣族地方产马不多，只能从外地购买。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麓川一次贡马600匹。还有象牙、珍珠、玉石等，异兽珍禽也是指定的常贡品。

“供征调，”也是人民的巨大负担，包括出兵、出服役、出粮、出款，《滇志》记载：“云南从来用兵，皆土司兵。”朝廷调动土司武装极为频繁。南甸司地从明代征麓川到民国末年防堵共革盟，供征调达60多次。各种战争最终是生灵涂炭、遍野饿殍。

“承袭纳谷，”这是朝廷的明文规定。明弘治年间，土司袭职五品以上者纳谷300担；六品以上者纳谷150担。每担为10市斗，算起来，无论纳谷还是折成银两，都是人民的沉重包袱。有些土司按时搜刮不足，只能借贷完纳，实在没办法，还有出卖庄园的。如：万年历四十七年（1619年），北胜州听袭土司高世昌，由于承袭是起关键急需费用，卖掉庄园5处，得银1000两。

总之，土司制度使各族人民受到了敲骨吸髓的剥削，榨取项目之多，数额之大，连土司自己乃至账房总管也说不清楚。

至于文化方面，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文化不仅鄙视，而且把从事民族文化工作看作是非法的，因其认为中华民族只有汉、蒙、满几个民族，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视少数民族是劣等民族，没有什么文化而言。

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促进和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经济发展是连接各民族互助关系的基本纽带，文化进步又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标志。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就提出：“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用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解放后，中共深知少数民族势单力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滞后，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尽快的改善贫穷落后的面貌，迈入先进民族的行列是十分困难的。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要全心全意的积极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963年对新疆工作六条指示特别强调：“首先，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这些国家政策的倾向，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充足的资金保障。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下面以西藏为例予以说明：

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经济实现了质的变化，经济总量实现了飞跃。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17.46亿元，相当于旧西藏的30倍。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五十年前的99%下降至30.9%，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到23.2%和45.9%。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迄今已建立起包括能源、轻工业、纺织、机械、木材加工、采矿、建材、化工、制药、印刷、食品加工等20多个门类，富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蓬勃兴起。到2000年，全区共有各类电站401座，总装机容量达35.62万千瓦，年发电量达6.61亿千瓦时，与旧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时的小电站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以公路运输为主、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立体交通运输网形成、现已建成15条干线，375条支线公路，总里程达2.25万公里，基本上实现了县县通公路。同时开辟了10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建成了总长度1080公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从格尔木到拉萨的输油管道。通信业超前发展，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通信网。2000年底，西藏地区固定电话总装机容量达17.02万门，移动电话总装机容量达12.3万门，互联网站9家。第三产业产值达53.93亿元，在西藏国内生产总值中居首位。[12] 以上数据表明，在全国政策大力支持下，西藏由解放前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已经迈入工业体系健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国家始终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在解放初期，我国十分贫穷落后状态下，仍然从匮乏的财政资金中挤出一部分来给民族地区。帮助贫困山区农民购买农具等，改变其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耕读学校，发展基础教育。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到2000年，西藏全区拥有各类学校956所，在校学生达38.11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85.8%，文盲率下降32.5%，大专以上人口达3.3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前列。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保护并弘扬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家抢救、整理并出版了包括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这三大英雄史诗；搜集、并整理编纂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等包括民族文学、音乐、舞蹈诸多门类的十大文艺集成；维修了西藏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青海的塔尔寺和新疆的千佛洞等大批重要寺庙和宗教场所，其中仅在1989至1994年，国家为维修布达拉宫就投入5300万元和1000公斤黄金。[13]

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5元，而2003年增至8058元，增长14倍，平均年递增11.2%；2007年西藏农牧业进入第二十个丰收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2788元，同比增长14.5%，比全国水平高出约7个百分点，连续五年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比2002年增长了83.8%，比1992年增长了2288元，比1978年的175元增加2613元。[14]1979年，西藏全区农牧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47元，城镇居民为620元，200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1827元和7312元；2007年，西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2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多；“十五”期间西藏累计新增住房面积达到20.86平方米；截止2006年12月底，西藏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14.39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35.2%。[15]西藏总人口由1951年的114.09万人增加到现在的280万多人，人口平均寿命从1951年35.5岁提高到了现在的67岁。[16]

通过两种制度在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窥探出：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民族政策，从民族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人吃人”制度，封建王朝利用土司来剥削劳动人民、控制人民；用搜刮民脂民膏来削弱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又可挑拨土司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相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把实现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当作国家的根本任务，不但在发展特别落后的地区免除税收，而且国家历年都给民族自治地方以巨额的财政补助发放各种生活补助款和救济款，设置民族地区教育补助费、医疗补助费等。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我党立党之本。

（三）从基层利益与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来看

白寿彝先生说：“我们要知人论世，护惜古人。”用今人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历史，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史学观。过去我们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问题，认为一切历史上的东西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因此只看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一面，忽视了相适应的一面。尽管土司制度在总体上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但是它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我们先从它的统治机构来说，多设立户、吏、兵、刑、工六个房，犹如一个小朝廷。各个房设有总管，在户房中设有“那管，”是专门管理各地的田地和农业生产的土目，督察田地是否丢荒，是否按季节耕种和管理、收获，是否有种子、肥料、农具、耕牛，是否有水利灌溉等等，以便进行调节。这与我们现在农村的田间管理十分相似，都是监督农业生产的。“民以食为天，国以税为本。”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如今，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是无法动摇的。总之，在土司制度下对农工业的基层管理是很完善的。

关于农业的基层设施，有些土司还设有“水利谷”、“牛马坊”，用于兴修水利和耕牛调剂，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在解放后50年代对大新县土司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得到的资料。以上是从机构设施方面来说明的，下面我们从它的基层农业设施建设来看：

莫家仁先生曾在忻城县下才村调查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水坝、唐坡、架设的水筒车、水澗等水利灌溉设施。村边几里远处有条河流，老人说：“土司时代，这条河流上架有十几个水筒车车水灌田；在二寨堡境内，江河交错，河上水坝、水筒车也很多。”明清时期，莫镇威等土官土县境修石拱桥、石板桥、石墩桥等百余座，修通外堡石山路3条，在思练堡利用官方设立：“劝农停车所”。在县治

[17]地方鼓励土民纺织土锦、土布等等。由此看来，土司衙门也是关心农业生产的，在历史时期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以上是从经济发展来说的，以下我们从它的政治方面分析。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是绵延不绝的，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而与之相反的是土司统治的州、县，土官土民的起义事件少有发生，即使发生规模也不大，时间也不长。以明朝为例；当时桂西的土司统治地区，社会相对清平；而流官统治的桂东地区，如古田、大腾峡、府江、罗旁、怀远等地，大规模的人民反抗，有的长达两百余年。相比之下，土司土官对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探究其因，首先，我认为以夷制夷顺应了民心；土官土民本是同根生，没有相煎何太急的理由。其次，土官土民有共同的民族信仰、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语言、长期共同的生活在一起。最后，他们的个人声望或家族声望具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我们从它的反抗外敌侵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来说。土司制度萌芽时的宋朝，交趾统治者经常入侵广西边疆州县、掠夺人口和财物。边疆羁縻州的土官土酋率领几万几十万的土兵痛击入侵者，收复失地，保护边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元朝左右江土官土兵在反击交趾入侵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南丹、庆远、融州的土官

和土民，成千上万到思明、太平等地屯田戍边，减少元王朝在兵源上、财力上的巨大压力。明朝时沿边州县如 施、莫紹伦等率土兵、俍兵击退安南入侵者。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女土官瓦氏率田州、镇安、思思、南丹、东兰、那地等府州的俍兵6000余人，至浙江沿海抗击倭人入侵，在王江泾等战役中痛击倭寇入侵者，歼敌2000人，取得了自抗倭以来没有取得过的重大胜利，明廷嘉奖她，诰命为“二等夫人”。清乾隆末年，安南入侵骚扰，两广总督孙士毅率军讨伐，田州土官岑宜栋率土兵2000人随征共讨。后来清军撤退入关，岑宜栋率土兵担当封后掩护；被敌人埋伏，截断退路，岑宜栋率领土兵血染沙场，英勇牺牲。土司土官抗击入侵者给国人以深刻印记。[18]

土司制度下的少数民族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用鲜血阐释了国与家唇亡齿寒的关系。封建王朝对他们有歧视，他们被蔑视为华夏之夷族。有的土司为此自欺欺人，为自己造一个汉族祖先。当然大多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用鲜血来捍卫祖国的尊严。

民族区域自治在给予基层利益方面已经从物质利益上升到政治权利。从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看：在1922年7月至1931年11月的探索阶段，中共二大通过决议：“蒙古、西藏、新疆建立联邦共和国”。它是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合的基层权力表现。1931年11月至1936年10月初步提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张，以1936年10月下旬建立陕甘宁豫海县自治区政府为首次尝试。1937年至1945年抗战阶段融入了“全民抗战”的内容，把民族团结与爱国救亡充分结合起来。1945年至1949年，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实践阶段，逐步建立形成了区、乡、县、省的民族政权体系。如先后在淮南、山东、晋察冀等解放区建立二龙回族自治区、鲁中回族自治区、枣庄回民自治镇等一批县级民族自治地方，贯彻落实了基层民主权利。1949年至1978年，《共同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由民族政策到国家制度的转变。民族自治机构在全国少数民族区域陆续建立，表明了民族自治基层政治权利的全面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884年5月31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基层民主权利用法律形式的确认，也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具备了较完备的形式，走向了成熟阶段。

民族区域自治下，人民生活达到温饱后向小康迈进，还能参与国家的政治生

活，除了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外，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还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土司制度下，这些都是痴心妄想。

维护祖国统一方面，抗战时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少数民族的英雄来说，有回族英雄马本斋，他与日军苦战870余次，最后病逝疆场。从全国来看，台儿庄战役中，卢汉率领云南各族子弟组成滇军，坚守禹王山20多天，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湘鄂西八千苗族战士开赴湘北前线，成为日军西进途中不可逾越的屏障；在云南，白、傣、黎等少数民族群众，肩挑马驮，遇山开山，遇水修桥，保证了滇缅公路的畅通，无数抗日物资正是通过这条大动脉输向了全国抗日战场。

在这两种制度下，各族人民都以不同形式、不同方式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都能抛弃民族间的前嫌，以国家利益为重。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顾全大局与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四）总结

铭记历史，我们才能展望未来。这两种制度虽然孕育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成长在不同的国家体制下，看似是两种毫不相同的制度，其实蕴藏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沿着前人的足迹走到了今天。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发明创造，也是建立在先人失败经验基础上的。所以我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对土司制度的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扬弃与批判。这不是危言耸听，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构成事物的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首先，它们在发挥民族头人作用，培养民族干部方面有接近之处。无论是土司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都需要重视民族头人作用，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在该地区培养和使用更多的民族干部。其次，自治权在一定意义上有相似性。土司制度在土司头人统治的区域内除诚服中央政权，履行国家的义务外，还享有比较充分的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在其自治区内，除执行一般国家地方机关的职能外，还享有相当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详细规定:„„国家举办民族高等教育，在高等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办法„„。最后，这两种制度

实施的前提都是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并且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特殊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这样既保证了国家统一,又实现了因地制宜。

总之，这两种制度都是先民们几千年治边治疆经验的结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继承了土司制度的精华，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民族问题的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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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土司制度

中国土司制度摘要：中国的政治制度涉及面十分宽泛，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无所不包，而在地方上，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政制——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就是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官职，本文分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字：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

一、土司制度简介 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才渐次趋于强化。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到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及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兴起，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自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土司制度曾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民族地区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巩固边防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土司制度毕竟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愈来愈腐败，故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

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出现在元代。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开始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统治。由中央派蒙古官员达鲁花赤进驻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对多民族汉族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地区也

有达鲁花赤与土官共治。元朝土司制度统治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点：

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

第三，明确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以上反映出元朝的土司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只不过处在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而已。明朝才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

明袭元制，并大为恢拓，将图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基于南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封建农奴制分散割据的特殊情况，加之各民族豪酋的长期统治，采取“以夷制夷”为特点的土司制度。

明代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时期，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士官职衔，一是改元代单纯的怀远、安抚为驾驭。【1】 土司职衔的确立。元代虽然设立了土司制度，但是没有单纯的为土司设官职，土司和流官都可担任。明政府完善土司制度的首要一点，就是分别土流，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土司职衔有：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凡府、洲、县各级官职由土司充任着均冠以“与”字，以区别流官，如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等。【2】驾驭土司的手段。明代改安抚政策为对土司的驾驭，企图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牢固掌握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权。分三点：一是在土司继承问题上显示驾驭问题；二是从制度上规定，所有土司必须受地方文武长官的约束，这样就把土司的自主权压缩的很小；三是在土司衙门安插流官，以便对土司进行监视、制约。【3】

关于土司的俸禄，不如流官有俸银，皆以流官相同等级支给米，每月各支米俸如下：月二十六石者宣慰同知；月二十一石者：宣慰副使，宣抚司宣抚使；月一十六石者：宣慰佥事，宣抚副使，招讨使，安抚使，副千户；月一十石者：宣抚同知，长官司长官，宣抚佥事，副招讨；月八石者：副长官，安抚副使”。明朝对土官虽有

此规定，但实际上土官之俸米是取之于民，朝廷并不颁给，土官仍为无俸之官，只是在土官受罚俸处分时，则按月支米数受罚。在承袭方面，明朝对土官的承袭规定甚严，前后变化较大，所有的明文法令皆在防冒袭及因承袭不明引起族人的争端。承袭的经过大概是：土司应将承袭之人依次呈报，在呈请袭职时，要取上司印结、本人宗支图及邻境保结方能承袭。根据《明会典》记载，明代各朝对土司承袭的规定是：1436年（正统元年）奏准：土官在任，先具应袭子侄姓名开报合于上司，候亡故，照名起送承袭。

在升迁与惩罚上，明朝对土司有考察制度，对土司实行升迁和惩罚。升迁途径有：军功，明代土司的升迁，以军功升官的最多；忠勤，一些土司“积有年老”，忠于职守，到一定时间给予升官；纳米，明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驻守大量军队，需要粮食，故采取“纳米升授”土司官职办法；进贡，土司以进贡取悦朝廷，从而得到晋升。惩罚办法有：典型，土司有罪，也与流官一样受到惩罚，而且惩罚也很严厉；革降，将违法土司裁革或降职；迁徙，把有罪土司迁到其他地方安置。[4]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代的土司机构大体都设置于顺、康、雍年间。在清代有新的民族首领归附，因此，清朝政府决定凡土司来降者，皆授原职世袭，雍正十年，在青海玉树地区进

行户口清查划定界限，将一百多个大小部落头人分别委任为土千户，百户，百长，又新增设七百多家小土司。在土司官职、承袭、朝贡、赋税、升迁、惩罚、限制等方面也制定有一套制度。其内容与明朝又有所区别。特别在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后，对残存土司的统治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司的势力大为减弱，只在形式上为土司统治，实际上是在清朝所设的各种流官机构的管辖之下。

改流后土司区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四川土司数有明显的增加，而湖广、云南却有减少，尤以湖广减少最多，与明朝的土司制度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说明清朝土司制度已经大大衰落，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了几百年之久的土司制度基本结束了。

三、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南方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封建民族政策，它产生的初期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该制度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

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第二，该制度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三，该制度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第四，该制度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参考文献 【1】【2】【3】参考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98年9月出版

[4]本段参考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第三篇：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元代在今贵州地区遍行土司制度。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3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7府。

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雍正时，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清末，贵州建置设有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明代贵州土司制度

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湖湘诸土司的归附启其端，继而今贵州地区等西南诸大姓以次服属总其成的。

朱元璋的治黔之策是着意安附，把元代土司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待明政权日益巩固后，其对贵州土司的控制也随之加强。可见，贵州土司的建立具有两个特点：在地域上是由东而西；在方式上是先抚后征。

明代贵州土司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其主要因素有二：一为当地大姓，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贵州土官多源远流长，盘根错结。对于拥有如此雄厚实力的土著豪酋，明王朝要防止“急而生变”，只有采用假予爵禄的办法加以安抚。二为贵州乃多种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又有山川之险。因此，只有任用土官，才“易为统摄”。这就是明代在贵州设置土司的原因所在。

明代土官，武职衔号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文职衔号则有府、州、县之名。随着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势力的加强，除贵州宣慰司外，其它诸司均先后改制。总之，贵州全省虽然土司林立，但其或品职较低，或多处从属地位。究其因，似是贵州与内地较为靠近，明政府鞭长易及所致。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土官制

明代贵州土官来源，除主要录用前元降附土官外，尚有如下诸种途径。

新增土官。保做。纳米陛授。但是，明代贵州土官的承袭在形式上却有两种不同表现。

一是明文规定准予世袭。二是不曾开世袭字样。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明代土官由妇女担任者颇多，其中还出现了一批著名女领袖。

二、贡赋制

额以贡赋，是明代土司制度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

贵州土司需定期入贡马匹和方物。作为报答，明王朝照例给予不同级差的回赐。明代特别是其后期，贵州一些土司地区难予承受赋税负担。

三、土兵制

明代贵州土兵，数量颇多。其中，更以贵州宣慰司所辖土兵称雄。明王朝“驱调”贵州土兵，主要用作“以蛮攻蛮”。总之，明王朝利用土兵“保境”，维护了其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地位。

四、法制

在法律上，明王朝对贵州土司的殊遇，主要反映在宽宥与赎罪两个方面。两方面互为联系的措施，无疑对贵州土司地区起到了“安一方”的积极作用。

五、学校和科举之制

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推行“文德以化远人”的政策。

关于明王朝在贵州民族地区推行儒学

就是说，其主要教育政策可归结如下：(1)在贵州土司地区设置“土学”(2)民族地区的子弟，除进入地方学校外，还可优待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3)特别重视土司继承人的教育，甚至提出了不入学不准承袭的强制性办法。(4)明政府从中央至地方对土人入学均取奖励之策。

关于科举制。明王朝采取重教化之策，其目的在于使贵州土司地区“归顺”、“向化”、“纳赋税入贡”，即为其统治利益服务。但对“蛮民向学”和“变夷俗”，即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和改变一些落后的习俗，具有促进作用。

（三）中央王朝设置土司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造必要条件，以便能做到逐步废除土司制度本身。为此，明王朝采用了两种削弱贵州土司势力的做法。

一、分地众建土司

二、改土归流明代对贵州土司的改流，常见的有三种情况。

(1)利用平定反逆土司之机改流。(2)以不系世袭为理由改流。(3)以自请为理由改流。可见，明代为使改流工作顺利进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严与宽区别对待的处理办法。虽然，明代贵州土司的改流，只是在局部地区内实行；但它为清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概言之，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特别在明初，统治者尚能较好地认识民族问题。据载，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朝，朱元璋指出：这种“御蛮之道”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明代土司制度特征

土流分治 土职（宣慰 宣抚 安抚 招讨 长官 蛮夷长官）有文武职之分；以官品分尊卑 地位较高，与王朝关系紧密

承袭有制“应袭之人必先送册上报” 教化为先，作为土司接替的必由之路 定赋税进贡之法

四大宣慰司：贵州宣慰司 播州宣慰司 思州宣慰司 思南宣慰司

贵州宣慰司地域范围分为水西和水东 水西政治制度：宗法制：政权与族权相结合 则溪制：地缘和血缘相结合，军事和行政相结合 “九扯九纵”制：设置九个平行的部门，由九位行政长官负责

播州宣慰司 播州第二十一代土司杨铿，于1372年归顺朝廷，朱元璋即下诏为播州宣慰使 辖地：遵义、桐梓、正安等 明加强对播州的统治 赋税方面 定每年纳粮二千五百石，改变了过去只向中央朝贡的作法 军事方面 驻兵播州，要求杨氏派子弟入国子监学习经过明平播之役后，海龙囤成为杨应龙最后据点，坚守百余日失守，播州700多年的土司制度随之结束。明平播之后，决定将杨氏据有之播州改土归流，实行流官统治。

思州、思南宣慰司 思州宣慰司 今岑巩、玉屏、石阡、凤岗、榕江 思南宣慰司 今思南、印江、铜仁、镇远、施秉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与四川、湖广毗连，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上，经济较为发达。明初在此建有镇远、清浪、平溪等卫所，与土司犬牙交错

贵州建省的过程，也是改土归流的过程。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建立思南、铜仁、镇远等八府。安顺、镇宁、永宁三州，都匀、安顺二府。改贵州宣慰司为贵阳府

唐设羁縻州，由土著首领占有其地。宋势力达贵州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献地纳土，请求“内附”。所谓“内附”，即是承认、接受中央朝廷的统治，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

两宋与羁縻州的关系比起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王朝规定各地的羁縻州都要向中央定期朝贡

贡物：朱砂、石英、名马、水银、犀角、毡、药物、蜜蜡、名酒、铜鼓

回赐：玉器、金币、巾服、锦袍等

土司制度，起源于汉、唐时期的羁糜制度，所谓“羁糜”，就是中央王朝对鞭长莫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首领笼以职官名号，通过他们进行间接治理，表示对王朝的臣属。汉以后，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封建王朝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治理边疆，施以羁縻，史载很多。羁糜制度不断得到发展。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强大，经济文化繁荣，这与它推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和缓、怀柔政策，特别注意团结、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有关。宋朝建立，依沿唐制设立羁糜州县。土官并拥有自已的武装。这些，呈现了土司制度之雏形。

元朝统一，国家疆土空前扩大。中央王朝对边疆各族地方的治理，感到鞭长莫及，故而沿袭唐、宋的“以夷治夷”之道，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溪洞军民总管府、土州等土司机构，职官参用土人。说明元代土司制度已经在唐、宋羁縻制度基础上确立。明代初，对原来土官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 土司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然而，唐代在全国东西南北边疆民族地区普遍推行羁縻制，但后来只有在西南部和南部、西北地区的羁縻州、县发展成为土司制度，而北、东北地区的羁糜州县却没有发展成土司制度。这是由于北方和东北方的民族多从事游牧业，流动性大，民族变化无穷。而南方和西南的壮族和其他民族从事农业，以种植为根本，分布地域相当稳定。稳定的地域和农业经济，仍是羁縻制度能发展到土司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础。土官世领其土，世长其民，土司制度得以延续。

谈贵州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土司。土司制度是中央对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进行管理的一种特殊方式。地方的土司长官掌握着地方军事、政治、经济等大权。历时1000多年。

土司制度早期对于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做了很大的贡献。早期的土司官很多是从中原派来的。

其次，土司制度独西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的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土司长官的后代在贵州主要是土家族。他们沿袭的完全是中原文化，一直到清末民初，当地的教育都还是儒家的经典文化，四书五经，同时还参与科举，古代的夜郎是一个荒蛮之地。从中原来的田姓带来中原的先进的文化，生产方式等。这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的发展是做出很大贡献的。这样汉文化得以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帮助他们摆脱野蛮，走向文明，发展文化。同时中原的先近的生产耕作方式也被带到了贵州，这些从有的家谱可以看出，当时在土司长官的管理下，贵州的很多地方开始成了鱼米之乡。同时还开设水银、朱砂等厂。成为玉米之乡定是先进的耕作技术的。至于开设水银朱砂等厂就更是需要良好先进的化工技术了。由此看出，由中原派来的土司长官对西南的经济文化的同样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三。早期土司的实行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民族间的相互通婚，相互学习生产经验。加强了民族的发展与团结。使少数民族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同时还使中原的汉族土司长官1000多年后被少数民族化了。比如田姓原来在陕西是汉人。在长期保卫边疆，发展边疆之后，便打上了土著居民的烙印。变成了今天的土家族。就是汉民被少数民族化了。

以上是土司制度对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等的积极影响。

但后来为何有会进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因为后来的土官与中央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土司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从唐、以后就一直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矛盾就日益尖锐。土司制度就显得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再加上土司到后来对广大统治地区的盘剥，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反抗斗争动摇了土司的统治。在我看了土司跟中央政权的矛盾是因为地方土司官的权力过大。土司掌管着一个地方的人口、经济税收、军权，地盘越夸越大。有的土司拥兵自重，敢于跟朝廷对抗。这分明是跟封建的中央集权相矛盾的。

这样中央就开始了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至上而下的先改土府，再改土州。这样是为了分而治之，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州相当与几个县乃至十几个县那么大。这是朝廷决心改土的重要原因。（改土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到清雍正年间，才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州设县分化权力相互制衡。

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有的在土民向封建王朝申请“改土归流”时，王朝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封建王朝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这些都是封建王权表面的一些措施，目的是要彻底地消灭土司制度。流官是由朝廷直接任免，派人流官的好处是便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在设置县的同时，设立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于是在各该省长吏经营下改设村县。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印者﹐参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上述六省以外的内地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

但我们不能对改土归流评价过高，究其实质，这场改革只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中央与地方的角力和斗争，并非以人民利益为重，不可过高评价。

终上所述，土司制度的早期还是利国利民，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到后来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以至它的灭亡。这也验证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历时。土司制度是事物，它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三部曲。虽然它灭亡了，但也有过贡献。我们不要一提改土归流就想到土司制度在阻碍经济社会。我们要求客观全面的看待土司制度的功与过。它的消极与积极作用。了解它的产生背景、历史过程、乃至对当今的社会经济管理都是一件好事。我为的是还历时一个真实。一个真实的土司制度.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前奏是对乌乃、乌撒等土司的改土设流,重点则是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惠水)、罗甸交界处的开辟。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它又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它的影响又具有两重性，即初期、中期的积极作用和后期的消极作用这样两方面的影响。

（一）土司制度的积极影响

土司制度产生的初期，它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剥削，而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事实亦如此，在土司制度开创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安定地方的作用。南方各民族首领被封为土司土官后，在一段时期中与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而地方上也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夷汉相安”的环境就有利于南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另外土司制度的建立，实现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并将南方大量的土司土官置于各地行省的管辖之下，土司土官成为朝迁的命官，土司土官也成了中央王朝官员系统中的一部分，这是祖国统一的一种具体表现。

第二，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夷汉相安”的社会环境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之伴随土司制度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大批汉族士兵和汉族人民进入南方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为各民族人民所接受，因而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以来，南方民族地区在军、民屯田的影响下，封建地主经济因素深入到各民族社会中，使各民族原有的奴隶制、农奴制经济开始瓦解，不断的向地主经济过渡，特别是在靠近内地的地区，如湖北、湖南以及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部分民族地区，由于中央王朝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的贯彻执行，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发展，并在许多民族地区占了主导地位，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

第三，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土司又按规定要定期朝贡，有的土司还须“赴阙受职”，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同时土司和中央王朝为了相互往来的方便，彼此都开辟交通，设驿站，修道路。元朝曾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设立驿站、邮传和修路。道路的修建，驿站和邮传的设置为南方民族地区与内地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方便，有利于南方各民族与内地的来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第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元朝在南方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明朝注意土司地区的文化教育，土司子弟可以优待进入国子监就学，同时还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土司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促进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五，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土司多处在边疆地区，又负有守土之责，所以土司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有过特殊的贡献。边疆地区的土司无论中央王朝内部发生过多么严重的分裂、混战、甚至改朝换代，还是边疆地区遭受外敌入侵蹂躏的时候，边疆地区的上司都是站在国家的统一立场来保卫边疆领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

（二）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统治措施，就其本身来说不如内地的政治制度先进，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因而对南方各民族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消极影响就更加明显。

第一，造成土司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元、明、清中央王朝在建立土司制度的时候，就将“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企图贯彻其中，往往利用甲地土司去对付乙地土司，或者将大土司化分为小土司，让各土司互相对抗，互相仇杀，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这种“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之策在土司之间造成严重的对抗和隔阂，彼此征战、仇杀，破坏了土司地区的安定，特别是土司制度的后期，土司之间争战不息，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第二，土司制度在后期阻碍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保留原来的奴隶制、农奴制生产方式为出发点的，土司世代世其土世其民，对土民形成为一种人身占有关系。土民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之上，人身处于不自由的地位，因而生产积极性不高。特别是当封建地主经济因素传入士司地区后，土司为了维护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千方百计限制和抵制地主经济因素的成长和发展，这就阻碍了土司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土司对土民的私占横征、肆意苛索。弄得土民贫困不堪，更无发展生产的兴趣。

第三，由于土司制度固有的分散性、封闭性、保守性，造成各土司各自为政，致使土司地区原有的落后社会残余长期存在，形成各土司之间的闭关锁国，与外界缺乏应有的联系，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传入受到了限制，使土民长期认识不到土司统治剥削的实质，从而使适应土司制度的奴隶制和农奴制长期延续，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土司制度所产生的敝端，使土司制度固有的落后性更加突出，因此废除土司制度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四篇：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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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本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治理国家，因此在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地都有相关的优惠政策，以更好的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教育、交通并且逐步完善基础设施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这样一项基础制度，因为我国的多民族是以“大杂居，小聚居”为主要分布特点，并且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在西北与西南部，在东部沿海发达区的极少。因此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最大化的实行了优势互补，并且给足了少数民族发展的空间，其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最大化的帮助了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

在多年的实践中，充分说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它有助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的双重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人们关系的融洽和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中国整体综合实力的提升。【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自治机关 自治权 优越性

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历程

一、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为什么要实行区域自治制度呢？中国自古以来，民族众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中国国情出发，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晶先生表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政策。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充实和完善民族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中华民族政策体系。”

（一）我国的现有国情要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我们的本质规定与奋斗目标是共同富裕，我们现在虽然在飞速发展，但是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主席说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因此解决革命问题的最根本方法还应该是改革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国现在具体的国情：

1、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

2、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

3、社会注意具体制度还不完善，还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

既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党与政府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充

分的体现了要把共同富裕放在首位的基本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实行区域自治制度。

（二）“大杂居，小聚居”的 分布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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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少数民族众多，分布地区较广。显著特点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各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聚居区。这样的分布特点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逐渐形成的。我国民族的这种分布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要求我们必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使各民族更加发展。

（三）我国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无比的激烈。而我国在慢慢的成熟过程中也体现出了一些弱势，比如说我们的人口、资源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只有实行民族自治制度，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的发展，才能有序的发展下去。

二、实行民族区域制度的特点

我国的民族区域制度有两大特色，其一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成和工作，根据宪法和法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规定。其二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拥有自己的自治权。

1、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2、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内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而且对人口较少的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分配将依法给予适当的照顾。

3、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以及政府所属工作机构中，要尽量配备少数民族的干部，对基本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干部要优先配备。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1/2或以上的，其干部构成应当与本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少于1/2或者更少的，一般应高于本民族人口比例。

4、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民族立法权，变通执行权，财政经济自主权，文化、语言自主权，组织公安部队权，少数民族干部具有任用优先权。

在我国的民族自治区与制度中，自治区的领导与国家的领导紧密结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各个民族自治地区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的，有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存在，中国的经济才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它的优越性体现在各个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

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符合历史的发展，又符合现实情况，有很大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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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助于把国家统一和少数民族自治结合起来，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又保障了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地区事务的权利。

2、有助于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做到因民族制宜，因地区制宜，从而有利于民族自治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3、有助于把国家富强和民族繁荣结合起来。

4、有助于把各民族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热爱本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

四、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历程

说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有资格说起的就应该是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我国成立了第一个省级的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北京召开了有多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确定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成熟，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步明确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纲领》，其中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45年10月23日，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46年2月18日更明确指出：“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治口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47年5月1日，党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为以后在其他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指明了方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近些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日新月异，据数据显示，2008年，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由1952年的57.9亿元人民币增加到3万多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9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7元增加到1.3多万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近3400元。

其中，内蒙古经济发展速度连续7年居全国之首，新疆经济发展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西藏生产总值比1959年增长65倍。中华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已由1985年的4000多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770多万人。

这些数据都鲜明的指出，内蒙古自治区近几年的发展速度是极快的。它秉承着有序的发展概念，分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向前飞速的发展着。

（一）内蒙古自治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精神，为了确保有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如期实现内蒙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规划的各项目标，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以及扶植条例。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是缩小东西部地经济差距，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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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方面都有一个飞速的提高。在这一点上，内蒙古自治区尤其显现了这一战略实施的影响。在这期间，相关政策条例的颁发使得对内对外的政策措施有所扩大；并且拓宽了投融资渠道的政策措施；在这基础之上，还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土地和矿产资源优惠政策：在教育文化方面，也应急了吸引和利用好人才的优惠政策。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科普工作新发展

当今时代，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占比重很大的一点便是科技，所以政府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推出了多项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普工作。科学技术协会是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适时适需地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思想，传播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学文化，实现科学的广泛扩散、转移和形态转化，从而取得预想的经济、社会、教育和科学文化效果的社会化的科学传播活动。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基本途径。

这些分别体现在如下几点：其一，搭建科普平台，努力扩大宣传面加大宣传力度。其二，搭建科普平台，适时推出优惠政策。其三，搭建科普平台，加大投入力度。其四，搭建科普平台，不断激发影响。其五，搭建科普资源平台，全面发挥服务功能。

（三）内蒙古以优惠政策助推文化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 为加快推进全区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近日，自治区政府出台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内政发[2009]35号文件）和《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内政发[2009]36号文件）（以下简称两个《政策意见》）。两个《政策意见》同时出台，标志着内蒙古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深化文化体制的改革是党十六大、十七大作出的重要的战略部署，自治区分别在自治区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别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以更好的支持文化企业发展。土地使用制度也在其中被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以利于最大化的利用资源。

该项《两个政策》的推出更好的有利于推进文化体制与产业的发展，虽然内蒙古自治区有许多局限性，但是该项政策对此作出的措施更好的发展体制。

在渐渐的成熟过程中，内蒙古自治区因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很多优惠政策对于这里的发展起了明显的积极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①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情况，参见江平主编《中华民族问题理论和实践》，第492—4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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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参见吴仕民主编《民族问题概论》，第383—3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分布情况，参见吴仕民主编《民族问题概论》第386—390页。

④《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⑤自治区政府出台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内政发[2009]35号文件）和《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内政发[2009]36号文件）（以下简称两个《政策意见》）

⑥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情况，参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第五篇：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钟义见

核心提示：10月19日，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渝召开。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专家学者围绕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进行了研讨。为充分阐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深刻内涵，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特将大会发言进行了摘录，以飨读者。

土司研究中名词概念亟须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

在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对规范使用某些名词概念尚未形成共识。比如，对土官、土司概念的讨论由来已久，然未形成定论。有人坚持认为，土官、土司分别指文、武土二职，也有人认为二者实质相同。后者更多强调今天的使用，众多文献也有充分的证实。前者则忽略了更多文献的不同用法，这样表述既不准确，也不能反映土司制度的全貌。

土官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后演变为土司制度的专用语，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土司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新概念，且使用极为普遍。以《清实录》为例，土司出现3678次，土官只有339次。我认为，使用“土司”一词更为恰当。我建议，在今后的研究论述中应统一使用“土司”、“土司制度”。这样不仅遵从多数人的习惯，更是为了规范化。

治专史者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

明之土司见于《明史土司传》，所谓“西南夷来归者”不过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今有学者误将辽东诸卫列为土司，依据为《明史职官志五》于土官后附：“又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云云。此段文字附于土官之后，且无标题，故极易被误作土官之设置。其实，著史者于此段文字前已冠“番夷”二字，意在以有别土官。众所周知，辽东诸卫，为清起家之地，其事为清廷所深讳，修明史诸人焉敢直书其事？然于此亦不能无所记述，故含混书之。据《明会典兵部铨选》记，少数民族之官有“土官”与“夷人”之别，故分列“土官袭替”、“夷人袭替”二条，其制有所不同，虽亦有“达官”、“夷官”“依土官例”者，则更可知其非“土官”也。今日学者切不可潦草读史，治专史者，亦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以免误读历史。

应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

（云南大学教授方铁）

我们应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1949年以来，土司制度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取得不少研究成果。随着近年研究视角的扩展，土司制度领域显现出广阔的研究情景，对诸多问题的探讨也需要深入。例如：中原王朝统治边疆的制度和做法，经历了从初期的简单、混同到后期的细致化和个性化发展的过程，其中以羁縻治策和土司制度最为典型。土司制度可研究的问题，包括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统治形式、社会文化、边疆各民族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等。过去对边疆社会史的研究十分薄弱，我们可凭借土司制度这把钥匙，打开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之门。借助土司制度，可深入探讨土司地区社会的演变史、文化传承史以及居民观念和心态的变迁史等。

土司之乱成明代严重边害之一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李治亭）

西南地区的土司，“自元迨明，代为边害”。有明一代，270余年间，大约每隔七八年间，土司之间或土司与王朝之间就发生一次军事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土司之乱，已成为明朝的严重边害之一。入清以后，康雍乾三朝也多次爆发过规模不等的与土司的军事冲突。探索西南土司之乱的根源，是当今土司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土司历来“各长其部，割据一方”，必然与中央集权的体制不相容。当其势力强大时，或为其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时进入汉族地区劫夺人口，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或受国家的管理体制所限，对土司的管辖不能直接进入中央行政管理体制。质言之，土司地区还没有实行郡县制，而土司自行其事，必与中央行政管辖权相冲突。土司制度被称为“天地间一大缺陷”，土司之乱，实质是国家统一的问题。清雍正时，依据国家与民族“大一统”理念，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与土司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废土司制即废除其特权，代以“流官”管辖地方，归入中央直接管辖，才从根本上铲除土司之乱的乱源，实现了国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真正统一。

土司研究需要进行学术转型

（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成臻铭）

我国自1987年成功地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实现了世界遗产“零的突破”。目前，我国已有45个遗产列入名录，位列世界第二，在申遗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土司遗产申遗，无论给地方政府还是专家学者，在文本编制和基础研究方面均提出了诸多挑战，这在基础研究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开展了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在土司遗址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关联研究方面，仍存在诸多学术盲点。例如，“土司”一词的语境问题，封建王朝借助土司在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等不同地域进行差异化治理的问题，土司的民族版块分布与空间变化，对以土司遗址为代表的土司遗产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挖掘问题等，仍然有待挖掘。

鉴于此，为适应学术发展趋势，加强土司遗产申报力度，土司研究需要进行学术转型，需要在多元文化整合和多样文化并存的视域下，以广泛分布于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的“土司区”为主体对象，与国内外致于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区域治理研究的各个学科形成理论、方法及其他研究内容的对接，进而促成中外比较研究。唯有如此，才能顺利且准确地找到土司遗产蕴含的突出价值，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

警惕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良倾向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邹建达）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研究出现令人欣喜的局面，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倾向应当引起关注和警惕。例如，一些国外学者和极少数国内学者，以一些现代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把土司的设置或“改土归流”视为东方的殖民主义，把封建国家一体化的进程等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另一个较严重的倾向是将土司制度泛化，将其存在的时间上推到秦汉时期，空间扩大到西南以外的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把封建王朝的一些特定边疆民族政策均视为土司制度的内容。上述倾向有悖历史事实，必然得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结论，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构建。还有，研究中理论归纳总结的缺失和碎片化问题也值得特别重视。

“改土归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湖南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教授罗维庆）

土司制度的推行及废除，都是在少数民族主政中央王朝时进行的，这应该是站在少数民族自身的立场上，对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考虑的结果。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尚未成熟的封建专制制度，既无能力也没必要将深山僻野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直接统治范围。“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氓，诚何益哉。”就是当时统治者心理的真实写照。但当封建制度发展到其顶峰时，既无法征税，又不可驻军，只能依靠世袭土司实行间接统治的土司制度，显然不能被己非常完善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所容忍。解决土司割据一方的问题，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康雍乾时期强盛的国力，保证了雍正及后继者“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土司制度的终结也就瓜熟蒂落了。“改土归流”并非是“拯土民于水火，救土民于倒悬”的民族解放，而是中央王朝以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统治、仅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政治制度改革。不论封建统治者目的如何，“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极其深远，不可否认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迅速同化，但它同时也消除了割据，打破了闭塞，促进了交流，使少数民族群体逐渐融入了社会主流圈，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共识化意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