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土司制度

第一篇：藏区土司制度

藏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作为国家推行于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藏区土司制度形成一方面与中央王朝传统治边的政策有关外，另一方面与吐蕃王朝解体后，吐蕃在藏区的戎边大将，割据一方，地方政治的独立化有密切关系。各地封建领主在发展经济、军事势力的同时，均十分重视扶持佛教、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西藏佛教各教派相继建立，而且都和某个有势力的家族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政、教结合的局面。藏区的政治力量通过不断的扩张、兼并与组合，在公元14世纪蒙古入据吐蕃前，已形成十几个较大的政教势力。为了治理这个地域广袤，各地因历史、地理发展差异等原因，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不完全一致的藏区，中央政府自元代以来在除了逐渐采取多封众建、政教合一的僧纲制度；文武相卫、土流参治的卫所制度之外，主要的一项制度就是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本文主要以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施政为背景，通过中央政府对藏区逐渐推行土司制度，从土司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深入剖析藏区土司及藏区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藏区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认为藏区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根据藏区的实际情况推行的，其本质与内涵是传统治边政治“因俗而治”和“天下一统”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且藏区土司始终处于依附与扩张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在对藏区土司制度的内涵与本质分析研究中，分析了土司制度在西南部和中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于宋代，在藏区正式形成于明代，因为土司制度形成的标志就是其职官名称，而土司制的职官名称包括文职和武职，但他们并非同时形成，在宋代文职土司就已形成，明代才正式形成了武职土司。从总体考察，土司制度正式形成于明代。通过考证研究，根据土司家族(部落)粗略统计，藏区各族土司总计849家，其中藏族土司795家，其他各族土司54家。论文不但从职官制度、承袭制度、奖惩制度、朝贡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了藏区土司制度整体性和个体化特点，而且也分析了藏区土司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土司政治对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的影响，尤其是中央政府根据“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与根据“政治神化”准则构建了藏区的集权统治网络，并且成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造的一种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在此基础上，论文通过藏区土司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分析了藏区土司分别与中央政府、寺院的政治关系，认为藏区土司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司为了生存，不时依附于某个政治力量，以期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更为复杂，除了实力弱小的土司基本上能效忠于朝廷而外，势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们，随着中央政府力量的消长而消长：当中央政府力量强大时，土司们基本上能“瑾守王命”，当中央政府力量弱小或无暇顾及时，便结合周边某些土司或寺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央政府通过改土归流，使藏区土司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藏区改土归流主要集中在清朝。明代藏区除了对四川龙州土司进行了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外，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只是在非藏区的西南地区进行。民国虽然也有，但也只是清代藏区改流的尾声。为了进一步揭示藏区土司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论文通过余论中的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总结了藏区土司独特的个体化形态和地域化形态，揭示了藏区土司制度之间以及与非藏区土司制度之间存在的差异，并探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也了解到统治者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政治态度以及自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在藏区推行土司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提供的历史借鉴。

第二篇：康巴藏区土司制度研究

康巴藏区土司制度研究

蒋灿星2019040412

摘要：康巴藏区土司制度在元朝创立，明朝时期得到不断地完善，清初进一步发展，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政策使得其逐渐衰落，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自治改革，康巴藏区土司制度废除。康巴藏区的土司制度在历史上对于巩固祖国统一，维护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康巴藏区、土司制度、研究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继承了唐朝时期的“羁縻制度”，同时新中国建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基础。康巴藏区，别名康区、康巴地区，位于横断山区的大山大河夹峙之中，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部分）、西藏的昌都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地区。康巴藏区是中国三大藏族聚居区之一，在中国西南边疆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有“治藏必先安康”的古训，当代又有“稳藏必先安康”的战略审视。康巴藏区土司制度在元朝创立，明朝时期得到不断地完善，清初进一步发展，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政策使得其逐渐衰落，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自治改革，康巴藏区土司制度废除。康巴藏区的土司制度在历史上对于巩固祖国统一，维护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康区土司制度的起源

土司的名称始于元朝，但土司统治的形式则很早就遍布于整个康区社会。汉、唐时期，康巴地区众多部落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状态，后来经过长时期的械斗和相互吞并，逐渐形成了地域较宽、范围较大的部落。公元583年吐蕃时期，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势力向金沙江以东发展，原康地之诸羌部落均被吐蕃征服统治，并推行其文字、法律和宗教等。唐末吐蕃统治崩裂，吐蕃势力退出康区，康区又分成为若干独立的部落，仍保留各自为政、分散聚居的形态。从唐末到宋末的三百多年间，康区内部兼并分合变化很大，到了元朝时，中央王朝为了统治和便于治理康区，采用“招徕”政策，采取册封部落领袖为官和贵族封号，“稍加约束”，使之“假我爵禄，宠以名号，易为统摄”（《明史·土司传》）。康区土司制度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由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也是一种过渡性的策略。元世祖时期更定区划，在康藏地区设置了三个宣慰司和两个宣抚司，分区加以统治和管理。其下设有各种土职，由各部落的首领担任，号称“土司”，给予“号纸”或“诰文”，为土司获得“合法”统治权的信符，有自行处理当地行政事务之权。

在康区，大大小小的土司有120多个，最有名的四大土司是德格宣慰司, 明正宣慰司, 理塘宣抚司和巴塘宣抚司。号称康北第一土司的“德格土司”，藏语称为“德格甲波”（意为王），以示崇敬。根据德格土司传记记载以及民间传说，德格土司的祖先为吐蕃松赞干布时期的国相禄东赞之后，第29代索朗仁波为八思巴的十三弟子之一，八思巴晚年时派其到岭地之朵甘思治理和管辖该区域。因索朗仁波学识渊博、通晓典籍史书、明德超群，八思巴赞其富有“四德十格”，于是始有德格之称，后来该称呼辗转而成为了地名。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洪武六年（1373），朝廷为控制边疆，先后派官员到康藏地区“招讨”各部落，各部落眼见明代初兴武力雄厚，纷纷表示愿意“归附”，朱元璋效仿元代之法分别授以土司官职，规定可世袭，同时还增设了6个“招讨司”、10个“万户府”、17个“千户府”。

明末清初（1661）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征服康藏时期，在康区设营官征收“贡赋”，土司任其存在并管理地方民事。满清王朝统治康区后对康藏采取武力与怀柔兼施政策，规定土司每三年要向朝廷朝贡一次，准予子女承袭土司封号，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光绪末年（1908）才正式结束。

二、康区土司制度下的等级制度、法律刑罚、宗教制度

1、森严的等级制度

土司作为土司制度下统领一定辖区的最高政治首领，独掌一切军事、经济、政治大权。土司还拥有一套完备的组织机构，来统管辖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刑罚等，而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其最鲜明的特点。

土司制度下的身份地位等级区分十分明确。土司及其亲属生活腐化，骄奢淫逸，绝大多数的百姓和家奴则生活十分的困苦，甚至很多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在土司制度下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土司-头人-百姓-科巴-家奴。土司的儿子将来一定要做土司或做土司的兄弟，而家奴的孩子注定还是家奴，各阶层不存在流动性，各阶层的身份始终是固定的。

虽然在土司的管辖下，有一些百姓是拥有人身自由的，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触犯到土司的禁忌而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成为任人差遣的家奴。“因为土司喜欢更多自由的百姓变成没有自由的家奴。家奴是牲口，可以任意买卖任意驱使。”残酷而森严的等级制度禁锢着康巴藏族人的思想和灵魂，一定程度的上来说阻碍了康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专制的法律和残酷的刑罚

在土司的统治范围内，不仅等级制度十分森严，作为维护自身统治的法律制度和刑罚也十分的残酷。统治某一辖区的土司在自己的辖区内就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土司自身就是辖区内的“法”。每个土司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法律制度，用以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在土司的辖区内，法律只不过是用以维护土司统治的工具。在土司制度下，法律的制定是土司的独断专行。作为上层人，土司喜欢拥有更多的家奴来供自己驱使，“而且，要使自由人不断变成奴隶也十分简单，只要针对人类容易犯下的错误订立一些规矩就可以了。这比那些有经验的猎人设下的陷阱还要十拿九稳。”

在专制独裁的土司统治下，刑罚成为维护土司阶级利益及震慑臣民的工具。只要是在土司辖区内触犯其制定的法律，就会遭受残酷的刑罚。

3、宗教制度

纵观古今中外的任何时代，宗教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麦其上司领地处于汉藏交界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此地的土司和汉族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喇嘛，因此宗教在这片土地上处于尴尬的地位。阿来在《大地的阶梯》中讲述道:“ 在西藏，是神权至上，世俗政权要依附于神权。而在整个嘉绒地区(麦其上司在此范围)，是中央王朝册封的土司手握世俗人权，而僧侣阶层必须依靠世俗权力的支持才能生存。而在很多时候，土司家族本身掌握着神权。

三、总结

从土司制度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说明了在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要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在政治制度的运行中，呈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从今天的民族政策当中可以找出昨天的影子，也能从昨天的历史事件中挖掘有益于今天的经验和教训。这一灵活的传统治边政策，虽有自身的缺陷，但势必对近现代的民族政策产生影响，它的某些合理内核已被我国现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吸收、借鉴，并发扬光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尊循的基本原则和民族自治原则、国家统-原则、民族间经济文化加强联系的原则，都可以从士司制度的渊源、发展及推行过程中的灵活措施中找到它发展的线索，所不同的是由于我们已建立了各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土司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尽管强调民族区域范围内“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自治，但这种自治以民族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与歧视为前提;民族区域自治尽管也强调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性，但它更强调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繁荣。强调民族平等，追求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灵魂，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土司制度的本质区别所在。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土司制度，不仅是为了吸收、借签、比较，更重要的是要从其政策随时势变化中获得启迪。

参考文献：《藏区土司制度研究》 贾霄锋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尘埃落定》 阿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明史-土司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96

第三篇：土司制度

中国土司制度摘要：中国的政治制度涉及面十分宽泛，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无所不包，而在地方上，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政制——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就是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官职，本文分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字：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

一、土司制度简介 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才渐次趋于强化。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到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及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兴起，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自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土司制度曾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民族地区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巩固边防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土司制度毕竟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愈来愈腐败，故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

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出现在元代。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开始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统治。由中央派蒙古官员达鲁花赤进驻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对多民族汉族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地区也

有达鲁花赤与土官共治。元朝土司制度统治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点：

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

第三，明确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以上反映出元朝的土司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只不过处在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而已。明朝才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

明袭元制，并大为恢拓，将图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基于南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封建农奴制分散割据的特殊情况，加之各民族豪酋的长期统治，采取“以夷制夷”为特点的土司制度。

明代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时期，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士官职衔，一是改元代单纯的怀远、安抚为驾驭。【1】 土司职衔的确立。元代虽然设立了土司制度，但是没有单纯的为土司设官职，土司和流官都可担任。明政府完善土司制度的首要一点，就是分别土流，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土司职衔有：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凡府、洲、县各级官职由土司充任着均冠以“与”字，以区别流官，如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等。【2】驾驭土司的手段。明代改安抚政策为对土司的驾驭，企图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牢固掌握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权。分三点：一是在土司继承问题上显示驾驭问题；二是从制度上规定，所有土司必须受地方文武长官的约束，这样就把土司的自主权压缩的很小；三是在土司衙门安插流官，以便对土司进行监视、制约。【3】

关于土司的俸禄，不如流官有俸银，皆以流官相同等级支给米，每月各支米俸如下：月二十六石者宣慰同知；月二十一石者：宣慰副使，宣抚司宣抚使；月一十六石者：宣慰佥事，宣抚副使，招讨使，安抚使，副千户；月一十石者：宣抚同知，长官司长官，宣抚佥事，副招讨；月八石者：副长官，安抚副使”。明朝对土官虽有

此规定，但实际上土官之俸米是取之于民，朝廷并不颁给，土官仍为无俸之官，只是在土官受罚俸处分时，则按月支米数受罚。在承袭方面，明朝对土官的承袭规定甚严，前后变化较大，所有的明文法令皆在防冒袭及因承袭不明引起族人的争端。承袭的经过大概是：土司应将承袭之人依次呈报，在呈请袭职时，要取上司印结、本人宗支图及邻境保结方能承袭。根据《明会典》记载，明代各朝对土司承袭的规定是：1436年（正统元年）奏准：土官在任，先具应袭子侄姓名开报合于上司，候亡故，照名起送承袭。

在升迁与惩罚上，明朝对土司有考察制度，对土司实行升迁和惩罚。升迁途径有：军功，明代土司的升迁，以军功升官的最多；忠勤，一些土司“积有年老”，忠于职守，到一定时间给予升官；纳米，明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驻守大量军队，需要粮食，故采取“纳米升授”土司官职办法；进贡，土司以进贡取悦朝廷，从而得到晋升。惩罚办法有：典型，土司有罪，也与流官一样受到惩罚，而且惩罚也很严厉；革降，将违法土司裁革或降职；迁徙，把有罪土司迁到其他地方安置。[4]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代的土司机构大体都设置于顺、康、雍年间。在清代有新的民族首领归附，因此，清朝政府决定凡土司来降者，皆授原职世袭，雍正十年，在青海玉树地区进

行户口清查划定界限，将一百多个大小部落头人分别委任为土千户，百户，百长，又新增设七百多家小土司。在土司官职、承袭、朝贡、赋税、升迁、惩罚、限制等方面也制定有一套制度。其内容与明朝又有所区别。特别在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后，对残存土司的统治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司的势力大为减弱，只在形式上为土司统治，实际上是在清朝所设的各种流官机构的管辖之下。

改流后土司区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四川土司数有明显的增加，而湖广、云南却有减少，尤以湖广减少最多，与明朝的土司制度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说明清朝土司制度已经大大衰落，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了几百年之久的土司制度基本结束了。

三、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南方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封建民族政策，它产生的初期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该制度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

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第二，该制度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三，该制度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第四，该制度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参考文献 【1】【2】【3】参考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98年9月出版

[4]本段参考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第四篇：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元代在今贵州地区遍行土司制度。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3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7府。

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雍正时，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清末，贵州建置设有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

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明代贵州土司制度

明代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湖湘诸土司的归附启其端，继而今贵州地区等西南诸大姓以次服属总其成的。

朱元璋的治黔之策是着意安附，把元代土司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待明政权日益巩固后，其对贵州土司的控制也随之加强。可见，贵州土司的建立具有两个特点：在地域上是由东而西；在方式上是先抚后征。

明代贵州土司的形成，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其主要因素有二：一为当地大姓，世代据有其地，势力根深蒂固。贵州土官多源远流长，盘根错结。对于拥有如此雄厚实力的土著豪酋，明王朝要防止“急而生变”，只有采用假予爵禄的办法加以安抚。二为贵州乃多种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又有山川之险。因此，只有任用土官，才“易为统摄”。这就是明代在贵州设置土司的原因所在。

明代土官，武职衔号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文职衔号则有府、州、县之名。随着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势力的加强，除贵州宣慰司外，其它诸司均先后改制。总之，贵州全省虽然土司林立，但其或品职较低，或多处从属地位。究其因，似是贵州与内地较为靠近，明政府鞭长易及所致。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土官制

明代贵州土官来源，除主要录用前元降附土官外，尚有如下诸种途径。

新增土官。保做。纳米陛授。但是，明代贵州土官的承袭在形式上却有两种不同表现。

一是明文规定准予世袭。二是不曾开世袭字样。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明代土官由妇女担任者颇多，其中还出现了一批著名女领袖。

二、贡赋制

额以贡赋，是明代土司制度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

贵州土司需定期入贡马匹和方物。作为报答，明王朝照例给予不同级差的回赐。明代特别是其后期，贵州一些土司地区难予承受赋税负担。

三、土兵制

明代贵州土兵，数量颇多。其中，更以贵州宣慰司所辖土兵称雄。明王朝“驱调”贵州土兵，主要用作“以蛮攻蛮”。总之，明王朝利用土兵“保境”，维护了其在贵州土司地区的统治地位。

四、法制

在法律上，明王朝对贵州土司的殊遇，主要反映在宽宥与赎罪两个方面。两方面互为联系的措施，无疑对贵州土司地区起到了“安一方”的积极作用。

五、学校和科举之制

明王朝在贵州土司地区推行“文德以化远人”的政策。

关于明王朝在贵州民族地区推行儒学

就是说，其主要教育政策可归结如下：(1)在贵州土司地区设置“土学”(2)民族地区的子弟，除进入地方学校外，还可优待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3)特别重视土司继承人的教育，甚至提出了不入学不准承袭的强制性办法。(4)明政府从中央至地方对土人入学均取奖励之策。

关于科举制。明王朝采取重教化之策，其目的在于使贵州土司地区“归顺”、“向化”、“纳赋税入贡”，即为其统治利益服务。但对“蛮民向学”和“变夷俗”，即对当地文化的发展和改变一些落后的习俗，具有促进作用。

（三）中央王朝设置土司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造必要条件，以便能做到逐步废除土司制度本身。为此，明王朝采用了两种削弱贵州土司势力的做法。

一、分地众建土司

二、改土归流明代对贵州土司的改流，常见的有三种情况。

(1)利用平定反逆土司之机改流。(2)以不系世袭为理由改流。(3)以自请为理由改流。可见，明代为使改流工作顺利进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严与宽区别对待的处理办法。虽然，明代贵州土司的改流，只是在局部地区内实行；但它为清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概言之，明代贵州土司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特别在明初，统治者尚能较好地认识民族问题。据载，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朝，朱元璋指出：这种“御蛮之道”的政策，是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明代土司制度特征

土流分治 土职（宣慰 宣抚 安抚 招讨 长官 蛮夷长官）有文武职之分；以官品分尊卑 地位较高，与王朝关系紧密

承袭有制“应袭之人必先送册上报” 教化为先，作为土司接替的必由之路 定赋税进贡之法

四大宣慰司：贵州宣慰司 播州宣慰司 思州宣慰司 思南宣慰司

贵州宣慰司地域范围分为水西和水东 水西政治制度：宗法制：政权与族权相结合 则溪制：地缘和血缘相结合，军事和行政相结合 “九扯九纵”制：设置九个平行的部门，由九位行政长官负责

播州宣慰司 播州第二十一代土司杨铿，于1372年归顺朝廷，朱元璋即下诏为播州宣慰使 辖地：遵义、桐梓、正安等 明加强对播州的统治 赋税方面 定每年纳粮二千五百石，改变了过去只向中央朝贡的作法 军事方面 驻兵播州，要求杨氏派子弟入国子监学习经过明平播之役后，海龙囤成为杨应龙最后据点，坚守百余日失守，播州700多年的土司制度随之结束。明平播之后，决定将杨氏据有之播州改土归流，实行流官统治。

思州、思南宣慰司 思州宣慰司 今岑巩、玉屏、石阡、凤岗、榕江 思南宣慰司 今思南、印江、铜仁、镇远、施秉

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与四川、湖广毗连，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上，经济较为发达。明初在此建有镇远、清浪、平溪等卫所，与土司犬牙交错

贵州建省的过程，也是改土归流的过程。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建立思南、铜仁、镇远等八府。安顺、镇宁、永宁三州，都匀、安顺二府。改贵州宣慰司为贵阳府

唐设羁縻州，由土著首领占有其地。宋势力达贵州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献地纳土，请求“内附”。所谓“内附”，即是承认、接受中央朝廷的统治，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

两宋与羁縻州的关系比起前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封建王朝规定各地的羁縻州都要向中央定期朝贡

贡物：朱砂、石英、名马、水银、犀角、毡、药物、蜜蜡、名酒、铜鼓

回赐：玉器、金币、巾服、锦袍等

土司制度，起源于汉、唐时期的羁糜制度，所谓“羁糜”，就是中央王朝对鞭长莫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首领笼以职官名号，通过他们进行间接治理，表示对王朝的臣属。汉以后，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封建王朝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治理边疆，施以羁縻，史载很多。羁糜制度不断得到发展。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强大，经济文化繁荣，这与它推行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和缓、怀柔政策，特别注意团结、任用少数民族首领有关。宋朝建立，依沿唐制设立羁糜州县。土官并拥有自已的武装。这些，呈现了土司制度之雏形。

元朝统一，国家疆土空前扩大。中央王朝对边疆各族地方的治理，感到鞭长莫及，故而沿袭唐、宋的“以夷治夷”之道，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溪洞军民总管府、土州等土司机构，职官参用土人。说明元代土司制度已经在唐、宋羁縻制度基础上确立。明代初，对原来土官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 土司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然而，唐代在全国东西南北边疆民族地区普遍推行羁縻制，但后来只有在西南部和南部、西北地区的羁縻州、县发展成为土司制度，而北、东北地区的羁糜州县却没有发展成土司制度。这是由于北方和东北方的民族多从事游牧业，流动性大，民族变化无穷。而南方和西南的壮族和其他民族从事农业，以种植为根本，分布地域相当稳定。稳定的地域和农业经济，仍是羁縻制度能发展到土司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础。土官世领其土，世长其民，土司制度得以延续。

谈贵州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土司。土司制度是中央对少数民族边疆地区进行管理的一种特殊方式。地方的土司长官掌握着地方军事、政治、经济等大权。历时1000多年。

土司制度早期对于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做了很大的贡献。早期的土司官很多是从中原派来的。

其次，土司制度独西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的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土司长官的后代在贵州主要是土家族。他们沿袭的完全是中原文化，一直到清末民初，当地的教育都还是儒家的经典文化，四书五经，同时还参与科举，古代的夜郎是一个荒蛮之地。从中原来的田姓带来中原的先进的文化，生产方式等。这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的发展是做出很大贡献的。这样汉文化得以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帮助他们摆脱野蛮，走向文明，发展文化。同时中原的先近的生产耕作方式也被带到了贵州，这些从有的家谱可以看出，当时在土司长官的管理下，贵州的很多地方开始成了鱼米之乡。同时还开设水银、朱砂等厂。成为玉米之乡定是先进的耕作技术的。至于开设水银朱砂等厂就更是需要良好先进的化工技术了。由此看出，由中原派来的土司长官对西南的经济文化的同样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三。早期土司的实行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民族间的相互通婚，相互学习生产经验。加强了民族的发展与团结。使少数民族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同时还使中原的汉族土司长官1000多年后被少数民族化了。比如田姓原来在陕西是汉人。在长期保卫边疆，发展边疆之后，便打上了土著居民的烙印。变成了今天的土家族。就是汉民被少数民族化了。

以上是土司制度对国家的统一、边疆的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等的积极影响。

但后来为何有会进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因为后来的土官与中央封建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土司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从唐、以后就一直存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矛盾就日益尖锐。土司制度就显得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再加上土司到后来对广大统治地区的盘剥，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反抗斗争动摇了土司的统治。在我看了土司跟中央政权的矛盾是因为地方土司官的权力过大。土司掌管着一个地方的人口、经济税收、军权，地盘越夸越大。有的土司拥兵自重，敢于跟朝廷对抗。这分明是跟封建的中央集权相矛盾的。

这样中央就开始了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至上而下的先改土府，再改土州。这样是为了分而治之，因为那时候的一个州相当与几个县乃至十几个县那么大。这是朝廷决心改土的重要原因。（改土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到清雍正年间，才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州设县分化权力相互制衡。

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有的在土民向封建王朝申请“改土归流”时，王朝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封建王朝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这些都是封建王权表面的一些措施，目的是要彻底地消灭土司制度。流官是由朝廷直接任免，派人流官的好处是便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在设置县的同时，设立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于是在各该省长吏经营下改设村县。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印者﹐参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上述六省以外的内地省份﹐另给田房安排生活。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如云南增设乌蒙镇﹑昭通雄威镇﹑普洱元威镇﹐贵州增加古州镇﹑台拱镇﹐广西另设右江镇﹐湖广添永顺协﹑永绥协等。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土司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土司的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土民所受的剥削稍有减轻。

但我们不能对改土归流评价过高，究其实质，这场改革只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中央与地方的角力和斗争，并非以人民利益为重，不可过高评价。

终上所述，土司制度的早期还是利国利民，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到后来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以至它的灭亡。这也验证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灭亡的历时。土司制度是事物，它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三部曲。虽然它灭亡了，但也有过贡献。我们不要一提改土归流就想到土司制度在阻碍经济社会。我们要求客观全面的看待土司制度的功与过。它的消极与积极作用。了解它的产生背景、历史过程、乃至对当今的社会经济管理都是一件好事。我为的是还历时一个真实。一个真实的土司制度.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前奏是对乌乃、乌撒等土司的改土设流,重点则是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惠水)、罗甸交界处的开辟。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它又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它的影响又具有两重性，即初期、中期的积极作用和后期的消极作用这样两方面的影响。

（一）土司制度的积极影响

土司制度产生的初期，它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不是为了经济上的剥削，而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事实亦如此，在土司制度开创的初期，确实起到了安定地方的作用。南方各民族首领被封为土司土官后，在一段时期中与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对和平友好的关系，而地方上也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夷汉相安”的环境就有利于南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另外土司制度的建立，实现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并将南方大量的土司土官置于各地行省的管辖之下，土司土官成为朝迁的命官，土司土官也成了中央王朝官员系统中的一部分，这是祖国统一的一种具体表现。

第二，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夷汉相安”的社会环境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加之伴随土司制度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大批汉族士兵和汉族人民进入南方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为各民族人民所接受，因而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清以来，南方民族地区在军、民屯田的影响下，封建地主经济因素深入到各民族社会中，使各民族原有的奴隶制、农奴制经济开始瓦解，不断的向地主经济过渡，特别是在靠近内地的地区，如湖北、湖南以及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部分民族地区，由于中央王朝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的贯彻执行，封建地主经济逐渐发展，并在许多民族地区占了主导地位，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

第三，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土司又按规定要定期朝贡，有的土司还须“赴阙受职”，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同时土司和中央王朝为了相互往来的方便，彼此都开辟交通，设驿站，修道路。元朝曾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设立驿站、邮传和修路。道路的修建，驿站和邮传的设置为南方民族地区与内地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方便，有利于南方各民族与内地的来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第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元朝在南方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明朝注意土司地区的文化教育，土司子弟可以优待进入国子监就学，同时还在土司地区设立儒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土司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促进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五，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土司多处在边疆地区，又负有守土之责，所以土司在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有过特殊的贡献。边疆地区的土司无论中央王朝内部发生过多么严重的分裂、混战、甚至改朝换代，还是边疆地区遭受外敌入侵蹂躏的时候，边疆地区的上司都是站在国家的统一立场来保卫边疆领土、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

（二）土司制度的消极影响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南方民族采取的一种过渡性统治措施，就其本身来说不如内地的政治制度先进，有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因而对南方各民族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消极影响就更加明显。

第一，造成土司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元、明、清中央王朝在建立土司制度的时候，就将“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企图贯彻其中，往往利用甲地土司去对付乙地土司，或者将大土司化分为小土司，让各土司互相对抗，互相仇杀，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这种“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之策在土司之间造成严重的对抗和隔阂，彼此征战、仇杀，破坏了土司地区的安定，特别是土司制度的后期，土司之间争战不息，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第二，土司制度在后期阻碍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建立是以保留原来的奴隶制、农奴制生产方式为出发点的，土司世代世其土世其民，对土民形成为一种人身占有关系。土民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之上，人身处于不自由的地位，因而生产积极性不高。特别是当封建地主经济因素传入士司地区后，土司为了维护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千方百计限制和抵制地主经济因素的成长和发展，这就阻碍了土司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土司对土民的私占横征、肆意苛索。弄得土民贫困不堪，更无发展生产的兴趣。

第三，由于土司制度固有的分散性、封闭性、保守性，造成各土司各自为政，致使土司地区原有的落后社会残余长期存在，形成各土司之间的闭关锁国，与外界缺乏应有的联系，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传入受到了限制，使土民长期认识不到土司统治剥削的实质，从而使适应土司制度的奴隶制和农奴制长期延续，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土司制度所产生的敝端，使土司制度固有的落后性更加突出，因此废除土司制度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五篇：雅安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统治者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臵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明代为土司全盛时期，明末清初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清王朝在雍正六年(1728)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统治天全达790年的土司制度至此结束。

建臵沿革

隋大业二十四年(618)唐王朝建立(618—907)。高祖李渊在平定巴蜀后，于武德元年(618)改临邛郡为雅州，领严道、名山、扬启、芦山、灵关、依政、临邛等十六县。同年割依政、临邛、蒲江、临溪、火井五县臵邛州，割江源、阳山二县臵登州，灵关即今宝兴县灵关镇，扬启今天全县，至贞观元年(627)年撤消，为时九年。天宝元年(734)年改雅州为芦山郡，肃宗乾元初又复为雅州，共辖六个县、四个兵镇和五十七个羁 縻州。其中和川镇在今县城西，始阳镇在今始阳镇，安国镇在今多功乡，灵关镇在今宝兴之灵关镇。

唐代中叶以后，朝廷统治力量削弱，镇兵废弛，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公元八八O年黄巢起义进军长安 , 次年唐儒宗逃往成都，建立逃亡政府。这时雅安地区一带时有叛乱发生 ,唐军江南 临江府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先后率部西征 , 进入天全地区 , 从此停留下来 , 高部以现始阳、新场一带为据点;杨部以现城厢、老场一带为据点 , 各自扩充实力 , 逐渐控制了天全 全境和现宝兴、芦山、荥经的一部份地方 , 进而扩大到今泸定、康定一带 , 形成割据局面。从此高、杨二土司统治天全 , 沿袭至清代。

《天全州志 》载江南临江府人高卜锡以军校从 从征西路有功 , 留镇和 川。太原人千牛卫杨端 , 随军入蜀 ,后以军功留镇。《雅 州府志》载杨氏副招讨世祖杨端以千牛卫怠从僖宗幸蜀,也于六番招讨司境。昭宗嗣位,命与高氏分土而治。

唐末五代时期，公元九O七年唐亡,王建称帝成都 ,史称前蜀。公元九三四年孟知祥据成都称帝 , 史称后蜀 , 直至公元九六五年结束。在前后蜀统治期间 , 建臵 一如唐制，无所更变。后蜀时 , 高卜锡之孙高襄〈阁藏〉和杨端后代杨夹矢率 众旧附，受封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 , 高土司建土署于始阳，杨土司建土署于碉门，正式开始了 天全的土司统治。

载《天全州志》、《芦山县志》、《雅州 府志》: 及天全境内高杨土司有关碑记。蒲孝荣氏考证 ： 后蜀臵碉门安抚司,在今天全城关镇西。

公元九六0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 , 于公元九六五年灭后蜀,将四川纳入版图，仍臵雅州节山郡 , 领县五和羁糜州四十四。对天全则按后蜀旧制 , 授高杨二氏为安抚司 , 并臵碉门寨。

《宋史》卷469载 ,成都府 路有府

一、川十二。雅 州 领县五,羁糜州四十四，并有碉门寨与灵关寨。

南宋〈公元一一二七年起〉时期 , 孝宗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年)十一月 , 砂坪番民首领高志良在碉门与居民发生冲突,寨官喻炳和臵制司处理不当,发生天全历史上著名的“砂坪事件”,宋军退出天全。不久黎州又发生奴儿结的市马事件,这一带区域陷入混乱。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一二三五年〉,元室兴起,蒙古军南下，分路进攻四川。此后,元世祖远征大理,循大渡河进军, 侵夺雅州、黎州等地。淳佑八年(1248)，蒙古军进至岩州时，南宋西征军自碉门出击，在马鞍山大战，三战三捷，擒元将秃懑于大河。后高土司在岩州降元，至元二年〈公元一二六五年〉,设臵碉门、黎雅等处安抚司,属脱思麻路 , 授土司高保四虎符,准予重建碉门关城 , 恢复防务，后改六番招讨司 , 司治设碉门,又分臵天全招讨司,司治设始阳。

自元代起 , 设六番招讨司。对 ‚六番‛的解释不一 , 明代通志谓即木评、鱼通、、严州、咱道、咱里、大坝六番部 落。《蜀志》谓六番即六村即马村、苏村、羊村、金村、陇东村、西碉村。〈除西凋外其余均在今荥经、宝兴、泸定一 带〉 o 又谓六番地带为碉门、岩州、察道、冷碛、黎州、沈村。顾炎武《天下军国利病书》谓 ：‚天全六番招讨使司……辖部落凡六 ：曰马村、苏村、金村、杨村、丽东村、西碉村。或谓六番之名始此。“ 杨振业《灵和乘略》驳之 ：” 五代王孟时 , 臵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安抚司 , 宋因之,元初臵六宣抚司 , 宪宗改六番招讨司,史别臵天全招讨司。宋代《蜀志》乃云六番即六村。按马、苏、杨、陇在董卜韩胡 , 金村在荥经水入天全处 , 西碉以凋门冒砌村字 谬凑六番。“ 任乃强先生谓 ：”至于‘六番’之义 ,余初疑为扬、刘、郝三王族与董卜韩三胡族之总称 , 陈宗祥先生提出六番即《后汉书》的 ‘白狼楼薄 ’, 我甚赞同 ,(古今音并吻合 , 唐宋三王部落地面,亦与白浪楼薄地面符合〉但未解楼薄名称何 以转为三王部落 , 尚待详考 “。另以天全命名 , 首先出现于元代 , 详《天全县-名-考》o

元末，明玉珍及明升据蜀十年(1361—1371)。其间，陕西白不信、李喜喜部兵败入川，称‚青衣军‛，降明玉珍后曾攻占天全大部分地域。

洪武四年(1371)春，明太组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率军入川，平定明升，天全土司高国英投降。洪武六年(1373)年，改天全招讨司为天全六番招讨司，司治设始阳，(1388)年直隶四川布政司，洪武二十二年(1388)改隶四川都司。同时改六番招讨司为天全六番招讨副司，治所设今城厢镇。

《明实录》载洪武六年十月丙午〈 1374、1、22 〉臵天全六番招讨司,秩从五品,前土官高英为正,杨藏卜副之。

明末(1644—1646)，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其间张能奇部进军雅州，天全土司高跻泰、副司杨之明联合抵抗，几经激战，杨之明败亡，部将徐汉卿在飞 仙关击退大西军。不久,高杨所部攻入芦山, 杀”大西“所派县令李国杰,大掠而归 , 故大 西军未进入天全境内。

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清顺治九年(1652)高跻泰到嘉定吴三桂营投降，后又亲赴北京受封原职，高跻泰为天全六番招讨司正招讨，杨先柱副之，治所如前。

清雍正六年(1728)，朝廷重臣鄂尔泰奏请在云贵废除土司 ,以达到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统一。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废天全土司，天全土司亦以违法补参。雍正七年四月，吏部议复四川巡抚，批准天全土司改流官事宜。随即以武力胁迫，收缴印信，迁正司高若蹯及亲属于江西南昌府城东盛门万宜巷，赠田60亩;迁副司杨大业及亲属于江西南昌，从孟蜀时算起，统治天全达790多年的土司制度至此结束。

《清实录》载雍正七年四月(1725.5.4 〉吏部议复四川巡抚宪德、批准天全土司改流官事宜。

文物古迹：破磷村石头寨土司文化遗址

唐代中叶以后，朝廷统治力量削弱，镇兵废弛，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公元八八O年黄巢起义进军长安 , 次年唐儒宗逃往成都，建立逃亡政府。这时雅安地区一带时有叛乱发生 ,唐军江南 临江府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先后率部西征 , 进入天全地区 , 从此停留下来 , 高部以现始阳、新场一带为据点;杨部以现城厢、老场一带为据点 , 各自扩充实力 , 逐渐控制了天全 全境和现宝兴、芦山、荥经的一部份地方 , 进而扩大到今泸定、康定一带 , 形成割据局面。从此高、杨二土司统治天全 , 沿袭至清代。

高、杨土司统治天全79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如‚芦山 事件、砂坪事件等等，也留下了许多活动的痕迹，大坪乡婆磷村就是其中之一。

石头寨位于大坪乡破磷村，东与始阳接壤，西与河源毗邻，南靠大岗山，北临青衣江，方圆2000平方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寨子四周绿草茵茵，树木森森，风景独好，寨子外围临江的一边一座明代建造的白君庙保存得尚较完好(破磷村小学设于内)，与白君庙遥遥相对是高土司因朝廷赐封而建成的一座石牌坊，虽年代久远但仍保存完好，整个村寨全是石头垒砌的城墙，该城墙建造奇特，呈迷宫一般，人进其中难辨东西南北，寨内自然景观密布，个景因型就势，形象逼真，寨内住有全村约百十户人家，居民住房建筑风格奇异，画栋雕梁随处可见。

大坪乡婆磷村土司文化遗址，起源于宋代。南宋〈公元一一二七年起〉时期 , 孝宗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年)十一月 , 砂坪番民首领高志良在碉门与居民发生冲突 , 寨官喻炳和臵制司处理不当 , 发生天全历史上著名的 ” 砂坪事件 “, 宋军退出天全。不久黎州又发生奴儿结的市马事件 , 这一带区域陷入混乱。高土司为了保护自己家族的安全，在婆磷村修建了石头寨，将其家族从始阳移至婆磷村，寨内道路曲折，机关甚多，碉堡密布，以迷宫的形式修建。为了加强防护，高土司还派其三个女儿在官道上修建了女儿城(关口)，城墙高5米，用来抵御外来的侵略，同时也是进入石头寨的第一个关口。它的修建也解除了高土司的后顾之忧。

徒国文化：徙民俗文化

徙是四川西南各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公元前3世纪统称‚西南夷‛。由于西南夷分布区域极广，民族成份众多而又相互杂处，加上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故其族属和来源纷繁难辩。根据多学科研究的结果，西南夷大体可以分为：氐羌(藏缅语族)、百越(壮侗语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3个族系。属于氐羌族系的族部有：滇、靡莫、劳浸、僰、嶲(叟)，昆明、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摩沙等，他们是今天西南地区属于藏缅语族的彝、白、纳西、拉枯、哈尼、傈僳、基诺、羌、普米、景颇、阿昌、独龙、怒等民族的先民。将西南夷分属3大族系，是基本符合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规律，凡属同一族系的民族都有相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相近的经济生活，而且共同的特点越往上溯，相同之处越明显。(《中华民族史》王钟翰)

徙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和内地的联系很少，处于各自的发展中。经过秦汉两朝的长期开拓，最终纳入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中。徙国疆域在今青衣江流域一带，包括今荥经县、雅安市及芦山、宝兴、泸定等县的部分地区 , 其辖地多在今雅安 地区辖区之内。徙人是古氐羌民族的一个分支经过漫长的岁月同当时的土著民族交融演变而来，徙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区域内的文化和古氐羌族有一致性，由于当时受特殊的地理环境限制，和比较丰富的资源条件，形成了封闭的互不交流的局面，正如《后汉书》所云：或居住在‚峭危峻险，百倍歧道‛的闭塞山区，或处于‚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食肉衣皮，不见盐谷‛的状态。在汉代以前这种文化还保留着自己独立的一面。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司马相如受命开发西南时，徙人的文化在汉文化的冲击下或改变、或融合、或保留极少一部分。

殷商时，氐羌活动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公元前5世纪中叶，羌人在与秦人频繁友好的往来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发展生产，逐步出现了农业。春秋战国时期，戎分布极广，名称亦繁，至东周以来，以‚羌‛泛称的诸戎大量涌进中原地区。

秦汉以前，氐、羌是一个族体，以后分为氐和羌两个族体，氐以农为主，羌以牧为主，后来部分氐、羌南下至四川、西藏、云南与土著先民融合，又成为现今西藏、四川、云南、青海、藏缅语各族的先民。氐羌族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许多部落，‚斯榆‛(即徙)就是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形成。

公元前4世纪末叶，秦献公时起，一部分羌人由甘青之交的黄河上游及渭水一带开始向西南及西北大迁徙，有部分迁到岷江上游，有部分迁到大渡河和安宁河流域，有部分迁到青藏高原。其中一部分羌人在迁徙的过程中来到了青衣江流域。这部分羌民最先以游牧业为主，但迁移到青衣江流域以后，青衣江流域易于农耕的盆地、平坝，为定居的农业文化提供了条件;丰茂的草山，为形成牧民族的文化提供了条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狩猎采集的文化的提供了条件。多种文化的交织、融汇形成了古徙人文化的独特性。

古史时期，青衣江流域(今雅安地区)是中国西南森林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只是一些平地已垦殖。到唐代其地‚宽平，多水泉，可灌粳稻。”到元代也是‚山青水秀、土广人稀、田地膏腴。‛在汉晋时，气候十分温暖湿润，徙人渐渐从高山迁到平坝，到唐宋时青衣江地区垦殖主要集中于坝区，山原田垦殖也已经有了一定规模。据考始阳出土的小麦炭化石和石斧、石锄，可以推测当时在青衣江流域的古羌族已有农业生产。徙人的农耕工具主要是石锄、石斧。在今挖掘的出土文物中，有一些远古时期的陶器碎片，可见当时徙人已掌握了一定的陶器制作技术。

徙族是一个多种族杂交的民族，《西戎传》‚氐人有王，所以来久矣。自汉开益州，臵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冉氐，或号白氐，此盖虫(蛮)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多编发。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文中所称的‚青氐‛，即青衣羌，汉代的蜀人把他叫做‚青羌‛。(青衣，是汉人对徙族人所加的称呼。)

徙人以羊为图腾，这同他们的祖先氐羌人的崇‚羊‛有关，古氐羌人以养羊为主，所以他们非常崇拜羊，按《说文•羊部》解释：‚羌，西戌牧羊人业。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又释：‚羌 •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此为号。‛传说早在1万多年前，羊就生活在甘、青草原上。由于羊性情温顺，易于驯服，肉食鲜美，皮毛又是御寒的最佳物品，具有多种实用价值，羌族先民们很早就开始驯化和饲养羊，从羊身上获取生活的必需品，并从中获得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力量。当时的羌人认为羊除了能提供日常生活的需要外，还具有灵魂能保护自己部族的成员，因此在众多的自然物中，羌族先民选出了与自己生存最密切、最亲近、最重要、影响最大的羊，将它放臵在特殊的位臵上，采用一定的专门仪式，经常对之崇拜，期望能得到它的庇护和好处。由此产生出羊崇拜。

羌族先民在对羊崇拜过程中，逐渐将羊注入了人类特有的血缘和亲族的观念，羊开始显示出它从来没有过的神圣性，羊伴随着羌族人部落集团自身来源的传说、种的繁衍活动以及人们的社会组织和制度而发展起来，羊逐渐成为羌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继而演进到了一个独特的崇拜时期——羊图腾崇拜阶段。

古氐羌人以牧业为主，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随着水草的变化而迁徙，在青衣江流域定居以后，一部分徙人居住山洞，一部分徙人就地取材，以土石为原料构建了具有特色的居住房屋。这种房屋多以土石垒成墙，房屋有的高十余丈，随境而建，不用绘图、吊线、打基，全凭族人高超的技艺和经验修建，屋顶盖茅草，这样的房屋经久耐用，百年不倒。徙人多群居，有三五户居住在一起，有十多户居住在一起。一般每百户为一部落，部落有首领叫君长，部落之间经常为掠夺土地和资源互相争斗，在争斗的过程中，扩展着自己的疆域。

徙人男女喜欢把头发梳成许多小辪。《西南夷列传》中司马相如描写：‚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雟、昆明，皆编发。‛而当时汉族头发扎成髻，没有编小辪的。徙人耳朵上戴着木质的耳环，穿着自产的麻加工后纺线织成的衣服，颜色多为青色，男腰间束腰带，女束花围腰，有的外面还穿无袖羊皮褂子，这种褂子可用来防寒、挡雨、垫坐。脚缠绑腿，绑腿有保温和护腿的作用。穿草鞋。

徙人信仰万物有灵，多种信仰的灵物崇拜。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和图腾崇拜。历史上，羌区无本民族宗教性组织和寺庙，宗教职业都为不脱离生产劳动的羌族巫师(今天我们称‚端公‛)。‚端公‛平时参加农业生产，只有在‚祭祀‛或‚驱鬼‛时才做这种职业。‚端公‛一般为男性，要有一定的慧根，传说要被神‚踩‛才可以做，被神‚踩‛后，此人就有很大的能力，能一步跳上灶台，能通天地，可驱邪避鬼，‚端公‛可结婚生子。‚端公‛做法事的时候，一般有经文，分上中下三坛经共16部，徙人无文字，所有经文靠口传心授，流传至今。经文为韵文，四字一句，两句一节，讲求平仄起伏和音韵音律。端公的法器有羊皮鼓、铜锣、神棍、师刀、令牌、和兽骨封、羊角卦等。法术包括预卜占卦(分羊髀卜、鸡蛋卜、白狗卜等)、驱鬼除邪，踩红锅、踩梨桦、开红山、划水碗等。端公作法前要用净水洗前途，燃香柏熏身或杀鸡祭祖，用油彩涂脸，边跳边舞，口中念念有词。如遇大的祭祀活动，如祭山大典、行成年礼等，还需提前49天忌食葱蒜斋戒沐浴，以示对神的虔诚和敬意。徙寨中凡祭山、冠礼、还愿、安神驱鬼、治病、招魂、消灾、看风水、乃至修房造屋、男女合婚、新生儿命名、超度亡灵等，均必请‚端公‛前来主持，因而‚端公‛在徙民中的地位极高，既是人神中介者，又是文化传播者，更起着精神领袖的作用。这种风俗沿袭了很久，直到佛教文化传入青衣江流域，这种文化才渐渐消落，到近代被作为是封建迷信活动给予打击，已基本消声匿迹，但在境域内一部分偏远山区仍然保留着这样的风俗。

徙人信天，由于当时自然条件的恶劣，以人的智慧无法解释一些自然现象，风、雨、雷、电在他们的眼中就是神的语言、性格、脾气，于是就出现了‚徙人祭天‛的传说。‚徙人祭天‛一般以图腾羊作为献天的对象，祭祀时全寨老小7日斋戒，沐浴香熏，浩浩荡荡来到树林一平坝，烧香叩拜，然后献上白羊，春季祈祷风调雨顺，秋后则答谢天神赐予的五谷丰登，实际上是一种春祷秋酬的农事活动，却始终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更折射出远古神秘文化的光辉。每年举行1次或2—3次不等。

徙人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纪念‚牛王菩萨‛的庆典，一般为3-5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十月初十。当天耕牛歇息，人们则打‚糍粑‛、杀鸡煮肉祭牛王。并在耕牛头上挂红和戴‚糍粑‛。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很久。解放后，祭牛王已逐渐消失，但珍爱耕牛的传统依然存在。

年满十五周岁的徙族男子有举行成年礼(冠礼)的习俗。事前需请来亲朋好友围火而坐，受冠礼者身着新衣，朝人类始祖像下跪叩拜，同时接受‚端公‛代表天神馈赠的礼品—一用白色公羊毛线栓系的五色布条(护身符)，之后由族中长者叙述祖先历史，可由‚端公‛颂经祷告祭家神、祭羊神。

徙人以自产的玉米、小麦、荞麦、豆类、洋芋及蔬菜为主食。饮食主要有蒸蒸饭、烧馍馍、刀片子馍馍、面皮子(面块)、麦拉子(面汤)、洋芋糍粑等。特色食品为蒸蒸酒、血馍馍等。(再考)

传说徙人有抢婚的习俗。当男方求婚拒绝时，乘女子在外劳动或外出时将她抢回家，第二天由男子背猪肉及酒到女家再次求婚，由于生米已煮成熟饭，女方也就答应了。女子不愿者，可于次日偷跑回家，男方一般不追究。抢婚时可抢姑娘，也可抢寡妇。

他们婚礼一般在岁末年初，年轻人借此谈情说爱。宁静悠远的早春充满诗情画意，山峦和森林冰清玉洁。‚先抢婚，后说媒。‛首先，姑娘、小伙子利用庙会、转山会等民间活动寻找自己的心上人，如果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便会去抢姑娘的头帕或身上的装饰品，姑娘有意，则会和小伙约好时间相会，双方避开家人，在风景优美的草坪里以对歌的方式表达爱恋之情，到爱情成熟了，彼此则约好‚抢婚‛日期，女方约上自己的三五好友，悄悄打扮好，在夜间约定的地方等着男方来‚抢‛。女方有时也捉弄一下男方，把‚姐mei们‛装扮得和自己一样，看他抢谁。第二天一早，男方才请村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到姑娘家说媒。知道女儿被抢，父母‚不得已‛答应婚事。结婚那天清晨，新娘在最亲近的几位亲戚陪同下，由长辈背出寨子的大门。这时，阵阵莽筒声、唢呐声响起，新娘和她平时要好的姐妹们忍不住哭了，新娘要走向新的生活，是激动也是对娘家的留恋。新娘的乡邻们在路边唱起了山歌：‚我们送出了姑娘，你们要很好照顾，愿你们吉祥如意、一路平安。‛来ying亲的队伍也以山歌对答：‚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善待新娘，一切都会美满如意‛。新娘来到新郎的村寨时，寨口已有许多乡邻在翘首盼望。新娘的舅舅用柏树枝蘸着净水敬天、敬地、敬山神。到了夫家，一道难题摆在新郎面前，因为新娘和伴娘的装束完全一样，红头巾盖着她俩的脸，到底哪个是新娘哪个是伴娘，要由新郎自己来认。新郎颇费思索，从自己送给新娘的信物手镯、戒指认出了真正的新娘，于是红头巾揭开，新娘与参加婚礼的乡亲们见面，村寨里载歌载舞通宵达旦。

羌族崇拜万物神灵，生产、生活都离不开‚许‛(就是不脱离生产的宗教巫师)，婚娶也不例外，小伙子若看上哪个姑娘了，便找一个好日子，备上一坛酒和蜂蜜，请‚许‛到姑娘家说媒，姑娘如有意，便回赠一把自己常用的牛角梳或羊角梳，然后‚许‛和双方家长一起商量成亲大事。一般来说，男方家要大办酒宴招待乡亲，女方家打扮好新娘，盖上红盖头由亲哥或堂兄送到男方家。进门之前，男方要闭上眼睛把新娘抱起来，这个时候新娘便把准备好的锅烟墨一把涂到新郎脸上!这是羌族婚礼上特有的涂墨仪式，是新娘向全村寨的人宣布：我的新郎不仅是放羊、打猎、砍柴、采药、种地的能手，也是帮我做家务的好帮手。很多来参观的游客特别是男游客也成为涂锅烟墨的‚受害者‛。婚庆热闹场合，也是未婚男女‚找感觉‛寻觅恋人的好时候。这种古老的习俗在徙族流传很久，后在汉文化的冲击下，徙人的这种文化逐渐衰落，直至消失。

徙人居住山高水险，在波涛汹涌的河流上，建立了索桥，两岸建石砌的洞门，门内立石础或大木柱，用一根或两根碗口粗的竹缆取倾斜之势，系在两岸的石柱上。渡江者以皮带或麻绳紧束腰间，身悬绳上，飘然而过。现天全县西部山区遗存的 “ 溜壳子 ”(窄桥), 就保留了昔日徙人的渡河习惯。徙人的交通还有一种叫做栈道，栈道有木栈道和石栈道两种。木栈建于密林，铺木为路，杂以土石;石栈施于绝壁悬崖，缘岩凿孔，插木为桥。

徙人惯用火葬，《吕氏春秋•义尝》中说：‚羌氏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约于距今二三百年前改为土葬，惟凶死者用火葬。出殡那天，鞭炮喧天，锣鼓齐鸣，唢呐声声，如死者属猴，与蛇、龙为友，这两种属相的人回避;猴与虎为仇，故请一属虎者踢棺材三脚，并高呼：‚您死都死了，就不要再呆在屋内，放心去，儿女后代会给您上香进供的。‛这之后，人们才起杠抬棺。这时，孝子放声哭丧，众人低泣。由二人执长刀开路，后为端公敲羊皮鼓驱鬼，众人扶着悲痛的孝子。孝子披麻戴孝，手捧灵牌，众人抬棺材随后，有人一路丢纸线买路。出殡队伍经过谁家门口，这家人都在门口点上堆柴草熏烟，然后关门回避。据说是当死者到了阴间后，这些人家先逝的长辈问话时，死者可顺告其家人人丁兴旺，让早逝的先辈放心;关门则是回避死者的阴气。

坟山上早已挖好了墓穴，并点上熊熊大火。端公敲着皮鼓，众人肃立，孝子大哭，然后下葬。孝子、端公、母舅三人绕坟走三圈，以示最后告别，接着众人即砌坟。

祭祀禁忌。祭山大典为该族最隆重的祭典，又称‚山神会‛、‚塔子会‛、‚山王会‛。祭祀旨在求山神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林木繁盛、天下太平。在祭祀期间，严禁入山采樵狩猎。羌地入夏常干旱，故祈雨为该族另一经常性宗教活动。祈雨前须搜山，即禁止任何人上山砍柴、挖药或狩猎。未婚妇女不许参加搜山祈雨活动。搜山中若发现违者，予以谴责和痛殴，直到流血乃止。族人非如此不足以取悦天神，否则祈雨无望。

产忌。家中猪产仔时要在门上拴竹篾条，孕妇禁扯之，否则胎儿会死。若遇母猪或大牲畜产仔，3日内有孕夫妇禁入产棚。忌产妇在堂屋临盆，须到房屋的最低层分娩。产妇未满月不得入灶房，否则会开罪于灶神和家神菩萨;亦忌见生人，怕生人将鬼带来。

丧期禁忌。家有死人，行葬礼5天内忌与外人来往。丈夫刚死的寡妇，须围青苗菩萨转几圈，以木梳梳头，方可与他人见面。

生活习俗禁忌。忌触动铜镜、海螺壳。因小孩素日多佩带铜镜，帽上钉海螺壳，用以避邪。若生人触之，会冒犯神灵，于小孩不利。忌生人入病人居室，其禁忌标志为门前放一板凳。忌带草帽进屋，认为草帽招鬼。忌将筷横于碗上，忌倒扣酒盅，因敬鬼仪式上才如此。农历大年初一忌大声叫骂，并须将火钳、菜刀、绳藏起，因为这些东西为不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