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意见参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意见参考范文: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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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深入推进“xx”规划实施,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制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
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断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框架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十年翻一番,家庭财产稳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践证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总体相适应的。
特别是党的xx大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再分配调节功能,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彻底取消农业税,大幅增加涉农补贴,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扶贫标准大幅提升,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水平持续提高,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
同时,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有待优化。这些问题的产生,既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和阶段性特征,也与收入分配及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实等直接相关。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解决一些领域分配不公问题,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根本举措;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处理好劳动与资本、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市场等重大关系,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向纵深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区域之间发展条件差异大,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还在深入发展。要充分认识到,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矛盾、前进中的问题,必须通过促进发展、深化改革来逐步加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城乡居民在收入普遍增加、生活不断改善过程中的新要求新期待。同时也
应该看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利益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
第二篇: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3 年 03 月 29 日 10 时 17 分
来源:国研室
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要求,深化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应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从就业政策、工资制度和公共资源分享机制入手,完善初次分配机 制
1、以创造公平就业环境、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为目标,完善 就业政策。完善公共事业单位的招聘制度,在国有企业全面推行分级分类的 公开招聘。支持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 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完善税费减免政策,以及对岗位培训、社会保险、技能鉴定、公益性岗位的补贴政策,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农村 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的就业。完善和落实鼓励自主创业的各项政策。健全 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完善社会化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认证体系,规范职业技能鉴定、认证和各项收费标准。
2、提低限高,完善工资、薪酬制度。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 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规范企业 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根据经济发展、物价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最低 工资标准。积极稳妥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依法 保障被派遣劳动者权益。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 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建立与企业领导人分类管理相适应、选任方式 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制度,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缩小国有企 业内部分配中相对过大的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 增幅。对上市公司和非国有金融企业的高管人员薪酬,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发挥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和股东大会在抑制畸高薪酬方面的作用。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 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调整优化工资结构,降低
津贴补贴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资占比;抓紧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实施方案。建立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制度。
3、健全国有资本和公共资源的收益分享机制。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 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出让及其收益分配机制
,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 环境补偿机制,以及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
二、以改革财税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重点,健全再分配机制
1、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降低行政成本,将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 民生。公共财政要加大对“三农”、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扶贫开发等方面投入,加大对中 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和民族、边疆、贫困地区的财力支持。
2、完善税收制度。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 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 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取 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政 策。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合理提高税负水平。开展遗产税研究和试点工作。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 征收范围。
3、千方百计增加城乡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要帮助城市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鼓励自主创业,使其获得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健全城乡 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要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和农业补贴制度,稳步提高重点粮食 品种最低收购价,完善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和各项涉农补贴政策,努力 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适度规模经营,允许 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大对 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投入,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使农民合理分享农 产品加工、流通增值收益。改革征地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等权 益,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4、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究推进 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健全城镇居民和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养老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 常调整机制。
5、健全全民医保体系。提高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筹资和待遇水平,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推进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门诊统筹,缩小与实际住院费用报销支付比例的差 距。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实现统筹区 域和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6、加
强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和救助,大力扶持社会慈善事业发展。加大 保障性住房供给,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满足困难家 庭基本需求。逐步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和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完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和其 他困境儿童生活救助制度,建立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积极培育 慈善组织,简化有关审批程序,落实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监督管理,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举办医院、学校、养老服务等公益事业。
三、加强收入分配领域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1、加快收入分配相关领域立法。研究出台社会救助、慈善事业、扶贫 开发、企业工资支付保障、工资集体协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上缴、财政转移支付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完善土地管理与征收补偿、矿产 资源管理、税收征管、房产税等方面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财产登记制度。
2、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将拖欠工资问题突 出的领域、容易发生拖欠的行业、发生过恶意拖欠行为的企业纳入重点监控 范围,完善工资保证金缴纳办法、劳动争议处理和打击恶意欠薪的相关制度,加大监察执法力度。
3、清理规范工资外收入。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各种津贴补贴和奖金发放 行为,加强事业单位创收管理,规范科研课题和研发项目经费管理使用,严 格执行公务招待费审批、核算等制度规定。严格控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
管人员职务消费。
4、严格规范非税收入。继续推进费改税,进一步清理各种行政事业性 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保留的收 费项目要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建立健全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
5、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在重点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坚持堵住非法收 入的重要源头。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逃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骗贷 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严厉查处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行为,深入治理商业贿 赂,加强反洗钱工作,以及对非法收入外逃的监控和堵截。
6、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实并严格执行各级领导干部如实报 告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的规定。加强领导干部离任审计 工作,规范领导干部离职、辞职或退(离)休后的个人从业行为,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兼职任职审批事项。
7、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推进薪酬支付工资化、货币化、电 子化,加快现代支付结算体系建设,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推广
持卡消费,规范现金管理,减少公务领域的现金使用。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收入信 息监测系统。
第三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基础性环节。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方针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目标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自从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以来,逐步明确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已基本形成,但在经济活力显着激发的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日益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部署社会建设时,鲜明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所谓初次分配,一般是指生产成果在劳动、资本、资源(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之间,按贡献份额进行分配的过程;再分配是指国家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各类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等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节的过程。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应有利于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也应相对公平地保证所有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特别在再分配环节上实行更加注重公平的政策举措,来补充初次分配中可能因生产要素占有不公平所导致的“短板”,形成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效机制。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任务是形成制度完善、调控有效、比例合理、关系协调的收入分配格局,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在完善初次分配机制方面,要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
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其中,政府将在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指导线制度、建立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等方面,发挥积极的监督指导作用,更好保护劳动所得。继续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相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提升。同时要依法保障技术成果在收入分配中的应得份额,健全根据经营管理绩效、风险和责任确定薪酬的制度,保证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分配制度的规范运行。在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方面,要强化政府责任,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加大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力度,不断健全公共财政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大幅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重点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倾斜,确保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方面,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政府监管,加大执法力度,重视信息监测等方式,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做到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劳有所得,是极为重要的民生问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直接关系亿万群众切身利益,我们既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多方并举、多管齐下,又要统筹协调、扎实推进,努力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第四篇:关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草案)
为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按照“打破干部工人界限、用工权限下放、分配制度自主确定”的总体要求,根据集团目前发展的实际情况,现就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一)坚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
(三)实行工资分配三级管理,充分发挥集团的宏观管理职能和基层单位搞好搞活内部分配的积极性,鼓励基层单位根据具体情况自主建立科学、规范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和制定多种工资分配形式与办法。
二、分配制度与分配形式
(一)各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选择执行以下分配制度: ⒈岗位绩效工资制。即在对不同岗位的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和劳动技能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确定岗位工资档次 和标准,并以岗位工资为主体、职工工资与单位经济效益和绩效考核结果相联系的企业基本工资制度。具体工资单元和标准的设置,由单位自主确定。
⒉岗位技能工资制。即以加强工资宏观调控为前提,以按劳分配为原则,以劳动技能、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劳动条件、择业倾向等基本劳动要素评价为基础,以岗位、技能工资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基本工资制度。具体工资单元和标准的设置,由单位自主确定。
⒊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其它工资制度。具体工资单元和标准的设置,由单位自主确定。
无论选择执行何种基本工资制度,工资标准都要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并随之浮动。职工个人的工资依其劳动贡献能增能减。
(二)各单位选择上述分配制度后,可结合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分配形式。如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工资包干、按效益提成等。
三、其它有关规定
(一)对按•关于印发†中平能化集团岗位绩效工资制方案‡的通知‣(中平„2010‟38号)执行的单位,可继续执行。在设置年功工资单元时,年功工资标准严格限定在每年工龄每月1-15元之间,随效益浮动,按出勤考核发放。年功工资是体现职工积累劳动和新老差别的工资,不是工龄津贴,是企业考核在职职工工 资时设置的工资单元。
(二)对未按•关于印发†中平能化集团岗位绩效工资制方案‡的通知‣(中平„2010‟38号)执行的单位,应遵循以下规定:
⒈可自主选择执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岗位技能工资制或其它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基本工资制度中设置年功工资单元的,年功工资标准严格限定在每年工龄每月1-15元之间,随效益浮动,按出勤考核发放。
⒉初次进入集团的员工的工资待遇由单位依法根据其确定的基本工资制度自行确定。
⒊待岗职工生活费的确定、长期离岗学习人员的工资支付、特殊人员的工资支付等,由单位依据有关规定自主确定。
⒋建立工龄津贴制度的单位,其标准不得超过每年工龄每月1元。
⒌取消奖金制度,建立健全绩效考核体系,实行以绩效考核为主的绩效工资或效益工资。
四、集团负责制定工效挂钩办法,核批二级管理单位(专业化公司、区域性公司)工资总额。二级管理单位负责制定所属单位的工效挂钩办法,按照集团核定的工资总额,在所属企业进行合理分配。各生产经营单位(子、分公司)应合理使用工资总额,搞好内部分配,但对涉及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的规章制度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代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报集团备案后实施。
五、分配制度的改革涉及企业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的变革,集团将在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逐步完善三级管理架构体系,适时变革管理方式。
六、本意见自2012年 月 日起执行。凡以前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
第五篇: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扩大消费
内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消费行为的稳定性较高,投资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长的波动性必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过于倚重投资和净出口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拉动力,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面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升高。这是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主要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意味着世界经济从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与金融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以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以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模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导致我国外需持续下滑,而且通过对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国际投资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我国经济面临速度、结构与模式的多重冲击。如果我国经济依然沿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路径前行,就难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上。
扩大消费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高度相关。在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这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扩张。
由于各地鼓励投资政策和体制的影响,资本收益率持续偏高。在此背景下,劳动工资的上升引发普遍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投资动机。这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上升。
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提高增长速度来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并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由此导致我国经济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对高速度的依赖又会加剧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因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改变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必须提高消费率。目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率高于80%,印度的家庭消费率也高于60%,而我国的家庭消费率不足40%。
因此,我国提升消费率空间巨大。计量分析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将带动GDP增速提高1.5%—2.7%。由储蓄大国、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第一边际推动力。
当前我国消费率低、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收入高而消费倾向较低的少数人群,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提高。二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这直接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消费的基础。
收入分配结构受制于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源在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为了实现经济赶超,总量扩张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增加投资就成为推动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而片面增加投资通常要以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为代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被压低。这样,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而企业收益大部分又用于投资。
在投资扩张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掌握部分资源控制权,可以通过资源释放(例如土地供应)增加收入。而劳动力由于供大于求、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其收入增长长期滞后,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意味着国民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
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行政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过大。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利用利率管制可以影响不同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成本。利用行业进入壁垒,可以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和资本收益率。利用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的政策性补贴,可以改变资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
借助这些行政性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储蓄,使资本积累有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较高的资本收益率,使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动机。这种资源配置格局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再依靠出口缓解产能过剩;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消费能力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和出口。
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需要平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然而,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各地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招商引资、推动发展的政策措施更多地向资本倾斜,强化了劳动与资本地位的不对等。
这与要素市场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方面难有作为。也就是说,在现有投资结构和增长路径下,仅仅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解决扩大消费问题,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以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事实上,无论收入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都根植于经济发展方式。只有通过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居民收入才能持续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才能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强劲的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更多地运用市场之手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和投资领域拓展,即推动产业发展从传统低效、过于依赖出口市场的领域转向创新高效、适应国内消费需求的领域。
也就是说,只有供求关系在市场价格机制中得到真实体现,使市场价格信号真实反映投资成本和收益,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多地源自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非常依赖政府改革,因为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一些行业存在的行政性垄断、投资领域限制等都与政府改革直接相关。应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深化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