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一篇：浅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谈“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资待遇

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段时间，连续有媒体报道有关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税为薪”、“收税返薪”和“提薪让税”等。这三种方式，在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操作难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还可谓任重而道远。然而很多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正在进行紧张的制定和论证，很可能年内便会出台，这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关键词：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资 方案

正文：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房价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满的问题，近期更是出现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涨价的局面。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稳定物价，从而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分配格局，拉近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增强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彼时，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故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水平，进而带动其他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现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来，我国的竞争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否在实际意义上带动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论是否到了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仅从客观实际来讲，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这样，就是让我不爽。”我身边的人不乏这样的观点。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并不是无理取闹不尊重客观实际，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体点讲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个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理应承担起调整策略以适应发展需要的责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报道频见诸于报端网络，而有关专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便有可能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渐形渐近，如何改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肯定要提高工资待遇。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化税为薪”、“收税返薪”还是“提薪让税”？

所谓“化税为薪”，顾名思义，就是降低企业税负，将这部分钱用于提高员工工资。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这样的：国家减轻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员工增加了工资，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样回过来企业也可以提高效益，这样带来企业销售的增长，虽然纳税比例降低了，但因为总量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总量还是会健康增长，形成多赢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如何落实监管都心存疑虑。

据我从网上了解，过去有的地方比如广东也出台过类似的政策，但效果却并不如意。这倒不是因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经，在执行环节出了问题。结果是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员工的工资却不见长。“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业及其少数人借机提高“效益”的途径。到头来是国家税收少了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这就有失初衷了。现今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市场开放体制，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而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从另外的角度讲，现如今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企业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如何合理避税，已经是企业的一门必修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很多注册公司都尽可能地注册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域，从而躲避较高的税负。而降税又不会降太多，正好给企业用于降低成本缓解压力，起不

到“化税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税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业的贯彻执行，随之便产生了出现了另外一种建议——“收税返薪”。“收税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体而言，就是把拟定该减轻的税负先都收回来，然后由各地的劳保部门或指定专门机构，再把这些收回来的税负给返回去。注意，是按应增加的工资比例返给员工个人而不是企业。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较前一种相比，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更为合理，但实际上却换汤不换药。首当其冲的一点是这“返”的工资能不能真正落到员工手上，因为这虽然绕开了企业，但却平添了这么多道手续，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而且，即便是能够确保将这部分钱返到员工手上，企业还是会有很多办法将这些钱“化”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长的工资不涨或少涨，原先本要发的奖金不发或少发，或者通过一些制度，将这些钱化为额外的工时等等，对于员工来说总体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实际上最受益的还是企业。相较于前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无疑会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成本，但这部份成本能不能转化为它本应发挥的作用，这一点还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两种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有人还提出了“提薪让税”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即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这种方式与前两种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两种方式是政府先行减税或是抽税，之后企业才轮到企业做出反应，而这一方式则是将如何做交给企业去选择，政府再去根据企业的“态度”给出相应的奖励。这行动顺序的改变，实际上是政府把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观上讲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利用国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对提薪的企业做出足够的补偿和奖励，就肯定能够达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实行起来也是最难的。首先，这种方式虽不像前两者那样倚重严格的监管措施，但却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对提薪做出的鼓励必须有据可依，不能随便哪个人说说就减了。所以除了要有严格的标准，还必须要对每个企业做出正确的评估，不能企业说自己涨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和确认。然而，国家这么大，企业这么多，实际操作起来的难度着实不小，因为几乎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对公平的标准，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

上面的这三点，是我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提高工资的实际操作办法的提议。总的来说，这三点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难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体操作又过于复杂。但无论怎样做，前提是要规范明确，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进行反复的论证，使其尽量合理，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要明确，任何特殊情况都尽可能做到有据可依。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但据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有望年内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单从提高工资待遇这一点来说，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针对此次改革，网民上也在网络上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的企业的负责人，在网上抱怨现在小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压力，有的人，则对提高工资待遇的对象提出了疑问，认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资也增加同样的比例，到头来贫富差距反而是会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觉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国家更为稳定，应该不会出现高、低收入者工资同涨的局面，否则真的会让人哭笑不得。总之，距离方案的出台，最多也就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此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

2、《我国分配差距穷降富升逼近红线 白黑灰血金共存》(《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可能出台 重点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解放日报》2010年06月04日)

4、《据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视低薪者收入》(《新民晚报》2010年6月4日)

5、《减税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新华网）

6、《“减税加薪”不如“收税返薪”》（荆楚网）

7、《企业避税最佳设计方案》（企业管理出版社 雷建/编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战略和路径间求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6月09日)

9、《迟福林：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人民网）

第二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学界争论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在厉以宁的改革方案中，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者一样共享利润。传统分配制度中，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有，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职工只能获取工资，不能参与利润分配。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提出了利润共享原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共享利润。(劳动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资本主体)

第三篇：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内容摘要：“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十八大、倍增计划、收入分配政策

2010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0.4%的少数人掌握着70%的社会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收入渠道不断增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

1.付出同量的劳动，在不同行业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8倍，后来收入之比逐渐拉大，到2000年为2.63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考虑到住房、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2.付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地区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为1075元，最低的地区是山西省，为560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92∶1；到2006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仍然是上海市，为20668元，最低的地区是西藏自治区，为8941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31∶1。同样级别的公务员、事业人员月收入少则千元以上、多则万元以上，差别比较大。

3.同在一个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资料表明，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7倍，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5倍。2009年底，财政部的调查资料再次证实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事实。两组数据引人关注：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贫富差距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极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4.面对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同一块“蛋糕”，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分得太少；在再分配中，农村居民分得太少。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来一般介于50%—57%之间，比我国高出10—17个百分点。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明显低于政府收入，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居民收入增加比例分别为0.6%、1.3%、0.8%和0.4%，而同期政府收入增加之比分别为12.4%、15.1%、15.9%和24.7%。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中，严重向城市倾斜，2004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中80%投向了城市，使农民难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似乎早已注定了它的框架化、原则化。但是，令公众感觉失落的或许并非这些。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开始酝酿到即将出台的8年时间里，公众获得的参与机会确实是少之又少。

在经历了八年磨一剑之后，公众苦苦等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只是原则性方案，这个消息或许会让一些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感到失望。但我以为，对于即将面世的方案，我们不应苛求其多么完美，也不应指望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迎刃而解。万事开头难，收入分配改革，能改起来就是好事。对于收入分配改革这座大厦来说，重要的是先把地基打牢，而不是讨论铺什么样的地砖，刷什么样的墙漆。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在行进中修正航线。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险。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能够出台落地就可喜可贺，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重要的是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航线，顺利抵达成功彼岸。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一起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十八大报告中的“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成了一个体系，同时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径。“倍增计划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吻合的，它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一样，都是渐进的、长期的。“两个同步”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然后“倍增计划”是2020年的约束性指标，而“两个提高”则是长期的”。

实现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思路和对策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已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地区、行业、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不稳定性。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１．要努力实现“两个同步”，不断提高“两个比重”，切实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所决定，我国现阶段还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要让劳动成为人们收入的主渠道，真正实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多种分配方式与收入形式并存。要鼓励和支持城乡居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多渠道增加收入，并要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标准；要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者维权上的作用，增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前提下，职工工资必须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

２．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就业是增加劳动收入的先决条件，各级政府要为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提供良好的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发展环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还要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平等的就业服务。

３．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建设者，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成为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提高农民收入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二要转变观念，改善环境，不断增加农民创业收入。三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还地权与农民，使农民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条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适度规模经营，并按市场规则对征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四要创造条件，扩大农村市场，健全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给农民提供增加市场收入的机会。

４．建立“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居民共享“阳光和雨露”。社会保障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公平，它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进行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差别，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让全体居民“同在一片蓝天下，共享阳光和雨露”，才能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化解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

５．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建设滞后，使再分配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因此，我们必须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结束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发展中的 中国 建设成富裕 文明的 现代 化国家，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社会工程。要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的顺 利转型与平稳过度，应倡导公平与尊重效率，把优化社会经济利益的增长机制同 构造市场收入分配机制结合起来，是必不可少的，产生收入差异也在所难免，这 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促进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 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公开、公正、合法、透明，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 展。

第四篇：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央党校2010级经管班 徐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现有国情，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确定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结构形式。在这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与所有制结构相配套的分配制度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新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倡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

自此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以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储蓄存款也大幅增加。在经济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

1、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

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具体数据上文已经列间距）。

2、政策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政策，并通过“两富”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我国率先在基础较好且具有开放区位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得东南沿海聚集了国内外大量资本，从而加速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地区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法律政策缺位，在一些领域至今仍是无法可依，如某些娱乐行业；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如售假制假的惩罚过轻；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如某些税收返还措施；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因素造成的，这就加剧了人们的愤怒和不满。

3、制度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第一、税收调节乏力。对个人收入最具有调节效力的是个人所得税，但从我国现行的税种结构来看，由于个人所得税不占主导地位，公民个人纳税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个人收入特别是无形收入难以查实，使得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消费税对个人的收入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从消费税设计来看，范围偏窄，把本应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个别高档娱乐消费行为，如保龄球、歌舞厅、高尔夫球等价高利大的行业未列其中；遗产和赠予税在调节个人收入方面有其特殊作用，但我国目前还未开征。

第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时间短，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致使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保障力不从心，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

第三、分配制度不规范。我们在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分配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失控状态，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

第四、政府职能“缺位”。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足，存在拖欠工资、随意增加工资外补贴等不规范的分配行为，也引发了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人的心态不平衡。

4、体制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一是竞争机会的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一些个体或群体凭借在计划经济时代占据的有利优势或特权，在市场经济放开搞活的条件下捷足先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暴发户。

二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创收”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放权让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自行“创收”现象基本上是持宽容和默认的态度，使得一些单位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甚或“打擦边球”的途径，尽可能多地攫取收入并将其所获得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给其职工。假如是政府部门，则便是权力的滥用，向其治理或服务的对象搞摊派，搞集资，或者乱收费、乱罚款。由此获得的收入，当然成了为其职工发奖金、福利的财源基础。于是伴随着各单位围绕抢占收入分配制高点的竞争，不同单位职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形成并拉大了。

三是行业的垄断性经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国直到现在，有些行业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铁路仍未获市场准入。垄断经营的行业，在极力维护垄断经营地位的同时，把其所获垄断租金的一部分以各种形式分配给自己的职工，这既不利于行业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率的提高，也促使了不同行业之间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

四是地方保护、地区封锁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地方保护、地区封锁不仅与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不相容，也违反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的差距。

5、非法性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关于收入差距拉大的非法性原因在我国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灰色经济”，主要是指未经工商登记，逃避纳税的个体经济，如没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小贩、家居装修、私房建筑等；

第二种是“黑色经济”，主要是指抗法抗税的犯罪经济，包括走私、贩毒、洗钱、制假、色情业、人口贩卖、坑蒙拐骗等；

第三种是“腐败经济”，主要是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合法的高收入会带来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经营、寻租活动带来的高收入会严重挫伤合法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人们守法经营的理念，诱使更多的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或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疏通、行贿等寻租活动来增加个人收益，这既阻碍了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如何调节此现象呢？

1、完善税收调节分配制度

主要通过税收分配工具，运用直接、间接两种税收模式调节行业、企业、阶层、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是通过直接、间接两种税收模式调节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可考虑实行法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

二是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计征办法，调整消费税，同时，加强税源、税基治理，认真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

三是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分配、生活消费两大行为设计行为调节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财产交易税、房地产超面积使用税、高消费行为的消费税，建议提高累进所得税率，对最高收入者税率可达８０％，严格申报制度，加大逃税处罚力度，强化治理，由此缩小与低收入者的悬殊差距；

四是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改依规交纳社会保险费为依法交纳社会保险税，确定税基，统一税率，同时，建立社会保险税全社会统筹机制。

2、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制度

综合利用财政、价格、利率分配工具，调节区域、城乡、阶层、群体间的分配差距，在制度层面上做出法律安排，明确转移支付法律规定，以约束各层次主体的分配行为。

一是明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长，困难领域、困难地区、困难群体与先

进领域、先进地区、富裕阶层实现利益同步增长的政府法律责任，建立公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法律机制；

二是明确价格转移支付对垄断行业、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调节作用，以此发挥对政府转移支付的补充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价格政策，引导价格收入所产生的价格收益用于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利益；

三是运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担转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实名制存款限额差别利率政策，用以调节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群体间在存款收益上出现的分配差距。

3、完善社会保障分配制度

主要是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建立政府社会保障与公民商业保险协调机制。一是用法律形式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政府、法人、个人三方面来源以及各自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统一险种的费基费率，调整统筹内外政策，从来源和发放两个环节建立起独立于企业事业之外的社保机制；

三是建立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城乡低保对象支付水平与在职职工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机制，为不断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分配差距提供制度机制保障；

四是建立城乡低费率、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医疗、住房、取暖、就学救助体系，并作为保障内容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五是政府匹配财力引导商业保险进入弱势群体保障保险领域。建立财险、灾险、医疗保险三类险种与政府合作机制，运用政府和商险双重功能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从机制上避免因灾因病沦为社会底层的社会问题。

4、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主要是从制度安排层面上解决好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两大权能收益分配政策。

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在国家所有的前提下，一是依法完善政府间的分配关系，合理划分土地及补偿等涉地事权；二是两权收益全额用于涉地城乡居民个人利益补偿和公众认同的公共设施建设；三是制定违法违规土地收益使用范围的处罚制度，从严监督两权收益政府的分配和使用行为。

集体土地收益分配，一是完善现行法规，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使用权收益归权属主体农民全额所有；二是使用权转让中的土地价格由市场决定，从制度上纠正政府定价损害农民土地利益的行为；三是使用权收益分配以农民个人权属为主体，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参与分配或参与分配也要规定不得侵犯农民利益的原则界限；四是政府统一制定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保证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民利益不受侵害。

总之，改革和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市场型分配体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在对待和处理收入分配问题时，应在重视效率的前提下，重视分配的公平。而且分配的公平合理也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最终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需要。应该说，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要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

第五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贾庆林谈2011年部署：推进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

新华网北京3月3日电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3日在北京说，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贾庆林代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时说，要把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与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结合起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活动，精心组织常委会学习讨论和在京委员学习报告会，认真举办政协委员学习研讨班，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贾庆林表示，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契机，学习宣传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和历史经验，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充分认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贾庆林说，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以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举办招待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亲历辛亥革命》纪念图书，拍摄电影、文献电视片等活动，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历程，引导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贾庆林说，把握科学发展主题，抓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就找准了人民政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把“十二五”规划目标与今年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围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关系，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等问题，适时召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专题座谈会，力争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

贾庆林表示，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专委会等，就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拓展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等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深入开展调研视察，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贾庆林说，继续关注和促进民生改善，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充分就业，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持物价总体水平基本稳定，加强社会保障

体系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推进医药卫生体制重点改革，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察实情、讲实话、出实招，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贾庆林指出，要认真总结各级政协组织开展群众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探索新途径新载体，逐步完善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界别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要畅通信息收集、报送和反馈渠道，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收集社情民意的新方式，及时准确地把握全局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成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反映群众意见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的重要方面。

贾庆林表示，要深入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更加关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动“兴边富民”工程深入开展，重点帮扶武陵山等集中连片贫困区群众。充分发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和少数民族界、宗教界政协委员的积极作用，努力开创政协开展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和信教群众工作新局面。

贾庆林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进港澳和内地特别是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支持和鼓励港澳委员在香港、澳门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拓宽与港澳各界人士的沟通渠道，加强同港澳政团、社团及代表人士的联系，加大对港澳青少年工作力度，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

贾庆林表示，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积极推动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的深入交流，扩大同台湾岛内有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的交往，扎实有效地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落实，促进海西经济区先行先试作用充分发挥，进一步拓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领域。贾庆林说，认真贯彻侨务工作方针，密切与归侨侨眷的联系，组织开展内容丰富的侨胞联谊活动，做好海外华侨华人工作，积极为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创造便利条件。

贾庆林表示，要按照国家外交工作总体部署开展高层互访，深化传统友谊，增强与有关国家的政治互信，推动经贸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政协各专委会与相关国家机构的交流合作，加强同外国议会、重要智库、主流媒体、知名人士的交往，不断深化人民政协公共外交实践。

贾庆林说，支持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与国际协会及其成员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开展友好合作，发挥好中欧圆桌会议的建设性作用，支持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巩固发展同世界性、地区性跨宗教和平组织的交往，进一步完善双边交流机制。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了解，争取国际社会在相关领域对我国的理解和支持。

贾庆林说，人民政协自身建设的水平，关系到履行职能的成效，影响着协商议政的质量。要认真总结、充分运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总结检查活动的成果，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改进完善提案、视察、专题调研、大会发言、社情民意信息、文史资料等工作。扎实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建设工程，支持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和加强教育培训，在建立完善人民政协理论体系和宣传普及方面迈出新步伐。

贾庆林表示，加强各级政协以及政协组织与党政部门、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之间的联系合作，优化政协专委会联系界别、委员工作机制，形成政协组织综合协调、信息沟通、上下互动、内外联系的合力。强化委员履职能力建设，完善绩效评估、督查落实等工作机制，提高履职成效。在政协机关继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高机关干部队伍素质和为委员履职服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