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入分配收入制度改革（共5篇）

第一篇：如何深入分配收入制度改革

中公教育运城分校

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在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扩大消费

内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是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消费行为的稳定性较高，投资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长的波动性必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过于倚重投资和净出口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拉动力，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面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升高。这

是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主要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意味着世界经济从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与金融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以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以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模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导致我国外需持续下滑，而且通过对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国际投资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我国经济面临速度、结构与模式的多重冲击。如果我国经济依然沿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路径前行，就难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上。

扩大消费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高度相关。在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这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扩张。

由于各地鼓励投资政策和体制的影响，资本收益率持续偏高。在此背景下，劳动工资的上升引发普遍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投资动机。这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上升。

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提高增长速度来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并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由此导致我国经济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对高速度的依赖又会加剧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因而这

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改变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必须提高消费率。目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率高于80%，印度的家庭消费率也高于60%，而我国的家庭消费率不足40%。地址：南风广场环球财富大厦12层120

2因此，我国提升消费率空间巨大。计量分析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将带动GDP增速提高1.5%—2.7%。由储蓄大国、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第一边际推动力。

当前我国消费率低、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收入高而消费倾向较低的少数人群，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提高。二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这直接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消费的基础。

收入分配结构受制于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源在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为了实现经济赶超，总量扩张是经济发展的首

要目标。

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增加投资就成为推动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而片面增加投资通常要以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为代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被压低。这样，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而企业收益大部分又用于投资。

在投资扩张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掌握部分资源控制权，可以通过资源释放（例如土地供应）增加收入。而劳动力由于供大于求、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其收入增长长期滞后，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意味着国民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

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行政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过大。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利用利率管制可以影响不同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成本。利用行业进入壁垒，可以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和资本收益率。利用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的政策性补贴，可以改变资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

借助这些行政性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储蓄，使资本积累有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较高的资本收益率，使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动机。这种资源配置格局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再依靠出口缓解产能过剩；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

慢，消费能力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和出口。

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需要平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然而，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各地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招商引资、推动发展的政策措施更多地

向资本倾斜，强化了劳动与资本地位的不对等。

这与要素市场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方面难有作为。也就是说，在现有投资结构和增长路径下，仅仅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解决扩大消费问题，难以取得实质

性进展。

以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地址：南风广场环球财富大厦12层120

2事实上，无论收入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都根植于经济发展方式。只有通过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居民收入才能持续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才能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强劲的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更多地运用市场之手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和投资领域拓展，即推动产业发展从传统低效、过于依赖出口市场的领域转向创新高效、适应

国内消费需求的领域。

也就是说，只有供求关系在市场价格机制中得到真实体现，使市场价格信号真实反映

投资成本和收益，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多地源自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非常依赖政府改革，因为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一些行业存在的行政性垄断、投资领域限制等都与政府改革直接相关。应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深化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地址：南风广场环球财富大厦12层1202

第二篇：浅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谈“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资待遇

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段时间，连续有媒体报道有关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税为薪”、“收税返薪”和“提薪让税”等。这三种方式，在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操作难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还可谓任重而道远。然而很多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正在进行紧张的制定和论证，很可能年内便会出台，这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关键词：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资 方案

正文：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房价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满的问题，近期更是出现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涨价的局面。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稳定物价，从而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分配格局，拉近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增强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彼时，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故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水平，进而带动其他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现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来，我国的竞争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否在实际意义上带动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论是否到了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仅从客观实际来讲，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这样，就是让我不爽。”我身边的人不乏这样的观点。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并不是无理取闹不尊重客观实际，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体点讲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个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理应承担起调整策略以适应发展需要的责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报道频见诸于报端网络，而有关专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便有可能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渐形渐近，如何改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肯定要提高工资待遇。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化税为薪”、“收税返薪”还是“提薪让税”？

所谓“化税为薪”，顾名思义，就是降低企业税负，将这部分钱用于提高员工工资。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这样的：国家减轻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员工增加了工资，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样回过来企业也可以提高效益，这样带来企业销售的增长，虽然纳税比例降低了，但因为总量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总量还是会健康增长，形成多赢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如何落实监管都心存疑虑。

据我从网上了解，过去有的地方比如广东也出台过类似的政策，但效果却并不如意。这倒不是因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经，在执行环节出了问题。结果是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员工的工资却不见长。“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业及其少数人借机提高“效益”的途径。到头来是国家税收少了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这就有失初衷了。现今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市场开放体制，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而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从另外的角度讲，现如今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企业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如何合理避税，已经是企业的一门必修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很多注册公司都尽可能地注册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域，从而躲避较高的税负。而降税又不会降太多，正好给企业用于降低成本缓解压力，起不

到“化税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税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业的贯彻执行，随之便产生了出现了另外一种建议——“收税返薪”。“收税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体而言，就是把拟定该减轻的税负先都收回来，然后由各地的劳保部门或指定专门机构，再把这些收回来的税负给返回去。注意，是按应增加的工资比例返给员工个人而不是企业。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较前一种相比，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更为合理，但实际上却换汤不换药。首当其冲的一点是这“返”的工资能不能真正落到员工手上，因为这虽然绕开了企业，但却平添了这么多道手续，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而且，即便是能够确保将这部分钱返到员工手上，企业还是会有很多办法将这些钱“化”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长的工资不涨或少涨，原先本要发的奖金不发或少发，或者通过一些制度，将这些钱化为额外的工时等等，对于员工来说总体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实际上最受益的还是企业。相较于前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无疑会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成本，但这部份成本能不能转化为它本应发挥的作用，这一点还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两种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有人还提出了“提薪让税”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即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这种方式与前两种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两种方式是政府先行减税或是抽税，之后企业才轮到企业做出反应，而这一方式则是将如何做交给企业去选择，政府再去根据企业的“态度”给出相应的奖励。这行动顺序的改变，实际上是政府把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观上讲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利用国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对提薪的企业做出足够的补偿和奖励，就肯定能够达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实行起来也是最难的。首先，这种方式虽不像前两者那样倚重严格的监管措施，但却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对提薪做出的鼓励必须有据可依，不能随便哪个人说说就减了。所以除了要有严格的标准，还必须要对每个企业做出正确的评估，不能企业说自己涨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和确认。然而，国家这么大，企业这么多，实际操作起来的难度着实不小，因为几乎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对公平的标准，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

上面的这三点，是我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提高工资的实际操作办法的提议。总的来说，这三点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难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体操作又过于复杂。但无论怎样做，前提是要规范明确，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进行反复的论证，使其尽量合理，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要明确，任何特殊情况都尽可能做到有据可依。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但据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有望年内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单从提高工资待遇这一点来说，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针对此次改革，网民上也在网络上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的企业的负责人，在网上抱怨现在小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压力，有的人，则对提高工资待遇的对象提出了疑问，认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资也增加同样的比例，到头来贫富差距反而是会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觉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国家更为稳定，应该不会出现高、低收入者工资同涨的局面，否则真的会让人哭笑不得。总之，距离方案的出台，最多也就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此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

2、《我国分配差距穷降富升逼近红线 白黑灰血金共存》(《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可能出台 重点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解放日报》2010年06月04日)

4、《据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视低薪者收入》(《新民晚报》2010年6月4日)

5、《减税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新华网）

6、《“减税加薪”不如“收税返薪”》（荆楚网）

7、《企业避税最佳设计方案》（企业管理出版社 雷建/编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战略和路径间求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6月09日)

9、《迟福林：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人民网）

第三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学界争论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在厉以宁的改革方案中，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者一样共享利润。传统分配制度中，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有，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职工只能获取工资，不能参与利润分配。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提出了利润共享原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共享利润。(劳动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资本主体)

第四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浅谈

南京财经大学2012年暑期学生主题征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浅谈

张广喜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但贫富差距日渐拉大及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成为摆在政府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成为百姓最强呼声，收入分配问题已成当今热议的民生问题了。在以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全体国民福祉为主要目标改革顶层设计中，应先将提高低端群体收入作为改革的重点之一，大力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以此为改革基点，破除各项体制机制弊端，逐步缩小日益凸显的贫富差距。而应让社会绝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关键字：分配公平内需

（一）收入分配现存的问题

《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报告》显示，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800.61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723.6亿元又以各种名目返回给了央企，而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只有40亿元，仅占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5.2%；而2009年国企实现利润1.3万亿元，2010年则升至近2万亿元，同比增长37.9%，利润上缴比例应为5%－10%，但2009年国企利润上缴比例仅为6%左右，2010年更是降至2.9%，而在其他国家，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30%-60%，有的甚至高达盈利的80%-90%，但全民所有的中国国企则坚决拒绝“过多”上缴利润。收入分配改革是个关系到中国全局改革的大问题，如果因为国企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难以推进，无疑会加大中国整体改革和社会稳定所面临的风险。可以说，提高国企特别是垄断央企的利润上缴比例，限制国企高管和部分员工过高的薪资水平，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长期难点和焦点问题。

与此相对的就是低收入者。低收入者的人群非常庞大，在当前大致包括普通工人、农民和社会困难群体收入。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包括城市低保对象、农村低保对象、农村五保对象以及国家优抚对象在内的四类国家保障对象，数量接近9000万人，如果再加上900多万的城镇失业者，仅以此计算出来的低收入群体就已近亿。此外，也有人按照联合国贫困人口的标准计算认为，中国贫困人口的数字应该在2亿左右，真实的低收入群体不会少于4亿人，照此推算，这几乎占到了中国人口的近三成。

这里引用温总理的话：所有小问题乘以13亿都是大问题！

（二）在推行分配制度改革时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保持稳定的发展，唯有在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谈分配。也就是要先“做蛋糕”，只有把蛋糕做大了，才能保证又要分的，不能只顾“公平”，而让每个人都穷公平，这就有点因噎厌食啊。但正如上面所说，很多垄断的央企，占去的很大部分的资源，同时产生的效益只有很小的部分才流到人民手中。这也是我们以后应该改变的地方。

从“稳增长”的角度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显然更有利于抵御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如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有明显提升，其释放的消费潜力将不可低估。我们知道，经济学上有个“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从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看，收入水平越低的个人或家庭，其消费率越高，相反，收入水平越高的个人或家庭，消费率越低。按照这一规律，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其带来的消费效用，将远远大于中高收入群体的效用。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为例，有研究认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收入 1

南京财经大学2012年暑期学生主题征文

3千至5千亿元，这一金额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农民是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民工的这一收入“欠账”能否得以消除，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国家内需的扩大和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税收有配置资源的作用。因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利用好这个职能。不仅仅在个人所

得税方面，在很多企业尤其是占用社会资源多，能耗大的企业上多进行税收调节，已达到社

会的资源分配均衡点。

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的，我们要利用好我国的优势，加强进出口贸易。全国人

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9月2日在长春呼吁，当前应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启动

居民消费。用民生消费、国内投资、外汇“三架马车”均衡发展来带动经济发展。当前的国际

国内环境促使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要用民生消费、国内投资、外汇均衡

发展来带动经济发展。

（三）以下是各专家的观点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近日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今年中国更重要的任务是扩大内需，应该把中国经济2012年增长拉动力更多放到扩大内需上，抓好投资，抓好消费。扩大消费首先要保证民众收入提高。他建议今年应该在加大城乡经济收入方面下

更大气力，努力推动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

为，2012年调结构、转方式，要以提升消费需求力度作为导向，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切入口

和驱动点。只有收入的提高才能支撑市场的需求，促进企业的生产。

专家同时认为，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民生工程的建设，同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结构性减税将为缓解企业困难、提高居民收入发挥根本性作用。

收入分配的改革任重道远。但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步。

参考文献：

《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报告》

2012-09-02 16:42:55，人民网《吴晓灵吁推进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刺激居民消费》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管理科学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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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内容摘要：“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十八大、倍增计划、收入分配政策

2010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0.4%的少数人掌握着70%的社会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收入渠道不断增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

1.付出同量的劳动，在不同行业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8倍，后来收入之比逐渐拉大，到2000年为2.63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考虑到住房、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2.付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地区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为1075元，最低的地区是山西省，为560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92∶1；到2006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仍然是上海市，为20668元，最低的地区是西藏自治区，为8941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31∶1。同样级别的公务员、事业人员月收入少则千元以上、多则万元以上，差别比较大。

3.同在一个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资料表明，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7倍，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5倍。2009年底，财政部的调查资料再次证实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事实。两组数据引人关注：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贫富差距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极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4.面对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同一块“蛋糕”，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分得太少；在再分配中，农村居民分得太少。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来一般介于50%—57%之间，比我国高出10—17个百分点。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明显低于政府收入，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居民收入增加比例分别为0.6%、1.3%、0.8%和0.4%，而同期政府收入增加之比分别为12.4%、15.1%、15.9%和24.7%。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中，严重向城市倾斜，2004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中80%投向了城市，使农民难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似乎早已注定了它的框架化、原则化。但是，令公众感觉失落的或许并非这些。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开始酝酿到即将出台的8年时间里，公众获得的参与机会确实是少之又少。

在经历了八年磨一剑之后，公众苦苦等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只是原则性方案，这个消息或许会让一些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感到失望。但我以为，对于即将面世的方案，我们不应苛求其多么完美，也不应指望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迎刃而解。万事开头难，收入分配改革，能改起来就是好事。对于收入分配改革这座大厦来说，重要的是先把地基打牢，而不是讨论铺什么样的地砖，刷什么样的墙漆。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在行进中修正航线。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险。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能够出台落地就可喜可贺，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重要的是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航线，顺利抵达成功彼岸。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一起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十八大报告中的“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成了一个体系，同时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径。“倍增计划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吻合的，它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一样，都是渐进的、长期的。“两个同步”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然后“倍增计划”是2020年的约束性指标，而“两个提高”则是长期的”。

实现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思路和对策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已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地区、行业、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不稳定性。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１．要努力实现“两个同步”，不断提高“两个比重”，切实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所决定，我国现阶段还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要让劳动成为人们收入的主渠道，真正实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多种分配方式与收入形式并存。要鼓励和支持城乡居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多渠道增加收入，并要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标准；要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者维权上的作用，增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前提下，职工工资必须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

２．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就业是增加劳动收入的先决条件，各级政府要为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提供良好的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发展环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还要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平等的就业服务。

３．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建设者，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成为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提高农民收入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二要转变观念，改善环境，不断增加农民创业收入。三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还地权与农民，使农民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条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适度规模经营，并按市场规则对征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四要创造条件，扩大农村市场，健全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给农民提供增加市场收入的机会。

４．建立“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居民共享“阳光和雨露”。社会保障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公平，它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进行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差别，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让全体居民“同在一片蓝天下，共享阳光和雨露”，才能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化解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

５．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建设滞后，使再分配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因此，我们必须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结束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发展中的 中国 建设成富裕 文明的 现代 化国家，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社会工程。要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的顺 利转型与平稳过度，应倡导公平与尊重效率，把优化社会经济利益的增长机制同 构造市场收入分配机制结合起来，是必不可少的，产生收入差异也在所难免，这 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促进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 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公开、公正、合法、透明，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