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一篇：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须具有充分发育和完善的市场体制。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要比计划方式配置资源更为有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世界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的基本国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尽快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紧密接轨。否则，我们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及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们生活水平持续上新的台阶，充分证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形成。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医治战争的创伤，克服恶性通货膨胀，摆脱贫困状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显著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广泛，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社会需求日益变化，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其表现主要有：一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的过多过死，企业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物；二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三是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四是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方式单一化，一味追求“一大二公”等。这种经济体制使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使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才是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选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在昨日举行的惠州学习论坛·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报告会上，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应邀作《改革发展困境与突破》专题报告。报告会上，汪玉凯以开阔的视野、生动的语言、详实的数据，对改革的精神和重大意义、未来行政改革的重点以及如何走出改革困境等话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汪玉凯认为，要从全局理解改革的重大意义，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经济、政治等各项改革。因此，未来行政改革的重点在于：理顺五种关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汪玉凯认为要涉及以下7个方面：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进机会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效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7个方面可以说是几乎涉及了收入分配的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至今没有出来。”汪玉凯说，“收入分配制度能不能启动，以什么方式启动，将是中国整个改革中的重要信号！”汪玉凯表示，近20年里，中国的财富加速向着3个方面集中：从社会和政府角度来看，财富不断地、过多地向政府集中；从“劳和资”角度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方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垄断行业集中，劳动者逐步被边缘化。“合理的第一次收入分配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和企业拿走不超过GDP的40%，劳动者拿走的不低于60%，意思是说„大头‟应该让劳动者来得，„小头‟由政府和企业得，但是在我国却颠倒了。”汪玉凯说，而看二次收入分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四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发达国家都高于50%，而在我国，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服务这四大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是28.8%。“破除既得利益集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汪玉凯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等五种关系“五种关系是指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汪玉凯说，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要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要推进社会事业、收入分配等改革，理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要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汪玉凯认为，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方面，应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要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当前改革已进入胶着期，政府成为焦点。”汪玉凯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进展、垄断行业改革裹足不前、政府自身改革步履维艰等足以证明当前的改革进入了胶着期。由此导致一系列后果：政府与民争利的整体格局没有大的改变，由公权力肆虐引发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

未来中国社会风险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放缓与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使经济滞胀的风险加大，实现稳定增长，保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既定目标可能受到冲击。”汪玉凯表示，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以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与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的现状难以为继，因此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就显得尤为紧迫。“走出改革困境，取决于高层的改革决定和措施。”汪玉凯指出，要重新审视和检讨我们已经形成的改革方案，最大限度避免政府与民争利的改革，避免伤害低收入者利益的改革。“这其中包括土地征用和拆迁、收入分配、垄断行业吞吃全民福利、国进民退等等方面。”同时，高层还要树立起改革的决心，勇于在政府和政治的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

在当前的形势下，可从以下3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加强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其次，政府自身改革，首先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限制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权力，推进政府结构的优化，从源头上遏制部门利益。要避免“与民争利”的改革，把“与民争利”的改革变成“让利于民”的改革。第三，人大是法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要加强人大的权力和权威。推进人大代表结构、产生方式、人大运转机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真正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第二篇：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2012-12-07

摘要：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 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加强收入分配收入改革，如何尽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符合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要 求的收入分配新体制，也成为当前及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重点关注的课题。本文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入手，编撰相关专家学者观点，对对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的途径进行探讨。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按 照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一般应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几个环节。简单地说，分配是生产的结果，而且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市场竞争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的形式和结果有着决定性地影响。这表明，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对市场竞争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 排必须进行改革。也只有深刻地认识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全面性和诱发性，才能真正使此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取得成功。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以 计划经济为主，基本实行平均分配的国度。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处在0.3以下的水平。改革开放之后，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基尼系数开始突破0.4，目前已达0.45以上的水平，跨入收入分配较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1.城乡分割制度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第一大因素，根据有关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差距可以解释全部收入分配差距的40%以上。很显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拉大城乡差距的罪魁祸首。即使是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受到种种歧视。人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049元，仅为同期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0%左右。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保罗·海登斯 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之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3.5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农村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极为低下；二是农村投资和资产的回报率通常很低。

2.僵化的土地制度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实 现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强调土地制度的改革，因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两个要素，第一是国土，第二是人民。而土地又是涉及每个人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财富分配形 式。现在看来，太多的人穷是因为没有房，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主要困难就是没有房，很多人富也是因为拥有多套住房和土地。而房子涨价，是因为房子下面的地价 涨了，所以土地问题是一个关键。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就是从土地问题上突破的，土地问题突破了，联产承包制取得成功了，大家对改革的信心有了，保守的力量就让位了。如果土地问题没解决，吃饭问题没解决好，80年 代的城市改

革根本搞不起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可以说有一多半都是土地带来的，现在的社会事件有一半以上也是因为土地纠纷导致 的，贪腐相当大的一块也是跟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土地的概念再宽泛一点，包括矿藏可以说都是土地资源。因此，土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政治的焦点，未来的 改革必须从土地制度入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由 于现行的土地所有权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对自己使用的土地缺乏有效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在土地被征用时无法获得应有的土地转让收益，致使大量的土地溢价 流入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腰包。有专家曾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市场化后的潜在收益。根据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土地自由贸 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根据对历年数据的测算也发现，从1952年至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535亿元，其中仅在2002年当年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计算。可以想像，在当前土地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农民从土地转让过程中应该获得的收益将更为惊人，而真要把这些收益归还给农民，那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势必大大缩小。

3.市场竞争体制的缺陷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中 国市场竞争体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在同一个市场经济竞争体系中，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根本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垄断企业凭 借强大的垄断力量在获取资源和资金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进而攫取高额利润。在内部人的控制下，又存在巨大的高福利、高工资冲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 多非垄断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生存环境恶化，致使员工工资福利欠佳。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在居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起基础作用。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公平性，决定了居民收入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同时，完全竞争市 场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垄断的出现使得垄断者具有左右市场交易的市场力量，使市场交易不再具有公平性和平等性，使得居民初次 收入分配过程不公平。我国的垄断主要是政府授予特许权而禁止其他竞争者进入造成的，特别是在电力、电信、铁路、航空、烟草、石油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 业。国电公司的总资产约占整个电力行业总资产的60%以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总资产约占整个石化行业总资产的近50%；全国的烟草产业则全部归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垄断企业在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不断增加本企业职工薪酬，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二、十八大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目标：人均收入翻一番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从中国的现实看，未来1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是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形成的过程。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就业机会。同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将使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将“二〇二〇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要靠改革。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就有可能继续保持7-8%的中速经济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如果丧失机遇，就很有可能使得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过去我们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说GDP翻一番、翻两番，完成得都很好。然而，现在经济进入了长周期的减速区，未来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党在关键时刻明确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种知难而上的勇气值得充分肯定。同时，在GDP翻一番的同时，居民收入却不能够保证翻一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同时翻番，在GDP翻一番的同时要保证城乡人均居民收入也翻一番，这两个翻番结合在一起，要求更高了，这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 张辉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收入 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收入分配改革破题路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为实现2020年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建议加快教育结构调整，提高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突出人力资本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的重要作用；尽快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日程表，争取经过3～5年 的努力，初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一部分农民在真正融入城市后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尽快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农民征地谈判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 中的分配比例，为一部分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创造条件。应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 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并且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居民收入倍增是向城乡居民倾斜、向劳动者报酬倾斜条件下的倍增。应当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并略快于GDP增长；加快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确保劳动者报酬

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确定缩小城乡差距的约束性指标，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 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过程中能否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权益，已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之

一。这就需要：严格限制经济适用房的受益范围，把住房领 域的公共资源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建立完善以廉租房为重点的住房保障体系，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住房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不同群体基本公共服务 制度的统一，尤其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的制度统一；努力缩小财政用于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差距，并建立公开的约束性指标。截至2011年底，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5.37万 亿元。国有资本能否适应全社会公益性的需求推进战略性调整，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迟福林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 退出，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调节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尤其是涵盖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 红，从制度上确保国有资本的公益性。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保罗·海登斯 从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能的方向来看，初次分配中改革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工资的正帯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二是降低垄断及国有企业对中小 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三是降低垄断国有企业的薪酬水平，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阶段中，一是改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收益分享制度。二是公共资源出讥收益 的全民共享机制。三是收入的税收调节。四是增加财政转秱支付的力度。还有其他配套改革

1、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2、减少“三公”消费以及灰色收入部分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第一，要果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坚决拆除导致城乡分割的藩篱。历史经验证明，放松户口管制、允许农民向城市自由转移，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应尽快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身上的各种福利功能，还原其人口登记和管理的基本特 性，发挥公共财政为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使户籍制度改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突破口”，曾经发挥过具有历史影响的巨大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土地制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尤其是不能保证土地使用者的最终所有权，也就无 法实现他们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确权活动，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明晰的土地所有权，才能保障农 民自由耕种的权利，也才能加强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农民才能真正享受到土地转让和土地增值过程中的利益和好处。第三，尽快打破市场垄断格 局，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那么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而让广大人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 也就难以实现。垄断企业的改革应重回“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轨道，采取多种措施遏制垄断力量的无序膨胀。有必要强调的是，仅从工资指导线上进行 “限高”的规定，恐怕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限得住垄断企业的高工资。关键还在于必须逐步开放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调节工资上的作用，弱化权力在工资分配 中的主导地位，这才是对垄断企业工资“限高”的治本之策。第四，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公平的社会保障不仅对再分配具有积极作 用，对初次分配也至关重要。根据专家的测算，如果

社会救助制度覆盖面能够直接惠及10%的人口，则贫富差距的缩小幅度会增大一倍以上；如果国家财政支出中有30%用于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则转移支付的力度会扩张一倍以上；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以后的全口径支出占到GDP 的25%左右，则意味着国民财富有1/4 是 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来重新分配的，它对于平抑初次分配的差距和弥补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将起到重大的作用。第五，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堵塞各种灰色收入的 漏洞。权力寻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痼疾，也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的根源之一。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公开透明的干部收入制度是防止腐 败、遏制寻租现象泛滥的有效手段。应加快完善干部个人收入和财产的申报制度，构建党纪、国法、舆论监督的体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使经济体制改革与 政治体制改革相互协调和促进，在改革中创造一个“阳光型”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但目前内需消费不足、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等问题，表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必须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坚持国有经济的正确定位不动 摇，必须使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断提高，让民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其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未来的改革须坚持打破行政垄断，国家必须下 决心在石油、电力、电信、金融、铁路等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加快构造有效竞争格局；要推进垄断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 业参与竞争；要坚持公开、公正原则，保证垄断行业改革规范有序进行；要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把主要职责放在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上；要加强立法，提高反垄断法可操作性和执行透明度，通过积极开展反垄断法的实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 许善达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应该重在增量上，重在增量上还应该重点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减税也好，要给低收入群体的税降低，给他们增加收入。此外，还是 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更多的吸引各种发展的资源，改善资源利用的效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税收政策、工资政策、社保政策都应该更多的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这 样一个思路是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的。

第三篇：浅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谈“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资待遇

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段时间，连续有媒体报道有关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税为薪”、“收税返薪”和“提薪让税”等。这三种方式，在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操作难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还可谓任重而道远。然而很多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正在进行紧张的制定和论证，很可能年内便会出台，这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关键词：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资 方案

正文：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房价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满的问题，近期更是出现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涨价的局面。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稳定物价，从而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分配格局，拉近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增强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彼时，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故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水平，进而带动其他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现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来，我国的竞争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否在实际意义上带动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论是否到了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仅从客观实际来讲，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这样，就是让我不爽。”我身边的人不乏这样的观点。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并不是无理取闹不尊重客观实际，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体点讲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个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理应承担起调整策略以适应发展需要的责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报道频见诸于报端网络，而有关专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便有可能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渐形渐近，如何改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肯定要提高工资待遇。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化税为薪”、“收税返薪”还是“提薪让税”？

所谓“化税为薪”，顾名思义，就是降低企业税负，将这部分钱用于提高员工工资。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这样的：国家减轻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员工增加了工资，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样回过来企业也可以提高效益，这样带来企业销售的增长，虽然纳税比例降低了，但因为总量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总量还是会健康增长，形成多赢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如何落实监管都心存疑虑。

据我从网上了解，过去有的地方比如广东也出台过类似的政策，但效果却并不如意。这倒不是因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经，在执行环节出了问题。结果是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员工的工资却不见长。“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业及其少数人借机提高“效益”的途径。到头来是国家税收少了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这就有失初衷了。现今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市场开放体制，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而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从另外的角度讲，现如今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企业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如何合理避税，已经是企业的一门必修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很多注册公司都尽可能地注册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域，从而躲避较高的税负。而降税又不会降太多，正好给企业用于降低成本缓解压力，起不

到“化税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税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业的贯彻执行，随之便产生了出现了另外一种建议——“收税返薪”。“收税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体而言，就是把拟定该减轻的税负先都收回来，然后由各地的劳保部门或指定专门机构，再把这些收回来的税负给返回去。注意，是按应增加的工资比例返给员工个人而不是企业。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较前一种相比，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更为合理，但实际上却换汤不换药。首当其冲的一点是这“返”的工资能不能真正落到员工手上，因为这虽然绕开了企业，但却平添了这么多道手续，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而且，即便是能够确保将这部分钱返到员工手上，企业还是会有很多办法将这些钱“化”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长的工资不涨或少涨，原先本要发的奖金不发或少发，或者通过一些制度，将这些钱化为额外的工时等等，对于员工来说总体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实际上最受益的还是企业。相较于前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无疑会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成本，但这部份成本能不能转化为它本应发挥的作用，这一点还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两种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有人还提出了“提薪让税”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即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这种方式与前两种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两种方式是政府先行减税或是抽税，之后企业才轮到企业做出反应，而这一方式则是将如何做交给企业去选择，政府再去根据企业的“态度”给出相应的奖励。这行动顺序的改变，实际上是政府把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观上讲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利用国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对提薪的企业做出足够的补偿和奖励，就肯定能够达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实行起来也是最难的。首先，这种方式虽不像前两者那样倚重严格的监管措施，但却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对提薪做出的鼓励必须有据可依，不能随便哪个人说说就减了。所以除了要有严格的标准，还必须要对每个企业做出正确的评估，不能企业说自己涨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和确认。然而，国家这么大，企业这么多，实际操作起来的难度着实不小，因为几乎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对公平的标准，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

上面的这三点，是我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提高工资的实际操作办法的提议。总的来说，这三点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难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体操作又过于复杂。但无论怎样做，前提是要规范明确，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进行反复的论证，使其尽量合理，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要明确，任何特殊情况都尽可能做到有据可依。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但据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有望年内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单从提高工资待遇这一点来说，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针对此次改革，网民上也在网络上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的企业的负责人，在网上抱怨现在小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压力，有的人，则对提高工资待遇的对象提出了疑问，认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资也增加同样的比例，到头来贫富差距反而是会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觉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国家更为稳定，应该不会出现高、低收入者工资同涨的局面，否则真的会让人哭笑不得。总之，距离方案的出台，最多也就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此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

2、《我国分配差距穷降富升逼近红线 白黑灰血金共存》(《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可能出台 重点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解放日报》2010年06月04日)

4、《据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视低薪者收入》(《新民晚报》2010年6月4日)

5、《减税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新华网）

6、《“减税加薪”不如“收税返薪”》（荆楚网）

7、《企业避税最佳设计方案》（企业管理出版社 雷建/编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战略和路径间求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6月09日)

9、《迟福林：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人民网）

第四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学界争论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在厉以宁的改革方案中，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者一样共享利润。传统分配制度中，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有，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职工只能获取工资，不能参与利润分配。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提出了利润共享原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共享利润。(劳动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资本主体)

第五篇：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析如何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内容摘要：“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关键词: 十八大、倍增计划、收入分配政策

2010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以及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0.4%的少数人掌握着70%的社会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收入渠道不断增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表现

1.付出同量的劳动，在不同行业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8倍，后来收入之比逐渐拉大，到2000年为2.63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考虑到住房、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2.付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地区不能得到同样的报酬。198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为1075元，最低的地区是山西省，为560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1.92∶1；到2006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仍然是上海市，为20668元，最低的地区是西藏自治区，为8941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31∶1。同样级别的公务员、事业人员月收入少则千元以上、多则万元以上，差别比较大。

3.同在一个地区，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资料表明，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户的5.7倍，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是低收入户的7.5倍。2009年底，财政部的调查资料再次证实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事实。两组数据引人关注：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贫富差距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极为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4.面对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同一块“蛋糕”，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分得太少；在再分配中，农村居民分得太少。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39.7%，而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来一般介于50%—57%之间，比我国高出10—17个百分点。在再分配中居民收入明显低于政府收入，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07年居民收入增加比例分别为0.6%、1.3%、0.8%和0.4%，而同期政府收入增加之比分别为12.4%、15.1%、15.9%和24.7%。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中，严重向城市倾斜，2004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中80%投向了城市，使农民难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似乎早已注定了它的框架化、原则化。但是，令公众感觉失落的或许并非这些。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自开始酝酿到即将出台的8年时间里，公众获得的参与机会确实是少之又少。

在经历了八年磨一剑之后，公众苦苦等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只是原则性方案，这个消息或许会让一些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感到失望。但我以为，对于即将面世的方案，我们不应苛求其多么完美，也不应指望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会迎刃而解。万事开头难，收入分配改革，能改起来就是好事。对于收入分配改革这座大厦来说，重要的是先把地基打牢，而不是讨论铺什么样的地砖，刷什么样的墙漆。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在行进中修正航线。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险。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许不够具体，但能够出台落地就可喜可贺，一切问题不妨先改起来再说。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重要的是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航线，顺利抵达成功彼岸。对此，公众需要拿出宽容和耐心，一起见证改革的点滴进步。

十八大报告中的“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成了一个体系，同时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径。“倍增计划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吻合的，它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一样，都是渐进的、长期的。“两个同步”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然后“倍增计划”是2020年的约束性指标，而“两个提高”则是长期的”。

实现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思路和对策

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已严重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地区、行业、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改革开放的不稳定性。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１．要努力实现“两个同步”，不断提高“两个比重”，切实保障要素投入者的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同步”和“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所决定，我国现阶段还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要让劳动成为人们收入的主渠道，真正实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多种分配方式与收入形式并存。要鼓励和支持城乡居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多渠道增加收入，并要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要继续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标准；要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者维权上的作用，增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前提下，职工工资必须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

２．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促进机会公平。就业是增加劳动收入的先决条件，各级政府要为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提供良好的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社会发展环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鼓励自主创业，促进充分就业；还要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平等的就业服务。

３．千方百计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建设者，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成为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提高农民收入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二要转变观念，改善环境，不断增加农民创业收入。三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还地权与农民，使农民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条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适度规模经营，并按市场规则对征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四要创造条件，扩大农村市场，健全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给农民提供增加市场收入的机会。

４．建立“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体居民共享“阳光和雨露”。社会保障的根本原则就是社会公平，它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进行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差别，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让全体居民“同在一片蓝天下，共享阳光和雨露”，才能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化解居民收入差距的矛盾。

５．加大再分配力度，增加政府转移性支出，有效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的功能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建设滞后，使再分配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因此，我们必须规范分配秩序，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结束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发展中的 中国 建设成富裕 文明的 现代 化国家，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社会工程。要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的顺 利转型与平稳过度，应倡导公平与尊重效率，把优化社会经济利益的增长机制同 构造市场收入分配机制结合起来，是必不可少的，产生收入差异也在所难免，这 既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努力促进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 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公开、公正、合法、透明，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