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高管们法律风险

第一篇：企业高管们法律风险

企业高管需面对的刑事法律风险

文/朱勇律师

一、企业高管刑事法律风险现状

随着《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发布，企业管理层犯罪成为社会、司法界热议的话题。盘点近几年来的中国企业家刑事犯罪案例，仅2011、2012两年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受理的企业经理职务以上管理人员犯罪案件，约占全部职务、经济类犯罪总数的5%。

从国企老总到民企创始人，或贪污受贿、或行贿、或渎职、或合同诈骗、或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或逃税，一时间官员高管落马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如曾经国美的黄光裕，如当下广药集团与香港鸿道集团“加多宝”与“王老吉”之争等。从一个个体行为发展成一个刑事或民事案件，经媒体和社会关注，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这些案例，均发端于企业高管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高管的刑事法律风险需加倍警惕。

即便如此，目前的企业界仍未对高管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给予足够重视，仍就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且呈燎原之势。我们不禁要问，企业高管作为社会精英群体是不懂法还是对法律缺乏敬畏呢？

在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上，万科集团首席律师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目前在中国普遍存在着法律不如法规、法规不如规章、规章不如政府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不如领导批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企业家们拿出大量精力攻领导、弃法律就不足为奇。尤其目前选择性执法泛滥，法律失去了规则的刚性而变成一种弹性工具，违法者获利，守法者吃亏，谁还愿遵守法律？虽如此但法治在进步，大量案例告诉人们，领导是靠不住的，关系是靠不住的，唯一能

让企业家稳健前行的是——法律，这才是企业家内心应当坚守的正能量。

二、公司高管的法律界定。

根据《公司法》第217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三、从企业高管刑事犯罪的罪名分布来看，常见犯罪类型。

1、贪污侵占挪用类犯罪；

2、行受贿类犯罪；

3、非法经营类犯罪；

4、诈骗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其他犯罪类型。

其中以贪污侵占挪用类犯罪和其他类型犯罪占比重最大，高达统计案例的71%（摘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企业高管刑事犯罪案例分析）。

四、企业高管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

1、“权利”成为发案的核心要素，表现为“用权”和“买权”。企业中经理以上管理层人员，掌控了一定的管理实权，包括企业事务的决定权、人事权、财权等等。如果，企业内部缺乏必要的制约、监管机制，相关人员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牟利。这也是为什么贪污、侵占、挪用犯罪，高发的原因所在。而在部分国有垄断行业中，企业的管理者代表国家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很多周边行业和下游企业，为了从国有企业中获得利益，自然有求于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于是有些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便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开展类似权力寻租的活动，出现了不少国企管理层人员受贿的案件。

2、企业资金链断裂、融资困难、竞争激烈迫其铤而走险是犯罪的重要诱

因。近几年来，国内多地出新“崩盘”的现象，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如温州、广东、福建等地。一时间成为圈内聚会大家常常提及的话题，其中是有一些骗子公司进行的犯罪运作，但也确实有中小企业主是为了融资而有意为之。为了融资，还有一些企业高管通过诈骗、虚假交易等手段，制造虚假业绩和财务报表，欺骗风投、担保公司和银行，究其原因都是为了企业融资。

3，企业整体发展布局不平衡，集中在特定行业，直接导致资源的严重短缺，势必会迫使企业铤而走险排除异己。现在有些企业家，特别是一些中小私营企业，缺乏必要的守法意识。遇到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合法性问题，而是所谓的“潜规则”。

五、企业家及公司高管对刑事法律风险的认识误区。

高管刑事责任风险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自身的人身权、财产权，关系到企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也关系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许多企业高管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说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自以为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甚至还有自己的“保护伞”，因此他们往往把法律当“儿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也许还存在着“没有花钱摆不平的事”的意识。还有一部分靠自己“闯出来”的企业高管，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为所欲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心存侥幸。当然，也有一些企业高管，他们确实不懂法，无法预见或者判断当时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结果走上了犯罪道路。重视关系，轻视法律，这是非常危险的。应当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注重法律知识储备，加强与律师等专业人士的沟通，从而有效管理风险。

六、法律顾问是企业家和高管避免刑事法律风险的最后屏障

2004年国资委就发文加强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去年国资委又发文要求“央企副总任法律总顾问”。从政府管理层面上讲，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提升公司

法务工作的权重对于公司管理的重要性。现实中的多数公司的法律顾问还是“松散型”：有官司你打,事后救火；而国外公司法律顾问则是“紧密型”：“有事找我律师”，因为律师知道老板和公司所有的事情。会用法律顾问，才是一个精明的经营者，因为法律顾问，表面上是你的反对者，实际上是管理者和公司避免法律纠纷包括刑事纠纷的最后屏障。对企业家和公司高管来说，法律服务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须品。

第二篇：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言稿修订版)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实证研究成果报告

（发言稿）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我是课题组上市公司高管法律风险管理项目首席研究员刘克滥。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实证研究成果报告”。基于我们对国内上市公司2011年对外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机构所发布的信息和数据的分析，我们对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形成以下三方面认识，与大家一同探讨：

一、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概况

截止2011年11月17日，共有263名上市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涉及上市公司64家：其中上海证券交易上市的公司中有22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60人次；深圳主板上市公司有21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151人次；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有19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52人次；创业板上市公司有2家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共2人次。发生的个人法律风险涵盖了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其中涉嫌刑事犯罪7起，8人；承担民事责任4起，4人；被行政机关处以警告、罚款、市场禁入12起，67人；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监管谈话34起，178人。

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的特点分析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发生主要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高管法律风险发生比率明显高于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

在64家涉及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上市公司中，有11家是ST或者*ST公司，占比达到了17%，并且其中有两家目前已经暂停上市。截止2011年11月17日，沪深两市共有ST和*ST公司127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6%，也就是说占上市公司总数5.6%的ST和*ST公司贡献了17%的高管个人法律风险事件。

第二个特点是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率明显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在发生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64家上市公司中，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有39家，占比6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5家，占比39%，其中4家为央企控股，占比6%。从违规人数的维度上看，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发生高管个人法律风险187人，占发生法律风险高管总数的71%，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6人，占发生法律风险高管总数的2%，其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发生个人法律风险70人，占发生法律风险高管总数的27%。

第三个特点是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领域集中在信息披露违规和违规交易两个领域。

在2011年发生的高管个人法律风险中，涉及信息披露违规的33起，205人，占违规总数的52%，占发生个人法律风险高管总人数的78%；涉及违规买卖股票的25起，25人，占违规总数39%，占发生个人法律风险高管总人数的9.5%。

第四个特点是信息披露违规和违规交易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法律风险事件。

在证监会和交易所公布的33起信息披露违规的处罚中，有3起涉及大额对外担 保事项没有披露，有4起涉及关联方或大股东占用资金事项没有披露，其中数额最大的1起，大股东累计占用上市公司资金30多亿。在这7起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事件中有6起发生在《刑法修正案

（六）》通过之后，且其中1起未经过公司内部的审议程序。

第五个特点是发生个人法律风险的高管在严格的执法环境下可能承担的风险将更大。

我们对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11年公布的33起信息披露违规逐一进行了分析，其中有14起情节比较严重，在这14其当中，有5起是发生在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

（六）》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涉及刑事责任；其余9起发生在《刑法修正案

（六）》通过之后，并且有1起已经进入刑事程序，当事人财务总监李某被提起公诉；剩余8起如果在从严的执法环境下，也不能完全排除涉及更严厉法律责任的可能性。

部分已经被监管机构和交易所处罚的高管人员实际上已经接近刑事犯罪的雷区。只是由于上市公司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这一风险并未完全暴露出来。一旦执法环境更加严格，上市公司高管将要承担更为严重的法律责任，带着金手铐跳舞并不只是一个传说。

三、高管个人法律风险成因及应对策略分析

1．高管个人法律风险成因

经过我们对64家上市公司的263名高管个人法律风险情况的仔细比对，我们认为其法律风险发生或者说违规行为的发生根本上都是基于某种理性判断，这种理性判断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预期违规净收益=预期违规收益-预期违规成本。其中，预期违规收益包括预期经济收益和实施违规行为的心理满足感；预期违规成本=违规的直接成本+违规的机会成本+违规的惩罚成本×被判罚的概率。

对于高管个人来讲，预期的违规净收益越高，那么就会具有越强烈的违规冲动，这就使违规事件不仅会发生，甚至应该发生。国企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率的显著差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首先是预期违规的收益不同。发生个人法律风险的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一般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可置换性，这就导致其违规收益实际既包含个人利益，又包含公司利益；相反，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的个人违规行为要么不会带来公司利益的增加，要么增加的公司利益无法置换成个人利益。在实施相同的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其预期违规收益要低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导致其预期违规净收益低，这样违规的动机就没有那么强烈，因此导致个人法律风险发生率明显低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

其次是预期违规成本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违规的惩罚成本不同上面。一般来讲，除刑事处罚外，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违规行为对个人不会造成太大的惩罚成本，其仍可以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存在，对社会地位和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也不会造成影响；而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一旦发生违规情况，就可能导致其遭受党内处分、行政处分，丧失在公司和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在实施相同的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其违规预期成本要高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高管。

预期违规收益低，而预期违规成本高，从而导致预期违规净收益低，因此，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的违规冲动要明显弱于民企控股上市公司，个人法律风险发生概率相应的当然也会低。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欺诈上市，一家民营控股公司一旦上市，就会给担任高管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带来大量的财富；而对于一家国有控股企业来说，即使有股权激励计划，公司上市也不会使得高管个人一夜暴富，何况对于国企 高管来说其预期违规成本更高。今年发生的一起欺诈上市案已经印证了我们的分析。

2．高管个人法律风险应对策略

既然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而形成的理性判断，那么这些风险应当怎样应对呢？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应对措施。

第一，重新评估违规成本，审视预期违规收益是否真正能覆盖违规成本。预期违规成本并不等于现实违规成本。很多高管对于预期违规成本的评估显然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预期违规成本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违规的惩罚成本×被判罚的概率。违规惩罚成本取决于立法的规定，被判罚的概率取决于司法和行政的执法力度。

首先，对于违规的惩罚成本很多上市公司高管认识比较狭隘。单纯从个人的成本角度理解违规惩罚成本。其实在很多情形下个人违规不仅导致个人遭受惩罚，也导致公司遭受惩罚。在监管机构截至2011年11月17日公布的64家涉及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上市公司中，有27家上市公司同时受到处罚。这些处罚不仅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经济性成本的产生，而且导致了行为性成本和信誉性成本的产生。因此，高管个人违规惩罚成本实际上要比一般认识大得多。

其次，很多高管对被判罚概率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陈旧的层面。认为上市公司是地方政府的下蛋金鸡，地方政府出于对GDP、税收和就业岗位的考虑，会对上市公司开绿灯，监管部门也是投鼠忌器，对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处罚也会比较“仁慈”。诚然，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变化。2006年以来，相关国家机关陆续颁布了《刑法修正案

（六）》、《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等规定，不断完善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增加违规的惩罚成本的同时，也促使执法力度不断加强，近几年来证监会和交易所每年立案调查和进行的行政处罚、公开谴责都是在以20%以上的幅度增加，司法机关对于证券犯罪案件的介入也不断深入，欺诈上市，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刑事案件不断见诸报道。

这些都使得判罚概率在不断上升，也使实际违规成本在不断增加。依据陈旧认识和不切实际预期而做出的行动，最终可能导致违规净收益为负数，给高管个人和上市公司带来巨大损失，甚至是灭顶之灾。

第二，通过法律架构和交易结构的设计，以合法方式实现同样的预期收益，形成更为理性的替代方案。

例如，对于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上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上市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3.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4.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5.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然而，在我们进行实证研究时，我们发现在证监会和交易所2011年公布的4起涉及高管个人法律风险的关联方或大股东占用资金事件中，都是公然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要么直接拆借资金，要么虚构交易、开具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要么代控股股东偿付债务。这些行为不仅导致公司和高管个人遭致行政处罚，而且使得高管个人触及到《刑法修正案

（六）》一百六十九条“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最终的结果都是以非常大的实际违规成本换来非常小的实际违规收益，甚至是负的收益。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一种成本-收益模式实际上只需要进行一些交易结构上的设计就可以变得合法，并且更有效率。还以上述大股东融资问题为例：进入2011年，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市场上的流动性不足，信托融资成为很多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同时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很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收益率出现比较大的下降，一些上市公司纷纷购买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信托型理财产品。如果我们将这两种经济行为加以结合，就可以在法律上设计出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者关联方从相应信托公司融资的合法渠道，同时不会涉及到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

通往罗马不是只有一条路。一些法律上的有效设计不仅能帮助上市公司相关方实现其利益诉求，而且会有效减少了上市公司高管个人的法律风险。这一点对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高管尤为适用，因为股权控制关系，其预期违规收益中不但包含个人利益，也可能包括上市公司利益，因此其有着更强的违规冲动。只有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预期收益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高管个人的法律风险，并从长远上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第三篇：企业高管[推荐]

什么叫企业高管？

答：一个企业里比中层干部级别高的就叫企业高管，意思就是高级管理者，例如：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营销总监等等。

企业高管管什么？

企业高层管理的格局决定企业的前途命运，但企业高管管什么，如何管这是很多企业难以理清的话题和界限，现在很多企业都存在同样的病态，老板做经理的工作，经理做主管的，主管做员工的，员工没事做，是授权有问题还是组织架构有问题还是····

高层管理的职能极难组织。其任务中的每一项都是再现性的，需要一再重复地去做，但其中却很少是连续性的，很少是必须每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连续地去做的。它这些任务出现时，对企业有极大的重要性，的确都是些“有关存亡”的决定。但是如果想作一个一年五十二周、每周五天的“计划”，那是极为愚蠢的。关键的人事决定也是极不经常发生的，但一旦发生了，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匆忙的人事决定是不会成功的。绝大多数其它的高层管理的任务也是这样。但是，个人却要求每日有一个持续的工作，如果不是持续地进行工作，很难有什么成果。高层管理任务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要求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能力，特别是各种不同的气质。它们要求人们有分析、思考、权衡各种供选择的方案，协调不同意见的能力。但它们也要求人们有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勇敢而有直觉判断的能力。它们要求人们长于抽象的观点、概念、计算和数字；也要求人们能了解别人，体谅别人，对别人感兴趣并尊重别人。有些任务要求一个人独自工作，还有些任务则是代表性和礼节性的，是对外联系性质的，需要人们具有取悦于人的能力和值得礼仪，具有代表和不讲话而给人以好印象的能力。

高层管理的任务至少要求四种不同的人：“思考型的人”、“行动型的人”、“能与人相处的人”、“代表型的人”。但这四种气质几乎绝不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

高层管理的任务常常完成得不好或根本没有完成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了解到这些特点。由于高级管理阶层的任务虽然是永无终止的，但却不是连续不断的，所以，即使是经营相当规模的企业的人也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只要它们发生时即可予以完成的。但在这期间，处于高层的人们感到必须每天做一些连续的工作。这当然就意味着他们做一些职能工作。因为，在制造和销售、会计和工程、广告和质量控制等职能部门中，都有着每日连续不断的工作。这样一来，高层管理的任务就根本不能完成了。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去做职能工作，那他们就没有时间去完成高层管理的任务了。高层管理职能中的每一项任务，在较小而较不复杂的企业中虽然只需要较少时间，但其总量，即使在小企业中，也大得难以在从事职能工作之余来完成。日常的作业工作总是带有急迫性——而许多高层管理的工作却是长期性的，看来似乎可以推迟到“明天”再去做，这个“明天”却永远不会来到。此外，高层人员（即使是在大企业中的高层人员）常常只看到他感到兴趣的那部分高层管理的职能。于是他们就把这部分职能看成是

高层管理的唯一职能，并把这些职能完成了。高层人员使自己从事于同他的个性、气质、经验相合的那些高层管理的任务，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常常是不自觉的）那就是完成了高层管理的全部任务，他就错了。这实际上使得企业不平衡并可能失去控制。

有效的高层管理的首要要求，正如乔治·西门士在一个世纪以前所看到的，就是客观地确定企业中高层管理的全部关键活动和全部关键任务。“每一个总经理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并决定着高层管理是怎样的”这句老话是没有意义的。每一个总经理——甚至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风格，而且有权有他自己的风格。但是，高层管理是怎样的或应该是怎样的，却是客观上决定的。

它并不取决于个人的风格，正好如地球引力定律并不取决于物理学家早餐吃了什么东西一样。

高层管理的任务，至少是其中的许多任务，虽然是本无终止的，但并不是连续不断的这一事实，以及高层管理的任务要求人们有各种不同的条件、技能和气质这一事实，都使得必须把高层管理的每一项任务明确地分配给某一个人。否则，将会忽略某些重要的任务。实际上应该有一个高层管理工作计划——特别是在小企业中更应该有——其中相当详细地列出谁负责什么工作，每项任务的目标是什么，规定什么时候完成。正因为高层管理的职能在基本性质上不同于企业中的任何一项工作，所以必须加以具体规定并明确地予以安排。

做企业高管必备的素质和能力是什么？

答：

1、企业战略的确定。企业在未来发展的中长期规划，远景规划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管理者的重要作用首先体现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上。

2、企业管理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企业管理者在工作中必须明确地制定出工作目标、管理目标，积极引导全体员工向同一目标奋斗。

3、企业重要人才的选拔、培育。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管理者必须将人才的选拔和培育，特别是重要人才、关键岗位的人才的选拔和培育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来落实，建立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

4、企业管理体系的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是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在明确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以后，企业管理者必须建立起一套符合本企业发展的管理体系，支撑企业的有效运行。

5、企业的变革实施。企业生存的环境和面对的挑战不是一成不变，特别进入信息时代后，各种事务可说是瞬息万变。有人说，现在惟一不变的变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面对变化的外部环境，企业必须适时地作出变革的决定，让企业的发展跟上社会的变化。

6、企业对外的社会形象的建立。企业作为一个法人主体，具有相应的社会形象，企业管理者必须在企业的社会形象上下功夫，建立积极的社会形象。

7、其它重大问题的决策。其它关系到企业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

第四篇：法律风险管控建议

川开集团法律事务风险管控建议书

为了保障和规范法律事务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提高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的能力，依法维护集团公司合法权益，依据法律法规、集团公司章程和相关规定，联系实际，提出以下风险管控建议：

一、加强与提高各公司管理层、业务员的法律风险意识，树立五大理念，即企业经营中的法律风险意识；业务流程中的程序与规则意识；项目论证合法性审查意识；事后诉讼中举证的证据意识；借助法律专业人士的把关意识。

二、建立和完善以法务部为核心的法律事务管理制度，高度重视法务部在对外经营及内部事务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的投资或经营事项（如进出口公司）。

三、法务部须遵循以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和事中法律控制为主，事后法律补救为辅的原则。

四、法务部划分为非诉事务岗和诉讼事务岗，双方根据历年的诉讼纠纷和非诉讼事务，不断地发现和识别法律风险源，制定和不断修正相应的控制措施。

具体体现在，非诉事务岗需要制定合同范本，审查各类合同，提供详细的法律意见书，参与重大事项的谈判和把关工作，参与企业的合并、分立、产权转让等重大经营活动等有关法律事务。诉讼事务岗则参与企业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听证等事项。

非诉事务岗和诉讼事务岗在合同制订、审查，诉讼案件处理等方面要相互配合，互相协调，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履行职责。

五、集团公司应为法务部的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基础保障。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营造有利于法务部工作人员充分发挥潜能的用人环境。

六、以文件形式下达通知，对于涉及法律的事项需及时征询法务部建议及意见。法务部人员根据工作需要查阅公司有关文件、资料，询问有关人员，各部室、所属单位应给予支持、配合。

七、对合同的审查与管控：

1、把合同文件作为企业经营最重要的武器。建立完善合同审核审查、监督检查、纠纷预警等合同管理工作制度，对重要合同法务部应先期介入、全程参与。

2、进一步强化合同集中统一管理，加大对重要合同的法律审核力度，推进操作性条款的研究，加强对合同履行的监管，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3、所属单位发现对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存在问题时，要积极与各方协商，积极咨询、听取法务部人员的建议，要及时依照合同所赋予的权利及法律程序督促对方履行，并做好证据材料的收集工作；对方当事人经过催告仍不履行，或已经丧失履约能力的，要及时依法解除合同，情况十分复杂的，要及时向集团公司汇报，经过集团公司统筹意见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自身在履行合同文件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纠正。

八、加强内控，防患于未然：各公司随时对经营过程中已经产生的问题进行梳理，不要等到事情几乎不可挽回或挽回成本已然巨大再采取补救措施（如进出口公司），发现问题要及时向法务部及相关部门汇报。

九、加强对在外地的分公司（项目部）法律事务的管控及管理，对项目经理进行谨慎的选拔任用，在确定项目经理时，要考察该人员的实际履行能力，业务素质、人品道德、工作作风等因素。

十、对于案件及债权的管控：

1、对全部债权进行梳理，对可能超过诉讼时效的采取补救措施,对证据存在缺陷的及时采取补正措施。

2、对不同的债权采取分类处置方案，尽可能及时处理，太久的搁置或催收将增加债权落空的可能性。

3、法务部在收到法院传票等诉讼材料、有关部门的待处理单、律师函等相关案件材料后，做好收案工作，及时联系相关单位及负责人，把相关材料复印件转到相关部室及所属单位。

4、在法律纠纷处理过程中，未经分管领导批示，任何人不得向对方作出实质答复、提供文件资料，案件知情人应坚持保密原则，不得泄露案件的信息内容。

5、对于案件处理进程中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和关系协调，涉案单位应积极、主动配合法务部或所聘律师开展针对性工作，保证案件处理的顺利进行。根据案件情况、纠纷性质，选择和解、调解、仲裁、诉讼中最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将损失减至最低。

6、加强对法律纠纷案件的管理，定期对所属单位发生的法律纠纷案件情况进行统计，并对其发案原因、发案趋势、处理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建立健全防范法律风险的机制。

7、案件处理完毕后，由法务部负责对全案情况进行总结，形成材料，并向有关部门、人员酌情通报，条件允许可作为法制宣传教育材料加以运用。法务部应当系统、全面地对案件材料进行整理归档，发挥好信息库作用。要充分利用自身案件资源，定期统计分析，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提高处理纠纷的水平。

十一、本建议书适用于川开集团公司和子公司、分公司、项目部及所有的控参股公司。

第五篇：企业诉讼法律风险

书名:企业诉讼的法律风险及防范4

作者:唐晓春 主编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原价：35.00

出版日期：2007-7-1

ISBN：9787509300121

字数：205000

页数：286

印次：1

版次：1

纸张：胶版纸

开本：16开

精品物店：20221095

编辑推荐

法律风险防范、危机应对技巧，深入剖析与企业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案例。内容提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企业家法律书柜》丛书紧紧围绕中国企业经营运作展开。本套丛书从企业管理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具体案例来阐释中国企业经营运作面临的法律风险以及如何防范，通过对典型法律风险问题的深度分析，将相关的法律问题串联在一起，以利企业管理者触类旁通。

目录

民事诉讼风险概述

一、风险的含义

二、诉讼风险的含义

三、民事诉讼风险的类型

四、民事诉讼风险产生的原因

五、如何控制和防范民事诉讼风险

六、企业诉讼风险防范的机制

第一章 起诉被法院驳回的风险

风险提示

一、起诉的基本条件

二、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后的处理方法

关联案例分析

本章避险方案

第二章 级别管辖不当的风险

风险提示

一、我国法院的级别设置

二、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规定

三、选择级别管辖的技巧

关联案例分析

本章避险方案

第三章 地域管辖不当的风险

风险提示

一、我国地域管辖的一般规定

二、地域管辖中常见的规避法律的行为

关联案例分析

（一）关联案例分析

（二）本章避险方案

第四章 被告方行使管辖权异议不当的风险

风险提示

一、被告提起管辖权异议的必要性

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形

三、提起管辖权异议的程序

关联案例分析

（一）关联案例分析

（二）本章避险方案

第五章 诉讼请求不适当的风险

风险提示

一、诉讼请求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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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申请回避不当的风险

第七章 超过诉讼时效的风险

第八章 代理人授权不明的风险

第九章 申请财产保全不当的风险

第十章 一方不出庭或无故退庭的风险

第十一章 诉讼文书无法送达的风险

第十二章 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充分提供证据的风险

第十三章 超过举证时限的风险

第十四章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风险

第十五章 申请鉴定不当的风险

第十六章 承担举证责任的风险

第十七章 证据被伪造的风险

第十八章 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或无法执行的风险

第十九章 赢了官司输了钱的风险

第二十章 诉讼费用分担的风险

第二十一章 因仲裁而丧失诉讼资格的风险

第二十二章 仲裁裁决被法院撤销的风险

作者介绍

钱卫清：现为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1988年考取律师资格，先后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厦门大学在职研究生国际经济法专业和国家法官学院经济法专业。

1977年至1992年先后任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法官，上饶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庭长、副院长；1992年至1998年曾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及经济庭正处级审判员、副庭长、高级法官，其中1995年至1998年期间在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工作交流。1999年1月从事专职律师，曾任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诉讼部主任、国企改制部主任。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硕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企业改制研究所所长。2005年被授予“北京市优秀律师”荣誉称号。2006年被提名为“2006中国法制新闻人物”。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并著有《反败为胜》、《败诉论》、《国有企业改制法律方法》、《成功改制》、《公司诉讼》、《法官决策与律师策略》等法学专著13部。

文摘

第二章 级别管辖不当的风险

正文

一、我国法院的级别设置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我国法院设有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普通法院根据行政区划分为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等四级。县级（区、县、旗、自治县）设基层法院；地级（地区、省辖市、自治州、直辖市）设中级法院；省级（省、自治区、直辖市）设高级法院；全国设最高法院。专门法院设置有军事法院、海事法院和铁路运输法院等。

区分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管辖分工的标准有两点：凡是法律对管辖作了特别

规定的案件由专门法院管辖，凡是法律对管辖未作任何规定的案件都由普通法院管辖。

在管辖的种类上，我国法律规定为四种：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所谓级别管辖是从法院内部的组织系统，即纵向来划分每一级法院各自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权限和范围。民事诉讼法根据案件标的的大小、难易、影响等因素，确定各级法院不同的管辖权限。

二、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规定

（一）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在人民法院组织系统中，基层人民法院数量多、分布广，审判人员的数量多，并且没有审理上诉案件的任务，所以，一般地说，将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都交给基层法院承担是比较符合法院工作均衡负担原则的。同时，由于民事纠纷的发生地、当事人住所地或者争议的财产所在地，都与基层人民法院辖区相联系，因此，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既方便当事人诉讼，又方便人民法院审理。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条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1．重大涉外案件。涉外民事案件，是指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三者之一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重大涉外案件，是指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人数众多，或者案情复杂，或者争议标的额较大的涉外民事案件（最高法院《民诉法适用意见》第1条）。这类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

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的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是指案情复杂、涉及范围广、诉讼标的的金额较大，案发后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超出了基层人民法院的辖区范围，基层人民法院已不便行使管辖权，而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管辖法院比较适宜的案件。

3．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除涉外案件外，基于某些案件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还有两类：第一，海事、海商案件。海事、海商案件包括海事侵权纠纷案件、海商合同纠纷案件、其他海事、海商案件、海事执行案件以及请求海事保全案件等。第二，除专利行政案件外的其他专利纠纷案件。

（三）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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