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推荐阅读]

第一篇：周恩来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2008-10-24 14:07:53)转载▼标签： 论文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周恩来中国革命文化 分类： 学术

关键词：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周恩来

内容提要：1924年6月，孙中山在黄埔设立陆军军官学校，即众所周知的黄埔军校。经由此项划时代的创举，国民党才得以巩固广州革命基地，进而东征、北伐，统一全国，以及使中国获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所以说，黄埔军校的建立，堪称中国国民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黄埔之前，中国便已有很多的军事学校，比如说民国初期就成立的山西武备学堂，但为什么唯独黄埔有此殊荣呢？想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充分认识黄埔军校区别于其他军事学校的特质。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黄埔军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想政治工作全面而正确的开展。本文要论述的便是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它的主导者，周恩来同志。

正文：

华夏文明经历千年的荣光，走到了屈辱的近代。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腐朽的统治者选择了屈服，而不屈的中华儿女选择了奋起。含着热泪翻阅中国近代史，我们难过，我们欣慰。难过是因为千年的文明在列强的铁蹄之下惨遭蹂躏，欣慰是因为无数先驱勇士在沉沦的洪流中呐喊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在公车上书，在辛亥革命。

一、黄埔之立

然而，在近代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中国却屡战屡败，似乎这世界上没有一条路是给中国来走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改良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然而实际上问题的根本并不在此。维新百日而败，革命的果实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卑劣的盗取，然后军阀割据，有如战国重现。百姓无辜，却要惶惶不可终日。乱世之中，惨痛的教训极大地激发了国人整军经武的决心，中国的社会状况尤其注定了会出现一大批军人走到历史的前台并成为时代的骄子。少年叶剑英作文时就写过一句令人振耳发聩的话：“兵之物，大矣哉！”

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中华共和缔造者的孙中山以及他领导的革命民主派，长期以来却认识不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桎梏着人民群众，政治生活没有起码民主可言的近代中国，打破现存社会秩序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这也是他们从事的革命活动长期没有取得彻底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民主革命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地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提到新的高度：以革命精神诠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形势与斗争迫切需要建立一支革命化的军队，于是，1924年6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中共、苏俄共同推动下，以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代表，吴稚晖为政治部主任的陆军军官学校便在黄埔成立了，这就是注定光辉于史册的黄埔军校。

二、政工之始

陆军军官学校，黄埔不是第一个。早在没落腐朽的清王朝欲以一场欺人欺己的新政拯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时，便有了如雨后春笋的众多新式学堂，其中很多是陆军军官学校。这些新式军校的教育，不可谓没有成效。它们向广大的进步青年传授了西方先进的军事与政治理念，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腐朽清王朝的掘墓人。然而，它们还有不足，那便是，它们培养的军事人才，最后往往会由一个个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堕落为一个个拥兵自重的新式军阀。换句话说，那一干旧式的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所谓革命人才，其实是根本没有坚定的革命信仰的。孙中山开始没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这一部分人的器重反而成了他屡战屡败的根源。当他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时，便要想办法补救了。而这，正是黄埔军校所要做的。

军队国家化是很久以后，重庆和谈时国共争论的话题。共产党要求保留对军队的领导权，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断然不能容忍的。然而我们只能说蒋介石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却又路人皆知的政治目的选择性的遗忘了一些事情。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不应该不记得，黄埔军校创办的最初目的，便是创建一支国民党自己的军队。的确，黄埔军校是由国民党中央创办的，其系统并不隶属于政府。孙中山就是要“以革命党的精神，来训练这一批革命青年，使他们成为本党的骨干，做本党武力的基础”。后来黄埔军校第一任国民党代表廖仲恺曾在《在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因为做事不能不赖力，一方虽赖军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种力量，能制服军队之力量，即党是也。”于是，国民党借鉴苏联建军经验，在中共帮助下，创立了党代表制。1926年3月《国民党代表条例》便明确规定，党代表的目的是“灌输国民革命之精神，提升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

这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开始，也是黄埔军校成功的开始。

三、恩来之功

然而，创立党代表制度只是黄埔军校开展政治工作的一部分。《黄埔军校史稿》中有这样的记载：“政治训练为本校之特点，本校之所以异于其他军事学校者，即在于此。盖本校系党立之军事，学校为本党革命之大本营。本校之学生，不仅教其运筹帷幄、决胜疆场、冲锋陷阵、杀敌致果之本领，尚需教之认清敌人，辨是非、明利害、知礼仪、尚廉耻，而要言之，即灌输学生之政治常识及本党主义，而培养其革命之精神，实现明耻教战之古训，故有政治部之设立。”由此而知，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开展，更大程度上依赖政治部的组织实施。

政治部的设立，实际也是国民党在仿照苏联红军的模式。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人吴稚晖，但是他不想和共产党人共事，没几天便辞职了。继任者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也没干几天，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是邵元冲，也是国民党人，但他把这个职务当成官做，将政治部弄的死气沉沉的。所以说，黄埔军校“政治部创立之初，只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这一切，只有等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到来时才得以根本改变。

其实，称得上中国共产党黄埔第一人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举荐周恩来的中共元老张申府。只不过，周恩来在政治工作方面要明显比他的前辈，一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很难

找准自己位置的张申府要强很多。没有孙中山便没有黄埔军校，但没有周恩来便没有那个独一无二的英才志士辈出的黄埔军校。可以这样说，政治工作是黄埔军校之魂，而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之魂。

对于周恩来，我们并不陌生，应该说是非常熟悉。他便是自幼便知“中华不振”，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大江歌罢调头东，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少年志士，也是纵横国际，叱咤风云，为新中国死而后已的敬爱周总理。但我个人认为，他还是一个从小便表现出极强政治天赋的人。1916年11月，还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年仅18岁的周恩来便发表《中国现时之危机》一文，指出当时青年学生的任务：“呜呼，危险之期，困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耶？然而国诚危矣。吾党青年际世时势，知之可，欲奋起而救之而力有未足，恐谦让未遑，故吾今日之言，愿吾最可敬可爱之同学，闻有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1922年他在德国组建旅欧支部时提出新团员入团应当宣誓，有代表以宗教色彩反对之，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带有政治约束力。”由此看来，周恩来的政治觉悟要远胜常人，自然能够在政治工作上成就非凡。

1924年，国内的革命形势翻天覆地的变化着。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党需要大批的干部。收到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的推荐信，身在欧洲的周恩来复信表示愿意回来。1924年9月初，周恩来抵达广州，两个月后，继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接下来便是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

翻开法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浪漫的法国人在战争面前总是显得软弱无力。对于他们来讲，失败是家常便饭，胜利反而是件极其稀罕的事。然而，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法国也有一段在欧洲所向披靡的历史，那便是拿破仑时期。作为历史的阅读者，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士兵心中开始有一股民族情感在激荡。他们终于明白他们是在为祖国而战。

军阀与革命者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军阀的战争没有目的，所以他们总在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很小的目的战争不息。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便很睿智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每一个学院员，你们是在为人民而战，于是他让每一个青年都变成了革命者。

周恩来认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他在1925年发表的《军队中政治工作》中说：“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而在同年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他发表演说：真正的革命军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打战是为人民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战，彼等必不去打，能如此者为党军，不能如此者非党军”。让士兵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有了这样的信念，士兵的战斗信念与革命理想才不会动摇。周恩来紧紧抓住这一点，使黄埔军校学员的思想觉悟得到一个质的飞跃。

同时周恩来在黄埔学员中强化革命政党对军队有领导权的思想灌输。他说“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晓得革命军的使命”，“晓得时代政治”，“确实其革命观念”，“在革命进行中，一定要遵党的政策”。为加强革命军中革命党的建设，他制定一套有12项具体规定的严密制度，而这些规定，加强了革命党的建设，保证了党的领导，使党的理论方针能更好的贯彻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还从更细节的方面抓了黄埔军校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规定革命军要“守严格的纪律”，而且让学员明白，革命纪律应当是自觉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同时强调密切军民关系，反复宣传“军民一家”，“军民合作”的思想。他说：革命军，“若无人民的援助，乃不足负重大责任”，并主持编写了《爱民歌》。

至于周恩来同志作为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利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在黄埔军校广大师生间播撒社会主义的火种，为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积蓄更多的力量，便是理所当然的事，研究也比较充分，本人就不再画蛇添足，多做论述了。

结论：

由此而知，黄埔军校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其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了一批有革命理想的革命骨干。而黄埔军校成功的政治工作，则要归功于它的第四任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周恩来一系列首创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使得黄埔学员变成一个个有理想，有信仰的革命虎将，才有了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的辉煌战果，也才有了永远被历史铭记的以爱国革命、团结合作、勇于牺牲为主要特征的“黄埔精神”。

在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时的很多治军思想，在其后我党的革命军队建设过程中，都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与广泛的实践。有研究说，目前发现的原始资料表明，周恩来是中共第一个具有独立建军思想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猜想，也许正是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个特殊的历史经历，使周恩来同志的革命思想趋于更加成熟了。从这个角度讲，不仅是周恩来成就了黄埔军校的辉煌，黄埔军校同时也成就了周恩来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陈以沛、邹志红、赵丽屏《黄埔军校史料·续篇》广州人民出版社

2.何虎生、陶军谋《孙中山大传》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9

3.陈建华《黄埔军校研究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8

4.徐万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10

5.刘炎《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6

6.南新宙《周恩来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7

第二篇：周恩来就职黄埔军校原委

周恩来就职黄埔军校原委

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之一。1920年12月，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张申府最早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工作的党员之一。

张申府回忆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筹建黄埔军校。军校完全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来的。孙中山请来几名苏联教官作为军事顾问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他们中间有人讲英语、德语，由我给校长蒋介石当翻译。那时我一面在广东大学教书，一面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工作。不久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招生‘简章’在报上登出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学生十分踊跃。”

张申府说：“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我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于是‘我开了一份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位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我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回信表示愿意回来。”正是因为张申府的推荐，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924年11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为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创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宋桂林指出：周恩来一到任，马上就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设组织机构，并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周恩来还“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其次，重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二是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并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三是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第二，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强和扩大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陈答才指出： “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第三，把政治教育同实地作战相结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金冲及认为，周恩来对黄埔学生官兵所进行的战时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包括“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总之，学者们认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第三篇：周恩来进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副主任幕后推手

周恩来进黄埔军校任政治部副主任幕后推手

2011-01-26 12:00来源：人民政协报打印本页 关闭

核心提示：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黄埔军官学校的教官，其中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副主任张申府。周恩来后来任政治部副主任，缘于张申府的推荐。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07年1月4日第5版，作者：李齐念，原题：《张申府推荐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

1924年5月12日，孙中山任命第一批黄埔军官学校的教官，其中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副主任张申府。周恩来后来任政治部副主任，缘于张申府的推荐。

张申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共四大会议上，反对因接受国共合作而造成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领导而“负气退党”。在北京期间，曾与毛泽东同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在“五四”运动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作为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李大钊、陈独秀联手创办了《每周评论》。1920年至1923年底在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书，是巴黎中国共产党支部的创立人之一。在法国期间，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蒋介石访问莫斯科时结识了张申府，并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孙中山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创办黄埔军校时，因急需大量人才，他特别对留学人员予以关注。在“联俄”“联共”的思想指导下，对共产党组织中的人才也进行吸收。但当时因历史条件限制，中国共产党人以公开的身份进入黄埔军校很难。创建初期，只有张申府一人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进入黄埔军校。当时国民党高层人士也曾动员张申府像其他人一样，保持双重身份，既当共产党员，又有国民党员身份，但张申府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由于张申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又有在法国当教授的经历，加之又与蒋介石相熟于莫斯科，于是获得了孙中山的任命书。

张申府（左一）、周恩来（左三）1923年在德国柏林合影。（来源：资料图）

张申府进入黄埔军校后，开始在军校里发展共产党员。当时正值黄埔军校初创，缺乏人才，学校很依靠共产党人到军阀统治区去招收学员，毛泽东、张国焘等推荐和招收了相当部分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而张申府则向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等推荐教官。孙中山把创建黄埔军校的事情委托廖仲恺和蒋介石办理，在蒋不在广州的时候，则由廖仲恺主持筹建工作。当时廖仲恺和戴季陶是国民党左派，他们两人请张申府推荐在国外读书的优秀学生，张申府一口答应。张为此写了推荐信，推荐了15名在国外读过书的优秀学生，他们的身份都是共产党员。名单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周恩来，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等，这些人当时都是共产党中的精英。周恩来在1920年之前就认识张申府，去勤工俭学时，又比张先到法国，1920年两人在巴黎相逢，接触的更多，经常聚会畅谈，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方面的事情，两人经常有着一致的意见，在这些日子里，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于是当张申府请他来黄埔军校的信函到了巴黎，周恩来很快复信应允。张申府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廖仲恺。廖仲恺看到张推荐的青年学子，都是很有些名气的青年，也就立即批准同意，并嘱张马上给周恩来等海外留学人员寄去归国的路费。

黄埔军校大门（来源：资料图）

周恩来在法国收到黄埔军校寄给他的归国路费，立即启程乘船回国，并于1924年初抵达广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之中。由于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使原来近乎于空壳的政治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作就做得有声有色。进入黄埔军校两个月之后，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并由此开始了他另一阶段的革命生涯。（李念齐）

第四篇：政治工作

解放军报：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

我要评论

2015年03月06日 16:06:20 来源： 解放军报

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

■李升泉

习主席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高度，鲜明地提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建设强大人民军队中的基础地位和基石作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就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问题再次予以强调。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努力方向。新形势下，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规制度规范和开展政治工作，既是依法治军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军的题中应有之义。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是对我军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军出以律”。80多年来，我军政治工作不论是在法规的创制方面，还是在法纪意识的教育和培养方面，都为今天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红军初创时期，我军政治工作法规制度建设开始起步。我党在红军初创时期就十分重视以纪律性为核心的法规建设，为起义部队制定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准鸣枪抓夫，骚扰百姓；不准摘食田里的瓜果，损坏庄稼”等一些简明扼要的纪律法规。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我军早期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纪律保障。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又明确提出“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红军的法规制度由此奠基。《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等军事法规应运而生，为红军的组织和纪律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政治工作法规制度建设内容丰富。这期间，我军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部队建设的客观需要，先后制定了《新四军奖惩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一批法规、条令，这些法规制度，不仅继承了红军时期法规制度的鲜明特点，而且有着比较丰富的内容，为我军政治工作法规建设摸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工作法规制度建设全面推进。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我军法制建设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1954年，中共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10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连队政治工作的四个条例：《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连队支部工作条例》《团支部工作条例》《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1963年正式颁布了《政治工作条例》。这些法规的问世，标志着军队政治工作法制建设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文革10年，我军政治工作法制建设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致使军队政治工作许多法规制度被废弃或流于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工作法规制度建设长足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军于1978年7月和1983年12月，两次修订《政工条例》，1987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颁布了《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之后《现役军官法》《军官军衔条例》等政治工作基本法律陆续出台，军队政治工作重新步入法治化轨道。1991年1月、1995年5月、2003年12月分别对《政工条例》进行三次修订颁布，大大加快了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进程。2004年以后，再次修订颁布了《政工条例》，出台了《关于军队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等法规，使军队政治工作更好地有法可依。

习主席提出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是对我军建军治军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是工作的导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严肃指出了军队政治工作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反思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程度不高，个别领导干部甚至破坏法治，不依法办事。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围绕军队政治工作时代主题，更好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生命线作用，就必须在推进依法治军进程中，不断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有利于克服人治的弊端。长期以来，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必须看到，由于政治工作核心是做人的工作，很容易掺进人治色彩。当前，一些领导干部人治理念仍未根除，崇尚权力本位；加之制度规定不细不严，给予领导干部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在现实政治工作中，“言重于法、权高于法、情大于法”“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口头”的现象较严重存在。徐才厚在选人用人上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肆无忌惮地“唯亲、唯钱”，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在重大决策上凭人治思维、按领导人意志办事而非按法规制度办事的工作方法，随意性较强，盲目性大；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常常偏离科学、民主和公正要求。因此，必须通过不断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编密扎牢法规制度的笼子，从根本上纠治杜绝政治工作“人治化”倾向。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有利于把整风整改纳入法治轨道。“天下之事，难于法之必行”。作风改到深处，反腐推向深层，最管用的是制度，最有效的是法治。制度约束不硬，就会“牛栏关猫”形同虚设。当前，全党全军作风建设都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不敢”的问题得到局部纠治，但“不想”与“不能”尚未解决。因此，必须通过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把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在巩固作风建设成果上，要通过把前期一些好的经验与做法制度化，实现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在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上，要尽快实现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加强巡视制度、巡视力量和巡视工作力度建设，加大对重点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和领导干部的审计监督力度，编织起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等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彼此衔接的制度网络，使腐败分子在军队无可遁形。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有利于推进政治工作创新发展。法治和创新并不矛盾，创新的工作需要法规制度来定向，法规制度的落实也需要创新来推动。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不仅不会束缚开展政治工作的手脚、制约政治工作的创新，而且对政治工作的与时俱进具有保证和促进作用。推进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不仅仅是政治工作领域单一方面的推陈出新，更不是对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坚持体系化设计、工程化推进，对政治工作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认真梳理、细化分解，分领域分专题深化研究，拿出高质量和切实管用的措施办法，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后，关键要用法治的思路，将这些措施办法及时充实进《政治工作条例》《纲要》和各领域法规性文件，引领政治工作随实践推进不断创新发展。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有利于提高政治工作效率。政治工作同样要讲效率。战争时期，检验政治工作效率就是战场上的军心士气，就是战斗能否最终取得胜利。因为战机稍纵即逝，战场人命关天，战局关系大局，我军政治工作效率极高。但在长期和平环境下，我军政治工作存在不重视效率现象。目前，我军政治干部队伍不小，安排在政治工作上的时间与资源也不少，但政治工作效率有待提高。出现这一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长期无实战检验背景下，政治工作制度规定操作性不强，检验标准不实，衡量尺度不严。因此，必须通过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建立健全政治工作的工作标准、运行机制和检验手段，切实提高政治工作的效果和效率。

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需要着重把握的几个问题

当前，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需要做的事很多。要根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尽快统筹抓好政治工作基础法规的修订和完善，构建系统完备、严密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和法治监督体系等。在抓好政治工作法治化建设各项重点工作中，在指导思想层面，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的核心，是进一步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基础。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既有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破坏，也有来自我们自身不良风气的影响。比如说，在选人用人上，如果搞个人说了算，就必然形成小圈子，形成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东西，在关键时刻就可能危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就要以法的严肃性来看待。同时要进一步用法的形式加以固化。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执行围绕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重申和新确立的一系列规定，确保部队的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点，是要把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上升到“法”的高度。我军的政治工作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经验，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如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等等。有的同志在新形势下把握不准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把一些优良传统当作过时的东西丢掉了。当前，提高我军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上升到制度的高度加以确认，并用强制力保证实施，使其列入到各级政治工作绩效考核要求，真正进入政治工作的常态，确保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同时，要根据新形势下政治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出台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推进政治工作法治建设的创新发展。

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关键，是提高政治干部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法律必须被遵守，法治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了。一段时间以来，政治工作总有一种倾向，就是一些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在开展工作、处理问题，尤其是选人用人上，总是习惯于从领导那里找答案、寻依据、等指示，而不是首先与法规制度进行对表。因此，提高我军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关键是要提高政治干部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让其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政治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做依法开展政治工作的带头人，遇事必先问计于法，处理问题必遵循于法。要把学习掌握习主席关于依法治军、提高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重要论述，作为培塑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的基本遵循，不断强化依法开展政治工作的自觉；不断增强依法开展政治工作的能力素质，真正使政治工作循于法、秩序统于法、忙乱止于法，不断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

第五篇：政治工作

第一篇

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的调研报告

政治工作是公安边防部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效益是政治工作生命力之所在。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的效益如何,直接关系到公安边防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直接影响到公安边防部队政治工作自身的威信和形象,直接涉及到基层政治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因此,加强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相关研究,帮助人们走出实践工作中存在的种种误区,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调查表明:在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误区,这些误区对政治工作的开展和实际效果的发挥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必须加以解决。

一、当前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存在的误区

(一)在评估标准上存在误区

一是以考核成绩为标准。即单纯用政治工作考核成绩的高低来判定一个单位政治工作的优与差。二是以自身的工作量为标准。把政治工作搞了多少次活动、谈了多少次心、编写了多少简报,被上级转发了多少篇、写了多少篇心得体会、记了多少读书笔记等作为判定政治工作质量和效果的标准。把政治工作的过程当做政治工作的效益。三是以完成任务为标准。即简单地以军事训练、执勤执法等任务完成的好坏作为政治工作搞得“好不好”、“有没有效果”的标准。若是任务完成得好,全归功于政治工作,若是任务完成得不好,就判定政治工作没做好。四是以领导人的言行为标准。即把某个领导人对该单位的政治工作的主观认识作为政治工作效益的衡量标准。于是,出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现象。当然以上这些标准,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一个方面或一个单位政治工作的某些侧面,但它不全面,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二)在认知评估对象上存在误区

一是晕轮效应。即是指负责评估的工作人员仅仅凭借对评估对象以往形成的感觉而做出评判。在对基层进行考核时,习惯于带“有色眼镜”,凭自己的主观印象,“一好百好,一坏百坏”。二是第一印象。考核者往往凭借自己对考核对象的第一感觉做出判断,“跟着感觉走”。这种情况容易造成结果失真。三是线索偏差。通俗地讲线索偏差是指一些人或单位,往往伪装出某种假象以掩盖其真实情况。笔者在调研中就遇到过此类现象。如某支队在对一个中队开展一项专题教育情况进行考核前,对这个单位进行了暗访,发现该单位领导对教育活动不够重视,行动较慢。不几天,支队又组织考核组进行考察,却发现包括指导员的教案、官兵的笔记等所有记录一应俱全,各种登记台账“造”得完整无缺。对于这些情况若不是及时掌握,很容易被假象迷惑。四是刻板印象。就是指用老眼光看人,凭老经验办事,不能实事求是进行评价。如某支队对基层单位的政治工作进行年终考核时,在上级出名挂号的一个先进单位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名列榜首,但在报请先进单位时,还是把这个“成绩不是很好的先进单位”作为先进典型上报并获批准。结果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诸如“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累死了当牛作马的,表扬了弄虚作假的,提拔了指鹿为马的”等一些牢骚话、顺口溜在整个部队蔓延开来,对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等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三)在坚持评估原则上存在误区

主要表现为“四轻四重”倾向。一是重有形效益,轻无形效益。实际工作中考核人员对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各类登记台账等比较感兴趣,对官兵的思想反映、精神状态等不易觉察的无形的产品却基本忽视不计。如对官兵思想上受到的启迪、心灵上受到的震撼、精神上受到的洗礼却没有认真考查。二是重直接效益,轻间接效益。如组织官兵参加义务植树,只注重一共栽了多少棵树,却忽略了通过组织开展植树活动对官兵精神文明的培养这个间接效益。三是重短期效益,轻长期效益。如派出所开展一次作风整顿教育活动,考核时仅仅只是看到了当前部队的实际变化,但对今后的影响却未计算在内。四是重局部效益,轻整体效益。实际工作中最常见的是领导者只看重对某个先进单位或在自己心目中挂了号的单位的考评成绩,对部队整体效果考虑不多,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

(四)在评估结果反馈上存在误区

一是不敢向主管领导或部门反馈情况,怕受批评,特别是评估对象工作中出现问题或纰漏,反馈情况担心领导让其担负指导不力的责任,存在报喜藏忧倾向。二是不愿向被评估单位群众反馈评估结果,认为主动反馈情况有失领导机关身份,宁愿让评估结果在档案柜里睡大觉,也不主动向被评估单位群众反馈。三是反馈的方式方法简单粗暴,态度不够端正,居高临下,以训斥口气说话。

二、矫正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误区的主要对策

评估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必须要弄清基层政治工作效益的特点。这些特点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统一,二是即时性与渐进性相统一,三是局部性与整体性相统一,四是直接性与间接性相统一。这决定了在评估一个单位的政治工作效益时要充分根据四个方面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评估工作,即必须确立科学的评估标准,坚持正确的评估原则,采取正确的评估方法,建立稳定的评估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矫正工作中存在的误区和偏差。

(一)必须确立科学的评估标准

部队政治工作是实现党对部队绝对领导和部队履行职能的根本保证。公安边防部队政治工作效益必须以提高战斗力和保证完成任务为最根本标准。这就是战斗力标准。由于战斗力标准是一个综合指标,以战斗力标准衡量政治工作效益主要是政治思想素质状况、组织整合程度和工作任务实绩三个方面指标的有机结合。因此,考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必须坚持以下标准:

1.基层官兵政治思想素质优良。(1)坚定的政治信念。就是检验评估官兵是否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程度,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程度,对新世纪新阶段公安边防部队建设发展方向的掌握情况,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情况,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情况,对待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态度等。(2)过硬的思想素质。要把考察官兵个人的理想目标和人生追求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服役态度是否端正,能否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对待荣誉和先进人物的态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和自觉遵守部队纪律的情况等,作为评估基层政治工作效益的内容。而不是仅仅看能不能背诵政治理论条文、搞了多少活动、写了多少体会等表面的东西。(3)高尚的道德情操。将官兵的人际关系,遵守社会公德,生活和精神追求,个人价值选择,苦乐观、荣辱观、美丑观、婚恋观,团结互助和助人为乐等情况囊括其中看官兵的情操是否高尚。这一方面往往容易在评估时被忽视。

2.基层组织整合程度良好。(1)党委支部建设坚强。组织健全,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执行和党的民主生活制度坚持良好,领导班子内部团结,党委(支部)成员廉洁自律,作风端正,民主集中制坚持以及党员队伍的建设情况良好等。(2)干部队伍素质较高。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情况,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程度,干部工作制度的落实情况,干部队伍服役和工作责任心程度,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情况,部队官兵关系状况等均呈现良好状态。

(3)群众组织充满活力。共青团组织和军人代表会议及军人委员会组织健全并经常开展活动,各项制度得到有效落实,两个群众组织的作用发挥得好。

3.基层工作任务实绩显著。基层部队的训练、执勤、作战的成绩突出,官兵的战术技术水平优良,参加抢险救灾、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建设活动的表现与成就显著等。要全面考察基层的工作实绩,那种简单地仅凭某次考核的成绩、某位领导的评价以及以训练执勤等任务完成的好坏作为评价政治工作的标准都是片面而不可取的。

总之,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果的三个方面基本指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衡量任何一个单位、一个阶段的政治工作效果,一般都要从这三个方面着手,忽视某一个方面或者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都会使政治工作的效果测评不准确。

(二)必须采取科学的评估方法

准确地评估基层政治工作的效益,应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系统分析法。公安边防部队政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包括五个基本要素,即政治工作主体、客体、内容、方法和环境。政治工作的效益正是由系统内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关性原理告诉我们,在评价基层政治工作效益时,既要将政治工作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整体分析,又要把政治工作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不能孤立地关注一个或某几个因素。要把政治工作主体、客体、内容、方法、环境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找出它们在促成政治工作效益时各自的独特作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作用。只有把政治工作的五个基本要素都联系起来,全面分析,全面考察,从各个角度去评估效益,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政治工作效益,做出客观评价。实际工作中必须走出只关注某一方面而忽略或割裂其他方面之间的联系的误区。

2.纵横比较法。运用比较法评估基层政治工作效益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纵向比较法。即对一个基层单位的政治工作作历史的比较,分析一定时期内政治工作效益的发展变化情况。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和时间的顺序上衡量一个单位政治工作效益提高的过程和程度。二是横向比较法。即单位与单位之间进行效益比较,而且是同一时间内或同一问题的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从横断面上衡量各基层单位提高政治工作效益的程度。三是纵横比较法。即把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有机结合起来,对某一单位同时作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综合判断出政治工作的效益。三种形式各有所长,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的实际需要。这一方法,有助于消除评估的工作人员对评估对象存在的“晕轮效应”、“第一印象”、“刻板印象”以及线索偏差等认知上的误区。

3.知行统一法。政治工作中的“知”主要是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的认知。“行”,是指人们的行为、行动,也就是指人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实际活动。“知”“行”统一法就是既要看其“知”又要观其“行”,把“知”和“行”统一起来加以考查的方法。把对“知”“行”的考查统一起来,可以有效地解决只看考试成绩、不看实际成绩的现象,走出评估标准简单化的误区。

4.效益分析法。在评估基层政治工作中运用效益分析法,就是要分析在政治工作中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效益是效果加收益与耗费时间乘以投入力量的积之间的比值。政治工作收益的高低不仅与工作效果和收益的大小有关,也与投入的时间和力量有关。效益评定法的运用,对于矫正评估工作中存在的把投入当产出、以工作量为标准、以领导的言行为标准以及“只管耕耘,不管收获”的误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克服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锐利武器,是消除政治工作效益“无法评价”阴霾的一剂清新剂。当然运用效益分析法时,要防止单纯为追求效益而故意不投入或减少投入的倾向。除此之外,还有接受程度分析法、总分相加法、加权平均法、模糊综合评估法等,在此不作赘述。

(三)必须坚持正确的评估原则

1.坚持精神成果与物质成果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由政治工作效益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的。精神成果主要表现为官兵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水平、公安边防部队的精神面貌、组织程度。物质成果表现为官兵的技术水平和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坚持“两个成果”的统一,就要既衡量精神方面的指标,又评定物质的指标。不能认为精神成果好物质成果一定就好。同样,也不能认为军事好就一定政治思想好。因此,实际工作中考核政治工作效益,要把考察官兵的思想素质状况与军事训练、监护执勤、执法办案、参加驻地“三个文明建设”等取得的成绩结合起来。

2.坚持近期效果与远期效果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由政治工作效益的即时性与渐进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的。既要衡量政治工作的当前收效,又要衡量政治工作的长远收获。如果只看到眼前的效果,忽视长远效果,就不能正确测定政治工作的实际收效。同时,还会助长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的作风。

3.坚持个体效果与集体效果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由政治工作效益的局部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的。评价和测定政治工作效益必须坚持个体效果与集体效果相统一的原则。坚持政治工作效益的局部性与整体性相统一,应当从集体效果着眼,从个体效果入手,两个效果有机结合起来全面考察,防止以偏概全,或者以全掩偏。一方面,不能用集体的有效来掩盖个体的无效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用个体无效性来否定集体的有效性。

4.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这是由政治工作效益的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的。在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的定性定量分析中,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并在此基础上尽最大可能进行量化,如此才能保证政治工作效益衡量的准确性。

(四)必须建立稳定的评估制度

制度比觉悟更可靠。当前除了要建立健全评估的组织领导制度、评估情况总结制度外,主要应健全以下两项制度:

1.建立效益评估结果反馈制度。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的目的在于改进和提高政治工作,调动政治工作主、客体的积极性。因此,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的结果不能只作为资料保存在档案柜里或仅限于参加评估的几个人知道。要及时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人员和单位反馈,以使其了解评估情况。坚持效益评估结果反馈制度,最重

要的是反馈要及时。要制定具体的制度和规定,以保证及时向被评估单位反馈评估的具体情况和意见。

2.建立评估结果与奖惩挂钩制度。奖惩是政治工作效益评估的激励机制。责任清楚、奖罚分明是避免“投入多、产出少”低效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公安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效益评估是否同奖惩挂钩,直接影响其导向和效益的发挥。实践证明,评估结果与奖惩挂不挂钩,大不一样。只有把评估同奖惩挂起钩来,才能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心,调动广大官兵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其权威性和约束性。否则,评估就可能走过场,失去其应有的动力性。实际工作中,要与评估单位的评选先进以及干部的选拔任用、晋职晋衔、立功受奖等个人息息相关的利益切实挂起钩来,切实发挥效益评估在边防部队基层政治工作中的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