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房屋拆迁案例二:农村遗留房屋产权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农村房屋拆迁案例二:农村遗留房屋产权问题
一、案例事实概要
前篇——老屋故事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解放村,有一座年头不短的老房(建成于1978年),建筑面积约1256平方米。1998年1月5日,从事饭店经营的杨牧(化名)从东方修理厂手中买得此房,双方签订了《卖房协议》。由于房屋的所有权当时属于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天然气分公司油气加工二大队,后者于2001年6月就这桩房屋买卖出具了《证明》,并于2004年11月出具三份《具结保证书》,对老屋的坐落、建成时间、建设面积等情况予以了确认。
2005年,杨牧去世,以一纸遗嘱将老屋留给了妻子李闵玉(化名)与儿子杨一博(化名)。
中篇——申遗遇阻
2009年11月10日,杨一博向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政府申请历史遗留房屋权属确认。红岗区人民政府对杨一博提交的《大庆市历史遗留房屋权属确认申请、调查、审批表》等材料进行初审之后,上报至大庆市历史遗留房屋权属确认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
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1年8月24日方做出最终《决定书》,且不予确认老屋为历史遗留房屋。在《决定书》中,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载明了不予确认的依据——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土地资产管理部、资产设备管理部以及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房产物业管理处于2010年11月10日联合出具的《关于影响油田产能建设和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区块内历史遗留房屋有关处置情况的意见》,其主要内容为: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大庆石油管理局)所属单位只有企业房屋的使用权,无处置权,其对外以出售、抵债等形式处置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屋无法律效力,其以出售、抵债等形式处置给包括杨一博在内16人的房屋不予以确认。确权领导小组将前述意见奉为圭臬,继而适用《黑龙江省实施〈房屋登记办法〉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五款规定:“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国有房产已纳入国资部门管理的需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文件”,以杨一博所承父业无油田资产处置证明,来源不明为由,将这偌大的一处古屋排除在了历史遗留房屋的行列之外。
后篇——维权王道
2011年9月,杨一博委托了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行维权王道,势要义不取荣地追回一个公正之理。很快,律师以大庆市人民政府为被申请人向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被申请人设立的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的《不予确认历史遗留房屋决定书》,一场隐形的鏖战徐徐登场。
二、办案掠影
办案唯一计:毕其功于一役的行政复议
介入案件后,律师仔细搜罗了案件有关材料及信息,很快便找到了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所作《不予确认历史遗留房屋决定书》的四处硬伤:
硬伤一——法不溯及既往
涉案房屋建成于1978年,购买于1998年,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2008年施行的《黑龙江省实施〈房屋登记办法〉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作出《决定书》,违背了“法律只面向未来,不面向过去”的基本原则,属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硬伤二——无证据无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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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房屋建成当时,国家尚未出台有关房屋登记及建设审批的法律法规,也无有关部门对涉案房屋提出异议,且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称涉案房屋是大庆油田的国有资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能构成“法律事实”;
硬伤三——白马非马
根据大庆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下发的第38号通知,进行历史遗留房屋确权的,只需满足两项条件:①该房屋本身符合1987年全市地形图或者提供合法审批手续;②申请历史遗留房屋确权的申请人必须是该房屋的合法权利人,房屋权属没有争议。杨一博有1998年的《卖房协议》、2001年的《证明》、2004年的《具结保证书》以及大庆市1987年的航拍图等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房屋符合申遗条件,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罔顾事实、不予确定的行为无疑是“白马非马”的逻辑。
硬伤四——越俎代庖
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土地资产管理部、资产设备管理部以及大庆油田矿区服务事业部房产物业管理处联合所作《关于影响油田产能建设和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区块内历史遗留房屋有关处置情况的意见》否认了杨牧1998年购房行为的有效性,属于越俎代庖,因为该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判断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
依据重大发现,律师随即代表委托人向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提交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事实胜于雄辩,蚂蚁亦能撼动大象。2011年12月上旬,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确权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决定书》时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撤销被诉《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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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说法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历史遗留的未确权房屋登记问题也日益突显。我国的历史遗留房屋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85年全国第一次房屋普查时,而且存在范围较广,大至一线城市,小至乡野村镇,有的欠缺立项手续,有的未将集体、划拨土地变更为出让土地,有的符合城市规划却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的可能根本不符合城市规划,有的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却存在少批多建的现象……
这些历史遗留房屋如何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个强调合法身份的时代被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应当慎之又慎,因为它关乎普通公众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房地产交易市场的有序发展。尤其进入全国大拆迁时代以后,这个问题还牵扯到拆迁补偿的民生问题,影响更甚!截至目前,已经有不少地方成立了专门的历史遗留房屋权属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专项的房屋权属登记遗留问题实施方案。但是,由于法治环境尙不十分成熟,各地历史遗留房屋引发的纠纷却依然在较大程度上存在。
作为一名纠纷处理专业工作者,笔者认为处理历史遗留房屋纠纷应当兼顾制度的刚性与历史的现实性,灵活把握,判断标准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宜放不宜堵,一切以人为本!
第二篇: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精选)
中国农业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课程论文(设计)课程名称:
论文题目: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22乡村传播学
学生姓名张建
专业会计学
层次专升本
批次102
学号w320801102061
学习中心江苏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2011年5月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制
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
摘要:近年来,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批的农民私有房屋被夷为平地,拆迁量连年上升,农村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日趋尖锐,对抗性越来越强,农民反拆迁的上访有增无减,损害农民利益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农村房屋拆迁问题已严重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从征地规范化、拆迁合理化、补偿标准化、安置亲情化,坚决杜绝拆迁工作中的不规范、不文明行为。
关键词:农村房屋拆迁规范化合理化标准化
房屋拆迁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既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又能让个体利益主体得到最大限度的法律保护,这是一个涉及到城市的有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现就如何做好拆迁工作,谈谈本人的粗浅看法。
一 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是做好征地拆迁工作之关键
群众利益无小事。征地拆迁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征地拆迁过程说到底是利益分配调整的过程。因此,在征地拆迁工作中,要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我们必须时刻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去想问题、做工作,对被征地拆迁群众的所想、所盼、所虑,要做到心中有数。在实施补偿安置工作中,我们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又要有灵活性。要坚持用足政策,凡是政策规定必须补偿的,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凡是可补可不补的,要坚决补偿;凡是被征地农民提出的合理请求,都要最大限度地予以解决。在铁山港工业区的征地搬迁工作中,我们不乏突破现有政策的创新举措。如:异地搬迁户人人享有的低保制度、异地搬迁户渔业交通补贴制度、搬迁奖励制度、房屋拆除补助办法等。对被征地群众提出的人畜饮水工程、农村道路建设等的要求,只要政府有能力解决的都予以优先安排。在征地拆迁工作中,工作组遇到的群众生产生活困难问题,都千方百计予以解决。如为患病群众送医送药、组织医疗队伍进村为群众检查治疗、筹资捐款资助困难家庭学生上学等等。既解决了被征地农民的实际困难,也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大大加快了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 完善和健全征地制度,实现征地规范化是当务之急
严格征地程序,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这是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护农民权益的重要措施。没有程序保障,就不会有真正的权利保障。程序的混乱
势必造成权力的滥用。因此,土地征用和流转必须制定详细具体的程序,明确征地方和被征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在征地程序上,要严格坚持以下原则:(1)公开性原则。政府征地要颁布征地公告,告知运作程序,保证农民有充分的知情权;(2)参与原则。要规定农民参与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所有程序,确保他们享有参与权和异议权;(3)听证原则。补偿过程中要让农民自由参加听证。并使农民有充分的发言权;(4)公示原则。从规划、征地、建设、补偿到使用,采取一条龙公示制度,给农民监督权;(5)司法救助原则。允许农民寻求司法保护,通过司法权制约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合理的土地征用行为
三 完善拆迁程序,保证其合理化理顺征收、补偿、拆迁的关系,坚持先补偿,再征收,最后拆迁的程序 如前所述,房屋拆迁必须先依法对房屋进行征收,而《拆迁条例》却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前提下就可给予拆迁许可,且拆迁补偿顺序颠倒,存在严重立法缺陷。立法应明确规定:按照市场价值给予被拆迁人补偿的前提下征收单位和个人的房产,然后再进入拆迁程,一般程序如下:
(1)申领规划用地许可证
(2)编制拆迁计划和方案
(3)申领拆迁许可证
(4)发布拆迁公告
(5)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6)实施拆迁
其中被拆除房屋的用途和建筑面积,一般以房地产权证、农村宅基地使用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的记载为准。如记载与实际不符的,除已依法确认的违章建筑外,应以实际面积为准。
特别情况的处理:
(1)征地公告时,被拆迁人已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且新房已建造完毕的,对新房予以补偿,对应当拆除而未拆除的旧房不予补偿。征地公告时,被拆迁人已取得建房批准文件但新房尚未建造完毕的,被拆迁人应当立即停止建房,具体补偿金额可以参照建房批准文件内容补偿,也可由拆迁当事人协商议定;
(2)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3)违法并应无偿拆除的建筑、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以及征地公告后擅自进行房屋及其附属物新建、改建、扩建的部分,一般不予补偿。
(4)一拆迁范围内,既有国有土地、又有集体土地的,国有土地范围内的拆迁房屋补偿安置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执行;被征集体土地范围内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按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规定执行,如当地规定按城市房屋拆迁规定执行的,从其规定。完善被拆迁人的程序权利,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
有专家指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集团的贫困,大体是两个类型的原因引起的:一个是他们的资源(资本、土地以及教育水准)不足,再一个是他们没有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权利。”要改变被拆迁人弱势的法律地位,应增加被拆迁人作为行政相对人应享有的权利,主要有:请求权;参与权;知情权;正当程序权;对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对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对自己不公正的行政行为的申诉、控告、检举权;抵制违法行为权;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包括: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申请国家赔偿和补偿。
3完善拆迁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提高听证制度效力
“不公正胜于无秩序”的法谚使得我们有理由推论,当征收法律程序公开、透明,当利益各方能够充分参与到征收的各个步骤之中,“钉子户”出现的概率将减少,由之引发的社会紧张局面也将逐渐减少。拆迁程序中应逐步完善听证制度:变事中听证为事前听证(前移听证时间);变任意听证为必要听证(提高听证地位);变形式听证为实质听证(扩大听证内容)。
四 完善补偿程序,以程序界定“合理补偿”
首先征地拆迁实质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必须依法进行。要把依法足额补偿放在征地拆迁工作的首要位置,在补偿标准制定和安置方案的确定上,往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上靠,确保征地拆迁后群众生活水平不下降,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按照实事求是、人性化拆迁的原则,依法解决分歧和矛盾,对群众的利益诉求不堵不避,不拖不压,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安排专人跟踪联系和协调解决。要建立与村民代表座谈协商制定、工作例会制度等快捷的利益表达通道和协调解决机
制,真正变“对抗”为“对话”,是拆迁户所反映的问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妥善处理。
其次,确定合理补偿标准时应遵循下列程序:(1)以公平、充分、合理和及时作为补偿的原则。(2)扩大补偿的对象:包括房屋所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地产本身,还包括房地产的附属物,以及该房地产经营损失。(3)以市场的标准作为合理补偿的依据,等量的财产获得等量的价格。首选货币补偿,实物安置其次。(4)市场的价格确定首先是双方当事人在补偿价格上能达成一致,在协议不能时选择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对房屋价格进行评估。在房屋价格评估时,首先应当保证评估主体的的独立性和市场化。允许房屋价格评估机构自主进行评估。其次,采用市场化和科学化的估价标准和方法。由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综合考虑各种影响房屋价格的因素并根据现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参考文献
[1]开闻.新拆迁条例.[J].2002.[2]沈开举:论行政补偿的标准,载河南社会科学.[J].2005年第1期.[3] 梁立宽;陈利根;.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完美.[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7.
第三篇:农村房屋遗留协议书
为保障各自的合法权益,经双方或数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签订协议书本文为大家整理了农村房屋遗留协议书,仅供参考!
农村房屋遗留协议书
甲方(遗赠人):×××(写明姓名、住址)
乙方(受赠人):×××(写明姓名、住址)
甲乙双方就遗赠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一、甲方所有的×××(写明遗赠财产的其本情况),在甲方死亡后赠送给乙方。其所有权的证明为:(写明证明甲方拥有所有权的证据名称,如赠与房屋,就应有房产所有权证)。
二、乙方应于每月十日前给付甲方生活费×××元,×××元(可以约定其他费用)。
三、乙方应在甲方去世后三十日内办理赠与财产的所有权转移手续。逾期不办的,视为拒绝遗赠,其遗产可按法定继承处理。
四、甲方应负对遗赠财产的维护责任,不得随意处理遗赠的财产。如果甲方故意将财产损坏或者送给他人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修理、更换或者收回;甲方拒不修理、更换或者收回的,乙方有权终止协议。
五、乙方应当按时给付甲方费用。逾期给付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履行协议。如果连续三个月不给付费用的,甲方有权终止协议。
六、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农村房屋协议书
甲方(卖方): 身份证号:
乙方(买方): 身份证号:
一、甲方自愿将坐落在xx市xx镇xx村xx号(自建住宅)的房屋,东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建筑面积平方米,出售给乙方。
二、甲、乙双方议定的上述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大写)共 万 仟 佰 元(小写 元),乙方在 年 月 日 前,一次付给甲方。
三、双方同意于 年xx月xx日由甲方将上述房屋交付给乙方所有。
四、甲方保证上述房屋产权清楚,若发生与甲方有关的产权纠纷,由甲方责任。甲方应协助乙方办好过户手续。
五、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所缴纳的税费,由 方负担。
六、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经房地产交易主管机关审核后,上述房屋产权归乙方所有。
七、甲、乙双方同意上述协议,各无异议,不得反悔。
八、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中证人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中证人(签字):
年 月 日
第四篇:农村拆迁问题
农村房屋拆迁问题的法律思考 http://211.99.130.92/ItemView/query/141/20286/11004277.shtml
近年来,随着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批的农民私有房屋被夷为平地,拆迁量连年上升,农村房屋拆迁引发的矛盾日趋尖锐,对抗性越来越强,农民反拆迁的上访有增无减,损害农民利益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农村房屋拆迁问题已严重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从深层次进行剖析,有其制度性的根源,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规范移位。拆迁是公法行为,属于对公民重大财产权的征收,涉及对民事基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从法理上说,拆迁房屋应由宪法等相关的上位法作出规定,并符合严格的法定条件。今年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条的修改,为农村房屋拆迁提供了宪法依据。也就是说,征地权的行使只有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是合法的,如果这种从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的转换并不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如征地目的是修建高尔夫球场、开发房地产等纯属盈利性质的用途,政府就不应该启动征地权。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公益”和“经营性”作出明确界定,用地性质的判别完全由政府随意确定。事实上现在不论何种投资主体搞建设,都是以公共利益为由进行征地拆迁。上位法缺乏对下位法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必要约束,公权力滥用越来越离谱,致使许多地方挂公益“羊头”卖商业“狗肉”以规避法律,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展到索性取下“羊头”公然无视宪法的地步!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一部规范房屋拆迁行为的法律,仅有国务院颁布的专门针对城市居民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长期以来,大量的农村房屋拆迁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对农民房屋的私有财产权,一直采取忽略或放任态度,甚至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房屋概念,在可见的法律法规中,房屋仅被包含在“附着物”之中,严重混淆了农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和房屋的私有性质。地方政府在办理农村房屋拆迁补偿事宜时,主要参照国有土地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办法进行,有的甚至连参照的资格都没有,农民公平受偿权利在法律上就受到了不当的限制,把本该由上位法保护的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移位于下位法,由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擅自处分农民的财产。这种法律的移位,不能不说是我国法律的一大缺憾。
第二,农村土地所有权缺位。目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是农村房屋拆迁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现行《宪法》第十条中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所有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究竟是谁,集体所有到底又归谁所有?立法和实践中都不甚明确,理论与现实是两张皮。土地管理法第8条进一步确定了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其实不然。首先,乡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事实上不存在。政社合一的体制废除后,不论是在法律规定中还是事实上都不存在所谓的乡农民合作社。因而也就找不到一个代表乡农民集体的组织或机构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法律规定的乡农民集体所有,实际上是无人所有。乡政府作为一级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上不可能成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存在着乡集体土地无人所有的缺陷,使乡政府对土地的管理职能与所有权合二为一,集体土地事实上成了国有土地。其次,村民委员会也不能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因而,它不能成为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再次,村民小组也不能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因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小组的组织基本解除了,况且村民小组仅仅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是一级集
体组织,因而它也不能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
实际操作中,农民凭借拥有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和宅基地是无法获得平等的谈判地位的,无法在承包权或使用权让渡过程中获得土地增值的最佳收益,而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等凭借法律确认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质上在代替农民行使着补偿安置费、劳力安置费的测算、支配和使用权,这就难以避免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发生。
第三,政府角色错位。农村房屋拆迁,政府已经不单纯是管理者,它的权力已经延伸到对公共资源的商业运作。从法理上讲,政府征用的土地用于商业性目的,不应动用政府行政征用权。政府没有理由为了私人的利益出面去征用另一部分私人的财产。如果政府以强权将低价征用来的土地,高价出让给商家、企业使用,或者用地人给政府某些好处后低价使用,实际上政府已经充当了合伙人的角色。
在农村房屋拆迁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的角色错位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层层转授行政权,使农民房屋拆迁补偿得不到保障。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行政机关。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对农地征用后补偿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授权给省级政府作出相应的实施细则,省级政府又授权给市、县级政府,把本应由上级政府行使的权力层层下放,本无权制定补偿标准的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行政文件、命令、通知任意处分农民的财产。转授权力的结果导致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拆迁补偿标准高低无据,拆迁补偿工作失范。二是行政行为缺乏法律边界,农民的公平受偿权利受到不当限制。在农村房屋拆迁过程中,农民是房屋所有权的主体,拆迁补偿协议应由农民与拆迁方签订,村组非经农民授权不能代理。由于缺乏法律对征用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和规制,有的地方由镇政府与村组签订《土地征用协议书》,“打包”顺代处分了农民的房产、树木、青苗等私产,非法剥夺了农民的私产所有权主体地位。三是行政机关不当干预,非法剥夺了农民的诉讼权。依据现行诉讼程序法精神,被拆迁方与拆迁方就拆迁补偿有关问题达不成协议,对行政裁决又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有的地方却由党委、政府联合发文:要求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在拆迁补偿标准问题上,不得有任何异议。如果拆迁时,农民连基本的诉讼权都有没有,就无法保障农民作为房屋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四是行政权力过大,行政强制拆迁违法。按照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政府无权制定强制拆迁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更不能借助国家强制力去行营利之目的。第四,补偿不到位。在农村房屋拆迁实际操作中,普遍采用的三种补偿办法均有明显瑕疵。一是“参照法”:即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进行补偿。由于房屋所立足的土地性质不同,房屋建造成本的形成机制也不同,再加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存在的工农身份上的差异产生的福利不同,作为农民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参照城市房屋拆迁来补偿是不妥当,也是不合理的。二是“征地法”:即先将土地变性质,再行补偿。采用先征地后补偿,依国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当然是方便了。但现实是,往往发生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不具备征地的前提条件。换句话说,这里的房屋拆迁只是也仅仅是集体土地上的行为,不涉及征地问题,拆迁又该如何进行?三是“协商法”:即由拆迁主体和被拆迁主体相互商量决定补偿。这种当事人之间“私了”的办法,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依据,很容易埋下矛盾的种子,一旦成讼,两败俱伤,后患无穷。同时,由于被拆迁方农民了解情况相对较少而处于弱势,易出现不合理的伤农补偿结果。
如何有效地保护农民合法的财产权,规范农村房屋拆迁行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为此,笔者建议:
(一)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在农村房屋拆迁工作中,各级政府要确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树立“善待人民群众”的观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充分考虑被拆迁的农民群众的可承受能力,及时化解农村房屋拆迁中各种
矛盾,确保农村的社会稳定。
(二)完善现行法律,规范拆迁行为。在宪法修正案已通过的前提下,为防止农村征地和拆迁工作中的政出多门、政策前后矛盾、补偿标准混乱等现象的出现,应当顺应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尽快对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律的要求,对于涉及农村房屋拆迁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把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制定出合乎民意的新规定,规范农村征地和拆迁行为。
(三)规范征地拆迁主体,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性质。在拆迁工作中,由于地块的用途不同,政府所起的作用也应有所区别。征地拆迁权作为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只能由政府行使,并严格用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经营性项目用地不能启动国家的权力。房屋拆迁立法应将出于商业目的与出于社会公益目的的拆迁区别开来。
(四)规范政府行为,建设法治和服务型政府。要强化各级政府的法治理念,规范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要构筑失地、失房、失业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防止“因拆致贫”。借鉴深圳、广州、佛山等地的经验,建立起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价值化,赋予农民永久性的集体资产股权和分红权利,使农民变成“股民”,建立“以土地换社保”的新机制,建立有效的农民社会保障安全网络。要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加快中低价商品房的建设,适当提高拆迁补偿标准,让失房群众买得起房。对拆迁农民中买不起房的特殊困难群体,实行“廉租屋”制度。要坚决杜绝征地、拆迁工作中的不文明行为,把文明执法和依法行政统一起来,切实履行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五)完善拆迁程序,加强监督管理。要建立农村征地拆迁的协商机制和司法裁决机制,把征地拆迁过程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要坚持“两公告一登记”制度,提高征地补偿安置工作透明度,使被征地农民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实行村务公开,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费的收支、使用情况有农民进行监督,严格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费的结转、收支管理程序。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源性资产配置的新机制,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推行征地拆迁制度改革,拓宽被征地拆迁农民的安置途径,把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落到实处。要建立配套的、完善的司法救济途径,减少人为因素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和不合理控制,防止和纠正拆迁中发生的不公正现象,遏制权力进入市场,以健全的司法制度,形成对农民利益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切实保障和维护农民利益。
浅谈农村房屋拆迁问题与对策(3)
来源: 教育观察杂志 作者:
一是货币补偿方式,货币安置补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屋拆迁一种新的安置方式,通过货币支付形式把被拆迁房屋户的安置房屋推向市场。补偿费用除了包括房屋及其附属物补偿费,土地使用权外,还应包括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经济学者茅以轼认为必须提高现行的补偿标准,他建议应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10%比较合适。④货币安置补偿标准要以原地搬迁实物安置标准作为测算的主要依据。从价格上给房屋使用人一次性购房款额应达到本地段安置房的成本价比为合理。
对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拆迁人一般应按房屋的安置价格结合成新评估作价补偿,因此拆除自有自用的私有房屋,拆迁人按上述除一次性货币购房款外还应给一笔拆除房屋补偿费。同时对被拆迁房屋户的这种一次性货币补偿的“买断”方式,要建立相关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保障农民拆迁户应享有的权利。现在白沙村中村民很多是搞副业养猪,养鸡等等,因此建设了很多设施和建筑,在补偿时应对此部分建筑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由于村民房屋拆迁只是得到一次性的货币补偿,而没有生活保障,因此,当地政府应根据情况建立起符合村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体制,使村民能够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二是在住房安置时,要坚持让利于民,最大限度地考虑被拆迁人的利益。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想方设法确保被拆迁户拆迁安置后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要注意照顾村中不同需求对象对住房置换面积的多样性需求。农村房屋拆迁需要取消以户籍及有关条件要求为硬性标准的规定。要根据具体面积和人数来安排,在安置标准上可以这样:(1)一至二人户,原面积不足40平方米,安置面积为40平方米;原面积在40至80平方米,按原面积安置;原面积超过8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为80平方米。(2)三人户,原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为50平方米;原面积在50至110平方米,按原面积安置;原面积为超过110平方米的,按原面积安置110平方米。
(3)四人以上户,原人均面积不足15平方米的,人均建筑面积15平方米安置;原人均建筑面积在15至35平方米的,按原面积安置;原人均建筑面积在35平方米以上的,按人均面积35平方米安置。被拆迁人在同一拆迁范围内有多处合法住房的,应合并计算其原住宅房的建筑面积,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照顾到不同家庭的情况。例如,对单身老人或老龄夫妇群体来说,原有面积大都在100平方米左右,还给他原有住房面积,置换成两套住房,一套自己使用,一套出租流转,可以辅助解决养老生计。他们虽然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险,但已经完全失去社会工作能力。实践证明,以这种的置换方式,能够有效化解相当一部分农村老人的生计困难。再比如,对身边有婚龄子女同居的农民,也应考虑到他们子女的婚嫁住房需要,适当调整和加大置换面积。还有,为了保障农村独生子女国策的长效实施,住房置换也应体现某种优惠等等。
另一方面对村中那些生活有特殊困难的被拆迁户要采取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千万不要动不动用法律法规吓唬人,要以一个平常心进行换位思考。在建立被拆迁房屋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规定对被拆迁房屋农民中的特殊困难群体,包括以往历次征地已安置和保养的人员,凡符合要求和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允许其按照有关规定申办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同时可设立住房保障线,对被拆迁的特殊困难户给予照顾,规定被拆迁农民获得的货币补偿款金额低于本市当年最小户型的经济适用房总价,拆迁人应当将其拆迁补偿款补足到这一标准,保证每一户被拆迁农民至少都能得到一套最小户型的经济适用住房。
三是对于土地征用拆迁房屋的补偿,可以采用“分年补贴”建立“以土地换社保”的新机制,建立起以土地经营权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让农民拆迁户以土地入股的方式,使农民成为集体资产或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股民,赋予了农民长久拥有集体资产股权和分红权利,而不至于有些农民用完补偿费,使日后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成为“贫民”。这种“分年补贴”的长久保障方式,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生活。总之,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应遵循公平的原则,公平地补偿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三)在政府行为上,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必须从商业性的拆迁活动中完全退出,要转变观念,改变直接进行房屋拆迁或者代替拆迁人进行房屋拆迁的错误作法。政府专心扮演裁判员的角色,切实转变职能,依法行政。拆迁管理部门要与拆迁单位、拆迁评估机构分离,确保拆迁管理部门独立、公正地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即使是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也应当成立项目法人或委托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去承担,主管部门决不能直接充当拆迁人或者接受委托拆迁。总之,村中房屋拆迁时,本地政府都要以正规程序来进行,有相应部门管理。
二是对于大旺本地政府转授权行政方面,要严格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行政机关。按照《立法法》第八条规定,涉及对民事基本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调整只能由基本法律调整。《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基本法律的制定主体只能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此,从法理上说,拆迁房屋应由宪法等相关的上位法作出规定,并符合严格的法定条件。把本应由上位法规范的拆迁事项应该用上位法自行规定来实施,不能移位于下位法,由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擅自处分农民的财产。
三是地方(如白沙村当地政府)得到行政授权行政中,可以建立起法治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把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提高部分执法人员的素质,对于上访的农民要耐心积极对待,使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又能使政府行为受到严格规范。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占比例较大的中国,完善农村房屋拆迁工作,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是十分重要的,需要政府,社会,人人的共同努力。
第五篇:农村房屋拆迁行政诉讼
法院裁决,包括裁定和判决,是人民法院审理房屋拆迁纠纷的诉讼活动的结果。其中,行政裁判是人民法院审理房屋拆迁行政纠纷的诉讼活动的结果,民事裁判是人民法院审理房屋拆迁民事纠纷的诉讼活动的结果。由于目前的农村征地拆迁,绝大多数是行政强力推进,因此,研究拆迁纠纷的法院裁判,核心是研究拆迁纠纷的行政诉讼。
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介入拆迁纠纷,其活动方式主要是两种,一是执行强制拆除,二是行政诉讼,前者多半是为了当地政府或拆迁人的利益,后者乃是被拆迁人的抗争所致。如果说假话,便是说人民法院为城乡建设保驾护航;如果说真话,笔者的观点是目前多数人民法院没有履行其最后一道防线守护者的职责,天平已经不再公正。令人欣慰的是,最高审判机关也意识到实际情况正在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措施之一就是抓紧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以规范房屋拆迁纠纷的行政审判工作,而且其立足点就是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一、概念和特征
(一)拆迁行政诉讼的概念
关于房屋拆迁纠纷的行政诉讼,是拆迁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在拆迁当事人和其他拆迁参与人的参加下审理和解决拆迁纠纷案件的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总和。
拆迁行政的上述定义包含了以下几个要件:
第一,拆迁行政诉讼的原告是拆迁人或被拆迁人以及与拆迁活动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员或组织,被告则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拆迁管理部门,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行政诉讼的主体特定性。
第二,拆迁行政诉讼的客体是拆迁管理机关的针对拆迁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拆迁行政诉讼是由拆迁当事人或参与人认为拆迁管理机关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引起的。这里的关键是认为而非确实存在侵权。是否存在侵权是诉讼中解决的问题,起诉时只要原告主观上认为就行了。
第四,拆迁行政诉讼不同于拆迁纠纷的行政裁决之处在于其“司法性”,是一种司法活动,必须是在国家审判机关的主导下进行的活动。
第五,拆迁行政诉讼不仅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为解决拆迁行政纠纷所进行的活动,而且还包括在这种活动中,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之间发生的诉讼法律关系。由此,方能更准确地把握拆迁行政诉讼的内在规定。
(二)拆迁行政诉讼的特征
拆迁行政诉讼的构成要件,决定了这种活动具有不同于其他司法活动或准司法活动的特征。
1.拆迁行政诉讼的性质具有特殊性。
拆迁行政诉讼具有司法最终解决的性质,这一特征使之与同为解决拆迁行政纠纷的行政复议相区别。
第一,拆迁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系统内部所设置的对拆迁管理相对人实施救济和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职权进行监督的制度;拆迁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对拆迁行政案件受理、审理、裁判的司法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外部所设置的对拆迁管理相对人实施救济的制度,是对拆迁管理机关的具体拆迁管理行为的外部监督和制约。
第二,拆迁行政复议适用行政程序,依据《行政复议法》是一级复议制,具有及时、快捷、简便、不收费的特点;拆迁行政诉讼适用司法程序,实行两审终审制,具有严格、规范、全面并且收取诉讼费用的特点。
第三,拆迁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宽于拆迁行政诉讼,不仅受理对具体拆迁管理行为的异议,也包括一定范围的抽象拆迁管理行为,如补偿标准的文件;拆迁行政诉讼目前只局限于具体拆迁管理行为的范围之内,对抽象性的文件不在受理之列。
第四,拆迁行政复议的审查权限大于拆迁行政诉讼的审查权限。其主要表现在对不适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权上。拆迁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拆迁管理行为是否适当只限于行政处罚这一块,而行政复议机关则可对拆迁管理机关的全部行为是否适当进行审查。至于抽象行为的审查,如地方政府的有关拆迁的决定、命令等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只在审理时考虑是否适用,而不能改变或撤销,复议机关则有权变更或撤销。
第五,拆迁行政复议的效力低于人民法院的裁判,对复议决定不 服仍可进入拆迁行政诉讼,而进入诉讼的拆迁纠纷则不能再进入复议。
2.拆迁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具有特殊性。
拆迁行政诉讼当事人是明确的,其中被告是拆迁管理机关,如作出拆迁许可的拆迁管理部门,作出拆迁项目立项的发展和计划管理部门,作出规划许可的规划管理部门,作出土地使用许可的土地管理部门。这些机关的具体拆迁管理行为都是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授权才可以实施的。
拆迁管理相对人是拆迁行政诉讼的原告,他们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是拆迁人或被拆迁人,还可以是与拆迁管理行为有着利害关系的人,例如,承租人对拆迁许可和承积房屋的拆迁裁决享有诉权。
拆迁行政诉讼当事人的特殊性,使这种诉讼具有了“民告官”的特点。即使原告中可能会是行政机关,如修公路而作为拆迁人的公路管理机关,被拆除房屋的使用权人可能是其他国家机关,而此时,他们都是拆迁管理的相对人,是一个民事主体,由此产生的拆迁行政诉讼的“民告官”性质不变。
3.拆迁行政诉讼内容具有特殊性。
拆迁行政诉讼的内容具有司法监督行政的性质。拆迁行政诉讼所解决的拆迁管理纠纷是在国家行政机关履行拆迁管理职能的活动中发生的,因而拆迁行政诉讼便带有司法干预行政的性质,这一特征使拆迁行政诉讼成为规范拆迁管理,解决拆迁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受案范围
拆迁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一定范围的拆迁行政争议案件的权限,是人民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在解决拆迁行政争议案件上的分工。受案范围解决的是拆迁管理相对人对哪些拆迁行政争议可向人民法院起诉并得到人民法院受理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来说,拆迁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使拆迁管理机关明确自己的哪些具体拆迁管理行为可能使自己成为拆迁行政诉讼的被告,使人民法院明确哪些拆迁行政争议可以立案受理。
(一)《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
毫无疑问,人民法院受理拆迁行政纠纷案件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政诉讼法》对此有两方面规定。
1.肯定性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该法第11条进而列举八类由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这八类案件是:
(1)行政处罚案件;
(2)行政强制措施案件;
(3)侵犯经营自主权案件;
(4)申请颁发许可证和执照案件;
(5)申请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案件;
(6)申请发给抚恤金案件;
(7)违法要求履行义务案件;
(8)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
上述八类案件除第六类申请发给抚恤金案件在拆迁行政诉讼中难以对号入座外,其他七类概括性的规定均能对号入座,而且该法第11条第2款对上述规定作了补充,“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为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留下了发展空间。
2.排除性的规定
鉴于行政诉讼的特点,法律对其受案范围从另一方面以排除性的规定加以限制。《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争议有四种。
第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这种国家行为,是政府以国家名义作出,不涉及特定的个人和组织的有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关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和重大公共利益的行为。
第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即抽象行政行为。这是因为,根据我国《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的规定,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及作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
第三,行政机关对所属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内部行政行为。对此类行政行为不服,只能通过向上级行政 机关或监察、人事部门申诉解决,而不能启动行政诉讼。
第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例如涉及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纠纷时,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
(二)司法解释对受案范围的规定
我们在研究法律对拆迁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时,常感到操作性不强,实践中难以把握。尤其近年来拆迁纠纷蔓延并激化的情况下,各地法院对拆迁行政诉讼要么是难立案,要么是不敢公正判决,秉公执法的不多。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但法律规定不明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为解决法律和原有的司法解释针对性不强,对拆迁行政诉讼缺乏指导性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历时5年,就审理拆迁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进行起草、调研,已三易其稿,虽还未颁布执行,但其中有关人民法院对拆迁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还是体现了执法为民的原则,将相关条款谨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第一条 拆迁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下列城市房屋拆迁具体行政行为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拆迁许可;
(二)行政强制拆迁决定;
(三)补偿安置裁决;
(四)拆迁行政处罚决定;
(五)行政强制拆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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