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北大《中国梦》演讲

第一篇：龙应台北大《中国梦》演讲

龙应台北大《中国梦》演讲

2010-08-07 22:55:07

台湾作家龙应台破天荒在大陆北京大学纪念讲堂发表演讲，她说，真诚地拥有一个「中国 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国「很危险 」；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

获选「中国梦践行者」的台湾作家龙应台昨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阐述她的「中国 梦」，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她更直言，衡量国家文明尺度当然包括「 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大陆知名作家易中天也分享他的「中国梦」。他直言，如果 没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国家只是个人组合起来的机器，「要他干嘛？」

台湾作家龙应台8月1日破天荒在大陆北京大学纪念讲堂发表演讲，她说，真诚地拥有 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 国「很危险」；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

龙应台更直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应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这中间当然亦包 括「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此话一出，现场一片掌声。

美丽岛大审 登上北大

演讲一开场，龙应台以1949年后台湾的音乐演变，来解说台湾历史与民情的转变。她 说，她小时候都是听着《反攻大陆》长大，在国民党教育下读着国民党的「教材」；到了 1978台湾人的梦开始破碎了，1979年台美断交，台湾被孤立成为国际孤儿。这过程里，有 些人觉得被抛弃，有些人的中国梦因情感认同反而被强化了，所以当时出现一首歌《龙的 传人》。不过她话锋一转，说这首歌的作者侯德健最后也「投匪了」，可能会令人有点尴 尬，引起现场一片笑声。

龙应台还播放胡德夫所唱、李双泽所写的民歌《美丽岛》，她说，这首歌集结了台湾 人民的情感，也是部分台湾人开始从移民者真正融入台湾，对台湾浓厚情感的体现。从余 光中为《龙的传人》作词到描写屏东枋寮的台语歌，代表了在台湾人民「梦的转化」。

接着，她将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历史照片播映在北大百年讲堂屏幕上，引起现场一 片的骚动。龙应台带领现场观众一个个辨认照片中的人物，在法庭上咧嘴而笑的施明德、如今是高雄市长的陈菊，甚至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陈水扁。龙应台说，照片中与现今 变化说明了、台湾民主变迁的过程。

礼义廉耻 台湾价值观

她说，如今台湾民主乱象，包括蓝绿纷争、本省与外省，还有立法院的打架，在她看 来，这都只是表面，「大家不要被表面给骗了」。不管台湾民主怎么乱，在她看来，台湾 人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就是从小被教导的「礼义廉耻」。龙应台说，「礼义廉 耻国之四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成了台湾社会价值观的基座，而且永 远不会改变。包括当初红衫军包围总统府时，很多民众升起的天灯上就是写着「礼义廉耻 」四个字。她强调，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 本的价值观。

免于恐惧的自由

龙应台指出，她看一座城市的文明尺度是，这座城市怎么对待精神病患、对待民工、盲流；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也有很清晰的尺度，就是国家怎么对待弱势、怎么包容不 同意见、怎么对待「异议人士」，也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当然也包括13亿人怎么对 待2300万人」。此话一出，现场掌声如雷。最后她引用80年代《野火集》风声鹤唳出版后，离台赴欧前留下的一句话：「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深怕带来什么后果，但我有梦，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讲我们想说的话，我们的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龙应台、易中天 精湛对话响彻北大

两岸知名作家龙应台、易中天1日在北大百年讲堂的对话精湛，字字珠玑，现场观众多 次鼓掌叫好，这场两岸知名作家演讲对谈，由代表「南方视角」的《南方周末》主办、代 表「上海帮」东方卫视访问播出，却在「北京」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性的最高学府北大举行，备受两岸知识学界瞩目。龙应台一上台便语出犀利，她说，初获邀请时还想：「你有10 00个飞弹对准我们，还想邀我去吗？」她更在提问时间要求踊跃举手的观众把握时间，因 为听说北大可能会对逾时现场「断水断电」。中间还询问前一个演讲者易中天：「你今天（讲这些）恐不恐惧啊？」

易中天说，1966至1976年曾经恐惧过（意指文革）。30年前他万分不能想象今天能站 在北大里面，与龙应台做这样的对话。他由衷地感谢北大，谢谢《南方周末》给的这次机 会。龙应台说，很难得也是首次来到北大演讲，只是这些言论「不知道北大校长在现场吗 ？」观众纷纷环顾四周。易中天接过话：「管它校长在不在，学校不是校长的，是教员与 学生的」。此话一落，现场爆出叫好声与热烈掌声。易中天演讲一开头，便用龙应台遭禁 的《大江大海1949》做为开场白，尊称「龙先生」，并以「1949龙应台大江大海，2010易 中天小打小闹」自我解嘲亦表达对龙应台的敬重。

大陆知名作家易中天1日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分享他的「中国梦」：「社会进步、国家 富强、个人幸福」。他说，20世纪下半最大的解放就是改革开放，赋予公民选择的自由。他直言，如果没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国家只是个人组合起来的机器：「要他干 嘛？！」

毛思想核心来自斗争

一向纵古论今的易中天，难得从古代「跳脱」出来论现代「中国梦」。易中天表示，中国曾做过不同的「大同」、「小康」、「治世」的梦，但最后都不免破灭，包括清末的 甲午战争、巴黎和会等都让传统的中国强国梦彻底破碎。这也让部分人转入「侠客梦」，所以金庸小说风行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说1949年之后中国梦有了新版本「人民公社」，这里面也有相信大同理念的成分，但他解析，毛泽东的思想中是结合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秦始皇的法家思想，核心都来自 于「斗争」，但结果众所周知，带来的是民生经济的崩毁。

易中天回忆，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在70年代某个地方非常流行喇叭裤，不过当时喇叭 裤是不务正业的服装表征，于是某个校园领导为了「正风」竖立一条标语「喇叭裤能吹响

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吗？」有学生悄悄在布条下回了：「请问哪条裤子可以？」极尽嘲讽之 能事。他说，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故事来自于广东。没有这样的南方视角，就没有现在的 南方报业集团，也没有现在的《南方周末》。易中天话讲至此，赢得全场掌声。

中国梦就是个人做梦

他进一步阐明，只有让公民人格独立、自由意志，国家的组合才不至于是一个机器，否则「要他干嘛？」他说，如今中国梦就是「抛弃做集体中国梦」，个人可以做梦了，可 以有选择的自由、做梦的自由，可以选择穿什么衣服、可以自由择业，甚至也可以「同床 异梦」。易中天最后说，只有达到「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走向强国，而他理解的强 国，不应仅只追求船坚炮利而已。

有梦 龙应台想找个情人去旅行

龙应台、易中天的演讲与对谈，北大学子的提问五花八门。理性与感性兼具的龙应台，在一位女学生提问时，不禁泄露出「个人梦」，她说：「想找一个情人陪我去旅行」。目前从事写作、教学的龙应台，昨天首次接受北京大学学生提问。现场座无虚席，她说希 望可以有女生提问，结果获得这个机会的女学生问：「妳个人有什么梦呢？」龙应台微笑 响应说：「首先我希望找一位情人陪我去旅行；然后是希望安德烈、菲力普，我的两位小 孩不要嫌我烦，可以让我跟着他们，他们都嫌我了。」语气中显露出母亲的慈爱及难得流 露出「小女人」娇嗔姿态。北大学生也问「中国梦与台湾梦有没有交集？」，龙应台说可 以回归到她认为的共同价值观基座上；还有粉丝提问时先表达仰慕之意，全家都是龙应台 的书迷，这次全家动员来北京听她演讲。

龙应台说，目前她在大陆点阅率最高的一篇文章是《不相信》，她鼓励在座的人说，年轻人应该对很多事情都抱持怀疑。她说，这次来大陆，抵达后又要增加演讲数据，网络 一搜寻却发现很多网页都是「此网页已……（不存在）」，她真想将那一幕拍下来。于是 很多资料只好麻烦助理从台湾找出来寄给她。

敢言 龙应台、韩寒颇有相似处

比较近日参加香港书展时大陆新锐作家韩寒的一句：「禁书让社会进步」，与新书遭 禁的龙应台曾说「一个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韩寒」，两岸「敢言」作家，血液 中似乎有着相同的理念因子。今年5月底龙应台携其纪录片《目送1949》赴广州，在中山大 学举办大陆首映暨交流会，被问及如何比较80年代的龙应台和当今的韩寒，她曾回答：「 一个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韩寒。」《目送1949》是根据《大江大海1949》而拍 摄的纪录片，讲述迁台60年的故事。龙应台参考了上百本史料书籍，行迹遍布台湾、马祖 等地所拍摄而成。首映会当晚座无虚席。龙应台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各种各 样的、各个年龄段的韩寒。我写作《野火集》时能一夜爆红，是因为当时的台湾有各种各 样的禁忌，一拍就会红肿，一拍就会有血迹。」她希望，社会进入开放健康的时代，就应 该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够发出来。

去年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1949》，内容因涉及国共内战，在大陆遭到封杀。龙应台 曾在北京谈起这本书时称它为「和平之书」，她曾形容，大陆决策者如果真的看了这本书，应该会说「赶快出吧！」而龙应台的前一本描述亲情的书《目送》则在大陆获得出版，并曾举行新书会。

第二篇：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龙应台，南方周末，北京大学。这三者的组合，本身就足够吸引人。而龙应台的首次北京公开演讲能在北大举行，亦让一些关注着联想到百年北大背后的精神：兼容并包。

8月1日下午，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龙应台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讲。前一天，她刚从深受知识份子推崇的“南方周末”周中，接下“二○一○中国梦践行者”奖杯。

龙应台这次在北大演讲，吸引超过千名听众。龙应台在演讲中回应“南方周末”请她谈“中国梦”的要求，侃侃而谈一九四九之后，台湾人面对“中国梦”的破灭与转折，最后期待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

上周四南方周末以删节方式刊出龙应台演讲内容，引起读者疯狂上网寻找演讲全文。龙应台得以“解禁”在大陆公开演讲，演讲内容谈及“美丽岛事件”等敏感议题却未遭官方封杀，深具意义。而我在联合报找到了全文，以飨读者。

文明的力量（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

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满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像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像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 “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年代出现了质变。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一九七○年代整个国际情势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七○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 —─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

《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 “腐蚀”那个谎言。

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台湾梦，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年代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一九七九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美丽岛大审，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施明德的右边是陈菊，左边是吕秀莲。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八○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 “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

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 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份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十五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

我的父亲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

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者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

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二○一○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全文）

第三篇：龙应台：我的中国梦(北大演讲无删节)

我们的“中国梦”

龙应台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著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著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满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著，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像中成长。但是支撑著这个巨大的国家想像下面，有一个基座，垫著你、支撑著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 1

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著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年代出现了质变。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

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地图]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一九七○年代整个国际情势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讚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七○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演讲现场播放了几首相关歌曲]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

《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衝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台湾梦，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年代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一九七九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图]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八○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

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髮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

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掘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掘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份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掘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掘起，因为这种性质的掘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十五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

我的父亲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

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

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掘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唸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第四篇：龙应台北大演讲实录：我的中国梦

龙应台北大演讲实录：我的中国梦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第五篇：龙应台在中国梦主题论坛演讲

龙应台在中国梦主题论坛演讲

本月一日，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发表演讲「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前一天同一地点，她刚从深受大陆知识分子推崇的报纸「南方周末」手中，接下「二○一○中国梦践行者」奖杯。龙应台这次在北大演讲，吸引超过千名听众。龙应台在演讲中响应「南方周末」请她谈「中国梦」的要求，侃侃而谈一九四九之后，台湾人面对「中国梦」的破灭与转折，最后期待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上周四南方周末以删节方式刊出龙应台演讲内容，引起华文读者上网寻找演讲全文。龙应台得以「解禁」在大陆公开演讲，演讲内容谈及「美丽岛事件」等敏感议题却未遭官方封杀，深具意义。联合报获龙应台同意，今天刊出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可是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满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那血一样的海棠红，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

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 的。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年代出现了质变。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 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一九七○年代整个国际情势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车过枋寮，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七○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

自由的土地，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台湾梦，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年代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美丽岛》这首歌，在一九七九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美丽岛大审，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施明德的左边是陈菊，右边是吕秀莲。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

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八○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

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小区的未来，我怎会没有中国梦呢？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份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小区带来灾难和危险。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我的父亲十五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

乡。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者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有。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二○一○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