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港大演讲（汇编）

第一篇：龙应台 港大演讲

    香港有一种开放的、开阔的、包容的力量，使得很多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来了

2台湾的可爱在于它的不假装伟大，它的不用力变成什么样子，它的自自在在过日子 3台湾在华文世界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实践，而我想说的是，实践，真不容易 4台湾和香港都是“边陲”，正是因为边陲，反而有一种温柔如水的力量

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演讲

龙应台港大演讲全文：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编者注：12月1日晚，龙应台在香港大学陆佑堂发表题为“我的香港，我的台湾”演讲，龙应台认为香港作为“边陲”的力量，台湾作为宁静的力量，有一种温柔如水的力量，可以为大传统提供另类的帮助。台湾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实践，对华人世界特别可以贡献的是民主制度与公民社会道路上的实践，而在她看来，实践，真不容易！演讲由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主持。

精彩摘要：

我这一代在台湾成长的人一直对于整个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从比较大的传统、大的叙述、统一的说法来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北平、或南京的视角来看整个疆土，来解释它所有的进步或者退步。这种思维，到我到了香港之后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战。

你问我台湾最可爱的地方哪里？我觉得台湾的可爱就在于它的不假装伟大，它的不用力变成什么样子，它的自自在在的过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调性是一种文化的从容。台湾在华文世界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实践，而我想说的是，实践，真不容易！台湾对华人世界特别可以贡献的，就是它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这条路上的实践。

相对于那个大传统，台湾和香港都是“边陲”，正是因为边陲，反而有一种温柔如水的力量。这是我们对大传统，可以提供的另类帮助与刺激。

一个社会，当人们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个门坎的时候，是无法往前走的。我挫折时会想：如果有一天，你开车开到十字路口，当红绿灯变红变绿你都会怀疑它是真是假的时候，就会出事了。

以下为演讲全文：

徐立之（香港大学校长）：

敬爱的龙应台，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再次欢迎应台到陆佑堂。我记得大概是今年的春天吧，应台说要回到台湾出任台湾首任的“文化部长”，在柏立基学院依依不舍的时候，她对大家说，她一定要回香港来，如果在香港要举办公开讲座的时候，一定会在香港大学，所以非常谢谢龙部长。(掌声)其实应台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因为她在香港大学还有荣誉职位，她是港大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今天，她也实践了她的诺言。今天应台的讲题是“我的香港，我的台湾”，这很有意思。虽然应台在香港生活不算很长，八年多，但是对于香港每一件小的事物都非常注意。曾经看过她的文章，香港天上有多少只老鹰她都知道。

我是念生物的，她，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洋紫荆，从宫粉羊蹄甲生长出来的。有一天我收到应台一个奇妙的电邮，她说，荷花池里面好像不是在长荷花，她发现里面有其他的植物在生长，所以她不像个过客一样，香港，港大的每个小事情，她都注意。

我非常感谢应台这过去几年为港大的人文发展做出的努力与灌溉，我也很高兴，港大的多元文化气氛，也因为有她的创作，她的文章，提升了我们的文化气氛，近年来她香港的著作《香港笔记—沙湾径二十五号》、《目送》、《思索香港》，最后一个作品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都见证了她广阔的视野、宽阔的胸襟、文化的激情。

应台曾经说过，香港是她钟爱的城市，港大给她安身立言的环境，香港的经验使她的视野更为开阔，所以她对香港充满了感恩。其实香港人的感觉，对于应台、龙部长对港大的厚爱，也是充满了感恩，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应台对香港、对台湾，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和她的想法。

应台，请！(掌声)龙应台：

我听说今天晚上，是全程的电视直播，live,网络也是直播，所以今天晚上，除了要跟在场的大家说，晚安，好久不见了，而且要跟电视机前面的好多好多的香港朋友、读者、关心台湾发展的人---甚至于，就上次的经验知道，看网上直播的，大陆网民特别多，“华人世界”这个概念，就是我们都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时区里头，所以让我跟大家一起说一声“晚安，好久不见”。(掌声)刚刚在进来之前请徐立之校长陪我先到隔壁两个厅去，隔壁两个厅也坐满了人，我去的原因是告诉他们，待会看到屏幕上的我的时候，要知道，I am real，我是真的在。（笑声）这个世界已经真假难分了，因为数字化的关系。

本来进来之前我其实压力蛮大的，觉得今天都没有准备好。可是一进来看到好多好朋友，心就安了一点了。所以是不是把今天（的演讲）当做好久不见的一个谈话，看到香港非常受尊敬的企业家蒋震先生、周亦卿先生都在，好朋友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也在，还有很多出版界、企业界、文化界、学界的朋友们。

今天还有很多台湾的媒体来到这里，好朋友严长寿先生，今天也特别赶来，悄悄的坐在下面。我看到一张甜蜜的脸庞，青霞，坐在前面，她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我今天衣服穿得对不对；好朋友程翔坐在那边角落里。

港大百年

我首先要谢谢香港大学慷慨的邀请我来，同时要感谢香港政府在这次我来的过程里，在行政上默默的提供了很多帮助；谢谢香港政府慷慨的善意。希望台湾跟香港透过文化可以跨越很多政治上的障碍。

今天在这个大厅里演讲，我想就从今天大家所在的这个厅说起，请大家往四周看一下。这个大学，在一九一零年的时候开始筹建，第一个当然要问，钱从哪里来？因为所有梦想都需要实践，需要落实。

港大在一九一二年正式招生，到今天是真正整整一百年。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二年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香港，这里根本就是一个革命的输出地，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里，秘密进行的是军火的输送，从这里偷偷的运到广州去，准备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这是一个流血、暗杀、追捕、风声鹤唳，一个大破的、动荡的时代；现在回过头看，奇怪，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大动荡、大破的时代里，有一群人，会去讨论如何成立一个大学？这需要多么长远的眼光，多么大的实践的魄力，才可能做得到！

很多外人会说，香港大学一百年前是英国人所创设的，其实不能这么说。我给大家看一个文件，这是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一年一份原始的文件，因为要创办大学，所以当时的英国总督Lugard-卢押开始募款，他找到了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人骏。这个文件是总督为创建港大而发出的募款呼吁书。第一行，“已酉。春。港督卢制军抱憾于香港学业未有专门，教育未达极点，慨然以提倡为己任。商诸埠中绅富，绅富伟其议，而感其加惠士林之心，于是合力酬捐，不一载，大欵遂集，计华人约捐六十五余万，西人约捐六十万余元。”创建大学的念头固然来自卢押，但是办学的钱，多半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香港大学，孙中山的母校，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英国人创建的大学”。

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学开始召募第一批学生，今天台上台下坐着一百年后的学生（笑声）。第一次有毕业典礼的时候，是一九一六年，那个毕业典礼，在哪里举行？就在这个大厅。当年有九个人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其中一个叫做詹天佑。

还有一个人在这一百年，几乎被历史忘掉了，叫做伍连德，马来西亚人，剑桥医学博士，也是一九一六年在这里接受荣誉博士的人。一九一零年是个混乱、恐怖的时代。一九一零年底到一九一一年初的中国东北是个悲惨世界，因为鼠疫大爆发，东北在半年几个月之内就死了六万人。伍连德这一个医生，直接到东北的前线去做防疫措施，所以应该说，中国现代的防疫系统、公共卫生的观念是从伍连德那时候开始的，第一次防疫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发生，就是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主持的。詹天佑与伍连德这两个人，一九一六年就在这个大厅里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回到了香港。史料说，他被香港大学学生从山下用轿子抬上来，学生的热情奔放到不知如何是好，把他老人家放到轿子上，像是滑竿一样，一路抬到校长的官舍，然后再到这里来。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讲台上，发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英语演说，在那篇演说里，他完整的解释他的革命思想来自哪里。二十岁的孙逸仙，来到香港的西医学堂念书，走在香港整齐的街上，他开始思索，为什么距离仅仅八十公里的香山，他的老家，与西方人所建立的香港，在法制、治安和政府的管理上，差别如此的巨大。他从那一个问题开始一路追索，最后变成一个革命家以及一个新共和国的建立者。一九二三年，从他说，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一九三三年，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萧伯纳先到了香港，他站在这个讲台上演讲。

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学又颁给一个人博士学位，这个人姓胡，你们猜他是谁？对，胡适之。香港大学本来请他来改造中文系，请他做系主任的，胡适之考虑之后不能来，所以推荐了许地山来做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一九三五年，胡适之在这个厅里接受了他的荣誉博士学位。

再往后走，战争就来了，广州被占了，所以岭南大学学生被迁到香港大学来合并上课。李安电影《色戒》里的镜头：学生从广州迁到香港来，有一点印象吗？

一九四一年，香港被轰炸，这一个大厅的屋顶被炸光，破了，在烽火中，整个大楼转成临时包扎伤兵的一个救护站，中间有一个很“酷”的女学生，不甘不愿的做了战地看护，那个女学生是谁？──张爱玲。所以张爱玲描写了这个厅，三更半夜的，炮火之中还要去照顾那些一直在叫的病患，她烦死了。

我们很快的跳到最后，到二零零九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想要把张爱玲的小说拍成电影，做了很多研究，他要拍爱国学生排演救国的舞台剧，你知道《色戒》那个戏在哪里拍的吗？也是在这个厅。

然后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一日，我们在这里见面。

我刚刚说叫你们记得张人骏这个名字，有一点点原因，因为张人骏是张爱玲的“二大爷”，张爱玲其实在她的回忆里头有写到，她对张人骏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然，张人骏在募款来建这所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张爱玲会来。

好，徐校长，我用这个方式来谢谢香港大学，纪念港大一百年，够了吗？(笑声，掌声)香港：“边陲”的力量

接下来，回过来说今天的主题“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为什么会说“我的香港”。我在香港总共居住了九年的时间，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邀请我来，开始我准备来一年，后来要回去的时候，港大的陈婉莹教授邀请我到港大，我没打算来，可是有一天她请我到了她海边的宿舍，我一进宿舍就看到了窗外那片中国的南海，那时刚好夕阳满天，当下我就说了“yes”。可是没想到会在香港一留九年。感谢港大，在后来的八年里给了我一个安静的写作室，我在这里完成了《大江大海》。

在香港这个岛上生活过的人，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在不同时段移民而来。因为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它很容易就使得一个只在这儿生活过一年或生活过九年的人都会觉得：“嘿，这是我的香港。”所以它有一种开放的、开阔的、包容的力量在，使得很多的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来了。

龙应台在香港老村之一薄扶林与老人家说话（图片由龙应台先生提供）

香港最老的几个村子之一，薄扶林，我在村子里随便走的时候跟一个老人家说话时拍下来的(上图)。香港九年的岁月对我很重要，它推翻了我以前对于中国，对于华人世界、对于历史的认知。我这一代在台湾成长的人一直对于整个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从比较大的传统、大的叙述、统一的说法来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南京的视角来看整个疆土，来解释它所有的进步或者退步。这种大叙述、大传统作为核心思维，这种永远从北边来解释整个区域的思维结构，到我到了香港之后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战。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育过程。

在这里，我认识到香港得利于两件事情：一，它得利于它的“缺点”，它是所谓“边陲”，是主体外面多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因为是边陲，所以主体规范的大力量不及于它，鞭长莫及；二，它又得利于在整个十五、六世纪以来西方强大的帝国主义往外推过程中，西方不小心就把现代化带了进来。

因为是边陲体系，香港成为一个“逃生门”（emergency exit）。怎么说呢？你看太平天国，杀人无数，血流千里，十几年的时间内，生灵涂炭。能够逃的人逃到哪里去？大海吧，或者是香港这个小小的口袋。逃生门就被打开了，一大堆人涌进了香港，平静的时候又回去；戊戌政变时，被追捕的人，到哪里去──经过逃生门进来；辛亥革命时，人到哪里去──逃生门又打开了；一九四九年内战时，短短的时间内一百七十万人涌了进来；文革的时候，在河里、海边都捞得到尸体的那个年代，到哪里去──逃生门在这里。

主体地区的灾难，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过香港这个“逃生门”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涌入当然带来很多问题，但一定也留下许多东西：资金、文化经验、人才，这些东西就灌溉了这片边陲土地。将近两百年了，香港就接受这样的灌溉，不断地成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里面，我相信你如果去问：一百年前的某些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在我做的研究里，我尤其关注过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很多的清代翰林们到哪里去了，我发现很多人不认同中华民国的概念，宁愿做所谓“晚清遗老”，选择了“不食周粟”，他经过“逃生门”到了香港。

这些很多清朝的翰林和太史们到这里来，做了什么事情？香港大学中文系在一九二七年成立，是受他们所灌溉的。他们还成立了很多的书院、学院，教了很多学生，留下了很多书籍善本。这些善本在哪里，中文大学有、中央图书馆有、香港大学也有，所以一波又一波，不能认同前朝的人，不管是什么前朝，他们会经过逃生门，然后把很多很多智慧的结晶，就留在这个口袋里头了。这一百多年来香港的发展以一个逃生门的珍贵的经验的形式。

这样一路走来，就走到这两天，我以公务员的身份来看香港，有一个蛮大的感触。

我这次作为公务员来考察，事实上所走过的行程，几乎都是以前去过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穿街走巷所得到的印象，和这一次带着同仁带着特定的问题来考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去看伙炭艺术家工作室，去了解live house（编者注：小型现场演出的场所，舞台和场地相对较小）生存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行程，还有跟我一起走的台湾来的艺术家都有感觉：香港的草根艺术的表达能量，在这二十年来有大幅的成长。可是台湾艺术家会有时间表的比较，在台湾九十年代时是这个状况，或在台湾我们做到哪里了。一直到最后一站，我自己与台湾来的朋友们都说：嗯，在民间社会、草根力量的成长上，台湾确实走得比较远。

然后我们去看了亚洲文献艺术库（AAA）,也同HK Art Fair香港艺术博览会的总经理交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作：AAA是NGO的非营利运作，香港博览会是最讲生意的、斤斤计较的、国际型的赚钱操作，但这两者国际化的程度、专业运转的高度和精准程度，我们都叹为观止：啊，这方面台湾距离得很远，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投入才能赶得上。

所以两岸四地的发展进程都不太一样，也跟它的历史脉络有关系。台湾：宁静的力量

相较于香港，台湾的力量在哪里表现出来？

台湾不是一个“逃生门”，反而是一个让你想留下来，找一个有土会长出丝瓜，丝瓜会开出黄花的地方。它的强项与弱项跟香港非常不一样。前几天香港官员告诉我说台湾已经变成香港人想要去度几天假的第一选择。

你问我台湾最可爱的地方哪里？我觉得台湾的可爱就在于它的不假装伟大，它的不用力变成什么样子，它的自自在在的过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调性是一种文化的从容。

但是你一打开台湾电视看新闻的话，我刚刚说的全部被推翻了。

我记得这是前几天李安为了他的新片到台湾去的时候说的话。他竟然还敢公开说这种话，不怕被人家骂！他说他很喜欢台湾，觉得台湾很有希望。可是你一打开电视新闻，就觉得台湾快完蛋了。所以这不是我说的，是李安说的好不好？（笑声）问题在哪里呢，我想选举政治逃不过一种命运，就是选举本身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表演的性质变得非常大，而且被夸大，很吵、很闹，听说香港很受台湾的影响，还出现一个新词叫“拉布”，广东话怎么说？（笑声）就是吵得很久，闹得很久的意思。你打开电视，看到那个四方盒子里所传达给你的讯息，一天到晚都是彼此的攻击，一天到晚都是冲突、矛盾、对立、批判与高度的不信任。

一个社会，当人们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个门坎的时候，是无法往前走的。我挫折时会想：如果有一天，你开车开到十字路口，当红绿灯变红变绿你都会怀疑它是真是假的时候，就会出事了。但我想说，不要相信那个电视的框框里就是真实的台湾，就是台湾的一切。我尤其想对现在正在网上，听我演讲的大陆的年轻人说。

怎么讲呢？电视所呈现的，它的本质是趋向于采取泡沫的部分。你如果有一杯德国的啤酒杯,很大的杯子，冲的时候泡沫的比例非常大，是不是？电视所集中采撷的就是泡沫的那一截，你可别相信泡沫下面没有香醇的啤酒，它有的，只是你不见得看得到。

我给你非常具体的例子，来跟你说台湾的民主有它深沉的一面。

你比如说最近几天与香港、大陆都有关系的金马奖的消息，吵吧？全华人世界都看到了，是不是？但是它的进步面、深沉面在哪里？

那天晚上在看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右边坐着侯孝贤，左边坐着朱延平，朱延平导演在旁边说：啊，已经过了一半了，台湾还没有一个人得奖。然后紧接着他说，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台湾还没有得奖，整场的气氛很奇怪啊。果然第二天就吵开了！但是我想要说，吵闹时你看到的是啤酒杯上泡沫很多的那部分，下面的部分是那些电影专业者，他们风吹不动，稳稳的走四十九年，给你一个绝对的、专业的、公正的、“大义灭亲”的艺术标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今年台湾电影得奖特别少，那又怎么样？输了明年再来啊，竞技不就是有赢有输吗？

金马奖，是一个台湾已经默默办了四十九年的奖项。四十九年不是一个短日子，明年就五十年了。电影界是多么的心高气傲，而且百花齐放，大家都在竞技的一个圈子，但是金马奖可以办到一个程度，做到把艺术的标准变成唯一的标准，不谈私人关系、不允许商业炒作，做到评审机制的真正独立、专业，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华人世界的电影奖项，这本身就是一种静水流深的成果。在泡沫的下面其实有比较深沉的东西！

第二个例子，我们过去这一两个月来，整个文化部门可以说是人仰马翻，我跟我的次长、所有的司长们全程都在面对“立法院”对于我们明年度的预算审查。上礼拜的某一天，如果当天看电视新闻的话，你看到的会是，啊，“立法院”又吵架了，矛盾了，冲突了，非常激烈的语言，非常尖锐的对立。

但是我在现场啊，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半，我们的出版政策，以及这个全新的出版政策所编列的，比如说四亿台币──明年要做的事情全部被通过了。通过，并不是“立法委员”闭着眼睛说：通过。他们是就每一个细项认真问政策背后的理念和执行方法；比如说独立书店要两千万，这两千万是做什么的。我们必须跟他们解释，独立书店对于台湾的出版业、对于台湾的阅读风气的推广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他，其中比如五百万是叫做“圆梦的第一桶金”，台湾现在一共三百六十八个乡，其中三分之二连一家书店都没有。所以我们有一个政策是要鼓励年轻人，你愿不愿意回你的家乡，到乡下地方去开一家小书店？如果你有这个意愿的话，你来跟我们竞争，我给你第一桶金，让你回家去开一间书店。如果你是在一个街坊邻里的角落里，已经有个小小的书店，经营的也还不错，但是你只是单纯的在卖书，那么请你来跟我们申请，我们给你一笔钱，让你可以在卖书之外，还可以办诗人的朗诵、作家的演讲、导演对于电影的现身说法，让已经存在的书店，变成小小的文化中心，让乡下长大的孩子，也有一个濡染文化的机会。所以当天在“立法院”的室内通过非常重要的政策，对未来非常有意义，但是当你打开电视看的时候，只看到吵架，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也都知道，民主，是诸多不得已的、坏的选择当中，一个大概不是最坏的选择。在诸多的选择中，华文世界，包括台湾自己，可以试图在台湾一点一滴的实践过程中，培养出一个更敏锐的判别力，判断什么是泡沫，泡沫下面有没有静水流深的东西？

我希望以后香港人再到台湾去的时候，不仅只是手里拿着地图找士林夜市、饶河街夜市、宁夏夜市、永康街哪里有好吃的„„香港朋友到台湾，说不定以后呢，手上有个地图，知道台北哪条街有独立书店，然后再到台中的独立书店。在台淡水河边有一个书店，卖的只有一个东西，全部都是诗集，好像荷花池里都是荷花，没有一根杂草，而且那儿常常有诗人来朗诵诗。说不定香港朋友以后可以拿着独立书店的地图，从南到北，从西向东走台湾，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碰撞。

我在思索的问题

我这九个月在思索什么？文化部门不是个人的，不是个人可以完成的，是一个集体创作，五百位同仁在本部，还有很多博物馆、交响乐团总共是两千人，两千人的集体创作。很多事情我们在思考，比方说，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就在屏东的街头（下图）。

一家人，屏东的街头（图片由龙应台先生提供）

你说一家三口吗？前面还有一口，在帽子底下，他睡着了，看得见吗？ 我跟主管们常常讨论的是，文化部门就是资源的再分配者，纳税人的钱放在我们政府的手上，然后政府要去考虑资源要如何再分配。是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只到大都市里头、到铺着红地毯、挂水晶灯的地方呢？那么像屏东这样的、乡下的一家四口，妈妈带着三个小孩，请问他们所得到的文化资源到底有多少？

对于他们，我们有第一线的重大文化责任，那些资源怎么样会做得对，才会真正的使那个躲在帽子后头已经睡着的那个孩子，他长大的过程里头，他得到的不公平会变少，这是我们常常在探讨的问题。我们也需要经常讨论，譬如说，我们要服务的文化精英以及我们的草根大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今天台湾视觉艺术联盟的理事长也在这里，他就是代表了艺术精英，但也不能这么一刀两断，他们也跟草根有很深的关系。

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我自然也有很多的困扰，比如说，在民主制度里，一个文化高决策者跟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员”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当我有“压力”时，到底什么是应该要妥协的，什么是要坚持的？这几乎是在每天公文的批示上，每天要做的回应都是一个思路的决定。我也常常必须要思索，有时候要用一个比例的妥协换取更重大的政策的支持。可是，什么是应该妥协的，什么是绝不退让的，中间互动的关系和比例，每一个决定都在挑战你个人的智慧和品格。我也常在思索，每四年一次选举，每一次选举都可能换个“执政者”、换个“院长”的体制里头，如何让文化承先启后、细水长流？

台湾在华文世界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实践，而我想说的是，实践，真不容易！台湾跟大陆比起来，非常小，台湾和香港比起来，非常泥土。可是因为各种的历史因素结合起来，台湾对华人世界有独特的贡献，它特别可以贡献的就是它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这条路上的实践。带着愿景，当你要实际去做的时候，你会跌倒，膝盖会流血，你会犯错、你会羞愧，可要不断地测试和寻找，跌倒了，我怎么再站起来？我怎么去修补我破碎的膝盖？在最挫败的时候，要我如何以有尊严的方式再往前走？

我觉得华文世界对台湾，可以观察的，并不是它有多好，而是要看它开拓了什么，看它在什么地方摔跤，如何挫败，然后你要看它，在摔倒后如何又站起来，这是台湾对整个华文世界可以有的小小的一点贡献。

最后，你们可以把我当作是一个民主实践的标本，就说台湾实现民主政治，有很多缺陷、无奈。中华民国是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才成立了“文化部”，我不是在说香港还要再等多久，不是这个意思（笑声）。我想要说的是，因为“行政院”组织法的缘故，从一九四九年到二零一二年，这是第一个增加的部，这归功于幕后所有的人的努力，他们是值得我们感谢、尊敬的。

温柔如水的力量

不久前，我到南投县有一趟小小的考察。这个地方叫南投县仁爱乡，其实就是雾社－赛德克巴莱的原乡(下图)。我去南投的仁爱乡的亲爱小学，为什么去？文化部门所属有一个国立交响乐团，交响乐团里的音乐家可能毕业自维也纳、茱莉亚音乐学院，我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下乡；但是在我鼓励他们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做了。原住民乡有很多问题，因为在家乡没有工作，年轻人都向外走，只剩下老妈妈、老爷爷去照顾小孩。我去看这些孩子，因为我们的音乐家定期的去小学，在那里组织了一个管弦乐团，教他们爱上音乐。小学里有一个年轻的老师，不到三十岁，教美劳课。他让孩子们从四年级开始，从一块木头开始，学习做一把小提琴，从头做起，从模、到切、到砍、到刻，两年的时间，等到这个孩子六年级毕业时，他带着一把自己做的小提琴走出小学，走向自己的人生。

龙应台到南投县亲爱小学考察、合影（图片由龙应台先生提供）

我相信这把小提琴会跟他走一辈子。

所以我特别去看这所小学，是去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做更多的底层服务，去鼓励小学的老师说你可以用这种文化陶养的方式来带我们的孩子。请大家忍受一下这个图片里会有我，因为我是公务员，不得已镜头会跟着我，你们可以把我当标本好不好？（笑声）但是我主要是给大家看，有这样的小学，有这样的事情。

龙应台送书给孩子们（图片由龙应台先生提供）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带书去送孩子(上图)，学校的狗到前面观礼。它好像叫小白吧？

最后我想说，台湾与香港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相对于那个大传统，台湾和香港都是“边陲”；但是边陲有边陲的优势，边陲有边陲的自由，边陲有边陲可以做出的独特的贡献。我们这几年常常用一个词“soft power”(编者注：指软实力)，我相信soft power这两个字真正的重点不是在power，真正的重点在soft。所以我相信香港和台湾可以在将来做更多的接触，更多的彼此的对望，更多的深入的、深刻的了解。因为soft power告诉我们的是：正是因为边陲，反而有一种温柔如水的力量，更长更远。

这是我们对大传统、大叙述，可以提供的另类的帮助与刺激。我可以好好的谢谢你们吗？(掌声)

第二篇：龙应台港大演讲全文：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龙应台港大演讲全文：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编者注：12月1日晚，龙应台在香港大学陆佑堂发表题为“我的香港，我的台湾”演讲，龙应台认为香港作为“边陲”的力量，台湾作为宁静的力量，有一种温柔如水的力量，可以为大传统提供另类的帮助。台湾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实践，对华人世界特别可以贡献的是民主制度与公民社会道路上的实践，而在她看来，实践，真不容易！演讲由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主持。

精彩摘要：

我这一代在台湾成长的人一直对于整个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从比较大的传统、大的叙述、统一的说法来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北平、或南京的视角来看整个疆土，来解释它所有的进步或者退步。这种思维，到我到了香港之后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战。

你问我台湾最可爱的地方哪里？我觉得台湾的可爱就在于它的不假装伟大，它的不用力变成什么样子，它的自自在在的过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调性是一种文化的从容。

台湾在华文世界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实践，而我想说的是，实践，真不容易！台湾对华人世界特别可以贡献的，就是它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这条路上的实践。相对于那个大传统，台湾和香港都是“边陲”，正是因为边陲，反而有一种温柔如水的力量。这是我们对大传统，可以提供的另类帮助与刺激。

一个社会，当人们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个门坎的时候，是无法往前走的。我挫折时会想：如果有一天，你开车开到十字路口，当红绿灯变红变绿你都会怀疑它是真是假的时候，就会出事了。

以下为演讲全文：

徐立之（香港大学校长）：

敬爱的龙应台，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再次欢迎应台到陆佑堂。我记得大概是今年的春天吧，应台说要回到台湾出任台湾首任的“文化部长”，在柏立基学院依依不舍的时候，她对大家说，她一定要回香港来，如果在香港要举办公开讲座的时候，一定会在香港大学，所以非常谢谢龙部长。(掌声)其实应台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因为她在香港大学还有荣誉职位，她是港大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今天，她也实践了她的诺言。今天应台的讲题是“我的香港，我的台湾”，这很有意思。虽然应台在香港生活不算很长，八年多，但是对于香港每一件小的事物都非常注意。曾经看过她的文章，香港天上有多少只老鹰她都知道。

我是念生物的，她，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洋紫荆，从宫粉羊蹄甲生长出来的。有一天我收到应台一个奇妙的电邮，她说，荷花池里面好像不是在长荷花，她发现里面有其他的植物在生长，所以她不像个过客一样，香港，港大的每个小事情，她都注意。

我非常感谢应台这过去几年为港大的人文发展做出的努力与灌溉，我也很高兴，港大的多元文化气氛，也因为有她的创作，她的文章，提升了我们的文化气氛，近年来她香港的著作《香港笔记—沙湾径二十五号》、《目送》、《思索香港》，最后一个作品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都见证了她广阔的视野、宽阔的胸襟、文化的激情。

应台曾经说过，香港是她钟爱的城市，港大给她安身立言的环境，香港的经验使她的视野更为开阔，所以她对香港充满了感恩。其实香港人的感觉，对于应台、龙部长对港大的厚爱，也是充满了感恩，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应台对香港、对台湾，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和她的想法。

应台，请！(掌声)龙应台：

我听说今天晚上，是全程的电视直播，live,网络也是直播，所以今天晚上，除了要跟在场的大家说，晚安，好久不见了，而且要跟电视机前面的好多好多的香港朋友、读者、关心台湾发展的人---甚至于，就上次的经验知道，看网上直播的，大陆网民特别多，“华人世界”这个概念，就是我们都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时区里头，所以让我跟大家一起说一声“晚安，好久不见”。(掌声)刚刚在进来之前请徐立之校长陪我先到隔壁两个厅去，隔壁两个厅也坐满了人，我去的原因是告诉他们，待会看到屏幕上的我的时候，要知道，I am real，我是真的在。（笑声）这个世界已经真假难分了，因为数字化的关系。

本来进来之前我其实压力蛮大的，觉得今天都没有准备好。可是一进来看到好多好朋友，心就安了一点了。所以是不是把今天（的演讲）当做好久不见的一个谈话，看到香港非常受尊敬的企业家蒋震先生、周亦卿先生都在，好朋友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也在，还有很多出版界、企业界、文化界、学界的朋友们。

今天还有很多台湾的媒体来到这里，好朋友严长寿先生，今天也特别赶来，悄悄的坐在下面。我看到一张甜蜜的脸庞，青霞，坐在前面，她见到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我今天衣服穿得对不对；好朋友程翔坐在那边角落里。

港大百年

我首先要谢谢香港大学慷慨的邀请我来，同时要感谢香港政府在这次我来的过程里，在行政上默默的提供了很多帮助；谢谢香港政府慷慨的善意。希望台湾跟香港透过文化可以跨越很多政治上的障碍。今天在这个大厅里演讲，我想就从今天大家所在的这个厅说起，请大家往四周看一下。这个大学，在一九一零年的时候开始筹建，第一个当然要问，钱从哪里来？因为所有梦想都需要实践，需要落实。

港大在一九一二年正式招生，到今天是真正整整一百年。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二年是个什么样的时代？香港，这里根本就是一个革命的输出地，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里，秘密进行的是军火的输送，从这里偷偷的运到广州去，准备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这是一个流血、暗杀、追捕、风声鹤唳，一个大破的、动荡的时代；现在回过头看，奇怪，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大动荡、大破的时代里，有一群人，会去讨论如何成立一个大学？这需要多么长远的眼光，多么大的实践的魄力，才可能做得到！

很多外人会说，香港大学一百年前是英国人所创设的，其实不能这么说。我给大家看一个文件，这是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一年一份原始的文件，因为要创办大学，所以当时的英国总督Lugard-卢押开始募款，他找到了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人骏。这个文件是总督为创建港大而发出的募款呼吁书。第一行，“已酉。春。港督卢制军抱憾于香港学业未有专门，教育未达极点，慨然以提倡为己任。商诸埠中绅富，绅富伟其议，而感其加惠士林之心，于是合力酬捐，不一载，大欵遂集，计华人约捐六十五余万，西人约捐六十万余元。”创建大学的念头固然来自卢押，但是办学的钱，多半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香港大学，孙中山的母校，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英国人创建的大学”。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学开始召募第一批学生，今天台上台下坐着一百年后的学生（笑声）。第一次有毕业典礼的时候，是一九一六年，那个毕业典礼，在哪里举行？就在这个大厅。当年有九个人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其中一个叫做詹天佑。

还有一个人在这一百年，几乎被历史忘掉了，叫做伍连德，马来西亚人，剑桥医学博士，也是一九一六年在这里接受荣誉博士的人。一九一零年是个混乱、恐怖的时代。一九一零年底到一九一一年初的中国东北是个悲惨世界，因为鼠疫大爆发，东北在半年几个月之内就死了六万人。伍连德这一个医生，直接到东北的前线去做防疫措施，所以应该说，中国现代的防疫系统、公共卫生的观念是从伍连德那时候开始的，第一次防疫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发生，就是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主持的。詹天佑与伍连德这两个人，一九一六年就在这个大厅里接受了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回到了香港。史料说，他被香港大学学生从山下用轿子抬上来，学生的热情奔放到不知如何是好，把他老人家放到轿子上，像是滑竿一样，一路抬到校长的官舍，然后再到这里来。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讲台上，发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英语演说，在那篇演说里，他完整的解释他的革命思想来自哪里。二十岁的孙逸仙，来到香港的西医学堂念书，走在香港整齐的街上，他开始思索，为什么距离仅仅八十公里的香山，他的老家，与西方人所建立的香港，在法制、治安和政府的管理上，差别如此的巨大。他从那一个问题开始一路追索，最后变成一个革命家以及一个新共和国的建立者。一九二三年，从他说，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一九三三年，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萧伯纳先到了香港，他站在这个讲台上演讲。

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学又颁给一个人博士学位，这个人姓胡，你们猜他是谁？对，胡适之。香港大学本来请他来改造中文系，请他做系主任的，胡适之考虑之后不能来，所以推荐了许地山来做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一九三五年，胡适之在这个厅里接受了他的荣誉博士学位。

再往后走，战争就来了，广州被占了，所以岭南大学学生被迁到香港大学来合并上课。李安电影《色戒》里的镜头：学生从广州迁到香港来，有一点印象吗？

一九四一年，香港被轰炸，这一个大厅的屋顶被炸光，破了，在烽火中，整个大楼转成临时包扎伤兵的一个救护站，中间有一个很“酷”的女学生，不甘不愿的做了战地看护，那个女学生是谁？──张爱玲。所以张爱玲描写了这个厅，三更半夜的，炮火之中还要去照顾那些一直在叫的病患，她烦死了。

我们很快的跳到最后，到二零零九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想要把张爱玲的小说拍成电影，做了很多研究，他要拍爱国学生排演救国的舞台剧，你知道《色戒》那个戏在哪里拍的吗？也是在这个厅。然后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一日，我们在这里见面。

我刚刚说叫你们记得张人骏这个名字，有一点点原因，因为张人骏是张爱玲的“二大爷”，张爱玲其实在她的回忆里头有写到，她对张人骏的记忆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然，张人骏在募款来建这所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张爱玲会来。

好，徐校长，我用这个方式来谢谢香港大学，纪念港大一百年，够了吗？(笑声，掌声)香港：“边陲”的力量

接下来，回过来说今天的主题“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为什么会说“我的香港”。我在香港总共居住了九年的时间，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邀请我来，开始我准备来一年，后来要回去的时候，港大的陈婉莹教授邀请我到港大，我没打算来，可是有一天她请我到了她海边的宿舍，我一进宿舍就看到了窗外那片中国的南海，那时刚好夕阳满天，当下我就说了“yes”。可是没想到会在香港一留九年。感谢港大，在后来的八年里给了我一个安静的写作室，我在这里完成了《大江大海》。

在香港这个岛上生活过的人，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在不同时段移民而来。因为是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它很容易就使得一个只在这儿生活过一年或生活过九年的人都会觉得：“嘿，这是我的香港。”所以它有一种开放的、开阔的、包容的力量在，使得很多的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来了。

香港最老的几个村子之一，薄扶林，我在村子里随便走的时候跟一个老人家说话时拍下来的。香港九年的岁月对我很重要，它推翻了我以前对于中国，对于华人世界、对于历史的认知。我这一代在台湾成长的人一直对于整个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认识是从比较大的传统、大的叙述、统一的说法来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南京的视角来看整个疆土，来解释它所有的进步或者退步。这种大叙述、大传统作为核心思维，这种永远从北边来解释整个区域的思维结构，到我到了香港之后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战。这是一个巨大的教育过程。

在这里，我认识到香港得利于两件事情：一，它得利于它的“缺点”，它是所谓“边陲”，是主体外面多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因为是边陲，所以主体规范的大力量不及于它，鞭长莫及；二，它又得利于在整个十五、六世纪以来西方强大的帝国主义往外推过程中，西方不小心就把现代化带了进来。

因为是边陲体系，香港成为一个“逃生门”（emergency exit）。怎么说呢？你看太平天国，杀人无数，血流千里，十几年的时间内，生灵涂炭。能够逃的人逃到哪里去？大海吧，或者是香港这个小小的口袋。逃生门就被打开了，一大堆人涌进了香港，平静的时候又回去；戊戌政变时，被追捕的人，到哪里去──经过逃生门进来；辛亥革命时，人到哪里去──逃生门又打开了；一九四九年内战时，短短的时间内一百七十万人涌了进来；文革的时候，在河里、海边都捞得到尸体的那个年代，到哪里去──逃生门在这里。

主体地区的灾难，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过香港这个“逃生门”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涌入当然带来很多问题，但一定也留下许多东西：资金、文化经验、人才，这些东西就灌溉了这片边陲土地。将近两百年了，香港就接受这样的灌溉，不断地成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里面，我相信你如果去问：一百年前的某些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在我做的研究里，我尤其关注过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很多的清代翰林们到哪里去了，我发现很多人不认同中华民国的概念，宁愿做所谓“晚清遗老”，选择了“不食周粟”，他经过“逃生门”到了香港。

这些很多清朝的翰林和太史们到这里来，做了什么事情？香港大学中文系在一九二七年成立，是受他们所灌溉的。他们还成立了很多的书院、学院，教了很多学生，留下了很多书籍善本。这些善本在哪里，中文大学有、中央图书馆有、香港大学也有，所以一波又一波，不能认同前朝的人，不管是什么前朝，他们会经过逃生门，然后把很多很多智慧的结晶，就留在这个口袋里头了。这一百多年来香港的发展以一个逃生门的珍贵的经验的形式。

这样一路走来，就走到这两天，我以公务员的身份来看香港，有一个蛮大的感触。

我这次作为公务员来考察，事实上所走过的行程，几乎都是以前去过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穿街走巷所得到的印象，和这一次带着同仁带着特定的问题来考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去看伙炭艺术家工作室，去了解live house（编者注：小型现场演出的场所，舞台和场地相对较小）生存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行程，还有跟我一起走的台湾来的艺术家都有感觉：香港的草根艺术的表达能量，在这二十年来有大幅的成长。可是台湾艺术家会有时间表的比较，在台湾九十年代时是这个状况，或在台湾我们做到哪里了。一直到最后一站，我自己与台湾来的朋友们都说：嗯，在民间社会、草根力量的成长上，台湾确实走得比较远。

然后我们去看了亚洲文献艺术库（AAA）,也同HK Art Fair香港艺术博览会的总经理交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作：AAA是NGO的非营利运作，香港博览会是最讲生意的、斤斤计较的、国际型的赚钱操作，但这两者国际化的程度、专业运转的高度和精准程度，我们都叹为观止：啊，这方面台湾距离得很远，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投入才能赶得上。

所以两岸四地的发展进程都不太一样，也跟它的历史脉络有关系。台湾：宁静的力量

相较于香港，台湾的力量在哪里表现出来？ 台湾不是一个“逃生门”，反而是一个让你想留下来，找一个有土会长出丝瓜，丝瓜会开出黄花的地方。它的强项与弱项跟香港非常不一样。前几天香港官员告诉我说台湾已经变成香港人想要去度几天假的第一选择。

你问我台湾最可爱的地方哪里？我觉得台湾的可爱就在于它的不假装伟大，它的不用力变成什么样子，它的自自在在的过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调性是一种文化的从容。

但是你一打开台湾电视看新闻的话，我刚刚说的全部被推翻了。

我记得这是前几天李安为了他的新片到台湾去的时候说的话。他竟然还敢公开说这种话，不怕被人家骂！他说他很喜欢台湾，觉得台湾很有希望。可是你一打开电视新闻，就觉得台湾快完蛋了。所以这不是我说的，是李安说的好不好？（笑声）

问题在哪里呢，我想选举政治逃不过一种命运，就是选举本身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表演的性质变得非常大，而且被夸大，很吵、很闹，听说香港很受台湾的影响，还出现一个新词叫“拉布”，广东话怎么说？（笑声）就是吵得很久，闹得很久的意思。你打开电视，看到那个四方盒子里所传达给你的讯息，一天到晚都是彼此的攻击，一天到晚都是冲突、矛盾、对立、批判与高度的不信任。

一个社会，当人们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个门坎的时候，是无法往前走的。我挫折时会想：如果有一天，你开车开到十字路口，当红绿灯变红变绿你都会怀疑它是真是假的时候，就会出事了。但我想说，不要相信那个电视的框框里就是真实的台湾，就是台湾的一切。我尤其想对现在正在网上，听我演讲的大陆的年轻人说。

怎么讲呢？电视所呈现的，它的本质是趋向于采取泡沫的部分。你如果有一杯德国的啤酒杯,很大的杯子，冲的时候泡沫的比例非常大，是不是？电视所集中采撷的就是泡沫的那一截，你可别相信泡沫下面没有香醇的啤酒，它有的，只是你不见得看得到。

我给你非常具体的例子，来跟你说台湾的民主有它深沉的一面。

你比如说最近几天与香港、大陆都有关系的金马奖的消息，吵吧？全华人世界都看到了，是不是？但是它的进步面、深沉面在哪里？

那天晚上在看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右边坐着侯孝贤，左边坐着朱延平，朱延平导演在旁边说：啊，已经过了一半了，台湾还没有一个人得奖。然后紧接着他说，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台湾还没有得奖，整场的气氛很奇怪啊。果然第二天就吵开了！但是我想要说，吵闹时你看到的是啤酒杯上泡沫很多的那部分，下面的部分是那些电影专业者，他们风吹不动，稳稳的走四十九年，给你一个绝对的、专业的、公正的、“大义灭亲”的艺术标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今年台湾电影得奖特别少，那又怎么样？输了明年再来啊，竞技不就是有赢有输吗？ 金马奖，是一个台湾已经默默办了四十九年的奖项。四十九年不是一个短日子，明年就五十年了。电影界是多么的心高气傲，而且百花齐放，大家都在竞技的一个圈子，但是金马奖可以办到一个程度，做到把艺术的标准变成唯一的标准，不谈私人关系、不允许商业炒作，做到评审机制的真正独立、专业，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华人世界的电影奖项，这本身就是一种静水流深的成果。在泡沫的下面其实有比较深沉的东西！

第二个例子，我们过去这一两个月来，整个文化部门可以说是人仰马翻，我跟我的次长、所有的司长们全程都在面对“立法院”对于我们明的预算审查。上礼拜的某一天，如果当天看电视新闻的话，你看到的会是，啊，“立法院”又吵架了，矛盾了，冲突了，非常激烈的语言，非常尖锐的对立。

但是我在现场啊，我看到的是什么呢？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半，我们的出版政策，以及这个全新的出版政策所编列的，比如说四亿台币──明年要做的事情全部被通过了。通过，并不是“立法委员”闭着眼睛说：通过。他们是就每一个细项认真问政策背后的理念和执行方法；比如说独立书店要两千万，这两千万是做什么的。我们必须跟他们解释，独立书店对于台湾的出版业、对于台湾的阅读风气的推广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他，其中比如五百万是叫做“圆梦的第一桶金”，台湾现在一共三百六十八个乡，其中三分之二连一家书店都没有。所以我们有一个政策是要鼓励年轻人，你愿不愿意回你的家乡，到乡下地方去开一家小书店？如果你有这个意愿的话，你来跟我们竞争，我给你第一桶金，让你回家去开一间书店。如果你是在一个街坊邻里的角落里，已经有个小小的书店，经营的也还不错，但是你只是单纯的在卖书，那么请你来跟我们申请，我们给你一笔钱，让你可以在卖书之外，还可以办诗人的朗诵、作家的演讲、导演对于电影的现身说法，让已经存在的书店，变成小小的文化中心，让乡下长大的孩子，也有一个濡染文化的机会。所以当天在“立法院”的室内通过非常重要的政策，对未来非常有意义，但是当你打开电视看的时候，只看到吵架，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也都知道，民主，是诸多不得已的、坏的选择当中，一个大概不是最坏的选择。在诸多的选择中，华文世界，包括台湾自己，可以试图在台湾一点一滴的实践过程中，培养出一个更敏锐的判别力，判断什么是泡沫，泡沫下面有没有静水流深的东西？

我希望以后香港人再到台湾去的时候，不仅只是手里拿着地图找士林夜市、饶河街夜市、宁夏夜市、永康街哪里有好吃的……香港朋友到台湾，说不定以后呢，手上有个地图，知道台北哪条街有独立书店，然后再到台中的独立书店。在台淡水河边有一个书店，卖的只有一个东西，全部都是诗集，好像荷花池里都是荷花，没有一根杂草，而且那儿常常有诗人来朗诵诗。说不定香港朋友以后可以拿着独立书店的地图，从南到北，从西向东走台湾，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碰撞。

我在思索的问题 我这九个月在思索什么？文化部门不是个人的，不是个人可以完成的，是一个集体创作，五百位同仁在本部，还有很多博物馆、交响乐团总共是两千人，两千人的集体创作。很多事情我们在思考，比方说，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就在屏东的街头（下图）。

你说一家三口吗？前面还有一口，在帽子底下，他睡着了，看得见吗？

我跟主管们常常讨论的是，文化部门就是资源的再分配者，纳税人的钱放在我们政府的手上，然后政府要去考虑资源要如何再分配。是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只到大都市里头、到铺着红地毯、挂水晶灯的地方呢？那么像屏东这样的、乡下的一家四口，妈妈带着三个小孩，请问他们所得到的文化资源到底有多少？

对于他们，我们有第一线的重大文化责任，那些资源怎么样会做得对，才会真正的使那个躲在帽子后头已经睡着的那个孩子，他长大的过程里头，他得到的不公平会变少，这是我们常常在探讨的问题。我们也需要经常讨论，譬如说，我们要服务的文化精英以及我们的草根大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今天台湾视觉艺术联盟的理事长也在这里，他就是代表了艺术精英，但也不能这么一刀两断，他们也跟草根有很深的关系。

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我自然也有很多的困扰，比如说，在民主制度里，一个文化高决策者跟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员”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当我有“压力”时，到底什么是应该要妥协的，什么是要坚持的？这几乎是在每天公文的批示上，每天要做的回应都是一个思路的决定。我也常常必须要思索，有时候要用一个比例的妥协换取更重大的政策的支持。可是，什么是应该妥协的，什么是绝不退让的，中间互动的关系和比例，每一个决定都在挑战你个人的智慧和品格。我也常在思索，每四年一次选举，每一次选举都可能换个“执政者”、换个“院长”的体制里头，如何让文化承先启后、细水长流？

台湾在华文世界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实践，而我想说的是，实践，真不容易！台湾跟大陆比起来，非常小，台湾和香港比起来，非常泥土。可是因为各种的历史因素结合起来，台湾对华人世界有独特的贡献，它特别可以贡献的就是它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这条路上的实践。带着愿景，当你要实际去做的时候，你会跌倒，膝盖会流血，你会犯错、你会羞愧，可要不断地测试和寻找，跌倒了，我怎么再站起来？我怎么去修补我破碎的膝盖？在最挫败的时候，要我如何以有尊严的方式再往前走？

我觉得华文世界对台湾，可以观察的，并不是它有多好，而是要看它开拓了什么，看它在什么地方摔跤，如何挫败，然后你要看它，在摔倒后如何又站起来，这是台湾对整个华文世界可以有的小小的一点贡献。

最后，你们可以把我当作是一个民主实践的标本，就说台湾实现民主政治，有很多缺陷、无奈。中华民国是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才成立了“文化部”，我不是在说香港还要再等多久，不是这个意思（笑声）。我想要说的是，因为“行政院”组织法的缘故，从一九四九年到二零一二年，这是第一个增加的部，这归功于幕后所有的人的努力，他们是值得我们感谢、尊敬的。

温柔如水的力量

不久前，我到南投县有一趟小小的考察。这个地方叫南投县仁爱乡，其实就是雾社－赛德克巴莱的原乡(下图)。我去南投的仁爱乡的亲爱小学，为什么去？文化部门所属有一个国立交响乐团，交响乐团里的音乐家可能毕业自维也纳、茱莉亚音乐学院，我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下乡；但是在我鼓励他们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做了。原住民乡有很多问题，因为在家乡没有工作，年轻人都向外走，只剩下老妈妈、老爷爷去照顾小孩。我去看这些孩子，因为我们的音乐家定期的去小学，在那里组织了一个管弦乐团，教他们爱上音乐。小学里有一个年轻的老师，不到三十岁，教美劳课。他让孩子们从四年级开始，从一块木头开始，学习做一把小提琴，从头做起，从模、到切、到砍、到刻，两年的时间，等到这个孩子六年级毕业时，他带着一把自己做的小提琴走出小学，走向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这把小提琴会跟他走一辈子。

所以我特别去看这所小学，是去鼓励我们的交响乐团做更多的底层服务，去鼓励小学的老师说你可以用这种文化陶养的方式来带我们的孩子。请大家忍受一下这个图片里会有我，因为我是公务员，不得已镜头会跟着我，你们可以把我当标本好不好？（笑声）但是我主要是给大家看，有这样的小学，有这样的事情。这一张照片是我们带书去送孩子(上图)，学校的狗到前面观礼。它好像叫小白吧？

最后我想说，台湾与香港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相对于那个大传统，台湾和香港都是“边陲”；但是边陲有边陲的优势，边陲有边陲的自由，边陲有边陲可以做出的独特的贡献。我们这几年常常用一个词“soft power”(编者注：指软实力)，我相信soft power这两个字真正的重点不是在power，真正的重点在soft。所以我相信香港和台湾可以在将来做更多的接触，更多的彼此的对望，更多的深入的、深刻的了解。因为soft power告诉我们的是：正是因为边陲，反而有一种温柔如水的力量，更长更远。

这是我们对大传统、大叙述，可以提供的另类的帮助与刺激。

我可以好好的谢谢你们吗？(掌声)

第三篇：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龙应台，南方周末，北京大学。这三者的组合，本身就足够吸引人。而龙应台的首次北京公开演讲能在北大举行，亦让一些关注着联想到百年北大背后的精神：兼容并包。

8月1日下午，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龙应台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讲。前一天，她刚从深受知识份子推崇的“南方周末”周中，接下“二○一○中国梦践行者”奖杯。

龙应台这次在北大演讲，吸引超过千名听众。龙应台在演讲中回应“南方周末”请她谈“中国梦”的要求，侃侃而谈一九四九之后，台湾人面对“中国梦”的破灭与转折，最后期待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形象崛起于世界舞台。

上周四南方周末以删节方式刊出龙应台演讲内容，引起读者疯狂上网寻找演讲全文。龙应台得以“解禁”在大陆公开演讲，演讲内容谈及“美丽岛事件”等敏感议题却未遭官方封杀，深具意义。而我在联合报找到了全文，以飨读者。

文明的力量（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

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满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像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像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 “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年代出现了质变。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一九七○年代整个国际情势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七○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 —─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

《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覆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 “腐蚀”那个谎言。

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台湾梦，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年代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一九七九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

美丽岛大审，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施明德的右边是陈菊，左边是吕秀莲。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八○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 “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掌权者是会腐败的，反对者是会堕落，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

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 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份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十五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

我的父亲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

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者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

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二○一○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全文）

第四篇：龙应台四川大学演讲

龙应台在四川大学演讲实录

楼主 发信人：没什么不可以(Statue-of-liberty)| 发贴：1471 | 经验值：2014 | 给他（她）留言

发表时间：2009-5-26 21:59:01 回复

我演讲很挑剔的，这里音箱有很大的噪音，哈哈，好像有水车在转。我试试，因为我对噪音特别过敏。

请让外面的同学都进来，前边可以席地而坐，讲台上也可以坐人。（被保安堵在门外学生蜂拥而入。）

各位大家晚安，第一次来四川，来成都。每到一个城市，有时会带着失望离开，很多事都要靠缘分。今天下午两点钟到，一下飞机就去了武侯祠。对武侯祠的印象是，如果这个城市要引诱一位陌生的客人，就要从这里开始。

来之前，我收到这里一位同学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面介绍我是德籍。首先，我想声明一点：我不是德籍。我在美国待了9年，欧洲待了13年，一共是22年在国外。一家四口，丈夫、孩子都是德籍，只有我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一家人如果要旅游欧洲七个国家，只有我一个人必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签护照，非常麻烦。我之所以保留中国民国的国籍，不是出于爱国，仅仅是因为从86年开始，在李登辉先生12年的执政中，我持续不断地批判他的政府。如果我入了德籍，我有何立场对他的政府进行批判，去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呢？所以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德籍。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我的市民主义》。

当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如何才能通过这个城市的表面看到它后面的东西？假设一场暴雨过后，穿上一双白色鞋子出去走一圈。有的城市走一圈回来，鞋子干干净净，可以直接踩在地毯上。有的城市走回来，满脚都是泥泞，说明这个城市基础建设不好。“基建”的英文是“capital construction”，指地下管线的铺设。如果一个陌生的城市，暴雨过后路面淹水，如70年代的台北就是这样，说明地下水系统不好。但是，这个城市的表面绿化很好，说明市长只注重表面的东西，不重视与市民安居乐业息息相关的下水道。

一次，我和我的一个孩子去中国的一个城市，这里不点名了。这个城市马路很宽，路中间有绿化带和花圃。我的孩子突然对我说：“妈，这个城市有问题！”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看到这里的民居很破烂，但是天桥下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都种着花，说明这个城市只注重外表形象，不注重民生。”所以，判断一个城市，只需看一看它的政府机关是否堂皇华丽，而民居是否一片破败。还有一个蛛丝马迹，就是看这个城市是否有很多用高大围墙隐藏着的空间，里面的玄机普通市民无法知道。

我的市民主义就是指，这个城市变成什么样子，是由某个人决策，还是全体市民的意愿。如果是市民的建议参预进来，就很不一样。

了解一个城市，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只要看一下官员、警察与市民对话时的肢体语言就知道了，如果一方是趾高气扬，另一方是卑躬屈膝，这个城市就有问题。89年以前，我去东德，验护照时，东德一方的检查人员在黑色玻璃后面，你看不见他，他能看到你，仿佛要给人敌明我暗的感觉。89年我到苏联也是一样，护照被毕恭毕敬地递进去，结果被里面的人恶狠狠地丢出来。89年以后，我再去，玻璃拿掉了，人与人的关系，权力与义务都变了，原来傲慢的官员都变得笑容可掬。还有一点蛛丝马迹，就是看市政府门口有没有诉冤的人。所以，一个城市的基建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硬件的地下水管道，一个是软件的司法。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只需要看一下这两个方面的知道了。

在台北，一年有16个亿（折合4亿人民币）的基建预算，如何判断它是服务于大多数市民，还是某一阶级的极少数人？这需要培养民间非政府的文化组织，让这些民间组织有足够的知识，知道足够多的内情，可以监督和抗衡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纳税人，这是市民主义的第一个基础。

市民主义的第二个基础是一个城市的性格，不只是迎合某个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意志，而要按它自己的需求和性格自己发展。城市里，有颓废的作家、前卫的艺术家、坚持传统的国粹派，这些不同的人群相互冲突、融合，最后产生一个核心的价值，它是自下而上的，这就是这个城市的性格。

最后，谈谈一个城市应坚守旧的传统，还是追求新的时尚。我有一个非理论的，却是实际的观点。老区有我们童年的记忆，如果有16亿，维护老区比夷平它的钱多，我宁可花更多的钱更新老区的内部。把老区保存下来，新楼的建设可以慢下来一点。但主要还是看这样做是为了市民的存在，还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存在。

不久前，我在北大讲演，最后有个学生问我：“为什么没有谈到民主？”这件事对我震憾很大，因为那天我整晚都在讲民主。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我们的对于民主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所说的民主，不是年轻时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今天我所说的民主不是激情的，而是务实的。所以，今天我整晚都在讲民主，希望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谢谢！（掌声）

主持人（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谢龙应台先生的演讲，我听了深受启发（这让拾遗想起“三个代表”学习班上的例行发言^_^）。龙先生的演讲对我们进行文化研究很有意义。很多学者的问题都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后面的内容被哄笑声淹没了^_^）

下面是回答提问：

问：对于现在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和对外国文化的倾斜，您怎么看？（提问者赠龙应台先生一根载人航天纪念胸针。）

答：上几代人生活在巨大的政治动荡中，封闭在政治围城里，出现了根本上的文化断层。我们现在需要补习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还有外国文化，两者要同时要进来。如果你们传统的基础不好时，不妨先吸收外国文化，让它成为实在的成分。但是，没有传统的基础，外国的东西终究都是泡沫，会让人充满困惑。相反，如果先有传统的基础，再吸收外国文化，则可能贯通。传统的东西中也有鲜活的东西，要看你有没有慧眼。

问：我看龙先生的文章很有性格，为什么您与外界交流却很审慎呢？

答：哈哈，你以为我是一个剑拔弩张的人，其实文章与本人的落差很大。很多人对知识分子的男女性别有偏见。我习惯于一只手写大块文章，一只手为孩子换尿布。这是一种快乐的实践，那种一刀两断的二分法有问题。那个在云端的和脚踏实地的其实是同一个人。有时，在台北的街头，我会注视一个正在喂奶的女人，一看就是一个小时。用脑思考宇宙的大智慧，用心关爱花花草草，二者并不矛盾。

龙应台：《我的市民主义》

我演讲很挑剔的，这里音箱有很大的噪音，哈哈，好像有水车在转。我试试，因为我对噪音特别过敏。

请让外面的同学都进来，前边可以席地而坐，讲台上也可以坐人。（被保安堵在门外学生蜂拥而入。）

各位大家晚安，第一次来四川，来成都。每到一个城市，有时会带着失望离开，很多事都要靠缘分。今天下午两点钟到，一下飞机就去了武侯祠。对武侯祠的印象是，如果这个城市要引诱一位陌生的客人，就要从这里开始。

来之前，我收到这里一位同学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上面介绍我是德籍。首先，我想声明一点：我不是德籍。我在美国待了9年，欧洲待了13年，一共是22年在国外。一家四口，丈夫、孩子都是德籍，只有我是中华民国的护照。一家人如果要旅游欧洲七个国家，只有我一个人必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签护照，非常麻烦。我之所以保留中国民国的国籍，不是出于爱国，仅仅是因为从86年开始，在李登辉先生12年的执政中，我持续不断地批判他的政府。如果我入了德籍，我有何立场对他的政府进行批判，去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呢？所以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德籍。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我的市民主义》。

当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如何才能通过这个城市的表面看到它后面的东西？假设一场暴雨过后，穿上一双白色鞋子出去走一圈。有的城市走一圈回来，鞋子干干净净，可以直接踩在地毯上。有的城市走回来，满脚都是泥泞，说明这个城市基础建设不好。“基建”的英文是“capital construction”，指地下管线的铺设。如果一个陌生的城市，暴雨过后路面淹水，如70年代的台北就是这样，说明地下水系统不好。但是，这个城市的表面绿化很好，说明市长只注重表面的东西，不重视与市民安居乐业息息相关的下水道。

一次，我和我的一个孩子去中国的一个城市，这里不点名了。这个城市马路很宽，路中间有绿化带和花圃。我的孩子突然对我说：“妈，这个城市有问题！”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看到这里的民居很破烂，但是天桥下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都种着花，说明这个城市只注重外表形象，不注重民生。”所以，判断一个城市，只需看一看它的政府机关是否堂皇华丽，而民居是否一片破败。还有一个蛛丝马迹，就是看这个城市是否有很多用高大围墙隐藏着的空间，里面的玄机普通市民无法知道。

我的市民主义就是指，这个城市变成什么样子，是由某个人决策，还是全体市民的意愿。如果是市民的建议参预进来，就很不一样。

了解一个城市，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只要看一下官员、警察与市民对话时的肢体语言就知道了，如果一方是趾高气扬，另一方是卑躬屈膝，这个城市就有问题。89年以前，我去东德，验护照时，东德一方的检查人员在黑色玻璃后面，你看不见他，他能看到你，仿佛要给人敌明我暗的感觉。89年我到苏联也是一样，护照被毕恭毕敬地递进去，结果被里面的人恶狠狠地丢出来。89年以后，我再去，玻璃拿掉了，人与人的关系，权力与义务都变了，原来傲慢的官员都变得笑容可掬。还有一点蛛丝马迹，就是看市政府门口有没有诉冤的人。所以，一个城市的基建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硬件的地下水管道，一个是软件的司法。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只需要看一下这两个方面的知道了。

在台北，一年有16个亿（折合4亿人民币）的基建预算，如何判断它是服务于大多数市民，还是某一阶级的极少数人？这需要培养民间非政府的文化组织，让这些民间组织有足够的知识，知道足够多的内情，可以监督和抗衡政府。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纳税人，这是市民主义的第一个基础。

市民主义的第二个基础是一个城市的性格，不只是迎合某个官员的自上而下的意志，而要按它自己的需求和性格自己发展。城市里，有颓废的作家、前卫的艺术家、坚持传统的国粹派，这些不同的人群相互冲突、融合，最后产生一个核心的价值，它是自下而上的，这就是这个城市的性格。

2005-9-3 21:28 回复

╰☆★╮ 0位粉丝 2楼

最后，谈谈一个城市应坚守旧的传统，还是追求新的时尚。我有一个非理论的，却是实际的观点。老区有我们童年的记忆，如果有16亿，维护老区比夷平它的钱多，我宁可花更多的钱更新老区的内部。把老区保存下来，新楼的建设可以慢下来一点。但主要还是看这样做是为了市民的存在，还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存在。

不久前，我在北大讲演，最后有个学生问我：“为什么没有谈到民主？”这件事对我震憾很大，因为那天我整晚都在讲民主。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我们的对于民主的理念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所说的民主，不是年轻时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今天我所说的民主不是激情的，而是务实的。所以，今天我整晚都在讲民主，希望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谢谢！（掌声）

主持人（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谢龙应台先生的演讲，我听了深受启发（这让拾遗想起“三个代表”学习班上的例行发言^_^）。龙先生的演讲对我们进行文化研究很有意义。很多学者的问题都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正如温总理所说„„（后面的内容被哄笑声淹没了^_^）

下面是回答提问：

问：对于现在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忽视，和对外国文化的倾斜，您怎么看？（提问者赠龙应台先生一根载人航天纪念胸针。）

答：上几代人生活在巨大的政治动荡中，封闭在政治围城里，出现了根本上的文化断层。我们现在需要补习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还有外国文化，两者要同时要进来。如果你们传统的基础不好时，不妨先吸收外国文化，让它成为实在的成分。但是，没有传统的基础，外国的东西终究都是泡沫，会让人充满困惑。相反，如果先有传统的基础，再吸收外国文化，则可能贯通。传统的东西中也有鲜活的东西，要看你有没有慧眼。

问：我看龙先生的文章很有性格，为什么您与外界交流却很审慎呢？

答：哈哈，你以为我是一个剑拔弩张的人，其实文章与本人的落差很大。很多人对知识分子的男女性别有偏见。我习惯于一只手写大块文章，一只手为孩子换尿布。这是一种快乐的实践，那种一刀两断的二分法有问题。那个在云端的和脚踏实地的其实是同一个人。有时，在台北的街头，我会注视一个正在喂奶的女人，一看就是一个小时。用脑思考宇宙的大智慧，用心关爱花花草草，二者并不矛盾。

问：请问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答：二者不一定有关系。文学的精神是自由。我现在比较赞成林语堂的态度，而不一定认同鲁迅的态度。文学本没有应该与不应该，但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与政治有很大的关系，士大夫是文学创作与经世之道的结合，一边为国家出力、做事，一边批判现实政治。文人要以追求自由为不可遏制的需求，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我文字比较平民化，多一些具体的描述，这是希望与普通的市民对话。

问：您认为，中国女性从过去清教般的束缚到现在的商业化，应该怎么办？

答：80年，我到大陆，那时在大陆看不到高跟鞋，到处都是假小子，女性的装束很中性化。台湾人看了都说：“中国妇女真解放。”这其实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马列主义教条从上而下造成的男女平等。大陆开放后，什么金丝雀、包二奶又都出现了，又重新回到五十年前。我的策略是：女性面对商业社会的异化，在西方、台湾都一样，女性如何从包装中体现自我意识？大陆女性现在马上生出一套意识是不可能的，需要与国际妇女运动结盟。

问：虽然，主办方事前已经打过招呼，今天不准提政治问题，但我还是想问一个政治问题。有人说，台湾已进入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宪政时期，大陆还在训政，你认为，我们大学生对宪政该做些什么？

答：台北今天下午有50万人上街抗议，这样的抗议已经持续6天了。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在这里，我没有新闻。但是，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求自由、求民主，不是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这样简单的直线形，而是Z形的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台湾的选举机器出了问题，出现了选举被操纵、作假的问题。它正考验我们还有没有智慧和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民主的道路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不是简单的直线形。前几天，我看到一篇美国记者的文章，名字叫《美国是否可能重建它的民主》。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制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我们了。在大陆，从孙志刚案以来，又陆续看到拆迁的农民要求《宪法》给予说明，这是好现象。去年，重庆有个女大学生因怀孕被校方开除，她的父母不再因社会压力而羞于启齿，而是勇敢地站出来和校方打官司，这就是大陆社会的进步。所以，民主、自由不是慷慨激昂的呼喊，而是每一天踏踏实实的实践。

第五篇：龙应台北大《中国梦》演讲

龙应台北大《中国梦》演讲

2010-08-07 22:55:07

台湾作家龙应台破天荒在大陆北京大学纪念讲堂发表演讲，她说，真诚地拥有一个「中国 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国「很危险 」；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

获选「中国梦践行者」的台湾作家龙应台昨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阐述她的「中国 梦」，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她更直言，衡量国家文明尺度当然包括「 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大陆知名作家易中天也分享他的「中国梦」。他直言，如果 没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国家只是个人组合起来的机器，「要他干嘛？」

台湾作家龙应台8月1日破天荒在大陆北京大学纪念讲堂发表演讲，她说，真诚地拥有 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 国「很危险」；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

龙应台更直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应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这中间当然亦包 括「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此话一出，现场一片掌声。

美丽岛大审 登上北大

演讲一开场，龙应台以1949年后台湾的音乐演变，来解说台湾历史与民情的转变。她 说，她小时候都是听着《反攻大陆》长大，在国民党教育下读着国民党的「教材」；到了 1978台湾人的梦开始破碎了，1979年台美断交，台湾被孤立成为国际孤儿。这过程里，有 些人觉得被抛弃，有些人的中国梦因情感认同反而被强化了，所以当时出现一首歌《龙的 传人》。不过她话锋一转，说这首歌的作者侯德健最后也「投匪了」，可能会令人有点尴 尬，引起现场一片笑声。

龙应台还播放胡德夫所唱、李双泽所写的民歌《美丽岛》，她说，这首歌集结了台湾 人民的情感，也是部分台湾人开始从移民者真正融入台湾，对台湾浓厚情感的体现。从余 光中为《龙的传人》作词到描写屏东枋寮的台语歌，代表了在台湾人民「梦的转化」。

接着，她将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历史照片播映在北大百年讲堂屏幕上，引起现场一 片的骚动。龙应台带领现场观众一个个辨认照片中的人物，在法庭上咧嘴而笑的施明德、如今是高雄市长的陈菊，甚至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陈水扁。龙应台说，照片中与现今 变化说明了、台湾民主变迁的过程。

礼义廉耻 台湾价值观

她说，如今台湾民主乱象，包括蓝绿纷争、本省与外省，还有立法院的打架，在她看 来，这都只是表面，「大家不要被表面给骗了」。不管台湾民主怎么乱，在她看来，台湾 人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就是从小被教导的「礼义廉耻」。龙应台说，「礼义廉 耻国之四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成了台湾社会价值观的基座，而且永 远不会改变。包括当初红衫军包围总统府时，很多民众升起的天灯上就是写着「礼义廉耻 」四个字。她强调，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 本的价值观。

免于恐惧的自由

龙应台指出，她看一座城市的文明尺度是，这座城市怎么对待精神病患、对待民工、盲流；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也有很清晰的尺度，就是国家怎么对待弱势、怎么包容不 同意见、怎么对待「异议人士」，也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当然也包括13亿人怎么对 待2300万人」。此话一出，现场掌声如雷。最后她引用80年代《野火集》风声鹤唳出版后，离台赴欧前留下的一句话：「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深怕带来什么后果，但我有梦，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讲我们想说的话，我们的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龙应台、易中天 精湛对话响彻北大

两岸知名作家龙应台、易中天1日在北大百年讲堂的对话精湛，字字珠玑，现场观众多 次鼓掌叫好，这场两岸知名作家演讲对谈，由代表「南方视角」的《南方周末》主办、代 表「上海帮」东方卫视访问播出，却在「北京」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性的最高学府北大举行，备受两岸知识学界瞩目。龙应台一上台便语出犀利，她说，初获邀请时还想：「你有10 00个飞弹对准我们，还想邀我去吗？」她更在提问时间要求踊跃举手的观众把握时间，因 为听说北大可能会对逾时现场「断水断电」。中间还询问前一个演讲者易中天：「你今天（讲这些）恐不恐惧啊？」

易中天说，1966至1976年曾经恐惧过（意指文革）。30年前他万分不能想象今天能站 在北大里面，与龙应台做这样的对话。他由衷地感谢北大，谢谢《南方周末》给的这次机 会。龙应台说，很难得也是首次来到北大演讲，只是这些言论「不知道北大校长在现场吗 ？」观众纷纷环顾四周。易中天接过话：「管它校长在不在，学校不是校长的，是教员与 学生的」。此话一落，现场爆出叫好声与热烈掌声。易中天演讲一开头，便用龙应台遭禁 的《大江大海1949》做为开场白，尊称「龙先生」，并以「1949龙应台大江大海，2010易 中天小打小闹」自我解嘲亦表达对龙应台的敬重。

大陆知名作家易中天1日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分享他的「中国梦」：「社会进步、国家 富强、个人幸福」。他说，20世纪下半最大的解放就是改革开放，赋予公民选择的自由。他直言，如果没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国家只是个人组合起来的机器：「要他干 嘛？！」

毛思想核心来自斗争

一向纵古论今的易中天，难得从古代「跳脱」出来论现代「中国梦」。易中天表示，中国曾做过不同的「大同」、「小康」、「治世」的梦，但最后都不免破灭，包括清末的 甲午战争、巴黎和会等都让传统的中国强国梦彻底破碎。这也让部分人转入「侠客梦」，所以金庸小说风行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说1949年之后中国梦有了新版本「人民公社」，这里面也有相信大同理念的成分，但他解析，毛泽东的思想中是结合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秦始皇的法家思想，核心都来自 于「斗争」，但结果众所周知，带来的是民生经济的崩毁。

易中天回忆，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在70年代某个地方非常流行喇叭裤，不过当时喇叭 裤是不务正业的服装表征，于是某个校园领导为了「正风」竖立一条标语「喇叭裤能吹响

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吗？」有学生悄悄在布条下回了：「请问哪条裤子可以？」极尽嘲讽之 能事。他说，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故事来自于广东。没有这样的南方视角，就没有现在的 南方报业集团，也没有现在的《南方周末》。易中天话讲至此，赢得全场掌声。

中国梦就是个人做梦

他进一步阐明，只有让公民人格独立、自由意志，国家的组合才不至于是一个机器，否则「要他干嘛？」他说，如今中国梦就是「抛弃做集体中国梦」，个人可以做梦了，可 以有选择的自由、做梦的自由，可以选择穿什么衣服、可以自由择业，甚至也可以「同床 异梦」。易中天最后说，只有达到「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走向强国，而他理解的强 国，不应仅只追求船坚炮利而已。

有梦 龙应台想找个情人去旅行

龙应台、易中天的演讲与对谈，北大学子的提问五花八门。理性与感性兼具的龙应台，在一位女学生提问时，不禁泄露出「个人梦」，她说：「想找一个情人陪我去旅行」。目前从事写作、教学的龙应台，昨天首次接受北京大学学生提问。现场座无虚席，她说希 望可以有女生提问，结果获得这个机会的女学生问：「妳个人有什么梦呢？」龙应台微笑 响应说：「首先我希望找一位情人陪我去旅行；然后是希望安德烈、菲力普，我的两位小 孩不要嫌我烦，可以让我跟着他们，他们都嫌我了。」语气中显露出母亲的慈爱及难得流 露出「小女人」娇嗔姿态。北大学生也问「中国梦与台湾梦有没有交集？」，龙应台说可 以回归到她认为的共同价值观基座上；还有粉丝提问时先表达仰慕之意，全家都是龙应台 的书迷，这次全家动员来北京听她演讲。

龙应台说，目前她在大陆点阅率最高的一篇文章是《不相信》，她鼓励在座的人说，年轻人应该对很多事情都抱持怀疑。她说，这次来大陆，抵达后又要增加演讲数据，网络 一搜寻却发现很多网页都是「此网页已……（不存在）」，她真想将那一幕拍下来。于是 很多资料只好麻烦助理从台湾找出来寄给她。

敢言 龙应台、韩寒颇有相似处

比较近日参加香港书展时大陆新锐作家韩寒的一句：「禁书让社会进步」，与新书遭 禁的龙应台曾说「一个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韩寒」，两岸「敢言」作家，血液 中似乎有着相同的理念因子。今年5月底龙应台携其纪录片《目送1949》赴广州，在中山大 学举办大陆首映暨交流会，被问及如何比较80年代的龙应台和当今的韩寒，她曾回答：「 一个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韩寒。」《目送1949》是根据《大江大海1949》而拍 摄的纪录片，讲述迁台60年的故事。龙应台参考了上百本史料书籍，行迹遍布台湾、马祖 等地所拍摄而成。首映会当晚座无虚席。龙应台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各种各 样的、各个年龄段的韩寒。我写作《野火集》时能一夜爆红，是因为当时的台湾有各种各 样的禁忌，一拍就会红肿，一拍就会有血迹。」她希望，社会进入开放健康的时代，就应 该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够发出来。

去年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1949》，内容因涉及国共内战，在大陆遭到封杀。龙应台 曾在北京谈起这本书时称它为「和平之书」，她曾形容，大陆决策者如果真的看了这本书，应该会说「赶快出吧！」而龙应台的前一本描述亲情的书《目送》则在大陆获得出版，并曾举行新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