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名的由来[推荐阅读]

第一篇：“鲁迅”笔名的由来

多媒体教学参考资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笔名的由来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

（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清华同方教育技术研究院

第二篇：关于鲁迅笔名参考材料

鲁迅笔名共计181个：

一字笔名有16个：卂 飞 树 俟 独 洛 干 豫 L 干 敖 隼 旁 迅 直 庚； 二字笔名有116个：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飞斐 冬华 乐文 洛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L.S.丁珰 丁萌 士繇 E.L.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尤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自树 许遐 许霞 鲁行 迅行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动轩 仲度 华圉 阿张 豫山 樟寿 豫亭 符买 俟堂；

三字笔名有37个：华约瑟 齐物论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白）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小孩子 丰之余（瑜）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周树人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孺子牛 ；

四字笔名有5个：宴之教者 宴之敖者 ELEF 旅沪记者 楮冠病叟；

五字笔名有7个： 朝花社同人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诸夏怀霜社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旅沪一记者；

六字笔名有1个：上海三闲书屋。

使用年份：

1898年戛剑生

1902年树人

1903年庚辰、自树、索子、索士 1907年令飞、迅行 1910年树

1912年黄棘、周豫才 1913年周树

1918年鲁迅、唐俟、俟、迅、神飞、庚言 1921年风声、尊古、巴人 1922年某生者、小孩子 1923年雪之

1924年敖者、宴之敖者、俟堂

1925年L.S.、冥昭、杜斐

1927年楮冠、楮冠病叟、华约瑟、中拉 1928年葛何德、封余、许霞 1929年EL ELEF、许遐 1930年L、隋洛文、洛文 1931年令斐、豫才、豫、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乐贲、它音、佩韦、阿

二、丰瑜、明瑟、不堂 1932年白舌、遐观

1933年何家干、罗怃、动轩、周动轩、飞、干、何干、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苇索、旅隼、越客、桃椎、虞明、斡、家干、苟继、史癖、尤刚、符灵、余铭、元艮、子明、白在宣、敬一尊、一尊、1934年张承禄、赵令仪、倪朔尔、栾廷石、张禄如、邓当世、宓子章、翁隼、孟弧、韦士繇、士繇、黄凯音、崇巽、常庚、燕客、白道、梦文、曼雪、公汗、董季荷、霍冲、杜德机、莫朕、中头、史贲、康伯度、朔尔、焉于、茹纯、华圉、越侨、张沛、仲度、直、苗挺、及锋、隼、直入、乐雯、阿法、且介、1935年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 1936年齐物论、乐文、周玉才、晓角

部分笔名含义：

鲁迅这些笔名大多具有某种寓意或象征，有的虽然仅使用过一次，也有些曾不断地被重复应用，但每一个笔名的取定则都是经过了他的深思熟虑。这是由于鲁迅身处的时代、环境因素之影响以及受到他个人心态、情绪而决定产生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可谓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鲁迅认为一个战斗作者不值得“以真名去招致无聊的麻烦，”应当利用笔名来钻过“文网”。

“戛剑生”------这是1898年鲁迅第一次以文入世而采用的第一个笔名（《戛剑生杂记》）。戛，击也。此名意即舞剑、击剑之人。表现了青年时代的鲁迅渴求战斗的热烈激情。

“令飞”，用于1907年12月在《河南》月刊第一号上发表的《人间之历史》一文。“令飞”亦即“奋飞”之意，先生以此来作自勉自励。

“黄棘”，1912年发表《〈越铎〉出世辞》时首次使用，而后发《哀范君三章》、《张资平氏的小说学》、《考场三丑》、《刀“式”辩》等诗文均以之为缀。屈原《九章●悲回风》中有句云：“借光景之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黄棘”含有以棘策马，驱驰迅行之意。

“鲁迅”，首见于1918年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众所周知，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笔名，这一名称符号业已和鲁迅先生的个人形象、文化精神汇为一体，不可分离。先生在对友人解释自己这一笔名含义时，曾自说原由有三：“

1、母亲姓鲁；

2、周鲁是同姓之国；

3、兼取愚鲁而迅速之意”。遂致其后进而简化、派生、衍变出来“迅”、“L.S”、“L”、“旅隼”、“荀继”、“倪朔尔”、“崇巽”等等笔名。

“巴人”，是为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所使用的专用笔名。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署名‘巴人’是取‘下里巴人’，并非高雅的意思。”

“俟堂”，俟，等待；堂，官府办公处之称。当时鲁迅正在教育部任职，有个长官想挤掉鲁迅以安插亲信，鲁迅有感于“君子居以俟命”而取名“俟堂”。意谓：本人正拭目以待，端坐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等着呢！

“隋洛文”则是针对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一事所起的笔名（事因鲁迅在2月份参加发起了中国自由大同盟）。鲁迅即以敌人送与的污蔑性“头衔”稍加改动用为自己的笔名，真不失为大师对于敌手的反手一击。幽默而痛快！而后又由此衍生了“洛文”、“乐贲”、“乐雯”、“洛”、“乐文”等。“它音”，是为发表于《十字街头》旬刊之杂文《沉滓的泛起》所用。鲁迅属蛇，亦爱蛇；他认为对敌斗争必须持一种韧战精神------“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

“何家干”，鲁迅曾以此笔名发表杂文24篇，猛烈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政策。

“游光”，首用于杂文《夜颂》（1933年）。鲁迅夫人许广平说：“在《准风月谈》里用‘游光’笔名所写的文章多半是关于夜的东西。如《夜颂》、《谈蝙蝠》、《秋夜纪游》、《文床秋梦》”。“游光”含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之意。

“旅隼”，隼是一种飞行迅疾的小型猛禽。“旅隼”，比喻士卒劲勇，武器锋利，能够深攻入敌且神速勇猛。

“公汗”，迅翁以之为笔名发表了12篇杂文，其十篇写作于1934年5至10月间，南方天气炎热，他“汗流浃背”，“痱子满身”地为公众挥汗写作，由之可见先生精神品格。

“华圉”，仅见于《门外文谈》（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许广平女士曾说：华圉“是出自孟子，始舍之圉圉焉，所谓圉圉，意盖困于中华也。”圉又与狱同音，以“华圉”作笔名，是鲁迅先生对反动派的抗议和控诉。

“越丁”，即“越地一丁”的意思。鲁迅是浙江人，浙江为古代越国之地，故有用此笔名写文之举。

“晓角”，是1936年的杂文《立此存照》使用的笔名。“晓角”即是黎明前吹奏的号角。许广平女士说：“先生最后用的笔名，载在《中流》（半月刊）上的是‘晓角’二字，他最后还不忘唤醒国人，希望我们大家永远记取这一位文坛战士的热望。”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因《新青年》杂志有一规定，不允许用别号之类的名字，就是说署名要像一个真正的名字，于是用“鲁”作姓，起笔名“鲁迅”。“鲁迅”这个笔名，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指“鲁”字乃鲁迅先生母亲的姓，他的小说中常提到的“鲁镇”，就是他母亲的老家；“迅”是他的小名，所以在他的小说里也出现过“迅哥儿”一词。另一种解释是先生挚友许寿裳所说，他亲自问过鲁迅先生，先生笑道：“取愚鲁而迅行的意思。”此乃先生自谦之辞。这两种说法，都是从字面上解释，也切合鲁迅的生平，都说得通。最近又有人发现了第三种解释。认为“迅”字，古义为狼。出处见《尔雅·释兽》：“狼子绝有力者曰迅。”照这样注解引申出来，“鲁迅”是指狼的一个勇敢有力的儿子。持此一说的是历史学家侯外庐。他说，鲁迅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的小说代表作《狂人日记》就是抨击封建社会“吃人”制度的，他取用这两个字为名，正是鲜明表示他甘以“狼子”自居，与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决裂之心声。据说侯外庐的这种解释，曾向鲁迅夫人许广平提起过，许广平连连称谢，表示首肯。

先看“鲁”，鲁确是其母亲的姓，鲁迅16岁丧父，与其母相依为命，母子感情笃深，以鲁为姓，寄托着对仁厚而善良的母亲鲁瑞的爱；另外在古代，周鲁是同姓之国。再看“迅”字，除愚鲁而迅速之意外，还有“深意”。据《尔雅－释兽》云：“牝狼，其子？，绝有力，迅。即激，从犬言兽性，从水言水性。在文字学上，即孳乳而为激烈的意思。现将”鲁“和”迅“和起来看，”鲁“取自母姓，”迅“古意为狼子，那么”鲁迅“由此可以理解为牝狼的一个有大力的儿子。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牝狼的儿子呢？这个问题侯外庐先生在其《韧的追求》一书中有过解释，他说：”近代启蒙思想运动有一个逻辑规律，即先修改旧时代天经地义的命题，进而否定旧时代这个天经地义的命题。“以”鲁迅“为笔名正符合了这一逻辑规律，孟子曾讲：”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鲁迅“以母为姓，以禽兽为名，是在承认旧时代这一天经地义命题的基础上对他的否定，无父无君的人既然是禽兽，那么我就是禽，我就无父无君，无纲常名教，我就”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就不受旧时代的束缚，我就可以迅猛奋起，顽强地向旧势力、旧思想、旧文化作坚决的攻击。由此看出，”鲁迅“这一笔名反映了鲁迅反封建的思想，以及同旧时代决裂，与之作坚决斗争的决心，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抱负。

其实，鲁迅取的笔名也不都是像”鲁迅“这样看似很严肃的名字，他还是一位喜欢以谐音手法取笔名的作家。如许广平的小名叫许霞，鲁迅干脆取”许遐“作笔名；针对文坛某些人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他又取笔名”唐丰瑜“、”丰之瑜“；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遂取笔名为”隋洛文“、”洛文“以示抗议。另外，”虞明“、”余铭“系”愚民“之谐音，”韦士繇“系”伪自由“之谐音。鲁迅一生用过的笔名，其中亦不乏”怪"者，诸如：宴之敖者、L.S.、华约瑟、旁、敖、中头、白舌，颇有当代网络笔名之味。鲁迅曾经自我陈述，他是读过十三经的，《周易》是十三经之一。鲁迅的部分笔名与《周易》有着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我们分析鲁迅的笔名就会知道鲁迅是如何巧妙地吸收《周易》文化、默默承载并传承着国学精华的。

“乐贲”是鲁迅曾用笔名之一，鲁迅署此笔名发表的文章是《“日本研究”之外》与《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贲”(bì闭)是《周易》其中一卦名，由“离下艮上”组成，是装饰、文饰之意。《周易》曰：

《贲》：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振甫先生的说明是：

《贲》卦指装饰、文饰。从爻辞看，写对偶婚……《彖传》扩大了卦爻辞的意义，认为《贲》卦是刚柔交错的天文，文明以止的人文，是观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

至此，我们明白了“贲”的涵义，而鲁迅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贲”这一卦名的。“乐贲”之“乐”即快乐，合而观之，是对文饰或“人文”快乐的意思。这一笔名的意思与鲁迅署此笔名的两篇文章的内容是息息相通的。

《“日本研究”之外》与《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所涉及的内容都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相关。前篇关乎中国出版界，后篇关乎版画艺术。在《“日本研究”之外》一文里，鲁迅愤慨于中国人的日本研究的论文和小册子，“是中国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为此提倡不仅要研究外国，“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最后告诫国人，“我们也无须再看什么亡国史了”，“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咷!”“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精神在鲁迅此文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是对具体的德国创作版画展览会的介绍，“其版类有木，有石，有铜。其作家都是现代德国的，或寓居德国的各国的名手，有许多还是已经跨进美术史里去了的人们”，展览会上的版画，“和翻印的画片，简直是天渊之别，是很值得美术学生和爱好美术者的研究的”。版画艺术，鲁迅一直对之比较喜爱，并积极绍介和组织相关活动以推动中国版画艺术的复兴。版画正是“人文”之一种，鲁迅对它的喜爱正好与“乐贲”的字面意义(乐于文饰)吻合。在“乐贲”这一笔名里，不仅寄托着鲁迅对具有装饰性的版画艺术的钟爱，而且同样寄予着鲁迅以艺术革新社会的抱负。鲁迅对宏观的“人文”——出版界和对具体的“人文”艺术——版画予以高度的关注，与化成天下、改造社会的精神紧密联系，与《周易》中《彖》对“贲”卦的发挥和阐释遥相呼应。

鲁迅“乐贲”的笔名，来源于《周易》的“贲”卦，是鲁迅对“贲”的装饰、文饰意义的借用，恰当地表达了鲁迅对装饰性艺术自幼便喜爱、至年老而不衰减的钟爱之情;同样，“乐贲”的笔名寄予了鲁迅对《彖传》对“贲”卦所阐释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伟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表达了鲁迅乐于致力于“人文”，从而化成天下、推动社会进步的崇高精神。

鲁迅“元艮”这一笔名也有着鲁迅阅读《周易》的文化背景。“艮”本为《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元艮”这一词汇的创造同样是受到《周易》语言的启发。在《周易》中，在乾卦、坤卦和屯卦里都有“元亨”一词，“元亨”是“大通顺”的意思，“元”即“大”之意。鲁迅笔名“元艮”的创造与《周易》有一定的实质性的联系。

“元”是“大”之意，“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周易》的艮卦。艮读为gèn,去声，由“艮下艮上”构成。《周易》曰：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振甫先生的说明为：

《艮》卦艮下艮上，山下山上，山是止，即止而又止。艮又是注视，艮上艮下，即加强注意。

“艮”有“注意”和“止”两层意义。由此推论，“元艮”即“大注意”和“大止”的意思。

“艮”的注意的意义体现在上面引用的卦辞中，意思是说，不要拘泥于局部，而要统观整体。“艮”的这层意蕴与鲁迅对施蛰存的批评异曲同工。施蛰存提倡青年去《庄子》和《文选》里找词汇，恰恰是一种只知道局部而不顾及整体的论点。鲁迅与施蛰存的思考方式相反，他是读过古书、得益于古书但也深深知道古书毒害的人，正如进过监狱而知道监狱真相的一样;沾染了牢狱气的人是可以说牢狱的坏话的，读过古书的人也可以说古书的危害。鲁迅完全是从整体的角度考察读古书对社会及青年的危害，不拘泥于细枝末节。所以，以“元艮”为笔名，是与《反刍》一文的内容紧密联系的，较好地表达了鲁迅对施蛰存的批评和否定：不可只注意于古书局部的词汇语言而忽略古书整体思想内容的危险。施蛰存是太过于注意局部问题了。

“艮”的“止”的意义体现在《彖》的内容上，如上所引。“元艮”这一笔名含蓄地表明，施蛰存式的言论大可以停止了。“五四运动的时候，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永远反刍，自己却不会呕吐，大约真是读透了《庄子》了。”主张既然可笑，就应该停止了吧!鲁迅以“元艮”的笔名暗示了自己的态度，婉转、含蓄地传递着自己的立场。

鲁迅，以其独到而精微的意识化用着《周易》的文化蕴涵，传承着国学的精华。在今天大力提倡国学的时候，在一个又一个国学大师被重新认识和学习的时候，鲁迅，作为国学大师的一面，依然被遮蔽着，还缺少足够的理解和挖掘。鲁迅，寂寞的国学大师。

鲁迅笔名索解

作 者：出 版 社：所属丛书：条 形 码：I S B N ：开 本：定 价：

查看大图

李允经

福建教育出版社

而已丛书

册 数：9787533445485;978-7-5334-4548-5 7533445481 出版时间： 页 数：38 元

2006-9-1 338

第三篇：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在鲁迅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杂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风雨如晦的黑暗社会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笔，共创作了700多篇杂文，编为16个集子，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鲁迅作品集子的名称，或比喻，或反语，或引用，或拆字，诙谐风趣，精辟深沉，如同那些杂文一样，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折射出作者的生活、心境及时代的风貌，充分体现了鲁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艺术。《热风》（1918年——1924年）1925年编定,收入杂文41篇。对于集名,鲁迅曾解释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编集时,鲁迅对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感到“寒冽”,以“热风”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1925年——1926年）分别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入杂文31篇、32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先生杂文的锋芒大多指向反动政府及当时的一些所谓学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帮凶的围攻。先生将此迫害和围攻比喻成交华盖运，在调侃中体现了辛辣的讽刺，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

《坟》（1907年——1925年）1926年10月编定,收入杂文23篇,鲁迅早期杂文多收其中。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了作者十余年间创作的杂文,说它是“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也许正是鲁迅将自己的早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坟》真正的命名意图。先生又说，“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命名为《坟》也是一种“取巧的掩饰”。

《而已集》（1926年——1927年）:1928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7年创作的杂文29篇,附1926年创作的杂文1篇。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先生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来他就将写于这一年的杂文集命名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决心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个虚词“而已”虚中有实，表现出先生强烈的愤慨之情，真可谓“出离愤怒”了。

《三闲集》（1927年——1929年）:1932年4月编定,收杂文34篇。《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1928年,就“革命文学”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论争。创作社成员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里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1930年——1931年）:1932年4月编定,收入杂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文中描绘了鲁迅既受反动文人的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指责的处境,恶毒讽刺和攻击鲁迅为“贰臣”,“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对此,鲁迅先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还公开宣告“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干脆用“二心”作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对反动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勇气。

《伪自由书》（1933年1月——1933年5月）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创作的杂文43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凡针砭时事,揭露黑

暗的,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止。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2年——1933年）:1932年2月编定,收入杂文51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表明了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

《准风月谈》（1933年6月——1933年11月）1934年10月编定,收杂文64篇。从1933年5月开始,国民党加紧了对《自由谈》的控制,审查日严日多,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因此,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4年——1936年）1935年12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杂文36篇和48篇。先生在《序言》末云：“记于上海且介亭。”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在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巢'杂文'的笔的刀下的结集”。以这种方法为集子命名，不失幽默诙谐，亦见先生标题艺术之一斑了。《花边文学》（1934年）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创作的杂文61篇。作者在该集的序言中对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释：“

（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

（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 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颇有微词。鲁迅后来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份,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第四篇：鲁迅杂文名称的由来

一．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1.《热风》：关于集名，鲁迅解释道：“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热风》收1918年至1924年杂文，编集时，鲁迅对现状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热风”作喻，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热烈愿望。

2.《坟》：收1907年至1925年杂文。鲁迅初期杂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鲁迅说“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作者十余生间的杂文，喻其为“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些话，道出了《坟》的命名意图。

3.《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收1925、1926年来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解释集名道：“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寓居北京时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与文化帮凶的攻击，可谓运命多舛，钉子常碰：“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头”。以“华盖”作集名，幽默风趣之中，“无非借此释愤抒情‟。另：三二年作《自嘲》诗中“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之句，可与集名印证。

4.《而已集》：鲁迅编讫《华盖集续编》时，作过一首揭露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该集收1927年杂文。后来，鲁迅说过：“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三闲集·序言》）作者将两年前的诗移来“作为一九二七年杂感集的题辞”，寓意极深。“而已”，这个燃烧着讽刺烈火的书名，正表示着对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的强烈揭露与深沉悲愤。

5.《三闲集》：收1927年至1929年杂文。1928年，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 „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日《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鲁迅也确认，创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可见，《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

6.《二心集》：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载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恶毒攻击鲁迅“为了卢市”“被共产党屈服”，文章描摹鲁迅既受反动文人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指责的处境，以“贰臣”奚落讽刺之。鲁迅反击道：“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这就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主子。鲁迅公开宣告：“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对反动统冶者怀着“携贰”的心思，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杂文。

7.《南腔北调集》：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写道：“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讽刺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的话表明了他不愿随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讨好反动派的无聊文人的品质。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着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该集收1932至1933年间杂文。

8.《伪自由书》：收1933年1月至5月杂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涉及时事，或遭删节，或不能发表。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9.《准风月谈》：为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1933年5月始，反动派对《自由谈》压迫日紧，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这以后，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也就是说，是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从春风秋月中谈出政治风云来。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10.《花边文学》：收1934年杂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不无微词。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即指此事。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分，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11.《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本杂文集分别收1934年、1935年、1936年杂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书：“记于上海之且介亭。”鲁迅当时住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12.《集外集》、《集外集拾遗》：收集了1903——1936年间，所有未编入集子的小说、论文、杂文、新诗、旧体诗、序言、后记、启事、广告等到文章。前者是别人编辑，鲁迅写了《序言》，后者鲁迅编辑未完而去世，书名是他定的，由许广平一九三八年编成。

第五篇：名人的笔名[推荐]

名人的笔名

某人发表作品著书立说时隐去真实姓名所署的假名。这种文学现象，皆与当时作者所处的时代，面临的社会环境，复杂的斗争情况，以及作品反映的内容，乃至作者的审美情趣等因素密不可分。

中国明、清两代，小说为人轻视，不登大雅之堂，故有些章回小说的作者，顾及名誉，即使用笔名。例如明代长篇小说《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即是笔名，其真实姓名至今尚未考实。五四运动以后，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政治环境异常险恶，文章署以笔名日渐其多，尤其是针砭时弊、抨击黑暗、具有强烈战斗性的杂文，为避免白色恐怖的迫害，使用笔名的现象更为普遍。鲁迅就曾使用过且介、何家干、仲度、白道、及锋等100多个不同的笔名。其他使用过几十、十几个笔名的作家也不在少数。有的作家，因为较经常地在主要作品上使用某一笔名，随着作品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其真实姓名反而程度不等地少为人知了。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丁玲、艾青等都是笔名。他们的真实姓名沈德鸿、李尧棠、舒庆春、万家宝、沈端先、蒋冰之、蒋海澄，就晓之者不多了。《中国现代文坛笔名录》收编了近7000个笔名。

现在取笔名，同样用于自己创作、发表作品时的假名，但原因诸多。如因自己名字不够达到让自己满意的程度，因而换自己所喜爱的名字。也会与自己的个性、创作的体裁、自己的感情等原因挂钩。同时有些人也会将自己的性格、感情寄托在这个名字上，或将自己喜欢的字眼拼凑成一个名字。笔名现已与作品的名称同样重要，有时候只需要看一下笔名便可了解此人的性格、感情及他/她的作品的性质。

同时由于自身认识与外界都在不断变化，心理也有变化，因而笔名也经常替换。

如著名作家鲁迅原名周树人，一生所用笔名多达180余个。

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

笔名笔杆子发表文章时签署的别名。我国古代无笔名之说，但有表字、别号、室名之类，其性质用途与笔名颇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古代文人的别号室名，如苏轼别号东坡居士，王守仁因筑室故乡余姚阳明洞，人称王阳明，于是人就以苏东坡与王阳明行名于世，原名却反被世人生疏了。这种情况与现代作家因长期使用某一笔名，而原名反被世人淡忘是一样的。如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巴金是李尧棠字芾甘的笔名 曹禺是万家宝的笔名，张恨水是张心远的笔名。

中国现代文坛，极大多数作家都使用过笔名，有的多达数十个，有的干脆以笔名取代了原名。使用笔名的原因，总的说来，是为了便于撰文发稿；具体细说，约有下列数端：

避免麻烦，有利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笔名是一种化名、代名，作者使用笔名，总有一些不愿披露真名的原因，为避免引起文字麻烦，特用笔名行世。此类笔名通常见于学术争鸣或 表自以为尚不成熟的文章。

学术争鸣是一种思想的交锋，真理的探求，论辩双方总是各执一端，观点相左，但论辩者的人际关系却并不一定互相对立，有的可能是同学好友，有的是生关系，上下级关系，有的在同一单位工作。如果使用本名展开论辩，就会碍于情面，或因其他原因，不敢放笔为文；但用笔名，则可直抒己见，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有的作者因为在报刊发表自己尚不成熟的观点，或为了有助于稿的采用，也使用笔名。邓拓在《燕山夜话》中有这样一段话：“谁也不必讳言，有些人看文章的好坏，是以作者有没有名声和名声大小来做判断的，这使作者本人有时也很苦恼。署一个笔名就省去 种麻烦，说好说坏只看文章如何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遇见许多作者有些学习和研究的心得，是还不很成熟，用他的本名写文章发表，似乎反而觉得不够郑重，用一个笔名发表就比较好。好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在作者方面，即不必考虑万一意见有错误而发生什么不良影响，又可以对自己发表的意见大胆负责。二则在者方面，对于这种意见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更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于发表某些批评和商讨的文章。”

迫于环境，使用笔名以避嫌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作家因为言论不自由，为了避免文祸，不得不经常使用笔名避嫌，这实际上是一种笔战艺术。

署名多变，活跃版面有的作者经常在同一家刊物或报纸上发表文章，有时甚至同时发表数篇文章，如果是署同一个名字，今天某甲，明天还是某甲，前面某乙，后面又是某乙，读者就会觉得单调，而用笔名变换一下，版面就活跃多了。此种笔名，有的出于编辑之手，是编辑临时代拟的。

不求闻达，故意隐姓埋名这话似乎说得有点奇怪，应稍加明。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肥”。有的作者性格特别，他文章是要写的，但不想就此扬名，因而有意隐姓埋名，示人以不可测；也有的作者因视某些文章为雕虫小技，算不了什么名堂，但能换几块稿费还是好的 于是随便化上一个笔名，这是别一种形式的“不求闻达”。

作者使用笔名有着种种原因。总的说来，使用笔名的好处是隐身、灵活、便捷。

中国现代作家的笔名十分丰富多彩，如鲁迅、巴金、冰心女士、落华生、林语堂、老舍„„。严谨作家的文字总是字斟名酌，反复琢磨推敲，以至于“吟稳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当他们在给自己命定一个笔名时，自然更要深思熟虑，独辟蹊径。探一下作家的笔名艺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与独特情趣，而且对丰富取名艺术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通过作家的某类笔名，可以看到他们丰富复杂的思想性格和人生态度。许地山在1923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落花生》，文章主要记述童年时，姐弟们“收获节”晚上和父亲一起讨论花生品格的一段生活故事。在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中，父亲经由概花生的好处，引出了做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的人生道理，启发孩子们要像落花生那样，质朴无华，埋头工作，有益人类。父亲的这番谈话，给少年许地山留下深刻印象，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志向，并长期以“落华生”（即落花生）作为自己的笔名。

曾在辛亥革命后佐助袁世凯行帝制的刘师培，早先却“左”得出奇，他字申叔，取笔名叫“激烈派第一人”，意思是宇宙之大，唯他最“左”，最革命。他在1907年流亡日本时，曾设计过一个实行极端平均主义的社会方案，他设想不仅土地、生产资料、产品和财富等统统公有，而且“人人衣食居处均一律”，穿一样的服装，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但后来，这位最“激烈”的人却由“左”转向了右，竟然拥护起帝制来了。“激烈派第一人”，透过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笔名，不正可以看到刘师培复杂性格的另一面吗？一些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总爱对作家的笔名寻根究底，其实并非每一个作家的笔名都有什么 微言大义，寄寓着什么深刻内涵。例如“巴金”的来历就很平常。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关于“巴金”这个笔名，他曾坦率地在文中写道：年轻时在法国，“我因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朋友（巴恩波）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因他而联想起来的。‘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了‘金’。”于是，中国现代文坛就出现了 “巴金”这个响亮的名字。

巴金还有一个笔名叫“余一”，余一合写就是“金”。由“余一”又产生了余

三、余

五、余七等笔名，根据“巴金”的谐音又衍化出“比金”，这些笔名都是非常普通的。

夏衍也署用过一些十分平常的笔名，但其来历却颇风趣。40年代初，夏衍在香港《华商报》任职，有一天，他偶然见到这样一副对联：“凤游云海，鱼跃江天”，以为写得不错。正巧他给《华商报》撰稿需要化用一些笔名，于是顺手牵羊，一下子产生了四个谐音笔名：冯由、浑海、余约、姜添。浑海有时也直接写为云海，余约又衍化出余伯约。当时的《华商报》副刊首篇署名文章几乎全是这些笔名。

有一类笔名是作家寄寓乡情乡思的产物，如郭沫苦之“沫若”，但这还要转一个弯，读者才能明白。有些作家干脆就用故乡地名取作笔名。如陈望道系浙江义乌人，他有一个笔名叫“一个义乌人”。又如章太炎之“余杭先生”，蔡元培之“会稽山人”，巴人之“剡川野客”（巴人系浙江奉化人，奉化有剡溪）。

五四时期，冰心首创用性别取作笔名，自称“冰心女士”。后起摹仿者层出不穷，著名的有黄英称“庐隐女士”，冯沅君称“淦女士”，谢冰莹称“冰莹女士”，石汝璧称“评梅女士”，张近芬称“C?F女士”。说来有趣，冰心还有一个笔名叫“男士”。

大概是雅兴所致吧，有些男性作家就用“女士”作笔名，如赵景深取作露明女士、爱丝女士，张若谷取“刘舞心女士”，端木蕻良也有一个女性笔名，叫“红良女史”。柳亚子在给《女子世界》写稿时曾署松陵女子潘小璜，周作人刊发在《女子世界》上的文章则署名为“萍云女士”、“碧罗女士”。

周作人的笔名很多，他在《我的笔名》一文中说：因为鲁迅用“孤孟”为号，他就用“起孟”为号。1909年春夏之间，章太炎给他们写信，称为“豫哉启明兄”，于是周作人从此就以“启明”为名，并衍化出岂明、难明、开明、恺明等笔名。

现代文坛还有不少用外文写的笔名，有的是作家名号译音的缩写，也有的别有含义。如鲁迅的 R?S，茅盾的M?D，朱自清的P?S，郑振铎的C?T，陈独秀的C?C生，冯乃超的N?C等。有的笔名是外文的读音汉写，如郭沫若的笔名“爱牟”，系英语“I”（我）的读音，“麦克昂”是“maker”（作者）的读音。

作家的笔名形形色色，不拘一格，有不少笔名是在文字结构或读音上做文章，独辟新径，耐人寻味。有的是依据原名谐音取作笔名，如徐茂荣（原名）—徐懋庸，严文锦—严文井，陈光美—陈荒煤，何其芳—和其放、何启放，叶鼎彝—丁易，吴组缃—吴祖湘、吴祖襄，童天鉴—田间，吴席儒—吴奚如。有的是将原名省略一字，如萧秉乾—萧乾，吴春晗—吴晗，孙怀谦—孙谦，何孝达—何达。有的将原名颠倒，然后谐音。如刘绶松，笔名宋漱流，即刘绶松之颠倒“松绶刘”的谐音。文淑阳是杨述的笔名，翻过去就是阳淑文（杨述之文）。

也有的是用拆字法衍化出笔名，如曹禺原名万家宝，将姓氏“万”拆为“草”（谐音为曹）与“禺” 两部分，化出“曹禺”。安危原名王寄云，将“王”姓拆为两半，衍化出另一个笔名“于一”，又有“于恋一”。绀弩姓聂，有三个耳字，于是化出笔名耳耶（仍是三个耳）。由耳耶又谐音为二鸦。他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二鸦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