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能取代鲁迅成为中国文学的标志吗？

第一篇：莫言能取代鲁迅成为中国文学的标志吗？

莫言能取代鲁迅成为中国文学的标志吗？

最近听到一种高论，说：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小说将大量翻译成各国文字，不久以后，最为国际友人所熟知的中国文学家将是莫言，不再是鲁迅；国际友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形象将不再是阿Q，而是莫言某部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换言之，莫言将取代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标志性人物。

诺贝尔委员会、瑞典皇家科学院乃至挪威议会的委员、院士、议员们听了这种高论，估计都能立即脚跟离地，漂浮起来。据我所知，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是目前世界上奖金最多、最具国际影响的文学奖，但它的作用，似乎并未达到能完全改写一个国家文学史乃至国际文学地位的神奇地步。迄今为止，共有一百余位各国作家获得了这一奖项。但是，且不说真正具有国际影响、被公认为大师级文学家的作家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是论知名度，大部分获奖者，姓名尚且不为一般文学爱好者所知晓——他们几乎可以用“默默无闻”四个字加以形容。而与此同时，却有许许多多未曾获得过此奖的作家，为全世界一代代的各国读者所熟知，所喜爱，所阅读，津津乐道，乃至被尊为大师，顶礼膜拜。俄罗斯、苏联先后有多位作家获得过诺奖，但是，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泰斗地位，丝毫未受冲击。拉丁美洲也有多位作家先后获得诺奖，但能跟未获过此奖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相提并论的，似乎也只有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个别作家。

具体到中国，鲁迅的文学成就与实际影响，恐怕也不是随便能够超越的。没错，鲁迅是相当烦人的。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只有三十多篇短篇小说（《阿Q正传》、《祝福》或许勉强可以称之为中篇小说），总字数不到三十万，却长期霸占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把交椅；写作明明是个性鲜明、锋芒毕露、树敌众多的非主流路数，却被一个党派从造反时期到执政时期都奉为榜样，其作品从未被禁止阅读过——事实上曾是全民必读。这两点，都足以令他的同行们情无以堪。

其实，貌似偶然的背后，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即使剥离所有某政治集团及其领袖人物在他身上涂抹描绘的一切光彩，将其还原为一个作家，进行审视，即使时过境迁，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身材矮小的周树人，作家鲁迅的形象却是十分高大的。至少，下边几个事实难以否认：

首先，是鲁迅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了国际水平。1918年3月15日，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作了题为《论短篇小说》的讲演，开讲第一句话便是：“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写于同年4月、发表于同年5月《新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写作这篇小说，受到了俄罗斯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同时，也可能借鉴了安特来夫、爱伦·坡等外国作家的心理描写手法，但它思想深刻犀利，故事结构层次丰富，语言凝练老到，刻画精神病人心理，模仿其口吻，惟妙惟肖。虽是模仿之作，但总体而言，其艺术成就不在这些外国作家同类作品之下，甚至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鲁迅这篇小说一问世，就等于就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准一下子提高到了跟当时国际水平同等的高度。

其次，鲁迅创造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学人物形象。例如：孔乙己、祥林嫂、九斤老太、阿Q。其中的阿Q，作为精神胜利法的典型，更是具有国际意义与影响。

再次，鲁迅的语言，精警峻拔，极具个人风格，“辨识度”非常之高。鲁迅的语言，因为时处“白话文”“国语”的形成、草创时期，许多句法尚未定型，一些词语的形式，尚不规范，向来不乏批评者，诟病之人。但是，这种特定时期的局限，对鲁迅而言，也是一个创造语言风格的机会。鲁迅语言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他古文、外语、方言等多方面的过人修养。

再次，鲁迅的作品数量、字数虽然不多，但创作手法多样，体现了作家最宝贵的探索、创新、实验精神。有研究者所指出，举凡近现代世界文坛流行过的艺术手法与流派，白描、讽刺、纪实、传奇、乡土、意识流、荒诞、魔幻等等，都能在鲁迅的中短篇小说中看到。

再次，鲁迅对其他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不但生前便如春风化雨，帮助、培养、影响了大批青年作家。他死之后，中国作家也几乎没有不曾读过其作品的。或多或少，都曾受到他的影响。至少，我认为小说写得最好的两位作家，孙犁、汪曾祺，他们都不讳言自己对鲁迅的推崇与景仰。

另外，按照文学即人学的理论，评价一位文学家，不能不讲一下人格独立的问题。像鲁迅那样始终保持鲜明的性格，保持思想的“特立独行”，不以结识政治人物为荣（日记里从来不记跟政治人物的交往），也不是一般当代作家所能达到的境界。抄写一段某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领取1000元钱，这样的事情，估计鲁迅是不会干的。看他那些杂文火力那么猛，很难想像，遇到某些敏感的时事话题，鲁迅会嗫嚅语塞，装聋作哑，或者顾左右而言他。

我认为，发表莫言即将取代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标志性人物这一高论的人，情形犹如：当一个人站在一棵树旁时，很容易以为，这棵树是他见过的最高的一棵树，其高度已经超过了远处所有的树。

第二篇：莫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符号

为什么是莫言，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符号？

文/小倦wang 对中国作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是梦想和梦魇的集合体。莫言2012折桂，真的能治愈 “诺奖抑郁症”？王蒙、铁凝、孙甘露、麦家等众多作家用祝贺和振奋表达中国文学被世界承认的喜悦。台湾的龙应台说，“他的得奖是为中国打开一扇门，让全世界的人从此看到的不止是政治，而是中国人内在诚恳的心灵”。这种中西文化的实质性交流，深远意义大于政治交锋和经济往来。

空谈文化交流无益，做足细节才是王道。莫言在获奖感言中，特别感谢了翻译者。“正因为有了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莫言的外译者中，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法译者杜特莱（Dutrait）尚德兰（Chantal Chen-Andro）夫妇，都迅速成为中国文学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美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因不逐字逐句的“连译带改”而闻名。德译者直接采用英译本进行翻译，因为英译本更符合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趣味。事实表明，能得到译入语国家读者的欢迎，使中国文学和文化，真正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交流，这些翻译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审美品位的把握，都功不可没。诺奖评委马悦然评价莫言的外译者：通晓自己的母语，知道怎么更好地表达。

翻译者得到莫言的支持，“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而且，引进莫言作品的国外出版社也都是名家，比如法译本的Seuil出版社就是法国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使莫言的作品能够进入主流发行渠道。

当然，作品本身的乡土性和故事性，也是容易翻译和传播的因素。莫言被授奖的理由之一是“撕下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揭露了人性最黑暗的部分”。本次诺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接受采访时说，莫言展现了20世纪中国的各个方面，而且很清醒，没有禁忌。高密就是他的王国，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一样。

莫言自己在颁奖典礼上，反复向世界声明他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农民的儿子、来自蒲松龄故乡并一直受到他精神营养灌溉的人，这种接地气甚至朴素的说法，让评论家给他“平民意识”和“乡土写作”的标签，并且成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最好的诠释。莫言自己总结，“土，是他走向世界的原因”。

另一方面，从下半年起，莫言始终处于整个文化界争议的漩涡，并引发“撕裂式讨论”，他现实生活里中庸圆滑的得体谈吐，跟政权关系的和谐，都成为被人强烈抨击之处。也由此引起，是不是中国经济力量上升和全球地位的提高，才使得他成为本土第一个诺奖幸运儿的讨论：到底是不是他文学本身的力量使然？中国有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写作者？都是耐人寻味的话题。文学批评家朱大可说，莫言在“诺贝尔圣徒”和“乡愿作家”之间的角色错位，是他如此备受争议的根源。也就是说，大家对他的不满，是希望他承担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背负起道德乃至历史追债的十字架，而不是妥协和随和。莫言自己的解释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而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从积极方面看，莫言和中国文学，借机更广泛进入了世界的视野，埃及的北大留学生说，本来只是《红高粱家族》有阿拉伯文译本，最近埃及文化部已经开始引进第二部了。瑞典这两个月，莫言小说销售7000多套，对一个人口只有900万的国家而言是巨量了。了解，是一切美好可能的开端，莫言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第三篇：从鲁迅到莫言

从鲁迅到莫言

2012.10.23 南都周刊2012第40期

1927年，鲁迅拒绝了诺奖的提名，但他可能意想不到的是，在此后的将近一百年里，中国作家居然患上了久治不愈的“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直到今年，莫言终于让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荒地上长出了“红高粱”。

记者_唐不遇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的毕业论文《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还有多远》该怎么写下去啊！”据说这是一个大四学生的QQ签名，近几天在网上以段子的方式广泛流传。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作家到底有多远”式的提问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尤其在每年10月前后诺奖揭晓的那段日子，对这道题的解答就变得迫切而艰难。

准确地说，中国作家患上“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回忆说：“在整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弥漫着京城，甚至有一些文坛前辈在著名报刊著文探讨，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无缘？大有愤愤不平的感觉。”

1927年，在中国考察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定曾考虑提名鲁迅，被婉言拒绝。鲁迅在给“中间人”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无疑是清醒的，但他的话仿佛一道紧箍咒，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牢牢套在饥渴难耐的中国作家头上，直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荒地上终于长出了“红高粱”。

不过，莫言的获奖，真的会成为治疗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的一剂良药吗？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狂喜并惶恐”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宣布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给莫言打了个电话，告知他得奖的消息。恩格隆德告诉媒体记者，当时莫言的反应是：“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他狂喜并惶恐）”。

这多少凸显了中国作家长期以来对诺奖的扭曲心态：既渴望，又自卑。莫言也承认，自己对获奖并没有太多期待：“我一直感觉诺贝尔文学奖离我非常遥远，全世界有很多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轮到我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作家可能性很小，所以刚接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惊讶。”

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鲁迅、胡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北岛……许多中国作家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在诺贝尔文学奖前排队。

首先是“拒绝提名”的鲁迅，不少人在潜意识里把他等同于拒绝领奖的萨特。但事实却让我们泄气：被提名诺奖不是多么重要的荣誉，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文学教授和语言学教授都有资格作为提名人，每年获得提名的作家都有二三百号，要最终获奖还得经过重重筛选。所以说，鲁迅即使被提名，能否获奖，还很难说。

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文学院惟一的汉学家马悦然透露，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1988年就肯定能获奖—而他不幸在当年5月去世。马悦然说，这个话他本不应该说，因为按规定，任何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虽然马悦然的话无从验证，但自尊心得到些许满足的中国人大都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既感到欣慰，又遗憾不已。

而另一位中国作家老舍，也曾被风传因为1966年去世，而遗憾地没有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让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捡了个便宜。由于这个有板有眼的说法是老舍的儿子舒乙说的，所以大家都半信半疑。还好，要验证舒乙的说法，只要再等6年就可以了。

几十年来，借诺奖炒作的中国作家数不胜数，甚至还包括桀骜不驯的李敖，2000年，有媒体报道说他凭借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提名。而围绕着马悦然更是谣言纷起，去年的“受贿门”事件更逼他公开抖出“中国作家”的丑闻：每个月，他都会收到来自中国作家的作品和信件，“信的内容，不外乎是要我帮助他们，当然与诺奖有关”，其中“一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在两年之内给我写过十八封信，其中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

关键是翻译

不可否认，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作家、诗人在模仿西方中成长，成为今天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在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中，中国作家渴望受到西方认可，渴望跻身世界文坛。而作为世界最重要文学奖项的诺贝尔文学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作家心目中的桂冠。

因此，只要是获诺奖作家的书，在中国出版时一定会标明“诺贝尔文学获得者”，成为普通读者辨识国外作家分量的一个重要标签。不少诺奖得主的书在中国风靡一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莫言获奖，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在对他的介绍中，也指出他的小说让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近20年在欧美漂泊的诗人北岛一度被认为离诺奖最近。进入2000年后，莫言、余华开始替代北岛，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从1994年《活着》被翻译到法国开始，余华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西方国家。去年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兄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已被翻译到二十个国家，而即使“翻译得不多”的《在细雨中呼喊》，也被翻译到七八个国家。其中，法国出版了他绝大部分作品，韩国更是出版了他所有作品。

中国作家心里都清楚，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自己的作品要征服外国读者，关键还是翻译。

在获诺奖前，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美、日、法、意、德等国家出版，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十几部小说的英语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三部主要作品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成为他获奖的重要因素。对莫言获奖唱反调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将莫言的获奖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

“在中国有许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顾彬说。

出生于1939年的葛浩文，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包括莫言、萧红、白先勇、张洁、杨绛、贾平凹、李锐、苏童、王朔、虹影、阿来等20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用严谨而讲究的语言，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幅度不断加大。然而，顾彬和葛浩文都批评中国不够重视翻译。“目前中国对文学翻译重视不够，是错误的”。顾彬说。葛浩文则表示，中国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

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就在两年前的首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美国翻译家白睿文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作家触目惊心的数据：“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仅占美国外国文学出版总数的4%。”英国翻译家蓝诗玲则以一个形象的说法，表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推介情况同样糟糕：“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

此次莫言的获奖，多少缓解了中国文坛的焦虑和不自信的情绪，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会有一定提升。中国作家协会在贺辞中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围绕着莫言获奖，不少“狗血”言论在网上蔓延。其中最典型的，是将莫言诺奖与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诺奖梦背后，闪烁着文化复兴梦和大国崛起梦。

“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面对莫言获奖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说。

他的话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2万多次，引起上万网友吐槽。“莫言获奖不代表中国文学的崛起，中国文学依然乏善可陈。” 学者张鸣则表达了不同看法。

莫言获奖次日，新华读书对此展开了一项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52%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会激发大批作家创作热情，涌现更多优秀作品；64.8%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能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作家韩东表示，莫言获奖首先对其个人意义重大，其次可促使西方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朱大可、马悦然等众多作家、评论家、汉学家均持类似看法。

“对年轻作家而言，这种大奖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它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严重衰退的中国文学，为青年写手们提供了无限美妙的荣誉前景。”朱大可说。

第四篇：莫言：对获奖没太多期待 我没权力代表中国文学

莫言：对获奖没太多期待 我没权力代表中国文学

新华网济南10月12日电

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文学对他意味着什么？如何让现下的读者重新亲近文学？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莫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对获奖没有太多期待”

记者：你是从什么渠道获知得奖消息的？

莫言：向媒体公开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通知我得奖的消息。

记者：在这之前你对这个奖有没有期待？因为你的呼声一直比较高。

莫言：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作家，中国也有很多优秀作家，一年只颁一次奖，只颁一个人，我觉得好像排了一个漫长的队伍一样。

记者：听说你小时候能背新华字典？

莫言：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想尽了一切办法，提前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帮人家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藏书的权利。

后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你不要以为十几个村庄有多少书，没几本书，顶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是世界上学问最大的了，把周围一个乡的书全看光了，其实也就是十来本书，几本经典著作。

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看新华字典也觉得蛮有意思，至于说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张了。就是读得很熟，有时候甚至把新华字典的错误都可以找出来。

记者：那个时候你几岁？

莫言：大概十来岁吧，因为我12岁辍学以后就没有书可看了，天天在家里劳动。刮大风、下大雨不能下地劳动的时候，就躲到我们家的一个磨房里看这些书，翻来覆去地看。

记者：我很奇怪，你为何对书如此痴迷？

莫言：（当时）没有文化生活，就觉得这个东西能把你抓住，能吸引住你。我们家的人实际上都爱看书，我二哥也是个书迷。我们家原来有一条门槛，当时农村没有电，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每天晚上这个煤油灯的火苗像一个黄豆一样那么小，我母亲在锅灶上做饭，我们就一脚踏在门槛上看书。几年之后，那个门槛竟然被我们弟兄两个踏凹下去一块。

“严肃的文学不可能是热闹的” 记者：那么，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莫言：我当年在这个地方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时候，厌烦透了。这个地方这么贫困、落后，就梦想着有一天逃离，到外边去看看世界，到外边去过更好的生活。但当真出去以后，过了几年，就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尤其是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这个地方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里边，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的、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说。当然了，继续写下去的话，故乡也不断地扩展，写作的资源也不断地补充、丰富。这就需要阅读，需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了解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记者：有不少评论说你获奖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也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你对这样的评论怎么看？

莫言：现在网上的评价五花八门，我最近也没有看。我觉着我肯定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的文学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没有权力代表中国文学。当然，得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会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文学是一个相对落寞的领域，不可能像电影或其他的媒体，能够吸引那么广大的观众。

记者：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人已远离了文学，文学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舞台中心撤到了边缘，纯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你如何看中国社会对文学的疏离？

莫言：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冷静地想一下，就会发现这是正常的。

我记得20年前我读过一篇前辈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文章，上个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电影大举引进中国，人们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电影院里，那时汪先生就对这个现象发表了一些很悲观的议论，说这样下去小说会没人读了。

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跟汪先生当年面对着好莱坞电影对小说的压迫是一样的，现在更多了，又有网络、又有电视，但是我觉得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不可能是热闹的，如果它特别热闹，它就不是特别正常。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热潮，一首诗歌万人传诵，一部小说能够引发一种社会性的轰动，为什么会那样？因为中国经过了十年文革的文学荒芜时期，突然思想解放，文学出来了，这个时候的文学，附载了很多不属于它的功能，所以这种轰动是不可能持久的，是非正常状态。

现在，很多人说小说会消亡，我觉得它永远不会消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的审美功能是别的艺术作品所不能代替的。

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美术，都可以得到审美的愉悦，但这些愉悦代替不了我们阅读优美的文章时候那种感觉。语言的魅力，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估计‘莫言热’最多一个月就过去”

记者：目前社会的浮躁风，无论是阅读上的浮躁，还是写作上的浮躁，都对文学构成了伤害，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莫言：从时间分配上来讲，那肯定是一种侵占了。听音乐听多了，看书的时间必然就少，你在网上聊天的时间多了，你干别的活的时间必然就少了。现在娱乐方式、休闲方式特别多，肯定会挤压很多文学阅读时间。

我们小时候那种如痴如醉的阅读，是因为没有别的娱乐。那会儿假如有一个电视机，我也不去读小说，我也天天抱着电视机看。但是我相信当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回来，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抱起一本书，体验一下这种古典读书的乐趣。

记者：实际上你的获奖，我觉得已经促成了一些人重新回归阅读。莫言：我估计有一个月就过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后一切又回归正常。

记者：你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很多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电影对你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帮助？

莫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

记者：最后还有个简单的问题，巨额的奖金大家都很关心，你准备怎么用？

莫言（笑）：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

第五篇：莫言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

莫言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

2012诺贝尔文学奖刚刚揭晓，我国作家莫言获奖，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1981年开始创作，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等，其中《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中国经济网北京10月11日讯 中国经济网记者从诺贝尔官网了解到，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莫言。评委会给出的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莫言由此成为首个斩获此奖的中国人。

据环球网报道：备受关注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10月11日揭晓。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摘获这一奖项。评委会称，莫言的作品是“幻觉现实主义融合了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他本人也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瑞典文学院评委会称，他的作品是“幻觉现实主义融合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

报道称，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曾出版了多部小说、短篇故事和散文，题材十分多样。评委会认为，虽然他在中国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而著称，但他无疑是当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

(本文来源：新华网)责任编辑：NN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