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 10月时事评论 如何看待乡镇机构改革素材（最终版）

第一篇：高中政治 10月时事评论 如何看待乡镇机构改革素材（最终版）

如何看待乡镇机构改革

时事评论背景：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农村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各地的共同努力下，乡镇机构改革由点到面扎实推进，目前改革任务已顺利完成，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认真回顾总结这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乡镇机构改革

一、乡镇机构改革在农村改革发展总体布局中深入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分析农村形势，大力推进农村各方面改革，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在实践中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配套改革和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要求下进行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战略部署。落实这一部署，关键在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乡镇是城市和农村的联结点，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承载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营造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良好体制环境，才能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

新一轮乡镇机构改革是作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加强“三农”工作的重要举措进行的。农业、农民、农村工作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民负担问题从此就解决了。如果相关方面的改革不及时跟进，不从根本上解决“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将无从谈起。只有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严格控制乡镇机构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使其保持合理的规模，才能切实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把更多的财力用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上。

第二篇：2013年高中政治 8月时事评论 如何看待“民情日记”问题？素材

如何看待“民情日记”问题？

时事评论背景：

近些年来，“民情日记”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喜爱和欢迎，基层干部把群众的诉求、困难以及所思所盼写在纸上、记在心里，不仅会督促基层干部转思路、转作风，更激励基层干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民情日记”问题？

有些基层干部却对“民情日记”进行“涂脂抹粉”，让其变了味、走了调。有的虽罗列了为群众办了那，干了这，一大堆“好事实事”却大半水分；有的为充实门面，把别人干的实事、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揽。这样的“民情日记”，虽然看起来很“厚实”，但纯粹属“作秀”，往干部自己脸上贴金。

仔细思之观之，有的“民情日记”成为“功劳簿”，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有些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切实转变观念和作风，仍高高在上，不愿“沉”下来。虽然这些干部也时不时到群众中去调研走访，但只是“水过地皮湿”，走走过场、装装样子。同时，这也反映出有些干部“官本位”意识比较浓，为了升官晋爵，不惜弄虚作假，硬撑门面。

实际上，这些记录自己“好人好事”的“功劳簿”，不仅容易助长形式主义，更贻误了事业，耽误了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不妨从以下方面进行整治。一方面，领导要提升思想境界，积极转变思想和作风，把身子扑下来，心沉下来，深入到田间地头，走到群众中去，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真正切切了解和掌握一线情况，让“民情日记”真正反映基层实际、反映百姓的“声音”；另一方面；广大基层干部要第一时间听诉求、发现问题、化解矛盾，把群众的冷暖装在脑里，1

记在心间，把“民情日记”当做干部转变作风、提高水平的“加速器”，要从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让基层群众得到实惠。

第三篇：2013年高中政治 11月时事评论 如何看待“央企金饭碗”问题？素材

如何看待“央企金饭碗”问题 ？

时事评论背景：

央企的高工资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11月6日，网易财经发布《2012年央企职工报告》，对113家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进行了梳理，发现2012年这些企业的在职员工平均工资为11.1万元，是私企平均工资的3.8倍，比公务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也高不少。有人说，当公务员，端上的最多算是“铁饭碗”；进入央企，端上的是比“铁饭碗”成色更高的“金饭碗”。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央企金饭碗”问题？

当公务员，端上的最多算是“铁饭碗”；进入央企，端上的是比“铁饭碗”成色更高的“金饭碗”。更令人关注的是，有些央企表面工资可能不太高，但通过其他方式转移给职工的福利待遇却很丰厚。停车卡、加油卡、休假补、误餐补，有的央企连员工健身都有补贴。这些形形色色的隐形福利、灰色收入，事实上拉大了收入差距。

毫无疑问，央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作用，央企职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奉献了智慧和劳动，其收入水平理应与劳动付出相匹配。

但人们不满意的是，一些央企的高收入、高福利，主要是靠对资源的强势占有或行政垄断取得的，与劳动效率、管理水平关系不大。有的央企依靠垄断地位，抓生产、搞建设，往往忽视市场规则，甚至不计成本、不顾盈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职工收入总是“高高在上”，就显得不公平。长此以往，必然加剧社会不满，最终伤害的是企业本身和政府公信力。

十八届三中全审议通过的《决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把调节央企不正常的高工资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切入点，不仅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回应群众关切，还能推动央企改革、增强经济活力，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题中之义，有一举多得之良效。

如何调节央企高工资？专家开出的药方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性垄断，在经济发展中形成良性竞争；加大对央企占有国有资源的相关税收征收，提高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从源头上调控高收入来源；对央企实行工资总额、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的可操作措施。

此外，还要用好税收杠杆，加强对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监管。

国有企业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其改革发展的成果理应让全民分享，不能完全由这些企业独享。从规范央企工资收入开始，加强对央企职工特别是企业高管和中层管理者的收入管理，就能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收入分配更合理，日子才更有奔头，国有经济才更 1

有活力。

第四篇：2013年高中政治 8月时事评论 如何看待“福利院院长吃低保”问题？素材

如何看待“福利院院长吃低保”问题？

时事评论背景：

8月5日，有网帖称，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两名福利院院长吃低保。8月6日，记者调查得知，这并非个别现象。从2007年开始，枣阳约有40名福利院院长都在吃低保。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福利院院长吃低保”问题？

所谓低保，就是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简称。199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在1999年年底前，县级以上城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的镇都要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均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湖北枣阳市低保局为了挽留因工资低想辞职的多名福利院院长，决定从2007年起给约40名院长发低保金。

很显然，当地在执行低保政策的过程中，明显严重违反有关规定。其一，改变了低保金的正确用途。他们将本该发放给那些“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的低保金挪作他用，当成了“工资”发放给当地那些“嫌工资低”的福利院长们。其二，严重违反了低保金发放程序。为了确保低保资金的严格发放，国家早已于1999年10月出台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对申请享受低保资格的审查、发放程序、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以及对公职人员违纪违规行为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很显然，枣阳市没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查享受低保人员的资格，在打“擦边球”，将不符合吃低保规定的人员纳入了低保范围。其三，存在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之嫌。大家都知道，低保局和福利院都属民政系统，也正是因为如此，低保局才利用职务之便，在明知“合情不合规”、不可为的情况下，违规为40名福利院院长办理了低保。

诚然，枣阳市低保局为40名福利院院长办理了低保，或许是真的想挽留这些嫌工资低的院长们，或许是有难言之隐，也或许是迫于外界某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但不管怎么讲，同情归同情，难言之隐归难言之隐，一码归一码，二者不可混作一团。如果这些福利院院长的工资真的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工资低，为了挽留他们，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但绝不能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于不顾，肆意妄为。

给低于城市生活最低生活标准的人群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党和国家针对城市失业人员而采取的一项救助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不仅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治国理念，同时也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从事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广大党员干部，既然受当地党委和政府之托，深受人民群众所信任，就应该在办理低保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做到不错不漏、不偏不倚，尽 1

职尽责地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落实好、执行好。

如果仅仅是出于想挽留他们，违反规定为本不符合政策的人员办理低保，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对于其他人来讲显然极不公平。试问：作为吃低保的福利院院长，这个“福”是不是享得太大了。

第五篇：乡镇机构改革

乡镇机构改革：原则与路径

曲延春 刘启营

摘 要：当前，乡镇机构改革问题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乡镇机构改革应该首先确立改革的原则，即以事权为中心。在乡镇政府具有大量事权的情况下，乡镇政府的存在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合理性。乡镇机构改革应设计合理的路径是，当前目标为职能转变，长远出路为乡镇自治。同时，应改革财政体制，这是乡镇机构改革能否实现的关键。

关键词：乡镇机构改革；事权；职能转变；乡镇自治

一 当前的研究

（一）当前关于乡镇机构改革的主要观点 当前关于乡镇机构改革，主要有三种思路。第一，加强乡镇权力。李昌平认为，乡镇政府将长期存在下去，乡镇权力要加强，不能削弱。[1]吴理财、朱红萱认为，从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实际来看，乡镇这一级组织在近期内还不能轻言撤消。下一步乡镇改革的重心应切实转向转变政府职能上来，使之真正成为一级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政府组织。[2] 第二，变乡镇政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徐勇提出了“县政、乡派、村治”的观点，县政即县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直接对本县政务和人民负责；县以下的乡由基层行政单位改为准行政单位，设置乡镇公所或成为县的派出机构，接受县政府的委派，专事县政府委托的任务。乡的财政开支由县政府编制预算，由县财政开支。乡公所的主要职能一是完成政府任务；二是指导村民自治活动。村继续实行基层群众自治。[3]赵树凯也主张，将乡镇政府彻底改为派出机构。[4] 第三，实行乡镇自治。如何实现乡镇自治，主要有两种观点。党国英认为，乡镇机构改革归根到底还是要走民主自治的道路，不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要逐步创造条件把自治制度推进到乡镇一级。乡镇机构改革不能把撤消乡镇作为目标，他认为，有人提出要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是令人怀疑的。公共权威机构的派出制已经被世界政治经验所否定，我们不能走回头路。[5]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把乡镇变为自治政府。于建嵘虽然也主张乡镇自治，但与党国英的观点不同，他主张乡镇不设政府，恢复村民自治。[6]可以看出，虽然他们都主张乡镇自治，但内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要保留乡镇政府，并改革为自治政府。而两一个则是要取消乡镇政府，建立自治组织。

在这些观点中，弱化以及取消乡镇政府的呼声很高，持这种观点的文章也占了多数。乡镇政府该不该取消呢？我们可以对取消乡镇政府的理由加以分析。

（二）对撤消乡镇政府理由的分析

“皇权不下县”。在我国历史上，有“皇权止于县政”的传统，实行皇权——官僚体制下的乡村自治，国家政权不直接渗透于乡村。虽然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有限的农业剩余无法供养一个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社会的政权体系。[7]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形成，就在于那时乡村社会事务的有限性和单一性。而在今天，乡村社会的事务与古代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乡村社会具有大量事务而且复杂，包括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这其中很多都是皇权社会中所不存在的或相对简单的，这无须多言。并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政府主导的历史任务下，乡村社会不仅仅是要实现发展，而且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的和谐，乡镇政府有大量可做的工作。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讲，取消乡镇政府具有历史继承性，但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继承性而继承。取消乡镇政府并不会使乡镇政府应该承担的大量乡村事务减少，相反必定会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

“政府层级多”。我国现有中央、省、市（地区）、县、乡（镇）五级政府，在世界上属于政府层级最多的国家之一。由此，一些学者便认为，政府层级过多成为政府财政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因而，应该取消乡镇政府。但政府层级多，就一定应该取消乡镇政府吗？我们的回答是“未必”。实际上，如果取消乡镇政府，那么乡镇政府原来的事权一方面会上移给县级政府，另一方面会下转给村集体。在当前很多村集体经济状况困难的情况下，再增加其事权是不切合实际的。而如果事权上移，随着事权的增加，则县级政府的人员势必膨胀。同时，原来乡镇政府所面对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不会因为乡镇政府的取消而消除，而会转移给县级政府。实际上，在很多现代民族国家的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中，都有乡镇政府一级地方基层政府。如德国、法国、美国等。并且，这些国家的乡镇政府与我们国家的乡镇相比，其所管辖的人口更少、面积更小，但其机构和人员有时更多。以美国为例，在美国，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外，还有8万多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包括县政府、市政府、镇政府以及学校特别行政区等。美国只有3亿左右人口，不到中国的1/4。就人口规模而言，它的那些县以下单位比中国的乡镇要小的多。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镇为例，该镇有53万居民，其政府工作人员1590多人，其中2003年从镇政府那里领工资的有1050人，包括140名警察和160名消防员，另有300多人做临时性工作。其日常政府工作部门有6个，但在这6个部门以下下设了近30个办公室（处），包括信息技术办公室、警察局、消防队、高速公路和卫生管理办公室、公园和公共场所管理办公室、给排水管理办公室、健康服务办公室、老龄办公室等等。正是依靠这些人员和机构，美国地方政府才为社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服务。[8]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层级多是一个事实，确实也造成了过重的财政负担，但如果要减少政府层级的话，那么应该取消的是市（地）级政府，而不应该是直接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的乡镇政府。

“乡镇财政困难”。取消乡镇政府观点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乡镇政府财政困难，负债累累，农业税取消后，乡镇缺乏稳定的税收来源，难以成为一级政府。实际上，乡镇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并非完全来自乡镇自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财政体制的缺陷。首先，就是分税制的影响。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最终效果就是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控制能力，而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减少。1994年后，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比重一直稳定在50%以上。而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减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占10%，市（地）占17%，而2千多个县、4万多个乡镇的两级财政收入共计仅占22%，[9]在乡镇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乡镇的事权却并未减少，为了完成各种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乡镇干部甚至以个人名义借债。其次，是我国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例如，义务教育是典型的外溢性较强的公共产品，其供给成本本应由中央或省级政府负担为主，但长期以来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主要是由乡镇政府和农民承担的。因此，乡镇财政困难形成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罪于乡镇政府自身。

此外，乡镇政府还存在着的自利性不断增长、干部腐败等问题。乡镇政府自利性的增长实际上也是在财政困境下，乡镇政府出现的行为变异，进而出现的目标替代现象。而腐败问题也并非是乡镇干部所独有的。因而，取消乡镇政府的理由都是难以成立的。从根本上来说，乡镇政府在工作中展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主要不是乡镇政府本身或者乡镇干部本人的问题，而是政府体制问题，根本上应该归因于制度，归因于体制折腾乡镇，乡镇糊弄体制。[10] 二 乡镇机构改革的原则：以事权为中心

笔者认为，对乡镇机构改革的分析，首先应该明确改革的原则。本文提出的原则是，乡镇机构改革应该以事权为中心，即分析乡镇政府是否有事可做。虽然乡镇改革是基于财政压力而被迫进行的，但我们在设计乡镇改革的思路时应以事权为中心，在此基础上使财权与事权相称。如果以财权为中心，则成了本末倒置。具体来说，如果乡镇政府有大量的事权，即有事可做，那么就不应该取消乡镇政府，如果乡镇政府财权不充足，则属于我们的财政体制设计不合理，应该改革财政体制。而如果乡镇政府没有事权，无事可做，那么即使其拥有充足的财权，那么也不应该保留，而应撤消。

（一）乡镇政府的事权：制度层面的考察

乡镇政府在我国的政府架构中，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并发挥着重要作用。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认乡与行政村同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县以下农村基层行政区划为乡、民族乡和镇，撤消了行政村建制。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小区小乡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各地陆续进行了乡的调整工作。重新建立大乡。到1957年底，全国合并设立的乡为9.7万个。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发展，乡镇政府被人民公社所代替，人民公社不仅是经济组织，而且是政治组织。公社不仅管理经济事务，而且管理政治、社会事务，乡镇政府的事权在人民公社时期发展到极限。人民公社取消，重建乡镇政府后，乡镇政府有被赋予了大量事权。如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乡政府的职能是“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在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中规定，乡人民政府建立后，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行使职权，领导本乡的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建设，做好公安，民政，司法、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是关于乡镇政府职能的规定最为详细的，经过四次修正后的该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四）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七）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乡镇政府的事权：现实层面的考察。

在现实生活中，乡镇政府也确实存在着大量的事权。农业税免征后，乡镇催粮、派款的任务大大减轻。但乡村社会的许多公共事务还压在乡镇政府头上，根据笔者在山东部分乡镇的调查，乡镇干部普遍感到乡镇的工作千头万绪，而且直接和村打交道，工作起来难度很大，对于上级的批示精神要领会，和村里交流起来还要有策略，上传下达，农村的工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做起来是大有文章的。并且乡镇的工作很琐碎，因而乡镇干部平时很忙，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小空不少大空没有”，而且遇到中心工作双休日都不休息。像农业普查，计划生育等工作就需要抽大部分机关干部去做。乡镇承担着扶持农业、发展工业、山区小流域治理、远程建设、招商引资、培植壮大民营经济、社会稳定、推动农村基层政治活动、完成义务教育、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健全公共服务机构，等等好多的工作．

虽然乡镇政府工作任务繁重，但许多应由乡镇承担的工作还没有承担起来。一般来讲，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地方公共产品，但恰恰是在这个方面，乡镇政府往往是“缺位”的。在乡镇机构改革，取消七站八所后，各地普遍设立了经济办公室，负责农村工作，但在很多地方却没有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如在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农民反映多少年来都没有人指导庄稼防病治病，农机站撤消后，原有的农技人员有的干个体，有的转行了。农民种田全靠老经验，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在田地里摸索。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的期待时常落空。在河南省中牟县官渡镇，农业税不收了，可一不收钱，乡干部也不见了。从年头到年尾，农民就没见过几次乡干部的影子。而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则忙于招商引资。[11]实际上，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河南，而全国农村的很多地方都存在。这就说明，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不是无事可干，而是有大量的事情可做。而这些该干的事情，乡镇政府往往没有干好。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乡镇政府都具有大量的事权，因而，乡镇政府的存在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合理性。

三 乡镇机构改革的路径：由职能转变到乡镇自治

依据对乡镇政府事权的分析，根据我们确定的乡镇机构改革的原则，在乡镇政府具有大量事权的情况下，乡镇政府是不能取消的。那么乡镇机构应该如何改革呢？这需要我们既要考虑近期目标，又要考虑长远出路，既要考虑改革的必要性，又要考虑现实可能性，设计合理的改革路径。从当前看，乡镇改革应在合并乡镇、精简机构的基础上，切实实现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而从长远看，则应实现乡镇自治。

（一）当前目标：职能转变。

乡镇职能转变的方向应该是为农村和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转变职能的关键，首先，是实现乡镇职能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的转变。[12]长期以来，乡镇政府作为国家从乡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工具，其主要职能就是“赋敛”。因而，乡镇改革仅仅在机构精简上做文章是不够的，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乡镇政府的性质、切实转变它的职能。[13]实际上，乡镇政府的这种“赋敛”职能也是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而采取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职能在人民公社时期表现尤为明显。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人民公社解体后，这种职能也没有根本转变。而现在这种职能转变已经具有了可能性。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开始实行全面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并且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战略。因而，乡镇可以不再作为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工具，而作为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农村的工具，从而实现乡镇职能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的转变。

其次，要转变乡镇“政府企业家”职能。在财政压力下，乡镇政府一般都成为了直接招商引资的“政府企业家”。这与十六大对政府职能应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是相悖的。因而，应该重新定位乡镇政府的经济职能，乡镇政府应由招商引资的直接经济主体，转变为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者，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再次，应建立“双向问责制”。目前的乡镇问责是主要体现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约束和要求的“逆向问责制”，[14]农民难以参与这种问责过程，从而农民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表达。实际上，在科层制政府体制中，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方向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它能够约束下级政府的行为，并对其形成激励机制。但其缺陷是农民成为了旁观者。随着政治管理由传统的“统治”向“善治”的转型，就需要我们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问责制”。使农民能够约束乡镇政府的行为。同时，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考核要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转为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中心，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

（二）长远出路：乡镇自治。

这是我国乡镇机构改革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乡镇机构改革归根到底还是要走民主自治的道路。不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要逐步创造条件把自治制度推进到乡镇一级。”[15]乡镇自治符合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趋势和方向。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就是要扩大基层民主的范围，乡镇自治可以彻底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且可以减少政府的行政成本。但是，应当看到，乡镇自治在近期是有困难的。

首先，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自1984年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村民自治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徐勇认为“村民自治的发展实践并不令人乐观，在一些地方甚至相当令人沮丧。”[16]在村民自治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谈何乡镇自治？

其次，乡镇自治牵涉到我国政治体制的变动、权力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利益的分配，包括党政关系、县乡关系、乡村关系、部门关系等等各个方面。而且涉及宪法等法律的修改，文本的修改是容易的，但实践层面的调整将是长时期的。因而，笔者在此把乡镇自治作为乡镇机构改革的最终目标。我们应科学设计乡镇自治的方案，做到科学合理、现实可行。在美国，自治制度是其地方政府的核心，其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或许对我们会有一定的启示。

四 财政体制改革：乡镇机构改革的保障

乡镇政府虽然具有大量事权，但其财权却极为有限，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目前，乡镇政府普遍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在面临财政困境的情况下，如何生存就成为乡镇政府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生存困扰的直接后果，“是基层组织将工作目标转向自身，组织行为严重扭曲。”[17]可以说，财政压力、生存困扰是乡镇政府自利性不断膨胀的根源，也是制约其职能转变的根本。因而，要实现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最终实现乡镇自治，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财政体制，保证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是乡镇机构改革能否实现的关键。

在美国，虽然地方政府用人不少，属于吃饭财政，但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保证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18]对于我国大多数乡镇政府来说，通过税收取得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因而，转移支付是保证乡镇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但我国自1994年以来实行的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尽合理，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存在着一定缺陷。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政府逐步加大了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但是，我国转移支付总额的40%——50%至少起着逆向均等化效果，其原因是这些转移支付并不按照均等化法则进行分配，而是按照来源地进行分配。转移支付的主要部分由中央政府按照来源地规则分配给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次之，而经济和财力最弱的西部地区最少。我国的转移支付偏离了均等化的目标。[19] 同时，总量过低的转移支付也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以山东省为例，据统计，从2002税费改革到2005年的3年间，山东省安排各级税费改革转移支付110亿元，仅2004年就安排转移支付资金58.53亿元，县（市、区）均4181万元，乡（镇）均302万元。2004年全省用于村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达到7.72亿元，占转移支付资金总量的23.55%，村均补助9071元。尽管转移支付力度较大，但“由于改革造成的减收超出了基层承受的能力，很多乡镇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只能维持低水平运转，办公运转、事业发展经费捉襟见肘。”[20] 针对这种状况，中央政府应将促进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作为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先目标。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目标并非针对收入差距，而是针对各地区间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差距。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财政差距、特别是公共服务差距密切相关。农村地区之所以发展缓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府未能向他们提供最低标准的公共产品。[21] 因此，我们应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方式，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建立规范、公平、高效的转移支付制度。首先，中央财政应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在此基础上，完善省、市财政向下的转移支付制度，与中央政府相比，省、市级财政向县乡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其次，除专项转移支付外，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弥补地方财政缺口。再次，根据各地区差异，进行合理转移，有效发挥公共财政所要求的调节地区财政差异的作用。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比重可以低一些，而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则需要中央加大专项转移支付比例，以确保农村所需的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最后，应规范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建立监督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变长期形成的只重投入，忽视绩效的做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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