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试卷文库题库范文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预测试卷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请考生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要求作答。
2.本试卷由“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3.答题前,请考生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清楚,用2B铅笔将准考证号所选项涂黑。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规定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试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1.强制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多年来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2009年11月前后,上海、成都等地几起因为强拆引发的恶性冲突事件更是强烈挑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11月7日,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沈岿等五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建议书列举了《拆迁条例》与现行法律存在的三方面冲突:一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补偿应在房屋拆迁之前完成,而《拆迁条例》却将本应在征收阶段完成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二是,征收、补偿主体应是国家,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应是行政法律关系,但《拆迁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将拆迁补偿关系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三是,对单位、个人房屋进行拆迁,必须先依法对房屋进行征收,而《拆迁条例》却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前提下就给予拆迁人拆迁许可。
沈岿等五位学者在递交的《审查建议》中引用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专家们据此认为,要通过征收获得公民房屋的所有权,必须具备三个法定条件,亦即必须满足三个标准:(1)“为了公共利益”;(2)“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3)“给予补偿”。
2.200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表示,《拆迁条例》是2001年制定的,全国人大有关部门一直在加紧推动《拆迁条例》的修改。王胜明强调,2001年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并保障民生,在房屋拆迁和土地征收问题上作出了许多保障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合法权益的新规定。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就是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些新规定出台的,并与这些新规定是一致的。王胜明举例说,《物权法》中对土地征收、房屋拆迁都规定了补偿款,里面用了一个词叫“足额支付”,就是因为补偿款在实践当中有时候到不了位,所以《物权法》规定要足额支付,而且还提到要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要保证城市居民被拆迁人的居住条件。这些都是国务院在2001年以后特别是2004年、2005年、2006年有关文件中的明确规定。王胜明指出,2001年的《拆迁条例》应当修改,“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年来我国的发展变化非常快,党中央、国务院在保障民生方面作出了许多重大的制度性安排”。
3.2010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在官网正式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依据新的《条例(草稿)》,拆迁属国家征收行为,由政府来主导完成,这是拆迁工作理念上的重要变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变化,势必要求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开发商主导拆迁的模式,代之以政府为拆迁主体、政府主导拆迁的制度设计。政府主导拆迁的实质是政府承担起组织实施拆迁的职能,把城市拆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行政府拆迁后“熟地出让”或“熟地建设”的模式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土地闲置、烂尾地块以及被拆迁人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等诸多问题的出现,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拆迁难”问题。
事实上,早在2007年12月14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就已经在国务院第200次常务会议上审议过。据新华社报道,此次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广泛听取意见进一步修改后,再次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然后公开征求意见,再由国务院决定公布施行。国务院总理******说:“这样做,用的时间长一些,但这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4.开发商主导的拆迁模式不合常理的地方在于,开发商原本就不该与被拆迁人发生联系。就好像甲(政府)从乙(被拆迁者)处买东西,然后卖给丙(开发商)。可是现在是乙和丙直接谈起了价格,甲坐地收差价。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开发商、被拆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开发商和被拆迁人的利益指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即都是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的。只有政府的利益指向是模糊的。政府本应该代表公共利益决定是否拆迁,并运用行政权力平衡各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城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政府在城市拆迁中还可能表现出其他利益追求,例如片面追求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营造政绩,直接获取土地出让金等等。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政府和开发商形成利益同盟,成为强势的一方,而被拆迁人则成为弱势的一方。
在政府看来简单省事的开发商主导的房屋拆迁模式,很容易损害拆迁活动各方参与者的权益。被拆迁人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为了尽快完成房屋拆迁,开发商会将房屋拆迁工作承包给专业的拆迁公司;为了减少拆迁费用的支出,拆迁公司又会有意降低拆迁补偿标准;为了排除拆迁障碍,拆迁公司甚至不惜采取违法拆迁或者野蛮拆迁,直接伤害了被拆迁户的财产和人身利益。再加之,政府有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拆迁活动,利用公权力干预拆迁人的私权利,最终造成被拆迁****益的损害。比如,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开发商的资金投向,大多以行政手段决定基本价格,压制市场价格。这样,开发商就能够以较低的开发成本取得较高的利润。尤其是当政府和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时,被拆迁人的权益会受到更大的损害,自己的房子不得不拆,对指定的价格不得不接受。
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政府部门并不能完全退居幕后。拿到土地的开发商抱怨政府开具空头支票,批评政府只收取土地转让金,却不提供平整好的建设用地。对于开发商而言,政府是土地的出让者,可以说是商品的销售人,开发商是土地的受让者,可以说是商品的消费者;当消费者发现所购买的商品不堪使用时,当然要找这个商品的出售者解决问题,政府作为销售者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另一方面,被拆迁人没有得到合理补偿或者蒙受野蛮拆迁之苦,必定会将怨气发泄到政府身上。这样一来,政府本想回避矛盾,没想到反而将拆迁的矛盾最终汇集到了政府自己身上。
另外,政府要从开发商那里获取土地出让金,开发商必然要将这笔出让金打入开发成本,最终又把它全部转嫁给广大购房者。因此,政府获取土地出让金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民争利”的问题。其实,开发商也不轻松,他们要面对“钉子户”的顽强抵抗,拆迁速度、施工进度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快,无形中增加了其开发成本。尤其是他们一方面要面对来自政府的种种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面对被拆迁人多种方式的抵制对抗,常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成为矛盾的焦点,甚至留给社会不好的印象。
5.野蛮拆迁不仅损害群众利益,也影响社会和谐,甚至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追根溯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令此劣行弥久难改。
其一,对于政府部门强行拆迁群众违章建筑行为,有关人士认为,尽管群众贪图利益搞违章建筑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但政府部门提前不制止的态度有失职嫌疑,强行拆迁措施又太过分,无异于开发商的野蛮拆迁;若从社会影响方面来看,政府部门强行拆迁的行为,更加恶劣,不仅损害了群众利益、影响了社会和谐,还有损政府的形象。
其二,有关人士表示,开发商强行拆除民房只需付出少许赔偿便可了事,之后就能“运作”牟取惊人暴利。有报道说,一老妇上街买菜的工夫,住房便被夷为平地。一些开发商还拥有房屋拆迁资质,政府确定开发后往往由其具体实施拆迁、补偿事宜。如此“权利一体”,他们难免会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不择手段拆房。让开发商“越俎代庖”无异于“请狼放羊”。
6.2004年和2007年就有一些法律界人士向全国人大提出过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可以说,《拆迁条例》修改的阻力来自全国。一方面,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的财政收入很大一块来自国有土地转让所得,比如江南一带财政收入的70%来自土地转让,这是一个大的阻力。另一方面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拆迁后的重建、旧城改造、招商引资是一个大的产业链,对地方GDP的拉动非常大。有研究者利用统计数据具体地计算出浙江省某区域土地征收所得增值收益的分配结果:政府为56.97%,开发商为37.79%,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户为5.24%。
五位学者递交《审查建议》后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共收到了三百多封信件。其中有封地方拆迁办主任的信件,和学者发生了激烈的“交锋”。该主任在来信中说:“总的感觉是国务院法制办的草案太草率,法学家的意见不靠谱。”信中说,如果有100户人家,99户签署了协议,1户没有签署,那么该土地无法实现交地。1户人家足以绑架99户人家的利益,“如果法学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是拘泥于法律概念,我只能感到遗憾”。这位拆迁办主任提出了几个观点:其一,新条例太注重个体的权利忽视集体的权利。其二,新条例是法治的进步、社会的退步。从法理上看,新条例很“美”:尊重权利、尊重公益、尊重司法等等,然而,如果真的照新条例实施,估计整个拆迁得停止。因为除了很明显的公共设施建设外,政府很难通过行政程序来界定出“公共利益”。没有财政收入的增长,一切建设免谈。其三,新条例没有看到我国土地制度的“特色”。“如果没有‘良性违宪’,我们可能还都住在集体宿舍等着分房子呢。”该主任反问道:没有拆迁,有中国近十年快速的城镇化吗?有我们居住的现代化小区吗?
7.W市百福巷地处老城区,居民收入低,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大,所住房屋多数为私有房屋以及为数众多的违法建筑,房小人多是普遍的现象。在百福巷的拆迁安置中,拆迁部门与被拆迁人矛盾激烈,以致拆迁难以进行下去。W市政协5名政协委员组成调研小组,对百福巷“拆迁难”进行调研,力图通过调研找到问题的症结和解决办法,为政府尽快妥善解决百福巷拆迁安置问题建言献策。调研小组首先召开了拆迁困难户代表座谈会,下面是部分代表的发言内容:
A先生:我们百福巷地处城西北,按照203号令补偿,我们每平方米得到的补偿款仅有3600多元,而现在百福巷附近商品房价格已经上涨到6300多元/平方米,二手房价格也上涨到5000多元/平方米,以此补偿款不用说购买商品房,就连二手房也买不起。
具体到我自己家来说,我们一家三口,我和妻子都是下岗职工,小孩读高中,家中两证齐全的房屋只有30平方米,违章建筑有三大间。违章建筑虽然面积大,但在拆迁安置中只能获得少量补偿,再加上两证齐全的30平方米房屋的补偿,不要说在现在这个位置买房,就是到偏僻的郊区买一套开发商给我们建的安置房也买不起。
以前,我们那三大间违章建筑,每月房租收入可达1800多元,再加上我们夫妻俩打工每月也能挣1200多元,这样我们一家的生活还能过得去。现在把房拆了,房租没有了,即便我们贷款到偏僻的郊区买一个房,那我们打工也不方便了,这让我们今后怎么过啊?
B大爷:我祖辈都居住在百福巷,这里环境优美,邻里和睦,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都有感情。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尤其是百福巷交通方便、购物方便、看病方便,我和老伴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需要经常去医院看病,说老实话我真舍不得从百福巷搬走。但现在靠我家获得的拆迁补偿款要在我很有感情的百福巷买房的确办不到,所以我们准备到开发商给我们建的桃花园小区买套房把一家安顿下来。
前几天我们一家去桃花园小区看了看,那里偏远,还没有学校和医院,交通也不方便,只有104一路公交车,而且小区离公交车站要走20分钟。我儿子夫妇俩都在主城区上班,在百福巷住的话,他们坐一站公交车就到单位了。今后如果住在桃花园小区的话,他们到单位上班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就需要近3个小时。还有我的孙女就在我们百福巷里的市属重点中学读书,我们拆迁了,搬走了,她还能就近在这里读书吗?说实话,我们不是不拆迁,我们也有难处啊!
C女士:我是一个清洁工,我丈夫是残疾人,好在我们临街有个20多平方米的小门面,丈夫就靠这个门面经营日常百货,赚的钱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贴补家用。门面将要被拆了,丈夫整日愁眉苦脸,他没有一技之长,真不知道今后靠什么维持生活。再说我的住房,我们属于产权共有的拆迁户,一个产权证,九人共有,析产后每人只得三万余元,就连使用权的单室间也买不起。买不起房,我们也没想过要买房,我们夫妻俩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好好读书,将来能改变我们家的困境。儿子就在我们百福巷小学读书,成绩很好,还是班长,我真担心我们拆迁后,他将到哪儿去读书?那儿的学校又将是如何?
8.2010年1月4日,重庆市代市长黄奇帆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署名文章透露,重庆市将结合危旧房拆迁,在主城约100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上,规划布局20—50个居民聚居区,筹集资金建设一批安置房,让被拆迁群众有房住。黄奇帆说,由政府主导的危旧房拆迁安置房,主要满足被拆迁群众的安置需要。
据央视国际报道:成都市在进行旧城改造的同时,着力关注低保户、双困户、残疾户等弱势人群的利益,在2004年就率先出台针对这些人的补贴政策。按照这样的补贴方式,拆迁后的残疾人不仅可以很快搬到拆迁单位提供的周转房里,具有城市生活最低保障金领取证的残疾人还能得到比普通拆迁户的标准高出20%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和搬家费。另外,搬新家时还能在楼层上得到优先照顾。在成都得到保障的不只是残疾人,对于低保户、双困户,只要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符合发放廉租住房租金补贴条件,就可一次性得到五年的廉租补贴。对于拆迁建筑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上、25平方米以下私有自住房屋的低保户、双困户、残疾户,如果没有其他的住房并且持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的,在实行产权调换时,如果是安置一套住房,结算差价时只需要支付应付补差额的50%。
据中新网报道:扬州市人民政府2009年12月1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日前制定出台的《扬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扬州市市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两个《暂行办法》是扬州市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分别适用于扬州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国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管理行为和扬州市区行政区域内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管理行为。凡是扬州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国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暂行办法》规定:坚持在市场评估前提下的等价补偿原则,采用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式供被拆迁人自主选择;政策鼓励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对全部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被拆迁人的货币补偿金额增加10%的补偿款。扬州市的做法在拆迁住房保障方面的最大亮点是“居者有其屋”,实行最低住房保障制度,不论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均对被拆迁的住房困难户明确规定必须提供建筑面积55平方米的住房保障。
9.2010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在官网正式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在即将取代《拆迁条例》的新条例草案中,“拆迁”的概念即将成为历史,并由“搬迁”的概念取代。有专家认为,“拆迁”一词由“搬迁”取代,这“既有‘名’的变化,又有‘实’的变化”。专家解释说,“搬迁”的基本理念是,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经过“征收”程序后,房子归政府了,拆与不拆由政府决定,可能政府还有别的用途不拆除了,但房子里住的人要搬走了。
《法制日报》解读了“新条例”的十大亮点:公共利益征收与商业开发征收彻底分开;政府是公共利益征收唯一补偿主体;政府征收房屋必须要两次公告;发生“公共利益”争执交司法判决;危旧房改造必须有90%以上人数同意;征收补偿额按市场评估价确定;尊重被征收人补偿方式多样选择;野蛮暴力强制搬迁者可追刑责;违法建筑不予补偿并依法拆除;商业拆迁强调自愿公平,政府不介入。
10.美国的城市房屋拆迁分为商业性拆迁和公益性拆迁。商业性拆迁是一种单纯的业主和房地产商之间的民事交易关系。政府只进行城市规划,是维持拆迁秩序的中立者。美国几乎每个县都通过直接民选建立了自己的区划委员会,负责本县的区域规划立法。区域规划立法极为详尽,甚至具体到每一块地的用法。一个房地产商想要开发一块地,不论他是否已经事先购买了这片土地以及住户的房产,都必须向该委员会递交详细的开发方案。委员会面向公众召开听证会,利益相关的民众全部有资格参与。依据听证结果,委员会进行表决,作出最终决定。如果开发案通过了,拆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自愿买卖,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准进行补偿标准的公平协商,协商不能解决的,要么放弃,要么“法庭上见”。
美国实施公益性拆迁的主要法律依据是《重要空间法》。该法涉及一个重要概念:国家征用权。“国家征用权”是指政府无需财产所有人的同意而获取私人财产的权力。当公共目的需要私人财产而所有人不愿出卖土地时,政府可以使用其强制征用权于所有人处强征得其财产。但是,“国家征用权”并不表示私权利的无条件放弃或被剥夺,该权力的行使受到了严格限制。征收须具备三个要件:正当的法律程序、公平补偿、公共使用;正当的法律程序是指征收的程序必须合法合理,公平补偿是美国公用征收的基本前提,公共使用即征收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美国将公共利益界定的权力赋予了法院。
11.现在的拆迁条例没有“征收”两字,也就是对如何规范政府征收权力,未予任何规定。房屋所有权人拿到政府发给的产权证,而拆迁人拿着政府发给的拆迁许可证,两个证其实就发生了一个冲突。从政府角度来讲,前面给你发了一个产权证,后面又给他一个拆迁许可证。如此,在被拆迁人仍然拿着政府发放的产权证的同时,拆迁人却又拿到了政府发放的拆迁许可证。被拆迁人注定要被拆,剩下的“权利”仅仅是与拆迁人谈如何补偿安置。这是极其荒唐的!
《南都周刊》2010年第1期以“拆迁荒诞剧”为题,对目前暴力拆迁的现象进行了专题分析报道。该刊认为:实际上,暴力拆迁已经演绎成一部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剧,甚至引发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围绕拆与被拆,博弈的各方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展出各有特色的策略,并衍生出各种职业化、专业化的博弈角色。他们当中,有职业钉子户、有专业上访户、有职业拆迁队、有“拆迁点子人”。因为拆迁,原来的信访办主任走上了漫长而无望的上访道路;因为拆迁,原来的拆迁队长应聘为职业“钉子户”;因为拆迁,现任的法官摇身成为了告状人。这种连最天才的编剧也未必编造得出的角色转换,将拆迁这部大戏,从正剧变成了荒诞剧。该刊还回溯了拆迁的过往悲剧:2003年南京市民翁彪自焚抗议住宅被玄武区拆迁办强行推平,身体中度三级烧伤;2006年菏泽市民李民生上吊自杀身亡以此抗议房屋补偿价格偏低;2007年苏州市民马雪明一家在拆迁公司的强拆过程中砍杀拆迁人员致2死1伤,夫妻儿子全部获刑;2009年成都市民唐福珍自焚,以“伤己”的方式进行极端抗议……
在一些地方,为了“公共利益”的开发通常都转变为少数人受益的项目,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政府公权力的强行推进,冲突由此而生。数据显示,国家信访局从2003年到2006年接待的上访人数当中,有近40%涉及拆迁,而在当时的建设部这个比例竟高达70%—80%。
三、作答要求:
(一)对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有专家建议,用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代替现在的开发商主导型拆迁模式。现请从给定的材料中概括出开发商主导型拆迁模式的弊端。(20分)
要求:准确、简明、概述全面,字数不超过250字。
(二)请针对“给定材料7”中的具体问题,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20分)
要求:措施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表述准确、有条理,字数不超过300字。
(三)给定资料5提到了野蛮拆迁之所以弥久难改的两方面原因,请你根据材料5中的相关信息概括出这两点原因。(10分)
要求:概括准确、精练。
(四)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正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现请你认真阅读给定材料并联系实际,以“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角色与作用”为题,写一篇议论文。(50分)
要求:观点明确,联系实际,论述充分,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字数在1200字左右。
第二篇: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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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公务员队伍道德建设
注 意 事 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资料
1.一些论坛和微博上爆出“宜都将现25岁美女镇长”。一名1986年出生的女孩牟阳,拟任乡镇党委副书记,提名为镇长人选。短短3小时内,该消息引发近千微博网友热议。如同湖北29岁的周森锋全票获任市长、25岁的王圣淇当上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一样,这位同为80后的女镇长的任职引来阵阵疑云,也属情理中的事。其原因并非确凿地指向某些影影绰绰、看似有、实则尚未得到求证的疑点,比如“美女”、“年仅25岁”等,而仅仅是公众心中疑虑的一种折射。
在当今社会,“富二代”、“官二代”及有一定关系、背景的人淤塞着平民阶层上升的渠道,“拼爹”才有出路、真才实学无用,似乎在时下正趋向于共识。在此语境下,任何看似突兀的破格提拔官员之举,总是难免惹来特别的关注。在这些关注中,尤其是那些呈现于网络上的“闲言碎语”,质疑、愤激的成分多过于改革开放事业后继有人的喜悦,但客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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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着监督违规、确保公平的正向作用。所以,这种社会情绪的抒发,既不可漠然视之,也无需惊慌失措、过度解读。
受过去“人选人”方式的影响,制度选人、公正透明等原则迄今并未完全、充分地实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中,对干部任用程序走选举、还是走行政任命路径尚未廓清;对干部的日常考察、考核的机制仍未规范化操作,以至于常常是即兴提拔、仓促上阵。如此则给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留下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干群对立和社会的不信任情绪在日益加剧。
从官方公布的牟阳个人资料来看,与微博爆料内容基本一致:该女孩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镇上和市统计局任职,由一般干部到局办公室副主任、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再到镇长,也属于步步升迁,而算不上“坐直升飞机”,只是提拔的步子快了些,但谁又能否认是因为其工作出色的缘故呢?
2.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为官者信仰缺失、道德败坏,却振振有词地说“社会变了”,不变就“跟不上潮流了”;作风霸道、颐指气使,却颠倒黑白地说“如今老百姓难管了、不听话了”,全然不把群众利益放在眼里;私欲膨胀、巧取豪夺,却振振有词地说“市场经济就是要开放搞活”。有的地方只注意考试成绩和选拔程序,不注意对人选素质的全面衡量,尤其是德行的深入考察,结果选出的干部群众不认可,甚至产生“做人好不如做题好”的非议。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上,往往由上级来评价,这显然是不够的,对政府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公众。同时,干部升迁更多是由上级官员的意志和主观好恶决定,而不由下面的群众来决定,“公众满意度”对一个干部升迁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只“唯上”而不“唯下”。他们只对上级领导和官员负责,而不对辖区里的老百姓负责。显然,这种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违背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服务理念,是造成一些干部作风漂浮的根源所在。
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果的主要综合指标,尽管GDP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有其局限性,但在现时条件下,仍是判断经济形势、出台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追求量的增长”重过“追求质的提高”的观念,仍然大有市场。在不少地方,尽管领导干部在公开场合不再像以前一样强调GDP的重要性,可是在不少人心目中,“GDP排名”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再具体到干部考核,选用GDP这样显性、量化的指标,肯定比“调结构”、“保民生”等指标更简单,也更有“可操作性”。这直接导致一些地方的干部考核陷入GDP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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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公考领域 第一品牌 的悖论,只追求GDP数值的增长,而对民生福祉、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等有所忽略。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搞大拆大建、快上抢上,虚报工作业绩,违背了科学发展的理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在人才选拔中,注重选拔对象的教育程度、文学素养、掌握知识的多少,以及综合、推理和判断能力。就初任考试而言,英国的专业技术职务自然要以专业知识为主,而“通才”观念主要体现在行政类官员的初任考试以及晋升到高级文官的人才类型中。
“通才”标准强调个人学历,故公务员录取者多为剑桥、牛津等名牌综合性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这种选拔人才的标准,使“专才”在文官队伍中地位低下且日益减少,无法进入高级行政人员的行列,参与行政决策和政策制定。但现代社会的政策与决策主要依赖于专业知识,英国人在实践中也逐渐发现以“通才论”考选公务员有很大弊端,于是在上世纪60年代就着手改革,力求“通专结合”。“通专结合”要求公务员知识面宽广,一专多能或者多专多能,既要重视公务员的知识和学历,也不轻视公务员的专业性和技能。
新加坡对公务员的考评很严格,建立了一套科学、完整的考评体系。程序上,按照自我报告、上级考评和更高一级复签的办法,每年考评一次。考评报告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报告,主要考评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包括个人品质、态度、责任等。这是公开性的,考评结果要反馈给被考评人本人;另一种就是潜能报告,主要考评公务员开阔的视野、分析能力、想象力和现实感,也就是李光耀所说的“直升机”素质。这是秘密性的,主要作为公务员升迁级别的依据。
新加坡不搞上下级双向考评,也不搞同级左右互评,目的是鼓励各级领导大胆管事,对下属严格要求,不怕得罪人,树立领导层的权威,提高公务员的执行力,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同事之间因互评带来的人为矛盾。
在美国,对公务员的评估主要是根据公务员本人胜任工作的能力和工作业绩,而不是年资高低、亲疏关系、党派关系等其他因素。工作业绩就是按照工作要求,对公务员的劳动成果所作的评定。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规定,“工作成绩良好者继续任职,工作成绩不好者必须改进,工作达不到标准者予以解职”。人事部门每年都要定期对公务员进行全面评定,政府机关首长必须根据评定结果决定对公务员的奖惩任用。公务员评估考核的结果作为公务员任用、晋升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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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古代的官吏考核,开始于秦汉,完善于唐代,历代王朝都积累了丰富的考核经验。伴随着郡县制的产生,中华民族开启了官吏考核的历史,而且考核制度越完善,考核方法越科学,统治者的地位就越巩固。
秦汉时期,统治者对官吏实行考课制度。考课就是对官员政绩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绩。考课是用于将职位责任同官员的能力行为联系起来,以考绩的标准来约束和激励官员,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以便劝善戒恶,使考绩得以发挥作用。秦代的考课是通过上计制度进行的。上计制,即郡臣于年初将一年的赋税收入预算写在木券上,呈送国君,国君把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合乎标准的留任,不合乎标准的则罢免。上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考课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考课后分列等级,宣明优劣,决定升迁黜罚。
唐代初期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官员的政绩,考核有了较大发展。唐代初期制定了考课法。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令:房玄龄、王硅掌内外官考;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当时尚书省吏部是负责考课的机关。考绩的目的是为了黜恶陟善。考课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升降,还与俸禄的加与夺、官位的外迁、解职相关。唐制规定: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以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唐代官吏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只定等第,记入考状备案。大考是综合几年来小考的等第来决定对官吏的赏罚黜陟。考课在唐代作为管理官吏的一种重要的制度,考课定等第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考绩与奖罚黜陟直接相关。
宋代对官吏的考绩亦称磨勘。宋真宗时,文武官员三年为一任期,一年考一次,三考为一任。宋仁宗时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虽有视考绩情况决定升迁的规定,但实际上是凭年资叙升迁,不问其功而问其久。结果官以资则庸人并进。由于宋代不重视考绩,基本按年资论升迁,所以宋代官员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唯求任期内不发生过错,到期得到升迁就满足了。
明代考绩分文武两个系统进行,文官考绩由吏部考功司负责,武官考绩归兵部武选司负责。文官考绩方式主要是考满,武官考绩亦称军政。考满,即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考满等级开列之后,按等处置。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得复职,不称职者降。清代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每年进行一次,称为一考,三考为满。吏的汇考,每三年一次。对京官的考察称为京察,对地方官吏的考察称为大计。清代考察具体工作由吏部清吏司主持,清朝政府总结了明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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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考核制度松散、官吏贪墨成风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封建官吏的考察标准。顺治四年(1647年)颁布四格八法制度。所谓四格,即守、才、政、年。守分廉、平、贪三类;才分长、平、短三类;政分勤、平、怠三类;年分青、中、老三类。根据上述四格,综合考核成绩分为三等:称职、勤职、供职。所谓八法,即:一贪与酷者,革职提问;二软与不懂者,革职免官;三年老有病者,退休离职;四才力不及与治事浮躁者,酌情降调。考核时,除由都察院协同工作外,还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徇私者按保举连坐法予以处分。所以,清代初期官员比较廉洁,国力也较后强盛得多。
近代中国,虽然存在战乱和军阀割据,但考核未断。民国时期,县、区政人员均由省政府或部门负责考核。民国20年后逐步形成考核制度,主要形式有检定考试、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县长考试等。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对干部的考核,一般通过一年一度的鉴定形式进行,先自我鉴定,经小组评议,后由单位或组织作鉴定,存入个人档案,作为干部使用的依据。50~60年代,干部考核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社会关系及工作表现、思想作风、群众观点、学习、团结等,尤为重视政治标准。每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肃反、审干、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等,都必须作个人鉴定或小结,并经群众评议和单位鉴定。工作调动、抽调搞临时工作或脱产学习较长时间,结束时也要搞鉴定和考核。提拔重用的由组织专门考核。
5.让干得好的优秀干部在竞争性选拔中考得好、上得来,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注重考察干部实绩,防止简单以分取人。
考察重实绩、任用不唯分,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干部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实绩是干部德才素质、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的集中反映,是评判干部的基本依据。坚持实践标准,把握实绩依据,才能选出实干之人,彰显实干导向,营造实干之风;防止以考取人、唯分是用,才能不让真心干事的人吃亏,不让投机取巧的人得利。考察重实绩、任用不唯分,应当作为竞争性选拔必须牢牢把握的一条基本原则。
考察重实绩,就是要把干部的实绩考深考准,以实绩论高低、辨优劣。要突出实绩考察的重要性,加大实绩评价权重,使之不仅成为“优先”条件,而且起到“加分”作用。要注重实绩考察的准确性,综合运用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实地考察、延伸考察等多种形式,全面掌握干部实绩,深入分析干部在推动科学发展中起到的实际作用。要增强实绩考察的公开性,推行民意调查、实绩公示等方法,通过个人“亮绩”、群众“评绩”、组织“核绩”,检验干部实绩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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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不唯分,就是要对考试成绩与工作实绩综合分析,不以一张考卷、一场演讲“论英雄”。要坚持原则、认真把关,不能怕担责、图省事、走形式,谁分高就取谁、考上谁就是谁。要把分数票数与实际能力、综合素质与岗位要求、任职经历与发展潜力等结合起来,全面衡量人选的“考绩”与“德绩”、口才与口碑、临场发挥与一贯表现,真正做到好中选优、人岗相适,有效避免“干得好不如考得好、实绩好不如成绩好”的现象发生。
6.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温家宝总理也曾指出,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第一目标的工作宗旨和追求,既是为官之道,更是为官之德。
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
官德是检验领导干部党性的“标尺”,政治素质的“试金石”,党风纯正的“风向标”。官德彰,则风清气顺;官德失,则滋生腐败;官德正,则民心安定。可以说,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准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党和国家大业的兴衰成败。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官德的制度化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规范官德的法规相继出台。不管是《公务员法》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还是地方性法规,既是行为规范,又是道德约束,无疑是从政道德制度化建设中一个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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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官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干部言行是否一致,权力是否滥用,道德修养如何,是否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各级不妨在选拔任用干部中,凡“发现德行不好的干部一律中止了提任程序,对反映较多但又一时查无实据的拟提任干部做出暂缓使用”,把选任干部的“考核表”交由民意来填写,让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各种“雷言雷语”等“花边”新闻销声匿迹,这样,官员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就不会乱来,官德缺失现象才会一天天好转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仅仅将“考德”作为选拔任用干部一种“硬件”,也是有其局限的。因此,只有把制度规范的他律与操守信念的自律有机结合,以信仰作为制度执行的基础,以监督作为制度落实的保证,硬、软件更加科学完备,中央和地方法规才有更可靠的保障。
作答要求
一、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分)
1.请依据“给定资料1”,谈谈你对“在当今社会,‘富二代’、‘官二代’及有一定关系、背景的人淤塞着平民阶层上升的渠道,‘拼爹’才有出路、真才实学无用,似乎在时下正趋向于共识。”这句话的理解。(1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2.“给定资料2”中提到了近年来公职人员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有损公务员形象的现象,请概括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10分)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200字。
二、“给定资料3”介绍了国外有关公职人员考核晋升的措施和方法。请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并说明关于我国目前的公务员考核可以从中受到哪些启示。(20分)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三、假设你是某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草拟一份公务员队伍道德建设情况说明的内容要点。内容分为三部分,“目前的现状及原因”、“历史上官员考核的大致情况”、“道德考核的重要意义”。(20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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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全面,有针对性;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400字。
四、参考“给定资料”,以“选拔干部要以德为先”为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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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8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6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2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答题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留在桌上,在考生座次表对应准考证号、姓名栏内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给定资料
1.2013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遭受暴雨袭击,一些江河部分河段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部分城市内涝严重,雅安、都江堰等地先后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民政部统计,目前已造成四川、山西、云南、河北、内蒙古、安徽、山东、湖北、河南等17个省份272个县(区、市、旗)373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21.2万人,30人死亡,67人失踪;倒塌房屋8400余间,损坏房屋11.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85.6亿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领导同志就加强洪涝和地质灾害预警防范、应对处置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要求各有关地区和部门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着力加强防灾、抗灾、救灾、减灾工作。
2013年8月中旬,洪水袭击东北,作为此次洪水的重灾区,抚顺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镇有9个村屯因交通、通信、电力中断成为孤岛,9895人被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了解到,8月17日开始,该飞行队的救援直升机就奔赴现场开展救援。2013年8月19日16时,两架直升机已救助受困人员90余名,救援工作还在继续。
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是保卫渤海湾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救助力量,平时的主要救援任务是负责海上以及陆地上的人命救助工作。这支队伍在大连和蓬莱设有基地,平时有直升机长驻大连。
记者了解到,在水灾发生后,应辽宁省政府应急办请求,8月17日~18日,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先后派出驻山东蓬莱和辽宁大连所属的B-7313、B-7309两架专业救助直升机驰援灾区。继8月18日成功解救40名被困群众后,8月19日清晨至16时,两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再次飞赴清原灾区,共转运各类人员50名,投放食品、药品等物资1.5吨。这是交通运输部救助飞行队远赴内陆执行抗洪救灾任务有史以来救助人数最多的一次。
8月19日19时许,记者连线刚刚回到灾区临时驻地的飞行队救助人员。在此次任务中担任绞车手的陈钢就是在长驻大连的B-7309直升机上执行任务。他在连线中告诉记者,昨日上午两架专业救助直升机从沈阳东塔机场直飞受灾地区上空,到达现场后,B-7309机组人员共转运三批受灾群众19名,其中包括1名刚满月的婴儿,2名重伤群众,2名轻伤群众,投放1吨救援物资,并搭载8名辽宁省政府应急办工作人员和中央电视台记者分别降落5个受灾严重的村屯了解受灾情况。“可以说每次救援都是惊心动魄的”,陈钢在电话中介绍,由于救援飞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海上进行作业,与大海的空旷相比,清原地区山多、树高,飞机在城区内盘旋经常会碰到电线杆、高压线等拦路虎。“经常是旋翼旁两米就是大树、尾翼后面紧靠着电线杆”,陈钢说,陌生的环境是对救援最大的威胁。
2.2013年4月14日早晨6时左右,某市发生火灾,大火燃烧近三个小时后被扑灭,最终带走了14条鲜活的生命。在当地媒体充斥着“迅速”、“立即”、“全力以赴”、“细致周密”等溢美之词的官样文章里,只看到当地各级领导的“积极行动”,没有一点儿反思的迹象。
在官方自我总结中,除了对领导的仰望,还凸显了逢灾就树典型的惯性思维,诸如“好的哥背出多个伤员”、“勇保安先报警后救人”这样的内容,都成了这次火灾的“亮点”。而从其他媒体那里,人们却清晰地了解到,救火时消防车未带云梯、起火网吧违规经营等诸多细节。文过饰非的官方表态,忽视了民众的判断能力,损害了自己的公信力。
一旦把官样文章当成推卸责任的“护身符”,原本可以用来改进工作的机会,也被白白浪费了。在官方表述中,受伤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起火酒店的业主和网吧经营者也被依法拘留,当地官员似乎成了整个事件的局外人,甚至还有点像救民于水火的英雄。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政府没有了改进工作的动力,在一阵风似的火灾隐患清查行动过后,这场灾难带来的伤痛,很快就会被遗忘。
3.“灾难中的作秀难逃百姓厌恶”、“传播谣言者最可恶”、“新闻理想并不是只有在热闹喧嚣处才能实现”。围绕着四川芦山抗震救灾,不断被“挖掘”出来的感人故事安抚着这片受伤的土地,同时,社会上有关对“灾难关头伦理道德”的议论也颇多。比如,针对有些记者采访影响到正常救灾,有学者发出“谁是灾难报道的主角?这已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和社会道德的严峻拷问”的呼声。在大灾大难面前,任何一个人超越各自“底线”,故意作秀或是逢场作戏都会招来质疑和嘲讽。
芦山地震发生后,国内一些媒体记者被批影响到救灾行动和灾后秩序恢复。比如,个别记者为拍一张照片,就要求救援人员暂停搬运伤员。还有的人反复采访遭遇不幸的人。在地震灾区采访期间,有些记者因为常把只喝了一点的矿泉水随手扔掉而一再被人提醒,希望他们不要浪费这些宝贵的物资。《环球时报》赴地震灾区记者在一中学看到,当心理医生正准备给学生上心理辅导课时,数十名记者一拥而上,将老师围住,接着又有大批摄影记者对着老师和学生不断拍照。一个女学生很不高兴地起身对老师说:“因为有很多记者过来后不停拍照问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静下来!”
4.美国记者素以新闻敏感性强、抢新闻不顾性命著称,2011年“艾琳”飓风来袭时,曾有记者现场直播时几乎被狂风刮走。但美国媒体一般不会把镜头对准衣冠不整的路人、惊慌失措的围观者,或血肉模糊的伤者及死者。同样,在突发性事件、灾情发生时,记者对官方发言人围追堵截,但对普通人的追问相对少一些。上世纪80年代,记者在雪灾、风灾中对受灾者“面对面”的追问直播引起民众不满。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1996年9月推出记者职业伦理规范,要求记者“时刻保持对可能因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者的同情”,对儿童采访以及刊登悲伤者图文信息时应特别小心等,避免提问、尽量拍摄背影等约定俗成的“灾难报道规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人们不仅关注媒体人在报道天灾人祸时的职业操守,也会衡量政治人物、各类官员和明星的表现。英国遇到的自然灾害相对很少,这让总是卷入战争的英国人津津乐道元首临危不乱的典故。二战期间,英王乔治六世夫妇成为英国人抵抗纳粹德军的精神支柱,面对德军轰炸,王后坚决不愿离开伦敦,并说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孩子们不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离开,我不能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离开,而国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离开。”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备未必无患,但无备必有大患。在当前中国转型的背景下,各种风险、灾害和公共危机纠缠复杂,对各级政府能否正确应对和及时处置提出严峻挑战,这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灾害的损失却可以降低。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关键是防患于未然。在这其中,政府尤其“责任重于泰山”。一个负责型政府,当然有责任保证城市的安全,保障市民生活的安全。在“5·12”地震之后,全社会对灾害防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就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防灾基础设施建设,以身作则引导社会的关注和努力,政府责无旁贷。
5.在现代西方国家减灾救灾实践过程中,各种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自主治理、政府之外各种社会组织和机制高度发展、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核心事实和发展主流。自然灾害作为人类无法抗拒的公共安全问题,如果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可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能增强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其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场面混乱、支持队伍未能及时抵达时。如1993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地震、1994年美国加州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及2010海地地震,社会组织均在紧急救援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由于灾害发生地区政府亦不例外于灾害的摧残,其在灾害发生初期的决策执行管理能力均受到损耗,而社会团体透过组织网络,动员民间自发力量弥补政府角色更显得重要。如1999年土耳其玛尔玛拉地区7.4级地震,超过1.7万人丧生,土耳其政府在灾难后陷于瘫痪,而4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公民社会地震协调委员会”统筹救援,为超过25万灾民提供物资,搭建帐篷,类似的事情亦发生在2010年巴基斯坦洪水受灾民众的救助上。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举国上下,顿陷悲哀,政府马上展开积极救援,民间团体和个人也有条不紊地参加救灾活动。由于通往灾区的桥梁坍塌,道路阻塞,志愿者必须遵从政府或民间团体发出的各种交通指引,掌握最准确的信息,第一时间抵达震央。当年,志愿服务者达137.7万人之多,创下了日本史上的奇迹,这一年后被定为“日本志愿服务元年”。
在日本内阁府的相关网站上,刊登有关于志愿服务的一些要求、活动内容、救援说明,从中可体现官僚控制的强劲有力。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设有应对志愿服务的窗口。如内阁府中负责防灾的部门提供有关抗震救灾的志愿服务信息;总务省消防厅提供灾害救援的志愿者信息;厚生劳动省则提供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内阁府国民生活局的网站里有志愿服务者的网页链接;而全国社会福利协议会(半官方组织)则提供相关的救灾志愿服务活动情况,志愿者、市民活动网页,福利救援、灾害志愿者信息,日本红十字会提供有关救灾活动信息等。此外,政府还通过外围组织,对志愿服务者进行培训活动。迄今为止,召开了9次“防灾志愿服务活动研讨会”,还有各种相关讨论会。比如:人才培育、志愿服务者团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地区之间的相互协助、公共卫生和安全,等等。一方面解决救援中实际操作问题,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协调各方的作用,对关键性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灾难发生时,政府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救灾的责任,民间救援力量只能起辅助的作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慈善处处长郑远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此前,民革中央常委、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林嘉马来表示:“我国有上千万个非政府组织,这方面力量没有动员起来,海外慈善机构和外国政府援助作用也没有发挥。”
“救灾就像打仗一样,国家正规军肯定要冲在前面,是主要的作战力量,当然民兵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首先是要有组织,其次要训练有素,否则不但帮不上忙,还有可能添乱。”郑远长表示,政府对民间慈善一直是鼓励的,但目前我国民间慈善组织还不够成熟,灾难来临时很难起到独当一面的作用。郑远长说,我国的民间
慈善组织不够发达,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人们先得填饱肚子,才能考虑其他”。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发展,近年来,民间慈善组织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政府也在不断地创造条件,扶持、鼓励民间组织,但其成长完善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民兵要平时加紧训练,打仗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一些散兵游勇。”
6.心理学家指出,对灾区关怀,物质援助至关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须。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世界心理学界总结出一个铁律:地震发生后,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半年之后,将是灾区自杀行为高发时节„„
对地震幸存者进行心理干预已经刻不容缓。韦克难所参与的心理援助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这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统一组织四川四所高校实施的“灾区基层干部心理援助计划”。西南财经大学于灾后在绵竹、北川分别设立了社会工作站。他们计划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筛查和个案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专业方法,为灾区基层干部提供心理援助。韦克难告诉记者,绵竹全市在编公务员有900多人,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全市150多个村,每村骨干干部3人。他们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在乡镇层面,并以汉旺镇、遵道镇、九龙镇等作为重点。他们先在市内进行了预调查,共回收问卷30份,筛选出10人需要跟踪介入。
“通过我们预调查,发现灾区公务员压力普遍偏大,10个需要跟踪介入的人中,有6个需要专业心理辅导。”韦克难说。在两个月内,他们对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开展心理普查和社会工作需求调查,并对干部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同时开展“幸福家庭”等活动,通过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减轻干部压力。汶川地震后,亲身经历了地震的老大爷一遍又一遍地讲地震时的情景和他的感受,根本停不下来;震后的学校将幸存的小学生重新编组班级,有时三个班剩下不到一个班;失去亲人的教师在接受心理辅导后马上就要去辅导自己的学生。很多人之所以能够走出阴影,是靠自己有意识地努力,以及其他亲人、朋友甚至孩子的帮助。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要重归人性化的生活,需要有针对性的社会心理重建。
所谓走出阴影,并非是对亲人的遗忘。好好活着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纪念,对亲情最好的诠释——对于去世的亲人来说,他们的基因需要我们传承,他们的理想值得我们去实现,他们的故事我们要记在心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纪念?灾难过后,陌生人的同情心在短暂地爆发后必然会归于沉寂,而只有他们的亲人还永远缅怀着他们,活着的人必须要活得尽量长久和真实。如果连记得他们的亲人们也郁郁而终或生不如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真的没有任何痕迹和意义了。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是:为了那不能停止的思念不被抛向虚空,有时我们要通过文学等形式去纪念逝去的人——那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但更多的是我们要忘却伤痛而重新开始实在的生活——那是“为了纪念的忘却”。
7.民间慈善组织生存现状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美国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超过900万,而中国只有约2万人,而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慈善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更是少得可怜。
除了缺少资金来源外,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公众信任度不高。民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慈善机构相比,民间慈善组织在资金使用方面缺乏有效监管。对于这种观点,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有不同看法。她介绍说,虽然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是非公募性质的慈善组织,但是在资金使用方面的监管力度并不比公募慈善基金差,同样可以做到公开、透明。
对于目前民间非公募慈善组织存在的募捐难问题,梁晓燕认为,政府应该以更加主动的心态,尊重民间的慈善力量的创造性工作,对公信力较高的民间慈善基金会开放公募的资格,为愿意捐款的人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
同时,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让民间的基金会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像企业一样竞争,增加基金会的竞争力和公信力。“所以,第一,我们呼吁《基金会管理条例》应该修订;第二,应该出台《慈善法》,让公众的慈善愿望和公益组织的慈善行为在法制的平台上得到约束。我觉得这个事情和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的发展目标是非常一致的。” 对于梁晓燕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负责人来说,下面这条消息可能是他们感兴趣的。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慈善法草案已初步成形并上报了国务院。另外,在2013年8月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公开表示,将进一步创新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切实通过制定慈善法,在法律层面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制约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瓶颈,使慈善组织,尤其是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慈善组织能够在一种更加宽松、更加规范的法律环境中诞生和成长。
事实上,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状况也引起了中国一些公募慈善机构的关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就是其中一个。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王玉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家全国性公募慈善机构,他们基金会通过公募得到的善款除了用于自己的慈善项目外,有一些被用来向民间慈善组织提供支持。“我们(的资金)也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我们运作自己的项目,另外一种我们也考察一些民间的私募基金和草根组织,根据它的一些情况和资质,我们可以联合他们共同来做这些事情,据我所知,有些草根组织做得还是不错的。” 业内人士希望,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能够早日走出“成长的烦恼”,不断发展壮大,使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
壹基金的力量源泉之一是在中国企业家阶层吹响了集结号,除了理事外,深圳壹基金发起机构还包括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注册原始基金5000万元,每家出资1000万元。从成立之初壹基金就很在意预算的科学、透明,如今壹基金有一个7人预算委员会,总负责人是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委员包括杨鹏、监事张敏、财务总监和吴君亮等。预算内容既包括部门预算,也包括项目预算,既包括开支预算,也包括募款预算。
除非定向捐赠,壹基金也并非每个捐赠人都知道每一笔善款最终去向,因为大部分资金都会由壹基金统筹安排后分配到各个项目。可即使如此为什么大家还愿意相信壹基金?吴君亮认为,一方面,壹基金内部制度设计可降低捐赠资金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壹基金有一定独立性,发起人与主要理事会成员有一定社会知名度,他们在以个人声誉为壹基金背书。
市场化企业比较容易信任壹基金。除理事成员外,华远地产、SOHO中国、巨人集团、京东、人民网、网易、搜狐捐赠额也都很大,“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给我们的捐款比例就小一点。”杨鹏分析。
外资企业也逐渐开始了解壹基金。地震发生后,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有限公司马上电话联系总部位于美国的摩托罗拉基金会负责人,总部决定捐赠总额为200万元人民币,其中应急设备部分由公司直接捐赠给政府相关部门,另有7.5万美元及价值4万美元的设备则通过壹基金渠道捐赠。
2012年,全国有700多万人次给壹基金捐款,捐款者大部分集中于20~35岁之间。雅安地震以来,给壹基金捐款个人数量已超过百万。“很多基金和大企业的联系更紧密,也更在乎企业的大额捐赠,但是壹基金从最初就不是这个出发点,它对个人、小额的捐助很认真,投入很大精力。”杨鹏介绍,从比例而言,壹基金个人捐赠能达到40%~50%,而一般基金个人捐赠比例可能还不到10%。”
杨鹏说,壹基金之所以重视个人捐赠,是因为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只有在陌生人中传递善念善行才符合现代慈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现代慈善核心精神是博爱,是对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熟人社会小共同体慈善的超越,而信息时代到来更是现代慈善的助推剂。
互联网成为凝聚明星企业家和公众的慈善粘合剂。壹基金有明星光环,它会在微博上利用粉丝效应,“项目更容易推广,捐款口径变得更大了。”新浪微博社会责任总监贝晓超说。与壹基金同类型的基金会还有上海联劝、北京联益等,但与壹基金比起来,后两家的发展境况都不尽如人意。据了解,壹基金在雅安地震时通过新浪微博筹款近千万。
与新媒体合作同样需要基金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有创新意识。新浪微博只是平台,所有劝募、筹款行为都必须有基金会相关人员签署委托协议。“这涉及到基金会授权权限,以及对于项目的反应速度。有时候甚至需派专人负责对接、管理和对账。很多机构不愿意配人,或者觉得新媒体玩起来太麻烦,成本可能也会多一块。”贝晓超说,他认为壹基金是与新浪微博合作的所有基金中创新意识最突出的。
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中国公益界在雅安地震后的表现显现出中国慈善业已进入多元化时代,大中小各种各样慈善组织并存。这背后是中国社会转型。过去动员时代,政府简单命令,群众就是不干,而现在你不命令,大家在民族、国家遇到大难时就会主动冲在前面,这说明新的社会公德正在形成。而且,这种公德又通过现代的网络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企业家、年轻人,各色人等都起来了,这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社会结构在变。什么叫公民社会?这才叫公民社会。”
8.人类历史上,自然灾难一次次发生,带给人类巨大创痛。表达悲伤、抚慰生命,这是人类永远不会枯竭的心灵反应;发挥智慧、规避风险,这是人类作为万物灵长所具有的强大能量。人类的脚步迈向了太空,又要承受自然之于人类的深重影响,包括悲剧性的影响。承受首先意味着我们无法控制灾害,既不可能阻止极端自然灾难的发生,也无法推迟它们的发生,一些自然灾难我们甚至无法做出科学的预测。这正是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根本处境,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人类命运。
人类赋予自在的自然以意义,实现自由,成为自然的主宰,但人类亦需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与界限。而正是因为有限,我们才更加深刻地理解存在、美好与善的价值;正是因为地震等灾难显露出的自然界限,促使人类不断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6”谈到“为了纪念的忘却”,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10分)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晰。不超过200字。
二、根据“给定资料2~4”,指出防灾减灾的过程中,影响媒体和政府公信力的因素。(15分)要求:全面、简明,条理清晰。不超过250字。
三、“给定资料5、7”中谈到了民间慈善组织在抗灾救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假如你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就如何推动公民社会建设,依靠社会力量来抗灾减灾,向有关部门提出你的建议。(15分)要求:
1.结合材料,条理清晰;2.所提建议具体简明、有针对性、切实可行;3.不超过300字。
四、假如你是某省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1”所提供的新闻内容,写一篇抢险救灾的宣传稿件。(20分)要求:
1.结合材料;2.符合文体要求;3.语言简练,条理清晰;4.字数在350字左右。
五、“给定资料8”谈到,“人类赋予自在的自然以意义,实现自由,成为自然的主宰,但人类亦需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与界限”。依据这句话的涵义和材料主旨,结合政府责任,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要求:
1.参考给定材料,内容充实,结构完整;2.字数900~1100字。
第四篇: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主题
(一)给定资料
1.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就是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份内之事的公共权力使用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问责制虽然是源于西方党争的舶来品,但在我国出现、建立和发展,却是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化举措,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的实现都有着重大意义。
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内的上千名官员被问责,宣告我国正式启动问责制。其后,我国加快了建立问责制的步伐。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公布,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国务院在2004年3月引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2005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又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2006年初,国务院正式把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列入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并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再次要求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2007年4月4日,国务院第17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七届中纪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强调,积极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严肃追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2009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
问责情形有七种: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问责方式有: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问责对象有: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其他适用人员: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
问责后果: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2.因处置“6?17”事件不力,湖北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职。消息公开后,近日在网上引发热议。对分别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和直接领导责任的二人实行问责,不但获得了网民的广泛赞同和支持,而且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出现“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等7种情形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职,符合规定7种情形的第5种:“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为广大党政领导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问责课。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制,意味着从此以后一个地方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等,有关官员因决策失误、失职、失察等造成恶劣影响的,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此举无疑一下子绷紧了各级官员的责任神经,把提高责任意识,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了各级官员面前。
3.基层是“新官”们发挥才干、实现理想的最广阔的舞台。当前,部分“新官”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已经率先超越了“家门-校门-衙门”的发展路径,走向基层,走向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第一战线。如清华大学研究生魏华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欧阳卉等,都放弃了机关深宅大院的工作机会,选择了河南、江西等地的农村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他们也以自己勤奋而优异的工作表现赢得了村民的尊重与社会公众的瞩目,成为时代“新官”的典型。
不久前,29岁、拥有清华大学硕士文凭的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24岁的海归硕士赵臻出任昆明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这两则消息都引起全国媒体的强烈关注。然而他们并非特例,昆明市公开选拔60名副县级干部,当选者有30名属80后,赵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发布公告,公开选拔215名年轻厅级和处级干部。
其实,在周森锋、赵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干部在各地政坛崭露头角。去年3月,28岁的张辉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今年初,25岁的孙靓靓被任命为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虽然没有确切数字公布,但毫无疑问,在各地党政机关中,为数不少的80后已经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当前完善干部队伍结构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干部队伍学历偏低、年龄偏老的情况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选拔年轻干部力度,今后恐怕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为例,前年和去年县区级党政领导班子换届时,要求新班子配备一名35岁以下的干部,有几个县区竟然一个都选不出来。现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数。
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偏老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今年2月,党中央制定下发《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行部署,这是党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3月30日,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继续坚持“论德才、讲实绩、重基层、凭公论”的用人导向,建立领导班子集体和干部个人“办事档案”。
4.在干部问责上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眼睛一般都盯在重大事件和重大事故上,重大事件与重大事故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对这一类问题当然要问责,而且应该加大力度。但是,如果把问责仅仅局限于这一类“非常态事件”上就过于片面,也不符合干部问责的客观要求。领导工作表现在方方面面,领导者的领导品质、领导作风、领导能力如何,大量的是通过日常工作反映出来,现在,人民群众对现实存在的一些干部腐败、作风霸道、能力平庸等问题无处诉说,从根本上讲就是在平时缺乏问责途径。实行问责工作常态化,就是打破问责范围只局限于重大事件与重大事故上的误区,把领导者平时各方面的工作表现都纳入问责之中,既追究官员在重大事件、重大事故中的过失责任,也追究他平时工作中各方面的操守表现,特别是领导品质上。所以,如果问责真正达到了常态,一个领导者与工作相联系的所有方面都有被社会询问并进而失去职务的可能,那么,各级干部的为官之弦无疑会绷得更紧,为官之责无疑会记得更牢。这样,也就不会等到一个小芝麻官涉嫌了数千万元金额时,才引起各方面的觉察和重视。
在西部地区某县,县委书记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算好“政治账”、“经济账”、“身体账”和“家庭账”,把一时的贪图享乐而违反党纪国法和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经济收入、身体精神状况和家庭幸福进行对比分析,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要准备好“三盆水”:第一盆水勤洗头脑,保持头脑清醒和思想的纯洁性,第二盆水勤洗手,保持两袖清风,第三盆水勤洗脚,保证一生走正道。这一要求做得好。做到这一点,就能加大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贪污腐败、跑官要官、“带病”提拔等违法乱纪行为;就能加大监管力度,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就能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制度、项目推进监管制度、责任问责制度,积极推进制度改革,增强制度的执行能力。
有监督检查制度,就必须有对责任者的常态化问责制,这是建立官员责任感的关键。有了常态化问责制,我们就能遏制一些违规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继续进行,就能阻止为了捞取个人好处,无效益投资四处横行,就能防止几百万、几千万乃至数亿元的为捞好处的投资打了水漂,总之,有了常态化问责制,就能有效防止官员犯罪的现象发生。
5.问题官员的复出问题,正在使问责制陷入一种尴尬困境。
一方面,官员的复出,不论多么不事张扬,依然招来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其中最扎眼的人物包括瓮安事件中的县委书记、火车出轨事故中的济南铁路局长、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辽宁西丰县县委书记、在全国哀悼日期间组织公款旅游的山东滨州市工商局长,以及阜阳假奶粉案中的一众官员等等。他们虽被问责,陆陆续续地却又另任新职,继续其“领导干部”生涯,令观者大跌眼镜。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受处分的国家质监局官员,竟然在处分令下达之前先接到升迁令,被认为是一桩“击破底线”的诡异事件。“华南虎事件”中的责任官员,问责过后,仍然有“我自岿然不动”的洋洋得意,更是令人产生心理上的反感。
另外一方面,官员队伍中对于问责举措,也有强烈反弹。最典型的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官员公开对林嘉祥表示同情,认为这是网络杀人,林只是个倒霉蛋。如此直言不讳,很可能反映了某种广泛积聚的情绪。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2007年,全国主要行政执法部门被追究责任的有将近6万人次;2008年,约达8万人次。在这样一个庞大群体中,除掉被法办和被开除公职的之外,会有多少人谋求复出?具体数字无从知晓,但可以相信,绝对不是少数。
6.从今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将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把过去通行的官员“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并承诺在阿勒泰廉政网和当地主流媒体上公示官员的“财产申报结果”。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破冰”,首先发端于远在西部边陲的阿勒泰,令人颇感意外。但法律专家普遍认为,无论如何,阿勒泰此举意味着我国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对推动我国的官员财产公开立法具有积极意义。
为防止“老子大官儿大款”的腐败现象,阿勒泰“阳光法案”明确,官员及其配偶、共同生活的父母、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单笔额度在10万元以上的动产、不动产购置、交易、租赁情况及资金来源必须申报。这意味着,假如某官员购买了一套价值50万元的房子,或者其太太购买了一辆价值20万元的轿车,在半年时间内,他必须向纪检部门说明情况并要讲清资金来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是刑法第七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人们在关注这一修改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将焦点集中在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项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在提高法定刑的同时,还要加紧出台官员财产申报法,这样才能真正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贪官的梦魇。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十多年,事实上,这项制度也并非完全空白,有一个地方已经悄然试行。颇有意味的是,“破冰”之地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而是远在西部边陲的新疆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吴伟平,曾参与多起腐败大案的调查侦破工作。他说:“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是收入申报,而非财产申报。收入只是公务员财产的一部分,而更多隐形收入才是公务员滋生腐败的阴暗角落,才是应该申报、公示的关键。”
反腐专家也认为,“财产”和“收入”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古今中外的大量腐败事例表明,滥用权力之腐败通常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至少是泽被一家,腐败收益通常也同官员合法性工资收入是两码事。
据了解,我国早期的收入申报制度,基本上是注重申报而忽视公开,申报制度本该具有的监督效力因此大打折扣。阿勒泰出台的规定明确,凡是“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有专家指出,此项规定,实现了由“只申报不公开”到“既申报又公开”的跨越。
7.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在中国省部级干部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精英”,如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等。
最早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看到“文革”后复出的许多部门领导大多数已经是花甲老人后,他开始大力提倡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他提出,要废止领导任职终身制,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事业后继有人。
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动年轻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建立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培养链,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提出“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此后,中共在年轻干部的教育培训、实践锻炼、党性修养、作风养成、选拔使用、管理监督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8.关于干部年轻化现象,各位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说:“干部年轻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人事制度的发展趋势。”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当时有许多人认为邓小平只是拨乱反正,其实正是他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规划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未来图景,保障了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
分析人士认为,当那批从战场上走上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干部退出后,年轻的继承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有没有资格和能力继续领导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在严书翰看来,答案就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写入党章的重要理论,为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梳理这几年的脉络,可以看出,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方式不断创新,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制度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表示。
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政策为改革开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时,年轻干部队伍的培养选拔也出现不少亟待改进的问题。
年轻化在一些地方被演变为“年青化”、“低龄化”,一些年轻干部缺少基层历练,成了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
据统计,中央和国家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中,来自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比例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就会增加机关干部脱离实际、官僚化和机关化的可能。”宋世明表示。
黄宗良说:“‘年轻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年轻化’不等于‘低龄化’。用年龄来‘一刀切’最简单,但这不是正向的人才机制,会造成人才损失浪费,破坏事业发展。”
严书翰认为,要做到干部制度定型,要做到科学合理又和谐自然,就要把选人用人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有机结合起来,这也符合党内民主进程的要求。
按照严书翰的看法,合法性就是干部选拔要得到大多数人赞同;代表性是要求干部配备在年龄、专业知识背景、岗位和经历四个方面有合理的结构。
分析人士说,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除了一贯强调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注重实绩、群众公认”之外,中共对年轻干部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比如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信念坚定、思想纯洁、基层实践、注重法治等等。
国家反复强调,要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形成合理结构,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黄宗良说:“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选拔出来的年轻干部,将具有端正的德行、开阔的视野、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得体的形象,将大大增加他们执政的亲和力和创造力。”
曾有西方的党派学者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经80多年仍然保持勃勃生机?
严书翰认为有两条重要原因:一条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另一条就是干部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解决好干部这个关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承前启后、兴旺发达,党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说。
第五篇: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预测试卷
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预测试卷(2)
企业社会责任 满分100分 时限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主要测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满分为100分,考试总时限为150分钟。
2.请先仔细阅读给定资料,然后按照“申论要求”在给定的答题卡上作答。
3.请务必用2B铅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填涂准考证号,用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作答。在非指定位置作答或用铅笔作答的,一律无效。
不准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一个老的话题,又是一个现代的话题,而且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话题正越来越引起我国社会的普通关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涉及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更为全球所关注。”在北京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这样说。
此次论坛以“开启中国式责任”为主题,由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主办。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中国新闻周刊社长刘北宪介绍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已经举办到第五届,非常高兴地看到社会责任的话题非但没有因为反复讨论而穷尽,反而不断扩展和深化,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和共识。本届论坛提出了“开启中国式责任”这一主题,希望借此引发各界对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全球大国如何担当大国责任,而中国企业在其中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展开思考。
中国企业的企业责任到底有何特点?出席论坛的多位代表表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多年,中国也需要发掘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随着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渐入佳境,“中国式责任”呼之欲出。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相伴而生,与世界社会责任大趋势共同成长,无论是从现实国情还是社会历史文化角度出发,中国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外延都会与西方模式有所不同。人们在反思现代经济体系的责任缺失的同时,也开始认识东方传统商业伦理中那些源远流长的责任基因。
专家认为,传统文化讲究诚信、义利兼顾,讲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理念无疑在企业家、员工与社会公众中更易引起共鸣,也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高度契合。
国家开发银行教育培训局局长王沅表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体现的就是“中国”的核心,立足中国国情,秉承中国精神,探索中国道路,并且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现在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要承担社会责任,不能脱离国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中国企业有高度的社会担当,如这次金融危机中有些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尽量少裁员,而电厂即使亏损也坚持发电。这些行为在国外同行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他们对中国企业把响应政府号召当作社会责任感到不可思议,而这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责任。
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董忠心表示,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的价值观,它已经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应当把过去的历史文化和现在结合起来,作为“中国式责任”,既要利又要义,企业应该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于如何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李金华提出,应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基本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大力宣传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责任,以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自身的经济能力、提高企业的效益是一种什么关系,引导全社会都来关心这个问题,让社会每个成员不仅关心、关注社会责任,而且能够身体力行,从我做起。此外,他还提议,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和规章,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一本通——全国最好的公考教材 强制性地要求企业去履行基本的社会责任。政府应通过适当的财税、金融政策引导企业积极自觉地去履行社会责任。他认为,要大力表彰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如果有条件要建立相应的奖励基金。
2.2010年3月7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做客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联合《潇湘晨报》推出的两会特别专题《我建议》,表示将采取责任到人的方式,严格落实企业和个人的责任。
“淫秽色情信息像个魔鬼。”蒋建国在和全国人大代表王明雯、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王建文等人探讨打击手机涉黄行动时描绘了这样一幅漫画:它开始是盘踞在报刊上,人一打,它就跳到了广播电视上;再一打,它就传到互联网上;你再一打,它就在低俗音像制品上面;现在是盘踞在手机上。
“屡打不绝,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是利益链”,蒋建国说,“以手机传播淫秽色情为例,手机网站为了利益,上一些淫秽色情信息,那么当中的基础营运商、增值服务商、广告代理商都可以从中受利,都可以搞利益分成,他乐享其成,因此都不加以制止,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蒋建国说,此次打击手机涉黄专项行动的关键工作就是要斩断这个利益链,为此正在采取责任到人的方式。“谁主管谁负责,谁接入谁负责,谁收费谁负责,严格落实企业的责任、个人的责任。对于那些不负责任、不顾责任、不尽责任的,必须用技术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进行严惩,打就要打痛,打就要打断,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据了解,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九部委深入开展打击手机网站制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活动专项行动以来,全国已关闭包括手机色情网站在内的违法违规网站14万多个,查办大要案110多起,对300多位举报者进行奖励,发出奖金30余万元。
3.早在18世纪中后期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就有了充分的发展,但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还未出现,实践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局限于业主个人的道德行为之内。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起点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通过市场能够最好地确定其需要,如果企业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销售它们,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到了18世纪末期,西方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现为小企业的业主们经常捐助学校、教堂和穷人。
进入19世纪以后,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观是持消极态度的,许多企业不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对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供应商和员工等极尽盘剥,以求尽快变成社会竞争的强者,这种理念随着工业的大力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与此同时,19世纪中后期企业制度逐渐完善,劳动阶层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不断高涨,加之美国政府接连出台《反托拉斯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以抑制企业不良行为,客观上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出现成为历史必然。
4.汶川地震发生后,各行业携手赈灾,“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近日,南京市质监局出台名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地方标准。该标准实施后,企业有无社会责任感,将可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
据介绍,不少出口型企业都曾经历国际采购商的“验厂”。所谓“验厂”是指对方要求供货商在创造利润、对投资者负责的同时,还应承担起对员工、消费者、环境、社区和弱势群体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履行得好,这样的合作者才被视为可靠的、有道德的。正在起草的ISO26000国际标准中,也有有关企业责任的重要章节。
南京市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赵诺奇介绍说:“企业责任在ISO26000的体系当中,占有重要位置。尽管这个标准尚在讨论起草当中,但是未来企业要想通过相关的检查获得ISO认证,企业责任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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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质监局推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地方“标准”》认为企业责任可量化为社会经济关系责任、社会关系责任、自然关系责任和伦理关系责任四个方面,涉及具体指标有30多个条目,各有不同的分值。总评下来,企业得分60以下属“不合格”,60-80分为“合格”,85分以上为“优良”。赵诺奇介绍说:“比如说,你企业污染排放不达标,我可以扣你两分;你再对员工拖欠工资,就又可以扣你的积分。”
据了解,该地方标准于201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白下区下属一百多家企业加入试点,从增强约束力的角度出发,南京市质监局有可能通过公布“红黑榜”的方式来约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5.最近有媒体曝出,有两家企业,是“盈利大户”却不是“纳税大户”,被媒体和公众评价为“为富不仁”,在其赶紧补交税款后,才弄到纳税300强的末位,但国税局不同意,理由是事后的补救不算数。这别说达不到深层次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就连最基本的守法经营的社会责任都没有做到。
中国的富人成长得最快,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在高暴利的企业,别的国家要几十年才造出来一个,在我国仅几年就出来了。那么,这种高暴利的行业,或者那些有原始积累的企业,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要不要搞捐赠,能不能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对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非常重要。美国在发展中(开国以后)也出现了很多大富豪,但美国富豪致富之后,就开始捐助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中国的富人和企业家,似乎患了一种“社会同情冷漠症”,甚至千方百计逃避社会责任。如果这种状况不及时改变的话,不仅会伤害企业的长期利益,甚至可能毁掉企业。
当前某些中国企业最突出的问题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企业无视自己在社会保障方面应起的作用,尽量逃避税收以及社保缴费;较少考虑社会就业问题,将包袱甩向社会;较少考虑环境保护,将利润建立在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之上;一些企业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提供不合格的服务产品或虚假信息,与消费者争利或欺骗消费者,为富不仁;依靠压榨企业职工的收入和福利来为所有者谋利润,企业主堕落成资本的奴隶、赚钱的机器;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对公益事业不管不问;缺乏公平竞争意识,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垄断企业,大量侵吞垄断利润,并极力排斥市场竞争;普遍缺少诚信,国有企业对国家缺少诚信,搞假破产逃避债务,民营企业通过假包装到市场上圈钱,等等。
6.《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报告(2009)》指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处于起步的初级阶段。《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报告(2009)》评价了国企100强、民企100强和外企100强共300家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现状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外企社会责任发展水平低于国企和民企。外资企业1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最低(12.1分),处于“旁观”阶段;国有企业1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最高(30.6分),处于“起步”阶段;民营企业100强得分居中(17.9分)。300家样本企业中有14家领先企业,其中,有12家是国有企业,其余2家为民营企业,没有1家外资企业;而179家处于旁观阶段的,外资企业占到了2/5强(79家)。
社会责任指数的行业间差异明显。电网行业以65.5分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电力、食品、电信业、保险业、造纸业、银行等6个行业处于追赶地位;建筑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石油石化业等4个行业处于起步阶段;零售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房地产、金属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贸易等13个行业仍处于旁观阶段。
责任实践(21.0分)领先于责任管理(15.3分)。7家企业责任管理与责任实践都处于领先水平,是“双优企业”,这7家企业均是国有企业: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而164家是企业责任管理与责任实践都处于旁观水平的“双差企业”,责任管理和责任实践都亟待提高。
7.2010年1月6日,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在北京发布了“2009福田指数”。
“福田指数”是一个反映中国人机动生活质量的指数,它表明了中国居民在进行社会经济活动时多大程度上可以借助于机动工具,用量化的方式展示了机动工具影响人民生活的程度与方式。此项指数在2005由福田汽车和零点集团首次发起,迄今已经发布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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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现场,福田汽车副总经理赵景光表示,“福田指数”的发布,体现了福田作为国内领先的商用车制造商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福田也积极为中国构建机动车和谐社会而不断努力。
据了解,此次“福田指数”发布的主题有两个,其一为“机动化与城市化”,主要围绕机动化与城市交通体系建设、城市宜居性、社会交往模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其二为“低碳浪潮中的机动车发展”,将主要围绕机动化的碳排放水平、机动化与节能减排、新能源汽车与节能减排等课题展开调查。
赵景光表示,机动性水平的提升与福田汽车秉持的“致力人文科技,驱动现代生活”的价值使命完全契合,具体来说,这种契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人们机动生活质量提升方面。13年来,福田汽车累计产销已经超过300万辆,在机动性和个人生活提升方面建立了广泛的关联,使得人们的机动半径和范围不断扩大,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个人在社会交往、生活享受方面的便利性。
其次是在机动性的科技发展方面。机动车辆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有赖于科技水平的长足进步,“福田指数”在某种意义上也从机动性的角度体现了科技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道路。福田汽车一直倡导并致力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大多数汽车企业对新能源汽车仍然处于“概念先行”的时候,福田汽车率先推开了市场大门,向新能源汽车商品化和产业化迈出了关键步伐,这对于平衡机动需求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2005年和2007年福田指数发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其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认可,相关媒体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引用和使用。
“指数营销”已成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对指数的发言权已经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企业通过发布指数,一方面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决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树立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
许多国际知名的指数,如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是经历了许多年的积累才形成了如今的权威度。从这一点来看,福田汽车定期发布“福田指数”,充分体现了企业高层长远的战略眼光。
目前福田汽车已经将“福田指数”作为福田汽车的一个全新子品牌,并将定制完整的品牌战略和推广策略。发布“福田指数”,无疑是助力福田品牌发展、提升品牌形象的一个不错的途径。同时,福田汽车还可以借“福田指数”的调查研究,获得对中国各地的消费者消费心理、消费行为的第一手资料,为福田在乘用车领域大展身手,更具针对性地开发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乘用车产品。
“福田汽车一直抱着为车、为人的宗旨,以致力„人文科技,驱动现代生活‟为使命,服务社会,回馈社会。”赵景光表示。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这些企业社会责任普遍缺失。”2010年1月3日,记者获悉,新华社《高管信息》新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60年》报告呼吁,政府尚需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其履行社会责任。
报告称,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8%,提供了约75%的城镇就业岗位,80%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在中小企业实现了再就业。我国66%的发明专利、82%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一些中小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相对模糊,或是根本不知道何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出,我国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群体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盲点和难点,由此带来一些相应的问题: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缺乏诚信、破坏生态环境……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由于国际市场大幅萎缩和融资更加困难,中小企业面临停产、倒闭的风险很高,试问连生存下去都无法保证,又何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解释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原因的同时呼吁,要使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有所加强,首先应当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解除其生存的后顾之忧,它们才有余力履行社会责任。报告指出,从中央到地方,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总的来看,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仍有不少,生产经营形势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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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论要求
1.四川汶川“5·12”地震发生以后,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请根据“给定资料”提供的信息分析企业责任有哪些内容?(20分)
要求:概括准确,分析透彻,条理清晰,字数不超过350字。
2.请联系“给定资料”提供的各个企业的实例,分析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来说有何意义?对社会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何作用?(20分)
要求:紧扣给定资料,观点明确,言简意明,字数不超过400字。
3.请根据“给定资料7”简述引导企业树立社会责任感的主要方法。(20分)
要求:有针对性、可行性,字数控制在300字以内。
4.从给定资料可以看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企业自身都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为富不仁”的企业,对此你肯定有所感触。请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主题,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观点鲜明,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字数掌握在900字左右。
参考答案及范文
1.首先,企业应该承担并履行好经济责任,为极大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为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最直接地说就是盈利,尽可能扩大销售,降低成本,正确决策,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企业在遵纪守法方面作出表率,遵守所有的法律、法规,包括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法和劳动保护法。完成所有的合同义务,带头诚信经营,合法经营,承兑保修允诺。带动企业的雇员、企业所在的社区等共同遵纪守法,共建法治社会。
再次,伦理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期望,企业应努力使社会不遭受自己的运营活动、产品及服务的消极影响。加速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大力发展绿色企业,增大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为环境保护和社会安定尽职尽责。
最后,是企业的慈善责任。企业应充分发挥资本优势,为发展社会事业,为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公民而对外捐助。支援社区教育、支持健康、人文关怀、文化与艺术、城市建设等项目的发展,帮助社区改善公共环境,自愿为社区工作。
2.对企业而言,如果企业在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自觉履行道德义务,那就可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声誉,从而扩大和促进企业利润增长的发展空间。当前,企业竞争已从单纯的价格、质量和服务竞争转化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品牌竞争。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赢得消费者和公众对品牌的认同,赢得市场竞争。
对社会而言,如果企业只讲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那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的负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明确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各企业应科学安排劳动力,扩大就业门路,以尽量减少把人员推向社会而加大就业压力。企业社会责任的明确有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还可通过公益事业与社区共同建设环保设施,以净化环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消除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3.企业担负社会责任需要规范的法律约束机制。有关政府部门应以社会公众利益代表的身份,以法律的形式,根据企业经营环境的动态变化,及时完善和出台一整套涉及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职工劳动保障、消费者权益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让企业不能避责、不敢逃责。
要让企业明白“社会责任不容推卸”的道理,还需要建立社会监督体系,要发挥新闻媒体以及消费者协会、环保组织、工会等社会群众团体的作用,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企业承担责任的社会环境。要重视对企业经营行为的舆论监督,加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面典型的报道,肯定善的行为;加强对不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监督,谴责恶的行为。同时,应该通过建立企业社会信用和道德评价制度,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4.参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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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对企业提出的期望与要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有的企业因为未履行其社会责任而走向破产,也有的企业,因为出色履行社会责任而获得市场的肯定,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对于社会而言,企业的社会责任又有何意义呢?
简单地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企业的发展壮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求是以人为本,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它直接接触的对象就是个体的人、市场、社会。企业若能履行其社会责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于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形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局面,建立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都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其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竞争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也是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和降低经营风险的有效途径。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与企业个体利益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会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和支持,并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价值。企业信息的发布所带来的透明度可以使顾客对企业和产品产生信任,这种信任使顾客不愿转换品牌,形成较高的品牌忠诚度,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市场竞争能力。而基于对企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认同,员工会产生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和自豪感,可以减少员工流失,并有利于企业吸引优秀人才。
再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节约资源、加快发展循环经济。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加快,资源和环境将面临巨大压力。由于企业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体,所以国际社会、政府和环保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向企业施压,要求企业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责任将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企业社会责任将进入更多中国普通百姓的视野,这无疑对企业的监督、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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