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农问题时评
人民日报时评：城镇化并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其实，国外的特大城市是由几十个、上百个小城市组成的，每一个小城市都有它独特的主体功能、比较完整的服务功能。居住在里面的人，若没有特殊的需要不必离开他所在的小城市。所以大城市本身的概念或者它的形态和结构是什么样的，也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中国人口较多，单独发展大城市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推进城镇化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并行不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各类城市的功能。实现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优化生产力布局，调整偏重发展大城市的格局，这样才有可能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要在优化东部地区城市发展的同时，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和发展一批城市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找准大城市的主体功能，将一些功能疏散到周边地区，真正形成以大城市为龙头，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支撑的城镇化格局。长远来看，只有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逐步减弱行政的控制，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局面。■城镇化不能完全解决“三农”问题
到2030年，仍有4.5亿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三农”问题仍不能放松
记者：再过一两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就会达到50%，以后会越来越高。有人认为，通过城镇化，农民数量会加速减少，“三农”问题也就自然会得到解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锡文：中央反复强调，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绝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这是因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农村人口数量仍然巨大。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农村人口数量很快就会减到一半以下，但仍有6亿多人。有专家做过测算，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15亿人左右，那时候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但农村人口仍占30%，也就是说，仍有4.5亿左右的巨量人口在农村生产和生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让他们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城镇化会解决一部分“三农”问题，但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过城镇化就完全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对此问题有不同表述，尤其以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 的李昌平概括得最为充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不高，是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有8亿是农民，“农业稳，天下稳”，以上基本国情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部署。为此，中央启动了各种惠农政策，比如取消农业税、向种粮农民发放各种补贴、逐步建立健全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新农村建设等等。
以上政策都是得民心、惠及8亿农民的好政策。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是农民增收问题。而农民增收，无非有三条途径：种粮、政府补贴、务工。
先说种粮收入。中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以占世界9%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这说明，耕地的产出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持国家稳定所必需的，粮价是一把双刃剑，“谷贱伤农”，但是，粮价太高，城市居民又难以承受。如果粮食差价由政府来补贴，那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又会加重财政负担。“手心手背都是肉”，因而，粮价不可能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粮价太低，政府应当以最低保护价来收购，以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而粮价太高，政府又应适当减少粮食储备，以调低粮价，或者向城市居民发放补贴，以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耕地和粮食关乎国家安全，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保障性质的，特别是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农民可以返乡，种地发不了财，可也不会饿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都聚集在城市，衣食无着，对于政府、对于社会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因而，耕地的红线不能触碰，耕地流转必须以保持耕地承包权不变为前提，否则，失地加上失业，这对于打工农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由上分析可知，种粮收入对于农民增收来说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再来看一看政府补贴。政府向种粮农民补贴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如上所述，我国农民人口众多，如果以每人每年获得补贴1000元计，就需要各级财政支出8000亿。这对于财政支出来说，已经是相当庞大的数字了。但是，对于每个农民来说呢，每个月还不到100元。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又没有工作的机会，那么，这点钱连维持温饱的水平都不够。我们并不否定政府补贴的重要性，因为补贴本身就是表明了政府对农民的关爱，“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政府补贴意味着财政资金的流向是由城到乡，由政府到农民。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反哺农业”，这对于打破我国几十年来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体制无疑是意义重大的。更重要的是，农民境况的改善，除了“增收”，还有一块就是“减支”。政府的各种惠农政策，除直接补贴外，其他如免征农业税、逐步建立健全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等，都是从“减支”的角度来为农民减负的。综上所述，农民增收的关键也不是政府补贴。
最后分析一下务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农民从土地上真正解放了出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但成为农民增收的关键，而且成为农村发展的关键。近些年来，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有的农民工输出地区甚至创造了“打工经济”这个新词汇。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外出务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外来务工者给劳务输入地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他们自身的地位并不高，很多地方仍然把外来务工者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而且，由于大量正值壮年的中坚力量外出，农村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一是新农村建设缺乏人才，“能人”都外出了，村里剩下的都是“387061”部队（妇女、老人和孩子），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转本身就成了问题；二是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留守老人无人照料，留守孩子无人教育等。
上述分析表明，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关键。鉴于外出务工不管是对务工者，还是对农村发展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发展乡镇企业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乡镇企业似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了起来。以笔者曾任职的乡为例，当时，仅大大小小的水泥厂就有几十家，另外还有砖瓦厂、小煤矿等等。乡镇企业安置了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农民“离土不离乡”，或者农闲时做工，农忙时务农，而且在本乡、本土，也不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另外，上下老小也都能照顾到，所以，乡镇企业很受欢迎。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发展面临困境，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一再受到挤压，再加上乡镇企业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因而，在治理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政策大背景下，乡镇企业逐步萎缩。一些原来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在收入锐减的情况下，只得远走他乡，外出务工。
“三公”贵在“公开公正公信”
14日，科技部率先公开“三公”经费，给人产生联想，给人带来希望。《南方都市报》社论文章《期待科技部的“三公”账本能够接受检验》对此进行了“设想”———如果在执行预算的过程中，科技部有勇气也有信心随时接受民意代表们的质询，那就不必科技部再就其“三公”消费作任何空洞的表白了，因为其不怕民主监督欢迎民主监督的行动本身就是在证明他们的预算是有公信力的，没有虚耗公帑。
确实，“三公”消费的公开，不是最终目的。公开是手段，接受监督是目的；“三公”晒太阳是途径，“减肥瘦身”是目标。社论中提到的接受民意代表的质询，只是一种形式的公民监督。其实，“欢迎民主监督”需要“制度诚意”，不仅是态度问题，更是制度问题。也就是说，要建立健全一套让公民能够参与监督的“制度通道”。公开“三公”经费，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后者要走的路还很长，可能也布满荆棘。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和制度促进的话，难保不会虎头蛇尾。
现有制度已明确要求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预算公开化、透明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是预算公开的“法律动力”，公共财政的公众性、公益性与公开性是预算公开的“属性动力”，公众的期待与监督是预算公开的“需求动力”。可以这样说，社会的“三力”正在督促“三公”消费的公开。然而，三公消费仍然怕见“阳光”，迫于舆论压力，总得有所“表示”，于是，一头钻进“其他支出”里，让一种看不见、看不清的形式“自我保护”。这恰恰反映出“三公”“羞于见人”的秉性。就目前制度设置来看，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三公”消费的公开。
公开并不代表公正，并不涵盖公信。在致力于打造透明政府的大背景下，“三公”消费应该同时具备“公开公正公信”的新内涵。传统意义上的“三公”概念主要是指，公费出国(境)考察或旅游，公车使用，公款接待等。当公开“三公”的大幕拉开后，公开、公正、公信等就要成为“三公”的新属性。“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公开只是见“阳光”，而公平正义才是见“光辉”，唯如此，才能打造公信。“三公”消费是否合理？是否“必须的”？是否隐含奢侈浪费？是否“潜伏”着腐败？这些更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
公众有知情权，更有监督权。政府工作报道中曾指出“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批评政府”，“三公”的公开就是“创造条件”，但公开后的监督制度建设更关键。制度层面上起码要有三个要素：其一，保障公民的质疑与质询权利；其二，接受质询单位的回馈机制；其三，“三公”经费预算的修订。做到了这三点，制度才能引领公众监督，并确保监督有效有力。“三公”贵在“公开公正公信”，其中，公开是前提，公正是路径，公信是品质。
“留守妇女受侵害”罪魁不止一个
根据安徽临泉县警方调查，当地一名农民在接近17年的时间里，强奸116人(38人未遂)，多数还并行实施了抢劫。这名嫌疑人侵犯目标明确：留守妇女。家中无青壮劳力，这些妇女不敢抵抗，同时因社会压力，也不敢报警。(据4月18日《新京报》报道)
留守妇女成为不法分子残酷摧残的对象，居然长达17年，超过百人之多，它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依然不是刑事犯罪的猖獗程度，而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作为农村社会生态的一部分，“留守后遗症”呈现恶化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留守问题凸显成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除了留守妇女问题外，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群体也受到连锁影响，负面征候相当严重。
而在三个庞大的留守人群中，农村留守妇女问题更是突出为焦点。这是因为，留守妇女是农村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结点，既是留守老人的赡养者，也是留守儿童的哺育者。她们的处境好坏，决定着另外两个留守群体的生存状态。她们不但要承担家庭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还要给予长辈和孩子必要的精神补给。这就使不少留守妇女在遭受不法侵害以后，往往因为顾及亲人的感受和指望，采取默默忍受、独自消解的态度，不敢反抗，不敢告发。如此心理煎熬，必然会更进一步在她们人格尊严上划上血淋淋的一刀。
因此，对安徽临泉“留守妇女遭侵害”事件，需要超越刑事侵权的层级，放到一个留守关怀的政策平台上，细细考量：目前的农村政策中，在留守人群的关爱、维权上，究竟还缺乏哪些具体措施，在农村留守文化的建设中，是不是放弃了必要的心理研究、精神引导？对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如何解决他们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难题？因为，这个问题的罪魁祸首不止一个，仅仅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还远不够。
自2006年11月开始，中国农业大学历时两年时间，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安徽、河南等五个省的留守老人、妇女及其他相关群体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结集成册。阅读者称，每本书里涉及的每个问题无不让所有人震撼。
遗憾的是，类似的系统调研，公众所闻极少。自然，缺乏实体的论证，政策和制度层面的跟进设计也就滞后一步了。“百余名留守妇女遭侵害”事件，当成为一次棒喝。
[时评]综合配套改革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路，农民工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农民工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民工这一群体始终很难真正融入城市。
城市政府不愿意接纳农民工，使之成为与城市原住民一样的权利平等的居民，主要是担心他们成有的城市领导人还说，若对农民工开放了城市，城市财政就会破产。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短视近几个月，国内几座大城市在这方面有重大举措，会给改革的后进者形成压力。但话说回来，解果仅仅靠地方政府，的确有很大局限性。必须有国家层面上的综合改革，才能最终解决城乡社会。
城市政府自己要降低和规范农民进城落户的门槛。只要合理设置城市门槛，辅以适当的社会保障城市落户完全不会成为城市的负担。所谓合理的城市门槛其实很简单：只要一个人或包括其家庭拥有或租用合法、合规住房，并在这个城市工作或长期居住，就可以登记为这个城市的居民，并所谓“户口”。
要创造条件降低房价。要以更大的力度在全国范围征收房产税，并尽快推出赠与税、遗产税，以力。房价降下来后，保障房建设的成本就会降低。这样一来，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要建立既有灵活性又有统一性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基本养老制度。成都市和其他一些发了基本医保和基本养老的全辖区一体化。为了不显著增加财政支出，可将目前的新农保和农村养基本医保标准和基本养老标准。一些城市居民甚至没有任何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可以让他们适养老保险，形成全国不分城乡的统一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允许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定差异，但中央政府应支持一些落后城市逐步提升保障水平，最后形成全国体制机制统一、数量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在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以外，可允许形成和收入挂钩的、保障程老保险层次。任何一个农民都有这样的基本社会保障险，他走到哪里都不占便宜，因此他们也未”这类城市落户；只要有社保账户转移接续制度，各地政府也不会怎么吃亏，不会产生财政压力什么太难的地方，一些城市政府在目前的条件下都能做，其他城市有国家层面的改革推动，会更容对落户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即可。
一个影响户籍制度改革的因素是大学考试录取制度。应下决心革除这种极不公正的大学考试与录取统一的命题、考试和录取制度；自主招生的院校更不能按省区设置不同的录取标准。目前，大学来越少，此项改革无非是加大一些省份的录取比例而已。
以上改革举措，任何一个国人按照常住地登记户籍就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当然，因为我们国家的首都和各省省会还有一些其他隐形资源，这里的户籍有较高的含金量。不过，就农民来说，他们形资源投奔城市，因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本身不会因这一点而加剧这些城市的人口压力。
这个办法解决户籍制度问题，可以使我国农村更多地释放劳动力，从而大大减缓“民工荒”问题，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创造一个新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两会新华时评:让农民从发展中得到更大实惠[图]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０日电（记者张辛欣）近年来，我国“三农”发展亮点有目共睹，但存在问题不可一日罔顾。在粮食生产“七连增”等一系列重要光环之下，如何让农民从增产中获得更大好处，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成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呼声，更将成为鲜明具体的政策指向。要让农民的“钱袋子”，紧紧连着国家农业发展的“大盘子”。作为去年经济走势的最大亮点之一，我国粮食增产为稳定物价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一些问题和反差也让代表委员们担忧：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并未给农民带来直接益处；农业生产补贴基数不高、粮食收购保护价提升较慢；农资价格持续上涨，种地和抗灾积极性不高„„在自然灾害频发的今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抗灾能力较差等短板也日益凸显。
强农凝聚社会共识，惠农尤须加大力度。无论是从当下抗旱保粮，还是农业长远发展，需要的是一如既往将“三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将惠农的脚步迈得更大一些。让农民得到更多更大的实惠，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是关键。要继续严格落实中央各项政策，尽可能提高财政投入力度，提高主要粮食收购保护价，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水平，稳定农民的种粮增收预期。
继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要在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基层群众热切期盼的重点领域迈出新步伐，应不断扩大新农合、新农保试点范围，减轻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多方面的负担，让更多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国家发展进步带来的好处。人们已经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财政支出重点向农业农村倾斜；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９８８４．５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３０４．８亿元。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生产补贴„„而“十二五”规划主要目标和任务中明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７％。这是国家关于强农惠农的明确指向，更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新希望。
新华时评：“三农”强则国家稳
两会期间，听人大代表小组发言，发现“三农”问题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许多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认为，现在，中央的政策措施对“稳农”非常重视，但对“强农”、“兴农”之策还要进一步加强。今天，会议结束了，愿这样的声音能够经常响在中国人的耳畔、心中。
农业稳，天下安。回想中国经济上的几次起伏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基于对问题的清醒认识，中央从加强农业入手，进行新一轮宏观调控，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对稳定经济全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把粮食看得比天还重，这是中国人从饿肚子的经历中悟出的道理。粮食减产，供应紧张，人们心里发慌，会对社会秩序带来影响，对经济秩序造成冲击。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一切才能按部就班。
但是，粮食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解决了粮食问题也不能代表农业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跨过温饱线后，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需求就上升到了首要位置，所以，政府免掉“皇粮国税”，让农民轻装上阵，寻找更多更好的增收渠道。
农民富，全局活。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少，消费能力弱，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不太明显。要把大量农村人口由潜在的消费人群变成现实的消费群体，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千方百计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讲，不通过提高最大多数人群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存状况，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和谐。
如何使农村经济振兴？人大代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路。有的代表提出，要实现种粮与增收、工业与农业、农民与工人、农村与城市的四个“对接”，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落到实处；有的代表提出，为了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要建立起城乡统筹发展的机制、公共财政向“三农”进一步倾斜的机制和鼓励民众自主创业的激励机制。这些建议都很有道理。
农民增收的渠道有千条万条，助农增收的举措也可以多种多样，但这一切取决于对”三农“的作用是否有全面准确的认识。人民日报：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南方网讯 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题为《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社论，全文如下：
今天本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意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突出强调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党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意见》的发表有如春风拂面，温暖人心，必将有力地推动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发展。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几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果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制约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必将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延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制定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既体现了党中央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增收，事关全局，意义重大，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又是长期的工作；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个总体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总揽全局，思路明确，重点突出，统筹兼顾。《意见》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意见》的精神，牢牢把握总体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民增收的各项政策措施，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在新形势下促进农民增收，任务艰巨而繁重。破解这道难题，必须根据新情况、新特点，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既要把农业农村内部增收的文章做足做好，又要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努力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全方位拓展农民就业和增收的空间，又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把国家有关扶持政策向种粮农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倾斜；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农民自主创业增收的积极性，又要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挥国家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导向和带动作用，同时要深化农村的各项改革，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转变作风，狠抓落实，真正把“三农”问题当作“重中之重”，把农民增收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求真务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中央的政策和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细化、实化、具体化，确保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我们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各行各业都要拿出实际行动来，真情关爱农民，真诚对待农民，真心帮助农民，努力营造支农护农的良好氛围，尽快实现农民增收的新突破，开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局面。
光明日报：农业税废存的思考
农业税是我国传统的税种，近半个世纪以来为我国财政收入的筹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业税的征收必须重新加以审视和调整。
从农业税施行多年的实际效果分析，农业税立法在价值定位上的重大缺陷导致具体制度的构建和征管效率上面临尴尬境地。从立法理念来分析，肇始于计划经济的农业税 带有非常浓烈的行政干预色彩。当时因工商业的不发达，农业税是国家财政最主要的财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税法虽历经几次修改，但注重政府干预和为地方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立法理念仍未改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过于重视政府干预的规则的施行，已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市场经济需要与市场规则相匹配的农业税法律制度。从实施效果上来分析，农业税多年的征收虽然给政府带来丰厚的财源，但同时也是“三农”问题的成因之一。依税收中性原则考察，农业税及各种费用的收取，使农民承受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负担，导致了农业领域中市场规则的塑造严重滞后，从而阻碍着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
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税收制度的灵魂。税法中的公平价值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是指所有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承担相同的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给予不同的税负。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条例中，公平价值的缺位不是表现在农业税的不同纳税人之间，而是放在整个所得税的框架内来考察，农业税的纳税人与其他所得税的纳税人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首先是征税依据确定的不公平。例如，城镇居民的工资薪金所得在计算税额时有固定的免征额，国际上把这种免征额称为“生计费”，即国家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时应关注国民的基本生活的需要。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的税收免征额为800元。农业税立法虽然一直强调轻税政策，但对于农民的生计费，现行农业税条例一直没有规定。其次，对不同纳税人纳税能力的定位显失公平。个人所得税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税负是依靠累进税率来完成的。而农业税条例对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忽略不顾，在同一区域一律采取统一税率。再次，农业税的税率较之其他税种要高。与其他所得税相比较，农业税的平均税率基本上是属于中上水平，同为所得税的纳税人，农业税纳税人相对税收负担远远超出其他税种的纳税人。公平价值缺位是农业税制度备受垢病的主要成因，也是农民负担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
农业税立法的价值缺位使农业税面临恶性循环。一方面农业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份额越来越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即便不计算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仅就单纯的征税成本而言，由于税费负担，农村土地抛荒的情形相当严重，且农民自主申报纳税的可能性很小，由此造成农业税的征税成本也极为高昂。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证层面分析，废除农业税或用一个税种来替代它已成必然。
当然，废除农业税仅意味着一个不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税种将淡出历史舞台，而并不意味着农民可以不交任何税，否则只会在公平价值问题上矫枉过正。在国外，对农业征税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以农业产品为课税对象，征收流转税，以英美为代表；二是以农业收益为征税对象，征收所得税，以韩国、土耳其为代表；三是以土地为征税对象，对农用土地征收土地税或财产税，以俄罗斯为代表。就我国而言，第一种和第二种方式对于一个国家的税收征管水平、财产监测程度、交易的方式和国民的纳税意识都要求很高，否则就可能造成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和高昂的征税成本，从而影响税法的权威性。采用第三种方式即征收农用土地税比较符合我国的现实，理由是：第一，我国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其他的主体使用土地，都要承担相应的税负，农民也应不例外；第二，土地税一般是定额税率，税赋较低，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第三，农用土地税的使用可以改变农业税的行业性质，对所有使用农用土地的主体适用，有利于公平价值的体现；第四，对农用土地征税，有利于政府运用税收宏观调控手段来保护耕地资源；第五，我国农民的自主纳税意识还有待提高，弃第一种和第二种征税方式而采取第三种征税方式，对我国而言是务实和恰如其分的选择。
此外，农业税的废除是采取税率逐步下调，还是一次性停征的方式，这虽然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但由于它既涉及到地方财政资金的安排，又影响着废除农业税这一改革举措推行的实施，理应受到决策层重视。废除农业税应确定一个年限，如为和WTO的规则连接，现在学界也比较倾向于5年。同时，为减少财政收入的震荡，废除农业税不应一步到位，而应逐年下调，直至最后一年停征。这样既有利于地方财政的自行消化，又可免于政策推行过程中的强大阻力。
人民日报：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刚刚结束的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了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这次会议和日前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原则和步骤，提出了“放开购销市场，直接补贴粮农，转换企业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对于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搞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统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政策，认真抓好落实，确保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
1998年以来，从实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到推进“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的改革措施，放开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开展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试点，我们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探索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路子，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目前粮食流通体制还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粮食生产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粮食供求形势发生了新变化。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当前粮食生产流通面临的新形势，必须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步伐。这是建立健全粮食市场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需要，是恢复和增加粮食生产，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需要，也是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
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实现粮食购销的市场化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改革的方向。为此，要放开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收购市场和收购价格，进一步转换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一般情况下，粮食收购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同时，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和规范多种所有制的市场主体从事粮食收购和经营活动，开展公平竞争。这是对原有粮食流通体制的重大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粮食购销市场化，解决粮食流通体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由于主产区粮食生产和销售对全局的影响很大，在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过程中，当粮食供求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保证市场供应、保护农民利益，必要时可由国务院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的政策。
积极稳妥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保护好种粮农民利益，调动主产区和农民种粮积极性。这是改革的核心问题。近几年粮食比较效益下降，种粮农民增收困难，是粮食生产下降的重要原因。抓住了种粮农民的增收问题，就抓住了农民增收问题的重点；调动了主产区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就抓住了粮食生产的根本。这次改革坚持把保护农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并注重制度创新，转变对种粮农民利益的保护方式，建立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机制，逐步建立起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从而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因此，必须把建立和完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机制、确保补贴资金真正补到种粮农民手上，作为这次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抓好落实。
积极稳妥地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从根本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这是改革的关键环节。实现粮食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有利于搞活粮食流通，促进公平竞争。但从我国的国情粮情出发，在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后，还要继续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要在粮食收购、掌握粮源、保障市场供应和服从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国有粮食企业具有仓容大、网点多、设施先进、信誉较好等优势，有发挥主渠道的资源条件。同时也必须看到，在新的形势下，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只有加快改革，彻底转换经营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担当起主渠道的重任。因此，必须妥善解决国有粮食企业的老人、老粮、老账等历史包袱，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面向市场，转换机制，主动服务，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实现从“计划主渠道”向“市场主渠道”的转变。
积极稳妥地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是改革的重要内容。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粮食生产和市场粮价的大幅度波动，会产生连锁反应，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说明，愈是放开，愈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健全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完善调控制度和机制，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题中应有之义。在当前粮食供求形势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加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必须坚持粮食省长负责制，进一步落实好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粮食储备体系、完善粮食应急预案、保证粮食市场供应、加强产销协作等政策措施。当前，要做好即将开始的夏粮收购工作，调控运用好现有库存粮食资源，确保粮食供应不断档，粮价不暴涨。
积极稳妥地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维护粮食流通正常秩序。这是确保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放开市场和加强管理，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把两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既不利于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粮食市场体系的建设，也不利于粮食市场稳定和改革的推进。在当前粮食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尤其要把加强粮食市场管理，作为突出任务抓紧抓好，做到放而不乱、活而有序。为此，这次改革从粮食市场准入、监管服务、整顿秩序等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国务院颁布施行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目的就是为了给改革中进一步规范粮食流通秩序，保护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新的粮食流通体制提供法制保障。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在深化改革中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履行职责，落实好粮食市场管理的各项措施，严格依法监管，维护粮食流通正常秩序，为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环境。
当前，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加强宏观调控和各项改革都在积极推进。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加上市场粮价回升，对促进粮食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国家粮食库存也比较充裕，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具有较好的物质基础。同时，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实践中，我们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这次改革承前启后，是粮食流通体制的深刻变革，虽然改革的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任务繁重，但中央对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高度重视，提出的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配套办法比较完善，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只要我们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坚持有利于粮食生产、有利于种粮农民增收、有利于粮食市场稳定、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的改革原则，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求真务实，扎实工作，把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改革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新华网：落实惠农政策不能打折扣
今年以来，中央为促进粮食生产，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然而记者在河北农村采访时发现，中央的好政策在落实中往往被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引起群众不满，亟需制止和纠正。
河北省政府规定，5月底前要把粮食直补款全部发放到农民手中，但记者近日在平泉县采访时发现，一些村民至今未拿到粮食直补款。有的农民虽然拿到了粮食直补款，但当地干部在发放时，随意削减应给予补贴的耕地亩数，不按农民实际种粮亩数直补到位；还有一些干部作风简单粗暴，阻挠群众了解自己到底应得到多少补贴款。一位农民说，他们并不特别在乎粮食直补款这几十元钱，在乎的是中央的好政策为什么不能完完全全地落实，中央给农民的实惠为什么被截留？！
之所以发生这些问题，首先是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问题。少数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在他们看来，干部要做的重要工作很多，上级领导督办的工作马虎不得；而老百姓的事就可以推一推、放一放，工作起来也不必认真，差不多就行。一些干部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基础工作，在落实中央政策时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有些干部则心术不正，千方百计从农民群众身上捞取好处，不惜以部门利益、个人利益损害群众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党的惠农政策不能很好地兑现，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今年夏粮丰收在望，粮食增产几成定局。这是各地落实中央扶持粮食生产的一系列政策，保护和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结果。要实现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各地应继续认真落实中央政策，深入细致地做好亲农、爱农、帮农、护农工作，特别要加强各项支农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户拨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防止有人随意截留挪用，把中央的惠农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好，让农民群众满意。
第二篇：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2013-07-06 11:09 热心网友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这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切实解决好。
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继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的实施意见，认真兑现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和购买农机给予一定比例投入等政策，补助资金要足额及时到位，绝不能滞留或挪用。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升，群众反映强烈，经委、物价、工商等部门要尽快采取措施，调控平抑。
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
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坚持以省内基本自求平衡为目标，按照保护耕地、增加投入、调整结构、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思路，安排好明年的粮食生产，确保面积不减少，单产、总产增加。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也是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要大力培育经营实体和龙头加工企业，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广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和农户联结的模式，发展农牧产品深度加工，发挥规模效益。
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前要针对大宗农产品运销困难的问题，积极组织引导运销大户和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多渠道开拓市场、寻找销路。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我省农村贫困人口量大面宽，扶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努力实现今年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使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要加快调整贫困地区的经济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支柱产业，积极稳妥地推进生态移民。总结推广整村、整乡推进的经验，强化责任制。完善扶贫投入机制，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切实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要坚持开展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引导、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工作。
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五是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前要集中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坚持兴修梯田，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实施“六小”工程和农民住房改造。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和“三北”四期工程，巩固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成果，推进退牧还草试点工程。要完善健全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投资效益。要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优势产业和重点产品，抓好项目的论证、建设和储备工作。
第三篇：关于三农问题
三农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一、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放松法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二、农村问题
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旧村改造问题。在当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下，多少不规范的所谓“改造之举”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其中集体土地被非法买卖是一大问题。而这背后又是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农村以土地广阔，发展宽阔而著称。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谈发展？即使是发展了，农民也是同样没发展，相反而是在旧村改造中被抹杀掉，农民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处理农村土地的时候，多少的不规范行动在众怒睽睽之下被鄙视，而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当今社会的飞
速发展，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小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改造，我们是不是还能这样空喊口号而为之呢？政府应当派专人组成考察团队，落实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才行。还有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对农村土地征用办法进行公布，防止不法利益集团钻空子。旧村改造也要做出明确规定，对于侵占宅基地的要做出具体补偿办法，建立必要的服务设施。
当然农村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它遍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养老医疗问题和幼儿教育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等等的不规范需要我们去重视，去改正。
三、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参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与资金的投入密切相关，但是近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农业产业本身的体制问题也影响金融资本向其流动，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加上基础设施差，难于容纳较多的金融资金。
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只能容纳少量的小额农贷资金。
一是这种经营方式农户的资产较少，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
二是这种经营方式限制高效农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农民不需要较多的贷款。
因此，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还有不少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的问题较多，加上当地的金融风险较大的影响，目前还出现支付的困难，没有钱支农；
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农，资金闲置；
三是有的农信社实际上办成了商业银行，在城市里与商业银行争存款，争贷款，不愿支农。
四、三农问题的根源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产业的天然弱质性
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二)生产资料的弱质性
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三)劳动主体的弱质性
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
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都是乡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雇员，与农民没有利益关系。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问题，有的地区甚至抗拒科学技术的推广，更谈不上新的思想、观念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劳动者素质都没有从事农业的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
(四)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
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五)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
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机构不减人反增人。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例，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义务教育投资、基层官员政绩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风、行贿风等等。20世纪末的10年,在农村基本上是横征暴敛的10年。第四是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的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在社会二元结构中，呈现出城市居民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而农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除保护价一项外）社会福利。打工是盲流，春运加价，克扣农民工工资，大城市设计许多限制外来工的壁垒等。农民在城镇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词。
五、如何解决
三农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网上键入“三农问题”搜索，有简体中文网站和网页17000项，三农问题研究已十分深入。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地域广，东西跨越5个时区，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差别大，东、中、西部经济条件悬殊，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最优方案，靠一个“一号文件”解决农村所有问题。这里，笔者提供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农村地区的一揽子改革思路。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党的16大确定的方针政策，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经历程，是社会人口空间布局变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规律。任何人为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设计都是对规律的违背。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现，谁能阻挡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后是经济规律（比较效益）在起作用，与台商到大陆投资原理一样。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行为，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在人口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关人口、人才流动的壁垒，给外资、内资企业，国营、民营企业，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首先，取消户籍管制为户籍登记制，变“要不要给你城市户口”为“我愿不愿”登记为城市户口，把权力交给人民自决。同时，把户口与身份证（变更登记身份证以旧换新）、保险、纳税、银行帐号捆绑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与临时工称谓，一律称雇员（公务员本质也是雇员），实行岗位工资制。其次，社会组织分成四大类，军事单位、行政单位（含党、政、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政府只管军事和行政单位的收与支，全额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定员定编；事业和企业单位全权交由市场调节，事业单位财政补贴法制化。最后，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个体户，外国人、中国人，城里人、农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实行国民待遇，除法律规定特殊优惠外，所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执行一个标准，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中国目前的共识是限制特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这是错误的，我国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亿，2013年是劳动力最高峰为10亿，后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来，就业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按最低标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亿，60%就是9.6亿，70%就是11.2亿，2020年小康目标，取中间值（8—11亿）9.5亿人口计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亿，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总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计算有5.92亿，取二者平均值是5.33亿。这样2020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亿，也就是说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有50个以上，现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万，还不够。然而，我国号称1000万的特大城市没有一个城区人口达到800万，都包括郊区农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来单位成本高，但承载人口多，其实是最节俭的人口居住途径。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中国干任何与人口有关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拿出世界第一的胆识、第一的谋略、第一的举措。但我们不能盲目发展特大城市，如长江以北（除东北外），成昆线以西就不宜发展特大城市，因为水资源不足，现在可以“南水北调”，将来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条路了。因此，50个特大城市只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四块地方可供规划了。其次是引导、诱导、指导问题。所谓引导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农民，进城者必须有一技之长，即大力兴办职业教育；所谓诱导，即城市接收单位应有一定的进入门槛（与目前的限制门槛有本质区别），基本条件不得太高。所谓指导，即告知每一位进城民工，由一个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不是一天的事，有观念与综合素质问题，政府应加强市民教育。目前民工进城打工的负面影响是政府没有做好引导、诱导、指导这三项工作造成的，待国民取下“有色眼镜”看农民工、政府做好“三导”工作，农民变市民不是一件难事。最后就是政府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过程中，必须作好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红头文件”形式来规范。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包括上述规划、“三导”工作，以及取消壁垒和普遍国民待遇等，都应通过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二)农村地区一揽子改革的思路。
就是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基本思路是：
1、在长、珠三角洲、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进行撤消省、自治区建制，设立经济大区试点，经济区属中央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辖县，只管城区和近郊区。国家设立中央、市（州）、县三级财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级行政区划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的主体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干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中央直辖市州一级（州是指地域大且没有中心城市的地区，以及为实行民族自治而专设的一级行政建制）。从而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城市工业现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级行政区划，从经济发展实体来看，既有城市、农村，地域又大了，从经济发展区划来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级机构运行50多年，机构太庞大，改革起来难度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把省级机构的权力一分为二：规划、协调与司法权、农村管理权给大行政区；城市经济运行与管理权交给市。有利于新型市场经济制度设计，节约经费用于发展城市建设。其三，省级作为地方政府，除外交外，与国家职能基本相同，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固，也不利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明确。其四，农村管理的实体应为县一级，农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区、县三级管理，以县为主；城市形成中央、市两级管理，以市为主。市县两类地方政府，一个管城市，一个管农村，职责明确，经济发展主体清晰，有利于小康目标的实现。其五，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区已形成三个城市群（长江中下游平原具备建特大城市的品质，农业发达），省建制已成掣肘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现实，通过试点，探索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2、撤销县级市建制，恢复县建制，精简县级（含城市郊区）财政供养人员（含垂直系统），撤销乡镇建制，取消农业税。其理由有：其一，彻底斩断向农民乱收费的根源，庞大的乡镇级机构，在土地承包到户的条件下，没有存在的意义。其二，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中国都是“皇权不下县”，乡镇级设立政府机构，势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宪法明确规定村民自治，自治单位何需政府事无巨细全权管理？其四，乡镇机构是由区公所演变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变而来的，设立区公所即是上层建筑恢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其五，农业税已经征收5000年，农业产业已成为弱质产业，美欧都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我们对农业不补反征，特产税只能按实际外销金额据实征收，取消农业税，以利于养育农业，发展、引导非粮产业。其六，县级市经济规模小，城市规模小，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非是一个大一点的县城，市建制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倒不如把县城经济作为一个城乡结合点，带动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来经营运作。
3、选派大批青年（含优秀大学毕业生）干部，长驻村、镇帮助农村奔小康，长期与农民“三同”，不达小康不归队。其理由有：其一，整体小康目标，农村是难点和重点，没有党和政府的引导、诱导和指导，很难突破。其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弱质状态，没有党的强有力领导，现状难以改变。其三，农村产业调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理论指导，势必造成浪费和土地抛荒。其四，农民素质的弱质性与朴素的爱党、爱国情结，呼唤着党和政府的代表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干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最底层，在实践中摔打，培养出新一代的既懂现代科学知识，又深知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的社会中坚。其五，乡镇机构的撤销，农村党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必要培养锻炼出一批农村新生领导力量。其六，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必然在实践产生，全国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任何模式必须适应客观需要[1]。
(三)金融解决“三农”问题
目前的金融体制对农业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的支持相对来讲严重不足，那么，从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的问题？
（一）要尽快恢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业务，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既想发展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又不想付出代价，这是不现实的，只不过我们如果对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点，减少人为的失误和腐败，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对支持“三农”的政策性投入，国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国家的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以及时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风险，不要让风险积聚过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加大支农力度。一些农业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后，商业金融要及时给予配套资金。对于长期只存不贷或达不到存贷比例的商业金融营业网点，要强行退出市场，遏制从农村大量抽走资金的做法。
（三）扶持农村信用社建康发展，提高支农能力。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那些认为农村信用社不是国营的金融机构，就不能享受同样待遇的思想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不了解，其结
果是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出现全国性的金融灾难。
（四）邮政储蓄组织的资金，大部分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反哺“三农”。由于邮政储蓄的存款大部分来自县以下，主要是农村，这部分资金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同时增加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提高其支农能力。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进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适当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这样才能吸纳较多的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小康问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机械化生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二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没有资金投入搞科研，即使有科研机构研究出新的技术，推广也困难；三是难于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现在农民的生产往往是生产出产品找不到市场，虽然有公司加农户这样的模式，但毕竟多了一个环节。当市场出现变化时，要么是公司不讲信用，要么是农户不讲信用；四是不利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难于有稳定的质量和数量的原料来源，一家一户的农户来生产，要么是质量难于保证，要么是数量难于保证。上述的四个问题，都是在市场经济中生产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是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即使金融的改革能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也没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吸纳较多的资金。硬性地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也只是没有多大效益的投入，最终又形成更多的不良资产。因此，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的再承包，使土地集中在懂经营的农业企业家手中，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大生产。农民既得到一定土地承包费，又可以干其他的副业，可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生产率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六、农村改革三步走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农村改革近30年来，我们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我们建立起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我们开辟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途径；从2006年开始。进入到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三步改革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失时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是历史关节点上巩固改革发展成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首要任务。
七、其它信息
【三农】元《事林广纪》载：三农为“山农、泽农、平地农”。这里的山农当指猎户，泽农指渔夫，平地农才是现在所指的农民之意。
第四篇：三农问题
本地区解决“农村、农民、农业”（即“三农”）问题的情况调查
【摘要】文章探讨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等三农问题的实质与解决策略,分析指出三农问题源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提出了通过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针对盘石镇禾梨坪村在解决三农问题时的特殊矛盾和形势,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
【关键词】三农问题;非农化;禾梨坪村;对策
20世纪80年代初发源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农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其成功经验为世界所瞩目。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农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三农问题再一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事关改革、稳定和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关乎全局的问题,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近年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开出了许多。可是,每一个单项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或是利益关系难以协调,或是财政无力支撑,或是制度不配套。时至今日,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纵观二十多年的农业改革,它所取得的成果只是低水平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尽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并没有改变农业的脆弱地位,农业市场化的进程并不顺利。我国农业还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一家一户几亩地,生产规模狭小;很多地方的农民还使用着相当原始的劳动工具,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剩余产品为辅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总体上呈现小农经济的格局。
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自给农业向市场农业的转变,就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的机制。然而在现行体制下,农业三大基本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劳动力往往因流动不畅而响到配置效率的优化,进而影响到农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首先,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资源之一,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是以使用权细分的方式分散到2亿多农户中去的。在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替代、土地产权模糊等制度性缺陷没有得到矫正的情势下,农地流转也就无法顺利进行,“田制”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均田制下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其具有优越性和先进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面积过于细小,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其次,资本作为龙头生产要素,其流向直接影响到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水平。小农户生产格局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农业的利润率普遍不高,更没有走上与其它产业平等竞争的轨道。正因为如此,资金就必然地难以进入农业生产,因为资金至少要追求社会平均利润。分析银行资本、政府财政资金和农民自有资本对农业的投入时,我们发现农业资本投入形势不容乐观。银行在商业化改革后所持有的金融资本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往往不愿为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小农提供审查监督成本高、又无利可图的小额信用服务;政府政策性资金总量原本不多,相对于2亿多普遍需要资金的农户来说更是杯水车薪,况且通过有关部门下达的支农资金往往被转化为部门收益,最后进入农业生产的就很少了;农民的自有资金先天不足,在扣除基本生活费用,交缴了各种税费、提留与摊派,以及支付日益高涨的教育和医疗等必需开支后,可用于农业的投入就微乎其微了,这就导致了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撑条件日益弱化。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力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是制约三农问题的核心因素。农业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就业选择权的问题。专家估计,[1]中国农村目前有农业劳动力约5亿人,农业耕地约19.5亿亩,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致只需要1亿劳动力,加上乡镇企业和农村工商业约能容纳0.5亿劳动力,我国农村还有3.5亿个剩余劳动力。这其中有1.2亿常年外出打工,余下的2.3亿,则滞留在土地上,处于隐蔽性失
业状态。农业劳动力转移不畅,除了国家宏观就业形势的压力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民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由于历史和发展阶段等原因,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对市民和农民实行以户籍制度为界线的双重待遇标准,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尽管这些情况近来有所改善,但是户籍制度所隐含的就业、子女就学、住房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道路上竖起了一道道的门槛。
农民一词就其本义来讲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一种职业界定。然而在当今却演变成为与“城市人”相对应的身份界定,而且这种身份是世袭的。一个农民身份的人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被称为“农民工”,自己创业当老板叫“农民企业家”。这里“工”和“企业家”指职业,而“农民”则是无法抹去的身份标志。户籍制度其实就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现代版本。应当逐渐完成“农民”从身份称谓向职业称谓的过渡,即“农民”不再是针对部分国民的局限性身份,而成为一个可供自由选择的普通职业之一。改革户籍制度,落实对农民的国民待遇,逐步破除限制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必要前提。
小农经济格局对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农业基本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已经形成了障碍。可以说,三农问题既是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忽视农业的城市偏向型发展模式的结果,更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后者是现代意义上三农问题的根源。
二、“三化”破解三农难题三农问题
不仅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也涵盖了收入、消费、就业等全局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要化解三农问题,就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局限,在更宏观的背景中探讨三农问题的解决之路。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人数多,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农民收入问题是由中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仅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自然条件制约了农民增收,更是因为农外就业的渠道不畅与就业环境壁垒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减少农民,降低农民的农业就业比重是必然的选择。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早在十几年前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没出路![2]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须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从根本上改变人多地少的状况,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现代化水平。否则,农民收入就不可能持续增加,农业规模经营就寸步难行,其发展空间就很难扩大。因此,必须着眼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推进城市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我们认为“三化”即: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经济发展进程中农业份额下降是公认的经济规律,这已被经济理论研究和世界经济史所证明。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劳动力相对减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另外,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和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下降。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产生的需求刺激,在农业中比其他产业要小。因此,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呈下降趋势。当然,农业份额的下降并不等于农业基础地位的下降,农业作为国民经的基础产业的地位仍不可替代的,农业发展的未来必然是“大产业,小行业”。
世界各国的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确凿的证据,向人们展示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农业份额下降普遍趋势。[3]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1870年～1980年的农业发展时序数据显示:在此100多年间,美国的农业产值份额由49%降为2%,日本由63%降为3.6%。今日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2%,以供应发达的城市工业社会,而且还大量出口。农业人口的活水平也接近城市了。日本农业人口也只有5%左右。
相比之下,今日中国农业人口超过60%,农业就业重仍高达50%,且绝大多数停留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阶段,要完成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要走的路还很长。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是经过了较长时间才完成的,例如英国花了近百年,美国用了七八十年,日本通过两代人的努力,才使本国的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问题积累时间长,既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又面临国内三农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客观上决定了三农问题在短期内将无法彻底解决,需要分步骤、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推进。
从目前来看,一要大力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要目标的工业化路线,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国家还要在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保护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大规模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二要从制度上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在义务教育、迁徙自由、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使用、社会保障、民主参与等方面取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降低农民非农化的制度门槛。三要有步骤地开展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土地权属范围,保障土地产权所有者长期的剩余索取权,培育农村土地市场,逐步形成产权明晰、流转有序的现代农地制度。四要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交通、电力、邮电、讯等严重落后的局面,尤其要把医疗卫生和义务教育纳入国家统一的公共品管理范围,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必需的硬件支撑。五要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要在政策、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予以倾斜,为更广泛的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
三、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对策
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东西跨度大,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尽管各地在宏观的三农问题上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和矛盾,但又要应对各自不同的具体问题,所以就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统一解决方案。
西部地区解决三农问题面临着比中东部地区更为复杂的形势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差,资源匮乏。突出表现为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严重,高寒阴湿区面积大,耕地质量较低,大部分农区分布在边远地区,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二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普遍较低,农民增收渠道有限,收入水平更低。2003年统计资料表明,[4]甘肃、宁夏、新疆、青海、陕西、广西、云南、贵州、西藏等西部九个省区,农民收入在1500元～2110元之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49(上接第39页)是因为这几年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又已经习惯投资效益罢了。那么既然投资效果等同于投资效益,而投资效率是包含了投资效益,因而,投资效率这一概念集也应该包括了投资效果。
(一)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的许多城市是资源型城市和重化工业城市,长期以来对农村的联系和辐射作用不强,二元结构极其明显。首先,城市要鼓励和发展为农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企业,尤其要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和培育以西部名、优、稀、特农产品为原料的精深加工、仓储保鲜和运销服务企业,大幅度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业产业升级,更多地吸纳农业转移的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其次,要有计划地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形成合理的城市梯度。改变过去大城市一枝独秀,中小城市发育不良,广大农村衰落凋敝的境况。发挥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立起城乡平等、和谐协调的发展关系。
(二)推进具有西部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大趋势对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西部地区更应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和优惠政策,瞄准市场需求,参与市场竞争,多形式、多途径地实现农产品增值,培育区域性支柱产业。西部地区在牧业、林果、薯类、烟草、糖料、棉花、中草药、花卉、杂粮等特色农产品优势明显,应尽快使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产品优势。尤其要发挥
西部地区土地资源充裕,光能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资源多样化明显,环境污染少等
区位特征和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三)提高西部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与应用水平,激发“后发优势”
据有关资料,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所占的贡献率约为60%～80%,我国只有40%左右,西部地区就更低了。[5]加快西部农业的发展,除了增加农业要素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示范与推广。特别是可以借鉴和利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际上的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和成功经验,发挥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鼓励各类科研机构、农村合作组织和民间科研机构直接参加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在技术产品的选择上,不要盲目贪大求洋,一味追求“高精尖”技术,而应根据西部农业的实际情况和农民技术及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主要以“傻瓜化”和实用技术为主。(四)加强教育投入,开发人力资源西部地区三农问题较全国其它地区突出,除了自然资源条件方面的差异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村人口的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落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这不仅影响了农业技术在生产中的普及、推广和应用,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制约着农民从农外获取收入的机会与途径,更加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因此,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力度,强化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改变农村义务教育成了农民义务的现状,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口素质,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农村小康具有长远意义。(五)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是化解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西部农区兼具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不但要提供农产品,还要提供保护江河水源、控制水土流失、防治沙尘暴等“生态服务产品”。但是生态服务产品的提供者并不是其全部价值的受益者,存在着“外部经济效果”。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促使生态位势较低的发达地区支付享受绿色生态的酬金,从而使西部地区的生态保育的成本得到合理的补偿,实现西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西部三农问题的早日解决。
【参考文献】
[1]李从国.“三农”:思危再思危[J].瞭望,2003,(32).[2]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反思[J].科学决策,2001,(1).[3]S·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2004.[5]王金存.新世纪头10年世界经济走势展望[J].宏观经济研究,2001,(6).
第五篇：三农问题
关于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心得体会
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收入问题。应千方百计从增加农民收入入手来解决三农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更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只有促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富差距才能缩小，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到实处。
政府要坚持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要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增加涉农补贴规模，完善农业价格支持制度，保持主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提高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使农民从政策优惠中增加利益，给予有效的补贴，使农民增产增收，并确保收入增幅逐年上升。
要搞好主要农产品市场调控，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质量安全水平，还应把农业结构调整作为投资重点，优化农产品结构，大力发展名、优、特、新品种，提高优质产品比重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应努力提高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比重，应满足《农业法》“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推动农村改革创新，加快健全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体系，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党在农村实行的税费改革政策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要大力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重点，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全面完成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强水利特别是中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推进电网改造、饮水安全、农村道路等建设。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改进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对广大农民而言，提高素质是进一步增加收入的关键。中央及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使一部分因贫困而失学或辍学的中小学生得以完成基础教育，还应根据本地实际，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民切实需要，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强化乡村正常运转的财力保障，培育农村新型金融组织，走农业企业化道路，解决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不合理问题。农业企业化经营，可以解决好农村融资难问题，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可以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完善农业经营体制，引导家庭经营向生产集约化方向发展，鼓励农户运用现代科技和物质装备，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发展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综合所有能够并有效的方法或措施，三农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我们得认识到它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这并不意味着立即会得到效果，要珍惜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毕竟制约因素很多，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不懈的落实三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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