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吃零食骂群众”的作风病得治

第一篇：时政热点：“吃零食骂群众”的作风病得治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时政热点：“吃零食骂群众”的作风病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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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晚，有媒体报道称河南濮阳一户籍民警上班吃零食，边打电话边骂百姓，引起办事民众不满。14日上午，濮阳市公安局官微@平安濮阳 发布通报称，已对涉事户籍民警采取停职、禁闭措施，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4月13日《大河报》)带着孩子来上班，办事群众放一边;边工作边吃零食，边打电话边骂百姓。如此的画面感让“执政为民、争创一流”的醒目标志“滑稽不堪”，成为莫大的讽刺。当“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再次上演，不得不问“纪律”在哪儿?“作风”何在? “窗口服务”是作风建设的真实写照，是反应群众需要的晴雨表，更是干部形象的直观展示。然而，姓“公”的民警，却公事私办，工作领域成了游乐场所，工作美食两不误。“也是靠看、凭感觉”的脱口就出，反应的是“心中无责”的作风滑坡;“傻啦吧唧”的形容，折射的是“心中无民”的民意缺失。

报道中，我们看到工作台上“争创人民满意公务员示范岗”“向雷锋同志学习”“请您评价我们的工作”，展示牌停留于口号，就是形式主义的泛滥;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就是“官僚主义”的现场直播，将“四风”中的慵懒散奢体现地淋淋尽致。

我们一直要求纪律作风教育整顿，严明纪律，严格队伍管理。经过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和作风建设的洗礼后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不免让人大跌眼镜。如此看来，“四风”问题的病原体并没有销声匿迹，顶风违纪现象仍时有发生，树倒根在，重压之下花样翻新。反“四风”仍是一场持久战。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需要多一些“小题大做”。目前，涉事户籍民警已被停职禁闭，这个问题不当止于“停职”，其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及给我们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不容小觑，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以点带面”严惩不贷，狠抓作风“以儆效尤”，因为事情虽小但病态不轻。

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需要多一些“真抓实干”。随心所欲、我行我素，涉事民警的类似行为屡遭投诉，可见不是一天两天，然而，这种“常态”缘何能够存续?某种程度上也是管理制度的松散，监督的缺失，相关人员的失责。各级领导干部当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责任，疏堵并举，源头治理与牵制，或许这种行为就不会“常存”“长存”。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吃零食骂群众”的作风病，得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得用行动说话。任重道远，还需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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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最新时政热点评论：简政放权,打造善治

汕头中公教育

最新时政热点评论：简政放权，打造善治

范正伟 周人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经济领域向市场、社会的放权，本质上是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回归

一项自我削权的改革，能成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其意义自是非比寻常。简政放权，正是从这样的高度和视野，诠释着现代治理的基本逻辑，蕴含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明晰思路。

过去一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一张张稳中有进的答卷上，写满了简政放权的红利。“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动力从何而来?中央政府去年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416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事实证明，简政放权的力度有多大，职能转变的速度有多快，市场和企业的活力就有多强。

在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中，一个词日益为公众所熟知。“负面清单”，成为简政放权的一个醒目标志。这一行政审批的管理模式，不仅从根本上为市场松绑、为企业减负，更体现了政府的法治思维：对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自由”;而对政府，“法无授权即禁止”。这种对法治的尊崇与遵守，这种“宽待市场，约束权力”的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总书记这一掷地有声的论断，不正说明，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承担着多重使命么?

除了打造法治政府的目标，简政放权同样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抗战时期，《解放日报》刊发“精兵简政”社论指出，简政不是“简陋”，也不是粗枝大叶的“简略”，而是“建立正规制度和提高工作效率”。今天的简政放权，同样如此。简政放权，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以后，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体现的正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要求：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当然，作为一项攻坚改革，作为一场自我革命，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简政放权不会毕其功于一役。九三学社中央一份提案指出，近年来，与行政审批相伴而生的中介评估，存在项目不断增设、费用日趋增加的态势，如施工图审图费就比5年前增长近4倍，这在另一个方向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一位省人大代表制作“行政审批长征图”，显示一个投资项目在当地从获得土地到办完手续，历经30多个环节、要盖上百个公章，最少需要272个审批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中，经济领域向市场、社会

汕头中公教育 的放权，本质上是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回归。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运行与政治文明的自我完善，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两只手命题”，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的关系不断优化、作用更加明确。在未来改革征程上，让“看不见的手”更有效，让“看得见的手”更有为，我们必能更好地改善公共治理、打造现代政府，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现代中国。

第三篇：时政热点：法律援助,给群众“触手可及的正义”

时政热点：法律援助，给群众“触手可及的正义”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政策解读、理论观察、时事大事记及时事政治热点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法律援助，给群众“触手可及的正义”。法律援助是一项扶贫助弱、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的公益事业，也是彰显政府责任的民心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注重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

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意味着要在应援尽援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应援优援”。近年来，浙江省办理援助案件数量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实际成效也有提升。2016年全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9万件，受援人数10.2万名，解答各类法律咨询37.4万人次，为群众挽回损失或取得经济利益12.64亿元。

申请法律援助有一个重要门槛，即经济困难标准。降低这个标准，需要政府增加财政开支，但能让更多困难群众获得法律援助。去年，浙江通过修改地方立法，将经济困难认定基准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调整为城乡统一适用的最低工资标准;将军人军属、见义勇为人员、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因特定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视为经济困难，无需出具证明„„

由于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许多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集中于城市社区，而最需要法律援助的广大基层农村，特别是偏远海岛、山区往往非常缺乏。为此，浙江积极推进立体化法律援助服务平台建设，基本实现县级法律援助中心临街落地全覆盖，乡镇(街道)和重点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全覆盖，村(社区)、重点企业、外来人员集聚区法律服务点全覆盖。同时，我们设计了“微法援”掌上APP，群众只要拿出手机或点击鼠标，就能办理法律援助申请业务、“面对面”向律师咨询法律问题。老百姓笑称，“这是指尖上的法律援助”，“在线‘淘’律师就跟网购差不多”。

虽属“免费服务”，但法律援助的质量不能因此打折扣。这事关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群众对法治的信仰。浙江将案件质量提到了“生命线”的高度，打出质量管理组合拳：一是建立法律援助专家库，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集体讨论、“会商把脉”;二是推出“点援制”，让受援人自己选择律师;三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全程跟踪监督办案过程。如杭州市通过电子系统全程监控案件质量，每个案件办理结束后会立即得到一份评价报告，由办案机构、评估专家、当事人、援助机构等一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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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对此法治更不能缺席。我们相信，通过深化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全面加强“应援尽援”“应援优援”，群众将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法治红利，对改革的“获得感”也会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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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时政热点：别让群众看在眼里烦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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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一些基层干部频繁“走读”、收红包、吃空饷，不仅破坏自身形象，也严重影响干群关系，群众看在眼里，反感在心里。如何有效治理这些作风顽疾？读者的很多建议，都提到了点子上，现选编三则供参考。

教育实践活动能否取得实效，“最后一公里”很关键。现实中，有些“一线”干部、窗口单位，利用手中的小权力，人为设置障碍，群众敢怒不敢言。多吃一点、多占一点、多拿一点，看似危害不大，实则很伤民心。下期征文，请大家谈谈，如何把伤人的小权力关进笼子里？

规范“走读”抓软硬两手 甘肃会宁 阎晋平

在一些交通便利的乡镇，干部白天下乡、晚上回城，已不是个别现象；有些干部更是长期迟到早退，靠远程遥控指挥工作，群众有事很难找到负责人员。

究其原因，客观上说，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干部“走读”创造了现实条件。主观上看，部分乡镇干部不愿吃苦，作风漂浮，群众意识和责任意识有所淡化。

整治干部“走读”乱象，既需要有严格的制度约束、普遍的群众监督，也需要让干部真正把“心”放在基层，从软硬两手抓。要把“走读”的利害关系讲清楚，教育引导乡镇干部尽量克服困难和不便，以群众为重，以责任为重。

乡镇政府要尽力帮助干部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尽量解除其后顾之忧，换取乡镇干部的安心与真心。而如果有干部确有困难、需要“走读”的，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一些可操作的制度和办法，比如月度轮流值班制、周次值班制、AB岗值班制等，保证总有一部分干部在岗值班，满足群众的办事需求，又不至于太不近人情。

消灭“红包”当惩防并举 山东寿光 桑德春

长期以来，执法监管、医疗卫生等领域走后门、收“红包”陋习一直饱受诟病。尽管经过作风整顿和简政放权，此类现象有所收敛，但一时还难以杜绝。有一些再正常不过的业务，在经办人员三番五次的刁难下，群众不得不“孝敬”“意思”一下。

收“红包”之所以屡禁不止，一方面是经办人员或分管领导缺乏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在“一亩三分地”上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是送“红包”者因为有求于人，为了办成事往往不得不“略表心意”。而收受者一般“办多大事收多少红包”“办不成原数退回”，方式相对隐蔽，只靠外部监督有点隔靴搔痒。

整治“红包泛滥”，必须惩防并举。比如，加强对重点岗位的监督管理，既要经常轮岗交流，防止少数人久居一职，滋生腐败，又要警钟长鸣，引导他们恪守职业道德，依法廉洁从政。此外，还要加大惩戒力度，形成高压态势。顶风作案者一经核实，从严从重查处，绝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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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吃空饷须多管齐下 湖北武汉 曾 强

现在有一些地方，出台“土政策”，以年龄“一刀切”的方式，让干部提前5—8年离岗，但又不办理退休手续，只是将空出来的职位让给其他人。工资照拿不误，即使被发现了，惩处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这种变相吃空饷的方式，危害不小。首先，国家明确规定了法定退休年龄，提前离岗于法无据。其次，导致机关人员不断膨胀，使得财政供养系数不断攀高。而一部分退养人员离岗后“下海”捞金，利用积攒的人脉资源，搞官商间的“勾肩搭背”，影响政府声誉，也破坏市场公平。

不论哪种形式的吃空饷，都违反党纪国法，必须多管齐下进行治理。一是在政策执行层面对“休而不退”行为予以明确禁止，不留灰色地带，不给钻空子空间。二是加强监督和问责，对骗空饷者严惩不贷，对监督不力责任人严格问责。三是深化公务员分类管理，积极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不搞年龄划线和任职年龄层层递减，让基层年龄大的同志有干头、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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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3年最新时政热点：为群众办实事才是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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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最新时政热点：为群众办实事才是好干部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干部好不好，群众自有公论，实践也有比较。干部好与差，靠什么评判、以什么比较?群众看干部最主要、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看其办不办实事。为百姓办实事的干部，就是组织器重、群众爱戴的好干部。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任职时提出，衡量干部好与差就看他能不能办实事。时至今日，依然是评判干部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

何为好干部?好干部的标准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要求，但贯彻其中一条不变的主线，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百姓办事。可以说，无论任何时候，为百姓真心实意办实事的干部，都是党和群众的“好干部”。这是一条恒久不变的标准。

为百姓办实事的干部名垂千古，不为群众办实事的干部遗臭万年。百姓常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回家卖红薯”，便是群众对那些不办实事干部的无情鞭挞。与之相对，那些一心办实事的干部，成为群众久久称颂的“好干部”。兰考县的梧桐、山东寿光的蔬菜、大亮山的林场„„焦裕禄、王伯祥、杨善洲这些党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优秀干部，正是靠着踏踏实实办实事，最终成为群众“离不开、忘不了”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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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下也有极少数干部不思干实事，群众极为反感、十分痛恨，称之为“为官一任，祸害一方”。有的不干实事，认为干得越多错得越多，得过且过“混日子”;有的干虚事，觉得当官就得捞政绩，大上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有的干假事，信奉“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政绩注水频作假;有的干空事，总是“说得很好、做得很少”，向群众开“空头发票”。改善生态环境，搞荒山刷绿漆;为捞当下政绩，断子孙后代路„„这些不干实事的干部又怎能不贻误一方发展，又怎能不为群众所唾弃? 事业召唤好干部，群众期盼好干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关键要有一支真刀真枪抓大事、干实事的好干部。成为群众办实事的好干部，需要“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不图名、不图利、只为民，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不做功当前、患无穷的显绩;坚持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尽心竭力、毫不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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