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当代问题引发的学科建设（范文大全）

第一篇：由当代问题引发的学科建设

由当代问题引发的学科建设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戈夫在叙事12世纪西方知识分子①诞生的时候，明确把城市作为其历史的始端：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因为，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勒戈夫：1996，p.4）。进而，在叙事14―15世纪间知识分子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又明确把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作为其历史的终端：一种新型人物出现在文化领域的最前列：人文主义者②，绝大多数大学成员通过自我否定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消失铺平了道路（勒戈夫：1996，pp.107―108）。很显然，由此历史叙事给出的意义陈述主要在历史角色的身位以及场合（韩钟恩：2006，p.70）。

依此关联本文所说，通过当代问题引发的学科建设，以及相关的音乐思潮与音乐文化问题研究，同样必须有十分明确的界定。年前，我在一次课题答辩的讨论中，曾经给当代作了如是三个立义：1.当代是一个断层（作为一个历史时段的叙事），2.当代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的分析与诠释），3.当代是一个修辞（作为一个表述结构的陈述）（韩钟恩：2007）。以下，依此当代三义分别对本文所说加以阐述，并提出研究设想。依此关联本文所说。

一、推断音乐文化论域

19世纪末，由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的寓言之后，一种对传统的颠覆乃至对本质主义抱持怀疑态度的去中心行动不断出现，比如：福柯说人死了，利奥塔说知识分子死了，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德里达说语言死了，拉赫曼说音乐死了……。如此频繁死亡的思想根源，也许，就在于形而上学终结，以及意识形态终结。这里引述一段现代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有关意识形态终结问题的叙事：以逻辑来替代现实，致使人们借着各种“主义”的名义互相残杀。……退回个体主义、退回具体的现实，可以说是世界大势所迫。J.M.科恩在《这个时代的诗歌》（1959年）一书的结语部分指出，“现实的事态已经使任何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都显得苍白无力”，从而迫使诗人只能表达纯粹个人意见（斯特龙伯格：2005，p.529）。另一个可以有所表明的情况是，哲学思潮的整体转换，比如：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四种传统，到20世纪则出现了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这样四个主要思潮，以及由此形成的四种现代思想主题：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③。

这里的问题是，回到个体与回到具体，是否意味着中心果然趋向边缘，以至于堂皇叙事苍白无力？当代音乐创作中的极端个性写作，当代音乐文化研究中不断铺张的地方性话语，难道真的是大洪水到来之前叽叽喳喳的喧哗与骚动吗？若干年之前，在面对铺天盖地的后现代主义问题涌现的时候，有一个学界经验值得注意，那就是当一样东西的合理空间一旦过于扩张乃至极度膨胀的时候，它本身也就成了一个经不起碰撞的泡沫了。因此，所谓推断音乐文化论域，就是要在合理的逻辑主导下去寻求合式的事实。这里，我想通过断代方式寻求历史换代依据，一方面有确定可靠的之所以形成历史断裂的事件事项进行标示，另一方面有充分有效的之所以形成历史断层的内在逻辑给予驱动。就当代音乐而言，处于20世纪两次大战前后的调性瓦解以及寻找新的音响资源引发音响结构形态的变异，由约翰?凯奇《4分33秒》引发意识观念的颠覆，以及民族音乐学极力倡导文化相对主义引发理论学科的震荡，可以说是进行历史断代的几个基本依据。进而，在此前提下去确定音乐文化论域。

二、设问音乐作品在哪里

由上述情况可见，音乐文化成为当下研究重心的态势愈益明显。带来的问题是，传统研究中的经典设问：音乐作品在哪里？很显然，这里的问题是，当音乐文化不断凸显进而取代甚至替换音乐作品成为研究重心之后，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的声音将置于何处？我注意到，在音乐文化事项研究中已然出现的声音概念，是否可以看作是一个理论后设？

从传统音乐学研究看，20世纪音乐中的声音至上现象给出的是，美学观念上的一种转变：物的再现（re-presentation）→自身呈现（self-presentation），也就是：从表现别的到给出自己，即：to express(except music)others→to give out(only music)itself。面对这样的挑战，是否可以重新审视一下声音的文化发生问题。音乐死了，除了回答音响出场之外，有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是，音乐之所以还在的声音存在着。于是乎，从声音的人文意义与美学指向的历程看：最初，无声表达先于有声表达；之后，声音发生并形成分岔，一方面是摹仿（拟声的单音节），一方面是感叹（激情的惊叹词）；进一步引申，与外来摹仿相应的是通过声音去表现别的东西，与内在感叹相应的是通过声音来给出声音本身；由此，语义开始进入语音，并通过提取与摈弃和意义有关与无关的东西，使其得以限定；至此，声音的人文性质得到确定。由此关联其美学指向，声音具有示意与含义两种功能：摹仿与感叹作为声音的最初示意方式，在情感意向设入之后，再融入到具有严格规范的形式结构当中，就此形成音响经验的最后含义方式，并且把有意义的声音呈现出来。

因此，几乎不用担心纯粹声音当中是否还有人文含量？或者说，在这种自然音节当中，究竟还有多少人文含量在？道理很简单，一旦摹仿，一旦感叹，就有别于自然。就此而言，即便是重心位移，仍然需要把声音纳入到美学范畴当中，无论是决裂传统还是走出现代，无论是音乐作品还是音乐文化，属于历史的感性复原应该是其根本。

三、冠名当代音乐文化批判

作为学科整合以及新的增长点，当代音乐文化批判理应担负起新的学科使命。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与全球化范围不断扩大的双重引力驱动下，当代音乐无论在整体结构还是在局部功能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显著的深刻变化，由此引发当代问题的日益凸显。为此，有必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凝聚新的理论焦点，通过音乐人文叙事与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音乐意义转型与换代研究，实现学科扩张，从而以相当规模与多重系列推进音乐学学科建设。具体推进策略：一方面梳理和发掘传统音乐思想和相关意识形态资源，一方面密切关注当下音乐实际（特别是创作作品与音乐生活），从而以深度的学理姿态与尖锐的批判工具对当代音乐问题与前景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其程序：以音乐思想与音乐作品研究为轴心，依托当代哲学美学理论，从历史、观念与形态诸方面切入，去面对音乐艺术作品与音乐文化现象，进一步，通过文化批判追问音乐的艺术边界，寻求音乐艺术的本原与音乐文化的存在。

至此，文化批判作为终端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也就是，文化批判能否面对特定问题进行公开诉求并诉诸公众？为此，似乎不再需要拘泥当代的时段划分，也不再需要无休止地争论音乐文化中是否应该包含声音，更没有必要为批判的正负功能进行逻辑定位。需要寻求的是事物秩序与意义谱系的相即相合，有如美国学者怀特在叙事福柯时候所说的那样：福柯的著作似乎有一种主题却没有一个情节。其主题就是人文科学中事物的秩序在词语的秩序中的再现。如果它确乎是关于某种事物的话，那它就是关于“再现”本身。但是在福柯著作之中存在一个隐秘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就是语言（怀特：1987，p.115）。

由此可见，20世纪之所以被称之为分析的时代④，无疑，和语言论转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化批判之所以成为终端的可能性，就在于通过语言进行表述。

四、研究设想

在学科建设所辖科学研究（以课题规划与项目实施为主）、人才培养（以团队成员及其研究生梯队建设为主）、基地培育（以重要学术活动、学刊创编与网站建设为主）三大任务的范围内，通过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开展工作。具体拟由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1.学理：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强化学科意识之外，每一个具体研究方向将在已有基础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之所以能够标示一门具体学科的基本问题与基本范畴。

2.学院：围绕具体科研课题搭建人才结构，除现有学术团队之外，要充分利用不同层级研究生的招生与教学，进一步合理配置乃至有机整合学科资源。

3.学会：与全国性专业学会乃至国际性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在扩大学科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科整体水平，以尽快进入国际学界前沿。

4.学刊：以课题形式进行委约写作，并组织具理论原创性的优秀成果发表，或者辑集出版，通过高质量的成果展示与具前沿性的课题推进，争取领先占据学科高地。

5.学派：建立有明确学科目标指向的学术共同体或者学术俱乐部，通过教授工作室体制来统领科研与教学以及内外交流，作为体制创新含量较高的这一举措，将在学科建设过程中逐步推进。

6.学统：通过学科建设成就一种持续增长的机制，逐渐从“小学”基础（知识奠基）的积累到“中学”能力（理论架构）的历练，最后再到“大学”精神（思想升华）的焕发。

参考文献

[1][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2]韩钟恩.《非临响状态：在沉默的声音中倾听声音――由声音引发音乐文化发生问题讨论》，上海：《音乐艺术》2006年（1），pp.65―73

[3]韩钟恩.《2007.11.11日志：当代三义》，载中国音乐学网（http://musicology.cn）e缪斯社区：守望并诗意作业（http://hze.emus.cn）

[4][美]莫尔顿?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5][美]海登?怀特，米家路译.《解码福柯：地下笔记》（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pp.109-143

[6][法]雅克?勒戈夫，张弘译.《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7][美]罗兰?斯特龙伯格，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①按，在他看来，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或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勒戈夫：1996，p.4）。

②按，在他看来，人文主义者背离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职责：同大众的联系，以及科学与教学的结合（勒戈夫：1996，p.145）。

③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中的有关叙事（哈贝马斯：2001，pp.3-6）。

韩钟恩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第二篇：2012思想汇报：由乞丐问题引发的思考

敬爱的党组织：

听说最近北京出台了一项新的管理政策，那就是不准乞讨者在地铁站里乞讨。原因无非是：一有损城市形象，二影响公共秩序，三影响城市交通功能的正常发挥。对此，大家褒贬不一，各有自己的看法。之后，苏州市民政局、公安局、城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禁止乞丐在繁华街区乞讨，不听劝阻者将被施与治安处罚。

那么，通过这些方式是不是真的就能解决我们大多数城市中存在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呢?是不是真的能改善城市的形象和公共秩序?如果这一部分人一旦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后果是什么呢，会不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我想我们不得不全面而仔细考虑我们的政策外部性。

记得小时候，看到乞丐，我总是很同情他们，经常会给与他们一点施舍，如果看到小乞丐，我甚至会把幼儿园发的糖果给他一块。

上了中学，我开始有点厌烦乞丐，特别是外地流浪到家乡的年轻人，我总觉得他们不学无术，没有志气，有强健的体魄，却甘于过寄生虫的生活，于是他们成为鼓励我奋发图强的很好的教材，我开始认为，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水平决定于他自己的付出。当我看到工地上蹲在那里吃饭的满脸粉尘的建筑工人时，我有时候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很可怜，但是我会以这样的理由来慰藉自己：因为他们在学生时代没有努力，也许他们享乐在前，所以今天他们吃苦在后！

我以后的生活是我今天努力的结果，现在想想，这些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我几乎没有去想过，我所拥有的机会他们是不是也一样拥有呢?这就又牵涉到一个公平的问题了。

大二的时候，在苏州，因为连续遇到并给予两个同样拉小提琴失学的孩子施舍，我被男生们嘲笑至毕业，只要遇到乞丐，他们就会提起我当年的故事，因此，现在的我对乞丐有种坚决的抵制和难以言喻的木然。

在城市社会学的课上，老师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逐渐向不稳定的结构发展，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伴随着城市新贵阶层崛起，城市弱势群体的数量也在扩大，其生活质量在不断下降，这种与日俱增的社会差距就象一颗定时炸弹，给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那么以GDp为标准去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显然已经不甚恰当，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的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当然，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具有两面性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也许能改变一些人的生活状态，但它不是最终办法，因为会有更多人甘愿成为享受社会福利的寄生虫，这对更多的纳税人来说同样也是一种不公平。欧洲国家大多是高福利国家，但是却有朋友告诉我，很多年轻人没有进取的动力，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有保障，这就是高福利的负面影响。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他们的国度里同样拥有乞丐和流浪汉，这就说明，社会福利的增加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而完全的社会公平是很难实现的，我们的社会公平不是指人的绝对平等和趋同性，而是我们能否为每一人提供平等的生存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产业制度和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已经剥夺越来越多人学习的机会，让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和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一起竞争生存空间就好比是百米运动员和哑哑学步的小孩赛跑一样，毫无可比性，当然，我也从来只将龟兔赛跑的故事作为一个故事而已，乌龟的运气不会每一次都那么好!

因此回到乞丐的问题上，我想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乞丐越来越多，甚至会威胁到我们城市形象和社会稳定?如果没有去挖掘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而只是增加一些限制性的管理条例，是治标不治本的。

出于对城市的了解和认识，我本人可以接受北京和苏州提出这些管理条例，并能给与我的理解。我想我们应该维护社会中每一个阶层的人的权利，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并不等于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当乞丐的行为确实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时，我们也有必要去维护大多数的利益。如果打着社会公平的旗号，打着慈善和救济的幌子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让步和救助，恐怕是对社会公平的最大危害!

城市工作者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异问题，准则是最大限度的为所有人创造尽量好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以我们一厢情愿的方式去想办法让富人和穷人能够拥有共同的空间，或者说去缩小这些差距，前者是徒劳，后者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

总之，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弱智群体，我们要做的首先是检测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是所有乞丐都是真正的被生存所逼，因为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我们应该给与人性化的理解，而对于利用乞讨的犯罪行为应当严厉打击;其次，我们应该追究社会问题存在的本质根源，去追寻乞丐之所以成为乞丐的原因中有多少是政府的因素，社会的因素，才能从根源上减少乞丐的数量;最后，如果弱智群体的某些行为确实危害到其他人的利益或者社会的稳定，那么我们应该摒弃对他们的同情，采取合理的措施，维护大众的权利。

汇报人：好范文

第三篇：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由安乐死问题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思考

摘要：

西方的安乐死讨论并不只是限于死亡的方式的问题，而也牵涉到所谓“生命的质素”（quaility of life,QOL）的问题。支持安乐死的人大都不赞成所谓的“生命神圣论”（doctrine of the sanctity of life）。他们认为：生命的价值是建立在生命的质素上；当生命的质素跌落到不可接受的低水平时，生命便不值得继续。以前对生命质素高低的划分，是以意识的有无为标准；于是长期昏迷的植物人及脑动电流图平坦的病人，虽仍拥有生物生命，但这生命的质素太低，不值得延长下去。于晚近西方的讨论中，却有人认为以意识的有无来划分是失之太窄，一个可以接受的生命质素并不只是有意识而已，而牵扯到有何种意识或什么质素的意识。

关键词：

生命的质素，生命神圣论，生命的价值，安乐死，生命

正文：

美国哲学家彼得·辛格对安乐死定义到：“把那些久治不愈而又极其痛苦或苦恼的人杀死，免致他们继续受苦。“1然而，安乐死又分为”被动安乐死“和”主动安乐死“。”被动安乐死“是对一个垂死的病人，终止或不给予任何治疗上的干预，任其自然死亡；”主动安乐死“指对于那些生不如死的人，采取某些行动，蓄意致其死亡，使他从痛苦中解脱。由此，引起了人们有关安乐死的广泛讨论。

曾有这样一个案例：艾琳是一个新生儿，但不幸的是她是一个先天无脑儿，当艾琳的父母知道真相后，拒绝给予治疗，希望将其杀死；而医院里的医生要求艾琳的父母继续让艾琳接受治疗，从而与艾琳父母的想法相悖。最终医生将艾琳父母告上了法庭。到底谁对谁错呢？一些人认为：艾琳是一位没有任何社会意识的婴儿，艾琳父母作为她的监护人，对艾琳的生死有着一定的干涉权利，况且艾琳已经是一位无脑儿，或者无疑会给他们增加沉重的负担，且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另外支持医生的人认为：艾琳也是由母亲产下，虽然是无脑儿，或者说是没有意识，但是她作为一名公民，有生命权，应享有父母的照顾。针对以上两种言论，我个人支持前者，其原因不得不牵扯到有关“生命的质素”及“生命的价值”的问题。

刘向《说苑•反质》:“ 孔子 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生命的质素指具有的素养和本质，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世界上绝大多数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质素，因为他们在从相应的集体索取时，相应地为相应的集体做出贡献，比如：狗可以看家，可以搜寻；鸟可以捕食害虫；人在接受社会资源的供养时，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由上面的例子可知，拥有生命的质素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实现了一些生命的价值。

但一个人虽然有了生命的价值，不一定代表他对他人，对社会作出了贡献，而不是作为累赘。我私下里尚且引出“价值比”这个概念，即生命的质素与社会

消耗比值。如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人的价值的问题。当一个人在消耗了社会资源时，产生了超过所取社会资源的价值的贡献时，他的价值比大于一；而相反，则小于一。前者，在古今中外的一些人身上尤为凸显，譬如：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等等，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霍金，虽然他几乎全身瘫痪，消耗了许多社会资源，但他在物理学上的造诣已经盖过了他的缺陷。后者，则如上文提及的艾琳，虽然它具有生物生命，但她对她自身，她的家庭，医院及那些等待医院病床的人而言都构成了很大的负担，且作为无脑儿的她，将来对社会有贡献可能性很渺茫。马克思曾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艾琳可以说除了血缘关系，医生与患儿关系外，没有其他的关系了。所以，在面对此类关于安乐死的事件时，应给予安乐死。

或许，有人会从生命神圣论的角度来反驳这类安乐死，因为尽管垂死的病人或像艾琳一样的新生儿患者，他们仍有生命，应该竭尽全力的使他们活的更久，哪怕只有一天，哪怕是用先进的医疗器材维持他们的心跳。但是，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质量、有价值、有意义、有尊严。仅靠先进的医疗手段延长痛苦的生命或维持失去社会属性的躯体生存，“那么生命何来神圣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挽救和善待生命，现代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3所以，安乐死是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的。作为人应当有尊严、有价值地生存,否则,延长的不是生命的欢乐,而是痛苦。安乐死是无痛苦的、安详的、有尊严的死亡。

既然选择了给予安乐死，就要让他和其家人舒适的度过这一时期，而应采取合乎道德的方式，“宁养服务“就是一种恰当可行的方式，现在在西方已相当普遍，中国在1988年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宁养服务机构。它是”为照顾垂死病人之安宁院“，对生命临终病人及其家属进行生活护理，医疗护理，心理护理，社会服务等的关怀照顾，是现代社会一种强调身——心——灵的全人，全家，全社会，以及全程的全方位医疗方式。其目的是为临终者及家属提供心理及灵性上的支持照顾，使临终者达到最佳的生活质量，并使家属顺利渡过与亲人分离的悲伤时刻。罗秉祥指出：正如大自然有春夏秋冬四季，人生也有幼壮老衰四个阶段。死亡过程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既不应该人工地把死亡过程拖长，也不应该人工地把死亡过程消除，使人死的越快越好。死亡过程是人生旅途中最后一段路，是整全人生的一部分，也可以发出人生的光辉。这种接近自然主义的观点，可以在《庄子·至乐》中找到共鸣。2我引用这句话来说明我们应接受死亡的过程，把它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就是推行“宁养服务”。

大家可以发现以上讲的有关生命质素本来就低的安乐死问题，还有一种安乐死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的反响，即生命的质素还很高，但自以为很低的当事人的安乐死问题。比如：1991年9月28日，包雪尔女士在家中接受了安乐死，这个案例震惊世界，因为她身体健康完全正常。她因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而离婚；她有两个儿子，一个20岁自杀，一个20岁死于肺癌。于是在重重打击下她长期抑郁，虽有去看精神科医师，但却拒绝他的治疗，而表示只想寻死，与其痛苦生，不如安乐死。还有就是有关“尊严死”的案例，例如：大小便失禁的病人请求安乐死；患有乳腺癌的患者请求安乐死等等。于是，人们就争论：医生到底因不应该给予她安乐死？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引用儒家的一些语录。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从这句话中，可以明白儒家是对尊严死持肯定态度的，这与近代生命伦理学所提倡的尊严死是有共鸣的。而现在中国的医生都秉持这样一个观念：医生的职责是维护人的生命，而不应帮助

病人安乐死（仁慈助死）。但是，生命权和人格尊严权是公民两项最重的权利，生命权的主体只能是公民个人，不能是国家或者其他人。生命权的内容只包括公民的生物性存在，不能对生命权的内容作任意扩大。人格尊严权是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不能把人格尊严看作是生命权的内容。生命权是我国宪法隐含的一项基本权利。既然国家公权力可以剥夺公民的生命，那么国家无权限制公民放弃自己生命权。4所以，我认为：对于上面一类求安乐死的做法，是符合法律与道义的，对于那些协助病人的医生，不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或者法律上的处罚。

当然，安乐死对病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由病人（除无意识的患者）来评价和自主决定、自主选择。也只有自觉自愿的安乐死才是符合伦理的。

引用文献：

1,.（美国）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刘莘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2.（中）刘刚 《安乐死与生命的尊严:国外安乐死研究的新理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3（中）罗秉祥, 陈强立, 张颖《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哲学思考》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中）韩玉霞 《由生命权论安乐死之合法化》 山东大学，2006

注：因水平有限或价值观不同，文中笔者的观点可能欠妥，请指正。

第四篇：由当代大学生考研现状引发的思考

由当代大学生考研现状引发的思考

摘要:当今世界，知识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近几年全国报考研究生的人数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不管是因为顺应时代潮流，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占领教育体系的高端，还是为了实现个人梦想、缓解就业压力，大多数大学生都会在本科阶段决定参加到考研大军中来。关键词：大学生考研考研热

引言

近几年来，社会对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考研风”席卷中国大江南北各大高校，“考研热”持续升温。绝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考研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至今，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与科技文化事业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为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逐年加大，普通高校的招生扩招幅度逐年增加，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就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那些高、精、尖的技术则需要大量高学历的技术人才来开发。此外，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迅速增加也造成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这样，由于大学教育的逐步发展所造成的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社会就业形势严峻所产生的压力以及知识经济时代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都将促使人们去追求高学历。

由此可见，大学生“考研热”的确是一种需要引起普遍关注的教育现象，也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

Ⅰ“考研热”出现的原因

（1）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的重视

研究生教育是立足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肩负着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重任，是我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可以说，国家对研究生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

（2）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增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对于大学本科毕业生来说，如果不继续深造，不成为高素质、创造性专门人才，就不能满足知识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就会时刻有危机感和落伍感。如果经过研究生阶段的深入、系统的学习，获得研究生学历，就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的天平上增加砝码。

（3）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和待遇的提高

为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国家也加大了研究生培养的力度。从1999年以来的不断扩招，也为本科生提供了更多深造的机会。因此对广大应届本科毕业生来说，考取研究生并非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通过申请各种类型的奖学金和勤工助学等形式，也基本上能够缓解经济上的困难，这为顺利完成学业创造了条件。

（4）在校大学生拥有非常有利的考研条件

相对在职人员来说，在校大学生拥有有利的学习环境：他们有专门老师进行指导，并有机会参加考前培训；有学校领导的支持，包括专业设置、调整、课时安排等；没有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有充足的学习时间和精力；考研同学间彼此帮助、鼓励和竞争，有良好的学习氛围。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是在校大学生独享、而在职考研者所无法具备的。

（5）严峻的就业形势

我国高等教育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高等人才的数量大大增加。过去政府机关和大型国有企业单位长期以来是接收大学本科生的主渠道。但近几年来，政府机构大幅度精简，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裁员增效，对毕业生的吸纳量逐年减少。再加上，从2000届毕业生开始，由毕业派遣证改为毕业报到证，这无疑进一步将毕业生推向了市场，增加了大学生就业难度。对此，一部分大学生只好选择考研这种途径延缓进入就业市场。

（6）有利于个人发展

社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级专业人才，因此，不提高水平，没有真才实学，就会落伍，甚至会被淘汰。面临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挑战，许多大学生深感没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用的专业技能以及较高的学历，难以成为复合型人才，故而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和认识，大学生成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新一轮“读书成材热”逐渐兴起。大学生们认为读研究生可以多学知识，更有利于个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7）可以重新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

有很多大学生在上本科时由于对各种专业的认识非常有限，造成很多学生认为现实中的专业和他们当初的认识完全不一样，因此也有

一部分学生是因为考研可以使自己有机会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而选择考研。

综合以上这些因素，大学生根据自身的经验与体会进行推理和判断，权衡利弊，最后就形成了考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的认知，因此就出现了“考研热”的现象。

Ⅱ“考研热”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考研已经成为当今大多数大学生的第一选择，而且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各种具有更高知识储备的人才，“考研热”的出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是在“考研热”出现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大学生和相关部门对此认识不清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1）考研是为学位而不是为学问。有些人把考研仅仅作为个人命运的赌注，当做“敲门砖”。由于考研目的不明确、不端正，导致考研虽“热”学术却“冷”，随着考研人数和录取名额的增多却未能水涨船高的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层次。

（2）大学里考研成风，不少考研者缺课、逃课现象严重，组织纪律涣散、敷衍课程、学业偏废，导致本科教学质量下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尤其直接影响到大

三、大四的正常教学和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的完成，进而影响到大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

（3）“考研热”带来研究生培养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研究生培养规模快速增长，但研究生培养条件和培养制度的改善却未能跟上，研究生教育和管理滞后，科研经费不足，学习生活条件较差的状况比较严重，课程设置存在着与现实脱节的现象，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

（4）热门专业趋之若鹜，冷门专业乏人问津，造成人才的失衡。许多研究生毕业后并不能人尽其才，人才高消费加剧供需矛盾，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许多人尽管拿到了学位，但创新能力不强，社会适应性差，有的还学非所用，总之是偏离了国家培养研究生的目的，甚至也违背了他们自己当年考研的初衷。

（5）部分考研学生认为准备时间越长越好。在大学校园里，从来就不乏这样一群人：他们信念坚定，一定要考上研究生!因此这些学生早早就开始准备，从刚进入大三，大二甚至大一就开始未雨绸缪了。他们认为，考研准备越早，时间越长，胜算就越大。其实，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准备时间越长，既容易越早进入疲劳期，又不利于知识的扩充。充分、高效的考研复习与准备时间的长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正所谓“效率就是生命”，在最短时间内最高效率的完成学习任务，本身就是学习效率的一种体现。相反，长时间的准备会导致过早的进入疲劳期，而到了考前的11、12月份，若正处于疲劳期或恢复期，那么之前的努力就要大打折扣了。

综上所述，首先，大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考研动机，与家庭成员协商好，取得家庭的全面支持，处理好考研与就业的关系，提高承压能力。其次，教育者在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知识的传授，还要重视其思想道德的教育，培养他们务实、勤奋、吃苦耐劳的精神，协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学习动机，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择业观。最后，希望我们考研的学子们都能够梦想

成真！

参考文献:【1】窦震海.考研VS就业——浅析当前大学生的考研误区

【J】.中国大学生就业.2007.【2】王友华.浅析“考研热”及其社会正反功能【J】.高校教育研究.2004.

第五篇：浅谈由钓鱼岛事件引发的理性爱国问题

浅谈由钓鱼岛事件引发的理性爱国问题 钓鱼岛问题日趋严峻，争端不断，由钓鱼岛事件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问题成为每个国民应该关注、了解、思考的事情。首先，毫无疑问，钓鱼岛是中国的，日本为争夺钓鱼岛而采取的种种政策是可笑的。

日本右翼势力前段时间曾提出购岛的荒谬言论，而在该言论抛出后，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各地进行反日游行活动。而在国民激亢的情绪下，导致一些民众对日本过于排斥，行为反应过于激烈，做出违法、有伤国民尊严与民族尊严的事；还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借此机会煽动、进行打砸抢等活动。这严重影响了各地的治安，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

由此我们看到理性爱国的重要性，理性爱国思想潮流应该深入每个爱国人士的心中。然而何谓理性爱国？我想应该是在不触犯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坚定维护我国国家尊严与主权，适当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

要做到理性爱国首先要看清当前局势，就钓鱼岛事件来看，日本目前在该问题上的形势已越来越差，钓鱼岛回归是必然的。一方面，伴随着我国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的服役，我国在海战上的能力加强，威胁增大。但这并不能对日本产生根本的压制与震慑，日本海战能力无疑是不容小觑的，在反潜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海军战舰编队已非常成熟。近段时间日本曾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试图制约我国的海上力量，为我国制造压力，然而我国海军反舰能力突出，在战争上胜率更大，这种演习对我国造成不了有效威胁。另一方面，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愈加强硬，11月15日我国科考船在钓鱼岛附近进行海洋调查，日方通过无线电向中国科考船发出停止调查的信息，但中方无回应。我相信日本在面对强硬的中国时将会越来越力不从心。第三方面，美国在奥巴马连任后称今后将不得不面对钓鱼岛问题，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而我国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将正式上任；日本方面，野田一派已摇摇欲坠，新的首相不出意外也将上任。可以说三方都迎来新的格局，形式依旧严峻，但我个人认为为了今后各方的发展与合作，钓鱼岛事件将会以回归中国的方式平息。

在看清当前局势后，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杞人忧天是不可取的，解决钓鱼岛问题无法靠群众的激亢行为而得到解决，不能因为他人煽动性的话而做出违法的事，即使出发点是为了爱国。据息很多打砸抢的带头人是日本留学生，他们企图趁机扰乱我国治安，为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添油加醋。所以正确认识钓鱼岛事件，做到理性爱国是我们每个爱国人士应该做到的。其实适当的示威游行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以满腔热血维护国家尊严与主权，我并不反对抵制日货的行为，但要做就正大光明的做，砸日车砸日店只能降低自己的尊严、民族的尊严。我们要把爱国的热情用到发展自身产业上去，抵制日货最好的方式归根结底是自主创新、发展我国自身相关产业，以此彻底无需依赖日本产品。

理性爱国思潮必将深入人心，尤其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我们要将爱国情怀投到生活和学习中去，充分壮大我国自身力量才是当务之急，亦是爱国的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