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之我见[共5篇]

第一篇：三农问题之我见

三农问题之我见

刘邦民 82101162366 中国是一个长期以农为本的文明古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中居于无比重要的地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人口结构构成主要是农民。孙中山及中共早期领导人把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攻方向放在城市，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或城市工人身上，结果都归于失败。毛泽东则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80%以上，并指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根据地，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发动、组织、武装农民，是中国农民真正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支生力军。

在中国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农民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农民问题十余会者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而与此同时，新浪网与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联合举行的“你认为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个群体？”的在线调查中，三农问题竟占到近40%的比重，远远超出下岗工人等其他弱势群体。而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更是在向我们表明着三农问题的严峻性。2000年中国的城乡差距比例达到2.79:1，达全世界之最；农民的收入只增长2%，比GDP增长速度少了5个百分点。

什么是 “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农民、农村和农业的总称。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在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形象比喻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却像非洲；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并衍生出了很多社会问题，从而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这是关系到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为什么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中国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三农问题呢？首先，中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人口基数本身就非常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不断地在增长。而中国主要人口就是农民阶级，但是客观可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工程住房用地不断增加，农民逐渐失去生存所依赖的土地，没有经济来源，只好向城镇转移，逐渐出现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收入1.2亿计，一就有近三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劳动力过剩问题。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三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如果解决不好，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断增多，犯罪率就很可能上升，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农民和耕地的减少还会导致粮食危机，物价上涨，从我们身边水果、蔬菜价格持续攀升后居高不下就不难看到。其次，在现代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民的守旧思想和跟随时代发展的节奏是比较缓慢的。城乡差距在不断拉大，由于环境、文化理念、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原因，两种区域之间有明显的差异，无形中存在阶层心理隔膜。想要扭转这一局面势必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进化”和“适应”过程，还有土地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的不断更新与建立。有一种观点认为问题原因和整个国家架构方面有关系。他们认为，自建国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就使中国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一边是享受种种特别福利的城市，另一边则是被遗忘的广大农村。正是这种二元结构的城乡壁垒舒服农村的发展，导致农民的二等公民身份，最终让整个农民陷入一种 “锁入效应”。正如以高喊“农民真穷，农民真苦，农民真危险”的高昌平先生所说“而解决的对策就是破除城乡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最后，就是现代化社会中，科技用于农业的比例尚不足。农业科技尚需发展完善。

十八大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党中央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的新方针新要求，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政府减免农业税、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和资金科技的投入、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效的流动，这些措施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但是在农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尚需完善。

综上分析，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首先是在思想观念上重视农民、农村、农业。农民自身就要树立主体意识，增强国家主人翁观念，建构接受现代化观念、学习现代化科技知识。全社会都应认识到农民是中国历史创造的主体，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创造主体，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考虑农民的利益和价值需要。依靠广大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关系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局。所以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农民的现代化需要农民的自我教育和政府引导、粗糙和提升相结合，同时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第二篇：三农问题之我见（模版）

三农问题之我见

摘要：“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2000年初，湖北省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一直都是社会的焦点，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国民的素质，社会的稳定，及国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三农问题、产生原因、看法与分析、解决办法一、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

1.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这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

2.土地资源不足，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中国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因而农民得到的土地很少，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没有土地，所以在农村种就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

3.资金投入少。农民由于收入少，增收难，就越来越少的投入资金在农业上；国家虽然拨发了大量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但大部分都用于二﹑三产业，因此在农业和农村上的投入很少，缺乏强劲的经济后盾。

4.农民的素质普遍较低。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需要高科技的支撑，农业也一样，但很多农民由于素质低，缺乏知识，不能掌握高科技术，不能将其转化为生产力。

5.农民的负担重。虽然国家推行农业税，要求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一些地方政府还是压榨农民，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使农民的收入减少，这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6.农业产业化程度低，这是引发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并没有完全形成规模的经济。

二、三农问题的分析

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三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2]。

(一)农业政策问题。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3]，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

(二)农民负担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就要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大扶持力度，调整投入结构，建立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保护，物质上投入，生产上服务。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4]；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进一

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

(三)农民民主权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5]，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深入研究“三农”问题，便不能不触及农村土地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土地产权关系界限模糊。二是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没能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功能。三是土地有偿流转受到诸多限制[6]。

总的来说，现有土地制度无论从产权界定还是从流转经营上都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却不能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大的空间，解决不好农民进一步致富问题，从而制约了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7]，如何对现有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实现形式，赋予农民作为产权主体的应有权利。近年来有些地方探讨实行的“土地股份制”不失为一种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形式下实现农民土地权益分享的有益尝试[8]。

其次，进一步放宽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流转权，促进土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承认土地承包权带来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是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基础[9]。

然后，要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建立农民生活保障机制结合起来。在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探索一种土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民社会保障有机结合的机制，以消除农民后顾之忧，促进土地流转[10]。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这是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大新思路”。以工代农，以城促乡，把中国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

（二）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农民收入。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依靠科技，建立现代化农业。

（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走城镇化道路。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应大力倡导发展乡镇企业，走城镇化道路，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农村剩余劳动向制造业﹑服务业和城镇转移，来减少农业人口，对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村问题及扩大城乡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我国现阶段，土地政策是平衡农民的一个重要工具，政府也规定各地方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产

权制度改革既要坚持土地公有制，又要明晰土地产权，正确对待城乡土地制度“二元”结构。把土地的所有权归属于集体，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这不仅有利于防止地方政府滥用土地发展城市经济，也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结语。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参考文献

[1]屈砖，段晓梅．“三农”问题的法律思考[J]．特区经济，2006(3)

[2] 汪青松．“三农”问题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经济法律关系重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3] 列瑛．控制失败的可诉性研究[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4] 陈乃新．宏观调控决策行为的可诉性研究[J]．企业家天地，2007(6)

[5] 刘剑文．扬君佐．关于宏观调控的经济法问题[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1)

[6] 中国财政年鉴[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2001．

[7] 林教走．“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8] 潘盛洲．农业保护政策的比较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1998(5)．

[9] 孔样教．国外的农业保护政策考察茂其对中国的启示[J]．长自学刊，2000(6)．

[10]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第三篇：浅析三农问题

浅析三农问题

摘要

2000年初，湖北省党委书记李吕平向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中共中央2003年底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迄今为止，说三农问题一直是社会的焦点，并逐渐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国民素质，社会稳定，及国家经济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实施了很多有效的政策，在政府，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三农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关键词：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解决措施、政策分析、成效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三农”问题记者提问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三农问题的含义

（一）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是指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因此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规模经济，目前还存在着部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导致了农村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两极分化明显。

（三）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其一：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等问题。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其二：减负问题，自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民的负担大大的减轻了，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二、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现状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后还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见三农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所谓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国家安。中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一定要处理好三农问题，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积极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粮食生产

采用机械化作业，可大大提高作业效率。农业机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彻底改变，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况。同时，也加强了国内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转化效率, 引导消费结构调整, 适当进口弥补不足，有利于确保我国国家粮食安全。

（二）提高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户经营规模狭小、要素基础薄弱、区域与产业差异显著、大国效应突出的特殊背景出发, 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农民务农收入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战略目标, 提供先进的农业装备为保护性耕作技术、化肥深施技术、节水灌溉技术、高效施药技术等提供技术保障，以保证农时，减少土地的空闲时间，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强土地质量基础、物质装备水平、农业科技支撑、农民经营能力和政府支持体系为战略措施, 推进我国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进入世界农业发展的先进行列。

（三）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进一步扩大农民增收的政策空间，加大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力度，扩大良种补贴品种、范围和额度，增加大型农业机具更新购置补贴资金等，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各级各项工作都要围绕农民增收这个中心展开，把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物质文化水平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基层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四）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用工业化模式经营农业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对接的最佳选择。通过农业产业化可将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联成一体，多层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使农民同时获得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收益。

我们应当看到, 我国农业所面临挑战的形势是很严峻的, 农业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目前的世界短缺形势和国内供求压力, 也提供了一个农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凡是农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也就是农业发展的重大契机。我们要抓住契机,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进我国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使得我国农业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第四篇：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2013-07-06 11:09 热心网友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这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切实解决好。

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继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的实施意见，认真兑现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和购买农机给予一定比例投入等政策，补助资金要足额及时到位，绝不能滞留或挪用。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升，群众反映强烈，经委、物价、工商等部门要尽快采取措施，调控平抑。

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

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坚持以省内基本自求平衡为目标，按照保护耕地、增加投入、调整结构、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思路，安排好明年的粮食生产，确保面积不减少，单产、总产增加。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也是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要大力培育经营实体和龙头加工企业，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广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和农户联结的模式，发展农牧产品深度加工，发挥规模效益。

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前要针对大宗农产品运销困难的问题，积极组织引导运销大户和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多渠道开拓市场、寻找销路。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我省农村贫困人口量大面宽，扶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努力实现今年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使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要加快调整贫困地区的经济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支柱产业，积极稳妥地推进生态移民。总结推广整村、整乡推进的经验，强化责任制。完善扶贫投入机制，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切实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要坚持开展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引导、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工作。

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五是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前要集中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坚持兴修梯田，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实施“六小”工程和农民住房改造。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和“三北”四期工程，巩固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成果，推进退牧还草试点工程。要完善健全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投资效益。要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优势产业和重点产品，抓好项目的论证、建设和储备工作。

第五篇：关于三农问题

三农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一、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放松法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二、农村问题

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旧村改造问题。在当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下，多少不规范的所谓“改造之举”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其中集体土地被非法买卖是一大问题。而这背后又是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农村以土地广阔，发展宽阔而著称。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谈发展？即使是发展了，农民也是同样没发展，相反而是在旧村改造中被抹杀掉，农民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处理农村土地的时候，多少的不规范行动在众怒睽睽之下被鄙视，而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当今社会的飞

速发展，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小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改造，我们是不是还能这样空喊口号而为之呢？政府应当派专人组成考察团队，落实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才行。还有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对农村土地征用办法进行公布，防止不法利益集团钻空子。旧村改造也要做出明确规定，对于侵占宅基地的要做出具体补偿办法，建立必要的服务设施。

当然农村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它遍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养老医疗问题和幼儿教育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等等的不规范需要我们去重视，去改正。

三、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参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与资金的投入密切相关，但是近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农业产业本身的体制问题也影响金融资本向其流动，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加上基础设施差，难于容纳较多的金融资金。

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只能容纳少量的小额农贷资金。

一是这种经营方式农户的资产较少，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

二是这种经营方式限制高效农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农民不需要较多的贷款。

因此，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还有不少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的问题较多，加上当地的金融风险较大的影响，目前还出现支付的困难，没有钱支农；

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农，资金闲置；

三是有的农信社实际上办成了商业银行，在城市里与商业银行争存款，争贷款，不愿支农。

四、三农问题的根源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产业的天然弱质性

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二)生产资料的弱质性

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三)劳动主体的弱质性

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

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都是乡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雇员，与农民没有利益关系。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问题，有的地区甚至抗拒科学技术的推广，更谈不上新的思想、观念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劳动者素质都没有从事农业的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

(四)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

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五)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

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机构不减人反增人。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例，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义务教育投资、基层官员政绩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风、行贿风等等。20世纪末的10年,在农村基本上是横征暴敛的10年。第四是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的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在社会二元结构中，呈现出城市居民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而农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除保护价一项外）社会福利。打工是盲流，春运加价，克扣农民工工资，大城市设计许多限制外来工的壁垒等。农民在城镇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词。

五、如何解决

三农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网上键入“三农问题”搜索，有简体中文网站和网页17000项，三农问题研究已十分深入。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地域广，东西跨越5个时区，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差别大，东、中、西部经济条件悬殊，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最优方案，靠一个“一号文件”解决农村所有问题。这里，笔者提供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农村地区的一揽子改革思路。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党的16大确定的方针政策，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经历程，是社会人口空间布局变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规律。任何人为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设计都是对规律的违背。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现，谁能阻挡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后是经济规律（比较效益）在起作用，与台商到大陆投资原理一样。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行为，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在人口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关人口、人才流动的壁垒，给外资、内资企业，国营、民营企业，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首先，取消户籍管制为户籍登记制，变“要不要给你城市户口”为“我愿不愿”登记为城市户口，把权力交给人民自决。同时，把户口与身份证（变更登记身份证以旧换新）、保险、纳税、银行帐号捆绑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与临时工称谓，一律称雇员（公务员本质也是雇员），实行岗位工资制。其次，社会组织分成四大类，军事单位、行政单位（含党、政、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政府只管军事和行政单位的收与支，全额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定员定编；事业和企业单位全权交由市场调节，事业单位财政补贴法制化。最后，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个体户，外国人、中国人，城里人、农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实行国民待遇，除法律规定特殊优惠外，所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执行一个标准，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中国目前的共识是限制特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这是错误的，我国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亿，2013年是劳动力最高峰为10亿，后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来，就业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按最低标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亿，60%就是9.6亿，70%就是11.2亿，2020年小康目标，取中间值（8—11亿）9.5亿人口计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亿，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总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计算有5.92亿，取二者平均值是5.33亿。这样2020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亿，也就是说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有50个以上，现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万，还不够。然而，我国号称1000万的特大城市没有一个城区人口达到800万，都包括郊区农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来单位成本高，但承载人口多，其实是最节俭的人口居住途径。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中国干任何与人口有关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拿出世界第一的胆识、第一的谋略、第一的举措。但我们不能盲目发展特大城市，如长江以北（除东北外），成昆线以西就不宜发展特大城市，因为水资源不足，现在可以“南水北调”，将来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条路了。因此，50个特大城市只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四块地方可供规划了。其次是引导、诱导、指导问题。所谓引导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农民，进城者必须有一技之长，即大力兴办职业教育；所谓诱导，即城市接收单位应有一定的进入门槛（与目前的限制门槛有本质区别），基本条件不得太高。所谓指导，即告知每一位进城民工，由一个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不是一天的事，有观念与综合素质问题，政府应加强市民教育。目前民工进城打工的负面影响是政府没有做好引导、诱导、指导这三项工作造成的，待国民取下“有色眼镜”看农民工、政府做好“三导”工作，农民变市民不是一件难事。最后就是政府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过程中，必须作好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红头文件”形式来规范。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包括上述规划、“三导”工作，以及取消壁垒和普遍国民待遇等，都应通过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二)农村地区一揽子改革的思路。

就是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基本思路是：

1、在长、珠三角洲、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进行撤消省、自治区建制，设立经济大区试点，经济区属中央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辖县，只管城区和近郊区。国家设立中央、市（州）、县三级财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级行政区划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的主体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干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中央直辖市州一级（州是指地域大且没有中心城市的地区，以及为实行民族自治而专设的一级行政建制）。从而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城市工业现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级行政区划，从经济发展实体来看，既有城市、农村，地域又大了，从经济发展区划来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级机构运行50多年，机构太庞大，改革起来难度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把省级机构的权力一分为二：规划、协调与司法权、农村管理权给大行政区；城市经济运行与管理权交给市。有利于新型市场经济制度设计，节约经费用于发展城市建设。其三，省级作为地方政府，除外交外，与国家职能基本相同，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固，也不利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明确。其四，农村管理的实体应为县一级，农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区、县三级管理，以县为主；城市形成中央、市两级管理，以市为主。市县两类地方政府，一个管城市，一个管农村，职责明确，经济发展主体清晰，有利于小康目标的实现。其五，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区已形成三个城市群（长江中下游平原具备建特大城市的品质，农业发达），省建制已成掣肘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现实，通过试点，探索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2、撤销县级市建制，恢复县建制，精简县级（含城市郊区）财政供养人员（含垂直系统），撤销乡镇建制，取消农业税。其理由有：其一，彻底斩断向农民乱收费的根源，庞大的乡镇级机构，在土地承包到户的条件下，没有存在的意义。其二，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中国都是“皇权不下县”，乡镇级设立政府机构，势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宪法明确规定村民自治，自治单位何需政府事无巨细全权管理？其四，乡镇机构是由区公所演变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变而来的，设立区公所即是上层建筑恢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其五，农业税已经征收5000年，农业产业已成为弱质产业，美欧都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我们对农业不补反征，特产税只能按实际外销金额据实征收，取消农业税，以利于养育农业，发展、引导非粮产业。其六，县级市经济规模小，城市规模小，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非是一个大一点的县城，市建制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倒不如把县城经济作为一个城乡结合点，带动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来经营运作。

3、选派大批青年（含优秀大学毕业生）干部，长驻村、镇帮助农村奔小康，长期与农民“三同”，不达小康不归队。其理由有：其一，整体小康目标，农村是难点和重点，没有党和政府的引导、诱导和指导，很难突破。其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弱质状态，没有党的强有力领导，现状难以改变。其三，农村产业调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理论指导，势必造成浪费和土地抛荒。其四，农民素质的弱质性与朴素的爱党、爱国情结，呼唤着党和政府的代表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干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最底层，在实践中摔打，培养出新一代的既懂现代科学知识，又深知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的社会中坚。其五，乡镇机构的撤销，农村党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必要培养锻炼出一批农村新生领导力量。其六，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必然在实践产生，全国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任何模式必须适应客观需要[1]。

(三)金融解决“三农”问题

目前的金融体制对农业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的支持相对来讲严重不足，那么，从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的问题？

（一）要尽快恢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业务，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既想发展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又不想付出代价，这是不现实的，只不过我们如果对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点，减少人为的失误和腐败，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对支持“三农”的政策性投入，国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国家的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以及时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风险，不要让风险积聚过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加大支农力度。一些农业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后，商业金融要及时给予配套资金。对于长期只存不贷或达不到存贷比例的商业金融营业网点，要强行退出市场，遏制从农村大量抽走资金的做法。

（三）扶持农村信用社建康发展，提高支农能力。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那些认为农村信用社不是国营的金融机构，就不能享受同样待遇的思想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不了解，其结

果是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出现全国性的金融灾难。

（四）邮政储蓄组织的资金，大部分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反哺“三农”。由于邮政储蓄的存款大部分来自县以下，主要是农村，这部分资金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同时增加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提高其支农能力。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进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适当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这样才能吸纳较多的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小康问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机械化生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二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没有资金投入搞科研，即使有科研机构研究出新的技术，推广也困难；三是难于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现在农民的生产往往是生产出产品找不到市场，虽然有公司加农户这样的模式，但毕竟多了一个环节。当市场出现变化时，要么是公司不讲信用，要么是农户不讲信用；四是不利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难于有稳定的质量和数量的原料来源，一家一户的农户来生产，要么是质量难于保证，要么是数量难于保证。上述的四个问题，都是在市场经济中生产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是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即使金融的改革能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也没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吸纳较多的资金。硬性地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也只是没有多大效益的投入，最终又形成更多的不良资产。因此，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的再承包，使土地集中在懂经营的农业企业家手中，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大生产。农民既得到一定土地承包费，又可以干其他的副业，可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生产率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六、农村改革三步走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农村改革近30年来，我们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我们建立起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我们开辟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途径；从2006年开始。进入到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三步改革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失时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是历史关节点上巩固改革发展成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首要任务。

七、其它信息

【三农】元《事林广纪》载：三农为“山农、泽农、平地农”。这里的山农当指猎户，泽农指渔夫，平地农才是现在所指的农民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