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三农问题（共5篇）

第一篇：新时期三农问题

新时期三农问题研究

一、什么是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我党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引入正式工作报告，并随之迅速成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也有众多的方法，文章从产业经济管理的角度探讨其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影响及作用。

农民：是指中国共产党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后,与城市居民形成对称的二元国民的弱势群体。

农业：是指以土地、水面、草场、山林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群的总称。与其它产业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其生产过程受自然资源制约，具有天然的弱质性。二是产业链条中断，农业只指其中间的生产环节，产前、产后环节则不属农业范畴。它是二、三次产业的基础产业，居民生存的原产业，农民的主产业。

农村：是指人口集居的城市的城区以外的广大国土地域。即人口集居远低于城镇的乡村，国土承载的公共产品价值量极低的地域。二、三农现状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尤其从07年中央一号文件，农业税、特产税的减免可谓大快农民心，在“三农”问题上取得了突破。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农村问题：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我国农地制度的产权模糊造成了“交易成本”过高，从而阻碍了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组合，造成了我国农村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的制度障碍之一。因此，农地制度创新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产业的发展历程说明了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学者从中归结出三农问题的根源，主要表现撒在产业的天然弱质性、生产资料的弱质性、劳动主体的弱质性及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对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现状进行详细的剖析，主要表现为三大难题：一是城乡差距大，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滞后；二是农民负担沉重，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明显差别，且贫困人口过多，生产生活仍十分困难。三是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也存在着与城市的差距，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劳动个体素质欠缺，尚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要改善农村目前的局面，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短城乡之间存在的差距，千方百计地发展农村生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确保农民增收。就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产业经济管理的科学手段，制定高效的政策，缓解农村发展的资源、市场、体制三大制约，本着这一目的，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同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 件。三、十八大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

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系列重要讲话，对做好新形势下“三农”工作，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论断、新举措。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三农”重要论述精神，要特别注重运用论述中体现出来的科学的思维方法，从战略层面、底线把握、系统角度、创新要求等方面来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增强“三农”工作本领，推动“三农”事业科学发展。

（一）、用战略思维把握国情大势

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有战略思维，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从定国安邦的高度认识粮食安全问题。总书记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放松。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并明确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认识农民增收问题。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民增收问题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难点问题，也是关键性的战略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增收是全面小康的基础，没有农民增收的实现，中国梦也是不完整、不稳固的。

当前，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还面临着种种挑战，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难度大，工资性收入增长困难多，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难。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把“千方百计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加”置于“三农”中心工作进行战略定位，推动形成更加有利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不断巩固和完善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从建设美丽中国的高度认识农业资源和环境问题。总书记强调，即使将来城镇化水平到了70%，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搞新农村建设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

近些年农业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投入品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剧等挑战依旧严峻。在某种意义上，资源消耗型、增长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透支了明天的农业发展能力。

（二）、用底线思维观察事物变化

总书记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着眼保护生产发展的基础，要求把住十八亿亩耕地这条底线。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

耕地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

着眼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要求把住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条底线。总书记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家庭经营关键是要有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承包地不断调来调去，就很难让农民爱惜土地、养护土地。只有农民有了长期自主经营的土地，才能有稳定的经营预期和长远的经营打算，才能放心地在土地上谋发展、增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农业才能持续稳定发展。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土地不仅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要通过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让农民对长久承包经营土地心里有底，吃上“定心丸”。

着眼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消费更高水平需求，要求把住农产品质量安全这条底线。让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但由于农业生产方式仍较粗放，市场秩序尚不规范，道德诚信有待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依然存在。为此，要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确保从源头上“产”的安全；要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确保从环节上“管”住安全，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三）、用系统思维审视整体布局

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深入分析系统中的薄弱环节，才能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真正掌握系统性和全局性，落实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四化同步”中，农业现代化是相对薄弱的环节。总书记指出，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千万不要让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掉了队，否则很难支持全面小康这一片天。

“四化”是一个整体系统，“四化同步”在本质上要求“四化”互动。工业化是动力，信息化是灵魂，城镇化是引领，农业现代化是基础。要充分发挥工业化的支持反哺作用，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要发挥城镇化的辐射带动功能，优化发展布局。要发挥信息化的引领提升效应，提高发展质量。

在城乡一体化格局中，农村发展是相对脆弱的板块。总书记指出，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城乡分割、城乡失衡是最大的社会结构性矛盾。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农民是素质和地位相对弱势的群体。总书记强调，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当前，在推进“四化同步”、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

一是土地城镇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乡夹缝的困境。对此，总书记强调，要更多关心关爱农民工，特别是不能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益。二是留乡务农的农民总量仍有富余，高素质劳动者短缺的矛盾凸显。对此，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培养一大批种田能手、农机作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业营销人才、农业经营人才等新型职业农民。

（四）、用创新思维引领实践探索 总书记要求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将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大创新驱动力度上来，不断为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关于“三农”理论创新。总书记对“三农”问题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三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例，农村土地从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承包权“两权分离”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探索是“三农”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实践创新。

关于农业科技创新。总书记强调，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矛盾和问题是科技创新的导向。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关于制度创新。总书记多次提到“三农”工作相关制度创新，涉及到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农业科技、农村社会管理、城乡发展一体化、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谁来种地”等方面。比如，在谈到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时，总书记要求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建立农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真正实现优质优价，以绿色安全来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关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总书记提出，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要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为优先方向。乡镇工作牵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的两头，一头是建设好新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一头是加快农民有序进城、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因此，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关键是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加强基层干部培养，培养一支熟悉农业、熟悉农情、懂得农村、懂得农民的干部队伍。

四、涉及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切入点

1把邓小平思想理论与中国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

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为行动纲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新世纪，“三农”问题仍是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邓小平同志的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农业发展为中心，农民富裕为目的的“三农”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它地区，其它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至此正式提出，也使“三农”问题提到了改革的首要位置。

2.要重视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大幅度提升农民的自身素质。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抓住2007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机遇，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使之与发展农村高中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及全社会高等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层次丰富、全面覆盖的农村教育网络。

要调整公共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逐步增加中小学公共教育经费尤其是在农村的经费支出比重。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决不产生新的文盲、半文盲。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培养新型农民，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应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要把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作为一件大事、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多组织高级农业技术人员下乡活动，讲授先进农业知识，技术，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果。

3、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1）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首先发展现代农业

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农业科技创新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但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着有效供给与需求不足和推广乏力的问题。在分析农业科技成果创新与转化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该从完善农业技术创新制度、推动土地规模经营、改革推广机制、降低风险、增加投入和增加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等几个方面入手,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的能力,促进新农村建设。

（2）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抓项目促发展，发挥生态资源优势，高效利用农业资源，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培育壮大主导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当地优势产业，扩大优质农产品养殖，加强农产品对外贸易磋商，提高我国农业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能力。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农村

4.建立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制定生态文明建设行动纲要，实施一批基础性环境建设工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加快发展都市型现代生态农业、生态友好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产业.。

5.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创新制度。在农村，国家出台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不是每一条每款都是完全适合各地的，他需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实践出一套适用发展的新机制，同时对许多大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从而推动新农村建设。比如，位于北京的最北部山区延庆县，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取得新进展：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通过发展民俗旅游业、便民服务业，搭建公共就业平台，强化就业政策扶持，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和转移就业；通过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确保农村“4050”就业困难人员增收，抓好万人生态就业工程，在建设和谐新农村方面成为全国农村学习的典范。

6、鼓励企业家加入解决三农问题

企业带动是运转农产品产业链的关键，要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应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就要有企业的组织和带动。“公司+农户”中的各种经济合作形式或者组织形式在引导农民走向产业化，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提效益等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龙泉文昌鸡养殖基地的建立並向产业链方向发展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企业在其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7、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的实践经验 ①各国把合作金融作为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国外财政对农村金融的扶植政策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针对这一特点，各国政府制定了一整套扶持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和措施，对公营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和监督，并通过政府的银行、私人银行、农村信贷协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非正式金融组织，贯彻农村金融政策，保障农业信贷资金的投入

②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税收、补贴、担保基金、信贷政策和利率等手段进行调控，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把分散的利益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主体，即区域主体的自治，并支持农业开发项目和农业现代化，才会更好的完成新农村建设。通常采取的方法有税收优惠、利差补贴、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资金、提供担保等等

③从发达国家发展的轨迹分析，工业化与城市化在解决“三农”问题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推动了农业的进步和现代化。一般来说，实现工业化较早，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又相对缺乏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起步往往从生产工具和技术改革上入手，走资本集约或技术集约道路。所以工业化后期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有利于工业反哺农业能力的提高和相关保护政策的实施。其次，伴随着工业化出现的是城市化，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日益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心，也日益成为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的中心，城市化将走上前台成为拉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高效农业与现代工业分别在更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区域内重新整合、分布和集中，劳动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逐步趋向合理。

五、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着力点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跳出“三农”抓“三农”，同时要立足“三农”抓“三农”，其根本路径就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

第一，要把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

深入研究“三农”问题，便不能不触及农村土地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土地产权关系界限模糊。二是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没能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功能。三是土地有偿流转受到诸多限制。

现有土地制度无论从产权界定还是从流转经营上都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却不能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大的空间，解决不好农民进一步致富问题，从而制约了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如何对现有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实现形式，赋予农民作为产权主体的应有权利。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是与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一种现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实行土地私有化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探讨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实现形式，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如何实现其相应的权益。近年来有些地方探讨实行的“土地股份制”不失为一种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形式下实现农民土地权益分享的有益尝试。

其次，进一步放宽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流转权，促进土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承认土地承包权带来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是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基础。因此，应完善有关法规和政策，确定承包期限内允许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通过转包、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入股等方式，促进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动。特别鼓励农民把土地租给企业主，由企业主租赁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产业化运作，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农民也由此变为“地主”，既可以继续留在土地上给企业主打工，成为企业员工，也可以进入城镇从事新的工作，变农民为城镇居民，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对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合理的土地使用价格，将改变乡镇企业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使用农村土地的状况，促进乡镇企业向城镇合理聚集。出让土地经营权获得综合收益如果大于农民的耕作收益，也将对农民出让承包地产生压力和动力，从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集中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

要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建立农民生活保障机制结合起来。对我国广大农村而言，土地仍然是最大的生存保障。如果相应的生活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土地流转便很难得以顺利推进。因此，在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应把农民的生活保障考虑进来，探索一种土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民社会保障有机结合的机制，以消除农民后顾之忧，促进土地流转。

总结：

要把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

“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束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在新阶段的集中反映。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而推进“三化”进程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需要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

六、关于“三农”问题的典型例题

1、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1933年5月12日，（罗斯福）发布农业调整法，强制农民减少耕地面积和牲畜繁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农副产品过剩问题。国家对缩减耕地和降低牲畜繁殖的人进行补贴。后来政府还对各州、各区甚至很多大农场规定农产品的生产定额，对超过国家规定生产定额的产品课以重税。——引自《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分册》材料二（新政）所谓“新”，指的是（美国）抛弃了自1776年以来所确定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通过资本主义经济本身自我调节的基本原则，实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和调节。——引自《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分册》材料三 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引自《列宁选集》卷四材料四 粮食税自然是意味着农民在纳税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余粮的自由也就自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在一个遭受极度破坏和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与调节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有益，而且必要，因为它能立刻促进农业的高涨。

——引自《列宁选集》卷四材料五 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讲：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的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

——引自《邓小平文选》请回答：（1）依据材料一归纳罗斯福新政在农业方面的主要措施，并说明其目的。（2）结合材料二理解罗斯福新政的实质。（3）材料三中列宁的初衷与现实为什么会发生矛盾？（4）材料一和材料四相比，在农业政策上有何异同之处？（5）通过分析材料五，你是如何理解不同制度的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答案：(1)强制农民减少耕地、牲畜,提高农产品价格,国家补贴遵守减缩任务的农户,限定一定范围的农产品生产,重税惩罚超额产品。目的在于使生产消费趋于平衡,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

(2)新政的实质在于以国有化形式尽量避免资产阶级自由企业制度的竞争,以政府的力量全面干预调节经济生活,维护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

(3)列宁的初衷是以上层建筑的力量来改造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中的分配和生产问题,忽视了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本身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经济困难、农民不满、富农叛乱等现实表明必须实行新的政策以解决矛盾。

(4)都主张国家对农业生产和产品分配进行干预或调节,以调动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前者与后者相比,它们在历史条件、目的、具体措施和结果方面迥然不同。

(5)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通过在一定限度内恢复资本主义、发展国民经济是积极的,符合实际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干预方式甚至采取一些貌似过激的措施遏制危机,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也是值得称道的。这说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没有固定不变的经济模式。发展经济,加快发展需要改革。

2、（15分）小岗村、华西村、浙江慈溪是中国农村改革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阅读下列材料：材料

一、（小岗村）全村适龄儿童还没有全部入学，上中学的很少。„„一位30多岁的妇女说：“念上个一两年，也和没念差不多，庄稼人靠劳动吃饭，读不读书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小岗村）同时也出现了与它们经济发展和不适应、很不相称的事情：一是他们在村头盖了个牌楼，花了不少钱。„„二是盖了气派的村公所办公楼。„„农村改革已经快20年了，小岗村至今也不过是停留在兢兢业业地把他们的那几亩地种好的水平上。因此生产结构不合理，多种经营部发展。粮食生产是大幅度增产了，但比较利益低、卖粮难、农民收入低、经济不发达。--摘自《万里与小岗村--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而作》材料

二、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把全国的乡镇企业发展推向高潮。华西村办起了年产30万吨线材厂、30万吨轧钢厂、毛纺厂等20多个大中型企业。年产值一年翻一番，1992年为5.16亿元，1993年超过11亿元。

--摘自周大鸣《农民企业家的文化社会学分析》材料

三、浙江省慈溪市蔬菜开发有限公司创造性地探索并完善了“公司+科技+农户”的经营管理模式，运用订单、合约、参股合作等多种形式，联合当地10多个镇和周边10余个县的2万多农户，建立了总面积20余万亩次的紧密型、半紧密型和松散型蔬菜基地，„„较好的解决了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使每亩土地的产值和利润比传统单一结构增长2-4倍，基本实现了“投资少、见效快、覆盖广、两头富”的初始目标，成功地将千百万农户与千百万消费者进行了高效有序的链接。

--据人民网2006年12月25日回答：⑴依据材料，概括小岗村、华西村、浙江慈溪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6分）小岗村：单一经营，发展速度缓慢。（2分）华西村：重视发展乡镇企业。（2分）浙江慈溪：发展现代农业。（2分）⑵依据材料，分析小岗村、华西村、浙江慈溪经济发展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9分）启示：要重视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要讲求实际，不搞形式主义；要面向市场，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农业科技创新；重视经营管理模式创新；„„（每点2分，最高不超过8分。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3、我国现在已取消农业税，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而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中国和前苏联的工业化的资金支持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靠对外掠夺，农业的高积累支持工业发展更是不可避免。结合史实说明前苏联在建国初期，中国在过渡时期，农村经济是如何服从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在这期间前苏联出现了哪些问题？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答案：（1）苏联在建国初期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国在过渡时期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忽视农业的发展。（2）问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对经济的破坏性特别大，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过分重视重工业发展，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操之过急。（3）启示：农业政策的制定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农业的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农业的发展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等。

4、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人类跨入新世纪之初，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时，一项重大而深远的战略举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神州大地稳步推进。建设新农村，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种福音，对中国农村来说是重大变革，对中国农业则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1）材料一反映了我国古代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的理想是什么？（2分）政治上摆脱压迫奴役，经济上男耕女织、自给自足。（2分）材料二 1958年10月28日，山东范县县委书记作报告：“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2）材料二中农民向往的“新乐园”在当时是指什么？简要分析它出现的原因。（5分）新乐园：人民公社。（1分）原因：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出，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和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迅速发展。（4分）材料三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3）材料三反映了我国怎样的一种经济体制？对我国农村经济建设产生了什么影响？经济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分）影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雇了农村生产力，（2分）使农民逐步富裕起来。（1分）

5、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到1958年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右图反映1958年河北怀来人民公社社员吃“大锅饭”的情景。材料二 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上，地方政府把近20种乡村公共事业的建设项目交给农民自主开发，如修建桥梁、村级公路等。1971年，韩国全国80%以上的农舍都是茅草屋。为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政府采取了“政府出大头、地方出中头、农民出小头”的建房政策，即中央政府出建房资金的55%，地方政府出30%，每家农户出15%的方式，国家向农户贷款帮助建房。“新村运动”开始后，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在全国推广水稻高产品种，使韩国稻米产量大幅提高，农民收入也随之攀升。韩国在大力推进“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培养勤勉、自助协作精神。材料三 在圈地运动开始的最初时期，失地进城农民被简单地看成流浪汉和“懒汉”，英国统治阶级通过“血腥立法”，加以严惩。

--李世安《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历史考察》材料四 二战以后，为安置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合作事业，拉长产业链，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日本政府采取措施促进非农产业向农村地区扩散；鼓励劳动力由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就地转移。

--《日本经验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途径》请回答：（1）依据材料一分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特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果如何？（5分）（2）依据材料二分析韩国“新村运动”建设的重点工作有哪些？（4分）（3）依据材料三、四，比较英、日两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不同特点。（4分）（4）上述材料对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有何启示？（2分）答案要点：（1）特点：由许多农业合作社联合组成；全国农户普遍参加；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刮起共产风）；集体生活（吃食堂）（4分）后果：挫伤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因素之一。（1分）（2）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高农民收入；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4分）（3）英国主要通过暴力和强制方式，日本采取温和的政策引导；（2分）

英国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城市，日本则注重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2分）（4）从实际出发，农村生产关系调整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科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安置劳动力。（2分，答到两点即可）

6、假如你是一个导游员，陪同一个外国旅游团到安徽凤阳农村考察，外国友人请你介绍1953-1956年、1958-1964年、1966-1976年、1978年以来凤阳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并简要分析1978年以来发生变化的原因，你准备怎样介绍呢？ 参考答案：①1953-1956年，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农业合作社，农村土地所有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②1958-1964年，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各地纷纷组建人民公社，浮夸风泛滥，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③1966-1976年，是十年“文革”时期，农村经济遭严重破坏，农民四处逃荒要饭。

④1978年至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农村经济走向繁荣。

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和政府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7、根据中共八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分析这两次会议的正确决策在贯彻过程中的不同结果及其主要原因。(1)“八大”背景：①借鉴苏联教训，总结了“十大关系”，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②三大改造完成，国家经济结构和国内主要矛盾已发生根本变化。③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已颁布，社会主义制度已建立，全国人民面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任务。（2）十一届三中全会背景：①长期的“左”的错误和十年浩劫，全国经济陷入困境，必须尽快改革。②文革虽已结束，但“左”的思想政策仍在继续推行，必须拨乱反正。③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禁锢开始被冲破。（3）不同结果：“八大”的正确决策很快被从理论上修改，“左”倾错误随之迅猛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决策得以全面落实，并形成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4)主要原因：①五六十年代，中共党内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十分严重，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能够推行；八九十年代，中共吸取教训，纠正错误，重新确立正确思想路线。②新中国几十年的建设经验和教训，提高了全国人民辨别是非的能力。③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阔了党和人民的眼界，坚定了以济建设为中心的信念。

第二篇：浅析三农问题

浅析三农问题

摘要

2000年初，湖北省党委书记李吕平向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中共中央2003年底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迄今为止，说三农问题一直是社会的焦点，并逐渐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国民素质，社会稳定，及国家经济发展，为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实施了很多有效的政策，在政府，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三农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

关键词：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解决措施、政策分析、成效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三农”问题记者提问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三农问题的含义

（一）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主要是指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因此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规模经济，目前还存在着部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导致了农村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两极分化明显。

（三）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其一：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等问题。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其二：减负问题，自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民的负担大大的减轻了，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二、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现状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后还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见三农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所谓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国家安。中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一定要处理好三农问题，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积极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

（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粮食生产

采用机械化作业，可大大提高作业效率。农业机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彻底改变，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况。同时，也加强了国内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转化效率, 引导消费结构调整, 适当进口弥补不足，有利于确保我国国家粮食安全。

（二）提高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户经营规模狭小、要素基础薄弱、区域与产业差异显著、大国效应突出的特殊背景出发, 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农民务农收入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战略目标, 提供先进的农业装备为保护性耕作技术、化肥深施技术、节水灌溉技术、高效施药技术等提供技术保障，以保证农时，减少土地的空闲时间，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强土地质量基础、物质装备水平、农业科技支撑、农民经营能力和政府支持体系为战略措施, 推进我国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进入世界农业发展的先进行列。

（三）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进一步扩大农民增收的政策空间，加大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力度，扩大良种补贴品种、范围和额度，增加大型农业机具更新购置补贴资金等，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各级各项工作都要围绕农民增收这个中心展开，把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物质文化水平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基层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四）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用工业化模式经营农业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对接的最佳选择。通过农业产业化可将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联成一体，多层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使农民同时获得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收益。

我们应当看到, 我国农业所面临挑战的形势是很严峻的, 农业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目前的世界短缺形势和国内供求压力, 也提供了一个农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凡是农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也就是农业发展的重大契机。我们要抓住契机,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进我国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使得我国农业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第三篇：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2013-07-06 11:09 热心网友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这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切实解决好。

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继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的实施意见，认真兑现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和购买农机给予一定比例投入等政策，补助资金要足额及时到位，绝不能滞留或挪用。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升，群众反映强烈，经委、物价、工商等部门要尽快采取措施，调控平抑。

二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

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坚持以省内基本自求平衡为目标，按照保护耕地、增加投入、调整结构、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思路，安排好明年的粮食生产，确保面积不减少，单产、总产增加。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也是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要大力培育经营实体和龙头加工企业，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广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和农户联结的模式，发展农牧产品深度加工，发挥规模效益。

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前要针对大宗农产品运销困难的问题，积极组织引导运销大户和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多渠道开拓市场、寻找销路。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我省农村贫困人口量大面宽，扶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努力实现今年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使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要加快调整贫困地区的经济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支柱产业，积极稳妥地推进生态移民。总结推广整村、整乡推进的经验，强化责任制。完善扶贫投入机制，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切实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要坚持开展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引导、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工作。

四是要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要把劳务输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战略措施，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

五是要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前要集中抓好农田基本建设，坚持兴修梯田，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实施“六小”工程和农民住房改造。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和“三北”四期工程，巩固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成果，推进退牧还草试点工程。要完善健全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投资效益。要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优势产业和重点产品，抓好项目的论证、建设和储备工作。

第四篇：关于三农问题

三农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一、农业问题

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放松法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二、农村问题

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旧村改造问题。在当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下，多少不规范的所谓“改造之举”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其中集体土地被非法买卖是一大问题。而这背后又是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农村以土地广阔，发展宽阔而著称。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谈发展？即使是发展了，农民也是同样没发展，相反而是在旧村改造中被抹杀掉，农民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处理农村土地的时候，多少的不规范行动在众怒睽睽之下被鄙视，而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当今社会的飞

速发展，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小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改造，我们是不是还能这样空喊口号而为之呢？政府应当派专人组成考察团队，落实农村土地的使用情况，做到心里有数才行。还有就是要强化法律意识，对农村土地征用办法进行公布，防止不法利益集团钻空子。旧村改造也要做出明确规定，对于侵占宅基地的要做出具体补偿办法，建立必要的服务设施。

当然农村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它遍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养老医疗问题和幼儿教育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等等的不规范需要我们去重视，去改正。

三、农民问题

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参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与资金的投入密切相关，但是近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农业产业本身的体制问题也影响金融资本向其流动，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经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加上基础设施差，难于容纳较多的金融资金。

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只能容纳少量的小额农贷资金。

一是这种经营方式农户的资产较少，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

二是这种经营方式限制高效农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农民不需要较多的贷款。

因此，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还有不少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的问题较多，加上当地的金融风险较大的影响，目前还出现支付的困难，没有钱支农；

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农，资金闲置；

三是有的农信社实际上办成了商业银行，在城市里与商业银行争存款，争贷款，不愿支农。

四、三农问题的根源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五点：

(一)产业的天然弱质性

种养业，依赖于当地水、土、日照、气温等天然资源的配置。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天然资源的配置，只能适应，不可能整体改变，只有局部或某一方面改善的可能，如自流灌溉和大棚。具有改善大自然气候的森林和植被，中国实际整体上是破坏，环境在恶化。这是农业的天然弱质性。

(二)生产资料的弱质性

种、养业量的增长，依赖于可耕种土地和草原的面积扩张，从每个农业劳动力占有农地面积的国际比较看：1992—1994年，美国为118.2公顷，加拿大为173.8公顷，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英国为28.2公顷，荷兰为6.4公顷，低收入国家平均也有1.7公顷，而我国仅有1公顷。我国总体上是一个农业资源缺乏的国家，在农业人口直线上升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可耕地上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加之，中国有史以来历次“均贫富”的革命，首先是均田地，必然是小农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即使进入工业化时期，农业机械化投入大、成本高，没有需要，也没有可能成为农业生产主要手段。因此，我国农业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也是弱质的产业。

(三)劳动主体的弱质性

首先,有限的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数失去控制，新中国50年增加8.5亿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加，增加的人口抵消了生产力提升创造的价值，人均可分配的消费品相对减少，用15%的GDP养育70%的人口,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其次，工业化过程,乡村商品流通政府垄断，阻止了农村市场的形成，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消费品市场化程度低，没孕育出市场经济人才与机制，农民不具备闯市场的天资。再次，城市需要的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的筛选，吸纳的都是农村中的精英人才，降低了农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最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普遍文化素质低。据2003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我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城市、县镇和农村之间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比重情况为：具有大专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为20：9：1，受高中教育人口比为4：3：1，受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为0.91：1.01：1，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为0.37：0.55：1。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超过

95%。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67年，1997年~1999年间，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03%。一线农业技术人员的身份都是乡镇“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雇员，与农民没有利益关系。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科学技术，最初非九牛之力不可，由于方法问题，有的地区甚至抗拒科学技术的推广，更谈不上新的思想、观念了。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任何一个产业的劳动者素质都没有从事农业的产业大军的文化科学水平低。

(四)农业组织上的弱质性

几千年以来，社会管理者都没有对农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实质性组织，新中国，“人民公社化”才真正实行农民组织化管理。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又一次“均田地”行为，二轮承包30年不变，是固化小农经济的行为，单纯从组织管理方面看，是一种社会退步（起码是一种制度复归），阻止了现代农业的内生。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利益各异的松散群体进行有效管理。

(五)社会政策造成农村社会整体的弱质性

第一是40年的资源输出。自统购统销，农业生产资料垄断经营，一直到开始按保护价收购农产品止，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40年整体上是农村支援城市，农业向工业输血。第二是30年的人口膨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至今农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于城市，出现高素质、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质、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调节政策。第三是10年的横征暴敛。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中释放的热情到84年达到最高峰，国家便出台了“农业特产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高度组织条件下的管理机构不减人反增人。94年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例，财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义务教育投资、基层官员政绩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风、行贿风等等。20世纪末的10年,在农村基本上是横征暴敛的10年。第四是农业产业链中断。产前产后服务，前40年国家垄断专营，原因是产前和产后有钱可赚，唯独生产环节不赚钱。国家虽然出了钱，但不是给农业生产者，给了经营者，国家受到中间商盘剥，最典型的是粮食系统和供销社生资系统、棉花系统以及农业系统的种子公司。由于产业链中断，导致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抛向市场，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五是农村其它产业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社会历史上的其它产业，如手工业，各种作坊等，被现代工业取代，农村自救力，内生产业力尽丧。第六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长了农村封建迷信盛行，养儿防老、家族意识等传统观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层意识歧视农民，政府保护农民利益的举措收效甚微。在社会二元结构中，呈现出城市居民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而农民没有享受到一丁点（除保护价一项外）社会福利。打工是盲流，春运加价，克扣农民工工资，大城市设计许多限制外来工的壁垒等。农民在城镇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词。

五、如何解决

三农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在网上键入“三农问题”搜索，有简体中文网站和网页17000项，三农问题研究已十分深入。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地域广，东西跨越5个时区，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差别大，东、中、西部经济条件悬殊，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最优方案，靠一个“一号文件”解决农村所有问题。这里，笔者提供两条基本思路，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农村地区的一揽子改革思路。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党的16大确定的方针政策，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经历程，是社会人口空间布局变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规律。任何人为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设计都是对规律的违背。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现，谁能阻挡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后是经济规律（比较效益）在起作用，与台商到大陆投资原理一样。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行为，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在人口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关人口、人才流动的壁垒，给外资、内资企业，国营、民营企业，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首先，取消户籍管制为户籍登记制，变“要不要给你城市户口”为“我愿不愿”登记为城市户口，把权力交给人民自决。同时，把户口与身份证（变更登记身份证以旧换新）、保险、纳税、银行帐号捆绑在一起。其次，取消正式工与临时工称谓，一律称雇员（公务员本质也是雇员），实行岗位工资制。其次，社会组织分成四大类，军事单位、行政单位（含党、政、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政府只管军事和行政单位的收与支，全额纳入国家预算管理，定员定编；事业和企业单位全权交由市场调节，事业单位财政补贴法制化。最后，对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小企业、个体户，外国人、中国人，城里人、农村人，北京人、外省人，大城市人、小城市人，一律实行国民待遇，除法律规定特殊优惠外，所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工资待遇，执行一个标准，不厚此薄彼。

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中国目前的共识是限制特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这是错误的，我国人口最高峰是2050年，16亿，2013年是劳动力最高峰为10亿，后者比前者提前37年到来，就业高峰在“小康”之前，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必须加快。按最低标准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居民就是8亿，60%就是9.6亿，70%就是11.2亿，2020年小康目标，取中间值（8—11亿）9.5亿人口计算，一半居住在特大城市有4.75亿，按美、日、德1995年特大城市居民占总人口之比例（39%、37%、41%）取最低值37%计算有5.92亿，取二者平均值是5.33亿。这样2020年中国特大城市人口不得少于5亿，也就是说1000万人口特大城市必须有50个以上，现在所有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人口都增加到1000万，还不够。然而，我国号称1000万的特大城市没有一个城区人口达到800万，都包括郊区农村人口。而特大城市看起来单位成本高，但承载人口多，其实是最节俭的人口居住途径。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中国干任何与人口有关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拿出世界第一的胆识、第一的谋略、第一的举措。但我们不能盲目发展特大城市，如长江以北（除东北外），成昆线以西就不宜发展特大城市，因为水资源不足，现在可以“南水北调”，将来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条路了。因此，50个特大城市只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四块地方可供规划了。其次是引导、诱导、指导问题。所谓引导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农民，进城者必须有一技之长，即大力兴办职业教育；所谓诱导，即城市接收单位应有一定的进入门槛（与目前的限制门槛有本质区别），基本条件不得太高。所谓指导，即告知每一位进城民工，由一个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不是一天的事，有观念与综合素质问题，政府应加强市民教育。目前民工进城打工的负面影响是政府没有做好引导、诱导、指导这三项工作造成的，待国民取下“有色眼镜”看农民工、政府做好“三导”工作，农民变市民不是一件难事。最后就是政府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过程中，必须作好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红头文件”形式来规范。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包括上述规划、“三导”工作，以及取消壁垒和普遍国民待遇等，都应通过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二)农村地区一揽子改革的思路。

就是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基本思路是：

1、在长、珠三角洲、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进行撤消省、自治区建制，设立经济大区试点，经济区属中央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辖县，只管城区和近郊区。国家设立中央、市（州）、县三级财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级行政区划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的主体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干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中央直辖市州一级（州是指地域大且没有中心城市的地区，以及为实行民族自治而专设的一级行政建制）。从而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城市工业现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级行政区划，从经济发展实体来看，既有城市、农村，地域又大了，从经济发展区划来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级机构运行50多年，机构太庞大，改革起来难度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把省级机构的权力一分为二：规划、协调与司法权、农村管理权给大行政区；城市经济运行与管理权交给市。有利于新型市场经济制度设计，节约经费用于发展城市建设。其三，省级作为地方政府，除外交外，与国家职能基本相同，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固，也不利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明确。其四，农村管理的实体应为县一级，农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区、县三级管理，以县为主；城市形成中央、市两级管理，以市为主。市县两类地方政府，一个管城市，一个管农村，职责明确，经济发展主体清晰，有利于小康目标的实现。其五，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区已形成三个城市群（长江中下游平原具备建特大城市的品质，农业发达），省建制已成掣肘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现实，通过试点，探索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2、撤销县级市建制，恢复县建制，精简县级（含城市郊区）财政供养人员（含垂直系统），撤销乡镇建制，取消农业税。其理由有：其一，彻底斩断向农民乱收费的根源，庞大的乡镇级机构，在土地承包到户的条件下，没有存在的意义。其二，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中国都是“皇权不下县”，乡镇级设立政府机构，势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宪法明确规定村民自治，自治单位何需政府事无巨细全权管理？其四，乡镇机构是由区公所演变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变而来的，设立区公所即是上层建筑恢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其五，农业税已经征收5000年，农业产业已成为弱质产业，美欧都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我们对农业不补反征，特产税只能按实际外销金额据实征收，取消农业税，以利于养育农业，发展、引导非粮产业。其六，县级市经济规模小，城市规模小，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非是一个大一点的县城，市建制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倒不如把县城经济作为一个城乡结合点，带动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来经营运作。

3、选派大批青年（含优秀大学毕业生）干部，长驻村、镇帮助农村奔小康，长期与农民“三同”，不达小康不归队。其理由有：其一，整体小康目标，农村是难点和重点，没有党和政府的引导、诱导和指导，很难突破。其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弱质状态，没有党的强有力领导，现状难以改变。其三，农村产业调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理论指导，势必造成浪费和土地抛荒。其四，农民素质的弱质性与朴素的爱党、爱国情结，呼唤着党和政府的代表与他们朝夕相处，共同建设小康社会；我们的干部有必要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最底层，在实践中摔打，培养出新一代的既懂现代科学知识，又深知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情感的社会中坚。其五，乡镇机构的撤销，农村党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有必要培养锻炼出一批农村新生领导力量。其六，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必然在实践产生，全国不可能是一个模式，任何模式必须适应客观需要[1]。

(三)金融解决“三农”问题

目前的金融体制对农业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的支持相对来讲严重不足，那么，从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的问题？

（一）要尽快恢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业务，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既想发展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又不想付出代价，这是不现实的，只不过我们如果对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点，减少人为的失误和腐败，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对支持“三农”的政策性投入，国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国家的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以及时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风险，不要让风险积聚过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加大支农力度。一些农业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后，商业金融要及时给予配套资金。对于长期只存不贷或达不到存贷比例的商业金融营业网点，要强行退出市场，遏制从农村大量抽走资金的做法。

（三）扶持农村信用社建康发展，提高支农能力。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那些认为农村信用社不是国营的金融机构，就不能享受同样待遇的思想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不了解，其结

果是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出现全国性的金融灾难。

（四）邮政储蓄组织的资金，大部分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反哺“三农”。由于邮政储蓄的存款大部分来自县以下，主要是农村，这部分资金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同时增加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提高其支农能力。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进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适当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这样才能吸纳较多的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小康问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机械化生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二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没有资金投入搞科研，即使有科研机构研究出新的技术，推广也困难；三是难于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现在农民的生产往往是生产出产品找不到市场，虽然有公司加农户这样的模式，但毕竟多了一个环节。当市场出现变化时，要么是公司不讲信用，要么是农户不讲信用；四是不利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难于有稳定的质量和数量的原料来源，一家一户的农户来生产，要么是质量难于保证，要么是数量难于保证。上述的四个问题，都是在市场经济中生产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是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即使金融的改革能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也没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吸纳较多的资金。硬性地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也只是没有多大效益的投入，最终又形成更多的不良资产。因此，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的再承包，使土地集中在懂经营的农业企业家手中，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大生产。农民既得到一定土地承包费，又可以干其他的副业，可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生产率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六、农村改革三步走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农村改革近30年来，我们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我们建立起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第二步，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我们开辟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途径；从2006年开始。进入到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三步改革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失时机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是历史关节点上巩固改革发展成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首要任务。

七、其它信息

【三农】元《事林广纪》载：三农为“山农、泽农、平地农”。这里的山农当指猎户，泽农指渔夫，平地农才是现在所指的农民之意。

第五篇：三农问题

本地区解决“农村、农民、农业”（即“三农”）问题的情况调查

【摘要】文章探讨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等三农问题的实质与解决策略,分析指出三农问题源于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提出了通过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针对盘石镇禾梨坪村在解决三农问题时的特殊矛盾和形势,提出了五点具体建议。

【关键词】三农问题;非农化;禾梨坪村;对策

20世纪80年代初发源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农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其成功经验为世界所瞩目。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农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三农问题再一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事关改革、稳定和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一关乎全局的问题,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近年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开出了许多。可是,每一个单项措施都会遇到数不清的具体困难,或是利益关系难以协调,或是财政无力支撑,或是制度不配套。时至今日,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纵观二十多年的农业改革,它所取得的成果只是低水平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尽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并没有改变农业的脆弱地位,农业市场化的进程并不顺利。我国农业还基本上沿袭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一家一户几亩地,生产规模狭小;很多地方的农民还使用着相当原始的劳动工具,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剩余产品为辅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总体上呈现小农经济的格局。

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自给农业向市场农业的转变,就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的机制。然而在现行体制下,农业三大基本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劳动力往往因流动不畅而响到配置效率的优化,进而影响到农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首先,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资源之一,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是以使用权细分的方式分散到2亿多农户中去的。在土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没有得到有效替代、土地产权模糊等制度性缺陷没有得到矫正的情势下,农地流转也就无法顺利进行,“田制”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均田制下小农经济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其具有优越性和先进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面积过于细小,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其次,资本作为龙头生产要素,其流向直接影响到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水平。小农户生产格局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农业的利润率普遍不高,更没有走上与其它产业平等竞争的轨道。正因为如此,资金就必然地难以进入农业生产,因为资金至少要追求社会平均利润。分析银行资本、政府财政资金和农民自有资本对农业的投入时,我们发现农业资本投入形势不容乐观。银行在商业化改革后所持有的金融资本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往往不愿为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小农提供审查监督成本高、又无利可图的小额信用服务;政府政策性资金总量原本不多,相对于2亿多普遍需要资金的农户来说更是杯水车薪,况且通过有关部门下达的支农资金往往被转化为部门收益,最后进入农业生产的就很少了;农民的自有资金先天不足,在扣除基本生活费用,交缴了各种税费、提留与摊派,以及支付日益高涨的教育和医疗等必需开支后,可用于农业的投入就微乎其微了,这就导致了农业发展的资金支撑条件日益弱化。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力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是制约三农问题的核心因素。农业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就业选择权的问题。专家估计,[1]中国农村目前有农业劳动力约5亿人,农业耕地约19.5亿亩,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致只需要1亿劳动力,加上乡镇企业和农村工商业约能容纳0.5亿劳动力,我国农村还有3.5亿个剩余劳动力。这其中有1.2亿常年外出打工,余下的2.3亿,则滞留在土地上,处于隐蔽性失

业状态。农业劳动力转移不畅,除了国家宏观就业形势的压力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民在就业市场上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由于历史和发展阶段等原因,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对市民和农民实行以户籍制度为界线的双重待遇标准,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尽管这些情况近来有所改善,但是户籍制度所隐含的就业、子女就学、住房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道路上竖起了一道道的门槛。

农民一词就其本义来讲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是一种职业界定。然而在当今却演变成为与“城市人”相对应的身份界定,而且这种身份是世袭的。一个农民身份的人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被称为“农民工”,自己创业当老板叫“农民企业家”。这里“工”和“企业家”指职业,而“农民”则是无法抹去的身份标志。户籍制度其实就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现代版本。应当逐渐完成“农民”从身份称谓向职业称谓的过渡,即“农民”不再是针对部分国民的局限性身份,而成为一个可供自由选择的普通职业之一。改革户籍制度,落实对农民的国民待遇,逐步破除限制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必要前提。

小农经济格局对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农业基本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已经形成了障碍。可以说,三农问题既是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忽视农业的城市偏向型发展模式的结果,更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后者是现代意义上三农问题的根源。

二、“三化”破解三农难题三农问题

不仅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也涵盖了收入、消费、就业等全局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要化解三农问题,就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局限,在更宏观的背景中探讨三农问题的解决之路。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突出表现为农民人数多,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农民收入问题是由中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仅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自然条件制约了农民增收,更是因为农外就业的渠道不畅与就业环境壁垒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减少农民,降低农民的农业就业比重是必然的选择。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早在十几年前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没出路![2]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须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从根本上改变人多地少的状况,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现代化水平。否则,农民收入就不可能持续增加,农业规模经营就寸步难行,其发展空间就很难扩大。因此,必须着眼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将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推进城市化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我们认为“三化”即: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经济发展进程中农业份额下降是公认的经济规律,这已被经济理论研究和世界经济史所证明。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劳动力相对减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另外,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和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下降。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产生的需求刺激,在农业中比其他产业要小。因此,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呈下降趋势。当然,农业份额的下降并不等于农业基础地位的下降,农业作为国民经的基础产业的地位仍不可替代的,农业发展的未来必然是“大产业,小行业”。

世界各国的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确凿的证据,向人们展示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农业份额下降普遍趋势。[3]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1870年～1980年的农业发展时序数据显示:在此100多年间,美国的农业产值份额由49%降为2%,日本由63%降为3.6%。今日美国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2%,以供应发达的城市工业社会,而且还大量出口。农业人口的活水平也接近城市了。日本农业人口也只有5%左右。

相比之下,今日中国农业人口超过60%,农业就业重仍高达50%,且绝大多数停留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阶段,要完成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要走的路还很长。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是经过了较长时间才完成的,例如英国花了近百年,美国用了七八十年,日本通过两代人的努力,才使本国的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问题积累时间长,既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又面临国内三农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客观上决定了三农问题在短期内将无法彻底解决,需要分步骤、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推进。

从目前来看,一要大力推行以消化农民为主要目标的工业化路线,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既可以在乡村办,也可以到城市办。国家还要在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保护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大规模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二要从制度上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具体措施包括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在义务教育、迁徙自由、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使用、社会保障、民主参与等方面取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降低农民非农化的制度门槛。三要有步骤地开展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明确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土地权属范围,保障土地产权所有者长期的剩余索取权,培育农村土地市场,逐步形成产权明晰、流转有序的现代农地制度。四要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交通、电力、邮电、讯等严重落后的局面,尤其要把医疗卫生和义务教育纳入国家统一的公共品管理范围,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必需的硬件支撑。五要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要在政策、资金、技术和信息等方面予以倾斜,为更广泛的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

三、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对策

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东西跨度大,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尽管各地在宏观的三农问题上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和矛盾,但又要应对各自不同的具体问题,所以就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统一解决方案。

西部地区解决三农问题面临着比中东部地区更为复杂的形势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条件差,资源匮乏。突出表现为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严重,高寒阴湿区面积大,耕地质量较低,大部分农区分布在边远地区,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二是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普遍较低,农民增收渠道有限,收入水平更低。2003年统计资料表明,[4]甘肃、宁夏、新疆、青海、陕西、广西、云南、贵州、西藏等西部九个省区,农民收入在1500元～2110元之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49(上接第39页)是因为这几年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又已经习惯投资效益罢了。那么既然投资效果等同于投资效益,而投资效率是包含了投资效益,因而,投资效率这一概念集也应该包括了投资效果。

(一)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的许多城市是资源型城市和重化工业城市,长期以来对农村的联系和辐射作用不强,二元结构极其明显。首先,城市要鼓励和发展为农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企业,尤其要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和培育以西部名、优、稀、特农产品为原料的精深加工、仓储保鲜和运销服务企业,大幅度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业产业升级,更多地吸纳农业转移的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其次,要有计划地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建设,形成合理的城市梯度。改变过去大城市一枝独秀,中小城市发育不良,广大农村衰落凋敝的境况。发挥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立起城乡平等、和谐协调的发展关系。

(二)推进具有西部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大趋势对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西部地区更应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和优惠政策,瞄准市场需求,参与市场竞争,多形式、多途径地实现农产品增值,培育区域性支柱产业。西部地区在牧业、林果、薯类、烟草、糖料、棉花、中草药、花卉、杂粮等特色农产品优势明显,应尽快使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产品优势。尤其要发挥

西部地区土地资源充裕,光能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生物资源多样化明显,环境污染少等

区位特征和优势,发展特色农业、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三)提高西部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与应用水平,激发“后发优势”

据有关资料,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所占的贡献率约为60%～80%,我国只有40%左右,西部地区就更低了。[5]加快西部农业的发展,除了增加农业要素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示范与推广。特别是可以借鉴和利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际上的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和成功经验,发挥后发优势,以较低的成本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鼓励各类科研机构、农村合作组织和民间科研机构直接参加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在技术产品的选择上,不要盲目贪大求洋,一味追求“高精尖”技术,而应根据西部农业的实际情况和农民技术及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主要以“傻瓜化”和实用技术为主。(四)加强教育投入,开发人力资源西部地区三农问题较全国其它地区突出,除了自然资源条件方面的差异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农村人口的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落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这不仅影响了农业技术在生产中的普及、推广和应用,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制约着农民从农外获取收入的机会与途径,更加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因此,国家要加大对西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力度,强化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改变农村义务教育成了农民义务的现状,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口素质,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农村小康具有长远意义。(五)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是化解西部地区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西部农区兼具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不但要提供农产品,还要提供保护江河水源、控制水土流失、防治沙尘暴等“生态服务产品”。但是生态服务产品的提供者并不是其全部价值的受益者,存在着“外部经济效果”。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促使生态位势较低的发达地区支付享受绿色生态的酬金,从而使西部地区的生态保育的成本得到合理的补偿,实现西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西部三农问题的早日解决。

【参考文献】

[1]李从国.“三农”:思危再思危[J].瞭望,2003,(32).[2]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反思[J].科学决策,2001,(1).[3]S·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

计出版社,2004.[5]王金存.新世纪头10年世界经济走势展望[J].宏观经济研究,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