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中篇综述(燕山大学)

第一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中篇综述(燕山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中篇综述（燕山大学）]

中编综述 翻天覆地的三十年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编的学习，帮助学生认识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明确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弄清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了解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建国方案和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较量，懂得中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中篇综述（燕山大学）。教学重点与难点：

1、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2、中国的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

3、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教学方法和手段：讲授法、讨论法 教学时数：2学时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革命斗争的主力与五四运动以前都没有变化，不同的是，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

1、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1918年,为同盟国集团和协约国集团之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历时4年3个月，战火燃遍欧洲大陆，延及非洲和亚洲，大西洋的北海海域、地中海和太平洋的南部海域都曾发生激烈的海战。

主要参与国家,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协约国:俄国、法国、英国。先后卷入这场战争的有33个国家，人口在15亿以上。大战根源和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时期，各国金融寡头为获取更大利润、掠夺别国财富而进行的实力较量。它是由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加剧，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为谋求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决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大约有6500万人参战，1000万左右的人失去了生命，2000万左右的人受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是世界的政治中心。外国在华侵略势力中，英国占主要地位。

大战的后果之一，是欧洲走向衰落(德国战败；英、法虽为战胜国，但受到削弱)和美国、日本作为世界大国的兴起。当欧洲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时，美国尤其是日本的对华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迅速增加。大战结束后，英国势力又卷土重来。其后，日本侵略势力日益构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

2、十月革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革命推翻了俄罗斯克伦斯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17年11月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一次最伟大的创举。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当时和俄国无产阶级处于同样遭遇的各国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各国无产阶级从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获得了鼓舞自己前进的勇气。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新时代。因为事件发生在俄历10月25日，故称为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1919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它积极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先进分子创建共产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逐步觉醒，开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也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在当代革命中，东方各民族为了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而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时期到来了。”191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上述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展开的。

(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胜利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激化了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德国、日本先后确立法西斯统治，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1922年，墨索里尼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在意大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首创法西斯主义的并不是德国的希特勒，而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一词来自拉丁文fasces，原指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束棒”（古罗马使用的权力标志棒),象征暴力和强权高于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党，鼓吹和推行法西斯主义，党徒身穿黑色制服，故又称“黑衫党”。

希特勒1919年加入“德意志工人党”，后来改组成“国社党”（全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文natia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自任党的领袖，推行“纳粹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纳粹党徒身穿褐色制服，又称“褐衫党”。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垄断资本家们的支持下，出任内阁总理。1934年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自任国家元首，废除德国的民主共和制，建立了比意大利更加专制和残暴的法西斯专政。

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德意法西斯主义有所不同。在日本，鼓吹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是日本军部，一些右翼党派和“御用文人”则充当了帮凶和吹鼓手。日本法西斯主义更具有军事专制独裁色彩，故称为“日本军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1931年九—八事变，日本武装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10月，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占世界总人口4／5的60多个国家卷入了这场战争。

法西斯侵略者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中国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

中国是首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中国人民在东方开辟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1945年5月7日、8日，德国代表先后在西方盟军司令部和苏军司令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军民是在亚洲大陆上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力。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三)“二战”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1、战后的世界政治形势，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新情况：

第一，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战胜国英、法也被严重削弱；美国则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第二，苏联经过战争考验，成为足以与美国抗衡的世界一流强国。欧洲东部、中南部和亚洲东部、东南部出现一系列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冲破一国范围在多国赢得胜利。

第三，占世界陆地面积2／

3、人口3／4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南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许多原殖民地、附属国争得了或正在争取政治上的独立，殖民主义体系急剧瓦解。

这表明，国际帝国主义受到明显削弱和多方面牵制，难以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来镇压各国人民革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2、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是中国革命一个严重障碍

战后世界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近300年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分别以美、苏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美国一手拿着金元，一手拿着原子弹，竭力向全世界扩张。控制中国，成为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这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正确制定应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1946年春，美国等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些人还鼓吹“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挑起长期的“冷战”。其目的是为了在反苏的名义下向美、苏中间的辽阔地带进行扩张，即为了控制欧洲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美、苏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是可能妥协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必须和必能克服。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正是按照这种科学分析，当蒋介石集团依仗美国政府作靠山，发动全面内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并且赢得了胜利。

二、“三座大山”的重压

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分清敌我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继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后来又增加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三者，就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中国反动势力的政治代表，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时期，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北洋军阀控制的政府，史称北洋政府。

北洋军阀，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由不同时期的军阀所控制，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历史上把长江吴淞口以北的军阀也称北洋军阀。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

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

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 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

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吞我并，争斗不已。

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就是以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为直接的斗争目标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开始进行的北伐战争，在人民的支持下，基本上击溃了北洋军阀的主力。取代北洋政府统治全中国的，是国民党控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都没有改变，不仅封建压迫继续存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还进一步加深了。

(一)外国垄断资本的在华扩张

北洋政府是以外国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的。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它不惜出卖国家利权，从而使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伸展。

国民党政府也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立的。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为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了大门。在国民党全国统治建立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中国主要是美、英、日等国互相争夺的对象。

从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十年间，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外国银行资产也要比华商银行多1／3；外国资本还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口号下，中国东北的经济完全为日本的垄断资本所统治。在关内，沦陷区的经济也完全殖民地化了。如华北煤产量的65％都被运往日本。如同在东北一样，日本侵略者在关内不仅大量占夺农田，而且还大批征发夫役。他们也不仅大量消耗关内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而且还把这些物资大批地运往日本。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取代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蒋介石集团之所以敢于发动反人民的战争，没有美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作为接受美国援助的交换条件，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协定，使美国在中国享有了种种特权，包括在中国土地上不受限制地倾销商品和投资设厂的特权；在实际上重新恢复的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正是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上述条约或协定的保护下，美国资本迅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大量美国剩余物资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教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中篇综述（燕山大学）》。

正因为如此，反对帝国主义，打破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实现的首要任务。

(二)占优势地位的中国封建经济

这个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经济。

1、超强的封建剥削

封建剥削制度是以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借以收取地租、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在中国，大部分的土地为地主及旧式富农所占有，只有少部分的土地属于农民。地主以及旧式富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向他们收取苛重的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据1934年的统计，全国22个省区的实物地租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一般为45％左右，有的地区甚至高达5成、6成乃至7成以止。地租剥削不仅侵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侵占了他们相当一部分的必要劳动。

除地租外，农民还受到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手段往往是超经济的。在新谷登场时，商人压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待到青黄不接农民需购买粮食时，他们又把粮价抬高了。农民劳动的果实，通过不等价交换，相当一部分又被商人掠走。农民不能按期偿付本息时，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房屋乃至子女典卖给地主。

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常常是三位一体的。地主不仅发放高利贷，有的还兼营商业。而商人、高利贷者也往往在获利后去购买土地，使自己成为地主。这个三位一体的结合，压在农民的身上，把他们的血汗差不多榨干了。

2、繁多的赋税压榨

政府当局在运用自己的权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同时，还通过征收苛重的赋税等直接对农民进行掠夺。

首先，是征收田赋。田赋本身很重，而且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田赋名义上是向田主征收的，实际上田赋加重，地租也随之加重，这种负担归根到底还是落在农民头上。其次，是征收盐税。农民是盐的主要消费者，因而也是盐税的主要负担者。再次，是征收各种杂税。1929年至1933年，全国农村共有188种不同名目的捐税。1937年，杂税名目达到1 756种。

最后，是强迫农民服劳役(如修筑公路、碉堡等)和服兵役。

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中国农村的经济日益陷入绝境。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农村无法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等条件，这就从根本上严重限制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许多人不得不吃糠咽菜，遇到天灾人祸，乃至用树皮、草根等充饥，更有大批农民被迫卖儿鬻女，流落他乡，直至冻饿而死。一些农村区域出现了“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的惨象。

正因为如此，反对封建主义，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三)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

1、官僚资本的形成

1927年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以后，官僚买办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买办资产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控制了全国政权。

官僚资本是中国的垄断资本，它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除国家垄断资本外，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属于官僚资本。而掌握着官僚资本的阶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不同，半殖民地中国的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并不是在工业生产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经过一般垄断而后进入国家垄断的。它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而直接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中国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军阀、官僚政府建立和加强军事独裁统治的过程。

2、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

⑴首先和主要的是在金融业方面开始的。国民党政府通过

“四行二局”(二局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不仅完全主宰了全国的金融业，而且直接操纵着全国的经济。

⑵发行“法币”，是四大银行完成其金融垄断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在长时期内，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一直是国民党政府解决财政危机、发展官僚资本的主要手段。滥发纸币，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和物价的急剧上涨。人民手中持有的货币也就由此—天比一天贬值。到全国解放前夕，物价飞涨已如脱缰的野马，甚至一天之内要上涨多次。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比抗日战争前增长47万多倍，物价则上涨7 255 862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洗劫，到了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而且为官僚资本家进行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制造黑市以及吞并其他企业等项投机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⑶发行内债，是官僚资本扩张的又一个重要手段。承购内债的，主要是四大银行。内债不是按票面价值发行，而是按5折、6折推销的(如购买100元公债，只需付50或60元)，但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额十足计算，而且票面利息一般也在6厘至8厘之间。这样，承购内债，年利可达3分、4分，即一年可获利30％-40％。本来，内债的发行，就是以捐税作担保的。内债发行得越多，人民的捐税负担也就越重。这就是说，发行内债实际上正是把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的财富转化成为官僚资本集团财产的一种办法。

⑷官僚资本集团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官僚资本实际上主要是商业投机资本。外汇和对外贸易，是由他们垄断的。如孔祥熙家族独资经营的祥记商行专门贩卖匹头、煤油、颜料等洋货；宋子文家族经营的华南米业公司享有洋米进口免税、垄断洋米运销的特权。他们借助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贸易统制政策和专卖制度，控制了大量商品。他们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进行收购，又以垄断价格出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比如，实行专卖制度后，许多以低价购入的专卖品大批落入官僚资本家之手，市场上专卖品极度缺乏，致使这类商品的黑市价格随之猛烈上涨，于是他们又把专卖品变成“转卖品”流入黑市，以黑市价格售出。专卖之利，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私囊。

⑸官僚资本集团还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工业实行垄断性的掠夺。1935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主要的重工业和矿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接收了日伪工厂4 411家，其中发还原主或标卖的仅10％，其余绝大部分成了官营企业，或者化“公”为私，成了官僚资本家的私产。解放前夕，官僚资本已经占到整个工业资本的2／3，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它拥有电力的67％，煤炭产量的33％，水泥产量的45％，纱锭设备的40％，织布机设备的60％，糖产量的90％，轮船吨位的45％，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的100％。

总之，官僚资本不是在正常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的过程中，通过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正因为如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就成为中国新民土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两个中国之命运

(一)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建国方案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时期，中国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有三种建国方案：

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1927年后形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反动势力(有时称顽固势力)、民主革命的对象。其政治代表先是北洋政府，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同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因而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间势力、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其政治代表是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三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进步势力、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其政治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两种基本的选择，两个中国之命运

尽管在长时期里，上列三种建国方案始终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由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作出选择，但是，从根本上说，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不具备现实性，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1、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行不通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之所以行不通，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的。

⑴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中国，乃是理想的倾销商品的市场、投资的场所与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⑵它的力量过于软弱。

其一，经济力量的软弱。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艰难地生长起来的，它也就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它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1936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1949年现代工业产值也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民族工业资产净值，1949年时也不过20.08亿元(1952年人民币币值)，其力量之微弱，于此可见—斑。

第二，在民族工业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全国抗日战争前，民族资本中80％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20％。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1949年，在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只占18.5％，而其中机器的生产只占1.4％，消费资料则占81.5％。中国工业只不过是装配工业(即以外国零件装配成机器)或加工工业(即以外国原料加工制成日用品)。商业资本因无强大的国内工业，它所经营的主要是批发外货和趸卖原料以供外国资本主义企业。这类情况，明显地表现出中华民族资本的缺乏独立性。

第四，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多数工厂没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为手工业工场。这种情况，使得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面对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力，民族资本家力求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挣扎图存。这是他们害怕工人觉醒和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由于经营工商业没有获利的确实保障，—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获得的利润，到农村去购买土地，然后出租给农民，从而兼有资本家和地主这样两重身份。正因为民族资本家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相当密切，他们也就不敢提出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纲领，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去动员和组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的力量。

上述情况，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在另一个时期，就有跟在买办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它的助手的危险。

其二，政治力量的软弱。

①不敢发动农民，提不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无法动员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众；②由于不敢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根本不掌握军队。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很大的分量。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把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让步这种幻想之上。而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由于自身社会基础的极其狭窄，其统治是十分残暴、同时又是十分虚弱的，它既不能容忍、更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它绝不会对于中间势力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作出原则性的让步。某些中间党派、中间人士虽然一再声称自己要“以民主的方法争取民主，以合法的手段争取合法地位”，反动统治者还是不断地用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直至取缔他们的组织，监视、逮捕以至杀害他们个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逐步放弃了走中间路线的幻想，而站到了拥护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因此，资产阶级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

2、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它们的反动统治从根本上被推翻了。

3、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国方案，逐步地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由此成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

上述情况，毛泽东在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扫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段话，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揭示了广大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共同确认的一个历史性的真理。

思考题

1．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什么时代条件下和国际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这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哪些影响?

2．为什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对象?

3．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节选)(1939年12月)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3、肖生生《两种命运的决战》，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

5、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版。

6、陈竹筠：《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上、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

第二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三章(燕山大学》之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三章（燕山大学》之三]

第三节 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1、袁世凯出山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惊恐万状，立即派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武昌前线，调兵镇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三章（燕山大学》之三。然而，因为北洋军大部分将领为袁世凯的心腹爪牙，所以荫昌指挥失灵。10月14日，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世凯为了逼迫清政府交出更多的权力，一面借口“足疾”尚未痊愈留在河南彰德，继而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军事全权等条件；一面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暂取观望态度，致使清军进攻武汉受挫。27日，清政府被迫召荫昌回京，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当时，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正秘密组织燕晋联军直捣北京，而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则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等发动“兵谏”，于10月29日在滦州联名电奏清政府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特赦“国事犯”。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11月1日，在北洋军攻克汉口的当天，皇族内阁被迫辞职，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来京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取得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后，立即派人刺杀了吴禄贞，同时进京组阁。可是袁世凯并不打算立即攻占武昌，而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夺取全国政权。11月26日，经过袁世凯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密谋，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议南北停战议和。为了创造议和的有利条件，27日，北洋军攻陷汉阳，威胁武昌。

2、南北议和

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协议，开始停战。18日，各省军政府议和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派出的议和全权大臣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开始和谈。南北代表除讨论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外，主要就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展开争论。袁世凯在议和期间一面以倡言君主立宪要挟革命党，一面以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来逼迫清政府。20日，当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时，英、美、俄、法、日、德六国驻上海总领事同时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表面上要他们“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实际上是压迫南方革命势力尽快向袁世凯妥协。

南方革命阵营中的立宪派也趁机向革命党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向袁世凯交出政权。早在武昌起义前夕，张謇就到河南彰德拜访袁世凯，经过密谈，双方对未来的政局和对策达成默契。袁世凯的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抵沪后，张謇等立宪派便在幕后紧张活动，上海南阳路上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成了南北议和代表和立宪派进行密谋的场所。1910年入京谋炸摄政王载洋未遂被捕入狱的同盟会干部汪精卫，于1911年11月出狱后担任了南方各省议和参赞，积极参与惜阴堂密谋，为袁世凯疏通。同盟会“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9页，黄兴在收到汪精卫为袁说项的电报后明确表示，为了“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待袁世凯举事后，“请项城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皆有此意” 黄兴：《复汪精卫电》，《黄兴集》第9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由于袁世凯当时拥有重兵，且有拥护共和的表示，因此总统“非袁莫属”几乎成了共识。南北议和几经周折，至12月底初步达成了“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的协议《南北议和史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84页，其实想让袁世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民国大总统的地位，只是举行国民会议的具体地点尚未决定。

孙中山在外受帝国主义压力，内受立宪派和同盟会内部其他领导人影响的情况下，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当天致电袁世凯，说明他组织临时政府是“暂时承乏”，对袁世凯仍然“虚位以待” 孙中山：《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但袁世凯怀疑南方的承诺是否可靠，于是一面致电伍廷芳，以唐绍仪签订的各项协议事先未与他商明“遴行签订”为由，通知说已准唐绍仪辞职，由他自己与伍廷芳电商交涉；一面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40余人联名通电，誓死反对共和。

继续进行的南北议和就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的对峙、如何处置清朝皇帝两件事展开谈判。1月中旬，身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密电袁世凯称，“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

《赵凤昌藏札》第108册不久张謇再次密电袁世凯，建议由黎元洪、段祺瑞出面，以“南北军人之公意”，决定共和政体，另举总统，拥袁上台《赵凤昌藏札》第108册。袁世凯接电后，一面设法逼迫清帝退位，一面向南方探询事成之后举他为总统“有何把握”？孙中山于1月15日复电在上海的议和代表伍廷芳，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孙中山：《复伍廷芳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l月22日，他发表声明，进一步申述上述态度。

3、清帝退位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同意让权的再次保证后，便加紧逼宫的步伐。1月26日，他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50人联名致电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进京。同一天，坚决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分子、军咨使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成重伤，两天之后死去。王公亲贵心惊胆颤，纷纷逃出京师。袁世凯为了便于逼宫，主张给退位后的清帝和皇室以特殊的优待。经过南北双方多次磋商，议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并经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其主要内容是：“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岁用400万两，俊改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等等《清室优待条件》，《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185页。

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声明赞成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临时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2月14日14日，孙中山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和推荐袁世凯的咨文。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4、袁世凯上台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为了防范袁世凯独裁，在致临时参议院的辞职咨文中提出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任和遵守《临时约法》等三个条件，企图使袁世凯离开其势力中心北京，用约法加以约束，削弱其势力。袁世凯当然不肯离开其老巢，于是孙中山特派蔡元培等人为专使北一上迎接。2月27日，蔡元培等人抵京。袁世凯表面上热烈欢迎，表示愿意南下就职，暗中却密令其嫡系部队在北京、保定、天津等地接连制造**，甚至侵扰专使寓所，以此作为他不能南下的理由。列强立即出面支持袁世凯，派出军队700余人在北京使馆区列队示威，还纷纷以“护卫”其安全为借口调兵进京，故意制造紧张局势。蔡元培被迫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提议取消要袁世凯南下的要求，让袁在北京就职，以打电报形式向南京临时参议院宣誓。3月10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孙中山在他提出的第一、第二两个条件被取消后，把希望寄托在用约法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上。袁世凯虽佯装拥护《临时约法》，但同时声称今后要对它进行修改，为日后废弃《临时约法》埋下伏笔。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新内阁。新内阁内政、陆军、海军、外交、交通等要害部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和党羽掌握，农林、工商、司法、教育四个部门分给革命党人，立宪派则控制了财政部。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至此夭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交出政权之后，《临时约法》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无法限制袁世凯进行独裁专制。新生的中华民国虽然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实际权力却落到了北洋军阀的手中。(二)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

（1）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

（2）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3）在思想文化上，北洋政府鼓吹尊孔复古。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本人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尤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一）挽救共和的努力及其受挫

1、二次革命

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凶相毕露。他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无耻标榜自己是“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扬言“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上海时报》，1913年5月24日6月间，他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并派兵南下，进入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

国民党人被迫应战。他们一开始就不能统一行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黄兴迫于形势，也在南京逼使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以江西、南京为进攻重点。江西方面，湖口的讨袁军遭到了北洋军的水陆夹攻，于7月25日败退。8月18日，北洋军攻陷南昌，占领江西，教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三章（燕山大学》之三》。南京方面，由于部分讨袁军被袁世凯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被迫退守临淮关。黄兴于7月29日潜离南京，程德全便宣布取消讨袁。9月1日，袁军张勋部占领南京。上海的陈其美等在8月13日弃吴淞炮台而去。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军所逐。接着，其他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到两个月，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全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遂归于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加以“乱党”名目，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次逃亡海外。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二次革命”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胜利，从而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

2、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放弃斗争。孙中山等人在日本初步总结了南京临时政府和“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认识到“立党”是首要任务，便着手创建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中华革命党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号召党员“共图三次革命”，并决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之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说明中华革命党认识到党在巩固政权中的领导作用，显然比国民党前进了一步。中华革命党还始终把武装讨袁放在最突出的地位，表示“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

当然，在中华革命党纲领中同样存在着弱点和不足。如未提含有反帝内容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了。又如在组织上陷入严重的宗派主义和等级体制，凡入党者必须服从孙中山个人，还要按上指印，并以参加时间早晚把党员区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等级，以致脱离群众，连相当多的老同盟会会员也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主要依靠暗杀和小规模的起义进行斗争，因而未能掌握反袁斗争的领导权。尽管如此，中华革命党仍不失为一个反对独裁专制、维护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党人再次举起了反袁斗争的旗帜。

以黄兴为首的另一部分国民党人，在斗争策略和组织原则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而是另组“欧事研究会”，但在讨袁问题上两者还是一致的。因此，欧事研究会在全国反袁斗争中同样是一支重要力量。

3、护国运动

蔡锷，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早年就学于湖南时务学堂，后赴日本学习军事。因在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而享有威望，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往北京加以控制。1915年7月，梁启超发表《复古思潮平议》，批判矛头直指践踏国会、摒弃民国政体的袁世凯。筹安会的成立，使梁、蔡等一派人看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他们终于走上反袁的道路。

蔡锷等人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共商反袁称帝以维护共和的大计。他们决定由梁写出反对复辟帝制的文章，制造社会舆论，由蔡锷设法联络云、贵等地的反袁势力，伺机发动讨袁战争，推翻袁世凯统治。8月下旬，梁启超写好《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且不怕威胁和利诱，毅然公开发表，对袁世凯和古德诺之流进行无情揭露。此后，云南等地一些刊物反对帝制的舆论迅速高涨。梁启超在举起反对帝制大旗的同时，设计让他的门生蔡愕从袁的眼皮底下悄然离京赴津，然后登上日轮“山东丸”，秘密经过日本转赴云南。12月中旬，蔡锷抵滇，随即与都督唐继尧等人共谋武装讨袁，正式命其军队为“护国军”，表示反对帝制和维护民国的决心，并作了具体部署。云南护国军编为三个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率军北出四川；李烈均任第二军总司令兼筹饷总局总办，率军东进广西；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居中策应。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袁世凯得到消息，一面下令征伐，派三路大军分别从四川、湘黔、粤桂向云南进攻；一面派他的爪牙周自齐为特使，以向日本天皇贺礼赠勋为名，准备出卖更多的主权，换取日本的援助。可是，日本看到袁世凯已经完全失去民心，若再支持于己不利，决定抛弃他而另行物色新的代理人，便拒绝周自齐赴日，并表示不能承认洪宪帝制。在帝制活动中，袁世凯一直把日本看成是最可靠的支持者，日本态度的突然转变，使他惊恐万分。他下令延期“登极”，且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护国军。

当时，蔡锷所率的护国军第一军仅9000多人，粮草弹药又很不足，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当时蔡愕抱病指挥，护国战争结束后，因喉疾加剧，赴日就医，不久病逝。但护国反袁的正义之举，顺应了历史潮流，很快得到各省响应。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2, 3月间，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山东等地中华革命党人也纷纷开展武装反袁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牵制了袁世凯的军队，加速了北洋军阀势力的分裂，连袁的心腹大将江苏将军冯国璋、前任陆军总长段祺瑞也对其称帝不满，因帝制一成，他们就失去了继承总统职位的可能性。云南独立后，冯国璋就与反袁势力暗中联络。他又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段祺瑞也乘机倡议另组新政府，维护共和。袁世凯处于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境地，无可奈何地于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废除了“洪宪”年号，重新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就这样破灭了。

帝制取消以后，袁世凯仍想继续当他的“合法”大总统，然而，护国军坚持要他下台。4月，广东、浙江相继宣布独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更不能容忍他再盘踞总统职位，在第二次《讨袁宣言》中，孙中山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 孙中山：《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4,285页5月8日，西南各省反袁势力在广东肇庆成立以唐继尧、岑春煊、梁启超为首的军务院，表示与袁世凯政权的公开对抗。5月下旬，袁的两位心腹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迫于形势，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惊恐绝望，一病不起，终于在全国人民一片唾骂声中，于6月6日毙命。护国运动也随之宣告结束。

袁世凯的下台与死去，是各派反袁力量共同斗争的结果。在护国运动中，以梁启超为首的原进步党人取得了斗争的领导权。云南首义中蔡锷等人，以及那些受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新军军官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是不可忽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处于配角地位，而在反袁斗争中却起了先锋作用。护国运动是近代民主革命中的一次重要事件，它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维护了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权形式，但仍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还处在北洋军阀轮番的统治之下。

4、护法运动 袁世凯毙命的当天下午，段祺瑞即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令，“依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这里所指的“约法”是袁世凯制订的所谓“新约法”。而广东军务院以及旧国会议员则认为，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应当以《临时约法》为依据而制定的《总统选举法》，不是“代行”，而是“继任”。于是，北南各派之间出现了“代行”与“继任”、“新约法”与“旧约法”之争。

段祺瑞不肯恢复《临时约法》和根据《临时约法》产生的国会，暴露了他妄图步袁后尘，建立新的独裁统治的野心。这不仅激起了护国反袁势力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北洋军阀内部的纷争。后来，段祺瑞被迫同意恢复旧约法，但仍借故拖延，直到6月25日海军在上海宣告独立，在冯国璋电促之下才不得不于6月29日请黎元洪恢复国会。8月1日，国会在北京召开，黎元洪被确定为“继任总统”，重新任命段为国务总理，选冯为副总统。这种联合统治，正是南北军阀互相争夺与妥协的产物。随着国会的恢复，南方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布撤销，新旧约法之争暂告结束，南北再次“统一”。

孙中山领导的这次护法斗争，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重大斗争一样，都是为了“竟辛亥之功”，以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维护国会和约法的尊严，挽救民主共和制度，有其进步意义，但由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提不出新的纲领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护法”的口号显得陈旧，因而未能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加上孙中山手中没有掌握一支真正可靠而有力的革命武装，只是依仗西南军阀来反对北洋军阀，所以护法斗争不能不遭到失败。这就告诉人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走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的道路是困难的，中国资产阶级要领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二）辛亥革命失败原因

1、客观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扼杀这场革命

2、主观原因：

①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革命党人在这次革命中一直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具体行动。他们害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幻想帝国主义会援助中国革命或对中国革命持中立态度。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革命党人无法辨识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②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他们不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下层工农群众参加革命，而且压制和打击下层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旧制度的根基。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同盟会在发动这次革命的过程中曾经作出过重要贡献，然而武昌起义后并没有发挥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核心作用。它主张歧异，组织涣散，行动不一，很快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不少革命党人认为，同盟会只是一个领导起义的秘密组织，起义成功后就没有存在的价值。“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流行一时。立宪派和旧官僚又乘隙分化瓦解革命党，致使革命功败垂成。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思考题

1．革命派在与改良派论战中是如何论述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的? 2．你如何看待孙中山交权于袁世凯。

3．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引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4．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它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参考文献

•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料编译组：《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3.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4.徐泰来：《中国近代史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5.孙占元：《中国近代史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6.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第三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一章(燕山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一章（燕山大学）]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帮助学生了解资本-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和文化奴役，了解中国人民为反抗外来侵略进行的不懈的斗争，了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失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正确认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一章（燕山大学）。教学重点和难点：

1.资本-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2.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 3.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视频录像 计划课时：3课时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一、军事侵略

（一）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甚至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

五次大规模侵华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战争

三次入侵：沙俄侵入新疆伊犁，日本进攻台湾，英军入侵西藏 奇怪的战争：日俄战争 血腥屠杀：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占领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即杀，有的被砍去脑袋，有的被割去双耳，小孩被钉在墙上，或挖去双眼，或割去双耳；有的妇女被奸污后割腹开膛。屠杀持续四天之久，整个旅顺陷入血泊中，死尸堆积高达数尺。

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数千居民枪杀，或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沙俄还在中国东北海兰泡等地进行血腥屠杀，至少有25万多人惨死在沙俄的屠刀之下。

（二）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签订不平等条约：

每一次战争之后，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不平等条约总数达几百个之多。主要有：南京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和进行武力威胁等，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并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侵占中国领土：

英国：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

葡萄牙：1849年，武力强占澳门半岛(葡萄牙人在明末就已经开始用欺诈手段借居澳门)。1887年，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

沙俄：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于1858年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0年，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通过《改订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去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划分势力范围：

日本：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的岛屿和澎湖列岛。

1898年，德国强租山东的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

沙俄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

英国强租山东的威海卫和香港岛对岸的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及附近的岛屿(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

1899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声明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设立租界（录像：瓜分之局）：

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还运用武力或欺诈手段，霸占中国通商口岸内的土地，设立完全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租界里的一切都由外国殖民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俨然是“国中之国”。租界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和外国侵略中国的据点。

（三）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 《南京条约》，中国赔款2100万元；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向英国、法国各赔款800万两白银

《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是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三国干涉还辽，索取“赎金”3000万两白银。《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年息4厘，39年还清，本息共计9亿8千万两白银。北京两次遭受浩劫：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烧了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他们进园后就大肆抢劫金银珠宝、瓷器绸缎、文物古籍，拿不了的就加以毁坏，最后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参加抢劫的英国军官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北京，侵略者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洗劫后纵火焚烧。圆明园被焚毁后，英法侵略者提出了他们的侵略要求，并扬言，清政府如不接受，他们将以对付圆明园的方式焚毁北京城内的宫殿。

联系圆明园的被毁、三兽头的拍卖，进行情感教育。设问：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理由如何？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坏之损失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水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二、政治控制

（一）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1、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在《南京条约》中，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开了列强逼迫中国割让土地的先例，在后来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国又强迫中国割让了九龙司、俄国割占了中国东北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空前的破坏。

甲午一战，割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给日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2、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从1861年起，根据《北京条约》规定，英、法、美、俄等国公使相继进驻北京，设立使馆。按国际惯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应互派使团，本来是正常的事，但外国公使以征服者的身份驻京，经常干预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如1866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在英公使授意下，向清政府递交说帖《新议略论》，建议中国“内改政治，外笃友谊”，切实保护列强在华的、一切权益，并威胁道：清政府若不按侵略者旨意行事，那么各国“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27页）。这篇《新议略论》，赤裸裸地暴露了列强企图操纵中国内政外交的野心。

3、享有领事裁判权

《南京条约》附约《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领事）照办。”这就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耆英照会中的第八条：“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民自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白白地将中国人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拱手送出。

中美〈望厦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增添了犯罪美侨须由美国领事逮捕，以及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诉讼，由美国领事审理，“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等内容。

4、破坏了中国的贸易自主权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即片面最惠国待遇——破坏中国的贸易主权

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由5个增加到16个，使外国侵略势力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便于列强进一步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废除公行制度等，破坏了中国贸易自主权，使这些通商口岸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吸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基地

（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1、直接动用陆海军镇压太平天国

列强派外国军官组织并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

2、镇压义和团

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要求清政府派所谓“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

（三）扶植、收买代理人

1、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列强扶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军阀，并帮助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和练兵。

2、支持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府

3、扶持各派系军阀首领，导致连年混战

三、经济掠夺

（一）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南京条约》取消了“公行”制度。规定英商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践踏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权，便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买办势力。

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

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清政府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

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资本一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二）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1843年制定的协定税则，竟把进口税率压低到“值百抽五”，即5％左右。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了。外国廉价商品依仗特权和低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

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1861年1月，总理衙门任命英国的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李泰国卸任后由赫德接任。赫德接任后，竭力巩固和扩充总税务司的权限，使其合法化，并制定了一整套由洋员把持关务的管理制度。这大大便利了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此后40多年，赫德一直执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大权，有清政府的尚书衙门之称，成为清政府的最高决策顾问。

（三）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霸占市场，践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南京条约》等规定的五口通商，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以有易无，经济互通，而是以“协定”关税为前提，是在丧失海关自主权的条件下进行的掠夺贸易。所以，五口通商、协定关税，就为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大开了方便之门。其结果是列强霸占了中国市场，用商品重炮摧垮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也践踏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使之夭折。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并且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外资利用取得的特权控制中国市场，同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遭破坏，但封建经济的根基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列强的支持下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这是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不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通过附有政治条件的贷款、开设银行、发行纸币操纵中国的金融与财政。1895、1896、1898年，清政府向英、俄、德、法3次借款3亿两白银，不仅回扣大、利息高，还附有苛刻的带有奴役性的政治条件。如：英国就从贷款中取得长期控制中国海关和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的特权。

思考：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向列强大借外债同今天我国向外国贷款，二者有何不同？ 提示：

①态度不同（被动、主动）②目的不同

清政府是用来偿还赔款和“赎辽费”；今天我们是利用外国资金来发展我国的经济。③权利上不同

当年不平等，附带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今天平等，本着互利原则。④影响不同

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扩大了其在中国的政治势力；而今只能是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四、文化渗透

（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教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一章（燕山大学）》。

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外国传教士由此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根据。

（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较早的外文期刊是《中国丛报》(1832—1851年)和《北华捷报》(1850—1864年，后改名《字林西报》)。这些报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

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即“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一）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1、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1841年5月29日，英军劫掠队窜到三元里一带抢劫，并侮辱菜农韦绍光的妻子。韦绍光等忍无可忍，与敌力搏，当场打死几名英国士兵。为预防英军报复，三元里人民在北郊三元古庙集会，决定立即武装抗击，以三星黑旗作指挥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三元里附近103乡人民闻讯后义愤同赴，组成一支反侵略的武装力量。5月30日晨，数千名义勇军逼近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四方炮台，诱敌军至预设的包围圈牛栏岗，经一天激战，打死英军200多人(其中有两名校官)，英军逃回四方炮台。牛栏岗一仗，三元里人民大获全胜，英军惨败。31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余乡的义勇也闻讯赶来助战，达10多万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大规模武装反侵略斗争。2、1895年，台湾人民的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 3、1900年始的义和团运动（录像）还有诸如：黑水党抗英、香港民众的抗英活动、太平军抗击外国侵略者、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天津保卫战、廊坊阻击战等

（二）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1、镇南关大捷中的爱国官兵（1885年）

１８８５年３月２４日 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

冯子材（１８１８－１９０３），字南干，号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行伍出身。１８８４年，法军进犯滇桂边境时，以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督办参加抗战。法军攻占谅山和镇南关，广西为之震动。年近７０岁的冯子材受命为关外军务帮办，率部赴关迎战。他到前线即被诸军将领推为前敌主帅。冯子材大力整军，激励将士，联络边民，部署战备。在关前隘口抢修了一条三里半的长墙，横跨东西两岭，岭上建了五座炮台。自己率部扼守，独挡中路前敌。３月２３日，尼格里率法军２０００余人，分三路扑向镇南关，凭借优势炮火，攻陷了东岭三座炮台，居高临下，向长墙进攻。冯子材沉痛大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人？”乃率众将奋勇拼杀，终于遏制了敌军的攻势。２４日黎明，法军乘雾猛扑长墙，所用炸弹，不下千计。当长墙几处被轰塌，法军先头部队已经爬上长墙的危急时刻，冯子材下令各军：凡临阵败逃者，一律杀无赦。自己则“以帕裹首，赤足草鞋，持矛大呼”，身先士卒，率两个儿子和大刀队千人，跃出长墙，冲入敌阵。诸军无不感奋，皆作殊死决斗，在关前隘与法军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把法军逼离长墙，压下山谷。众将挥军奋击，七上七下，夺回东岭三座炮台。此时，越南义军、边境各族人民也赶来助战。法军三面受敌，全线崩溃，被追杀２０余里，丢下１０００多具尸体和无数辎重，仓惶南逃。这就是震撼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此后，清军乘胜收复了谅山等地。是役，扭转了整个战局。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前线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茹费理内阁还为此而垮台。

2、黄海海战中的爱国官兵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一）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

19世纪70至9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出现了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狂潮，成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19世纪70至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又从缅甸入侵云南。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犯中国台湾。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德、俄、英、法、日等国于1898年至1899年竞相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二）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1、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孙中山后来说过：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第三节

反侵略斗争的失败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一、反侵略斗争的失败及其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一）社会制度的腐败

1、吏治的腐败

清统治集团的腐败在鸦片战争中得以充分地暴露。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执行的是妥协投降为主导的政策。如一些朝廷重臣的苟且偷安，骄奢昏聩，妄自尊大，无知之极。限制和打击抵抗派，敌视和破坏人民抗击侵略的斗争。这说明，腐败的清政府是不能领导中华民族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要取得反侵略斗争的最终胜利，就必须推翻清王朝，寻求新的阶级和新的领导力量。

2、军队的腐败

100多年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八旗子弟已不是进关时的劲旅铁骑。八旗、绿营不仅武器落后、原始，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以来，他们武备松弛、军纪荡然无存，都统、副都统于会议之时，多不到班。其到班者，往往不以正务为意，或彼此相谑，言笑无忌。八旗兵成了手提鸟笼雀架游手好闲之徒。怯于公战，勇于私斗，战守不足，扰民有余。已经失去了抵御外辱，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能力。

（二）经济技术的落后

从社会条件说，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其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经济科技比较先进，武器装备也比较精良；另一方面，其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它向外侵略扩张，不可遏制。而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之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抵御外敌必然受到很大限制。这说明，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发愤自强。战争中表现为武器装备的落后：

在武器装备上，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冷兵器指的是矛刀弓箭。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不是中国发明研制的，而是仿造明代引进的“佛朗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样式制作的。鸟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士兵在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再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火装置，射程约100米，射速为1—2发/分钟。

清军武器：枪身太长，点火装置落后，射速慢，射程近，无法再装枪刺，清军鸟枪并无定期修造报废更换制度（有用166年尚未更换的），数量不足，质量低劣。

清军使用的大炮，主要是仿照西方17世纪至18世纪的加农炮系列，到19世纪鸦片战争时，与英军相比，在式样及机制原理上大体相同，而差别在于制造工艺引起的质量问题上：

1、铁质差（冶炼技术落后，铁含杂质多，气孔气泡多，容易炸裂，解决办法一是加厚火炮的管壁，因此有数千斤的巨炮，但十分笨重，威力小。二是使用铜炮，数量非常少。

2、铸造工艺落后；

3、炮架和瞄准器具不全或不完善，很多炮是固定的，不能灵活转动，很多炮架为木架，大多数炮无瞄准器具，主要靠经验来瞄准。

4、炮弹种类少，质量差，多为实心弹，英军已有实心弹、散弹、爆破弹等几种。

火药，均为黑色火药，但清军火药中含硝量过高，容易吸潮，不便久存，爆炸效力低。

舰船，英军海军为当时世界之最（木制，夹板船，包铜，双层，两桅或三桅，军舰大，安炮多）。清军时称“水师”，主要有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而其任务并非出洋作战，而是近海巡缉、守卫海岸，主要是针对海盗的，相当于海岸警卫队。水师的主要兵力，主要并不再舰船上，而是驻守于沿海、沿江的众多炮台、城寨、要隘，许多海防要地、陆上防守全由水师负责。清军水师最基本的特点是船小，并不是中国造不出远洋舰船，而是根据乾隆年间固定下来的“工部军需则例”、“户部军需则例”，限制了式样和修造军费，因此在鸦片战争中中英敬爱耐穿水平差距悬殊，清军根本不敢以水师出海迎战英军舰队，迫使清军放弃海上交锋而专注于陆地，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一）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

在鸦片战争中国被战败的情况下，林则徐、魏源、姚莹等能够冷静客观地分析中外形势和中国失败原因，认识到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的失败，主要原因不是西方入侵国的强大，而是中国经济、政治的落后，并且提出了要开眼看世界的政治主张。

1、林则徐

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领导了广州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一改清政府官员鄙薄夷人、惟我独尊的观念，对西人进行实地了解。他组织翻译英文《广州周报》而编成《澳门月报》，他还特别组织编写了《四洲志》以了解世界形势。为了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林则徐还组织选译了《各国律例》等书和大炮瞄准法、战舰图式等资料。通过了解，林则徐认识到外国的船炮远远高出中国之上。必须学习西人长技，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基于这种认识，他曾购买洋人大炮来武装清军，并实地做过研制、改进中国大炮的工作。他甚至上奏道光皇帝，建议用关银的l/10做经费仿造外国船炮。他还对俄彼得大帝微服出行、学习西方技术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2、魏源编写成《海国图志》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后，魏源在复仇雪耻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根据林则徐留给他的《四洲志》及其它所能够搜集到的中外文献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一书，（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综述了各国的历史、地理概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原来国人知之甚少的外国的基本情况。

魏源在《海国图志•原叙》中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除因为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要想强盛起来，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近代工业。

因此，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他强调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其设议院、兴学校、开工矿、废厘金等主张，成了后来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的理论先导。对孙中山、毛泽东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二）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极大。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严复在1895年就写了《救亡决论》—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

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思考题：

1、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2、近代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有什么意义？

3、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重要参考文献 1.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2.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人民出版社, 1947.4.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3.6.荣孟源：《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 1954.

第四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导论(燕山大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导论（燕山大学）]

导 论

一、大学生为什么要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导论（燕山大学）。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他们能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长治久安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验证明，智育搞不好就出次品，德育搞不好就出废品。

毛泽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

二、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学习中国近现代史？

1、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 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说，要通过研究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盛唐时期的历史学家刘知几说：“史之为用，其利实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晚清的思想家龚自珍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

2、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注意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党的领导人曾反复地对治史的重要性作出过深刻的论述。

毛泽东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1938年10月，他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邓小平认为，了解历史，我们才能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青年人不了解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明确地提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他强调，“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他指导起草的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正是以全面的科学的观点评价人物和历史的一个范例。1990年4月，他在同外国客人谈话时还讲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江泽民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1990年7月，他在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指出：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过去饱经忧患的历史，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不了解，不熟悉，甚至有些年纪大的人也渐渐淡忘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必须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加强国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他指出，我们“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胡锦涛认为，“历史是—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教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导论（燕山大学）》。”“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他指出：“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是为了加深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立足现实，指导现实。”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久以前，他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国革命史，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生力军。为了胜利地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不论今后将从事何种专业工作，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都是很有必要的。

三、中学阶段已经系统地学过中国近现代历史，大学阶段为什么还要学呢？

经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在校大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系统地学过中国近现代历史(其初中教材分上、下两册，合计近17万字：高中教材也分上、下两册，合计近45万字)，对有关的历史事实、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他们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脉胳，还不能完整地把握；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主要经验，还不能准确地理解；对与“三个选择”有关的历史情况，也还缺少深入的了解，并存在着若干困惑。试点高校的大学生经过学习这门课程，普遍反映是有收获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基本目标和要求为，通过学习，帮助大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本课程不是一般的讲历史，不是历史系本科生的专业课，而是大学生必修的公共思想政治理论课。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讲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帮助大学生认识“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了解国史、国情，深刻体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大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它强调的是要用事实来阐明中国近现代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的理论观点，帮助大学生提高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四、怎样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课？

1、教学方法

（1）以课堂教学为主，以课外自学为辅。（2）以老师讲授为主，以学生讨论为辅。（3）以专题讲授为主，以系统学习为辅。

2、上课具体要求（1）思想上要重视（2）课前预习教材（3）认真听课记笔记（4）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5）不得无故迟到、早退、旷课

3、考试方式与成绩计算

（1）考试方式：开卷、闭卷或写论文（2）成绩计算：平时学习+ 期末考试

4、主要参考书目

（1）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2002年27次印刷。（2）蒋士第等编:《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第11次印刷。（3）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5）费正清 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6）费正清 费维恺编:《剑桥中国史》（多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7）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8）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五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二章(燕山大学)之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二章（燕山大学）之一]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帮助学生了解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及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了解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从而正确认识无论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地主阶级的洋务新政，还是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都不能为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真正指明出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二章（燕山大学）之一。

教学重点

三次早期探索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主要内容

一是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企图用武装斗争和农民改革方案改造社会；

二是地主阶级洋务派官僚进行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实现自强和求富； 三是资产阶级中的改良派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讨论、视频录像 计划学时：2学时

第一节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一、农村社会变动与太平军起义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动

1.农村经济更加残破

（1）

鸦片输入的激增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老百姓“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一倍以上。这些负担归根到底，仍然落到了农民的头上。加速了劳动者的破产。

（2）

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拼命搜刮百姓

如江浙一带的的漕赋，原需交米1石的，战后竟需交米2石5、6斗，（10斗＝1石，一石＝120斤）甚至达3、4石之多；湖南的地丁税则从每丁银1两变成了每丁几两。这些都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3）

地主、官僚、贵族也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地租剥削率很高

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土地兼并已经十分激烈，官僚、贵族占地的规模最为惊人，如道光时期的大学士琦善占地竟达25600顷（1公顷＝10000平方米）以上。满汉大员有地几百顷、数千顷的很多。一般地主占地规模也相当惊人，以致广大自耕农和小地主破产。至于佃农的境况就更加恶劣了，他们需向地主缴纳高额地租，并且常常受到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终岁勤劳，难得一饱。导致农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4）

由于政治腐败，水利连年失修，自然灾害十分频繁

1841-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决口，造成豫、皖、苏三省广大地区被淹，人民死亡以百万计；1846-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又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波及上千余州、县。尤其是1849年长江大水，汉口尽成水府，武昌水深至檐，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广大地区受灾严重，为百年所未遇。同期，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总之，连年的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

2.人民反抗此起彼伏

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迫使广大人民群众走上了反抗道路。鸦片战争后，汉、壮、苗、瑶、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等斗争几乎遍及全国。

其中从1843-1850年，全国各地群众暴动和武装起义，大小即达70余起。当时北方各省有白莲教、天理教的斗争，河南、安徽、山东一带有捻党活动；在南方，斋教散布于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天地会势力更是遍及长江和珠江流域。

据统计，1847-1850年仅广西一省，天地会系统的农民起义队伍即有二三十支。每支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第2册第3页）这些斗争使官僚、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狠狠地打击了清朝统治势力。以至于地主文人惊呼：粤西近日情势，如人满身疮毒，浓血所至，随即溃烂，„„终必有溃败不可收拾之一日。（龙启瑞：《上某公书》，《经德堂文集》卷六，第6页）这一切都说明，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各地农民反抗斗争的持续发展，一场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即将来临。

（二）农民革命的酝酿

正当中国社会酝酿着一场农民大起义风暴的时候，洪秀全在广西创立了“拜上帝会”组织，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做了舆论上的宣传和组织上的准备。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七岁入村塾读书，由于聪明勤奋，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及多篇古文。家庭对他期望殷切，希望他能取得功名，以显父母，光宗族。但是三次赴广州考秀才都名落孙山，使洪秀全感到愤懑不平。1． 应试落第，去旧从新

在1843年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洪秀全读后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以示去旧从新，并开始从事传教活动。2． 撰写“三原文献”，宣传平等思想

从1844-1848年洪秀全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提出

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贤尚德的大同社会。3． 创立拜上帝会

1847年春，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4． 形成领导核心

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三）太平天国的建立

1.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了。

金田起义后，清政府急忙调集军队一万多人派往桂平，广西提督向荣亲至前线指挥镇压。太平军英勇作战，屡次大破清军。

2.永安封王建制

1851年8月，太平军在平南官村击溃向荣部队，一举攻克了广西永安州。12月，洪秀全在此颁布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确立了太平天国初期的官制，这对于加强领导、发展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3.转战湖南湖北

太平军在永安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清军3万多人陆续开到永安，包围了全州城。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北上。6月，太平军攻克全州。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不幸中炮牺牲，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太平军撤离全州后，进入湖南。在湖南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救一切中国人民谕》三檄文，揭露清政府的腐朽黑暗统治，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颁行诏书》，《太平天国》第一册，第162、164页）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8月，太平军攻取湖南重镇郴州。9月，围攻湖南省城长沙，未能攻克。萧朝贵在攻城时中炮牺牲。这是继冯云山之后，太平天国的又一重大损失。11月底，太平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行动，移营转进。12月，太平军攻克益阳、岳州，获得大量武器、船只。同时，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入起义队伍，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有了一支新建的水师。

1852年底，太平军进入湖北，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1853年1 月，太平军攻克湖北省城武昌。

4.定都南京

2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两路，浩浩荡荡，顺江东下，势如破竹，连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和州等地。3月7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水陆连营，直望无际，既众且整，清军望之夺气。（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一）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20月，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完全占领了南京。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二、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

（一）《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以土地问题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内容的革命纲领。1． 基本内容

（1）

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是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太平天国》第一册，第321-322页）分配的办法是：按产量的高低把田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好田坏田各一半，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不分男女，凡16岁以上，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的减半。

（2）

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两

除了解决土地问题之外，《天朝田亩制度》还还规定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两来组织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每25户为一两，每两设两司马一人，总管生产、分配、军事、教育、宗教等事务。分得土地的农民，除耕田外，都要参加副业劳动，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

（3）设立“圣库制度”

在分配问题上，每两设一国库，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业产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25家中婚丧等事所需要的银钱粮食，都由每两所设的国库开支。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者，均由国库供养。

2． 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

《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正如列宁所说：“地权和‘平均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纪念赫尔岑》，《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419页）《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的这种愿望，用政权的力量予以系统化、制度化，对于发动和鼓舞群众起来斗争，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这种方案是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相悖离的，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天朝田亩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和平均主义的经济方案在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下是无法实施的，而实际实行的仍是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3．《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行情况

尽管如此，在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内，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打击。一部分地主豪绅和庙宇寺观的田产被没收，对富户课以重税和减轻农民的负担。如天京附近的农民，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同时，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大农民群众纷纷自发地起来反对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有的占有逃亡地主豪绅的土地，有的拒绝向地主交租，有的则少纳地租。

据当时一些文人记载：江苏扬州附近，凡佃人田者，亦思抗租不纳；（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二）在湖北黄梅县，贫民多挟贼凌富，而田风大坏，舞弊名色多，是区区者（指租谷）能有几何（邓文滨：《卖脱父亲能抵课》，《醒睡录》卷七）在安徽芜湖，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所有的2000多亩土地，自咸丰三年后，籽粒无收。（《徽君御寇案牍》，《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第116-117页）

这都说明，太平天国提出的平分土地的方案虽然并未实行，但是广大农民却夺回了相当数量的土地，并且由于少交或不再向地主交租，大大减轻了负担，不仅打击了封建势力，而且对太平天国控制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支援农民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资政新篇》的提出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洪秀全后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形成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核心。

洪仁玕任干王后不久提出了著名的《资政新篇》。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他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

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奖励开采矿藏，设立银行发行纸币等。

在思想文化、风俗习惯方面，提倡兴办医院、设学馆，盲哑院等文化慈善事业，禁止缠足、溺婴、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

在外交方面，洪仁玕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人不得毁谤国法干涉内政。

洪仁玕的这些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超过了同时代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是进步的。但是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仍处在萌芽状态，平分土地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如何整顿正在涣散的革命力量去争取胜利，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不是只字不提，就是语焉不详，未能切中时弊。因此《资政新篇》在太平军内部没有引起积极反应，成为无法实行的一纸空文。

三、太平天国由盛而衰

（一）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质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

太平军进入南京后大兴土木，天王府周围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赏心悦目。至如冠履服怖、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也由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领导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终于酿成了天京变乱的严重事件。

1856年8月，杨秀清借天父下凡，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洪秀全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火速返回天京。韦昌辉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立即率领3000精兵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死，又杀了杨秀清部属将士两万多人。石达开赶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企图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被韦昌辉杀害。韦昌辉的专擅横暴，激起了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们的要求，于11月初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

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心存疑忌，所以封他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引起石达开的不满。

1857年6月，石达开出走天京，带走了太平军的二十万精锐部队，脱离了太平天国，走上了分裂道路。

他脱离天京后，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等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军心逐渐涣散。1863年5月，石达开率部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顺场）陷入清军包围被消灭。石达开被解往成都凌迟处死。

（二）力挽危局的苦斗

天京变乱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天京变乱和石达开的出走使太平军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给了清政府以喘息之机，清军乘势反扑。

1856年底，武昌、汉阳重陷敌手，随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攻占。清军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并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1858年5月，九江失守。天京上下游除安庆以外的战略重镇全失，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之下，到1864年5月，太平军苏南、浙江、皖南根据地全部失去，天京形势更加危急，四面被曾国荃的湘军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1864年6月3日，天王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用炸药轰倒城墙，蜂拥冲入。守城太平军与湘军展开激烈的巷战，但终因力量悬殊而沦陷。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教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二章（燕山大学）之一》。

（三）太平天国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

1、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失败，其主观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小生产者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产物。其规定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对自己崇高的理想坚持不渝，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只能从农民阶级狭隘的眼光出发，墨守这个完全行不通的平均主义蓝图，而不能制定出一个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资政新篇》则由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无法实行。这是单纯农民战争的致命弱点，因而最终必将失败。

其次，农民是小生产者，缺乏先进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拜上帝教这种宗教理论虽然在革命初期曾经起过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的重要作用，但毕竟不是科学理论，其表现在对外方面，误把外国侵略者当成朋友，吃了大亏。在太平天国内部，这种宗教理论后来被用来发展个人势力，酿成了天京变乱的悲剧。洪秀全本人也深深陷入了宗教迷信而不能自拔，以致拒绝采纳让城别走正确意见而坐以待毙。

第三，农民阶级难以克服自身的保守性、落后性、散漫性、狭隘性等固有弱点，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其政权未能跳出封建专制政权模式的窠臼。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即迅速的封建化，领导集团日益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生活腐化、争权夺利、任人唯亲、滥封滥赏等现象十分突出。因此洪仁玕后来痛心地指出，天国的失败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从客观上讲，太平天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力量强大。太平天国面对的不仅是本国封建势力，还有凶残的外国侵略者。因而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失败了。

2、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前后坚持了14年之久，势力波及到18个省区，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世界农民战争世上也是罕见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沉重的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太平天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农民政权，颁布了有利于农民的各项政策，猛烈的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极大的削弱了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制度，建立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成为中国农民起义的一个里程碑。

第二、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使侵略者迅速将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遇到很大挫折。太平天国革命兴起的时代，西方殖民者已经侵入中国，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太平天国在打击清朝封建统治的同时，勇敢的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进犯，拒绝了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在反对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三、对近代中国的出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资政新篇》的提出反映了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可贵的开拓精神，为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太平天国的革命业绩激励了无数中国人的革命斗志，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以太平天国的后继者自许。

最后，太平天国革命极大的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它同印度的民族大起义、波斯的巴布教起义等共同构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第二节 洋务运动

一、洋务派的形成及其指导思想

（一）洋务派阵营的构成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洋务”）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批掌握实权的清朝官僚，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亲身的体会。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们感到面临着千古未曾有过的变局，传统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局面，必须寻求新的对策，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他们出面倡导西方新式练兵，引进机器生产，学习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生和兴办学堂等“借法”活动。这批人被人们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以及稍后崛起的张之洞、盛宣怀等，在清朝中央则有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史学家把洋务派开展的洋务活动称为洋务运动。发生在同治、光绪两朝的这些活动，也称为“同光新政”，清朝统治者则自诩为“自强新政”。

（二）洋务派的指导思想

洋务派用以指导其洋务活动的思想很复杂，但最基本的、核心的可以归结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是整个洋务运动的思想纲领。

中体西用这一命题里包括两对概念：一是中学与西学；一是体与用。

所谓中学，即不是指狭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泛指中国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所谓的中国的文武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西学不是指狭义的西方学术，也不是泛指西方一切事物，而主要是特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其它先进科学技术，主要的是所谓长技。

所谓体就是根本，所谓用，就是利用。“中体西用”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服务。用时人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第65页。转引自徐凤晨、赵矢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20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

在洋务派人物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之不及，不能改变这个根本。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要学习利用的是西方的“火器”和先进的军事装备及机器生产。因为中国之于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把“求强”的希望寄托在仿造外国的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后来，又从“求富”着眼扩大到仿行西方举办铁路、电报、制造、开矿、纺织等事业上。但其本意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

二、洋务派的主要活动

（一）开办军事工业以自强

洋务派对中国和西方差距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所谓火器上。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奕訢在同治年间更明确地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就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洋务派以制器，筹办军事工业为始，敲响了洋务运动开场的锣鼓。

1、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军械所

这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开端。当时全用汉人，未雇洋匠，仍采用手工生产，但它聚合了如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仿照西法生产枪炮炸弹。

2、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65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机器铁厂，并利用容闳在美国购置的机器，成立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县城西南的高昌庙，工人达2000多名。该局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是洋务派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主要产品有后膛炮、新式大炮、弹药、地雷与水雷，并建造船只，生产机器。它在当时是东亚最先进的机器兵工厂。1868年，该局设立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人和中国科技人员联合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军事及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并设立机械学校，培养机械工程师。洋务运动破产以后，该局还继续维持，几经变革，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机器厂房设备才最终被日军拆毁。3.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5年夏，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局里实际事务由军医出身的英国人马格里掌管。该局主要制造大炮和弹药，产品大都供应给淮军及北洋三省军队，小部分调拨给南洋和沿海各省。1875年马格里被撤职，该局改由中国人监办。该局一直到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并入上海兵工厂。

4.左宗棠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设福州船政局，聘请原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担任正、副监督，雇佣法国技师和工匠监造轮船。不久，他调任陕甘总督，便推荐沈葆祯总理船政。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在中法战争中，该局受到严重破坏。战后虽经恢复，但生产大不如前。甲午战争后生产更趋下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抗日战争时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停顿，然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管。

5.崇厚于1867年创办天津机器局

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筹建机器局，由英国人密妥士任总管。主要生产弹药，但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接办该局。该局生产军火主要供淮军与吉林、奉天、察哈尔等省军队使用。1900年，遭八国联军焚毁。

6.张之洞于1892年建造湖北枪炮厂

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便将原来订购建造枪炮厂的机器迁到湖北。1892年在汉阳开始购地建厂，1893年厂房落成，机器装妥。次年开工生产，不久遭受火灾，直到1895年才修复投产。雇用工人约1200人，是洋务派后期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所造枪炮弹药为全国最新产品，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到1908年改称汉阳兵工厂，抗日战争时内迁。

（二）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1、求富口号的提出

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洋务派在继续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工业的同时，又提出求富的口号，以此为目的开始经营民用企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第一，洋务派在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原料、燃料、交通运输和经费等一系列难题，为穷所迫； 第二，新的军事防务体系不是单独练兵制器就能大功告成的，还需有煤铁供应以及运输电力事业的配合。

第三，洋务派在其活动实践中，对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有所深入，他们感觉到，西方国家之长，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在于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也是要借鉴和取法的。2.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典型

（1）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

1872年8月，李鸿章饬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事宜。次年1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宣告成立。《局规》及《章程》确认招商局是在清政府督察下由资本家经营的企业，规定股票不准让与洋人，保证招商局属华人所有。实权握在唐廷枢、徐润手中。他们既是官方的代表，又是该局的股东，兼有官、商双重身份。他们都是买办出身，但入招商局前，已脱离了洋行，成为当时由买办向资本家转化的代表人物。招商局除在上海设总局外，还在国内外19个港口设立分局或开辟航线，不仅经营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运，而且还开展远洋航运业务，曾先后派轮船驶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该局是民用企业中最先设立且较有成绩的一个。为了挤垮该局，外国轮船公司不惜亏本而骤然降价。李鸿章则采取筹借官款、增拨钱粮和承运官物等措施，使该局渡过了难关，并转亏为盈。招商局的创办，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

（2）李鸿章于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为了解决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燃料问题，李鸿章于1876年派唐廷枢赴直隶开平一带勘探，1878年该局正式开办，1881年开始产煤。到90年代初，工人发展到3500多人。该局所生产的煤除了供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使用外，还大量销向市场，起到了抵制洋煤进口的作用。该局也是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中成绩比较显著的一个。1892年唐廷枢病逝后，由曾经在醇亲王府做侍役的江苏候补道张翼接任该局总办。1900年该局被英国吞并。（3）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天津电报总局

1879年，李鸿章主持在大沽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陆路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又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担任总办，郑观应、谢家福等担任会办，并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镇江、苏州、上海等处设立分局。电报总局经营十余年，布满各省，瞬息万里，官商称便。（《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6册第451页。转引自苑书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第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它不但对保卫边疆、发展商务大有益处，还有效地抵制了西方侵略者攫取中国电报利权的活动。（4）李鸿章于1880年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年，已被革职的道员彭汝琼分别向南、北洋大臣呈递察帖，请求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委派彭汝琼与郑观应等负责筹建。1880年，机器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戴恒、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经元善专管商务。织布局招股银50万两，局址设在上海杨树浦。开办之初，李鸿章为织布局向清政府奏请了减税和十年专利权，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5）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的“汉阳铁厂”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洋铁入口，在广州筹建炼铁厂，旋因被调任湖广总督，遂将铁厂移至湖北。1890年在汉阳开工兴建，1893年底完工，计有贝色麻钢厂、造钢轨厂等大小10个厂。铁厂雇佣外国技师40人，工人约3000多人。为了解决铁厂的原料和燃料，1890年又建大冶铁矿，接着又开办江夏县马鞍山煤矿。1896年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6）李鸿章于1880年开始修建铁路

1874年，英国怡和洋行无视中国主权，擅自修筑吴淞铁路。1876年7月正式通车营业。两江总督沈葆祯等坚决反对洋商私自修筑铁路，认为是侵犯了中国自主之权。最后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代价赎回拆除。

1880年，李鸿章为运输开平矿产煤的需要，开始修筑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全长9公里。唐胥铁路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因清政府禁用机车，只好以骡马牵引。1881年6月，英国人金达利用废旧锅炉改造成蒸汽机，遂开始使用机车。守旧官员上奏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以致清政府又勒令禁止机车行驶。后几经波折，才取消禁令。1886年铁路修至芦台，次年筑成，1888年又扩展至大沽，次年又延长至天津，名唐津路。1891年始修关东铁路，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已铺设铁轨至奉天中后所。与此同时，在巡抚刘铭传的倡导下，从1887年至1893年，台湾省也修筑了基隆经台北至新竹的铁路。到1894年，中国铁路总长计有447公里。

（三）创办近代陆军和海军 1.陆军的改制

洋务派的军事活动包括制器和练兵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方面。在19世纪六十年代，即洋务派着手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开始探讨编练新式军队。

（1）“湘军”和“淮军”

清朝军队的主体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产生了湘军和淮军。湘军的特点，一是兵制上和八旗兵、绿营兵不同，内部关系上具有私属性；二是武器上重视使用洋枪洋炮。

（2）防军和练军

为大势所趋，清朝除了继续容纳湘、淮军以外，对原有军队也以湘、淮军为样板进行改造，例如从武器装备上和训练方式上，奕訢等人于1861年就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不久，就在天津、广州、福州等地先后成立洋炮队，聘用外国教练，更显著的是，出现了防军和练军。

防军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告竣后，留防的湘、淮军。湘军和淮军本属非国家正规军之外的勇营，按旧例应是临时性的，军事行动完结后即要解散，但从镇压太平军当中显示出湘军和淮军的战斗力远比绿营重要，同时，由湘、淮军起家的湘、淮军势力也要保留其军事资本。这样，在镇压太平军之后只裁撤了一部分，相当兵力保留下来。

练军，是指从绿营中挑选，仿照湘军编练的军队。它始于同治二年，由直隶总督刘长仇创始，以后延续下来。

防军、练军与当时的绿营比较有所不同，是所谓新军，不过应注意，此时的防军、练军还不属于近代化的新式军队。2.用洋枪洋炮训练装备军队

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862年初，奕訢等奏准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英国教官，选派京营旗兵赴津训练。不久，广东、福建、江苏、湖北等省也纷纷聘请洋人，用西法练兵。在新式练兵中，湘军和淮军最为积极，实力迅速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仅1854年至1856年，湘军就先后购置外国大炮1800多门。不过，后来湘军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于淮军。唯左宗棠对筹建新式军队态度坚决，所部湘军从1863年起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兵西北，大力购置洋枪洋炮，并先后在西安和兰州设局制造军火。

淮军进入上海后就进行改编，建立洋枪队，至1862年8月，洋枪队已有千人，并雇佣洋人担任各营教习。一年之后，淮军各营总计已拥有洋枪1.5万支左右，平均每个营已超过1000支。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淮军已由原来的6000余人扩至6万余人，其武器装备已从新、旧枪炮并用过渡到基本上使用新式前装滑膛枪炮，使淮军发展成为当时清朝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军队。3.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清政府开始重视筹建新式水师。

1860年6月，曾国藩奏陈攻取苏、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师，不能得手，并建议在江北造船以进攻金陵。

1861年6月，署理总税务司赫德首次进京与奕訢面晤，奕訢即向赫德言及镇压太平军，后由在英国养病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出面，花费巨款代清政府向英国定购大小舰船7艘。1863年9月，这些舰船驶抵中国。李泰国企图让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当舰队司令，并俨然以中国唯一的海军大臣自居。李泰国企图控制中国海军指挥权的阴谋，引起了清王朝的疑虑，便解除了李泰国总税务司一职，并将这支舰队遣散变卖。

1870年，船政大臣沈葆祯提出建置新式海军，奏请清政府派熟悉海疆的大员，以为统领。清政府随即任命前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船政轮船统领。福建船政局所造之船，均归其管辖，一支新式舰队已具雏形。

至1875年罗大春担任统领时，舰船已达16艘之多。闽省这支新式水师以闽台海防为重任，除马尾军港外，还将基隆、澎湖、厦门等海口要塞辟为基地。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筹建海军的活动。1875年5月总理衙门规定：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祯督办南洋（苏、浙、闽、粤）海防事宜。每年由粤海、闽海等海关关税和厘金等下拨专款400万两白银为筹办经费。

沈葆祯任南洋大臣后，又奏请以10年为期，建成北洋、南洋、粤洋等三支海军，分别管辖直隶、山东、苏浙、闽粤的海防。

至中法战争前，清朝表面上维持了北洋、南洋（苏浙）、广东和福建四洋海军。中法战争期间，福建海军损失惨重。

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由奕訢任总理海军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并由李鸿章专司其事，曾纪泽帮同办理，实际主持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乘机加速发展北洋舰队。1885年清政府向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运到中国后，归入北洋。同年清政府颁布特旨，由英、德购造铁甲快船四只，专备台澎防务。但1887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铁甲快船制成购回后，又全被李鸿章揽归北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此时北洋海军拥有新旧舰船25艘，成为晚清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海岸炮台，并于旅顺建设船坞，以旅顺、威海卫两个军港为基地。他还聘用赫德推荐的英国人琅威理为北洋舰队总查，任命淮系陆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

自北洋海军成军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加上统治集团的腐败，如为讨好慈禧太后，竟把每年400万两的海军经费大部分挪用去修建颐和园，海军衙门不再添置新的舰船，1891年以后又两年停止购买枪炮弹药，致使北洋海军的建设停滞不前，装备日趋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