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闽台社会西医观的历史变迁(旧注释)

第一篇：近代闽台社会西医观的历史变迁(旧注释)

试论近代福建社会西医观的历史变迁

王尊旺

1842年2月，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雅裨理抵达厦门，标志着新教正式进入福建。此后伦敦会、长老会、美部会、美以美会、圣公会等新教派别相继进入福建各地。近代来福建的各个教派均把行医作为传教的有效辅助手段，他们开设医院治病救人，同时把西方的医术、医药和现代医院的管理方式、规章制度、医学教育等传入福建。根据《中华归主》的统计，福建“全省教会医院共有四十一处，约较全国任何省份所报告之数目多一倍。病床计约二千四百三十张，归四十一西医士及六十九华医士管理，更有二十二西护士及七十八毕业华护士襄助之”。1由此可见，近代福建地区西医事业相当发达。

传教士初抵福建，面临着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国度，而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刚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对外国也殊无好感。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所遇到的都只是猜忌、不安和拒斥。1847年，长老会的宾维廉来厦门传教，经过三年的努力，依然一无所获，他不禁感叹“不知何日才能让一位华人信主”。2在厦门传教的英国伦敦会同样是每到一地，便遭到当地民众的反对和排斥。1850年，英国两名医生准备租住在福州神光寺，当地马上传说他们购买万人坑里的尸蛆，用来制造火药，其毒无比，一时间人心惶惶。中国传统观点认为男女有别，尤其是女性轻易不能同陌生人接触。是故，在传教初期，只要有人看到女性走进教堂便极有可能引发一场骚动。1864年，福州拱星铺地方民众见有女性出入教堂，立即将教堂拆毁，打伤传教士，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有伤风化之事。其实这个所谓的妇女并非女信徒，而是看守教堂者的妻子。而在南平，当地百姓更将前去传教的美以美会传教士薛承恩视为洋鬼子加以排斥，“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起洋楼于海口，隐占要关，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牙爪。无非欺我冲主，谋我中国„„我等子民惟有见鬼子来，齐心驱逐”。3

在刚刚开放之初的福建，人们很难接受西医西药，居民生病时还主要是求于中医，信任外科手术的人并不多。在医院建立之初，人们满怀狐疑，更多的是对医院的不信任和拒绝，甚至是无情的打击和迫害。

4宁德在未接触西方医学之前，“风气未通，民情固执，视西药为鸩毒，谁肯信而用之”。1868年7月，基督教刚刚在福清占稳脚跟，全县突然出现谣言，“外国教士雇人持药投井化虫，食者中毒，不医即死，求医则勒之入教”。很显然，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谣言，但民众却信以为真。“于是各家汲井捞药，或获微虫，遂谓此即毒也”，很快，“各乡公议不许面生可疑之人进乡”。5在这种情况下，想设立医院、传播福音根本不可能。1871年，在广东广为流传的神仙粉事件开始蔓延到福建，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又将矛头对准了西方医生和医院，他们以此为名，拆毁了很多医院，迫使部分医生停止营业。即使到1890年，建宁府的教会医院依然被当地民众捣毁，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不仅医院被焚烧一空，医生被驱逐出境，就连一个看病 12 林金水《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姜嘉荣《清季闽南基督教会之研究（1842-1892）》，香港：香港浸会大学1999年哲学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47页。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97页。4《福声》，第27期《宁德县教会史略》，第34页，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出版，1933年6月1日。5 林乐知《教会新报》，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第282页。的邱姓患者也因“衣袋中藏有药房内常用药品及器具数件”而被殴打致死。1由于对西医不理解，一向乐于捐助的中国人对医院却十分吝啬，福州教会医院的辛普森医生对中国人缺乏捐献的兴趣曾很失望地说：“我来到这个城市已有五年了，在我之前也有人在此地工作，但我从没有得到哪怕是几个人对医院贡献一点力量或以其他方式承担一点责任”。2

随着西医院在中国社会广泛建立，人们不再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伯驾在广东开设的医院经过最初的惨淡经营后，很快便为中国人所接受，“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3据1874年福州的一个传教士在《教务杂志》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人对于西医的信任，完全是出于自发和自身的实际需要。正是由于这种实际需要和西医的实际疗效，和先前相比，民众对于西医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经过了最初的猜测和疑忌，面对医院的良好疗效和周围人的示范作用，大批的患者开始走进医院。厦门归正会医院，在开业的时候门庭冷落，“以后逐渐增加，以致于不得不规定晚上8点半关门以拒绝在这里等候的病人。但当地有许多人从夜里2点就开始集合，5点在大门外等着开门。”4美国传教士福益华1892年来到邵武，在自己最多能容纳30人的诊所中，经常需要接待70多人，许多人步行六七天来到诊所，有些人拿了药以后睡在大街上，有人呆在亲戚家中。长老会在永春开办的医院，就医之人，“除永春外，德化、大田、永安、尤溪、蒲田、仙游、南安各县均居多数，而漳平、永福、厦门等处，亦恒见不鲜。”5在福州开设的娲氏医院，1899年病人数为2872人，到1910年上升到24708人，十年间增加10倍。6随着就医者增多，医院的信誉提高，不仅下层平民找西医看病，“上层阶级人家也越来越多地求助于传教士医生”。7中国人医疗的亲身经历，使多数人不得不采取比较肯定的态度。关于传教士挖眼剖心的传言不再为人们谣传和相信。

西医在福建的广泛传播，得到了地方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可和支持。1870年，美部会医疗传教士柯为良在福州设立医院，闽省自督抚大宪至地方文武官无不捐助。81878年，地方官将将银洋五百元转交给美国驻福州领事馆，“以二百元托为延请美国女医生一人以管理福州之施医女局，又以三百元延请美国医生管理施医局事”，对于西医在福建的种种活动，“官府以药局之益称颂西人”。920世纪初平潭县筹建西医院，“潭中绅士愿献演武场北之火神庙为院址”。10在近代发生的反对基督教的运动中，绅士扮演了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而“火神庙”作为中国民间信仰的象征，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是中国人占用祭祀场所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给外国人建设医院。因此，绅士的这个举动具有象征意义。厦门的教会医院在扩建的时候，其主要资金来源则出自中国人，“医院扩建的基金主要来自于中国人，基督徒、非基督徒 12《福声》，第27期《建宁府教会史略》，第42页，中华圣公会福建教区出版，1933年6月1日。

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3 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4页下。4 Gerald F.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1, Michigan, 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 Co., 1992, P153.5 许声炎《闽南长老会八十年简史》，厦门：福建金井基督教会堂，1924年版，第72页。6 Report of the Twenty-sixth Session of the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Foochow, M.E.Mission Press, 1910, P60.7 Minutes of the Tenth Session of the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Foochow, 1894, P13.8 Ellsworth.C.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88.9 林乐知《万国公报》，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卷492，第5062页。10 余淑心《福州美以美年会史》，福州：知行印刷所1936年版，第186页。都有。医院也不时收到各种友好的捐款，一些贫穷的中国人主要是从事义务劳动”。1从当初看到有外国传教士建设房屋时打砸烧抢，到后来主动帮助教会建筑医院，其间观念的转变可见一斑。

民间从事中医的医生面对西医的冲击，许多人意识到西医的高明之处，在坚守中医的立场上承认西医的合理性并逐渐接受之成为中医的必然选择。福州医生林湘东与传教士柯医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对西医极为推崇，“《全体阐微》一书，其间分肌劈腠，析络朔经，盖形体之大成，发灵素所隐伏”。同时，作为一名中国医生，他依然坚持了中医的立场，“圣贤之立论也，片言只字，义无不该，或隐于言中，或形于言外，或伏于此，或起于彼，词义古奥，体会为难„„西医兼论其形，名虽异而实则同也。间有发前人所未发者，盖亦从西国剖验之明证，发古圣不言之奥旨。”2福建基督教信徒吴襄如自幼学习中医，曾得到名师指点，在加入教会后，经常与西医接触，他对于中西医的比较也非常具有代表性。西医“其中论脏腑部位、筋骨血运亦详且备，特其论症治法、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强弱盛衰、里邪内郁、表邪下陷以及真假寒热、先后治法、借方治症、并方加减、变化神通又不及中国医书之精粹。则论医似必以中国医书方足为治病之大法”，因此，“谓中医不如西医是盲医也、愚医也”。但是，吴氏并非将西医一概排斥，“中西能相互参用，神而明之”，不但中医可以采用西医之法，西医也可以参考中医，若如此“自不难彼此兼收其效”。3

医学效果是最可见的衡量指标。对于广大百姓而言，不论信教与否，他们走进医院能够医好疾病最具有说服力。1885年9月，潘贞惠带领幼媳木英赴福州妇幼医院，由于一路跋山涉水，病情加重，生命垂危，后经医生高姑娘苦心下药，最终痊愈。黄贞福在从家到福州的过程中染病，“中途咳血盈碗者三，几至不省人事”，后经“尼医士每日诊视”得以好转。4可以想象，像这种在生命垂危之际蒙受西医治疗而痊愈的病人，无论先前对西医报有多大的成见，在经历一次生死之变后，其对西方医学和医生的看法会发生根本的改观。他们的宣传无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厦门长老会开办的医院中，“当医生问起是什么使他们走那么远的路来这里求医，他们是从什么渠道听说的外国医生，他们总是回答说，‘从邻居的病人那里得知的’。”5邵武的陈明旺，“精于岐黄，性最耐，凡游一艺，往往不惜工力，务探其妙而后快。光绪四年间闻西医惠亨通先生驻邵，屈躬下气，诘难精详，盖不过为谋医学起见”。6在福州行医的美国医生旦拉斯基因其出色的医疗技术为当地人所敬重，“每出外，居民趋见即起，若有跪迎之意，此出于良心感戴者也”。7虽然“若有跪迎之意”显系夸大其辞，但“此出于良心感戴者也”却是实情。

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疾病观、卫生观、健康观等还停留在原始落后的状态。在很多地区人们依然相信生病是某种邪恶的鬼魂侵入人体所导致，夭折则属于命中注定。西方医学可以 12 Gerald F.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1, Michigan, 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 Co., 1992, P154.柯为良《全体阐微·林湘东序》，福州：福州圣教医院1880年刻本。3《闽省会报》，第193卷《论医》，福州：美华书局，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一日。4《闽省会报》，第140卷《大病不死》，福州：美华书局，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5 Twel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ina Mission at Amoy and Swatow, Edinburgh, 1867, P10.6《闽省会报》，第177卷《陈明旺先生小传》，福州：美华书局，光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7 林乐知《万国公报》，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第451卷，第3954页。眼见为实的效果，无疑使他们惊叹不已。同时，医疗传教士所具备的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中国的江湖郎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1890年，福州诊寿堂药局分设在城里的门诊生意已经十分兴隆，有一女性患乳腺结块，药局西医林拱甫“剐净腐毒，敷以药水，不两月而痊”。1在传统“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中，“若女性有病，每见其夫聘医诊治，闭面帐中只伸一手，诊脉问症，则扭捏难出诸口，必借其夫转达，不过十中略道一二”。2女性能找男性医生做处于隐私部位的乳腺方面的手术，这本身就标志着社会民众对西医的看法和他们自身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神奇的治疗效果，使许多中国人甚至对西医产生了盲从的倾向，“人们对西医总是相信的，一些盲人、慢性病患者甚至希望在西医的治疗下很快好起来，有些人即使得了吃药就能好的病也希望医生用手术刀”。3

根据目前我们接触的史料，至少从1886年开始，美国纽约燕大辟大药房便开始连续在《闽省会报》上刊发药品广告，其兜售的药品有除痰圣药、去风药酒、解血毒药酒、除虫补血药、独步除扁虫药散、引病出外药酒、染发药水、固发药水、亚美利驾染发药、补丸、发冷药等。《闽省会报》上刊登的广告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些药品所做的广告宣传中采用了中医的理念，如去风药酒“性味和平，不伤元气”，解血毒药酒“善能行气解血毒”，除冲补血药“不伤元气，其味平和„„又补遍体血力”，对西药的这种解读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二是在广告中宣传的不纯粹是所谓的西药，还有现代意义上的美容产品，如染发药水，“凡用此药水者，须谨依法用之，则发能转为青黑美泽，不论从前发是何色皆可染之，而又不损皮肉”；固发药水“此药善能固发长发，兼令毛美泽，秃者复生„„又能令新发丛生，丰茂光泽，他药殊难媲美”。4在“毛发体肤，受之父母”的传统社会，接受染发的概念相当困难。三是这些药品有一定的市场，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接受，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该药房在福州设立有三个零售点，“燕医生家用良药遐迩驰名为日久矣，向者小号选办出售，市销颇巨”，由于一时缺货，“致各光顾者徒问而返”。5

国人西医观的变迁还表现在大量从医者的出现。在各个医院，一般都附设有医学校，培养中国医护人员。由于工作量非常大，而医生的人数又相当有限，雇佣中国人成为医疗传教士的必然选择，这些被雇佣的中国人，很多在西医的耳濡墨染下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二十世纪初，闽南一带著名的医生叶启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叶启元，泉州惠世医院传教士医生颜大辟的学生，后担任该医院的第一任华人院长。叶氏在任期间，添设了大量医疗器械，使医院日渐完备，同时他还培养了大批中国医生。在长期的医疗生涯中，叶启元认真钻研医术，尝试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发明了“痢疾特效药”和“黑色咳嗽合剂”，治疗沿海各地的各种疾病。6在西医的影响下，1899年，福州开设了一家由中国人独立经营的西医诊所，在两周 12 《闽省会报》，第194卷《榕峭夏云》，福州：美华书局，光绪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闽省会报》，第195卷《女医业成》，福州：美华书局，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一日。3 Arnold Foster, B.A.ed, Christian Progress in China: Gleanings from the Wrings and Speeches of Many Workers, London, 1889, P181.4《闽省会报》，第140卷《家用良药告白》，福州：美华书局，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一日。5《闽省会报》，第195卷《良药复来》，福州：美华书局，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一日。6柯乔木《名医叶启元》，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厦门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90年印。周内诊治了85名病人。11920年以后，“惠地（安）到处皆有西药房”。2

中国古来名医，皆出自男性，女性从医者极少。随着人们医学思维的变化，在福州开始有中国女性从事医疗活动。福州妇幼医院招聘的首批学生中，有郑月仙、潘睦音、陈琼花三人均对西医有很高的造诣，并取得行医执照，“而救人难产尤其所长”。值得注意的是，在她们所学习的西医书籍中，美国医生嘉约翰编译的治疗性病方面的专著《花柳指迷》被指定为必读书目，并被列为考试范围3。性病历来被中国人认为是脏病，系由于患者不洁身自好所致，不但一般人以此为耻，即使是医生也拒绝为之医治。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开设的诊所中聘请了一位中医，他认真负责，医术高明，“但他对来就诊的患有性病的人则非常严厉，一般拒绝给性病患者处方。”4男性医生尚且如此，更何况女性。谈到性病，她们的第一反映是“这简直无法见人，太丢人了”。若干年以后，治疗性病的书籍堂而皇之地成为女性医生的必读课程，并为之接受。

实际上，西医广泛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主要取决于大规模爆发的各种公共卫生事件的圆满解决。大规模爆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传染病的发生，往往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精神创伤，“如疫症霍乱出痘出麻痢症等，死者不知凡几，在疫症则有一家十丧八九，或全死者，即出痘传染，或沿街沿村者有之”，5“自牛痘之法行，则资财可以不耗，精力可以不费，人口可以不损，小儿处之不觉其有患，家长遇之不虑其可虞，是真化大事为小事，化有事为无事者”。6教会在福建设立医院后，大都立即开始施行种痘，影响很大。同治年间福州天花盛行，传教士保灵的夫人和华人信徒黄乃裳合著《劝种牛痘文》在全省发行，并在各个医院广泛实施种痘。厦门长老会医院刚刚走向正轨，也把教本地人学会种牛痘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

何小莲指出，“20世纪的医学科学早就证明了，19世纪后期传染病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饮食、住房、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改善，而不是源自医学自身的革新。因而，认识到清洁的食物、水、空气和生活环境能够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这本身的进步意义是不7可低估的。”为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减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从1889年第178卷起，《闽省会报》开始连载《护身要录》，宣传医学知识。宣传的内容包括人体机能、光电水、空气、饮食、如何消毒、如何防止传染病爆发等等。《闽省会报》摘编的这些知识，多选自美国医疗传教士嘉约翰口译、海琴氏校正的《卫生要旨》和英国人海得兰著、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录的《儒门医学》。各个医院的医生也“常带学生下乡演讲卫生问题，并以调查乡村之情景„„亦或施用幻灯影片，备有科学卫生之标本图片，或以警切之标语，使观者触目惊心”。8此外，近代福建开设的医院也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它们使用自来水、建新式厕所、注意消毒和环境卫生，在厦门的医院，为避免交叉感染，“医院打破了由病人自己供应饮食的习惯，12 Donald MacGillivrary,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Shanghai, 1907, P55.周之德《闽南伦敦会基督教史》，厦门：鼓浪屿圣教书局1934年版，第55页。3《闽省会报》，第195卷《女医业成》，福州：美华书局，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一日。4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5《闽省会报》，第184卷《护身要录》，福州：美华书局，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一日。6《申报》，1872年4月17日《医论》。7 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8 余淑心《福州美以美年会史》，福州：知行印刷所1936年版，第200页。改为每天交钱由医院统一供应”，1这些都让当地人耳目一新。

在教会的影响下，福建社会的公共卫生观念开始发生变化。1889年，中国女医生陈琼花在妇女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我们应当怎样保持健康”的演讲，她论述的不是如何治病，而是如何在日常衣食住行中保持健康的身体。在福州的医院，医生高兴的说，“一件令我们兴奋的事情是，洗澡对他们来说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可怕，相反，当他们入院时希望洗澡，老病人告诉新病人，洗澡的感觉很好”。2在福州和厦门等地，民国以后都修建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设施，城市环境有了明显的改观。一般民众的卫生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瘟疫爆发之时，“其衣服与器具当付火焙。以病人之毒莫甚于呕之涎潺及大小便之秽浊，悉由病者脏腑所出，闻其毒气最易发病，故其痰盂与大小便之器具宜放解毒之药也”。3人们不再像先前一样于极度的恐慌中搭台演戏、求神拜佛，而是冷静地处理。

概而言之，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近代福建的西医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各个阶层在经历了最初的猜疑和排斥后，最终承认其科学性并欣然接受。事实上，国人西医观的改变，不仅仅是人们医学观的历史变迁，它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公众的社会参与意识、民主意识、理性思维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实则是国人对于西医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批判性接受。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种变迁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越是开放地区人们思维转变越快，越是偏远地区这一变迁过程越是缓慢。1900年前后，当福州、厦门等开放城市视西医为司空见惯时，在偏远山区的产妇即使难产，家人一般也不会求助西方医生。这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外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Gerald F.De Jong, The Reformed Church in China, 1842-1951, Michigan, William B.Eerdmans Publish Co., 1992, P154.Official Minutes of the Twentieth Session of the Foochow Woman’s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Foochow , M.E.Mission Press, 1904, P27.3《闽省会报》，卷184《护身要录》，福州：美华书局，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一日。

第二篇：近代以来中国婚恋观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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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恋观的发展变迁

摘要：婚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复杂最富革命性的行为。对于婚恋观发展变迁问题的深入研究是现代人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这将对人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择偶标准，结缘方式，婚恋年龄，离婚率，恐婚族。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婚恋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择偶标准、结缘方式、婚恋年龄多元化，离婚率增加，恐婚人数增多。

择偶标准的变化。

中国封建时代男女婚嫁讲究“门当户对”，新中国建立后，人们选择配偶则讲究政治条件。50年代，姑娘心目中最佳伴侣的标准是：踏实肯干，劳动模范，军人更是一块金字招牌；小伙子心中的最佳伴侣的标准是：不慕虚荣，不花枝招展，勤劳贤惠，不拖丈夫后腿。文革时期，人们谈婚论嫁的首要标准是看出身，看成份，军人、工人是姑娘最钟情的对象，能找个共产党员则是无上荣光。70、80年代之交，随着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的兴起，学历和知识层次成了人们谈婚论嫁的最重要条件。90年代至今，人们的择偶标准趋于多元化，一方面要情投意合，人品好，有事业心，有能力，会生活。比如各种年轻人“裸婚”、“蜗居”追求真爱。另一方面则越来越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傍大款”“嫁老外”成为时尚，帅小伙愿娶老富婆，靓妹要嫁富老翁。男青年的择偶要求顺序是：人品、相貌、职业、文化程度、爱好；女青年的择偶要求顺序是：人品、职业、文化程度、相貌、爱好。男性要求女性的“人品”主要指善良、温柔贤慧、稳重大方、通情达理、能理家；女性要求男性的“人品”则是作风正派、正直善良、有主见、有事业心和责任心。

男女结缘形式的变化。

中国婚姻的古老形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时期，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受到冲击，自由恋爱成为时尚。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这种与生俱来的爱的神圣权利，仍然时多时少地受到社会传统、世俗、自身的心理、视野范围的限制，谈情说爱对多数男女来说还是羞羞答答、遮遮掩

掩的事。改革开放终于使情感倍受压抑的中国人能够直抒胸意地追求所爱。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男女择偶方式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青年们纷纷利用各种媒体、机构来传递求爱信息，在展示自我的同时也拓宽了自己择偶的范围。80年代初，报刊征婚兴起，与此同时，大中城市的婚姻介绍所也陆续出现，到90年代，通过荧屏谈情说爱成为时髦，进入二十一世纪网恋又成为现代人最前卫的恋爱方式。现今社会流行的《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节目，各种婚恋网站的兴起都是很好的体现。现代化的沟通方式，的确成就了不少姻缘，但落入圈套上当受骗者也不少，有人只是将其作为娱乐消遣的方式，有人将其作为捞取钱财的手段，也有些登徒子把它作为渔色猎艳的场所。

男女婚恋年龄的变化。

恋爱低龄化与城乡结婚年龄的反差。“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朝拥有”，这是近几年青少年中的流行语。过去令人十分担忧的中学生“早恋”，现在越来越呈普遍化趋势，与恋爱低龄化趋势相反，城市青年结婚年龄普遍推迟。与都市晚婚相反，在农村尤其是落后农村，早婚现象仍异常严重。

老年再婚悄然兴起。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老年再婚问题非但不敢讲，就连想都不敢想。八九十年代后，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老年婚姻文化在我国城乡悄然兴起，一些地方还专门成立了老年人婚姻介绍所，使一些老年人克服各种阻力，重新建立了新的家庭，社会对老年再婚也越来越理解，然而，有的老年人再婚不久，却又不得不痛苦地走向离婚之路。

年龄差距不再是问题。没有了传统思想和观念的束缚，年龄差距已经不再成为男女婚恋的问题。随着自由恋爱思想的开放，越来越多大叔与萝莉、姐弟恋等现象出现并被大家所接受。年龄差距由三两岁变成二十多岁。

离婚率持续升高。中国封建礼教讲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好女不嫁二男”，“从一而终”，在这种封建礼教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即讲求婚姻稳定，离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因此，离婚率一直很低。1950年新的《婚姻法》颁布后，使众多深受封建婚姻制度之害的当事人纷纷摆脱痛苦婚姻的桎梏，离婚人数遽然上升，1953年全国离婚案件高达117万件，总离婚率比1950年增长了几十倍，此后，我国年离婚数一直稳定在十几万对至三十几万对之间，婚姻家庭处于超稳定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离婚率不断上升，1980年为0．7‰，到1991年上升为1．91‰。先结婚后恋爱，先恋爱再结婚，过不下去就离婚。离婚成了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

与过去离婚相比，目前我国离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离婚形式趋于温和，那种打打闹闹你死我活的离婚所占比例大为降低，协议离婚、文明离婚的人增多，离婚后能正确地评价和对待原配偶的增多，离婚后实行独身的人增多；二是从离婚状态方面看有几多：女方主动提出离婚的多，其中又以知识妇女为多；大城市中夫妻离婚的人数比中小城市多，中小城市又比农村多，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离婚的人更多；老年离婚者增多，最大的有80多岁的老年夫妇；早婚离婚者增多；演艺界离婚率颇高；个体户、承包户因发财而离婚的人增多；外出人员离婚的增多。社会对离婚现象的理解在提高，认为离婚并非不光彩的人增多，社会的认同使得离婚对女性的歧视不复存在。

恐婚现象出现。

过去到达适婚年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就组织成为一个家庭。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更加自由。现代社会中，30岁还不结婚的人已时常可见，选择单身生活方式的人也在增加。恐婚现象在一线城市很普遍，逐渐向二线城市蔓延。越来越多的剩女剩男，不婚主义者，“担心失去自由，没钱养家、没房子、对幸福悲观”。究其原因是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个人选择机会的增多、结婚成本的上升以及逃避家庭责任，害怕婚后当“房奴”、“车奴”、追求个人享受，恐惧婚姻会使自己失去自由，不愿进入“围城”受婚姻的约束、一心追求事业，女子好高骛远、受到到父母父母影响等等。

综上所述，婚恋观的变化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它忠实地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鲜明地体现着时代的特征，每一种婚恋观都无一例外地留下时代的烙印。我们作为青年学生应该学会判断，学会选择，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第三篇：论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和历史任务

论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性质和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开始入侵中国，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被破坏，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是：

1）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依然保

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

会经济生活中仍占着显著的优势。

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

形式，力量很软弱，它的大部分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

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3）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权。封建势力是中国最反动

最腐朽的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工具和社会基础。

4）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

治和军事力量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

要障碍。

5）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半统治下，中国实际上是

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

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6）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少有的。

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了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并不是始终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矛盾。两大主要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列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变成为了主要矛盾。正是因此，才有了清政府的对外宣战、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才有了国共两党的二次携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当列强改变侵华手段与方式，使用政治、经济而不是军事手段和以间接的“以华治华”而不是殖民统治的方式时，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最突出。总之，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两大矛盾地位的变化则影响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最基本根据。所以中国近代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外来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是中国近代灾难的总根源，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社会，而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外来帝国主义结合在了一起，所以中国人民必须要同时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算是成功，才能获得民主。

第四篇：对家乡社会生活状况历史变迁的调查与分析

对家乡社会生活状况历史变迁的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的背景与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全国人民不断深 化改革，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全面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在我的家乡，社会生活现状如何呢？对此，我利用暑假返乡时间，对我沈阳市各大区生活状况历史变迁情况进行了调查。

时间：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7日。

地点：辽宁省沈阳市

方式：在沈阳市各区政府的支持下，我对沈阳市各区的工厂、学校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走访，并记录下所调查的结果。

内容：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三方面对家乡社会生活状况历史变迁进行调查。

二、总体状况及分析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全市人民不断深化改革，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在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同时，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市社会事业逐渐步入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时期。

1、经济方面

沈阳市工业经济增长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14.4%，比前30年高0.2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初期，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在此期间，工业经济完成了一个明显的增长周期。增长率由1981年的-1.5%上升到1985年的15.8%，最终回落到1990年的-1.0%。最大特点是平缓上升，平缓回落，仅有较小波动。这一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7%，增长相对缓慢。1992年邓小平南巡及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才真正全面放开。整个九十年代，是工业生产要素大流动、大重组的时代，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工业经济增长波动相对频繁。大体有3个波峰，分别为16.8%、16.3%和22.6%;3个波谷，分别为8.8%、5.0%和6.0%。这一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7%。快速增长期（2003-2007年）。2003年以来，亚洲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国企改革攻坚基本完成。2003年国家做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决策。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在2002年提出“工业立市”战略决策，并于2003年起逐年推行“项目年”、“环境年”、“工业年”、“开放年”和“创新年”等一系列举措，沈阳市工业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时期。2003年，工业增长率达到28.5%，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之后4年增长更是高达45%左右，即使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增速也在40%以上。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42.0%。总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

(1)工业经济实现全面大发展。工业生产总量持续壮大；工业对社会的贡献不断提高，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新老产品不断更替；工业开放进程逐步加快；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积极转变。

(2)工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经济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化；重化工业特征进一步深化，行业更加齐全且明显升级；工业区域布局基本形成，区县（市）定位逐步明晰。

2、政治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政治建设方面有了很大提高，政治体制 也有了很好的改善，法律系统也有了更全面，更健全的改革，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3、文化方面

（1）教育事业成就喜人。教育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发展，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文化事业成果丰硕。解放前，沈阳市文化事业十分落后，群众文化生活相当匮乏。全市公共图书馆仅3所，专业演出团体只有4个，电影院、剧场只有23处。城市里仅有的文化资源多为外国人和达官贵人所享用，农村几乎是一片文化沙漠。解放后文化事业获得了新生和空前的繁荣。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化事业建设。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沈阳市以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始终坚持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方针，文化事业全面繁荣，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

（3）卫生事业欣欣向荣。卫生是民生之急，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一环。解放前，沈阳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百姓的需求差距悬殊。缺医少药，而且费用昂贵，老百姓一旦有病，只有“小病抗、大病躺、重病等死亡”，人口死亡率高达3‰。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百姓身体健康，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投资兴建医疗机构，充实医疗设施，增加医疗人员，提高医疗水平，实行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的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全市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三、实践调查的体会

通过调查，我感觉到改革开放让沈阳重新又活了一次，让全中国人民知道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力，沈阳的这一切的变化充分的证明了国家政策的正确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而对于我而言，作为沈阳的一名公民来说，可以在这样一个城市生活工作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通过实践调查，参与生产生活，锻炼了实际观察的细致性和思考问题的系统性，严密性，辩证地认识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进一步明确了作为新一代青年身上所肩负的社会使命，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体会到精神上的又一次成长。

第五篇：历史街区更新中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空间生产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空间生产——以苏州山塘历史街区为例王苑邓峰

【摘要】：历史街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空间类型,其更新过程是当前我国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文章从空间生产理论入手,以苏州山塘历史街区为例,分析了更新前后社会结构以及街区空间类型的变迁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在消解了街区原有传统社会关系的同时,构建了另一种开放的社会结构体系,由此产生新的空间生产需求并反映在空间景观的改造之中,这在本质上无法实现历史街区的文化传承。最后提出控制空间使用主体的替代,促进街区的渐进式更新是一种较适宜的历史街区更新途径。

历史街区空间形态演化对城市规划的拓展性关系研究

吴陆茵

【摘要】：近年来,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保护的内容从最开始的文物建筑保护发展成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名城的更新是中国城市今天发展的主题,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雨,建筑质量与周围环境低下,基础设施落后,再加上城市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许多弊端已经显露了出来,文化名城的更新势在必行。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开发都是割断历史文脉,摧毁了传统文化而进行的盲目的、片面的现代化建设,城市的历史遗产正在快速的消失,特色危机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虽然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已经认识到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对其综合价值缺乏足够而且深入的了解,其潜在的经济机制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也没有得到合理而有效的利用。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更新问题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答 在后来历史名城遗产保护体系中又增加了历史街区保护的内容,形成了重心转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多层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现代城市经济呈爆炸式地发展,信息交流也非常迅速,城市改造更新的频率非常快。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长远的更新策略,对城市历史街区的破坏将是最大的。本文从历史街区的形态演化着手,力图从根源上找出历史街区的文脉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对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更新作一番与传统规划概念有所区别的拓展性规划研究,探讨历史街区更新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并在此观念指导下循序渐进地发展,以保持城市文脉的延续性,维系文化名城的多样性特点。结合国内外成功的实际案例,用发展创新的技术手段来提升历史街区的空间价值,升入发掘其各种价值的内涵,才是展现其魅力的所在,使人们对于传统的历史街区有了一个清晰而正确的认识。改变目前忽略传统文化的城市开发问题,以“艺术的形式、人文精神的灵魂”为指导原则,为城市文化名城中的历史街区的长远发展奠定一定的价值基础。正如意大利人卡尔维诺所说:“无论如何,大都会的另一种额外魅力,乃是透过它的转变,我们可以怀旧地回望它的过去。”

历史街区规划对传统生活方式及文化的传承保护

仲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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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街区规划对传统生活方式及文化的传承保护

The historical street blocks plann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iving-pattern preservation

仲利强 Zhong Liqiang

摘 要：历史街区中，富有个性的传统生活方式可以促进地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传统基础上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具有前瞻性的保护工作必须把保护的层次提到保护生活方式与内涵文化的高度上来。文章以传统生活方式及文化的传承保护为切入点，通过对建筑遗产中城市历史街区规划的研究，说明历史街区保护的涵义、价值以及保护方法与对策。

关键词: 历史街区；生活方式保护；文化传承

Abstract：Focusing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street blocks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meaning, value and measures of the reconstruction plann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iving-pattern preservation.Key words：historical street blocks，living-pattern preservation，traditional culture transmittance

中图分类号：TU984.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5)04-0055-03

历史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拥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存和重要的文物古迹，还要有历史街区。因为历史街区是这个名城历史发展中存留下来的连片的建筑群体，它记载着这座城市发展过程的历史信息；它是成片的而不是单幢的房屋，因而就能反映出城市的特色和风貌；还因为是街区，就有居民，有人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生存活动，街区就能作为具有生命力的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城市文明、传统文化传承的窗口。而单个的文物古迹或历史景点虽然也能反映城市的历史，但它无法代表城市这样的内容，所以对于一座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拥有足以反映名城特色的历史街区至关重要。历史街区的保护

城市要发展，历史街区也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更新和发展是必然的选择。虽然历史地段的建筑大多都很破旧，功能不完善，保存价值也不高，然而许多城市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历史风貌荡然无存，无不令人对文化遗产的丧失感到震惊和痛心。目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历史街区保护性开发的重要性，通过保护街道的格局，控制建筑的高度和尺度，完善各种基础设施与环境，调整居住人口的密度和功能布局，保存、修缮、更新街道的景观、建筑的风貌等等许多措施来保护历史街区的整体风貌，并通过小规模的、一步步的规划、保护措施进行有

机更新和发展的探索。然而，通过这些方法、措施来保护历史街区的风貌，目的仅仅是单纯的物质形态的保护吗？破旧的街坊向我们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单纯的保护规划、修缮、改建就可以维持历史街区的更新与发展吗？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历史街区保护的实质和内涵。历史街区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的传承

历史街区是历史上形成的居住区，因而它首要的功能是居住。现在，许多人认为老的生活方式根本不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要求，大多数无文物价值的旧房应当拆除，然后翻造新的住宅，只要在形式与尺度上注意与原有建筑风貌协调即可，老街坊中的新小区就这样产生了。但是，即使是在浮躁的文化大氛围下，依然有一股力量在要求着传统生活方式的体验与传统文化的传承。《时尚家居》中有这样一个改造实例(图1)，它是一处外国人改造的北京小四合院，它只是添加了厨卫、锅炉房，对平面稍加改造并重新油漆装饰了一下，然而它却有着现有的大规模改造后的小区中难得的幽雅与舒适，它分明承载着四合院的文化，但又洋溢着现代的气息。

可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与新型社会伦理秩序的稳固，“当人们解决了住得下的问题后，必将把审视的眼光转到它的艺术性、认知性上来[2]”，当居住的文化取向成为生活品位的重要衡量标准，市民必将要求多样的生活方式，而历史街区中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也将再度得到社会的欣赏，它虽然很古老，但构成它的空间要素———庭院、街巷恰恰反映了城市人对“个性”与“交往”的一种本质性需求，其中，庭院提供了高速变化的环境中人迫切需要的对于自我的肯定，同时安抚人过于紧张的心灵，而街巷则可找回现代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缺失的直接交流，有助于人对自我的正确定位。历史街区“天人合一”的空间体系与生活方式的意义在于，它所倡导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体系可以容纳现代社会需要的行为模式与人格需求，进而促进地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传统基础上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并实现稳定地发展，有助于地区性主流人格特点与价值观的形成。

在保护历史性街区的课题上，生活方式及生活形态———个性及交往空间的并存才是它们的真正核心性问题。它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是人们内在精神的要求———它不仅是过去的、也是今后的城市居民的文化载体。它超越了建筑形式的含义，甚至比街巷空间的外部形式更具有意义。具有前瞻性的保护工作必须把保护的层次提到保护生活方式与内涵文化的高度上来，保护的实质在于改造现状的混乱状况，恢复社区空间体系的原有有机秩序，并使之与现代文明一起实现延续性的发展。保护历史街区生活方式，改进保护方法

一种城市生活的基本形态可以说来源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组织形式、人文背景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要保护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保护一种文化。

3.1深化保护性规划设计

保护规划首先是一项细致深入的调研工作，对城市的历史，街区发展和演变，居民的生活方式，居住形态应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对当地的建筑风格、地区特色，对具体的房屋建造年代和保护要求都要作出判定，鉴别、考证，是一项技术性很强、文化性很高的工作，考虑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不同于一般的规划和设计。

3.1.1渐次的小规模开发、重建、改建和调整

简·雅各布认为“大规模规划只能使建筑师、政客、地产商的热血沸腾，而广大群众往往成为牺牲者”，而不间断的小规模改建是有生命力的。这种改造的实质是通过社区有机的、自发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的小规模更新，在历史性街区中实现新的具有传承性的生活秩序。因而对于历史性街区，规划关心的问题就不能仅仅是区域的宏观性的资料。实际上，无论是在资料上还是在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上，都应进入个案处理的深度，才能对每一地块的每一幢房屋提出保护和修改的意见，由此而进行的规划管理工作才能做到有章可循。这是一项长期而繁杂的任务，规划设计必须保持很好的延续性与配合性，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日本历史街区(他们叫传统建筑群)的整治，如京都的今井町是在完善的保护规划设计指导下做出整修计划，一年只修7~8幢，60年轮流一遍，修过的再重修，这样永远保持住整个街区的完整的原真风貌。

3.1.2区域性质的定位

从规划设计的出发点来说，必须对社区今后发展的区域性质有准确的定位。历史街区应具有独特的生活形态。要体现其活力，实现历史街区的持续发展，它还必须具有对外部人群的吸引力。恢复、调整其既有的商业活动的功能，增加其旅游观光的价值，在城市中分担特色购物、特色观光的职能，成为整个城市文化和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经济上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就建筑形式说，当然要与环境协调，但如果新的商业活动需要特殊的空间，可以运用新材料对内部构造和外观进行改造。但这同样要遵循一定原则，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如上海新天地地段的改造，“旧瓶装新酒”,把原有的居住方式完全取代为商业方式，市民到这里是一种文化休闲娱乐。但这种方式的投入是巨大，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也是不现实的，只有一小部分的区域适合这样的改造，不能一味的模仿。

旅游产业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它获得了充裕的资金来对古街坊进行维修改造，另一方面，比重过大的旅游会对街区的生活模式带来伤害，并使旅游业自身因为生活模式的完全变化而丧失深层次的魅力。所以，对于历史悠久的街区，要维持它真正的内在魅力，必须使它的生活方式稳定、渐进地发展。

3.1.3保护是过程而非结果

从现有的保护性规划设计的手法上看，其更多关注建筑、空间、环境的形式，生活方式的保护并非设计的主要出发点，也缺乏指导管理工作的具体措施。由此可见，为了保护古城生活方式，在历史街区的保护改造中，应注意：(1)保护性城市设计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城市设计工作应该实实在在切入每一个改造的环节。不仅应设计远期规划，也应设计分步规划成果，同时规划工作应与随后的建筑改造工作紧密配合，随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只有这样，城市设计对于古街坊的改造才可能有真正的指导性。(2)改造后社区的功能定性很重要。商业旅游应该是改造后的辅助产业，古城中大部分的街区应该保持它原有的定位。(3)保护性城市设计的目的在于恢复并发展区域内具有区域个性的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具有区域特点的空间与形式。因此，城市设计不仅应着眼于空间与形式的控制，而且应对区域内的居住方式作出相应的管理措施。

3.2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

3.2.1问题与现状

经济基础是决定每一个街区发展是否具有活力的关键。房屋历来是以私有财产的概念存在的，因此以前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的住户，对自己的房产都负有自觉的维护意识。建国后房屋私有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这限制了房屋的出租、出售，也造成了产权的所有者房租收益不能保证，参与房屋维护的积极性也不高。目前历史街区突出的状况是近几年人口的膨胀，乱架乱盖的现象普遍，环境杂乱，加上不完善的生活设施，生活质量得不到保证，邻里之间由于空间紧张而变得关系紧张。恢复区域的正常生活模式意味着降低人口密度与重建生活秩序，而这些都需要有资金重新进入这些地区。

3.2.2方法与对策

3.2.2.1开发性保护

单纯依靠政府来进行财政补贴是杯水车薪，而且会因为保护行为的滞后使工作陷入被动，而一般房产公司没有实力来应付全面保护的投入资金与投入周期。开发商业、旅游业虽然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来保持对历史风貌的保护，但是同时过多的这些内容也会带来对原有生活模式的破环，所以，这是一种途径，但对于大多数的历史街区中也只是占小部分的。

上海新天地的改造（图2），关注的是再生上海里弄生活形态所带来的商业机会，然而正是这种关注带来了建筑保护的机会。

西安的书院门和北院门是西安人和中外游客最为津津乐道的两条传统街区，书院门以碑林为核心以传统书画艺术，民间工艺等为主开发的传统商业街区；北院门（图3）是以钟鼓楼为依托结合回民传统饮食形成的传统商业街区，商业使传统街道极具活力，传统文化特色是经济效益也很突出。虽然街道上的建筑大多是模仿明清建筑，但是街道的尺度，照明条件和由于街道上的活动而产生的品质（商店，餐饮，各种展览），以及传统的建筑风格共同形成的整体氛围是很吸引人的。

3.2.2.2公众参与的主动性保护

引入公众参与，一方面可以保证居民分享权力的公正，另一方面历史街区的形成，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它的保护和发展，一定也要依靠他们的智慧和力量。真正有生命力的保护是来自街区的居民、房屋的所有者，对自己生活场所的尊重和维护。应鼓励和帮助原来居民进行主动更新维护，延续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才是理想的保护方式。UIA2001亚澳地区学生竞赛中有一方案（图4）对西安历史街区的居民生活区提出了一种自我更新的方法。先由居民自己沿街进行临街店面的更新改造，开发传统商业如饮食手工艺等类型，激发旅游业，用由此得来的经济利润进行后区内院的更新维护，还可开发旅游住宿等多种功能用途，逐步使整个历史街区自我保护更新。

3.3深入细致地推行规划管理措施

历史街区的保护不仅是一项细致的规划设计工作，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管理，它是历史街区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现有的规划与管理体系无论在人力还是物力上都只能做到在宏观上实行把握。对于每一街坊的琐碎事务须成立专门的分支机构进行日常性事务管理，这一城市设计管理的性质是管理者、设计者、使用者的紧密配合，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结语

我国大多数历史街区中的精神遗产———庭院生活与街巷邻里关系不仅是老年人的精神依托，也会有众多的中青年人爱之恋之。而推土机正“轰隆隆”地推倒一片片旧房，使之成为

一片片瓦砾，保护古城的生活方式正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为此，在具体的工作中，有必要对我们的保护概念与工作方式作一些深化与调整：(1)保护历史性街坊的根本出发点应是保护一个街区的生活方式，必须使之稳定、渐进地发展；(2)保护性城市设计更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3)保护性城市设计更多地应该为一种管理，而非一定型设计；(4)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

参考文献：

[1] 顾莹惠.保护传统有形文化.弘扬传统无形文化.传统文化研究.白山出版社.2002

[2] 丁俊清.中国居住文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3] P ·克莱芒.城市设计概念与战略———历史连续性与空间连续性.世界建筑.2001.6

[4]（挪）Harald Heyem.西安鼓楼回民居住区更新实践.世界建筑.2001.6

[5] 刘宛.旧城改造中城市设计的四个原则.世界建筑.2001.6

[6] Vinci Carlous.都市对田园的想象.时尚家居，2002.12

[7]阮仪

三、王景慧、王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8]宋凌.探索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理论的思考，安徽建筑，2002.1

[9] 吴良镛、方可.以城市设计的观点和方法推进历史文化地段的保护与发展，建筑师.1999.4

[10] 阮仪三.历史街区的保护与规划，城市规划汇刊，2000.2

[11] UIA2001亚澳地区学生竞赛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