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第一篇：苏轼

说不尽的苏轼

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论苏轼说：“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苏轼在世时已经文名满天下。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云：“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传颂。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

苏轼死后，根据他生前“葬我嵩山下”的遗愿，葬在汝州（今河南省郏县），其地被称为“苏坟”。苏轼的弟弟苏辙与苏轼手足情深，并且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苏辙死后，苏辙之子为践苏轼和苏辙生前“夜雨对床之约”，把苏辙葬于苏轼墓旁，人称“二苏坟”。到了元代，有人又设苏洵的衣冠冢于苏轼坟和苏辙坟之旁，于是就有了“三苏坟”。苏氏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个席位，三人死后，能够在嵩山下的古柏林中“无言”地“相视”、“相伴”，后人来到“三苏坟”前，抚今追昔，大概是会有许多感慨的。

白居易《李白墓》云：“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他和李白都可以说应了“诗人薄命”那句话，可是，他们都创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作品，后人忘不了他们的那些“惊风雨，泣鬼神”的作品，后世有无数读者在和他们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李白和苏轼都有无数的超越时空的欣赏者、对话者，有了这些数不胜数的欣赏者和对话者，他们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苏轼不单是一个文学家

许多人都知道苏轼的诗好，词好，文章也好，所以人们说他是一个文学家。但苏轼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他还是一个书法家和画家。

苏轼是著名的书法家，许多人都很喜欢苏轼的书法。苏轼在书法上造诣很高，他和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被称为“北宋四大家”。黄庭坚在评论苏轼的书法时说：“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以余考之，绝长捕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他又说，东坡“中岁喜学颜鲁公”，“比来苏子瞻（苏轼）独近颜（颜真卿）、杨（书法家杨凝式）风骨。”

喜欢书法自然也就会爱墨，爱砚。

《苏东坡全集》中有“砚铭”数十首，可以说，在这些“砚铭”中，苏轼对砚的无比喜爱之情已经跃然纸上了。

苏轼有《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一诗，从此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的爱墨之心和爱墨之情。从诗中的“此墨足支三十年”一句，我们得知苏轼的藏墨甚丰；诗中又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全诗最后以“闻君此诗当大笑，寒窗冷砚冰生水”两句作结，耐人寻味。

可以断定，苏轼在写“非人磨墨墨磨人”这句诗时，他心中一定是感慨万千的——在这句诗中实在蕴涵了太多、太多的话内之意和话外之音！

所谓“磨”，可以和可能是“消磨”，也可以和可能是“磨练”。从这句“非人磨墨墨磨人”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对于苏轼来说，练字书写，其目的和意义决不是单纯地提高书法技巧或书法技艺，而是“书法就是人生”！苏轼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几十年含辛茹苦的书法历程，也就是在“历练”和“铭记”他的人生的历程。

苏轼是一个“平生好诗仍好画”的人。黄庭坚有《题子瞻枯木》一诗。诗云：“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颜真卿）杨（书法家杨凝式）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此诗前两句是称赞苏轼的书法，后两句是称赞苏轼的绘画。

在宋代画家中，文同（字与可）善画墨竹，闻名后世。苏轼与文同是好朋友，苏轼诗文中论及文同墨竹处甚多，且多精彩之论。《北宋文化史述论》云：“文同墨竹的真迹传世者极少，<中国绘画史图录>上册收有目前大陆上硕果仅存的一种，与苏轼的一幅枯木怪石图同裱一轴。”“与它同裱的东坡之作，全幅画面只有一块磷蹭奇兀的巨石和并排而生的秃树。那秃树既不画鳞斑条纹，也不显示明暗对比，只是从平面的形状上看去像一棵树而已，充分体现了文人画不重形似的特点，而怪石与枯木的并置„„正是与墨竹一样表现知识分子苏世独立（按：疑为“遗世独立”之误印）之节操的意象组合。”不知今存的这幅苏轼“枯木图”同黄庭坚《题子瞻枯木》诗中所说的那幅“枯木图”究竟是什么关系？ 说到苏轼和文与可的友情，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苏轼诗集中有《题文与可墨竹》，此诗前有“叙”，文曰：“故人文与可，为道士王执中作墨竹，且谓执中勿使他人题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与可既没八年，而轼始还朝见之，乃赋一首。”苏轼在《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中称赞文与可的绘画“荒怪出象外”，造诣很高，又说：“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余最。”在诗的最后，苏轼说：“知音古难合，奄忽不少待。谁云死生隔，想见如龚隗。”从这首诗的记述中，我们得知，苏轼在文与可死后八年才得以完成文与可生前要苏轼为其所画墨竹题诗的愿望，虽然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二人已经死生相隔，但在苏轼写作《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时，从哲学和解释学的意义上看，他们又正在进行令后人感动的超越死生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苏轼在写《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时，他是在与文与可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同时，他也是在呼唤后人与他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从苏轼谈人的全面发展

苏轼不但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和有一定地位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北宋时期是一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在思想和学术界几乎同时涌现出了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苏氏兄弟（苏轼和苏辙）的“蜀学”，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尤其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1年）程颢、张载、苏轼、苏辙同登进士第，更可谓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辙在为苏轼撰写的墓志铭中简要地叙述了苏轼问学的历程：“（苏轼）初好贾谊、陆挚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由此可知，苏轼走的是一条兼学百家（包括佛学）之长的道路。

苏轼著有《毗陵易传》，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苏轼哲学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三教合一”的思想和观点。苏轼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功。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苏辙著有《老子解》，也力主三教（儒、释、道）合一，苏轼在《跋老子解后》说：“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南朝之刘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

苏轼不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还有宝贵的经济学思想和观点。关于苏轼的经济学思想，在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有专节论述和分析，本文就不再饶舌了。

但还有一点，却是值得特别一提的——那就是苏轼还深谙医学。传世医书中，有一本《苏沈良方》，是后人把苏轼和沈括的医学方书汇编在一起而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非他方所能及矣。”苏轼在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遇大旱饥疫，“多作饘（稠粥）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虽然我们不能由此而推断当时所用“药剂”必定是苏轼所定之方，但我们却有理由猜测当时在选定所用药剂时，苏轼应该是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的。由于这件事的性质，不是医生个体行医疗病，而是一件“政府”组织的“医政”活动，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这项活动中，作为深谙医学的地方行政长官，苏轼发挥了令人称赞和大得民心的“领导”和“决策”作用。

如上所述，苏轼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在书法、绘画、哲学、经济学、医学等方面都可以卓然成家，他确实是一个少见的“多面手”，是令人钦佩的“全面发展的人”。

许多人都把苏轼当作一位文学家，这个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我更愿意把苏轼看作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把他看作一个值得效法的古代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典范。

人的全面发展不但是古代先哲的理想，而且是许多现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更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满怀景仰之情地赞赏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惟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就时代而言，中国的北宋时期无疑地是无法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相比的，可是，就个人而言，苏轼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些“巨人”相比拟的。

马克思也憧憬着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心愿干事情，“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占有核心性的位置。本文由谈苏轼开始而最后“漫游”到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很显然，本文已经不可能再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了。

第二篇：苏轼（模版）

苏轼

1.苏轼的妻子：苏轼的三任妻子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

2.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开篇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卓荦气概，并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气势恢宏，笔大如橼。接着“故垒”两句，点出这里是传说中的古赤壁战场，借怀古以抒感。“人道是”，下笔极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词题，又是为下阕缅怀公瑾预伏一笔。以下“乱石”三句，集中描写赤壁雄奇壮阔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煞拍二句，总束上文，带起下片。“江山如画”，这明白精切、脱口而出的赞美，是作者和读者从以上艺术地提供的大自然的雄伟画卷中自然得出的结论。以上写周郎活动的场所赤壁四周的景色，形声兼备，富于动感，以惊心动魄的奇伟景观，隐喻周瑜的非凡气概，并为众多英雄人物的出场渲染气氛，为下文的写人、抒情作好铺垫。上片重写景，下片则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笔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作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挑选足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集中、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据史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正皖城战役胜利之时，其后十年他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小乔初嫁了”这一生活细节，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见出周瑜的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乃是使东吴据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的保证，否则难免出现如杜牧《赤壁》诗中所写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严重后果。这可使人意识到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从肖像仪态上描写周瑜束装儒雅，风度翩翩。纶巾，青丝带头巾，“葛巾毛扇”，是三国以来儒将常有的打份，着力刻画其仪容装束，正反映出作为指挥官的周瑜临战潇洒从容，说明他对这次战争早已成竹胸、稳操胜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精切地概括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场景。词中只用“灰飞烟灭”四字，就将曹军的惨败情景形容殆尽。以下三句，由凭吊周郎而联想到作者自身，表达了词人壮志未酬的郁愤和感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倒装句，实为“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此句感慨身世，言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深沉、痛切地发出了年华虚掷的悲叹。“人间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酹”，即以酒洒地之意。

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

3.东坡辞世二十二年后，公元1123出生的洪迈绝对是东坡的一个铁杆粉丝。在给东坡无上赞誉的人群中，他是较为突出的一个。洪迈在他所著的《容斋随笔》中，多篇文章都提到了东坡，其中一篇《东坡不随人后》对他的偶像给予了极大的褒扬。

“自从屈原开创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给后代一个竞相模仿的机会。后世人写的词赋语言不能说不工整，但所有这些人都相互蹈袭沿用屈原的模式，没有人刻意去改变它突破这个俗套，创造出一些新意来，仿佛不这样文章就无法写下去了。等到东坡公出现后，作《后杞菊赋》，开篇就平地起波澜：„哎，先生，谁使你坐在厅堂上妄称太守？‟这就几乎像飞腾的蛟龙搏击的大鹏，高高翻飞在九霄之上万里之空，难道是那些林中小鸟能够企及的吗？”“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搏鹏，骞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洪迈老夫子从东坡的《后杞菊赋》入手，把东坡比喻作鸿鹄他人则是“区区巢林翾羽者”。洪迈还把东坡的诗句和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诗句进行了对比，说：“妙用前人诗意，而手法焕然一新，前无古人，到东坡这里算是到了极点。”白居易说：“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的诗则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甫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东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的《十日菊》诗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对洪迈的这般评点，宋朝的范仲淹认为他的话是经得住推敲。与东坡同朝代人的评价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东坡先生传》。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东坡先生传》。

丞相欧阳修评价东坡，惊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丞相王安石称赞东坡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大词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答傅彬老简》，“中书（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楚辞专家、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评点《屈原庙赋》说：“……赋也不是都仿效《离骚》。尽管如此，却不是不如《离骚》的。”他还说，“东坡居士的词，纵横天地，自是曲中条条框框所禁锢不住的，如绝世美人洗净脂粉任人去看。他的赋也是这样的。”东坡的赋如抒情诗，却常有《赤壁赋》那样的纵横议论，真正做到了“赋者古诗之流”。宋朝郎晔认为晁补之对坡赋的评论是精到的。诗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后人诗话》当中提及；“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廌在祭文中写道：“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皆废。”这句话盖棺之论太要命了，把东坡捧上了九天，而将后世写词的人打入了地狱。真不知道那些再写中秋之词的看了这句话是如何面对的。嫉妒东坡？没有用，相信也没人这样做；憎恨胡元仁？我想，那是一定的了。他将后世写词的道给堵死了，一点夹缝都不给留。别说憎恨他，就是砸偏了他的心都有。朱弁的《风月堂诗话》云：“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不让人读东坡诗文，这不无疑要了人家的命。李涂《文章精义》：“韩如海，栁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范温评价说:“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许岂页更直言认为“东坡海南诗，超然迈伦，能追李、杜、陶、谢。”诗人陆游《题东坡贴》有句，“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诗人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宋朝之后人们的评价金朝著名学者赵秉文《滏水集》，“东坡先生人之麟凤也，其文似战国策，间之以谈道如庄周；其诗似李太白；而辅之以明理似乐天；其书似颜鲁公，而飞扬韵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窃尝以为书仙。”明朝礼部尚书、画家董其昌评点苏轼的《赤壁赋》及其书法作过一段著名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东坡赋最为贴切而崇高的评价。明朝文坛盟主、史学巨匠王世贞《书苏诗后》观点，“其缺乏权变，故坎坷终生，此苏子之大不幸也。然其生前死后，宋代文士之争事东坡，却又宛如众派归江，百川汇海，„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戏曲家尤侗《西堂杂俎二集》有句，“坡公《大江东去》卓绝千古，而六一婉丽实妙于苏。”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清初杰出诗人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当中，更以南北两宋，豪放派之宗，苏轼、辛弃疾二人的词作，与史迁作品比肩。“东坡、稼轩直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清朝画家、词人徐釚：《词苑丛谈》：“然仆谓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慨，固是英雄本色；柳纤艳处，亦丽以净耳。”清朝文学家刘熙载《艺概·词概》：“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在他的《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人宋荦甚至把自己画在苏轼像侧，以示向往。他在《施注苏诗序》中说：“予自龆齿时，闻长老言苏文忠公之为人，心窃慕之，及就傅(跟着老师)读公传，向往愈挚，尝图公像悬座右，而貌(画)予侍其侧；稍长，遍诵公集，然嗜有韵之言尤深。”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说：“东坡词豪宕感激，忠厚缠绵，后人学之，徒形粗鲁。故东坡词不能学，亦不必学。”“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词之右。”“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玉田追踪于白石，格调亦近之，而逊其空灵，逊其浑雅。故知东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文学小言》第六则云：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陶潜）、子美（杜甫）、子瞻（苏轼字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第十二则云：“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类言者，其惟东坡乎！”其实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的诗人，也应首推苏轼。《人间词话》：“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国维也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清末经学大师、湘学泰斗王闿运《相绮楼说》：“通首(指《念奴娇赤壁怀古》)出韵，然自是豪语，不必以格律求之。”民国近代人的观点民国画家薛瑞年《论苏东坡及其词》有言，“以苏门相尚相矜者亦不乏人，此又苏子之大幸也。政治之党争与文士之争党，构成奇特之苏东坡现象。”民国教育家、学者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近代著名词人蔡嵩云《柯亭词论》：“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近代诗人、词人夏敬观《宋人词集跋尾》：“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此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学者陈匪石《宋词举》：“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东坡词如天马行空，其用意、用笔及取神遗貌，最不可及。”当代人的观点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研究宋代文学、苏轼的王水照教授说：“苏东坡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他还在《苏诗研究史稿序》提出，“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这样说来，你不接受也得接受。长期从事苏东坡研究的饶学刚在《苏东坡在黄州》写道：“当我一旦认识了东坡先生之后，就将他作为偶像加以崇拜。他是中国的一位天才和通才，也是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艺家和科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学者余秋雨在《东坡突围》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我最喜欢的文学家是苏东坡。最喜欢的是东坡在黄州写赤壁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刘小川语，“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窃以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外国人的观点日本诗人、苏轼研究家山上次郎观点，“古代中国在世界上数得着的政治家、文学家为数甚多，但最受民众所敬爱的要算苏东坡，其原因在于苏东坡具有崇高的人格和优美的诗歌、并兼仙风道骨。就其一生来说，又是具有伟大的悲剧性的人物，因而更加征服了人们的心。”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在《唐五代北宋词研究》中指出，“唐末以来，词有沉溺于伤感的倾向。东坡词却以悠然静观之姿，以及对人生达观的态度，组成其作品的基调。东坡词的豪放，与苏轼的人生观有着紧密的关系。豪、雄、放，是其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苏轼作品开始影响韩国从高丽国文宗三十四年开始，九百多年间，韩国人都称东坡先生为“苏仙”。苏轼是韩国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中国文人，比李白、杜甫、陶渊明都要高。在韩国中学校、大学校的课本上，自古至今，都收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三槐堂铭》等。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十二位“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没有尾声正像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呜呼，这种文字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对东坡的评点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舍昼夜，安有穷尽？金庸的武侠小说达到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余秋雨在《东坡突围》中说：“东坡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我以为不是可能，而是毫无疑问，东坡做到了“前无古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要想再见到东坡这样“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这“后面来者”不知还要等上几千年。还是以林语堂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王 伟）

4.苏堤(1090)，诗人苏轼(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并历经后世演变而形成的，杭州人民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把它命名为“苏堤”。南宋以来，苏堤春晓一直居“西湖十景”之首。

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堤宽平均36米。沿堤栽植杨柳、碧桃等观赏树木以及大批花草，还建有六座单孔石拱桥，桥名自南而北依次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束）浦、跨虹。

每当春风吹拂，苏堤上杨柳吐翠，艳桃灼灼，长堤延伸，六桥起伏。晨曦初露时，湖波如镜，桥影照水，鸟语啁啾，柳丝舒卷飘忽，桃花笑脸相迎。置身堤上，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展开，多方神采，万种风情，任人领略。

苏东坡曾有诗云：“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堤旁遍种花木，有垂柳、碧桃、海棠、芙蓉、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漫步在堤上，新柳如烟，春风骀荡，好鸟和鸣，意境动人，故称之为“苏堤春晓”。杭州西湖苏东坡纪念馆，位于杭州西湖苏堤南端的映波桥旁，毗邻雷峰塔、净寺、花港观鱼，与章太炎纪念馆、张苍水祠、太子湾公园隔路相望。占地面积4200平方米，建筑面积550平方米，建成于1988年12月28日。2004年重整开放。纪念馆是开放式的。

馆区由主楼展厅、碑廊、百坡亭、酹月轩等组成。纪念馆主建筑为一幢翘角飞檐的二层仿清楼阁式建筑。红窗白墙，清凌方正。楼前广场玉兰树下屹立着苏东坡的全身塑像，高3米，用花岗岩雕刻而成。苏东坡纪念馆由庭院、两层楼展厅、东坡世苑三部分组成。一楼展出了苏东坡家谱、年表和生平介绍，突出反映了苏东坡两次来杭担任地方官的政绩及其在杭的文学艺术成就；二楼展出了苏东坡的诗文著作、书画手迹复制品及当代书画名家以苏东坡诗为题材而创作的书画作品等。整座展厅融书画、楹联、像碑为一体、并配以古筝弹唱。后院的东坡艺苑内，陈列着苏东坡书画的拓片、复制品及诗意画等，可供游人参观与选购。5.《苏东坡传》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苏东坡传》记载了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苏东坡的一生。苏轼文章闻名天下，仕途却历尽艰辛，屡遭迫害，而终不改其乐观的天性。书中写了他的幽默诙谐、人格魅力，他的快乐的思想、喜悦的心灵。史料详尽，气势恢宏。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 “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邪恶，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显然，苏轼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歌颂的。苏轼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当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苏轼也曾写到：“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也许他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灾祸，全是由于他的才智。但我想，这更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为妓女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即能写出赤壁赋这样恢弘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6.吟诗赏月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憋煞人哉！憋煞人哉！”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9.三潭印月是西湖三岛之一，历来人们将这里比作神话传说中的仙岛，故有“小瀛洲”之称。三潭印月是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以湖泥堆积而成，周围环形堤埂筑于万历三十九年。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南北连以曲桥，东西系以柳堤。面积7公顷，俯视呈田字形，素以“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水上园林而著称。洲上有“开网”、“亭亭”、“迎翠”、“闲放”、“我心相印”等亭、榭、楼、台，石桥曲折有致，漏窗空灵深远，花木扶疏，倒影迷离，置身其间，有一步一景，步移景异之趣。在中秋月明之夜，到杭州西湖泛舟，您可领略“烟笼秋水月笼纱”的美境。西湖上的三潭印月，是自古以来的赏月胜地。三个石塔，亭亭玉立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中秋月夜，在塔里点上灯烛，洞口蒙上薄纸，灯光从纸中透出，宛如一轮轮明月，倒影在湖中。等到皓月当空时，月光、灯光和湖光交相辉映，月影、塔影、云影相互映衬，画出一幅“一湖金水欲溶秋”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三潭印月的三个石塔始建于宋元四年（公元1089年），宋苏轼任官杭州时，开浚西湖，于湖中立塔为标志，禁止在三塔以内植菱种芡，以防湖泥淤积。原塔已在元代毁去，现存石塔为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补立。塔形如瓶，高2米许，塔身中空，周有五个圆孔。每当皓月当空，塔内烛光从圆孔中透出，宛如一个个小月亮，与天空倒映湖中的明月相衬，出现“天上月一轮，湖中影成三”的奇丽景色。更有巧妙之处在于三塔位置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三角形的中心线是岸上的“我心相印”亭和曲桥的中心线的延伸。站在这条线上，视线可以同时穿过三个塔上的洞孔，见到塔外的水面，因此当月光在某一角度射到水面时，在岸上就可以穿过洞口看到反衬的月光，仿佛每一个塔上都有一个小小的月亮。明人张宁诗云：“片月生沧海，三潭处处明。夜船歌舞处，人在镜中行。”

10.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疏浚西湖，替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杭州居民答谢他，送来不少猪肉美酒。他把这些猪肉切成一块块，用他的烹调方法烧制，连酒一起去慰问疏浚的民工，但他的厨师把“连酒一起适”错领会成“连酒一起烧”，结果烧成带有酒味的红烧肉，却出奇地更加香酥味美。从此“东坡肉”遂广为流传，成为杭州的名菜。当时，老百姓赞颂苏东坡为地方办了这件好事，听说他喜欢吃红烧肉，到了春节，都不约而同地给他送猪肉，来表示自己的心意。苏东坡收到那么多的猪肉，觉得应该同数万疏浚西湖的民工共享才对，就叫家人把肉切成方块块，用他的烹调方法烧制，连酒一起，按照民工花名册分送到每家每户。他的家人在烧制时，把“连酒一起送”领会成“连酒一起烧”结果烧制出来的红烧肉，更加香酥味美，食者盛赞苏东坡送来的肉烧法别致，可口好吃。众口赞扬，趣闻传开，当时向苏东坡求师就教的人中，除了来学书法的、学写文章的外，也有人来学烧“东坡肉”。楼外楼菜馆效法他的方法烹制这个菜，供应于世，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遂流传至今。他叫府上厨师把肉切成方块，用自己的家乡四川眉山炖肘子的方法，结合杭州人的口味特点，加入姜、葱、红糖、料酒、酱油，用文火焖得香嫩酥烂，然后再按疏浚西湖的民工花名册，每户一块，将肉分送出去。民工们品尝着苏太守送来的红烧肉，顿感味道不同寻常，纷纷称其为“东坡肉”。把肉皮烤到焦黄，再用水浸泡以后，用刀刮去焦皮，洗干净，切成4厘米厚，6.5厘米宽的小方块，并且在肉皮上划出十字刀 将沙锅洗干净后（洗 净 锅），用姜片和葱铺在锅底，再把切好的肉块摆放在锅里，注意是摆放，不是倒，肉上面放上冬笋，冬笋要切成柏叶片，然后加上料酒、酱油、白糖和少许的水（少 著 水）现在，盖上盖子，用旺火烧开后，改为文火慢慢焖烧（柴 火 罨 烟 焰 不 起），差不多1小时以后，每隔10分钟把肉翻一次，直到酥软透味（待 他 自 熟 莫 催 他，火 候 足 时 他 自 美），这时候，汤是油芡状的，盛到盘子里就可以叫我了。另外，在旺火上用猪油把菠菜炒一下，一断生就放盐，出锅，放在盘子两边。这时候我应该就到了，端起来打包回家正好，你可以再复习一遍，重新做一个，多练习才可以提高。这道菜里加冬笋和菠菜，一是为了味美色佳，二是因为谐音，冬笋的“冬”和菠菜的“菠”合在一起是东坡的谐音，再加上肉，正好是东坡肉

8.（1）杭州，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

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魁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杭州却给予了苏东坡特殊的待遇。濒临西湖边两条最繁华的街道,一条叫“东坡路”,另一条叫“学士路”(苏东坡曾任翰林大学士)。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表 达杭州人对苏东坡的感情。历史上出任过杭州知州的何止百人,可是能有几人留下姓名？苏东坡两度出任杭州,前后大约5年。从时间来说不算很长。然而他在任期间,体查民生疾苦,带领百姓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清淤治河、防治水患;挖井引水、为民解决饮用咸水之苦。他走遍了杭州的山山水水,直到现在杭州城还烙印着他的足迹。沿着南山路南行,经过“柳浪闻莺”不远是“学士港”。港湾上有一座开闭式木桥,这就是有名的“学士桥”。桥旁有一间两层楼的饭店,称“学士居”。不知此处当年是否就是东坡大学士的故居遗址。通过“学士桥”便到了“学士公园”。公园如半岛状伸入湖中,与雷峰塔遥遥相对。站在湖岸边近处柳枝低垂,远处白堤隐秀。日出时湖面涌金,雨色中烟雾空蒙。杭州人感念苏东坡,在于他给西湖的山水赋予了那么多的灵性,流传下歌颂西湖山水的千古绝唱。还在于他给西湖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道美景---苏堤春晓我爱苏堤。它是最有江南味和最有西湖味的地方。不仅是春天可以欣赏到桃红柳绿的美景。沿着苏堤散步,你还可以获得别处无法得到的惊喜。你可以领略到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的姿容。可以见到湖中孤山峙立、三堤纵横湖间,把西湖分隔成几片湖面。往东看,小瀛洲等三岛鼎立湖中,波光潋影,明媚秀丽。苏堤,真个如西子美人“淡妆浓抹总相宜”。此外,苏东坡和杭州的市井文化、饮食文化也有诸多渊源。“东坡肉”和“吴山酥油饼”就是其中的代表。传说当年苏东坡为了犒劳筑堤民工,将猪肉用酒烧好送往工地。百姓为了感念他的功绩,把这种肉取名为东坡肉。至于“吴山酥油饼”说的是,一天苏东坡去吴山游玩,腹中饥饿。正值一位大嫂在卖点心。苏东坡买了一只并询问:这种点心叫什么名字？大嫂答：并无名字。苏东坡见点心一层层、一丝丝,很像蓑衣,说：就叫它蓑衣饼吧！我想大概是苏东坡的四川话让这位杭州大嫂听成了酥油饼。从此吴山酥油饼流传开来,并成为了杭州的著名小吃。

（2）.复旦大学王水照，王水照，男，1934年7月生，浙江余姚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即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3月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80年11月任副教授，1985年9月晋升为教授。1990年10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唐宋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92年10月获“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1998年9月当选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现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等职。长期从事宋代文学的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努力提出并解决“真问题”与“新问题”，不求“宏大叙事”与“庞大体系”，但所着重阐明的“宋型文化”、“文学群体”、“文化性格”、“破体为文”以及“中唐--北宋枢纽论“等命题，已产生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并得到好评。《宋代文学通论》 199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学科学优秀成果奖（1996-1997）；

《苏轼论稿》 199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学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1995）； 1998又获全国普通高校第二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著作奖二等奖）； 1999年又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在教学工作中也取得了一定成绩，1993年曾以“唐宋文学教学体系的建立和深化”获上海市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1997年又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体系的更新与完善”（集体，本人为第一申报人）获上海市高等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二等奖。

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5年第5期 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 论苏轼的高丽观《文史》第46辑 苏轼临终的“终极关怀” “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 走近“苏海” ——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 《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摘录自《王水照自选集》）

(3).宋词鉴赏专业，酿酒专业，书法专业，国画专业，古文学专业，艺术赏析专业，宋饮食文化研究与制作专业，古琴专业，唐宋八大家人物学习专业，宋代风俗讲解专业。

酿酒专业。“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他在《行香子》词中又写道：“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苏轼的许多名篇，都是酒后之作。“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固然如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等，他多少借了酒的灵气，流传千古。他在惠州，为当地酒取过很多名字：家酿酒叫“万户春”，糯米酒叫“罗浮春”，龙眼酒叫“桂酒”（龙眼又名桂圆故也），荔枝酒叫“紫罗衣酒”（荔枝壳为紫红色）„„他自己也自酿酒浆，招人同饮。他写道：“余家近酿，名之曰‘万家春’，盖岭南万户酒也。”这酒是“雪花浮动万家春”，好像是上面飘有酒粕的糯米酒。他搜集民间的酒方，埋在罗浮山一座桥下，说将来有缘者，喝了此酒能够升仙。他赞惠州酒好，写信给家乡四川眉山的陆续忠道士，邀他到惠州同饮同乐，说往返跋涉千里也是值得的。说饮了此地的酒，不但补血健体，还能飘飘欲仙，陆道士果真到惠州找他。酒的力量之大，酒的浓香之烈，由此可见。

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的名酒有蒲中酒、香泉酒、黄柑酒等五、六十种之多，其中尤以江浙和山东莱州一带的黄酒为最佳。用现在的标准看，应该说苏轼是一位很讲究生活品味的时尚人物，据说他刚到密州任上就把古称“醪酒”的莱州美酒定为公务用酒，在三年任内天天都有醪酒相伴。因此，丙辰中秋之夜与友欢娱，想必醪酒是他饮宴时的首选了。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不仅会鉴别酒，而且会酿酒，会制作药酒。在《超然台记》中他说：“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煮)，脱粟而食之。”在黄州他制过蜜酒，在汴京制过洞庭春色酒，在定州制过中山松醪。若将苏轼称为酿酒师，是名副其实的。在《东坡志林》中，他详细地记下了蜜酒的制作过程，对后人酿酒，必有裨益。他晚年被贬到惠州，见到岭南的百姓自行酿酒。当时岭南尚未有效开发，瘴气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当地人便制作了一种桂酒，饮之可以抵御瘴毒。苏轼向当地人学习制作桂酒，并以他广博的学识，对桂酒的配方和制作方法进行了改进，使桂酒色香味俱全，疗效更好。

宋食研究与制作专业，苏轼是大文豪，却以好吃的人自居，自称是“老饕”。对饮食和饮食文化非常热爱，堪称美食家和烹饪高手。他留下的宝贵的饮食文化值得我们珍视。苏轼喜欢制作饮食。他是一代名人，吃过很多佳肴名菜，也吃过民间的很多特色土菜土食，有着丰富的感性知识。在吃到美味食品时，他不耻下问，了解其制作方法。苏轼对饮食材料的细微差别有很深的了解，这对于饮食原料的选取非常有好处，可以帮助选取最合适的制作原料来制作饮食。比如水，苏轼就认为长江边的水和江心的水有区别，各地的泉水水性不同，烹出的茶味道不一样。他还认为，水有止水和活水的区别，鱼又有生于止水和生于活水的区别。他说：“孙思邈《千金方·人参汤》言：须用流水，用止水即不验。人多疑流水、止水无别。予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浮。然唯鰌蛆入扛中辄死，乃知鰌(鱼且)但可居止水。则流水与止水果不同，不可不信。又鲫鱼生流水中，则背鳞白；生于止水中，则背鳞黑而味恶。此亦—验也。”(《止水活鱼说》，《苏轼文集》卷七十三)苏轼还认为不同地域的同一种作物，品质不同，做出的饮食质量也不同。比如用北方的麦子作曲子和南方的米酿酒，质量往往超过用南方的麦子作曲子和北方的米酿的酒。可见苏轼为了制作精美食品，非常重视选取最佳的原材料。苏轼制作食品，注重色香味的结合。他赞美儿子苏过用山芋做的玉糁羹说：“色香味皆奇绝”。他制作食品注重营养与美味结合，注重突出食品材料本身的特质。这说明他的食品制作理念是非常高的。苏轼又是—个极为聪明博学的人，饮食制作也喜欢别出心裁，大胆创新，因而他创造出很多饮食制作方法，制作出很多不同寻常的饮食精品。

（4）。正大门朝东，面积2000亩，两条东西南北方向主干道，路名，图书馆名，食堂名，宿舍名，就餐东坡肉

.尺寸:高度1米;宽度24.8厘米 厚度2.3厘米 2.此为文房挂屏,螺钿工艺全是手工,木质为白酸花梨木.3.螺钿包浆好,木质原有油漆,已经脱掉(原以为材质是黄花梨木)4.名句“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展示了文人的铮铮铁骨,节身自好,以梅花托思,表现自己逆境中,临寒独自开的傲气和气魄,给人产生由生的敬意,此对挂屏陈设书房办公品味很高.擎苍（顶天立地，男儿本色）（出自宋代诗人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左牵黄,右擎苍...”）

真正落实和充分体现“以人文本”与“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理念，创建人性化、生态化、信息化与开放性的大学校园空间，本文在广泛收集、阅读、总结、归纳与整理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资料的基础上，以西安部分大学校园为例，运用需要层次理论、环境心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设计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明确空间功能，空间形式服从功能和突出道路系统便捷性”的校园空间规划设计三项基本原则，从而达到使不同行为者能够“择地所用，欣然前往，享用空间，自得其乐”的空间设计效用和目标此外，在行走空间设计中，巧妙、合理地运用途中与尽端吸引元素，达到强化行走空间的引导性和提高吸引空间有效利用率之目的研究成果对现阶段大学校园空间宏观布局和微观设计

书院座落在风景胜地岳麓山清风峡口，三面环山，层峦叠翠；前临湘江，碧波荡漾。名山美水，前依后托，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高度协调。从湘江西岸的牌楼口，直往山巅，早有古道联通，形成一条风景中轴线，岳麓书院就建在此中轴线上的中点。书院海拨约100米，现占地2.5万余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7000余平方米。院前有天马、凤凰二山分峙两旁，俨若天然门户，古代其前后有朱张渡、柳堤、梅堤、咏归桥、翠微亭等景点相伴；院后沿中轴线而上，有爱晚亭、舍利塔、古麓山寺、白鹤泉及近代修建的蔡锷墓、黄兴墓等著名景点相托，其它景点星布于中轴线的两侧。书院的前门、赫曦台、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依次居中轴线而建。文庙、专祠及半学斋分建中轴线的北侧；教学斋、白泉轩、园林、碑廊等分建于中轴线的南侧。整个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岳麓书院现存建筑有山长居室、师生斋舍、授业讲堂、藏书楼阁、圣庙专祠、园林碑廊,再加一院前的二亭（风雩亭、吹香亭）二池（饮马池、黉门池）及院后的参天古木、茂林修竹，堪称当今海内外保存得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书院文物。若将清人所辟的书院八景（柳塘烟晓、桃坞烘霞、风荷晚香、桐荫别径、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进一步修整完善，具体体现其佳景妙处，则更美不胜收。

第三篇：苏轼

苏轼经历了从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平生足迹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重要州郡，而且远至西北地区、海南儋耳。象他的前辈梅尧臣一样，他把写诗当作日常的功课，一直坚持到老年。他多方面向前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等学习，晚年更爱陶诗。比之散文和词，苏诗的题材更广阔，风格也更多样。

苏轼终身从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苏轼在军事上主张充实兵力，巩固边防，抵抗辽和西夏的侵扰，并认为以金帛赂虏是最下之策。在苏诗里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许多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苏轼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它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卑靡的文风，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词坛上起影响。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白反对依声填词的作法。苏轼继承他们的作风，加以恢宏变化，从而开创了词坛上一个重要流派。其次，决定于苏轼一生丰富的经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和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也反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见俞文豹《吹剑录》)词在当时不是由关西大汉来唱的，这话显然是对苏轼的一种讽刺，然而它却生动地说明了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是苏诗苏词浪漫主义的基调。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

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

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

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

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河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题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此调欧阳修词，名《洞仙令》，潘 词，名《羽仙歌》，《宋史·乐志》名《洞中仙。始见于郭煌词。

本词是苏轼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写作之由作者词序中已讲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谊赛情景，纯由想像生发。上片记人物、环境之清凉，人物则“冰肌玉骨”，具不同凡响的神仙资质，环境则水殿、清风、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瑶台的清虚之境，无一毫尘俗气。“绣帘开”几句绘闺房情景宛然如见，“一点明月窥人”句，“一点”与“窥”字灵动奇妙，为本词增添许多情致。下片描写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连月下纳凉所见以及因纳凉而思秋风，因思秋风而感念流光飞逝的怅惋之情，其间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丽。整首词奇逸疏隽，如空山鸣泉，清响绝伦。“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张炎《词源》卷下）。

【原词】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注释】

【注释】

1、孟昶：五代量后蜀国君，生活奢侈，爱好文学，工声曲，后兵败降宋，封秦国公。

2、花蕊夫人：陶宗仪《辍耕录》：“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之翾轻也。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

3、作一词：苏轼词序云词已失传，只记其首二句，后世所传孟昶《玉楼春》词乃“东京士人隐括东坡《洞仙歌》（沈雄《古今词话》）。赵闻礼《阳春白雪》引潘叔明云：“蜀帅谢元明因开摩诃池，得古石刻，遂见全篇（指原《洞仙歌》），词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则阙琳宫恨初远。玉阑干倚遍，怯尽朝寒；回首处，何必留连穆满。芙蓉开过也，楼阁香融，千片红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锁，莫放轻舟。瑶台去，甘与尘寰路断。与日俱增莫遣流红到人间，怕一似当时误他刘阮。‟”宋翔风《乐府余论》评此词为伪托。

4、冰肌玉骨：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5、水殿：指筑于成都摩诃池上的宫殿。暗香：指梅、兰、荷、菊一类花清幽的香气。

6、素手：美人白皙的手。

7、河汉：天河，银河。

8、金波：月光。《汉书·礼乐志·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注：“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玉绳，两星名，在北斗第五星玉衡的北面。谢胱《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诗：“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9、不道：不觉。

这首词描述了五代时后蜀国君孟昶与其妃花蕊夫人夏夜在摩河池上纳凉的情景，着意刻绘了花蕊夫人姿质与心灵的美好、高洁，表达了词人对时光流逝的深深惋惜和感叹。

上片写花蕊夫人帘内欹枕。首二句写她的绰约风姿：丽质天生，有冰之肌、玉之骨，本自清凉无汗。接下来，词人用水、风、香、月等清澈的环境要素烘托女主人公的冰清玉润，创造出境佳人美、人境双绝的意境。其后，词人借月之眼以窥美人欹枕的情景，以美人不加修饰的残妆——“钗横鬓乱”，来反衬她姿质的美好。上片所写，是从旁观者角度对女主人公所作出的观察。

下片直接描写人物自身，通过女主人公与爱侣夏夜偕行的活动，展示她美好、高洁的内心世界。“起来携素手，”写女主人公已由室内独自倚枕，起而与爱侣户外携手纳凉闲行。“庭户无声”，制造出一个夜深人静的氛围，暗寓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时见疏星渡河汉”，写二人静夜望星。以下四句写月下徘徊的情意，为纳凉人的细语温存进行气氛上的渲染。以上，作者通过写环境之静谧和斗转星移之运动，表现了时光的推移变化，为写女主人公纳凉时的思想活动作好铺垫。结尾三句是全词点睛之笔，传神地揭示出时光变换之速，表现了女主人公对时光流逝的深深婉惜。

这首词写古代帝王后妃的生活，艳羡、赞美中附着作者自身深沉的人生感慨。全词清空灵隽，语意高妙，想象奇特，波澜起伏，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河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题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此调欧阳修词，名《洞仙令》，潘 词，名《羽仙歌》，《宋史·乐志》名《洞中仙。始见于郭煌词。

本词是苏轼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写作之由作者词序中已讲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谊赛情景，纯由想像生发。上片记人物、环境之清凉，人物则“冰肌玉骨”，具不同凡响的神仙资质，环境则水殿、清风、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瑶台的清虚之境，无一毫尘俗气。“绣帘开”几句绘闺房情景宛然如见，“一点明月窥人”句，“一点”与“窥”字灵动奇妙，为本词增添许多情致。下片描写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连月下纳凉所见以及因纳凉而思秋风，因思秋风而感念流光飞逝的怅惋之情，其间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丽。整首词奇逸疏隽，如空山鸣泉，清响绝伦。“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张炎《词源》卷下）。【原词】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第四篇：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称大苏，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中文名： 苏轼 出生日期： 1037年1月8日 外文名： Su shi 逝世日期： 1101年8月24日 别名： 苏子瞻、苏东坡 职业： 官员、文学家、画家、书法家 国籍： 中国北宋 主要成就： 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 民族： 汉 《赤壁赋》《石钟山记》《饮湖上初晴后雨》《念奴娇·赤壁代表作品：

出生地： 四川眉山 怀古》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在立新法中与王安石发生不快，被罢免官职。《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

代表作品：《水调歌头》《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江城子·密州出猎》《饮湖上初晴后雨》等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词豪放派创始人

公元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治)。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号文忠（公）。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荣誉之称。

编辑本段艺术成就 文论

苏轼书法赏析(20张)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 《祭黄几道文卷》 《梅花诗帖》 《前赤壁赋》 《东武帖》 《北游帖》 《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 《令子帖》 《致南圭使君帖》 《次辩才韵诗》

《一夜帖》 《宸奎阁碑》 《致若虚总管尺牍》 《怀素自序》 《近人帖》 《与范子丰》

苏轼书法(19张)

9.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江城子》

10.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江城子》

11.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12.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

13.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

14.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

15.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

16.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临江仙》

17.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

18.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阳关曲》

19.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

20.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浣溪沙》

21.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

22.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23.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

24.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

25.人生如梦，一尊（通“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26.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

27.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

28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

诗句

1.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

2.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春夜》

3.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陌上花》

4.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陌上花》

5.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吉祥寺赏牡丹》

6.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游金山寺》

7.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8.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晓景》

9.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0.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1.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

12.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庐山烟雨》

13.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

14.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

15.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东栏梨花》

16.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

17.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18.尽见西山遮岱岭，迥分东野隔新罗。《登表海亭》

第五篇：苏轼

苏轼

（北宋文学家）编辑 锁定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1-3]。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4]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主要作品 《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主要成就

“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宋四家”之一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5]（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6]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7]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8]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9] 好美食，[10]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11] 好品茗，[12] 亦雅好游山林。[13]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5]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16]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惇、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沒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來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17]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18]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19]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20]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6-7]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8-10]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11-12]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13] 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14]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15-16] 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17]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书》，以封建国家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职责为根据，提出在救荒时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他讲道:“赈济者，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亦可”。有学者认为董煟提出了系统的赈济学说理论，特别提出了对残疾人群体的救助，为后世的救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代还特别注重仓储在救灾救济中的作用。历代出现过的仓储形式在宋代几乎都曾设立过，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另外还有广惠仓、半储仓、平余仓则是宋代的创举。这些仓储形式对救济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诏设置广惠仓，救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18]

陈说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19]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20] 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21-22]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23]

恳辞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25] 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26] 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众士大夫都引为盛事。[27]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28]

宋英宗继位后（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29]

越次入对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30-31]，起用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32]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33]

熙宁变法

主词条：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34-35]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36]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37]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新旧党争

主词条：新旧党争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38] 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40]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皆被罢出朝廷。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对他非常信任。[41]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随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42-43]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44]

罢相始末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45]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46]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47]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48]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49]

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50]

病逝江宁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为司空。[51]

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52]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53]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