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的里程碑

第一篇：中国法治的里程碑

马怀德 刘莘

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公布，标志着中国行政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行政诉讼的实践和理论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在立法、执法、司法及理论研究、人们的思想观念等诸方面。随着行政诉讼法及配套法律、法规的实施，人们观念的改变，执法、司法水平的提高，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一个有着美好前景的法治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一、实践上的成就

（一）立法方面

1.促进配套规范的完备

行政诉讼法是人民法院审判行政案件的具体操作规程。但仅有行政诉讼法，行政审判制度的运作仍有一定困难，因此实施行政诉讼法还须某些配套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的出台。1990年10月29日最高检察院公布实施《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使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活动实施审判监督的原则规定，成为便于操作、执行的具体规则。199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也属于行政诉讼法的配套法规。因为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复议”或“诉讼”为原则。以法律规定必经复议程序为例外，除当事人选择径行起诉情况外，行政复议成为行政诉讼的先行程序。因此，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具体衔接，行政复议配合行政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都是行政复议条例应予解决的问题。而行政复议条例的公布施行，不仅解决了上述问题，而且在行政法制建设中建立起中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对推动中国整体行政执法水平的作用不可低估。1991年7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针对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做出的司法解释。其内容涉及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侵权赔偿责任、期间、诉讼费用、涉外行政诉讼等一系列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必须予以界定或解释的问题。这一司法解释的公布实施，使原来模糊不清的问题得以澄清，界限不明的问题得到界说。为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受理审判行政案件扫清了障碍。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给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开辟了一条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道路。尽管行政诉讼法列专章规定了行政“侵权赔偿责任”，但“即使充分适用现有条款也无法解决执行行政职务中的所有赔偿问题”，①所以《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在某程度上可以说是行政诉讼法的合理延伸，使违法行政行为不仅在形式上予以撤销或改变，而且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得以实质上的弥补、赔偿。1995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也是相应的配套法规之一。2.推动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

行政诉讼法第一次使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成为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成为公民可以质疑的对象。从而使衡量行政行为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即以是否合法作为衡量行政行为的标准，由此提出合法行政行为的要件。用这些标准来衡量现有行政行为。暴露出许多问题，归纳起来是两类问题：缺乏约束、制约行政行为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这种实际的社会需要促进立法机关加快立法步伐，在规范行政行为方面，颁布了《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草案亦在起草过程中，立法法规范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也规范行政机关制定规范的行为；还有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的起草制定，也正成为立法计划的题中之议。可以说正是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使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意识到规范行政行为的重要意义，从而使把有关行政行为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

（二）依法行政方面 1.行政机关主动清理法规、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

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由于行政机关意识到当被告的可能性，各部门、各地方纷纷自行清理作为执法依据的法规、规章及规范规范性文件。1990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通知要求各地为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做好准备工作；要进一步抓紧进行规章和具体行政行为的清理工作。各地要尽快对自己制定的规章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在清理的基础上对各种有问题的规章做出相应的处理。②在国务院的部署下，各地纷纷清理自己制定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如广州海关，为贯彻行政诉讼法，清理1987年《海关法》实施以来“关”、“处”二级规范性文件500多件，作废了其中一些没有相应依据、执法中问题较多或内部掌握的业务规范性文件，对依据不足或没依据，但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加以修订完善。③事实上，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清理结果，务部门有了法律、法规或规章汇编，各地方也有了法律、法规或规章汇编。自此法规清理便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行政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之初，开始重视避免与上位阶规范的矛盾冲突，以及同等效力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1990年2月28日国务院发布施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备案规定》也是为了维护法制统一，减少规范之间矛盾突而制定的。2.政府大批培训政府法制干部

行政诉讼法实施前，为了应诉的需要，各级各地行政机关都程度不同地对自己的法制干部进行了有关培训。其中影响最大、最有计划、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是国务院法制局与中国 政法大学合办的“政府法制干部培训班”。从行政诉讼法公布后，三年时间里培训了所有省级机关、计划单列市机关的政府法制干部。培训从依法行政的原理讲起，直到行政诉讼的具体制度、条款分析。由于这个培训班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学员学习吸收非常快，所以每期培训班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这些具有行政法意识，了解行政诉讼意义的干部，就象一粒粒种子播撤在全国各级各地行政机关之中，催化了行政机关的守法执法意识。这类培训对于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3.政府法制机构和复议机构普遍设立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府法制机构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地方各级政府法制机构的建立发展较快，据计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普遍设立了法制机构，或至少有专人负责。政府法制机构是带有综合性、整体性的机构，负有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审查本级人民政府抽象行政行为并向其报告是否合法或适当，承办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工作及应诉工作等职责。④政府法制机构的普遍建立，以及它们推行上述工作结果，必然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政诉讼大大推动了复议工作，《行政复议条例》1991年1月1日起施行。要求各地建立复议机构。据计省市政府的综合部门都已设有行政复议机构，大部分区县级政府也在政府法制机构中设立复议机构或复议人员。5.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

行政机关这方面意识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是否抗拒当被告这一问题上。在起草行政诉讼法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最初许多行政机关表示不能当被告，只可当应诉人。实际上不愿当被告源于几十年来法院是无阶级专政的工具、刀把子的观念，人们习惯于把法仅仅视为刑法，被告就似乎成了有罪人的代名词。但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民商法体系的逐步建立健全，尤其是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后的讨论推动工作，行政机关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认识到行政诉讼的意义，有的行政机关首长表示，行政机关当被告说明我国的法制有了长足进步，为此我愿当被告，和老百姓平起平坐打官司。

其次，行政机关开始接受败诉结果。败诉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第二大顾虑。似乎败诉后就没有足够权威继续从事相应的行政管理工作了。实际上还是高人一等的思想在作崇，但事实上，行政机关几乎没有对抗败诉结果的。即使是败诉，行政机关还是服从判决的。当然并不说就解决了一切这方面的问题，行政机关请“有权者”出面干预审判，同样是为了避免败诉的结果。所以学术界有人呼吁，不仅要正面宣传，使行政机关接受，而且要有制裁干预的措施，如对严重者判刑，从相反的方向促使行政机关真正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

第三，行政机关开始具有依法行政的意识，这是实施行政诉讼法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从我国改革开放始，对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曾有过不小的争论。后来依法治国渐成为不言自明的公论，而随着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宣传及实施，作为依法治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依法行政已为行政机关所接受。计划经济也可称为命令经济，在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法治建设、立法注重弥补过去民商法的不足，但是由于我国是自上而下的建立市场经济的，行政对企业或其它市场主体无所不在的指导、命令权、转为在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方面发挥作用，政府仍要干预经济，但是在有限、有度的范围内进行。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民主法制的推进，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政法治。行政法治建不起来，中国的法治是没有希望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会延迟，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机关接受并开始提出依法行政的活动准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然从接受、倡导到真正实现，还须行政机关乃至全党全社会的努力，但毕竟是朝这个方向前进。这方面的具体体现很多，例如法律、法规、规章实施情况的报告制度，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备案制度，行政执法检查制度，重大行政执法问题的监督办制度的建立都说明，依法行政是从专家的口号开始成为行政机关办事的最重要的准则。

（三）审判成就

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至1995年6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141949件。案件涉及土地、公安、城建、工商、环保、物价、金融、海关、林业、矿产、税务、技术监督等40多个行政管理领域。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136000件，原告胜诉率占37.73%，达到51362件。其中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24933件；占结案总数18.36%，判决变更显失公正具体行政行为的2149件，占结案总数1.58%；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改变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因此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的24220件，占结案数的17.79%。

第二篇：党课—法治中国的里程碑

法治中国的里程碑

当代中国，身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正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四中全会《决定》”），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邓小平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开拓者

邓小平是新时期也是历史上党的领导人中最先提出“法治”的领导人。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友人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提出“法治”意味深长：其一，任何人，包括具有最高行政权力的人，或者制定、执行法律的人，都必须接受“法”的“治理”，不能置身于法外，更不能凌驾于法之上；其二，任何人，都必须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行“法治”，表明“法”具有至上性。邓小平要求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仅要由人来制定，同时还由人来贯彻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治”是离不开“人治”的。法治是需要许许多多的“法制”即法律、制度来付诸实践的。新时期，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具体体现在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上。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79年6月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会后也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习近平依法治国继往开来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方面，都有自己的贡献。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习近平还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政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讲话特别强调法制建设。他在讲到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时说：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习近平强调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他还提出：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纪检工作中的制度建设问题。他说，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要切实执行组织纪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四中全会是走向法治中国的里程碑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提出始于党的十五大。其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向这一目标前进。在走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一座里程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虽然“依法治国”提出已近二十年，但是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实践层面来看，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明确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四中全会就是一次法制建设的会议。其要者有：

第一，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方面。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全会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四中全会《决定》规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此举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第二，完善立法体制方面。提出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健全法律法规起草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

第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

第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除了提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四大基本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外，还提出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完善选举制度，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制度。

第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寻租空间；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推行政府法治顾问制度，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第六，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理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历史检验。

第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其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贡献，奠定其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

第三篇：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中国建设的里程碑

敬爱的党支部：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历数近年来的“四中全会”，党建向来是主角，党的中央全会也从未专门聚焦法治话题，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定题，意义和影响不言而喻。

尤其是，在同一天，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接受调查的消息也公布于世。中央铁腕治腐、依法惩腐的决心，打碎了一些人谋求法外特权的侥幸，廓清了诸如“刑不上常委”、“选择性执法”、“象征性反腐”之类的传言，这无异于是法治进步的最好说明。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党纪国法权威不容侵犯，领导干部知法护法，奉法守法，法治原则才能得到保障。“打虎”不是终点，法治昌明的政治生态才是真正的目标。

依法治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由今上溯一百年，梁启超就曾发出过中国何时可以建成法治国家的历史之问。百年来，无论宪政进程，还是民主法制，抑或民权民生，无不历经坎坷挫折。然而，再深沉的暗夜，也终遮不住正义的光芒，人民对法治的孜孜追求从不曾放弃或泯灭。改革开放以来，拨云见日的中国终于行进到了法治建设的快车道上。

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到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201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和进步，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不仅早已是全社会共识，更成为执政党一贯、既定的方针和目标。

要看到，虽然法律体系已经建构起来，无法可依的问题得到纾解，但“纸面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经济发展领域，还是社会治理领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没有得到很好实现;一些领导干部目无法纪、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问题，亟需依法依规予以惩处;政法干部的自身队伍建设，也有待加强。

法律的完善，并不代表法治的施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目标，在于良政和善治的实现。依法治国，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正因为这样，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确定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改革任务。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必将以此为依据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法治建设描绘具体清晰的路线图。

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任务，适逢全面深化改革广泛展开、反腐败纵深推进之际，法治中国建设迎来全面推进的最佳历史契机。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第四篇：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六个里程碑

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六个里程碑

刘文哲

体育竞赛项目、参加奥赛、国家集训队、谢军夺冠、女团冠军、《通知》„

中国的男棋手应该能够刻写未来新的里程碑。

1956年，国际象棋被中国体育行政部门列为正式体育竞赛项目。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党和国家的重视一直是中国国际象棋发展的强大动力。

国际象棋是思维艺术，是人对科学、艺术、竞技三者认识的结晶。国际象棋的多功能性影响人们对它的深刻认识。尽管国际象棋有以千年计的发展历史，但是对国际象棋的科研价值和教育功能的世界性兴趣不过是近六、七十年的事情。在世界上，各国都有给国际象棋恰当的社会定位的难题。可以想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刚诞生时间不长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如何促进国际象棋、围棋、象棋的发展，也列入政府的日程。三棋由文化部划归体委领导，或许是受到当时苏联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客观上这个决定相当有利于国际象棋运动的发展。第一，作为体育竞赛项目，国际象棋有了更多的举办比赛的机会，而比赛对国际象棋运动的发展当然非常重要。第二，就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棋手在体育部门，生活条件要好一些。第三，有比较多的国际交往的机会。第四，较少受到意识形态争端的干扰。仅这四个方面的有利因素，足以说明国际象棋列入正式体育竞赛项目，对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

1956年以前在中国只在民间断断续续有一些个人性质的国际象棋活动。1957年开始有了全国国际象棋比赛，1958年有了起步的国际双边交往。1965年12月在中国举行的中苏国际象棋对抗赛上，张东禄和刘文哲分别战胜国际特级大师克罗吉乌斯一局，在八局棋中得五分，得分率62.5%，成绩出色。它表明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象棋竞技水平已经有了一定的提高。1975年，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正式加入国际棋联。1977年中国队参加亚洲团体锦标赛。

1978年，首次参加国际象棋奥林匹克世界团体锦标赛。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它开始了中国国际象棋走向世界的奋斗历程。世界也是从这里开始认识中国的国际象棋。

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从此国际象棋有了快速的发展，并在世界棋坛占有一席之地。

1980年梁金荣和刘文哲获得国际棋联授予的国际大师称号。这是中国棋手第一次得到国际称号。

1981年11月在中国承办的第四届亚洲团体锦标赛在杭州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象棋的国际比赛。

1982年刘适兰打进世界女子八强，获得女子国际特级大师称号。1983年中国男队首次获得亚洲团体冠军。

1986年组建国际象棋国家集训队，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主席陈祖德亲自组建的国际象棋国家集训队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国际象棋一个腾飞时代的到来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国家集训队是中国培养国际象棋世界级顶尖人才的摇篮，从这里培养出一大批世界级的高水平棋手，带动整体水平不断攀上新高度。特别是在女子国际象棋领域，出现了世界超一流水平的人才群。外国国际象棋专家不止一次地感叹，中国的国际象棋训练环境十分理想、优越。

1987年陈祖德为中国国际象棋运动攀登世界高峰，提出了“四步走”的发展战略。

1987年、1989年、1991年中国男队连续三次获得亚洲团体冠军。确立了中国国际象棋称雄亚洲的地位。

1988年诸宸荣获女子12岁组世界冠军。当时的国际棋联主席致电中国棋协表示祝贺。虽然这只是一个儿童冠军，但是它预示了中国棋手夺取世界冠军的美好前景。

1990年叶荣光获得男子国际特级大师称号。

1991年，谢军荣获女子世界冠军。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它打破了苏联41年、欧洲64年对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的垄断，谢军成为棋史上第7位女子世界冠军。从此中国国际象棋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地展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世界冠军的取得大大地提高了国际象棋运动在中国的地位，也成为推动国际象棋空前大普及的激励因素。

1993年谢军卫冕成功。1999年她又重新夺冠。“夺冠、卫冕、冠冕失而复得”，这一国际象棋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三步曲”的实现，使黑头发在国际象棋奥林匹斯山峰巅上飘荡了起来。2000年，最后一届传统赛制的世界冠军谢军又在首届新赛制世界冠军赛上夺魁。

2001年底，中国另一位女棋手诸宸成为棋史上第9位女子世界冠军。她还是自1886年以来，所有男女世界冠军中惟一的一位“大滿贯”冠军得主（集儿童、青年、成年个人和团体冠军于一身）。国际棋联高层权威人士称：“中国在上世纪的最后10年控制了女子棋坛，谢军4夺桂冠，新赛制的2届冠军由谢军和诸宸所获，世界杯冠军许昱华也是中国棋手，中国已经成了女子世界冠军的摇篮，这个格局看来还要延续下去，因为新世纪的开端，中国又诞生新冠军诸宸。” 1994年和1996年诸宸两次获得世界女子青年冠军。2000年和2002年，徐媛媛、赵雪又先后获得世界女子青年冠军。

1998年中国女队获得国际象棋奥林匹克世界团体锦标赛冠军。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五个里程碑。它标志中国女子国际象棋的整体实力世界领先。2000年和2002年，中国女队连续获得世界团体冠军，光荣的实现了“三连冠”。这个冠军队的成员不是博士生、硕士生，就是在大学就读。这样学历的世界冠军队在世界体坛也是罕见的。近年国际棋联公布的等级分排名榜世界女子前十几位中，中国棋手占了6席，6人都是高学历的：谢军正在北师大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诸宸和秦侃滢、王蕾、王频分别在清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许昱华在北京大学高年级就读。“棋艺高，学历高”，这在中国体育界独具风光。

1998年底起的近5年来，国际棋联一共举办了8项女子世界大赛（3届世界团体赛、3届世界个人赛和2届世界杯赛），而这8座奖杯无一例外地全部被中国棋手捧走。世界棋坛公认，“中国现象”已经完全取代了前苏联的“格鲁吉亚现象”，中国成为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头号强国。这为国际象棋中国学派的思想理论推向世界提供实践成就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男子国际象棋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1998年、2000年和2002年最近3届每次有超过一百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世界团体赛上，中国男队分别获得第5名、第9名和第5名。这是让许多西欧和北欧国家羡慕的好成绩。因为按照他们的传统，能打进男子团体前16名就算是一流队伍。个人成绩中比较突出的是谢军的教练，现中国队总教练叶江川。近3年来，他的等级分一直稳定在世界前20位左右。他与多位世界棋王交锋，结果基本持平，与多位世界亚军和顶级棋手相遇，战绩胜多于负。叶江川还是2000年、2002年两届世界杯八强和2001年最近一届世界冠军赛的并列第9名。

另外，诸宸的教练徐俊（两届亚洲个人冠军得主）和章钟（两届世界青年亚军得主）近3年来，也各有佳绩，等级分世界排名也都在前50名左右。中国青年棋手卜祥志和倪华的国际等级分2004年都超过了2600。在淘汰制的世锦赛上，21岁的青年棋手张鹏翔淘汰前世界冠军卡尔波夫，爆出世锦赛历史上最大的冷门。

随着男女成绩“比翼双飞”，世界上许多强队都希望与中国队交流。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先后签订四年的交流比赛合同。2001年3月，中方在首届中美对抗赛上获胜。2001年9月，梁充在中俄对抗赛上击败世界冠军哈里夫曼，这是 3 中国男棋手第一次战胜男子世界冠军。2002年，中方以20.5:19.5再胜美国，取得中美对抗赛两连冠。

在亚洲，中国国际象棋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徐俊于2000、2001年两度荣膺亚洲男子冠军。许昱华于1998年、李若凡于2001年夺得亚洲女子冠军。李若凡和王瑜还在1997和1999年分别摘走亚洲女子青年冠军。中国女队在1999年的亚洲女子团体赛上折桂。

除了洲际的赛事，中国棋手还参加了许多国际公开赛、邀请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张鹏翔在2002年获得利纳雷斯公开赛的第一名，这是中国棋手第一次在世界最著名的公开赛上夺冠。章钟在2003年荷兰怀康齐特级大师邀请赛B组获得冠军，取得参加2004年世界最高级赛事之一的A组邀请赛的资格。中国目前已经有15位女子国际特级大师，分别是刘适兰、吴敏茜、谢军、秦侃滢、王频、诸宸、王蕾、许昱华、徐媛媛、赵雪、宁春红、李若凡、田甜、王瑜和谷笑冰，拥有男子特级大师称号的15人、叶荣光、叶江川、徐俊、谢军（女）、汪自力、彭小民、章钟、梁金荣、诸宸（女）、吴文瑾、卜祥志、吴少彬、张鹏翔、李师龙和倪华。

从1999年起，中国棋手的等级分有了质的飞跃。叶江川、徐俊、彭小民、章钟、汪自力、吴文瑾、卜祥志、倪华先后突破2600大关，进入世界前100名，其中叶江川连续9次在排名榜上稳居20位左右。女子排名榜上，谢军、诸宸、许昱华、王蕾、秦侃滢、王频、等保持在前15名，一国有6个人进入前15名，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1980年中国有国际等级分的棋手只有9人。1996年有60多人。现在，中国有国际等级分的棋手已经增长到238人。2001年10月的一项统计表明，中国棋手的人均等级分名列世界第一位，说明中国整体的竞技水平正日益提高。

中国的后备力量“长势喜人”。1995年徐媛媛在世界少年赛上获得女子14岁组冠军。1996年12月，14岁的倪华在世界少年快棋赛上夺冠，成为中国棋史上第一位男子少年世界冠军。其后，中国少年棋手在世界少年赛上频频夺冠。1997年，赵雪、徐媛媛分别获得女子12岁组、女子16岁组冠军。1998年，王瑜、卜祥志分获女子16岁组、男子14岁组冠军。卜祥志14岁就获得国际特级大师称号，曾经是世界上年龄最轻的国际特级大师。1999年，王玥、赵雪分获男子12岁组、女子14岁组冠军。2000年，谭中怡获得女子10岁组冠军。2001年，谭中怡蝉联女子10岁组冠军，沈阳获得女子12岁组冠军。2002年，谭中怡又获得女子12岁组冠军。谭中怡自2000年至2002年已经3次获得世界分龄组冠军，这也是一个世界纪录。2002年，由王玥、赵骏、周唯奇、王皓、李超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世界少年奥林匹克团体赛的冠军，这是亚洲国家第一次获此殊荣。2003年魏晨鹏获得男子12岁组冠军。侯逸凡获得10岁组女子冠军。丁亦昕获得12岁组女子冠军。

自1997年至2003年，在世界分龄组青少年冠军赛的10组别较量中，从团体总分上看，中国连续7次不是第2就是第3，直逼国际象棋王国俄罗斯队。最近的2003年的奖牌榜上，俄罗斯以3金1银6铜列第一，中国队3金1铜列第二。

国家少年集训队自1995年成立，选拔出一批有前途的苗子，其中徐媛媛、王瑜、赵雪、卜祥志、倪华等已经开始在世界比赛上崭露头角。

从1999年开始，陆续在温州国际象棋协会、青岛棋院、上海威海路第三小学、广东澄海市城南小学、江苏无锡东北塘小学、济南齐鲁晚报棋院、邯郸国际象棋协会和苏州第三体校成立了高水平后备人才培训基地（含实验基地），为各地的开展普及打下了基础。2002年，中国棋院与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共建国家少年集训队，对学员进行全面系统地培养。

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国际象棋人口（会下国际象棋的人）呈几何倍数增长。并且“长势”方兴未艾。据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统计，在1991年谢军夺得世界冠军之前，中国国际象棋爱好者约为2、3万人，而如今据商业数据，全国主要棋具厂商在2002年一年内共生产、销售了125万副国际象棋棋子，由此推算，中国的国际象棋人口已超过500万。增长速度之惊人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国际棋联对中国的普及工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中国国际象棋人口迅猛发展的原因有五个方面，第一，中国棋手在世界棋坛崛起，竞技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提高带动了普及。第二，在中国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中，国际象棋教育功能对学生的智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开发作用显著。国际象棋人口不断翻番的“主力部队”无疑是广大青少年儿童学生乃至幼儿园小朋友。幼儿园掀起国际象棋热是因为国际象棋教育能够对非智力因素和智力潜能起到开发作用。第三，近年来轰动世界的“人机大战”和“网络大战”，展现了国际象棋的科研功能，创纪录地吸引了广大棋迷（特别是有文化层次的和与高科技及新经济接轨的人士）。第四，得益于国际象棋文化交流功能的扎实发展。1956年国际象棋被列为正式体育项目后，每年只有一次全国比赛（有时甚至是两年一次，“文化革命”年代，还中止了8年），双边国际交往则是数年一次。跨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举行的全国性比赛和国际性比赛以及出访比赛，提高到一年10次左右，1995年超过了20次，此后每年平均增加5次，2000年以后则每年平均为50次左右。第五，包括教育部门、企业界、新闻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对中国国际象棋发展的关心。海外华人也表现出巨大热情。例如，新加坡实业家李成智自1992开始捐巨资设立“李成智国际象棋基金”，并建造李成智图书馆作为国家队的训练场所。“李成智国际象棋基金”的款项先后举办了国际特级大师赛、4届北京国际公开赛、11届全国少儿冠军赛、多次教练、裁判学习班，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象棋的开展和普及，成就卓越。多年来，马来西亚的陈振南先生一直是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的顾问和热心朋友，他出资举办的 “陈振南杯”国际特级大师赛已经是世界知名、亚洲最高的顶级大赛，创出了中国本土赛事的名牌，也赢得了国际棋联颁发的总统奖。

2001年2月23日，教育部体、卫、艺司和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联合下发《关于在学校开展“围棋、国际象棋、象棋”三项棋类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六个里程碑。《通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明确提出“三棋”进学校的三个“有利于”：在学校积极倡导棋 类活动，有利于青少年学生个性的塑造和美德的培养，有利于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操作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为进一步落实《通知》精神，推动国际象棋在中国的普及，充分发挥国际象棋教育的功能，鼓励和表彰在国际象棋教育事业方面做出贡献的大、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促进国际象棋进学校的推广，2003年4月，在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的大力支持下，在苏州举办了“百校国际象棋进课堂国际研讨会”。《通知》和“百校国际象棋进课堂国际研讨会”的意义非同寻常，无疑将对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国际象棋的运动成绩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1991年以来，对谢军获得世界冠军的宣传，一浪高过一浪。而从1998年起，中国国际象棋的成就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等评选的当年全国10大体育新闻榜。其中，2000年由于世界比赛女子金牌大滿贯（谭中怡获世界10岁儿童冠军；徐媛媛获世界青年冠军；许昱华获世界杯冠军；谢军和秦侃滢获世界女子个人冠亚军；以及谢军、诸宸、许昱华、王蕾组成的中国女队获世界团体冠军）而被列入10大体育新闻第2条（第1条为悉尼奥运会中国健儿金牌数列世界第3）。

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成立国家国际象棋队。

目前在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备案的国内、国际比赛总数，每年约为60项。迄今为止，中国全国性的传统比赛有“李成智杯”、“棋童杯”、“广播杯”、“希望杯”等，参赛的规模也日渐扩大，千人以上出席的赛会不属罕见。这些比赛面向广大青少年爱好者等业余棋手。

专业赛以全国团体赛和个人赛为主。全国体育大会也把国际象棋列入正式项目，比赛形式为25分钟快棋，以利于新闻报道。

自1996年来，中国举办的国际比赛无论从形式和规模上，都比以前更胜一筹。重量级的赛事诸如1999年女子世界冠军赛决赛、1999年亚洲团体锦标赛、2000年个人世界杯、2001年中国国家女队与世界女子明星联队对抗赛、2001年中俄对抗赛、2002年中美对抗赛等，使中国成为了亚洲国际象棋的中心。一代棋王卡尔波夫于1997、1998、2000年三次访问中国，其轰动效应一时无二，不仅吸引了新闻记者的眼光，客观上也给了中国棋手一个近距离观察和学习世界棋王才华学识的好机会。

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棋院非常重视对国际象棋教练和裁判的培训，以适应训练和比赛的需要。其中初级、中级教练员培训班多次，高级教练员培训班两次。刘文哲、陈德、林峰三人先后被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为国家级教练。现有高级教练十五人。全国裁判培训班和国家级裁判考试近十次。1981年至1988年徐家亮、王品璋、林峰、萧冠军四人先后被国际棋联批准为国际级裁判。1998年到2002年，黄希文、李继祖、李昂、文根洪、殷昊等又被国际棋联批准为国际级裁判。现有国家级裁判近百名。

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不仅在实践上成就显著，在理论上也有所突破。“中国学派”这个概念最早于1997年由英国权威杂志《国际象棋》提出，西方理论家普遍认为中国棋手思维方式别具一格。刘文哲的专著《中国国际象棋学派》于2001年出版，它详细阐述了“中国学派”的棋艺理论，许多观点发前人之未见，不仅是中国国际象棋成绩的一次总结，更有助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象棋理论体系，树立中国学派的形象。2003年在英国出版了《中国国际象棋学派》的英文版。

国际象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国际象棋书刊在普及和提高两方面都担当重要角色。在中国出版的将近两百种图书中，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林峰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撰文近3000篇，计约300万字；出版棋艺著作和译作（含合作、合译和主编）60本，计近1600万字。在刊物方面，1991年发刊的、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和蜀蓉棋艺出版社合办的、由高级教练、国际级裁判、高级教练萧冠军长期编辑的《中国国际象棋》，因为发表叶江川、谢军等中国男女国际特级大师们的棋评文章而享誉海内外和具有广泛影响。

国际象棋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与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关心密不可分。从国际象棋开展之初，周恩来总理、陈毅和贺龙副总理就曾经亲自过问国际象棋发展的情况。近年来，李铁映同志始终关心中国国际象棋的成长，并亲自担任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每次中国获得个人和团体世界冠军之后，李铁映同志都接见棋手。国家体育总局一直对中国国际象棋的发展予以高度重视，伍绍祖同志、袁伟民同志都曾亲切接见棋手代表，为国际象棋的发展指明方向。

国运盛，棋运昌！“中国现象”必将风靡二十一世纪。中国国际象棋的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

(刘文哲注：本文的一些数据引自林峰的文章。)

第五篇：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说明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动员令，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决心和巨大勇气，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迈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里程碑意义。

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中央《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重要论述，句句是改革、字字重千钧，揭示了改革开放岿然不动的历史地位，宣示了我们党坚持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气魄。35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证明，中国的发展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靠的就是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审视当今世界，改革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展望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除了释放改革这一“最大红利”，别无他途。开弓没有回头箭，停滞和倒退是死路一条。要以强烈的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深刻领会全会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开拓进取，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中央《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正确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美好前景。这个指导思想，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进军号角。其中，“三个进一步解放”，明确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和条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我们明确方向、判别是非的根本标准，也是我们处理好“三个进一步解放”关系的重要标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以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在更高起点上解放社会生产力，让发展的空间更广、改革的动力更强、社会的活力更大。

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

中央《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个总目标，深刻表明了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根本任务，综合考虑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条件，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决定》用“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整体谋划、系统协同、整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阐明了基本思路，提供了行动指南，体现了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强烈问题意识，反映了我们党面对问题不回避、不退缩的责任担当，彰显了我们党驾驭复杂局面、破解发展难题的卓越能力。《决定》还鲜明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阶段性目标，明确时间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鲜明态度，决不拖延、不留后路，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改革决心和勇气。要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适应时代变化，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抓紧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

我们党是一个既善于理论思维又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党。《决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从坚持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从坚持以人为本，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到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四个坚持”的论述，从根本上阐述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向、道路和途径、改革主体和价值取向及科学方法，是我们党总结35年改革开放实践后对成功经验做出的最新概括，也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要实现“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庄严承诺，我们必须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落实“四个坚持”，用成功经验指导改革开放新的实践，做好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

突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会部署的15项改革任务中，6项是经济、占了所有改革任务的40%。之所以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准确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考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和重要决策，是我国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发挥其牵引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要正确把握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和重点任务，不断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斗。

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论断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比如，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市场的作用从“基础性”变为“决定性”意义十分重大，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这一论断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经济发展都会孤掌难鸣。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行，没有政府的作用也不行。

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从“划桨”变“掌舵”，从“全能”变“有限”，恰恰需要政府有担当，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切实“革自己的命”将职能转向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当好“守夜人”，使越位的归位、缺位的到位、错位的正位。再比如，全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两个不可侵犯”。提出“两个都是”的重要论断，意在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同等重要、各有优势，没有老大、老二之分，应当更加公平地对待和认识各种所有制经济。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障碍，如“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根子在于思想上没有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同等地位上。在此基础上，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通过股权多元化，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各类经济实体的制度模式和治理结构都会不断得以完善，不断从各自的基点向现代企业制度前进。

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领，具体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鸿篇巨制、内涵丰富，改革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复杂。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特别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等，清晰勾勒出全会后的改革走向，让人们充满期待。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让人民共享。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招生打破“一考定终身”、废除劳教制度、放开单独二胎等改革举措反映了百姓呼声、顺应了社会期盼。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统筹谋划改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使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方向不迷失，每个领域的改革不走偏。

强化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也在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这是面对全面深化改革“大考”作出的重大判断，也是对各级党组织提出的工作要求。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内外环境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改革的难度、风险日趋加大，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这就要求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体现了我们党对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性、复杂性的充分估计和对党自身领导全面深化改革能力的清醒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和完成自身任务方面的整体思路，为全面深化改革向前推进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要紧紧围绕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结合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要求，全面、准确、深入、系统地把握全会的基本精神，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准确把握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深化改革上来，把深化改革的部署转化为推进富裕西藏、和谐西藏、幸福西藏、法治西藏、文明西藏、美丽西藏建设的生动实践。

汇报人：xiexie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