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论文

第一篇：法治中国论文

论法治中国

摘要：“法制”与“法治”的不同体现了中国法律的改变，要区分两者，必须要弄清楚中国的法律历程，而这也是建设法治中国新蓝图的需要。关键词：法治、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法制。

长期以来，我国从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虽然有法律条文的制定，也有相应的人员执行，但是人们还是处于人治阶段。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发展人民民主和建设法制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1978年，邓小平提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个转变之后，近20年后又发生了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首先，“法制”与“法治”的不同在于，“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而言的，而“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其次，法制是法律条文、具体的制度，而“法治”是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再次，“法制”就是按照法律条文办事，有法必依、依法办事，“法治”不但讲这些，更主要的是还要与民主政治密切结合，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公正性，“法治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文化精神理念。

一、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 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一时期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由国民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并开始着手构建新中国法律体系。1956年党八大指出“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完备法律”。但从1957年夏季开始,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法制建设逐渐停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并得到迅速蓬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立了健全法制的16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2年,制定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部宪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法制基础。随后,法律体系逐渐形成,法学教育初具规模,法律逐渐从书本走进生活,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普法运动使人民的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1996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将其写入宪法和政府工作报告。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继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这不仅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且必将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加以肯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把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主题，更明确地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且要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为依法治国描绘了新蓝图。

三、法治与中国的关系

总书记曾说过“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法律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所以，对于国家而言，法律体系的进步，法治国家的形成发展就是国家发展的一个体现。

四、法治中国的建设

全面推进法治中国的新举措大体分为四大方面：宪法制定方面，执法方面，司法方面，法治精神和文化方面。

宪法制定方面：首先国家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其次，国家需健全宪法制度和监督制度；然后，健全宪法解释和人大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

执法方面：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所以要健全执法机制，党和政府应高度重视执法，严格执法。想民所想，忧民所忧。

司法方面：健全司法系统，公正司法，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并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法治精神和文化方面：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人们的法治理念和道德素养。

五、法治中国的意义

首先，“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有助于向国际社会表明作为共同体的 “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自信，同时传递一种信息，即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法治对话与交流的勇气与理念。其次，“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具有综合性、历史性与动态性。用中国概念来表述法治时，必然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是中国概念的完整表述，也是国家统一体的现实和未来法治凝聚力的表明。尽管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但一个中国范围内的法治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价值，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再次，“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旨在维护法治的“国家”权威。法治作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具有统一性，不能把法治的规范体系与制度体系层层分解为“法治的政绩工程”，也不能把法治庸俗化与工具化。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只能以“中国”的名义实施，实施主体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分解为地方化的 “政治”，否则不利于维护“法治中国”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参考文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乔晓阳

《法治中国》—陈云良

第二篇：法治中国论文

论法治中国

李菲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西安）

摘要：要对法治中国的含义进行界定，首先需要对法治中国从“法律”到“法制”再到“法治”的历史进程进行回顾，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法治进程大致可分为废旧立新、停止破坏、起步发展三个阶段；明确法治中国含义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学界对此未其并未作出界定，要明确其含义，需要对“法治”和“中国”含义进行探讨，“法治”一词包含如法律至上、人权保障等最低限度共识，“中国”一词在此指称特定领域范围，法治中国也即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在全中国范围内得以实现。要实现法治中国，则要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才能最终得以实现。最后，针对对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同义论与异义论的争论，同义论的主张更有助于集中力量围绕一个核心的国家价值目标进行建设。

关键词：法治； 中国； 法治中国； 法治国家

2013年1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要“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自此之后，法治中国成为主流的政治命题。2013年11月12日中国中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至此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首次被提出。

一、法治中国概述

法治中国的提出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出现新问题，在传统法治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经历从“法律”到“法制”再到“法治”、从“依法办事”到“依法治国”再到“法治中国”的过程。

（一）法治中国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从“法律”到“法制”再到“法治”的法治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废旧立新阶段、停滞破坏阶段、起步发展三个阶段。1.废旧立新阶段

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一时期是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由国民党政府所颁布实施的全部法律法规和司法体系，与此同时开始着手构建我国的法律体系。1949年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0年通过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施、1954年通过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在宪法的规定下被制定出来。为确保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国家又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同时为巩固新中国成立的胜利成果、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同时出台了涉及逮捕、拘留等一批重要法规。至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等法制原则得以确立，虽然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从总体上讲是卓有成效，但鉴于初创时期大量法规尚未制定，又受当时“主要依靠群众直接行动，而非依靠法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影响，法律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2.停滞破坏阶段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要“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但1957年左倾思想的泛滥使得八大提出的主张被悬置高空。自1957年到文革十年这段时间，国家没有制定过一部新的法律，原有的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被废止，但已经沦为一纸空文。3.起步发展阶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重振法制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撑，公报中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法制建设的重要起点。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法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逐步从依政策办事过渡到依法和以政策办事并重。1996年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法制讲座上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式提出。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行专门界定。1999年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增加进宪法条文中。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早2010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提出要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基本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012年总书记在纪念八二宪法实行30周年讲话中提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共同建设要求，蕴含“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完整法治环节，体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

（二）法治中国概念提出

1.从学术命题到政治命题

据韩大元先生的考察，“法治中国”四字最早是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并以2004年陈云良先生发表的《法治中国，可以期待》一文作为例证，除学术界对法治中国的研究外，2005年出现的检察日报等媒体策划的“法治中国，中国法治时空”栏目表明社会生活中也对法治中国一词进行使用。从2013年总书记提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后，“法治中国”一词转变成为主流政治命题。

2.法治中国提出政治意义

法治中国一词，从“学术命题”转为“政治命题”，其转化前后的意义有何不同也即“法治中国”一词上升为作为政治命题的意义问题。对此，韩大元认为作为政治命题的“法治中国”会带来三点不同的变化：

首先是法治中国对中国加入人类社会法治发展进程，扩大法治话语权具有积极意义。话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赛谬尔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中说道“像枪和金钱一样，话语是一种具有自身特征的社会力量。话语的结构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包括比如自由、权利、男人、公民这样的一些术语。围绕话语的斗争涉及到容许收入词汇表的术语，以及使用它们的方法、时间和场合”1。在法理上，话语权是一种消极权，又是一种积极权，法治话语权不仅赋予主体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权利，还让其享有积极作为以对外界进行干预、调整和控制的能力。

其次，韩大元先生认为“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有助于维护所谓法治的“国家”权威。他声称国家法治的“碎片化”正割裂着国家法治精神的命脉，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法律观的法治是个统一体，不能将法治系统分解为“法治的政绩工程”。法治作为治国之道其主体维度只能是以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实施，不能分解为所谓的“法治地方化”、“法治部门化”、“法治工具化”，否则“法治中国”的权威性和尊严性将会受损。

最后，“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历史的与动态的发展过程。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法治中国一词为偏正结构，法治是描述语，中国是核心词，这里的中国是包含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是针对中国概念的一个完整的表述，也是国家作为一个统一体的现状与将来法治凝聚力的证明。即使台湾尚未回归，祖国尚未实现统一，但在一个中国范围内的法治是共同价值观，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将来国家实现统一后的基本法实施中，法治将会 1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资本主义[M].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0页。是最大公约数，其包含对国家统一与稳定价值取得的统一认识。

二、“法治”与“中国”

（一）法治中国概念界定必要性

“法治中国”不仅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但究竟什么是法治中国的明确含义却是个未能达到共识的概念。具体而言，我国选择法治之路、走法治之路已经是全民共识，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78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的提出，之后中共十五大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再到1999年“依法治国”被进入宪法，直到2013年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总书记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社会各界回应热烈，理论界就如何建设法治中国积极撰写文章提出各自主张，实务界也采取积极行动具体落实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其关注点都放在如何建设的问题上，而对法治中国的基本内涵问题关注不够，将“法治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理论构建，并积极主动地对其内涵、构成要素、蕴含价值等进行科学构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出现。奥斯汀曾说过：“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对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的正确理解是对法治中国建设这一课题展开深入探讨的逻辑起点和学者的必要责任，也是用科学的法治中国的理论来指导法治中国实践的必要前提。只有把握了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才能使法治中国的建设更具有针对性，否则就难以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对法治中国的内涵是什么这一问题，法学界大体存在四种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治中国可由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部分构成，其中法治国家是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上位概念；第二种观点认为法治中国是由法治的四大环节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环环相扣组成；第三种观点认为法治中国是由法治的五大要素即健全民主、完善法制、制约权力、尊重人权和保障公正构成；第四种观点认为，除了前三种解释角度以外，还应从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我国建设和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角度对法治中国的含义进行阐释，主张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法治社会和法治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

上述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种观点从国家、政府、社会的法治化角度出发，观点的文本依据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的“建设法治中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规定，但该规定是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建设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并未涉及对法治中国本身含义的界定。第二种观点从立法、守法、司法、守法的法治化角度出发，是对法治中国实现后的现实状态具体表现的描述，也未涉及法治中国本身含义；第三种观点从关于一般的关于法治的五个基本要素民主、人权、法治、权利、公正的角度出发，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共同点，并未能表现出法治中国本身的特性；第四种观点结合十八大报告，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法治化角度出发，这是对法治中国的建设任务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具体建设任务，也并未涉及到对法治中国本身含义的界定。通过上述对法治中国的四种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法治中国的内涵进行界定，第一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依据党中央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论述角度对法治中国进行界定，将法治中国作为政治命题的背景下进行讨论，由于党的文件也并未涉及法治中国概念的界定，所以第一和第四种观点只是对党中央文件内容中有关法治中国建设目标、建设任务的简单概括和总结，并未涉及法治中国含义的界定问题；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分别仅从法治的四大环节、五大要素角度进行界定，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关于法治的共同认识与规定，对法治中国中的“中国”因素未加以考量，因而法治中国的完整含义仍未得到界定。

本文尝试从对“法治”和“中国”概念的界定入手来明确法治中国的含义。法治中国一词由“法治”和“中国”二词组合而成，由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过程性，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是在法治建设的曲折道路中不断遇到难题不断寻求突破的过程中一步步接近的。简单的把“法治”与“中国”的内涵简单结合很难体现出法治中国的真正含义与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性这一特点，准确把握“法治”与“中国”内涵是界定法治中国的正确含义的前提与必要方法，因而下面首先对“法治”和“中国”各自含义分别进行界定。

（二）“法治”内涵的界定

“法治”是“法治中国”内涵的核心部分，但对“法治”含义的理解众说纷纭。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这一表述后，多数人将法治简单地等同于依法治国，基于依法治国这一目标中共中央又提出共产党要依法执政。多年的法治建设留给我们的思考一个问题是：我们当初对法治目标的理解是否仅仅还应当停留在只有依法治国这一层面的内涵，依法治国是构成当代法治国家的最为基本的要素，也是作为当代法治国家中的公民大城最低限度的共识的政治目标而已，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践表明，法治目标的实现要走的路远远不止是做到依法治国的这一点即可，法治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同义置换。法治一词是舶来品，为了更好的理解法治的内涵，有必要先对法治一词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1.“法治”一词的发展历史

“法治”一词是由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率先提出，具体是从对“人治”的弊端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作为“人治”的对立面而产生，柏拉图认为“法治”能克服“人治”的弊端。在柏拉图看来，他认为“法治”是从属于“人治”的，法治是次于“人治”的第二等好的治国之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柏拉图相反，他认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是第一等好的治国之术，他声称“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并且“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他同时主张良法之治，他认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这一主张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法治”的雏形。现代法治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联系密切，现代法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到19世纪中叶的自由竞争阶段，在该阶段建立了专门化的独立性较强的司法机构；法治为市场效率与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提供了法律保障；法律在保证市民社会的自由和限制政治国家的干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司法活动注重程序，确保形式合理性。第二阶段即政府干预阶段，法治的含义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为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资产阶级国家开始通过法律对绝对财产权进行限制，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关照；对绝对的契约自由原则加以限制，防止强者利用契约自由压迫弱者；对市场和市民社会进行适度干预，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在司法活动中适当考虑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因素，不再一味强调法律实证主义；重视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多样性和以法律外的手段解决纠纷的有效性，不过分拘泥于形式与程序。因此，法治中国建设也必须在合理借鉴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具体构建，否则在一个不能对外来者完全开放的语境里我们没有机会真正理解当代中国需要追求的现代法治。

2.法治的基本内涵

法治因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政治体制、社会政治理念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性质。从字面意思来看，法治就是法律主治，一切人都要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约束，这样的理解远远不够。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治被认为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在内容上却未曾被界定甚至是不可能被界定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般法律理论和已有法治实践中，法治就像正义一样，拥有一张普洛透斯般变幻莫测的脸，它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2现代意义上“法治”内涵的 2 陈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实质与程序[J].法学研究，2012，（06）最低限度共识包括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守法、人权保障、司法公正独立、依法行政。

（1）法律至上。这是法治的首要内容，即法律应是社会治理的最高规则，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享有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法律高于政府和当权者，不但普通民众受法律统治，而且政府也受法律统治3。柏拉图早就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如果一个国家中，法律不具有最高权威，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权者或某个组织，在法律的规定会损害当权者或某个组织的利益时，他们便不会遵守法律，事实上此类国家借法治之名行非法治之实，并非当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2）良法之治。法治要求理性与人性的立法，而良法就是反映理性与人性的法。理性表现为法律对正义的追求，对恣意、专横统治权力的制约，法律的系统化、连续性与稳定性、一般法律不能与宪法相冲突，法律的逻辑性等。人性表现为对人的尊严、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理性与人性的法涉及两方面，一是立法程序的透明度，立法机关的合法性，公民是否参与立法等。在法治国家，；立法机构应是公民选举产生的，立法过程应是公开的、透明的。二是立法的实质内容的理性和人性要求，即法律要体现正义、保护人权和促进社会进步。

（3）公民守法。公民的守法意识是法治建设的基石。在法的实施 3 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6 方面，公民的守法意识非常重要。守法意识来自自发的守法动机，即主观自觉性，主观自觉性受价值合理性的支配，如果法律表现为良法，公民就会有一种价值上的认同感，这样的法律具有权威性和至上性，公民也就会有自觉遵守的内因和动机。对于恶法或非正义的法律，应当通过正当程序对其进行修改，否则不会得到公民的自觉遵守。公民守法意识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公民的主体地位，二是存在良法。公民应认识到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也是社会性的，人们应相互承认对方的主体地位。每个人都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必须对他人的权利表示尊重，自己权利的确立是以承认和尊重他人权利为条件的，而对他人权利的承认与尊重又是以自己的权利得到确立为保证的。良法正好体现了每个人权权利上的平等地位和尊重对方权利的价值观，良法的存在给公民守法提供了客观条件。

（4）人权保障。从根本上看，人权是法治的起点与归宿，法治是人权的载体与形式。4在我国，人权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集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保障人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构建法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福祉，因而法治也必然要以保护人权作为其重要内容，而人权的保障状况也成为现代社会中区别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当然，保障人权在维护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同时，还能有效地防止政府的侵害，从而规范公权，这也是法治的内在含义。

（5）司法公正。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的至高无上和依靠良法治理，4 汪习根《公法法治论-公、私法定位的反思》.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五期.还应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则。

（6）依法行政。在法治社会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政府因此也必须依法行政。法治的核心就在于有效地控制公权力。在法治社会，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必须要由法律所规定，法无明文允许即为禁止，公权力的内容、行使等必须都纳入到法治的轨道。

3.“中国”含义的界定

对法治中国中“中国”一词的理解，学界也存在不同的解释。大体上包括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韩大元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中国”一词与国家含义基本相同。他声称“中国”一词在宪法的含义有两种，一是用来指称国家概念，如宪法序言中，“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义转换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并认为当“中国”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相同涵义时，“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价值可以互相转换的。第二种观点以学者房旭为代表，他主张法治中国中的“中国”一词是个地域概念。在他看来，“中国”有两种涵义：一是指组织意义上的国家，与美国、英国等相对应；二是地域概念，即某个特定的领域范围。他认为法治中国中的“中国”指称的是地域概念，法治中国的含义就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都实现了法治，包括在大陆、港澳和台湾，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他将“中国”理解成地域概念更符合新时期法治建设的要求与时代精神。第三种观点以杨小军为代表，他认为，“中国”是指一个在主权意义上限定领土范围的特定主权国家，同时又可以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任何一个所辖区域，甚至包含了主权国家组成要素单方面的特征，包括人民、土地和主权。这就一意味着：其一，主权意义上可以确定为国际法可以在中国境内有效实施，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受地理因素的影响，法治中国在我国存在着“国家法治”，局部层面的“地方法治”和“区域法治”，“法治中国”是“国家法治”、“地方法治”和“区域法治”的有机结合；其三，受国家构成要素的 影响，法治政府建设和公民法制意识的高低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因素，二者是判断法治中国实现水平重要而有效的判断指标。通过上述对“法治”、“中国”的分析，有助于对法治中国科学内涵的理解，由于对法治中国的核心部分即法治内涵的认识是难以达成完全共识的，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就好像有许多大厅、房间和角落的大厦，法学家的错误在于往往只看到这座大厦的一部分，而忽视它的其他部分。5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对法治中国就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俄罗斯的法学家认为，”不管法治国家的解释如何不同，还是可以找出这一政治法律模式的某些共同特点和外形轮廓，因为法治国家的形成与最终建立是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的：人权与自由 5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98.的最大保障，个人对国家和国家对个人的责任，法律威望的提高，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团体与公民对法律的严格遵守，护法机关的有效工作。”6莫纪宏教授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法治中国可以扩展为法治化的中国、法治状态下的中国、达到法治水准的中国等等。因此，法治中国是指下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都实现了法治化、法治已经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民的信仰并且呈现出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三、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的法治环节由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环节组成，而上文所述的法治中国的现实状态就是具体表现为该四个环节。

（一）科学立法

科学立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科学立法不仅意味着要继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要加强在重点领域的立法，拓宽公民参与立法的渠道，通过完备的法律推进宪法确定的制度与原则得到更好贯彻，国务院以及组成部门，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及时制定与法律相配套的法规和规章，推动法律得到有效落实。科学立法还意味着要完善立法规划，坚持立改废同时进行，反映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协调各方利益，更好发挥立法引领改革和推动改革的确认改革成果的作用，健全立法评估机制，提高立法的可执行性，真正将国家各项工作纳入到法制轨道。

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346.（二）严格执法

严格执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2010年已经基本形成，为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严格执法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关键，也是在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主体任务。严格执法意味着要加大执法力度，重典治乱，规范执法程序、细化行政裁量权、对行政相对人要平等对待、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衡。

（三）公正司法

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防线。公正司法意味着严格遵守司法程序、正确适用法律、对诉讼参与人平等对待、同时解决司法权的优化配置和运行机制问题、加强司法人员队伍建设、提升法官、检察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使得每一个案件都办理地合法合理合情，让社会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全民守法

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最高要求。法治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仰，而不是沦为一句口号。要求全民守法，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主导性力量，各级领导干部拥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有这样才能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奠定坚实而广泛的社会基础。

四、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

学界对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理解，一是认为法治中国等同于法治国家，二是认为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的上位概念，到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首先要从法治国家的含义入手。

（一）法治国家的基本含义

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法治国家”一词也是最早由学术界提出，之后转化为政治命题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并于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转化为具有效力的宪法规范。法治国家一词的基本含义就是一国之内的所有人，从最高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都必须接受宪法法律的统治，任何人的行为都必须受制于宪法法律，任何主体都不得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人人普遍遵守和信奉宪法法律，宪法法律之外无任何特权。这也是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的内容:“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际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与法律的特权。”具体而言，就国家立法机关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必须接受宪法的审查；就国家行政机关而言，则必须遵守宪法法律，依法行政，依宪行政；就审判机关而言，必须遵守宪法与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或检察权；就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等社会组织而言，同样必须遵守宪法与法律办事；作为执政的共产党而言，则必须依法行政和依宪行政；就公民而言，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及“必须履行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义务。”只要上述各类主体皆按宪法法律之规范行事-依宪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之目的在于建设“法治政府”；依法执政、依法守法之目的在于建设法治社会。

（二）法治国家与法治中国关系

明确法治国家的基本含义之后，针对学界关于法治国家与法治中国之间的关系的两种声音，观点一以学者郭道辉为代表，他认为法治中国是一个更广袤的概念，它涵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个与“法治世界”相衔接的大概念。法治国家是指全部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民主化法治化，主要是就国家对内统治权意义上而言的；法治政府一般特指行政权力；法治社会则属于社会权力的范畴，它是对应于法治国家、实行社会自治自律的相对独立实体。而“法治中国”则不仅着眼于对内关系、更着重在国际关系上，标示“法治中国”是

7“法治世界”的一员。观点二以学者范进学为代表，他不同意把“法治中国”看作是一个涵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更广袤的大概念。他认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内涵是一致的，目标是相同的。他解释道，“法治国家”是宪法文本确立的概念，属于宪法概念，从语义解释的角度分析，“法治国家”已经包括了广义上的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其宪法中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崇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法治精神，人人普遍地服从宪法法律，执政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社会依法自主、公民依法守法、最终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国家”的目标与任务与“法治中国”是一致的。他进一步指出，“法治国家”是宪法载明的国家法治建设目标，7 郭道辉：《全面理解“法治中国”》[N]，《检察日报》，2003-12-04.是通过全体人民同意而写入宪法之中的，具有根本法的效力，而“法治中国”仅是执政党的政治主张，并未在宪法上取代“法治国家”的国家法治建设目标，属于学理概念，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从执政党的角度，应当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的国家价值目标进行建设，而不应当在宪法上业已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之外，再提出与该目标有歧义的建设目标，除非这个目标是对“法治国家”目标的同义词表达，因而人民应当把“法治中国”的基本含义理解为“法治国家”而不是在“法治国家”之外具有更为广袤含义的概念，更符合《决定》提出的原意。与第一种观点相比，显然第二种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第三篇：法治中国论文

法治中国——用法治中国凝聚复兴力量

摘要：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是历来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会议，这一次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将依法治国提到了空前所有的高度。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建筑法治中国而斗争，在全省上下引起强烈回响反映。

本文就历史原因和社会现状两方面探讨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论证了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并着重阐述当代大学生认真学习宪法的重要性这一命题。

关键：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宪法；当代大学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国法系的历史渊源

法制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慎重挑选。从开国大典前夜的《共同纲领》播下法治的“种子”，到民主法制在阅历蜿蜒后的艰辛探索;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建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研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法治面貌爆发了巨大变革。

在人类法治史上，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曾是世界主要法系之国家栋梁。宪法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如果国家在根本问题上引入了法治，这个国家将爆发根本的变化。”的确，现在的宪法是法律的功令，国外某知名学者说：宪法是对人类苦难生活的批判和总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立宪意思上的宪法强调保障人权。宪法具有广泛性、原则性、历史性和纲领性。所以如果在过度的根本法宪法中引入法律，国家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决定》提出：创立重大决策毕身任务追究制度以及责任倒查机制。谁是起诉人谁是追究人，追究程序是什么，这些细节要建立起来。中共中央从三中全会以来就把司法改革作为促成法治的重要措施，来历在于法治的特点就在于权利的赋予和权利的主张。

然而，到了近代，封建文化与制度逐渐走向衰败，法纪松弛，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人民困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是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近代的屈辱史。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民族精英曾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是无果而殇。

基层法治建设就是为了法治中国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的访谈中，我们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民主法治建设是基层工作的根本任务，基层政府应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前我们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现有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的还不完善，因此对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存在一定的难度，尤其在监督机制建设上，很难按照民主法治的要求真正、有效地发挥监督职能。

二、新中国时期的法治建设

新中国的建立，宣告中华民族近代屈辱史的结束，也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时期。近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辉煌的篇章。而且，这一时期所积累下来的成果，也为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为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秋十月，正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中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我们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18个年头之后，法治中国的建设将展开新的蓝图、迈向更高境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是为中国梦的实现树起的法治航标，也是一份有着具体实现路径、具体执行举措的法治中国“施工蓝图”。

总书记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视，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符合历史的潮流。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安”，法治是最好的社会治理形态。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则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法治衰，则国弱民穷；法治兴，则国强民富，法治是实现中国梦必由之路。

首先，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与基础。国家强大、民族复兴，其前提是社会稳定，是各种社会矛盾能够得到有效、及时地化解，而这必然要求构建法治化的社会。应该指出的是，法律的产生不是为了斗争，而是为了化解矛盾。据《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字是“灋”。他指出：“法者，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翻译成白话就是，古代的“法”字，左边以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法字中右边的“廌”，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是裁判人间纠纷的裁判官，起着平息争讼的作用，故而“古者决讼，令触不值”。可见，“法”字最早的含义及产生就是要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裁判是非。管子对“法”的论述也颇为精辟，他认为：“法者所以兴功拒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其次，法治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与全民族共享繁荣的制度保障。从党的十四大开始，我国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大门，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跨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与完善，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刺激全社会的创造力并进而实现社会财富总量的快速增长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欲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民族的伟大复兴，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具有开放性、平等性、契约性、竞争性、国际性等特征，它的有效运转，必须以良好、完善的法律规则为基础，以公平、高效的行政与司法救济机制为保障。

第三，法治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纵观人类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而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社会全面进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并驾齐驱，其最终目的是社会各个层面获得全面提升，从而变得更加自由和符合人性，并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封建专制统治和13亿人口的大国建成法治国家，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任务之艰巨，其道路之曲折，是不言而喻的，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法治建设仍面临诸多困难，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法治，在全社会形成维护法治、崇尚法治的良好风尚，是建设强大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尤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三、当代大学生认真学习宪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社会的骨干，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宪法意识水平如何，直接影响到宪法的贯彻和实施。培养大学生的宪法意识，使其充分认识大宪法是我们社会行为的最高准则，自觉地把宪法作为自己的政治修养、法律修养以及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最高准则，对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对大学生的宪法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日报研究调查显示：现在大学生宪法意识普遍较为低下，能说出宪法的核心思想或是宪法其中几条的人少之又少。美国人因其宪法条文简洁而几乎人人都记得宪法的内容，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生对宪法的了解显得十分不足。

以我自己为例，我目前是一名大二的学生，之前对宪法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它是国家大法，人人都应该遵守宪法。直到今年通过思政课，才对宪法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了宪法因其广泛性、原则性、历史性和纲领性而成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是对人类苦难的批判，宪法是宪政的表现和依据，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强调保障人权。同时也接触了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博丹等中世纪推动宪政发展的权威学者和当代英美法等国家一些著名的宪政思想家如哈耶克、罗尔斯等，初步了解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到宪法渊源的博大精深，也体会到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对宪法有深入了解的必要性。目前很多大学生由于没有接受宪法学教育对宪法知识掌握少、兴趣低。在高校中，法科学生为了在毕业以后获取一个高薪的职位，往往热衷于选修民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热门课程，对宪法情有独钟者甚少。而和我一样的非法科学生则更多地专注于本专业知识的学习，接触宪法的几率更小，只能通过法律基础课来获得一些零星的认识。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生从来就没有机会获得系统的宪法教育，显然这不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宪法意识。从以上决定中科研看出国家对宪法问题十分重视，而作为国家未来栋梁的我们更应好好学习宪法，确立宪法意识，忠实地遵守宪法、捍卫宪法。宪法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经过有意识的培养，使大学生形成遵守宪法、捍卫宪法、崇尚宪法、信仰宪法的基本理念，使宪法意识真正成为大学生健康的人格心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主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四、结语

我们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曾长期雄踞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近代才开始衰落。从鸦片战争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回首近现代中国历史不难看出，追寻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始终是中华儿女传承不绝的主题，始终是无数仁人志士坚定不移的志向。这二百年来，中华民族通过不懈奋斗，逐渐从衰落走向伟大复兴。现在，二百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已经走过一百五十年。邓小平同志设计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已经完成两步。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大业能否如期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尤为重要。在此阶段，我们既要继承中华文明的传统与精华，更要积极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加强法治建设。只有实现法治，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幸福，中华民族才能获得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与坚强有力的发展保障，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长治久安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法治中国的主线日益清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体现在哪里？在党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幸福的过程中，法治既是必要途径，更是制度保障。唯有依靠法治，依靠宪法和法律体系才能凝聚共识和力量，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与稳定。坚持依法治国，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设法治中国，就是凝聚民族复兴的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以法治巩固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合法权利，弘扬和践行法治这一价值理念，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打牢深厚的群众基础。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法治，是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理想，只有真正实现法治，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平等享受应有的权利，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获得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不可否认，由于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法治的发展进程并不平衡。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法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国家实现富强的必由之路，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弘扬法治精神，凝聚法治力量，我们就能在创造经济奇迹之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明，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刘书林主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师参考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增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习辅导专辑 3.谷春德主编，《“法律基础”教师教学参考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法学概论》张云秀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四篇：形势政策论文-法治中国

法治中国

历史总是在回望中意味深长，数千年中华文明演进，各朝代兴衰交替，一再诠释着“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的深刻道理。从近代以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在追寻法治的道路上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是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了探索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

回首新中国法治建设进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法治遭到严重破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而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逐步驶入快车道，法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日益明显。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走向法制化。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法规的制定及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完善，历代王朝为了本阶级的长久利益，也出现不少严格执法。法律作为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涉及惩贪立法与执行、监察等诸多方面。总体看来，中国的法制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阶级斗争年代的法律，那时候的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为统治阶级而服务，完全忽略了民主的重要性。第二个阶段中法律主要是一种进行行政管理的有效的工具，在此阶段我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于法律的正确认识，但加强法制仍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现阶段，法律的主要功能是约束以及规范国家权利，因而更加民主，这样国家的权利受制定法律的人民有效的控制，国家和政府才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说过：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当今中国，正处于历史性一跃的关键节点，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进入倒计时，第一个百年目标胜利在望，第二个百年目标日渐接近。全面深化改革这艘航船，需要法治的护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需要法治堤坝的保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成果，需要法治的守卫。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除依法治国以外，在我国的治理中还有不可或缺的一项，叫以德治国。《决定》的五项原则中的第四项提到：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而依德治国能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因此我们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二者结合体现中国社会特色。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知道，法治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一样，要结合中国的基本情况；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要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来决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反复说明，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就像***说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常言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也需要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法治，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强大屏障。时代呼唤法治，人民期盼法治，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壮阔的蓝图，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共同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成就辉煌的法治中国！

第五篇：《论中国德治与法治》论文

黑 龙 江 大 学

论文题目： 论在中国德治与法治的重要性

学 院： 年 级： 专 业： 姓 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政府管理学院

2010级 行政管理 苏静 200102737 雷震

2011 年 12 月 22 日

摘要

社会治理方式不管是法治还是德治，都是有所不足的。都不能仅靠唯一的一种手段去治理。只有当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社会才会团结、凝聚。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才是保障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模式。才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通路。

关键词

法治

德治

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

目 录

摘要......................................................2 关键词...................................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德治与法治的定义及其特征.............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德治..........................................................错误！未定义书签。

（二）法治.............................................................................................1

二、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2

（一）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2

（二）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2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3

四、法治与德治在中国的实践性..............................5

五、结论..................................................6 参考文献..................................................7

一、德治与法治的定义及其特征

（一）德治

德治的含义：第一、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第二、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儒家学说是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的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儒家的德治对于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二）法治

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如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史记·商君列传》）

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与先秦法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上。法治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包括两点，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之法得到民众普遍遵守，这个思想得到了后来者的发扬，并构成了当代法治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二、德治与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一）德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论语·为政》记录了孔子这样一段言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子产作为成就卓著的执政者，也曾经发表“为政必以德”的主张（《史记·郑世家》）。可见，在相当久远的年代，“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北魏时期一位“以文武才策，当军国之任”，史称“纬世之器”的官员邢峦在奏言中有“昔者明王以德治天下”的说法（《魏书·邢峦传》），更明确地强调了“为政以德”，其“政”在于治国、治天下的主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大上以德抚民”的说法，强调最高境界的政治成功，是依靠“德”的宣传和实践，来实现民众的顺从和社会的安定的。孟子强调“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庄子强调“以德

为本”（《庄子·天下》）。《管子·兵法》说，“通德者王。”《旬子·议兵》说，“以德兼人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是对于“以德治国”的原则，看来多是赞同的。汉初有的政论家还指出，“有德”和“无德”，可以导致政治的成与败并分别至于极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德”，长期被看作管理国家、统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法宝。唐初名臣魏徵曾经指出：“德”对于治国来说，是政治“根本”，是政治“泉源”（《旧唐书·魏徵传》）。这种见解，在中国古代执政阶层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以德治国”，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之一。

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德政”与暴政相比，确实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被标榜为治世之典范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以德治国”或者接近“以德治国”的原则而得以实现的。《史记·孝文本纪》中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太宗纪》中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都发现和总结了“以德治国”的历史经验。

然而考察中国历史文化，往往应当穿破表面透视其真质。分析涉及政治文化的现象更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以“德”为标榜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回顾中国政治史，也可以看到明暗两样的“以德治国”。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外戚王莽在复杂的贵族宗派斗争中，运用矫情伪饰的手段取得高位，后来成为新朝的皇帝。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政治表演。他的人生轨迹，表面看来，是始终遵循“德”的原则的。《汉书，王莽传》正文中所见“德”字多至９３例。所见“威德日盛”，“功德烂然”，“圣德纯茂”，“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等等夸诩与阿谄之辞，充斥其中。尽管他的言行时时处处以“德”为标榜，但对照当时的黑暗政治，可以透见这种宣传的虚伪与无聊。直到民众起义的烈火燃烧到宫中，王莽仍然模仿孔子故事，宣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对于这种借用“德”以自欺欺人的伎俩，后世的历史评论家曾经轻蔑地斥之为：“笑话!”(［明］李贽：《史纲评要》卷九）

回顾历史，距离理想的“德”十分遥远的暴虐的帝王、昏庸的帝王、荒淫的帝王，都不愿意舍弃“德”的旗帜。

（二）法治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

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⑸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中央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集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德治

周人提出“明德慎刑”、“为政以德”，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儒家化运动，礼法合流，《唐律》最红确定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方略，并为以后历代所尊崇。“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德治的国家，以德教化使百姓自古以来就安居乐业。

（一）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义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不体现道德，甚至背叛道德的不义之法，也许可以称为法制，却永远无法纳入法治的范畴，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不同的经济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法律愿望，立法主体的道德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把什么样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从而决定法律的品质。从我国来说，立法主体只有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愿望上升为国家法律，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样，法律才具备了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

（二）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支撑道德控制是法治的内在动力。法治的重点是人的外在行为，德治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世界。法律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来执行。法律的确立和实施，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过程，法治是靠人来实现的。见物不见人，法治也就无从谈起。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没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有了好的法律也不易执行，再严密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钻。不可能设想法律和制度一旦建立，社会秩序就井然有序，失范现象就不攻自破或荡然无存。现实要求我们必须从思想道德上保证切实遵纪守法，同一切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要看到，一个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思想觉悟和道德素质低下，那么不论有多么苛刻严厉的法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秩序和管理问题，不能长治久安。法治是对全国人民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高层次的要求。没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没有根基的。

（三）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制约法律在实践中是动态的开放的体系，需要在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延续、提升和发展。道德的自觉约束与法律的强行约束是互相制约的，也可以互相转化，某些道德规范需要适时提升为法律规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个补漏的作用。厉行法治，必须辅以德治。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可能束手无策，道德却可以有所作为，人们可以依据道德来评判、谴责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道德不仅可以弥补法律条文的某些空隙或薄弱环节，而且可以深入人的灵魂。以德治国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而是要真正强化和实现法治。只有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实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设作为法治的后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依法治国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较高层次。

（二）法治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治理念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必然性要求之中，它是法治的灵魂，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1、法治在治国方略中居于基础地位, 法治成为普遍的政治主张, 德治具有从属地位。只有首先建立必要的稳定的社会秩序, 德治才能真正充分发挥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作用。

2、法治必须以德治为精神基础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如果法律背离了社会成员的伦理价值观念, 那么它将无法获得公众的认同和遵守。德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道德教育是德治的基本手段和途径。

3、必须妥善处理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四、法治与德治在中国的实践性

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政治方面，小康社会就是要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涉及政治体制本身，同时也与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当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方式的问题，是一个政治转型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或者说如何引导社会转型的问题。国家治理方式包含法治和德治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实难取舍。现代国家治理形式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德治向法治再向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过程。江泽民同志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的执政党在国内外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的正确认识，也是对执政党治国方略的完善与创新，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为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要求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指明了方向，也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理论上，法治与德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还原为与道德的关系。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一般是指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用以评价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荣辱、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的手段来保证遵守和实行的行为规则体系，它包括道德美德、道德原则与道德义务。这些规则体系的目的在于在社会生活与各人生活中扬善抑恶。道德与法律同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在人们的法律生活中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首先，道德和法律都含有义务规范。义务是一个道德领域中的根本性概念，说某件事是一个道德问题实际上是指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关的义务。义务是根本性的道德概念，表明了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是基础规则，道德美德也只有在人们尽了道德义务之后才能达到，换言之，凡具有道德美德的人正是那些不断履行义务的人。所以，道德本质上就意味着义务。在法律中，义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和义务共同构成了法的基本范畴。因此，义务是道德与法制的共同核心的概念。

其次，道德与法律具有普适性。道德中的义务规则和某些原则具有普适性，即人们应当履行道德义务，而且也有其可行性。家康德认为：一项行为准则只有当每个人永远逻辑上是可能的每个人总是不服从它是不可能的时候，才可以被接受为普遍法则。道德义务中的行为规则的普遍化是道德的最低限度的标准，人们有义务去服从它，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义务的履行是一个人成为其人的标尺。而法律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普遍性，不仅要求任何社会主体都要普遍地遵守法律，而且其效力具有时空上的普遍约束力。所以二者在普遍性上是相同的。

第三，在价值上法律以道德为基础。从法律的价值考察，道德始终贯穿于法律过程之中，一方面法律自身内涵着人类真善美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对实现道德理想起着规范、制约、引导和保障的作用。法学家富勒指出，法律不应仅仅建立在法律之上，法律在内容上必须体现普遍意义的道德观念即法律的外在道德，同时还必须具有法律的内在道德。而亚里士多德最早给“法治”下的定义就包含着对“良法”的追求，自此，法治的价值便以善与正义的道德原则为它的主导性价值。可见，正义与善的道德原则始终是法律与法治的基础。

第四，法的精神就是正义的道德精神。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其钦定的《法学阶梯》中表达出这样的理念：根据该戒规，罗马人必须诚实的生活，这是对主体自身的道德要求；对他人不得加害，即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是对主体之间社会关系交往的基本道德要求；每个人各得其所则是处理主体之间利益分配的最高道德准则。上述道德性的法律精神迄今仍被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奉为圭臬。因此，正义作为法的内在精神是自古希腊以来人类就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第五，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遵循着道德原则。立法是社会权利义务资源配置的活动，如何保证这种配置的合理，立法者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公正的正义原则。此外，立法者以法律的形式来实现道德的法律化，可以将本阶级的道德标准、规范上升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推行本阶级的道德。在法律的实施中，执法者的执法活动也无不受其个人及所处阶级或阶层的道德观念与价值的影响，那种完全独立与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之外的法律极其主体是不存在的，如行为人动机的善恶程度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法律的具体实施。

总之，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两者同是用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大体而言，法律与道德两者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对称性和互补性的特点，这表现在如下的各个方面：调整手段：刚性与柔性；调整对象：外在行为与内在动机；调整机制：权利义务的明确性权威性与道德信念的共识性；调整范围：重要的相对狭

小的领域与一般的广阔的领域。事实上，法治与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及关系就是以法律与道德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这种对称性和互补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法律与道德这种功能上的对称与互补也就决定了法治与德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必要性是指对社会关系的单纯的刚性手段及外在行为的调整，或者单纯的柔性手段及内在动机的调整，都不仅无法达到良序社会的目标，而且还会影响到调整手段本身的运行。而可能性是指社会主义的道德同法律尽管存在着形式上的区别，也会在现实条件下产生某些矛盾，但它们的伦理精神总的来说是相通的，或者说它们的价值是相通和重叠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国家治理方式之德治和法治，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法治与德治之结合，乃善治之。

五、结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前提。这两者的实现都既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保证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种资源，及时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可以有力的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活动。而道德则可以利用其内在的意识制约力来防止各种邪恶思想的产生，防止社会混乱；可以限制人们的某些欲望，减少其利益冲突，以加强人们的团结，增强其凝聚力；还可以对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协调。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离不开法律，也离不开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坚持法治和德治 “两手抓”，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论以德治国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 文学论坛 李彩晶《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云梦学刊2002年04期 黎池 《法律之我见》 周群 《康德通向自由的两条道路—海德格尔1930 年弗莱堡讲座分析》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试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岁月联盟

孙冠臣瞿鹤鸣付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