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双重控制、机制及其治理效应

第一篇：农民专业合作社-双重控制、机制及其治理效应

农民专业合作社 : “双重控制” 机制及其治理效应

□ 崔宝玉 谢 煜

内容提要: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大农对合作社的主导与控制是通过股权和社会资本的 “同时动用、相互配合” 来实现的，股权控制是基础，社会资本控制具体的实现形式是社会连带，当内部和外部的连带由弱变强时，合作社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更容易实现。横向科层型合作社是最理想的治理形态，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不必然完全排斥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合作社功能，这要求大农在追求效率机制的同时寻求合作社的合法性机制。关键词:合作社;股权控制;社会资本;机制;治理效应

一、前言

在家庭承包经营的背景下，我国政学两界均对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寄予厚望。近年来，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激增、单体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截止 2013 年 12 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农民合作社已达到了98.24 万家，实际入社农户 7412 万户，约占农户总

数的 28.5%。与合作社数量快速增长相契合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与治理模式也呈现出快速分化态势，尤其是以龙头企业、各类大户和农技部门等大农领办型合作社已经替代了传统均衡型合作社，正演化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合作事业的主导力量。张晓山(2009)、崔宝玉(2008)等的大规模调查都验证了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大农领办合作社，既体现出大农内在资本扩张和利润要求的现实冲动，又凸显了市场的迫切需求，还助力于政府的“长期坚持” 与“特殊关爱”。由大农领办合作社，既是适应大农内在需求和个体特征的应然，也是实践中政府和市场选择的必然。然而，这些大农领办型合作社能否真正履行起凝聚小农、促民致富、民主治理的合作社天然使命? 也有不少质疑与异议。黄祖辉等

(2010)认为大农领办合作社会致使合作社质的规定性发生漂移，导致自我服务和民主控制徒具形式，合作社演变为盈利性企业。熊万胜(2009)认为大农领办合作社容易造成合作社名实分离、泛化与异化。那么，响应市场呼唤的大农领办型合作社，是应该更加服从和服务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应然价值追求，还是充分考虑各种前提条件的现实选择? 大农领办合作社是否会必然背离政府推动农村 “合作” 事业发展的原有初衷? 与黄祖辉、熊万 胜等人的观点有所差异，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张晓山(2012)、仝志辉等(2012)认为，大农作为合作社组建的逻辑起点，没有大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社企业家，也不会有成功的合作社。崔宝玉等(2013)认为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是合作社组建与发展的关键所在，不能因为合作社在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而否定大农在推动农户合作、带动农户增收方面的作用。合作社存在的诸如大农资本控制、名实分离、泛化与异化等问题需要通过合作社逐步发展 与规范来解决(张晓山，2013)。

抛却上述有关大农角色定位与功能体现的争论，进而，我们要去探究、追溯并深入理解大农组建、主导和控制合作社的内在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治理效应。只有如此，才能深入认识到大农领办型合作社价值逻辑的存在基础，并对上述争论有更深刻的根源性认识进而做出符合价值标准和契合实践的判断。然而，目前并没有文献对上述问题做出

过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与回答。当然，相关学者从诸如企业家才能(廖祖君，2010)、资本控制影响效应(崔宝玉等，2011)等视角做了尝试性解释，但这些研究还显片面和零散。本文拟对既有研究进行改善与修正，基于合作社治理“双重控制” 视角出发，将社会资本、股权控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来解读大农主导与控制合作社的内在机理以及治理 效应，以期为深入理解目前广泛存在的大农领办型合作社所存在的重大问题提供相对系统、具体和不同视角的思考。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控制机制的讨论与借鉴

宫哲元(2008)认为小农户合作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是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合作社核心原则的变化源自为促进合作行为的实现而产生的激励性需求，于是大农领办、大农驱动应运而生。林坚等(2007)从成员异质性视角出发讨论了合作社所有权安排，认为大农事实上充当了合作社资本家和企业家双重角色，他们通过把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使得风险承担者和风险制造者相统一。黄祖辉等(2006)提出了基于能力与关系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认为人力资本和亲缘关系、社会关系是剩余所有权配置的重要依据。这说明相关学者早已注意到探求合作社大农控制的动因，而且，在讨论合作社控制问题时社会资本、企业家才能等概念与理论得到了重视。然而，在解释大农控制问题上，上述学者更多侧重于寻求大农控制的动因，并没有细致描述大农控制的内在机制、方式及其治理效应，对大农控制机制与治理效应的分析与梳理既能使我们更深刻理解大农领办合作社的存在逻辑基础，还能够为上文言及的合作社中大农角色定位与功能实现的有关争论提供佐证。目前，既有文献在探析合作社中大农控制的机制与方式时大都侧重于股权控制，最有代表 性的是崔宝玉(2008)等的研究，他们强调了大农资本控制与合作社功能实现之间的关系，大农是通过对合作社投入优势资本从而实现对合作社的治理控制的，过度资本控制会严重弱化合作社的功能实现。然而，单纯强调“股权控制” 的分析范式是难以深入解释和回答具有东方文化背景和丰富社会资本的合作社的组织控制问题的，也是难以充分挖掘合作社中的控制机制和真正认识到合作社的控制程度问题的。否则，这难以解释为什么具有同样股权控制程度的合作社在合作社凝聚力、民主治理程度、大农感召力等方面却有显著差异的现象。作为股权控制研究的补充，高闯等(2008)的研究提供了另外视角的借鉴。其通过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的逻辑起点是大股东的社会网络连带，而且，他们把社会网络连带分为强连带和弱连带，进而提出了“社会资本控制链分析范式”，并对社会资本控制链的运作机理、基本类型和动态演进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赵晶等(2010)通过对上市公司草原兴发案例的分析，解释了社会资本控制链如何实现对股权控制链的替代最终实现控股股东对公司的终极控制，这完善了“社会资本控制链” 分析范式，使之更具有适用性。笔者认为，探讨合作社大农控制问题应该综合考虑股权和社会资本“双重” 控制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效应，在识别大农社会网络连带的基础上，探寻其通过股权和社会资本的“同时动用、相互配合”来解释大农对合作社的最终控制问题，探索在既定 的制定环境约束下，大农如何实现对合作社的主导与控制、如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摄取资源、如何赢得政府信任和社员支持等问题。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重控制” 机制

周雪光(2003)认为组织行为遵循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效率机制强调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合法性机制不否认效率机制的作用，但更为强调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和观点力量对组织结构和参与者行为的约束力。实然，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特殊类型的组织其运行机制也不例外，只不过不同合作社强调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而已，并在

现实中体现出了不同的治理形态。虽然，具体目标以及实现方式可能有所差异，但归结起来，在大农领办型合作社中，大农的着眼点无非也是效率和合法性两个层面，没有效率，合作社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合作社难以持续发展;没有合法性，大农就很难被社员所认同，合作社难以产生内在凝聚力，就会产生 “皮包合作社”，合作社也难以持续。只不过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在不同的合作社中作用不同，合作社组织行为和组织结构也会表现不同。在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中，大农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取得效率与合法性的呢? 经过在浙江、安徽等地的实地调研，笔者发现股权控制和社会资本控制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股权控制和社会资本控制的相互匹配与同时动用才是大农得以控制合作社的关键所在。我们不是故意无视企业家才能在其中的作用，但企业家才能的具体实现必须依附于合作社的组建、运行与发展，在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中，合作社的组建与运营又是建立在大农主导和控制的 基础之上的，企业家才能还不足以成为大农主导与控制合作社的核心机制，但它会和股权资本和社会资本相互夹杂并对后两者产生影响。在股权控制和社会资本控制两种方式中，股权控制是起基础性作用的，与发达国家成熟、规范的合作社融资制度不同的是，由于我国小农户投资能力较弱、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导致了合作社组建初期就出现了 “狼羊同穴” 现象— — —小农户依托龙头企业或种植、运销大户成立大农领办的“依托型” 合作社，与有限责任公司(LLC)不同的是，这些龙头企业或大户大多是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合作社的。这类合作社的资本主要由核心资本和外围资本两部分组成，形成了独特的“二元” 股权结构格局，核心资本的出资者主要是以龙头企业或大户为代表的大农，他们拥有着较高的出资额度和出资比例，构成了合作社的核心社员和“权力” 阶层，普通 社员只倾向提供“临界资本”，获得合作社社员资格身份，一般出资额度较低且比较平均。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核心资本和外围资本具有不同的性质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核心资本是合作社组建和运行发展的 “主体支撑资本”，一般不允许退出;外围资本是合作社的“边缘资本”，一般可自由退出。外围资本奉行的是资本报酬有限原则并主要体现 出惠顾者之间的劳动联合，核心资本则可能同时表现出资本和劳动的双重联合，甚至极端情况下可能仅体现出惠顾者的资本联合(崔宝玉等，2011)。大农拥有着合作社较大甚至是绝对的经营权、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分配权，这样，合作社实际上就演变为资本驱动的内生性股份制组织。对于小农户而言，由于资源匮乏，依托龙头企业或大户成立合作社也是一种现实选择，不管所依托的合作社资本集中和资本控制程度如何，农户最终希求的还是经济收益的帕累托改进，只有这个条件得到满足，农户才会真正具有加入合作社并参与合作的激励。这又会形成一种“倒逼” 机制，推动和驱使大农去侧重于合作社运行的效率机制以此来获得社员的支持，比如合作社对市场施加影响，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信息，提升市场谈判能力，加强对社员的培训，通过赢取政府的信任获得更多的有利于合作 社的发展资源等。除股权控制外，社会资本控制是大农得以控制合作社的另外一种方式。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述为义务、期望、网络和有效惩罚等，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创建各种自治组织来形成，而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保证了相互信任、规范和权威的建立与维持，保证有效动员网络资源，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组织的效率。农民专业合作社既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又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封闭性表现在合作社的成员固定、规模固定，而且成员之间大多相互熟识;开放性表现在合作社必须与市场进行信息交换、产品交换，必须赢得政府的支持。封闭性、开放性间杂的组织必然蕴含大量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必然给社会资本的动用提供广阔的可供操作的空间。

合作社社会资本可以区分为个人社会资本和组织社会资本。Lin(2001)提出并强调，社会资本不平等对财富不平等施加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 — —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资本欠缺是指由于财富占有和投资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群体拥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社会资本，回报欠缺则指由于群体间动员策略、行动努力和制度性反映的不同而引起一定量社会资本对于不同个体产生不同的回报。在合作社中，就个人社会资本而言，社会资本

对于普通社员和大农来说显然是有显著差异的，普通社员无论是在社会资本的拥有量还是社会资本的回报率(质量)方面都会显著少于大农，虽然和大农相比，普通社员的时间机会成本更低，物质资本更少，更可能依赖于社会资本中的互惠与共享，但社会资本是需要投资的，由于社员缺乏相应的投资能力会限制社会资本的形成，而且，普通社员大

部分的社会资本是低层次、低回报率的，缺少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比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资本持有者和市场伙伴之间的合作等。并且，社会资本会通过重复交易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重复交易的一个作用就是排除新的进入者，这对普通社员也不利。就组织社会资本来说，由于大农在合作社组建和经营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大农就作为了合作社理所当然的代言人，参加政府组织的合作社相关会议，与政府官员进行接触，向政府提供有关策略建议，代表合作社去争取相关资源等，其可动用的组织社会 资本也是普通社员无法相比的。社会资本在不同合作社中存量不同，大农运用社会资本的能力、方式和手段也有区别，这从侧面说明为什么同样是资本高度集中的合作社其内部动员能力、外部争取资源能力、合作社凝聚力却有显著差异。而且，合作社中大农的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连带的方式构建的，连带可以分为强连带和弱连带，弱连带更多地充当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桥梁，仅仅从政府那里获取相关市场信息而难以争取到资金、政府为合作社提供培训服务较少、在交易网 络中与交易伙伴缺乏深度合作等表现为外部的弱连带，合作社仅为社员提供市场信息和培训而不帮社员销售更不给社员分红，社员仅仅被界定为外围社员或边缘社员而对合作社的认同度不够等都表现为内部的弱连带。与弱连带相比，强连带则不仅可以降低不确定性，还能产生较强的互信，为连带双方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易契约的选择空间(赵晶等，2010)，伴随着大农与市场交易伙伴、政府官员甚至大农与社员之间的互动次数的增多、感情力量 的增强、亲密程度的增高以及互惠互换的增广，连带就会动态变化，由弱变强，合作社会获得政府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更多的扶持项目、更稳定的市场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大农与社员之间具有更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社员可以参与分红，变为积极社员，社员对大农的认同感也很高，上文所述的合作社运行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更容易实现。合作社股权和社会资本双重控制的运行机制如图 1 所示。

图 1 合作社股权和社会资本双重控制的运行机制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特征与治理效应 “双重控制” 机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治理难题就是 “搭便车” 问题，针对此困境，普特南的建议是大力发展成员参与网络，因为在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共同体内部，会促进社员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这种成员参与的密集网络是解决合作社治理中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机制。在大农控制与主导的合作社中，大农是充分利用合作社中密集的社会资本以及由此形成的成员参与网络，还是凭借其对核心资本的控制更多地强调与外部的强连带进而忽略发挥内部的成员参与网络在合作社治理中的作用，就决定了大农是合作社的“独裁者” 还是可以集思广益的“民主治理者”。在实践中，哪怕同样是大农领办的合作社，其治理形态也是各异的，有的突出民主治理过程中的多中心主义，有的则强调合作社治理过程中大农“威权”，有的则寻求多中心主义和“威权” 之间平衡的中间路线。根据合作社中社会资本丰富与否与合作社民主治理程度，基本上可以把我国现存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形态划分为四种类型:横向科层型、紧密网络型、垂直科层型和稀疏关系型。每一种治理形态都能找到它的现实对照。当然，这里所述的治

理是以大农股权控制和大农掌控合作社主导话语权为前提的，即使是多中心主义的民主治理方式，也只是大农 “威权” 对普通社员的部分让渡而已。这四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凸显出不同的治理特征，并最终会映射到合作社的治理效应上。理想中，合作社要么会通过强调效率机制或突出合法性机制或探求效率机制与合法性机制的有效平衡，以寻求减少社员“搭便车” 行为、增强合作社凝聚力并促使集体行动有效达成。实践中，由于四种治理模式所突出与强调的侧重不同，其相应治理效应也会截然不同。合作社社会资本与民主治 理的互动模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资本控制下合作社社会资本与民主治理的互动模式由图 2 可知，类型 1 是一种社会资本丰富与社员自主治理因素组合形成的横向科层运作模式，这是合作社发展的理想型态。这一型态合作社主要有以下两个显著治理特征:一是大农具有较高的“威权”，是合作社的人格化形象和精神象征，大农对合作社的治理相对开明，注意授权，给予社员更 多的参与决策的机会，从而增强大农控制合作社的合法性机制。二是大农强调与政府密切联系，积极积累与利用合作社的政治性社会资本对政府官员、市场交易伙伴施加影响，合作社经常能够得到政府的项目资助和资金扶持，合作社在市场交易中也能更多地参与分工而获得附加收益，从而强化合作社运行的效率机制。这类合作社社员的参与程度较高，自律规范，合作社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合作社的凝聚力强，社员能够自觉地减少“搭便车” 行为，合作社规则能够得到社员的一致认同，大农的权力、权威以及合作社运行的合法性和效率机制也能够得到社员的一致认同。合作社不仅能够成为集体行动的孵化器和公共物品的促进者与生产者，还能够成为政府、社员以及其它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一环。横向 科层型合作社有其内在扩张的动力，扩张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合作社为摄取更多资源和形成对政府、社员的持续影响力而大量吸纳社员参与，扩

大合作社的规模，推动合作社的横向发展;其二，随着社员不断增多、结构日趋复杂，为使合作社能够有效运转并保持强有力的约束力，合作社倾向于凸显组织的等级结构，并进一步强化大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威(吴军民，2005)。类型 2 是社会资本丰富与非正式社员自主治理因素组合形成的紧密网络运作模式。这一型态合作社的治理特征为:一是，基于密切人际互动和非正式的协调规则，合作社大农具有“社会活动家” 的角色，强调合作社运行的合法性机制，突出社员对自己的认同，积极增强合作社的内部凝聚力。二是，合作社的大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合作社内部关系的处理与协调上，对外不能像横向科层型合作社中的大农那样去为合作社争取更多的政府支持和寻求与交易伙伴的深度合作，紧密网络型合作社与政府、市场交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不甚密切甚至带有不确定性，凸显出合作社运行效率机制的欠缺。与横向科层型合作社相同，这类合作社社员有 较高的参与意愿与合作需求，在一些关于市场信息的获取、知识的共享与传播等方面集体行动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相当的共识。它的社会资本较横向

科层型合作社更为丰富，合作社更强调平等的、面对面的协商，诸如血缘关系、朋友关系等在合作社利益协调中的作用能够得到很好运用，合作社大农与社员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合作社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在处理利益纷争时更多依靠的是合作社中的强连带关系，合作社大农对合作社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成为了合作社组织创新与凝聚集体行动力量的“政治企业家”(Waarden，1992)。然而，这类合作社未能将稳定的社会联系有选择地化为制度联系，组织运作过度依赖合作社领导者的道德品质、社会资本存量等，合作社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由于合作社运行效率机制的缺乏，大农与社员、社员之间的合作就可能会陷入“熟人式” 低水平合作，影响社员经济收益的帕累

托增进，进而影响合作的持续性与长期性。类型 3 是社会资本有限、正式社员自主治理因素组合的垂直科层模式。这一型态合作社有以下两个治理特征:一是，合作社的“自律” 规范与行动规则并非内生于大农与社员的互动之中，而是更多地来自于外部如合作社大农甚至是政府的提供，合作社的社员更多地是去服从大农已经制定好了的规则而非参与制定规则。在合作社治理时，大农更多地采取的是公司式治理方式，强调规则的运用和

奖惩，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匮乏，社员难以对大农形成一致的认同感，合作社运行的合法性机制不足。二是，合作社充分追求效率机制，合作社被大农实际上作为公司来进行运营，这类合作社往往注意协调与政府、交易伙伴的关系，社员之间的合作更加强调资本的合作，大农依靠优势股权基本上攫取了合作收益的绝大部分。垂直科层型合作社目前所占比重较大。在这种类型的合作社中，在某些时候社员对于大农来说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合作社极易异化为股份合作公司甚至是独资公司，合作社完全被大农所垄断和把 持，合作社的准入资格有着某种不成文的经济规模与实力限定，小农可能无缘进入合作社，即使进入，与大农享有的权利也是千差万别，合作社成为了“大农俱乐部”，社员对合作社更多表现为漠不关心，社员对大农的认同感不足，合作社内部凝聚力差，合作社集体行动难以达成。除异化为公司的合作社外，还有一种依托政府部门成立的合作社，例如依托农技部门成立的农资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也大都属于垂直科层型的合作社，它们通常由政府出面组织筹建，并提供必要的资金、办公场地的支持，政府主动提供资源或者

让渡一些权力，合作社的社长、理事也由政府指定，合作社的服务内容与服务功能通常并非是集体行动与市场选择的结果，合作社多具有政府所赋予的某些特定的公共管理权力或资源，合作社治理中重

视制度与规则而对合作社内部的社会资本重视不够，对外也更多地依托甚至依赖于政府部门。

类型 4 是社会资本匮乏、非正式社员自主治理因素组合而成的稀疏关系模式。这一型态合作社凸显以下两个治理特征:一是，合作社运行的合法

性机制缺乏，合作社未能形成任何有效的自律规范，合作社内部凝聚力极低，大农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 “威权”，社员对大农的认同度也相当低。

二是，合作社的效率机制欠缺，合作社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经营活动，社员难以获得合作收益而极度缺乏合作激励。稀疏关系型合作社在我国目前也不在少数。合作社只是具有合作社的外部形式而无内容之实，它们往往表现为合作社大农出于追求“政策性收益” 目标而成立但未能有任实质性业务开展的“空壳” 合作社、“冒牌” 合作社。合作社社员之间 基本没有社会联系，相互间也不存在必要的分工配套联系，社员经营组织化程度没有出现任何的由松散到紧密、从初级到高级的变革过程。要说明的是，以社会资本丰富程度与大农让渡的合作社自主治理程为根据划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模式，体现了合作社发展不同阶段、不同个体合作社的不同治理形态，它是一种动态的演进过程，各种类型合作社之间并非不可逾越，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存在着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

化的可能。在这四种类型的合作社中，无疑，横向科层型的合作社是理想形态，对内大农依靠“威权”、民主治理获取社员认同，从而取得合作社运

行的合法性机制，对外又可以获取政府较多支持、与市场交易伙伴构建密切关系而获取合作社运行的效率机制。回归到关于现阶段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农角色定位、功能体现的争论，不排除现实中大量出现的 “皮包合作社 ”、“冒牌合作社”、合 作社异化与泛化、合作社本质规定性发生漂移等现象，但这不能说明大农主导的合作社治理就完全一定是排斥合作社功能实现的，最关键的是要看大农在追求合作社效率机制的同时是不是同时兼顾了合作社运行的合法性机制，横向科层型的合作社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五、主要结论 目前，我国农村合作事业进入到改革开放以来最活跃的创新和发展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了长足发展。大农领办的合作社已经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甚至是主要组织形式，与此相伴随，有关大农领办型合作社的争论也应运而生并持续展开，因而，对大农领办的合作社的控制机制与治理效应问题进行讨论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关系到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前景和路径选择问题。在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中，大农对合作社的主导和控制主要是通过股权和社会资本的双重控制来实现的，股权控制是基础和核心，社会资本控制具体的实现方式是社会连带，当内部和外部的连带由弱变强时，合作社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更容易实现。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不必然排斥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合作社功能，关键在于大农需要在追求效率机制的同时去寻求合作社的合法性机制，在更高层次上构筑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横向科层型合作社为我们提供了样板和典型，这实际上也是对上述有关合作社中大农角色定位和功能实现问 题的解答。参 考 文 献

1.Lin，N.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J］ ． Annual Ｒeview of Sociology，1999(25):467 ～487 2.Frans Van Waarden.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Interest Association:An Example from the Netherlands［A］． Organization Studies Fall，1992 3.赵晓峰，袁 松.泵站困境、农民合作与制度建构— — —一个博弈论的分析视角.甘肃社会科学，2007(2):8 ～10 4.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管理世界，2009(5):89 ～96 5.崔宝玉，李晓明.资本控制下的合作社功能与运行的实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8(1):40 ～47 6.黄祖辉，俞 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状、约束与发展思路— — —以浙江省为例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0(10):16 ～26 7.熊万胜.合作社:作为制度化进程的意外后果.社会学研究，2009(5):84 ～109 8.张晓山.大户和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是当前中国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选择.中国合作经济，2012(4):10 ～11 9.仝志辉，楼 栋.农民专业合作社 “大农吃小农” 逻辑的形成与延续.中国合作经济，2012(4):10 ～11 10.崔宝玉，刘 峰.快速发展战略选择下的合作社政府规制及其改进.农业经济问题，2013(2):49 ～55 11.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应注重提升质量.农经，2013(1):11

第二篇：农民专业合作社材料

“高原之星”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简介

澄城县“高原之星”果业生产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7月30日。是由渭北兴农果业协会发展壮大起来的，该协会组建于2002年冬，在省、市、县有关职能部门关怀支持下，2004年4月1日，经陕西省澄城县民政局注册批准正式成立，几年来为成员提供了优质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得到了广大成员的一致赞扬和上级组织的充分肯定，农业部优农中心李连海主任、农村经济研究室赵泽琨主任等各级领导先后给予了亲切关怀，中央电视台七套《致富经》栏目曾进行了宣传报道。目前，合作社下设5个部（农资供应部、技术服务部、网络信息部、市场营销部、财务部），6个绿色、无公害标准化示范园和4000亩生产基地。协会会员遍布陕西省澄城县、大荔县、合阳县的12个乡镇，会员586人。

自成立以来，合作社以生产销售绿色无公害果品为已任，以澄城区域唯一的陕西省绿色食品标准化技术推广站为推动，坚持高新技术、科学管理；名牌理念、质量为本；精品农资、滚动经营；实现双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注册了“帝比”牌系列绿色无公害水果商标，积极为会员及周边群众提供信息、技术、农资、销售等方面的服务，逐步形成了苹果、梨、葡萄、柿子、樱桃系列绿色无公害水果的产前指导、产中监督、产后精装的生产销售模式，为市场提供了精品水果。2005年，澄城县农牧局、工商局联合授予协会“红盾护农投诉点”，澄城县工商局“支农科技示范单位”。2006年，有18名会员获得了“农民技术员”职称，协会被澄城县农牧局授予“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单位”。协会的“帝比”牌系列水果，被全国工商联合会评为2007－2008年绿色超市推荐精品水果。

第三篇：农民专业合作社

1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2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存在着规模过小,分配制度欠公,农民主体地位不突出等问题,必须积极扶持龙头企业踊跃参与,发挥其巨大的带动作用；通过制定有效的分配办法,控制龙头企业或大户的份额；积极培养各种乡土人才,引进有技术、懂法律的优秀人才,进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31、各县市区分布：宜都市41家，夷陵区18家，当阳市16家，长阳自治县和远安县各15家，枝江市11家，秭归县10家，兴山县8家，五峰自治县7家，点军区5家，西陵区、伍家区和猇亭区各1家。

2、行业和产业分布：柑橘类（包括蜜橘、椪柑、脐橙、桃叶橙、甜柚等）合作社共58家，蔬菜类23家，茶叶类20家，畜禽养殖类15家，水产养殖类9家，蚕桑类6家，食用菌类4家，粮棉油类和园林苗木类各2家，药材、魔芋、冬枣、朝鲜蓟和蜂业类各1家，农机专业服务类1家，生态能源类1家，其他3家。

1、从合作社内部运行情况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差距：

一是组织规模偏小，带动能力不强。弱势群体的农民联合起来闯市场，使起步阶段的合作社组织规模普遍偏小，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目前，许多合作社社员数不到100个，注册资金低于10万元，合作社的辐射带动效应不强。

二是内部管理不够规范，制约合作社的良性发展。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尽管各地政府努力引导合作社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但仍有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不够规范，尤其是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盈余分配等方面不太规范，有的合作社财务没有及时向社员公开。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看似合作社，却与成员之间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

三是以种养业为主，深加工不足。我市现有的合作社90%以上都是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处于初级农产品生产阶段，产品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合作项目还没有。大多数合作社的服务和业务停留在初级产品销售及信息、技术合作层面上，技术含量高、品牌效应大、产品附加值高的合作社较为少见。

四是以提供服务为主，利益共享不足。现有的合作社，绝大部分只是为成员提供生产技术和信息服务，经营能力还比较薄弱，还没有在经济利益上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2、从合作社外部发展环境看，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发展环境仍不宽松，做大做强比较困难。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年终盈余的大头要返还给社员，客观上造成积累不足、后劲不强。一些合作社呼声较高的是税费减免和经营用地优惠政策，这已经成为合作社做大做强的瓶颈问题。

二是资金短缺，融资比较困难。合作社兴办生产经营项目需要资金投入，特别是在农产品收购旺季，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发展初期，经济实力薄弱，资产难以评估抵押，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有的合作社只得依靠民间借贷周转，无疑增加了合作社的经营成本。

三是人才缺乏。尤其是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的人才奇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一批有较高文化知识，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由于合作社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从而导致对政府部门的依赖性强，制约了合作社的创新和发展。

第四篇：农民专业合作社

利辛县当地农民专业 合作社情况调研

一、发展现状

利辛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起步已有数年，初期主要以为农民农业生产服务等专业协会的形式出现，经营模式是对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产前、产中服务。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呈现出迅速发展态势，业务范围主要涉及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销售、种植业、养殖业等。截止到目前，全县经工商注册、农委备案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07个，其中从事种植的450户、从事养殖的1786户、从事水产的560户，出资额10881万元。

其发展特点：

1、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养殖业、种植业等行业；

2、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结构以农民为主体，占成员总数的83%；

3、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货币出资为主要方式，占出资总额的98%，户均出资额为47.50万元；

4、张村、城关和中町等乡镇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较快。

目前，全县26个乡镇均建立了一个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60%以上的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购买农业投入品，统一销售产品，统一进行技术指导”。

二、具体发展案例

近年来，利辛县采取了各项有效措施大力推进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如借鉴他县的成功经验，强化技能培训，统一配发设备，多方筹资支持，增强合作社的发展后劲。具体发展实例如下：

1、利辛县中疃镇大鹏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安徽省利辛县中疃镇大鹏养殖合作社，大鹏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一家黑原种母猪、黑杜二元母猪、黑杜三元仔猪等产品的经销批发的私营合伙企业。经营的黑原种母猪、黑杜二元母猪、黑杜三元仔猪品种齐全，价格合理，畅销消费者市场。产品在消费者当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公司与多家零售商和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2、利辛县双飞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现有五百亩蔬菜基地示范田，是以“公司+基地+农户”自产自销为一体的专业合作社。双飞种植专业合作社自建立以来一贯坚持以无公害蔬菜为根本，以科技兴农为思想，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精益求精，利用先进的现代化农业机械和雄厚的技术力量为依托，以严格的生产管理和品质控制作保证，以合作社为基础带动当地及周边农户，全民共同发展，共同致富。公司拥有自己的物流体系，货物运输中转全国，公司本着“以人为本，顾客至上，锐意进取，共同发展”的经营理念，在中国各个地区不断开拓新市场。

3、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储耕地，实施土地规模流转，利辛县在推进土地流转中找到一条便捷之路。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07家，入社社员1.3万人，带动农户4.6万户，土地流转总面积10.3万亩。经过合作社一个田块、一亩地的收储，解决了种植大户经营缺地的问题。大李集镇司海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通过收储，吸收当地农民土地2617亩，然后统一规模经营；阚疃镇种粮大户程方，从农民专业合作社里租赁土地600多亩种植优质小麦、大豆；张村镇林业种植大户王祥，在承包西淝河岸2300亩林地种植“速生杨”的基础上，又承包蒙张路两侧绿化带2600多亩，开发食用菌及畜禽养殖。我县司海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位于大李集镇司郢村，该村农业人口3360人，9个自然庄，农户668户，耕地面积3860亩。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实践，目前，利辛县司海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入社社员达386户，流转土地2617亩，通过连片种植和规模经营，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群众的认可。初步统计，目前利辛县50亩以上规模经营大户有425户、1000亩以上有6户。

土地规模流转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了条件，目前全县已发展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家，其中省级1家、市级17家，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增强了农业抗御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能力，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

三、发展成效与前景

1、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增加农民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势单力薄、难以进入市场的问题，以新的形式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把一家一户分散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截止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共有成员770人，带动农户2796户。

2、带动产业发展。“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新模式，一头连市场，一头连农户，为农业产业化找到了原动力，激发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产品的档次和知名度，扩大了种植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化解了一家一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为当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培育了一批懂市场、懂技术、懂民主的现代新型农民。合作社按市场要求组织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农民不仅逐步懂得了新品种、新技术的重要，也慢慢认识到了绿色食品、无公害生产的前景，社员也渐渐成为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4、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农村经济管理，改善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通过合作社来指导或引导农民生产经营，能够把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市场导向落到实处，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民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农民通过专业合作社，把自已的愿望和要求及时反映给政府，并及时得到真实可靠的市场信息，大大增强了政府指导或引导农村经济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四、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1、规模普遍较小。由于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尚处于处理的起步阶段，规模普遍较小，自身实力不强，服务功能较弱，很难进一步形成规模生产和提高产品质量。全县107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会员最多的有3000余人，人数少的只有40余人，尤其县一级的合作组织较少，一些特色主导产业还没有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影响了特色主导产业的发展。

2、发展活力不足。我县多数专业合作组织，内部比较松散，服务内容基本停留在信息、技术咨询和销售、原料供给等基础服务层面上，服务水平、市场竞争力都较弱。如与农民的利益联接方式大多是订单式，二次分配机制普遍没有建立。多数社员没有投资入股，既无投资风险，又享受不到股金分红，形成不了利益共同体。有些农民在市场行情好时将产品自行出售，行情不好时又一定要交售给专业合作组织享受保护价。

3、管理技术型人才缺乏。据统计，我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大多数带头人专业知识不足，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不强。而且，由于农业是弱势产业，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不愿意投身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这就造成现代农业技术、生物技术及新品种的种、养模式技术的缺乏，阻碍了国际技术标准、国家技术标准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实施运用及运用现代管理技术进行策划管理，从而导致了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强，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4、扶持力度不够。一是政策落实不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2007年7月1日正式实施，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和扶持政策，但目前一些扶持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如税收优惠政策、信贷优惠政策及财政扶持政策等。二是服务不够到位，部分基层干部认识不到位，服务引导不够，扶持力度不足，主动上门排忧解难更少。三是融资困难，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身积累有限，资产规模小，大多没有有效抵押物，贷款困难，单靠自身积累，是很难把专业合作组织做大做强的。

第五篇：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走合作之路，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本讲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点和作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几点建议。

一、农民合作社产生与发展

①合作思想孕育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目睹英国圈地运动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写了《乌托邦》一书。

（15世纪末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商路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英国正处在大西洋航运的中心线上，对外贸易大大发展，羊毛出口和毛纺织业兴旺发达，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殖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于是在工商业发达的英国东南部农村地主首先开始圈占土地，最初贵族地主只圈占公有土地，后来又圈占小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此后一些贵族也加入圈地行列。许多小农的土地被圈占，农民不得不远走他乡到处流浪。工业革命开始后，城市人口剧增，对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贵族地主为了生产更多的肉类和粮食供应城市，扩大投资，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加速进行圈地，出现圈地建立大农场的热潮。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英国的统治阶级为加快圈地运动以获得巨额财产，但又不想付出代价，就通过法律对“神圣的财产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他们通过《公有地围圈法》，这样，出现更大规模用暴力把农民共同使用的公有地强行夺走、然后据为私有的圈地运动。农村居民却未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通过此种“私有化”，大量农民的财产权──土地使用权被强行剥夺，农民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失去生存保障，被迫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无产者，靠出卖自身劳动力才能生存。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规模也最大。）

在乌托邦里，“财产共有，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共同管理共有的财物”，在这本书里已孕育了合作思想。17世纪意大利康博内拉《太阳城》有了理想国思想。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鼎盛时期，杰出的代表人物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人欧文。傅立叶是合作思想的提出者，他提出和谐社会制度及这个社会的基层组织“法朗吉”的设想。“法朗吉”是有组织的生产消费合作社。欧文是建立合作社运动的创始人。1824年，在北美 1

印第安纳州建立了新和谐公社。

1824年，欧文变卖了所有家产，带着四个儿子和一批朋友，还有百余名志同道合者，从英国出发，乘风破浪横渡大西洋，驶向美国。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立刻去寻找最适合他建立新社会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和谐公社”。这里绿树成荫，工厂林立，在村子中心，有会议厅、阅览室、学校、接待室、小孩无条件入学，其他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

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实践失败了，但是马克思对其有高度评价：说他的伟大实践无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为过的。数十年后，欧文播下的合作制种子在他的祖国英国曼彻斯特以北30多公里处罗虚戴尔镇开花结果。这个小镇英国当时的纺织工业中心，全镇2.5万人，以传统手工方式盛产法兰绒数百年不衰，1820年，镇最大厂主购进第一部棉纺机及相关作业机械，成倍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生产效益，使得许多手工作坊相续破产，手工业者纷纷失业。饥寒交迫笼罩了整个罗虚戴尔镇，家家户户为温饱奔忙。这个曾经富甲一方的纺织工业古镇一时成了饥饿之城。许多人在一系列罢工失败之后。1844年12月在罗虚戴尔镇建立一个小型的消费合作社，取名罗戴尔公社先锋社。主要计划是①设立一所商店，供给本社社员粮食、服装和食品②购买和租赁房屋，给失业和收入低的社员耕种等等到1850年为抵制商人提价开办了面粉厂、又成了批发联合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并制定了有名的罗虚戴尔原则。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把罗戴尔社的办社原则作为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办社原则，写入联盟章程，被称为罗虚戴尔原则。

1995.9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大会，通过了新合作社特征的宣言，当今世界合作社的发展从农业到工业，从生产到消费，从住房、医疗到信贷、保险，全方位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全球30亿人生活依靠合作社，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统计，目前

全世界共有超过8亿人共同参与了合作社运动之中，加入国际合作社联盟成员有2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合作社民间团体组织。农业合作社是各类合作社中发展最快，普及最广的，占全球合作社总数36%，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参加了不同类型农业合作社。有的农户甚至参加了几个专业合作社。

②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

清末民初，便有人宣传合作社，北京师大学堂开设课程有关于合作社内容，北京大学学生1918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消费合作社。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发展了一批合作社。晏阳初是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创始人，曾在定县农村建立了一批合作社，说明我国在旧中国就有合作社的思想和实践。

我国领导人也有很多关于合作社思想。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建立合作社可以成为商人的中间盘剥。

刘少奇认为合作社在中国有极大的光明的发展前途。

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的思想也包含发展合作社思想。

③新中国成立了合作社的变迁。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互助组、高级社，这个受到了农民欢迎，到高级社（人民公社）出了问题，主要是产权制度出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大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其中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是发展最快，普及最广的一种。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近年来发展出来的又一种新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在专业合作社组织中，农民社员都保持了独立生产者身份。合作社和社员之

间是个利益共同体，这与以往人民公社是大有不同。现在成立的合作社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各种专业生产者的联合，所以农民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又是一个产权比较独立的。跟过去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归大堆，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不一样。这与以前人民公社大有不同，当前的专业合作社对农民很有吸引力。

（截止2012年底，启东市已发展工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649家，其中2012年新增161家。工商登记的入社农户数达32.81万户，比2011年新增15.8万户；入社率达91.2%，比去年新增40.1%个。农民销售专业合作社发展形势喜人，总数达到37家，成员合作社90多个，带动农户数8万多户。据统计，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别为358个、79个和78个，占比分别为55.16%、12.17%和12.02%。这说明启东市农业产业结构主要是以上述三种行业为主；出资额以低于50万为主，占总数的40.422%，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较小。目前，启东市合作社拥有商标40多个，年销售农产品100多种，总销售额达到5亿元，其中，“苏合”农产品销售合作社、燕蜻蔬菜销售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社在上海及苏州等大中城市开设门市78家，销售收入2.8亿多元，为农产品进入上海等市场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销售成本。）

二、合作社的特点及作用。定义（性质）产权制度

现在合作社和以前人民公社合作社不同

用农民的话说概括为六个字：“两在 ”、“两先”、“ 两自”。

“两在”

生产在家，服务在社。生产在家：一家一户进行生产，比如养猪，在家自己养。服务在社：统一供饲料，统一免疫，统一销售产品。

“两先”，先有专业生产，后生产者联合，先有专业化生产，后有专业合作，先有群众意愿，后有组织建设，不凭长官意志。

“两自”，自主管理，自由进退。自己选举理事。谁头脑好有经营水平谁能代表群众利益，就选举谁当经理。理解入社，退社自由。

成员以农民为主体。

权利平等，坚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互助互利的本质特征。既要充分保证

全体成员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也要保护一般成员与出资较多成员两个方面的职权性，使全体成员共同受益。

合作社所有成员地位平等，只有多数人同意的事情才能办，合作社决不能被少数人控制和垄断，成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

①作用之一，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生产分散，规模化程度低，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高，是农业综合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户或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的形式，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②作用之二，形成标准化生产，形成品牌产品，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例如山东的一个同盈绿色养鸡合作社，对社员实行十统一的标准化生产。每个鸡蛋加上同盈的商标，农业部颁发无公害产品认证，结果创造了一个市场认同的品牌，销路一下子打开了。

惠萍镇惠安村村公共服务中心，人们把过去山药、芋艿、香菇、赤豆进行包装，印上惠安村商标，每公斤要高出市场价4元。

③增强农民市场谈判能力，增加农民收入。

据典型调查，入社农户比一般农户收入高20%，有的甚至更多。合作社实现规模经营，统一服务，开拓市场，可以提高谈判地位，增强农民讨价还价的能力，提高价格或降低农资供应的价格，使农民得到实惠。

④积极开展农产品流通，减少市场风险和交易费用

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方式，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农产品流通难等地问题，可以通过农村中介组织及时把各种市场信息传递给农民还可以帮助农民寻

找到农产品的销售出路，促进农产品销售。

⑤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业科技推广。

农民不仅是一个生产者，通过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主人翁地位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技术水平，农民的素质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