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由判决书拍卖事件引发的若干思考

第一篇：浅析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由判决书拍卖事件引发的若干思考

浅析“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

——由“判决书拍卖事件”引发的若干思考

黄世锋

黄世锋

【内容提要】近年来，拍卖判决书已不成为什么新鲜事了，据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8例之多。诸多的“判决书拍卖事件 ”透露的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社会问题，克服执行难问题是社会系统工程⑴。社会各界对拍卖判决书事件予以了高度的关注，大多数人认为拍卖判决书是当事人对法律的无知和亵读。而本文试图从完善我国法律体制的角度，在挖掘“拍卖判决书事件”产生的深沉原因，同时延伸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及分析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的基础上给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下一个恰当的定论。在此之外为解决我国民事执行难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即：一：优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扩大民事纠纷解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工作压力；二：完善诉讼保障制度，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合法权益；三：完善立法，建议出台《强制执行法》，从法律层面上保障民事强制执行的顺利进行，从而加大执法监督，最终保障司法的权威性。

【关键词】拍卖判决书 执行难 纠纷解决机制 制度完善

一：拍卖判决书事件的基本概况

以下列举几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判决书拍卖事件⑵1、2001年武汉市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武汉市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因卖给武汉市第二面粉厂100多万元的小麦，当时没有付钱，之后也没付。在几经追讨无果的情况下，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把第二面粉厂告上了法庭。1998年6月，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第二面粉厂偿还新洲粮食收储经销公司134.8万元欠款以及银行利息、诉讼费共计150万元，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付清。随后，新洲区粮食公司向桥口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并交纳了２万余元的强制执行费，但因种种原因这张判决文书还是成了一纸“白条”。万般无奈之下，新洲区粮食收储经销公司于2001年11月找到一家拍卖行，将150万元折成半价的“标的”公开拍卖法院的判决书和强制执行书。2、2003年10月28日陕西风翔县石五龙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石五龙，于2001年10月27日因其妻与邻居因琐事发生争执，并在厮打中其妻受了伤。经过检查治疗共花去人民币5600余元，他们遂将此事诉至法院。2002年3月8日，风翔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赔偿4481元人民币。判决生效后，石五龙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未得到分文的赔偿。于同年6月24日宝鸡市检察院对此案提出了抗诉，县法院对此案进行再审并维持了原判。石龙五因法院执行未果，无奈之下于2003年10月28日在陕西风翔县县城大街上公开以五折的标价出让判决书。

3、2003年12月20日，广州市黄梅雪老人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黄梅雪老人，原在某公司当财务主管，于2002年6月因公司与租赁业主产生经济纠纷，老板为逃避债务意外“失踪”。公司欠黄梅雪老人5万多元人民币，为此他将公司诉至法院。法院判令公司支付黄梅雪工资5万多元人民币，判决生效后，黄梅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并未得到公司的支付。出于无奈，于2003年12月20日来到广州市天河区宏城商业广场公开“拍卖”法院判决书并悬红追欠薪款。4、2004年4月5日，西安六旬妇女李素珍上街叫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李素珍，陕西韩城市王峰乡王峰村王组的村民，因1996年同村村民薛某从他家分三次借走人民币17600元。98年薛某去世，99年李素云向薛某的妻子张某主张还钱未果，后经村干部等多方协调仍无结果，李某遂于此事诉至法院。一审原告胜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驳回上诉并维持原判。但二审判决生效后两年内薛家没偿还李素珍家一分钱，而李素珍家因打官司和多方申诉、上访，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积蓄。无奈之下李素珍于04年4月5日带着两份判决书来到西安市并在大街上叫卖起了判决书。

5、2004年12月18日河南张先志拍卖判决书事件

拍卖者：张先志，原系河南南阳油田钻井公司职工，于02年3月下岗回到原籍--南充市顺庆区舞风镇清泉坎村张家老屋居住。04年3月20日，张先志认为本村村干部的财务有问题而进行举报。因此事与邻居罗裕银（此人系某村干部的亲戚）发生纠纷，在纠纷中张先志受到身体伤害。张先志到南充市某医院做了检查和治疗，共花去费用几千元。张先志遂于此事诉至法院，并两次上公堂终获全胜。终审判决生效后，张先志还缴纳了执行费，并分两次只拿到人民币2000元，但还有7000多元（包括案件受理费）被执行人仍未付清。为尽快拿到剩余的钱去继续治病，张先志于04年12月18日在南充市街道以6000元的价格公开法院拍卖判决书。6、2005年2月四川自贡人李远骞在成都摆地摊叫卖判决书事件

叫卖者李远骞因与魏某、张某发生经济纠纷而诉至法院。2002年5月，四川省自贡流井区法院判决魏某、张某归还李远骞各项费用10万余元。之后当地检察院对此案提起抗诉，四川省自贡流井区法院于2003年7月维持原判。但判决生效后，因被执行人在泸州，李远骞迟迟拿不到钱，流井区法院委托泸州当地法院执行。李远骞多次往返两地之间，得到的答复却是“被执行人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出于无奈，李远骞于2005年2月在成都市金沙车站摆起了地摊，当街以5折叫卖判决书。

以上列举了6件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有影响的判决书拍卖事件，自01年武汉出现全国首例判决书拍卖事件以后，社会各界对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上。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拍卖判决书行为是不合法的、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司法尊严的挑战。此中不乏有学者、律师，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⑶。他们认为拍卖判决书行为是违法的，判决书是不可用来转让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判决书是法院适应法律而作出的法律性文书,是国家审判权的最终体现，代表着人民法院的法律权威。所以只有人民法院才能对判决书进行变更或处置，当事人无权处置(特别是转让或卖买)判决书。

2、根据《拍卖法》的相关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的物品或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民事判决书不能作为拍卖的标的用来公开拍卖。

3、当事人一旦选择诉讼这种方式来解决纠纷，便意味着自愿接受人民法院对其意思自治和处分权的限制，在得到生效的判决后，当事人的处分权便受制于人民法院，更何况是对判决书的处分，当事人当然无权转让或处置，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判决书的转让其实是当事人寻求的一种私力救济，而现行我国法律又不支持私力救济（除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自助行为外），所以判决书拍卖行为为法律所不保护，是违法的。

在此次争论中，有人认为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可取的，他们持赞成态度⑷，他们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现行我国法律无明文规定判决书本身不可以转让，依照法理法无明文规定禁止的即是可行的，所以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是不违法的，是可取的。

2、拍卖判决书实质上是对判决书里所规定的权利的转让，由于法院的判决是对当事人债权的一种确认，对判决书里面的债权，只要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合意，他们是有自由转让的。

3、拍卖判决书行为类似申请执行人委托代理人代为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代为其向被执行人收取执行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22条的规定，其行为是可行的。

以上就是社会各界对拍卖判决书行为的看法及支持他们观点的相关理由，我们暂且不去评述他们观点的对与否，我们可先分析一下“判决书拍卖事件”产生的原因及这种行为延伸下去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

二：判决书拍卖事件产生的原因分析及延伸的法律后果

1、当事人赢了官司，而其判决却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即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从上述的6个拍卖判决书事件可以看出，所有的拍卖者都是在赢得了官司之后，进入到强制执行程序后陷入执行行难困境的。判决行不到有效的执行，当事人只好出此政策---拍卖判决书。执行难分为因被执行人（即债务人）为逃避债务等原因（包括转移财产、挥霍财物等等）而进行的消极执行及因其无能力而真正的不能执行和因执行机关的消极执行（如；执行机关的推诿、懈怠职责等）而陷入困境的执行。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有的是因为对法院判决的不服（其直接原因是法院审判程序的不公或判决的不公导致的⑸）、有的是完全藐视法律的威严，对法律的尊严不予顾及。执行机关的消极执行是因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不够完善造成的。现阶段在司法过程中，执行行为的性质既属于司法行为又属于行政行为⑹，司法与行政混于一体，这及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且还会出现法院重审判，轻执行等的现象，甚至导致执行人员的腐败、包庇、懈怠职责等行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当是法院只管判决，而把执行判决的工作交由作为执行机关的公安局去完成⑺。

2、当事人不想介入繁琐、复杂的的执行程序中去，且我国执行机关在执行程序表现的又相当被动。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分为两种，即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移送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由审理该案件的审判人员依职权直接将其交付执行及组织强制执行的行为。根据《执行规定》第19条的规定，现实当中有四类案件适用于移送执行，即：⑴、人民法院制作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生效判决书。⑵、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民事制裁决定书。⑶、人民法院制作的生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⑷、审判人员认为确应移送执行的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由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我们可知移送执行涉及的都是有关人身关系的案件，而涉及财产纠纷的诉讼案件要进入强制执行，当事人就要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才能进入执行程序。从这可以看出法院对财产案件的执行表现的相当被动，如果当事人不申请执行，而债务人也不履行债务的话（在现实中债务不履行债务的大有所在），当事人的债权岂不是永远不能实现了。而根据《执行规定》第18条和第2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据以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并具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已经届满；义务人仍未履行的。

4、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5、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这一期限也即申请执行期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有两种，各有其适用的对象，即：一种是一年，适用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为公民的案件，一种为六个月，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均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案件。

6、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和作为执行根据的法律文书。由此可看出如果当事人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话，也受到了诸多条款的限制，特别是时间的限制。

3、法院执行的不确定性，且又得先交高昂的执行费用，当然这个原因适用于当事人在没交纳执行费用之前就施行判决书的拍卖这种情形。许多当事人在权衡申请强制执行后所获得的收益和直接转让判决书后所获得的收益，会作出一个比较后的判断，即：法院对判决执行具有不确定性，随时可以遇到执行难的问题，且还需要先交纳执行费用，经过千辛万苦的周转还不如直接卖掉判决书来得划算。这也透露出我国公力救济成本负担过重的局面。我们知道现行我们的纠纷解决机制主要有三种，即：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⑻。而当事人选择公力救济须花的费用繁多，当事人不但要承担诉讼费用、执行费用、灰色费用（比如请法官吃饭等），还要面临社会公众及道德对其行为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压力都要当事人承担，且还要承担被执行人因无能力而不能执行的风险。

通过以上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拍卖判决书事件是其实是我们法律制度本身的软弱,并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当事人对法律的亵读。当事人也根本无意要对司法的权威进行挑衅，拍卖判决书其实是当事人对法院对其确认的权利的一种转让,属债权转让的性质。根据我国民法的规定债权人转让自己的债权时,只要当事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意识达成合意,并通知债务人即可,无需征得债务人的同意或他人的同意。当然当事人选择以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来解决执行难造成的困境最终来实现债权是行不通的,以下笔者从分析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延伸下去所得的法律后果来说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拍卖判决书的转让会导致四种结果的发生：

1、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拿着判决书会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但必须建立在转让人与受让人合意并签订协议的基础上，且协议须注明受让人享有的相关权利，即：受让人享有向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享有向被执行人收取执行款的权利等等。此种转让行为只不过是受让人作为权利承受人代为转让人行使法院判令给转让人的债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但并没有摆脱真正的执行难问题，受让人主张债权的方式和转让人当初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是一样的。

2、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通过自身的某些条件（如以身体强壮的优势对被行人进行威胁及对被执行人进行劝说、与被执行人协商和解等等）促使被执行人履行法院判令给其的义务，采用这种方式很容易导致民转刑，其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甚至为法律所不允许。

3、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再度转让判决书。此种行为只能再次陷入执行难问题，而判决书的申请执行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一般案件的申请执行期限为一年，在一年内当事人须主张权利，要不就不受法律保护。

4、判决书转让后，受让人不再追究被执行人的债务，自已承担一切损失。这只能导致对判决书里的债权真正不能实现，这样会助长侵权者的嚣张气焰，最终导致社会次序的更加混乱。以上四种情形，受让人唯有采取第一种情形或许还能获取执行款，其他的三种情形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都是行不通的。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拍卖判决书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是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只要解决了民事执行难问题，拍卖判决书事件引发的相关问题也就能解决。

三：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的解决方法

笔者认为，当事人要在现行体制下解决难于收取执行款的问题，大可不必采用拍卖判决书这种方式来实现债权。上面已经论述到拍卖判决书这种行为并不能完全解决执行难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当事人要实现法院判令给其的债权，可采用以下方法：

1、当事人可以通过公开悬赏的方式，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合法的途径使判决确定的权利得到实现。具体方法有以下两种：第一：悬赏他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第二：悬赏他人居中进行调解，说服债务人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

2、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或诉讼前如果发现对方当事人有转移财产、挥霍财物等逃避债务的行为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2和9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的提出或申请，可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标的物作出强制性的保护措施，以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3、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去申请执行及收取执行款，根据《试行规定》第18条和22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别人代为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及代为其收取执行款。这样当事人就可避免介入繁琐、复杂的执行程序了。

4、当事人可借助司法机关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对方当事人绳之于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4条和《刑法》第313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发觉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机而拒不执行的，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对已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应立案侦查，并给予刑罚处置。

上面我们只论述到，在现行执行体制下，当事人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合法、合理地实现法院判令给他的实体权利（即债权），其实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困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因为执行难问题是我国现行执行体制的不完善及混乱而造成的一个社会问题，我们要从完善我国执行体制、加大我国执法力度等制度方面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以下笔者就从法律体制的完善具体来论述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方法：

（一）优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扩大民事纠纷解决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工作压力。

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可以分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三种。私力救济又称为自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到不法侵害时，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一种体制，主要包括自决和和解。“强力性的自决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而和解却始终受到垂青”⑼私力救济根据法律性质又可分为法定和法外的私力救济，法定的私力救济一般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等，法外的私力救济又包括法无明文规定的私力救济、法律禁止的私力救济⑽。在一个法治国家里,统治者基本上不主当事人使用私力救济。社会救济是指当事人基于合意，借用社会力量（即第三人的力量）来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主要包括调解和仲裁，由于社会救济具有非强制性和非严格的规范性，与诉讼相比更为简便，与自决相比更受道德和法律的保护，故比较受纠纷主体青莱。公力救济是指当当事人无法通过自主性的方式解决纠纷时而通过国家公权力来解决纠纷的机制，公力救济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公力救济具有的特征有：

1、国家强力性，2、严格的规范性（包括程序和实体方面）。当事人选择公力救济，其意识的自由必然受到公权力限制，且还须面临繁琐、复杂的诉讼程序及高昂的诉讼成本。有时还要面临第三者（法官）的恣意，以及对方当事人的拒不执行等风险。公力救济不确定的因素多，结果难以预测，判决相当程度上不具有终局性且执行难。但要实行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的话，我国又没有现行法法律可依（只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有法律的保障）。一般国家都不鼓励当事人选择私力救济来解决纠纷，只有为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才可选择使用私力救济，即：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这样的体制只会导致当公民合法权益（主要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只能选择公力救济。而理论上本来是有三个机制可以解决民事纠纷的，但现实中却变为一个，即公力救济。这势必会出现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挤压，都挤到法院来解决纠纷，且考虑到我国本身司法资源有限⑾，因此执行难问题的出现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其实私力救济在一定程度上也优越于公力救济，这是有事实证明的。例如，2001年11月，四川泸州龙马潭区法院一起三年未执行的案件，在私人侦探的介入下十余天便执行得到落实⑿。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国家在一定程度内应该允许私力救济的实行，鼓励公民选择社会救济来解决纠纷，特别是和解、调解。且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当事人选择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

（二）完善诉讼保障制度，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合法权益

而我们知道，在民事案件当中，当事人采用诉讼这种方式来解决纠纷，是基于对法院的充分信任，而其诉讼目的是请求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义务,但在现实当中法院并没有很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执行并不到位，判决书就成了一纸白条，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胜诉方不但为诉讼花去了大量的金钱，还为此付出大量的精力，最终落了个判决执行不了的局面，人力、物力丧失贻尽。其实在现实当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不但是为了获得程序上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实体上的权益（法院最终判令的债权）。而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的诉讼保障制度只包括：保全制度（即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先予执行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三项。笔者认为这三项保障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并不能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益，应该建立一项最低权益保障制度和诉讼费用保障制度。所谓最低权益保障制度是指：在执行难案件当中，由国家支付一定财物给胜诉的当事人，以保障胜诉方得到法院判令给他的最低权益（取回物质上的损失）。这里的一定财物是指保障当事人基本生活所须的费用，而待到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义务时应偿还国家为其先支付的款项。而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国家建立一项这样的制度也是有物质可保障的。我们知道在许多案件当中，有许多无主物、赃款及一些无人继承的财产都收归为国有，这些资金完全可拿出来，用来保障在执行难案件中胜诉方的最低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应当完善我国诉讼费用的收取制度，建立诉讼费用保障制度。当前我国诉讼费用一般都在案件审判前收取，执行费用在法院施行执行程序前收取。且费用收取又按诉讼标的收取，这是相当不合理的。有学者曾这样评判这项制度“以标的额收费除了显示利益的驱动的事实处，没有多少摆到桌面的依据⒀”而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让当事人的负担确实很重，有些高额的诉讼与司法资源的更多花费并没有明显的对应或正函数关系⒁。笔者认为国家应该减少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收取或应在当事人的权益确实取得保障之后（即在判得到执行后）收取诉讼费用和执行费用。而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早已得到施行，我国的广东高院也已经废除执行费预收制度，这成为公民广为喜欢的一种制度。

（三）完善现行法制，建议出台《强制执行法》，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保障司法的威严。

第一：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把强制执行程序归入到《民事诉讼法》中，且规定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当事人只有依法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后才能启动执行程序，执行行为兼具有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于一体。有些法院为具体落实执行问题，还专门把执行庭升级为“执行局”广泛地承担有关执行事务。本来执行机构应当是以裁判权为中心来设置的，执行局的称谓显然是十分强调执行机构的执政色彩⒂。这种做法严重贬低了法院在公民心目中的威严形象，且此行为并没收到良好的效果，“审执不分”是民事执行效率低下的制度性原因，要提高执行工作的效率，首先必须做到“审执分立”⒃。因此，笔者建议尽快制定一部《强制执行法》来具体规定判决执行的具体问题，许多学者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⒄。《强制执行法》最基本的规定就是要把执行机关独立出来，厘清执行行为的性质。让法院独立做审判工作，这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即：司法独立。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让法院专心于审判，提高工作效率，作出让当事人信服的判决；另一方面，让一个独立的机关去执行法院的判决，可以提高法律的威严，在公民心目中树立起司法机关的良好形象，维护司法的尊严。

第二：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检察院在执行过程中要行使好法律的监督作用。在现行体制下，出现难于执行的问题，一部分是由于法院的执行力度不够；一部分是有些债务人在执行债务上的确有困难，这类是真正的执行难。而出现法院重审判，轻执行，执行机构懈怠、推诿，执行人员腐败、包庇的现象应该是检察院没有行使好法律的监督权作用。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督是本属检察院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而现行执行的检察制度，对法院执行行为的监督几乎为空白。所以我们的检察机关也应该完善监督制度，检察院应对法院的执行行为起到法律的监督作用，而对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当事人应加大执法力度，将其绳之于法，使刑罚在强制执行领域起到威慑作用。

四：小结

拍卖判决书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执行难难在制度的不够完善、不够建全。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完善、建全都是建立在牺牲某些人利益的基础上，拍卖判决书事件的发生已经给我们的司法体制的必须完善敲响了警钟。在完善执行体制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让司法与行政完全脱离，只有这样我们的司法才能保持它的权威性，我们的法律才能永保它的权威。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孙小虹：“克服执行难问题是社会系统工程”，载人民日报1999年3月10日第10版。

⑵关于笔者所列的6件“判决书拍卖事件”，可在百度网站（www.xiexiebang.com）上搜索得知。

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出卖判决书是违法的，判决书只有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程序才能依法变更或处理，其他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者无权处理判决书”。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专家陈桂明教授认为：“判决是法律确定给案件当事人的一种权利，不且有可转让性”。

⑷沈阳同方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屴认为：“当事人卖的并不是判决书本身，而是法院判给他的债权，作为债权人，他是有权转卖自己的债权的，这是公民的权利，是合法的”。成都的施律师认为：“对这一行为，现行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法无明令禁止皆可行，因而不能说是违法的”。

⑸参见贺卫方：“又见执行难”，载《工人日报》1998年7月10日，“执掌司法权柄者不严格地遵循法律程序，当事人便很有理由指责法院，这时法院硬要执行判决便可能引发败诉方与法院之间的冲突”。

⑹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0页。

⑺参见贺卫方著：《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64页。

⑻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页。

⑼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页。

⑽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清华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⑾参见：《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10日，两会特刊。“我国法官和检察官的数人正逐年下降”。

⑿参见：“法院首请私家侦探揪老赖”，载《江南时报》2002年12月13日。

⒀参见方蓅芳：“民事诉讼收费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⒁参见杨荣馨主编：《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36页。

⒂参见：同上,第670页。

⒃参见：同上,第666页。

⒄关于对《强制执行法》构造的具体论述可参见：

江伟、肖建国“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基本构造”，载《法学家》2001（4）

张子学“论我国民事执行法的编制”，载《河北法学》1994（1）

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9

陈荣宗：《强制执行法》，台湾，三民书局，1995。

第二篇：由日本海豚湾事件引发的思考

今日看了莫婆娘推荐的电影《海豚湾》，心理为之震撼，恰巧又到一年省考时，百感交集，就以申论体写一篇观后感吧。

由日本海豚湾事件引发的思考

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是人类的血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宝库。海洋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国泰民安的重要保障。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机械化、集中化、效率化的社会模式下，获取海洋资源是那么的顺风顺水。但是却出现了滥捕滥杀、过度开发等性质恶劣的行为与现象，其中人类的好朋友海豚就是受害者之一。

在日本捕杀海豚现象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有以下几点：

1、国家被管制政策多，自身存在恶习。首先，日本战后由美国监督，由于文化上的差别，经常受到西方世界国家的管制，恰恰如此，日本方面积恶已久，存在逆反心理。西方世界反对的，我日本就偏要做。再者，以“这是习俗”来做挡箭牌，结果在随机采访的日本民众中，几乎没人知道吃海豚是习俗，理由不攻自破。

2、捕杀海豚合法，不受法律保护。日本政府并没有制定关于保护海豚的法令，正是如此，捕杀海豚是那么的肆无忌惮。面对来采访拍摄的群众，以捕杀地点是私人领地，不容打扰侵犯为由，哄之、赶之、甚至威胁之。

3、利益驱使。一只海豚十五万美金，面对这么丰厚的利润，在背后的有渔民、商人还有政府。在政府的保护伞下，一天死去2万只。

4、欠缺有效的保护机制与配套设备。首先跨国保护问题。再次是保护海豚的行为与组织主要来自于民间，力量薄弱，技术支持有限。

5、政府监管部不力，隐瞒事实损害消费者利益。由于日本工业现状，大多海豚是汞超标，不能食用。日本政府不作为，不良商贩把海豚肉当做鲸鱼肉四处销售，损害日本消费者利益。

可以看出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而是看能不能做到。就以上问题，我提出一些建议。首先端正正确价值利益观，剁除恶习，保护民众。日本政府应当客观看待事实，不应当为暴利而隐瞒真相，导致日本民众与海豚为暴利买单。其次建立健全的海洋保护法律，做到有法可依。合理开发海洋资源。再者，加大整顿市场力度，加强监督执法力，扩大宣传普及面。告知广大群众，由于汞超标，海豚肉不能食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力度，从生产销售全面监察，严格执法。最后，创建海豚新文化，海洋资源开发转型，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让世界看到转变。

有人说海豚的微笑是人类在自欺欺人，但人类与海豚确确实实存在精神上的交流，他们是人类朋友，爱护环境，保护动物，从我做起。

第三篇：由延安城管事件所引发的一些思考

由延安城管事件所引发的一些思考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许芳*** 所谓城管，是指我国当前法制体制下，为避免从前多头执法造成的重复执法而产生的综合执法机关。其职能包括：贯彻实施国家及本市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组织起草本市有关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研究提出完善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意见和措施；负责本市城管监察行政执法的指导、统筹协调和组织调度工作；负责本市城管监察行政执法队伍的监督和考核工作；负责本市市政设施、城市公用、城市节水和停车场管理中的专业性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城管监察队伍行政执法中跨区域和领导交办的重大案件的查处工作；负责本市城管监察行政执法系统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队伍建设以及廉政勤政建设工作；承办市政府及市市政管委交办的其它事项等。

自1997年以来，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各地市、县，经批准相继开展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改进行政执法状况、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城管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笔者在此谈一下自己的管窥之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引起人们热议的“延安城管”事件。2013年5月31日，位于延安市杨家岭附近的事发商户“美利达自行车行”。据事发当日在店内的一名店员描述，事发当日他们店总共被暂扣5辆自行车，但在他们老板跟城管人员交涉的过程中被打倒在地[2]，倒地后竟然有一名很胖的城管队员，双脚跳起猛跺他们老板的头。（据旁边围观群众描述 当时执法的城管有醉酒情况）从网友上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几名执法城管对几个身穿统一单车字样衣服、推着单车的男子在执法过程中使用暴力。一名黄衣女子先是和单车车主发生语言冲突，之后又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几名城管将单车车主围殴，一名城管队员甚至飞腿踢向单车车主，该男子被围殴后满脸是血。事件发生后，延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及时作出重要指示，迅速成立了“5.31”城管执法冲突事件处置领导小组，责成市城管局、公安局等部门立即介入调查，要求决不护短，一查到底，并做好伤者医治工作。根据调查结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市城管局对现场参与的8名执法人员，2名负有领导责任的单位负责人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市公安局对2名涉嫌违法的工作人员给予刑事和行政拘留。其中：对参与现场执法的市城管监察支队凤凰大队稽查中队中队长张奇给予撤销职务，行政记大过处分；队员南小波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史瑞、康文宝、郑媛媛、刘兆瑞、马明、景鼎文等6名协管员给予解聘；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市城管监察支队主管副支队长高丹，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对市城管监察支队凤凰大队大队长赵振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大队长职务；对市城管支队凤凰大队副大队长李志成，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对涉嫌违法的景鼎文处于刑事拘留，刘兆瑞处以行政拘留。

这次事件姑且不论它的波及范围，但从借鉴来讲，笔者认为对于宝鸡城市管理应该进行如下的思考：

第一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正规化建设。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为今后我国城市建设和管理指明了方向，也是新世纪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行动指南。城管执法机关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城管执法人员是实行公务员管理制度，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公务员。这就要求城管执法工作应当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从城管执法的性质、特点出发加强城管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

这次延安城管事件中，打人的城管人员年仅20岁，延安城管中的大多数人的学历、能力都不是很高，与正规的执法队伍建设相去甚远。这两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宝鸡的城市发展取得了长足有效的发展。在城市管理方面，城市管理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正规化建设方面，首先要抓教育，提高队伍素质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 “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加强学习作为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来抓，切实抓出成效。只要全党坚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我们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就能不断提高起来。”通过教育培训来掌握新知识，总结新经验，增长新本领，是提高城管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的重要途径。随着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不断深入，城市管理工作的领域更加广阔、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工作方式更加多样。所有这些都对城管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知识结构、工作方法、应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执法人员不仅要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还要熟练掌握城管执法业务知识。因此，城管执法人员必须树立重视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再次抓班子，强化核心作用“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城管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如何，关键是在领导班子。加强城管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要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作为重点来抓，要注重发挥领导班子的核心作用，突出抓好城管执法部门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和廉政建设。在城管执法工作中，一是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解决领导班子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业务能力，熟悉本职工作、懂得管理、驾驭全局的能力、掌握“两手抓”的领导艺术。最后抓服务，创造良好环境城管执法机关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权力也是人民给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方针和优良传统，也是城管执法部门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那么为人民服务就是城管执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新时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树立城管执法新形象的根本要求。城管执法人员要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摆正同群众的关系，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为民所办。

第二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发展的新的思路是营造良好的城管执法环境。宣传城管的工作职能、手段，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公开透明的以法律为准绳接受公众的监督。利用新闻媒体，提高市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营造良好的城管执法氛围，从而使广大市民能够自觉地理解、支持、配合城管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此次延安城管事件，由网络迅速传播，造成了极为恶略的影响。在信息电子化的时代，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无一不受到电子信息化的影响，与其关闭沟通监督的渠道，不如开放渠道，主动接受监督，可以适当采取录像、拍摄等措施避免因执法相对人的胡编乱造引发公众的质疑和不满。另外针对一些涉及面广，对市民生活影响比较大的执法决策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公开举行听证，将执法范围、职责、收费标准、办案程序等内容向社会公开，充分听取相对人、社会公众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和要求，强化社会对城管执法部门工作的监督，使城管执法决策更加体现公众的利益，执法过程更加公正化、透明化，这样也更能够使城管在日常执法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第四篇：浅谈由钓鱼岛事件引发的理性爱国问题

浅谈由钓鱼岛事件引发的理性爱国问题 钓鱼岛问题日趋严峻，争端不断，由钓鱼岛事件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问题成为每个国民应该关注、了解、思考的事情。首先，毫无疑问，钓鱼岛是中国的，日本为争夺钓鱼岛而采取的种种政策是可笑的。

日本右翼势力前段时间曾提出购岛的荒谬言论，而在该言论抛出后，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各地进行反日游行活动。而在国民激亢的情绪下，导致一些民众对日本过于排斥，行为反应过于激烈，做出违法、有伤国民尊严与民族尊严的事；还让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借此机会煽动、进行打砸抢等活动。这严重影响了各地的治安，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

由此我们看到理性爱国的重要性，理性爱国思想潮流应该深入每个爱国人士的心中。然而何谓理性爱国？我想应该是在不触犯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坚定维护我国国家尊严与主权，适当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

要做到理性爱国首先要看清当前局势，就钓鱼岛事件来看，日本目前在该问题上的形势已越来越差，钓鱼岛回归是必然的。一方面，伴随着我国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的服役，我国在海战上的能力加强，威胁增大。但这并不能对日本产生根本的压制与震慑，日本海战能力无疑是不容小觑的，在反潜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海军战舰编队已非常成熟。近段时间日本曾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试图制约我国的海上力量，为我国制造压力，然而我国海军反舰能力突出，在战争上胜率更大，这种演习对我国造成不了有效威胁。另一方面，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愈加强硬，11月15日我国科考船在钓鱼岛附近进行海洋调查，日方通过无线电向中国科考船发出停止调查的信息，但中方无回应。我相信日本在面对强硬的中国时将会越来越力不从心。第三方面，美国在奥巴马连任后称今后将不得不面对钓鱼岛问题，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而我国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将正式上任；日本方面，野田一派已摇摇欲坠，新的首相不出意外也将上任。可以说三方都迎来新的格局，形式依旧严峻，但我个人认为为了今后各方的发展与合作，钓鱼岛事件将会以回归中国的方式平息。

在看清当前局势后，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杞人忧天是不可取的，解决钓鱼岛问题无法靠群众的激亢行为而得到解决，不能因为他人煽动性的话而做出违法的事，即使出发点是为了爱国。据息很多打砸抢的带头人是日本留学生，他们企图趁机扰乱我国治安，为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添油加醋。所以正确认识钓鱼岛事件，做到理性爱国是我们每个爱国人士应该做到的。其实适当的示威游行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以满腔热血维护国家尊严与主权，我并不反对抵制日货的行为，但要做就正大光明的做，砸日车砸日店只能降低自己的尊严、民族的尊严。我们要把爱国的热情用到发展自身产业上去，抵制日货最好的方式归根结底是自主创新、发展我国自身相关产业，以此彻底无需依赖日本产品。

理性爱国思潮必将深入人心，尤其是我们当代大学生，我们要将爱国情怀投到生活和学习中去，充分壮大我国自身力量才是当务之急，亦是爱国的好方式。

第五篇：2012思想汇报：由乞丐问题引发的思考

敬爱的党组织：

听说最近北京出台了一项新的管理政策，那就是不准乞讨者在地铁站里乞讨。原因无非是：一有损城市形象，二影响公共秩序，三影响城市交通功能的正常发挥。对此，大家褒贬不一，各有自己的看法。之后，苏州市民政局、公安局、城管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通告》，禁止乞丐在繁华街区乞讨，不听劝阻者将被施与治安处罚。

那么，通过这些方式是不是真的就能解决我们大多数城市中存在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呢?是不是真的能改善城市的形象和公共秩序?如果这一部分人一旦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后果是什么呢，会不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我想我们不得不全面而仔细考虑我们的政策外部性。

记得小时候，看到乞丐，我总是很同情他们，经常会给与他们一点施舍，如果看到小乞丐，我甚至会把幼儿园发的糖果给他一块。

上了中学，我开始有点厌烦乞丐，特别是外地流浪到家乡的年轻人，我总觉得他们不学无术，没有志气，有强健的体魄，却甘于过寄生虫的生活，于是他们成为鼓励我奋发图强的很好的教材，我开始认为，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水平决定于他自己的付出。当我看到工地上蹲在那里吃饭的满脸粉尘的建筑工人时，我有时候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很可怜，但是我会以这样的理由来慰藉自己：因为他们在学生时代没有努力，也许他们享乐在前，所以今天他们吃苦在后！

我以后的生活是我今天努力的结果，现在想想，这些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我几乎没有去想过，我所拥有的机会他们是不是也一样拥有呢?这就又牵涉到一个公平的问题了。

大二的时候，在苏州，因为连续遇到并给予两个同样拉小提琴失学的孩子施舍，我被男生们嘲笑至毕业，只要遇到乞丐，他们就会提起我当年的故事，因此，现在的我对乞丐有种坚决的抵制和难以言喻的木然。

在城市社会学的课上，老师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逐渐向不稳定的结构发展，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伴随着城市新贵阶层崛起，城市弱势群体的数量也在扩大，其生活质量在不断下降，这种与日俱增的社会差距就象一颗定时炸弹，给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那么以GDp为标准去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显然已经不甚恰当，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的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当然，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具有两面性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也许能改变一些人的生活状态，但它不是最终办法，因为会有更多人甘愿成为享受社会福利的寄生虫，这对更多的纳税人来说同样也是一种不公平。欧洲国家大多是高福利国家，但是却有朋友告诉我，很多年轻人没有进取的动力，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有保障，这就是高福利的负面影响。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他们的国度里同样拥有乞丐和流浪汉，这就说明，社会福利的增加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而完全的社会公平是很难实现的，我们的社会公平不是指人的绝对平等和趋同性，而是我们能否为每一人提供平等的生存条件。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产业制度和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已经剥夺越来越多人学习的机会，让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和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一起竞争生存空间就好比是百米运动员和哑哑学步的小孩赛跑一样，毫无可比性，当然，我也从来只将龟兔赛跑的故事作为一个故事而已，乌龟的运气不会每一次都那么好!

因此回到乞丐的问题上，我想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乞丐越来越多，甚至会威胁到我们城市形象和社会稳定?如果没有去挖掘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而只是增加一些限制性的管理条例，是治标不治本的。

出于对城市的了解和认识，我本人可以接受北京和苏州提出这些管理条例，并能给与我的理解。我想我们应该维护社会中每一个阶层的人的权利，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并不等于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当乞丐的行为确实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时，我们也有必要去维护大多数的利益。如果打着社会公平的旗号，打着慈善和救济的幌子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让步和救助，恐怕是对社会公平的最大危害!

城市工作者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异问题，准则是最大限度的为所有人创造尽量好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以我们一厢情愿的方式去想办法让富人和穷人能够拥有共同的空间，或者说去缩小这些差距，前者是徒劳，后者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

总之，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弱智群体，我们要做的首先是检测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是所有乞丐都是真正的被生存所逼，因为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我们应该给与人性化的理解，而对于利用乞讨的犯罪行为应当严厉打击;其次，我们应该追究社会问题存在的本质根源，去追寻乞丐之所以成为乞丐的原因中有多少是政府的因素，社会的因素，才能从根源上减少乞丐的数量;最后，如果弱智群体的某些行为确实危害到其他人的利益或者社会的稳定，那么我们应该摒弃对他们的同情，采取合理的措施，维护大众的权利。

汇报人：好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