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时政热点：谨防环保“约谈”沦为“空谈”

第一篇：2015时政热点：谨防环保“约谈”沦为“空谈”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15时政热点：谨防环保“约谈”沦为“空谈”

四川省环保厅日前分批次对广元、雅安、宜宾3市22个区(县)环保局长进行了约谈，要求严格整改检查中发现的环境问题和违法行为。这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四川首次大规模的约谈。(6月3日 新华网)环保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然而，在一些地方，企业违法排污的行为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督查问责机制,导致相关部门履行职责不到位。为此，去年6月，国家发布了《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依法进行告诫谈话、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

相较于其他措施、手段，介于监督和问责之间的环保约谈，运用事先提醒、告诫的方式来推动地方政府治理区域环境问题更有价值，毕竟“防患于未然”比发生重大环境事件后再查处责任人更有意义。实践也早已证明，环保约谈的确是解决行政区域内存在突出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

那么，如何避免约谈沦为流于形式的“空谈”呢? 首先，约谈要找准“关键对象”，不仅要约谈地方环保负责人，还要约谈地方政府负责人。“环境问题”绝非只是“环保问题”，也绝不仅是局部问题、业务问题，而是全局问题、经济问题、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因此，切不可只是把环保局长叫过来“训一顿”了事，还必须对地方政府负责人进行有效约谈，让他们“红脸出汗坐不住”，并对落实整改要求作出整改承诺。

其次，约谈要“敞开大门”，不仅要在体制内公开，还要在全社会公开。环境问题不是“家里的事”，绝不能关起门来搞“内部解决”。环保约谈要“敞开大门”，主动邀请媒体和公众代表列席监督，让公众与媒体推动和监督环境问题的解决。

再次，约谈要抓“后续动作”，不仅要抓问题整改情况，还要抓问责情况。约谈之后，要督促被约谈的地方政府将约谈要求落实到位;被约谈的逾期未落实整改承诺，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启动问责机制，并将问责情况通过媒体公开曝光。只有动真的、来实的，说一不二，该打板子时真打板子，有关地方政府才不会走过场、约谈才能不空谈，环境问题才能在规定的时限内得到有效解决。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约谈只是一种劝说普及性质的做法，并非一种正式的行政手段，更算不上行政处罚。面对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发态势，约谈的确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从长远来看，还须从立法和法律执行层面着手，解决落实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环保责任的问题，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网，促使相关单位部门抓好环境保护工作。

第二篇：时政热点：低保不能沦为一道“下酒菜

49岁的齐放“吃低保”已有7年。他和妻子体弱多病，没有工作，全家3口靠政府救济的每月770元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计。今年女儿大学毕业，已经找到工作，两个月后全家就不再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看到全市核查低保的公告后，齐放决定提前退保，带头把机会让给更有需要的人。日前，锦州掀起一场核查风暴，两万多人主动退出低保（据6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据统计，锦州市约有低保对象14万人，这意味着在不到7名享受低保人员中，就有一人主动退出低保，尽管媒体列出“主动退保”的有两种情况：“有受人情关系或其他原因特殊照顾的，也有不少是像齐放那样家庭经济状况改善之后，不再适合享受低保的”。实际上人们心里都清楚，能够像报道开头低保户齐放那样因不再符合低保条件而主动提出退保的不会太多，而惧怕市政府“核查风暴”，担心被查出是“人情保”、“关系保”等本就不符合低保条件而主动退保的，应当才是这2万多退保群体的“主流”。

就在日前，媒体报道了湖南省耒阳市查处清理402户存在“死人保、富人保、关系保、福利保”等情况，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也暴露出低保政策在农村基层具体落实中所存在诸多问题，而从锦州市所呈现的情况来看，某些基层官员滥用权力，将惠及贫困家庭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用来惠及亲属照顾关系的情况，不仅具有普遍性，且严重程度已经远超出社会公众的想象，同时也折射出在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些人对金钱的价值观也出现了较大的扭曲，只要能利用权力、关系，该享受与不该享受的利益，均无所顾忌的要纳入囊中。更暴露出在低保发放的违规违纪问题上，不仅存在程序制度上的漏洞，一些法律法规也明显存在着执行不严甚至“脱节”现象。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尽管经济物质生活相当贫乏，但人们对国家救济政策的价值观点却非常明确，只要家庭不遇到特别严重的困难，生活能过得去，极少有人会主动申请救济，而被救济的家庭不仅不以此为光彩，反而会感到特别羞愧。受这种“荣辱”价值观的影响，为数不多的救济不但真正起到“救急”作用，反而更刺激被救济家庭通过更辛勤的劳动来尽快甩掉“救济户”的帽子，因为有这顶“帽子”戴在头上，在四邻八乡人的眼里就会谈不起头来，甚至找对象、娶媳妇都难。然现在低保落实所呈现的问题较之过去却恰恰相反，在不少农村基层，低保户已经不等同于家庭的收入低或是“吃不上饭”，反而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社会关系，能够吃上低保非但不感到羞愧，没有对国家政策丝毫的感恩，反而觉得是某种关系给自己带来的一项“额外收入”，正如锦州市委书记王明玉所说的那种现象：“富人开着私家车领低保，穷人流泪盼救济”。某些低保救助甚至成了农村“富贵一族”家庭餐桌上的一道“下酒菜”。

对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家庭，由政府“兜底”实行最低生活保障补贴，这是一项实实在在惠及贫困家庭和人员的国家政策，如锦州市委王明玉书记所言是一项“良心工作”。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他理应惠及最需要救助的贫困家庭，为了保证所有低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家庭人员都能被惠及，国家还特别强调“应保尽保”，只要符合低保条件，几乎没有数额限制，但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中，“应保尽保”却被某些基层官员用来照顾自己的亲属乃至关系户，不仅沾亲带故“人人有份”，湖南耒阳甚至还出现了“死人保”。低保政策落实出现这种“该保的没保，不该保的乱保”，不但让低保政策失去了他原本的善意，让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形象大打则扣，惠民政策反而成了时下很多农村基层社会的一种“不稳定因素”，因为低保问题所导致的矛盾纠纷不断，甚至成了某些恶性刑事案件的“导火索”。

实际上，为了保障低保能够保到真正需要的低收入家庭，国家和各地方政府不但给低保户设置了具体的“门槛”条件，更制定了相对科学严谨的审核审批程序，只要各地民政部门和基层官员严格按照条件程序来执行，几乎不可能出现“富人开着私家车领低保，穷人流泪盼救济”，甚至“死人保”的现象，尤其是基层民政部门如果能够认真履行职责，严把审核及复核关，基层官员即使“作弊”也很容易被发现。从媒体所报道的很多违规低保案例来看，落实“走样”的主要原因是基层干部存在“私心”，民政部门审核“走过场”所导致，是“上下”失职渎职结出的恶果。另外，对低保中的骗保行为处理不严也是一些基层官员有恃无恐的根源所在，锦州这次对低保的“核查风暴”就强调：如果一开始就不符合条件，这次重新提出申请的话，将被追缴骗保资金。这意味着只要这次不再重新申请，“骗保”也就不再追究，这种“强调”本身其实就是放纵，分明是在暗示“骗了白骗”，而对于过去在低保政策落实中能恪守条件和程序的基层官员，无疑是一种沉重“打击”。

低保政策体现国家对贫困家庭的关爱，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惠民成果，落实的好，能让众多贫困家庭拥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感受到国家的温暖，更起到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作用，如果落实走样，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富人开着私家车领低保，穷人流泪盼救济”甚至“死人保”等等，非但不能让贫困家庭感到温暖，更会适得其反。因此政策落实中除了强调相关工作人员要将其作为一项“良心工作”之外，更要加强对执行各项程序的监督，确保全过程都能处在阳光之下。另外，对基层官员和群众要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对骗保行为更要“零容忍”，决不能“骗了白骗”，领取的要如数追回，失职渎职要严肃追责，要确保国家的低保政策成为贫困家庭的生存“主粮”，而不能任其沦为某些富贵一族餐桌上可有可无“下酒菜”。（朱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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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水厂私人经营 水质安全沦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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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厂私人经营 水质安全沦为空谈

“由于改善水源水质和完善供水设施是解决自来水水质稳定达标的主要途径，而水源水质的改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也可能因污染出现暂时性、局部性的恶化。因此，我国城镇供水安全依然面临挑战。”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家有关部门于2006年重新修订颁发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将原有的35项水质指标提高到106项，指标限值也更加严格，总体上与发达国家接轨，并要求于2012年7月1日起全面实施。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主任邵益生介绍，在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下，为了掌握城镇供水设施是否适应新标准要求，2008年、2009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组织对全国4457个城镇自来水厂进行了普查，按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评价，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与标准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其中城市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为58.2%。

针对城镇供水设施落后情况，为指导城镇供水设施建设和水质达标改造，2009年，住房城乡建设部编制发布了《城镇供水设施改造技术指南》，各地采取升级改造水厂和管网、强化运行管理、更换水源等措施，积极应对新标准的全面实施。

2011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再次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国家认可的专业水质检测机构，对占全国城市公共供水能力80%的自来水厂出厂水进行了抽样检测，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为83%。邵益生说，这说明在新标准的引领下，我国城镇供水水质正在逐步提高，我国城镇供水总体安全。

不过，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坦言，我国城镇供水安全依然面临挑战。

中小城市供水质量堪忧

从检测数据看，北京的水质不错，但很多居民认为北京的自来水水碱较大。“水垢缘于地下水过度开采，就像喝一盆粥，刚开始喝上边的都是稀的，越喝到下边越稠。”北京市水务局供水处处长胡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了解，由于掠夺性开采，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目前的平均24米左右。

记者了解到，北京、广州等大型城市的水质较好，但中小城市的水质值得密切关注。北京城市供水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市自来水集团各水厂为主的公共供水企业、乡镇集中供水企业和具有自建设施供水的单位。最近发布的《2011年北京市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工作报告》称，2011年北京市上述三种城市供水水质的综合合格率分别为100%、99.7%和97.7%。

胡波处长透露，现在北京市的水企在原水中实行地表水和地下水勾兑，尽量减少水碱多的尴尬。按照北京市总体规划，从2014年长江水进京开始，北京将利用三到五年时间，用长江水替换下城区大概800多个自备井，一旦这些自备井关闭，不少市民将会感觉到水质的提高。同时市政管网中的地表水比例也将逐渐增多，到那时候自来水的水质将会有大幅提信息来源于环保英才网http://www.xiexiebang.com/ 信息来源于环保英才网http://www.xiexiebang.com/

高。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介绍，通过水源置换工程建设、水厂升级改造、加强水质监控、规范居民二次供水保洁等有效举措，全面提升了城市的供水水质及供水安全性。2010年11月，广州市中心城区出厂水质提前20个月全面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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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时政热点：谨防农村成为销“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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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买的电水壶时不时漏电“打人”，崭新的羽绒服穿一次就“脱色”、“走毛”，新鞋子没几天就“咧开了嘴”，满怀希望种下种子收成减半„„笔者在鄂西北走访发现，当下的农村消费环境依旧不容乐观，部分农村几乎成了销“废”市场。伪劣商品，既有卫生巾、牙膏、香皂、洗发水、衣服等日用品，也有伪劣食品，还有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用品，从假名牌到仿名牌，从三无产品到劣质商品，各类商品应有尽有，甚至供货者和卖货者串通合伙赚黑钱。某市消费者协会调查发现，在近两三年里，过半数的农民与假冒伪劣产品有过“亲密接触”。不少农民说，每次买东西，心里都不踏实，只能盼运气好些别买到假货。

如今，农村独生子女也渐渐多起来了，而且大多是“隔代抚养”，青年人外出打工，孩子留农村由爷爷奶奶照顾，为了“哄”孩子高兴，孩子要什么，爷爷奶奶就买什么。一位奶奶说，她孙子最喜欢买“五毛”一样的“好吃的”。“其实我自己也弄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只知道那一堆东西是五毛钱，每颗像小糖一样的东西，染着鲜艳的颜色，生产日期、保质期都没有，可是小孩子喜欢吃，一有钱就往小店跑，我们也没办法。”

农村成为销“废”市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农村市场缺少监管。有不少农民说，伪劣商品敢“上山”，在于监管少“下乡”。每年的3.15行动、质量打假行动，城乡两重天，城里轰轰烈烈，农村冷冷清清。有不少农民说，城里人发现假货可以投诉、可以索赔；农村假货那么多，谁买到谁倒霉，无处投诉、无法索赔。对此，工商、质检等部门也是满腹委屈：农村点多面广，基层人手少，经费少，检测条件差，“管不过来”。

农村商品市场欠完善。最典型的特征是农村缺乏现代流通网络，大量商业企业还没有把触角伸向农村，原有农村供销社的职能已严重弱化。不规范的市场秩序更容易给农村市场带来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行为，与其说农民“青睐”假货，不如说是买真货难。好多农民群众反映，要是正规商贸企业能在农村开些连锁店就好了。

农民安全消费意识薄弱。农村消费者限于自身文化水平、消费经验和消费习惯等因素的制约，对商品的属性、特征不甚了解，不自觉地变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受害者。农村消费者收入偏低、消费水平有限，“廉价”因此成了影响他们购买商品的重要因素。有农民说：“在我们老百姓眼里，便宜最紧要，哪个便宜哪个就好卖。”购买商品时只图便宜，无形之中，为假冒劣质产品提供了市场。

农民朋友维护权益难。农民朋友大都有“不惹事”的秉性，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为了一瓶假饮料、假洗发水而跑到工商局、质监局去举报，甚至很多人连工商局、质监局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使用投诉举报电话了，就是即使知道上当受骗也往往“忍气吞声”。

我国农村承载了绝大部分人口，消费潜力巨大。农村市场“销废”现象的存在，是对农民经济利益的隐性剥夺。如果假冒伪劣商品继续横行乡村，不仅会影响农民群众的消费积极性，而且会制约农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建设健康有序的农村消费市场势在必行。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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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建议：

第一，应加强市场监管，重拳治乱。加大农村市场整治力度，斩断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农村的渠道，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及欺诈行为；同时，将12315行政投诉和消费者协会的维权职能从城区延伸到农村，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消费维权网络，把维权工作做到农民家门口，为农民消费维权创造便捷的途径和方式。

第二，应制定扶持政策，支持城市正规商贸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以城市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现代流通体系，让更多的优质产品占领农村消费市场，使那些劣质商品没有在农村市场立足的余地。

第三，应加强农村消费者健康消费、安全消费的宣传引导，提高农民识假、辨假、拒假的意识，提高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敢于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形成假冒伪劣商品人人喊打、人人能打、人人会打的局面，让假货在农村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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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3时政热点

“收缩的城市”

两会期间，新型城镇化引起热议，很多议案提案针对农村怎样城镇化，农民怎样成市民。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产生的问题不仅在农村，也在城市。“收缩的城市”现象正在全球，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蔓延，对我国城镇化具有借鉴和警示意义。

今天所指“收缩的城市”,主要是工业化后期，由于去工业化、老龄化、高失业率、资源枯竭等原因，使某些地区城市人口减少，经济活动衰退。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最近以美国底特律、英国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俄罗斯伊万诺沃、德国哈勒和莱比锡几个都市区域为例，在全球范围内对“收缩的城市”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指出了其中的三个成因。

第一是去工业化。20世纪中叶，英国工业就业开始萎缩，到20世纪末，去工业化在英国蔓延，其中在伯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的城市群，制造业的萧条给城市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而失业加速了城市人口外流和内部“空心化”。

第二是郊区化，即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从中心城区向偏僻地带转移。在美国，“收缩的城市”地处大区域的核心地带，尽管大区域的人口和就业并未下降，但这些城市却从中心地区向边远地区迁移，从而造成中心地区大面积荒芜。区域重组又加剧了中心地区的废弃和边缘地带的发展。城市边缘区域凭借廉价的土地和开放的空间而备受制造业的青睐，导致郊区逐渐代替中心城市。

第三是政治、经济体制转型。受苏东剧变影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多数城市人口数量锐减、经济下滑、工业停滞甚至结构转型，反工业化、私有化大行其道，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出现收缩。

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认为，为了避免中国未来有可能出现区域性城市群的萎缩，中国的城市规划要未雨绸缪，做好充分准备，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来应对城市发展、扩张，以避免城市衰退或人口迁出。

人的城镇化，针对的是所有人，应该充分发挥政府主导战略资源的传统与优势，趋利避害，发展文化事业，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这种城镇化才能不仅避免“粗放的农村”，也避免“收缩的城市”。

原铁道部公务员将分流、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17日表示，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之后，原铁道部的903名公务员将进行分流，有些进入该公司，有些进入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还有部分将进入地区局，具体分流的方案尚未确定。另外，偏远地区的高铁项目会继续上马。

铁路改制后，火车票价格会不会马上上涨?原有的学生票优惠、公益性运输会不会取消?

依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要建立铁路公益性运输补贴机制。对于铁路承担的学生、伤残军人、涉农物资等公益性运输任务，以及青藏线、南疆线等有关公益性铁路的经营亏损，研究建立铁路公益性运输补贴机制，研究采取财政补贴等方式，对铁路公益性运输亏损给予适当补偿。

由此，铁路的公益性质仍会保留。政企分开后，这部分亏损将由政府“埋单”。

农民消费权益不应再被忽视

当今中国，农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民，被各种各样的假货包围着。作为消费者，他们往往别无选择。

“真货”不占领市场，“假货”岂能退场?

当今中国，相比较而言，农民仍是负重最大、保障最少的一个群体，其中包括其消费权益的保障。在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逐渐被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之时，农民的消费权益仍然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可以说，如今的农村市场，特别是偏远的乡村市场，从农业生产资料到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让农民防不胜防，实在无奈。

今天刊登的读者来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农村，那些无孔不入的假货，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样的烦恼与伤害。假种子，让不少农民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假货币，无情吸吮着农民的血汗、吞噬着他们的财富;伪劣食品饮品，破坏着农民的味觉，侵害着其健康;假冒生活用品，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烦恼。实际上，农村已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最大市场，农民也因此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最大消费群体和最大受害者。

假货劣货涌向农村，固然与农村消费水平低、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差有关，但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乏力、缺少作为也是重要原因。造假、售假者之所以“相中”农村市场，很大程度上在于，那里是监管“盲区”，造假售假“方便安全”;那里的市场不健全，货源、货物相对匮乏，正规商品及服务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

农民的消费权益不应再被忽视，不能再让农村成为造假售假者的“乐园”了。

其实，如今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较之以前已有了不小的提高，农民的消费需求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当今农村消费群体构成的变化：文化程度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都涌向城市，留在乡村的更多的是老人与儿童，在消费市场上，他们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消费知识、维权意识与能力相对不足，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对身边商品的依赖程度较高。所以，建设新农村，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能有尊严地活着，维护其合法的消费权益、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必不可少。净化农村消费环境，提供规范的市场服务，是当今农民的迫切需求与诉求，政府责无旁贷。“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不能忽略了农村，“农资连锁”等服务也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真货”不占领市场，“假货”岂能退场? 身家千万大老板报考公务员 2月24日下午，正月十五这一天，浩宇告别了父母、妻子，轻轻地吻了下熟睡中幼子，独自启程来到哈尔滨，开始了一个月的公务员考试培训学习。与其他很多考公务员的竞争者不同，浩宇是已经具有千万身家的老板，但他羡慕公务员稳定、“高人一等”的公家身份，更希望用公务员的身份来改变之前到相关部门办事时低声下气的窘状。

身价千万大老板 羡慕月薪千余元公务员

年近三十的浩宇出生在哈市周边的一座小城，从小生活无忧。大学毕业后，浩宇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加入考公务员、找工作的大军。“当时没想那么多。家里有生意，需要自己帮忙，还有相恋多年的女友等着结婚。”浩宇不存在为工作奔波的烦恼。

回到家后，浩宇结了婚，接管了家里的生意，当上了老板。不久，浩宇的儿子出生了。随着事业蒸蒸日上，浩宇用自己赚的钱买了一辆奔驰轿车。几年里，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去年身价已达到千万，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

在外人眼里，浩宇家庭幸福、事业有成，可浩宇却渐渐有了新想法。“虽然衣食无忧，但总觉得少点什么，心里不踏实。”浩宇告诉记者，每当看着身边在体制内当公务员的朋友，工资虽然不多，只有1000多元，但生活品质很高，出门很让人尊敬，很让他羡慕。

那次和大学同学聚会时，大家互留联系方式，有的同学在自己名字的后面注上“检察院”、“税务局”、“经济开发区”等工作单位，看他们写字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那份优越感。轮到浩宇的时候，他犹豫了半天是否该写上“经商”，最后他只写下了电话。

出门办事低三下四 家人期盼能“吃皇粮”

今年春节期间，全家人一起吃饭时，父亲的几句话坚定了浩宇考公务员的决心。“浩宇呀，咱家都是经商的，自古以来，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都比不上当官的，咱们去各部门办事还得低三下四。今天这个部门来咱家商店检查，明天那个部门又来检查，咱家要是有个吃公家饭的，肯定不会这样。趁着你现在年轻，何不试试考公务员呢?”父亲的话得到家人的一致赞同。“当上了公务员，在社会上，会被人高看一眼，交往的平台会非常大，可以形成重要的人脉资源，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发展。”浩宇决定考公务员。

浩宇说，有些事让他一直记忆深刻。他接手家里的生意后，每次去管理部门办事都万分小心，生怕说错了什么话得罪人。即使这样，有时还是会受到刁难，最后“意思了一下”才了事。后来，遇到管理部门下来检查，浩宇早早备好中华烟笑脸相迎，有时还会找来一些公务员朋友陪同吃饭，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办事顺利。“一般的老板见了有点实权的基层公务员也得陪笑脸，生意做得再大也总感觉没保障，没地位。有了公务员的身份，心里就踏实了，社会上就有地位了。”

开奔驰去上课

从不迟到早退

为了考上公务员，已经毕业5年的浩宇重拾课本。他买来了复习资料，还在哈尔滨报了一个培训班。培训班正月十六早上开课，怕上课迟到，浩宇正月十五在家吃过晚饭告别了父母和妻儿后，独自驾车来到哈尔滨。

每天早晨，浩宇吃过早餐就驾驶奔驰车奔赴教室，从不迟到。培训期间，由于教室冷，有些学生翘课，而浩宇则买来椅垫、热帖，抱着热水袋坚持上课。课堂上，浩宇认真地做笔记，记录老师讲授的重点。下课后回到宾馆，浩宇第一件事就是给儿子、媳妇打个电话，每当听见电话那头儿子还不太清晰的“爸爸”，浩宇的脸上就会露出幸福的笑容。挂断电话后，浩宇还会看一会书，做一套题，然后出去吃饭，回到宾馆睡觉。

由于浩宇平时为人豪爽、仗义，在朋友圈的人缘很好。得知浩宇来到哈尔滨后，不少朋友都请他浩宇吃饭、聚会，可是浩宇全都推掉了，朋友纷纷埋怨他“不够意思”。“聚餐就得喝酒，就要耽误学习，咱不能忘了‘抛妻弃子’背井离乡来哈尔滨是为了啥呀。”浩宇宁愿让朋友埋怨。

培训班课程安排很多，周末也不休息，妻子几次想来看浩宇，都被他制止了。“虽然我也很想媳妇，但是她来了肯定会影响我上课，坚持一下吧，考上公务员就是胜利。”

既然走上了考公务员这条路，浩宇就对可能面临的问题做好了准备。“我也知道，公务员没那么好考，很难一次考中，没事，我还年轻，今年考不上，明年接着考。”“如果笔试通过了，我就得为面试做准备了。现在的面试可不是见个面，回答几道题那么简单。得提前疏通关系、铺好路，咱可不能输在面试上。”

19日，参加完培训，浩宇驾车回家了，继续为4月的全省公务员考试做准备。

“因公超速”

日前，媒体曝光甘肃省武威市一副市长乘坐的越野车在限速120公里的路段上以194公里时速行驶、超速61%。此举被交警抓拍并经微博曝光后，当地一位官员回应称“肯定是工作原因导致的超速”。3月19日武威市通报称，超速驾驶时该副市长不在车上，是其他工作人员乘坐该车执行公务。当地已对驾驶员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同时也对乘坐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3月19日新华社)

首先，蹊跷的是当时到底是谁坐在这辆越野车上?第一次回应时，当地官员说已与乘坐车辆的副市长联系过，“他当时并没感觉到司机开得有这么快”。后来的通报却说是其他工作人员在车上。既然该车是“副市长的工作用车”，同行出差，本人不坐自己的车却坐别人的车，这不太符合常理吧?是不是有人撒谎?

当地官员给出“因公超速”的理由，从语气看，更像是推测性的：“当日北京来了一位领导，肯定是工作原因导致的超速。平时不可能开这么快。”但“因公超速”说法的背后却是权力的自负，因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由于公务在身，所以即便超速了，也应被理解、体谅。

实际上，“因公超速”只不过是官员口中的又一个雷人借口而已。即使真的“因公超速”，那也是超速，从法律角度来看，“因公超速”和“因私超速”没有本质区别，没有得到法律额外宽宥的理由。不能因为你身份是公职，办的是公事，就有了超速的特权。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官员具有公职身份，乘坐的又是公车，才更应该在遵守交通法规方面起到表率作用。

另外，副市长的公车被曝光超速后，当地还有一个动作耐人寻味。就是事后称已与当地交警部门联系，然后宣称曝光此事的微博不是当地交警部门发布的，可能是某个个人发布的。事实上，相关微博同时出现在当地交警的多个认证微博账号上。不禁引人遐想，这“联系”背后有没有暧昧的情节? 一个涉及副市长的交通违章，却引来如此复杂的“涟漪”，真是耐人寻味。

“定制酒”成“特权酒”

3月18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四川监狱系统在五粮液酒厂定制了价格不菲的五粮液专用酒。据报道，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苏虎彪回应称，此酒并非五粮液，而是四川省监狱系统2010年向五粮液下属企业定制的接待用酒。此外，四川监狱管理局官方微博称，狱内服刑人员严禁饮酒，监狱系统严格执行了改进作风、厉行节约的有关规定。

政府机关定制酒并非此一例。仅这两天，网友顺着这条新闻，在微博上贴出了“河南检察专供酒”、“中国铁道定制酒”等图片爆料。有网友说，“四川监狱系统有点冤，其实在中国很多单位或者职能部门都有类似的定制酒，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为什么会有政府定制酒?苏虎彪称，“汶川大地震后，灾后重建工作日渐增多„„伴随而来的对外接洽和考察都需要喝酒”。暂且不考虑大地震和监狱系统接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公务接待大量用酒在许多地方却是现实。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地方官员抱怨公务接待太频繁，一天要赴几个饭局。“喝酒也痛苦”是矫情，败坏作风、影响工作却是显见的威胁。

苏虎彪称，当时定制这样一批酒，“完全是为了降低成本„„每瓶酒在100到200元之间”。这样的空口一说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不用说，这些定制酒的费用属于“三公消费”，最终来自纳税人。定制酒、专供酒已经成了特权的象征，让下级单位在领导面前有了面子，却耗掉了公民信任的“里子”。

目前并没有明文禁止政府机关向企业定制专供酒，由此甚至催生了一条特殊的产业链。五粮液公司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电话暗访时表示，“做定制酒是要具备一些条件的”，“全国500强企业，还有100强的县市的政府机关”才可以。

但说回问题的根子，谈什么公务非喝酒不可?政府机关又有什么必要去做定制酒?法无明文禁止并不是定制酒可以公然出现的理由，因为它本身已经是奢侈和特权的象征，更是与腐败相连。再去说什么“降低成本”、“不是给犯人喝的”，只能贻笑大方。

定制酒，该寿终正寝了。

抵挡“死猪漂江”

3月19日下午，上海宣布又从黄浦江里捞出369头漂浮死猪。至此，在过去十几天里，沿着这条上海“母亲河”漂浮而来的猪尸，创下了上万头的新纪录。

上海市有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发布了城市自来水水质正常的公告，让市民放心饮用。人民日报同日刊发的长篇报道里，上海的水务局负责人保证说自己绝对敢喝采用黄浦江上游水源地原水加工的自来水;也有专家将这上万头漂浮死猪比喻成“游泳池里的几只死苍蝇”，恶心归恶心，但对原水水质没有多大影响。

然而，猪尸漂浮进上海，市民持续多日的恶心反应，以及从此后对水源地污染与自来水质量的惴惴不安与深切担忧，恐怕绝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部门的一句“放心”“没有问题”，就可以轻易消除的。

除了几家被确证向河里扔了死猪的养猪农民外，似乎，迄今并没有谁要为这件事负责。在媒体的报道中，来自沪浙政府管理部门、农业专家等方面的话，几乎都是说服公众：死猪要占生猪出栏数的3%，一个春天一片养猪基地死几千头猪很正常，农民将它们扔进河里甚至还是某种进步的结果——证明病死猪未进入市场流通，造成更大祸害。往深处说，无论是上海还是浙江的地方政府，大概都会觉得委屈和有苦说不出：猪出自上游，上海无力独自解决问题，而需要芳邻支持、区域联动;上游管理者也一脸无奈，已做过努力，但散养农户的扔猪行为很难有效监管。如此，是否也意味着，未来黄浦江上漂浮死猪还会重现?

“放心”“没有问题”之类的话，在国内鲜奶、奶粉等质量安全问题善后时，我们也曾听过。这样的解释与保证，没能让人们对国内乳业恢复信心，只要经济收入容许，费着劲变着法儿给孩子买洋奶粉，成了潮流。也是前几天的人民日报，还曝出湖南平江某镇2万百姓好几年拒喝自来水，任政府如何宣传、官员如何带头，人们依然相信自来水已被污染。

这样的前例是一种提醒。对于像黄浦江漂浮死猪这样的公共环境事件而言，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传递事实真相，不推诿、躲闪，十分重要。在此基础上，除了面对百姓的现实利益诉求，还要认真关切他们所经受的心理损伤。一杯落过死苍蝇的水，绝不是只捞起苍蝇、验证过无毒菌，就能说服百姓放心喝下去的。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会满足于仅仅为公众提供冷冰冰的“科学”解释与事实真相。有些政府部门及官员为树立地方形象而苦心经营、大手笔包装做广告，却会在一件件与民生相关的小事处理上，不经意间冷落百姓心，失了他们的信任。

最新报道显示，沪浙两地已承诺要对死猪问题加强协作和监管联动。期待着，这个春天，以及未来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死猪勇闯上海滩”一类笑话都不要再出现在百姓中间。更期待着，养猪业持续繁荣，但所有养猪基地的地界上，都能消灭“一河死猪”的景观。

干部培训中的不良学风

干部教育培训是提升干部能力素质的一项非常好的机制和举措,其间滋生一些搞小圈子、小团体的现象和问题,虽然仅仅是一些个别人所为,却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很容易导致教育培训过程中形成不良学风

日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切实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学风。

据报道,此次中组部出台的《规定》明确要求,干部在校学习期间,要住在学员宿舍,吃在学员食堂。学员之间、教员和学员之间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请。班级、小组不得以集体活动为名聚餐吃请。学员不得外出参加任何形式的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对违反规定的学员予以退学处理。此外,《规定》还要求,学员在校期间及结(毕)业以后,一律不准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不得成立任何形式的联谊会、同学会等组织,也不得确定召集人、联系人等开展有组织的活动。不得利用同学关系在干部任用和人事安排以及子女入学、就业、经商等方面相互提供方便、谋取私利,对违反规定者予以严肃查处等。

应该说,中组部出台的这项规定,非常及时,其中一些具体的规定也是相当的严厉,这突出表明高层看到了目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开始着手遏制这股借干部教育培训搞小圈子、小团体等不良风气的蔓延。本来,干部教育培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通过脱产、系统、规范的教育培训,有助于参加培训的干部静心学习思考,不断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但是如今一些干部培训班正逐步脱离教育培训的方向,演变成了一些培训干部之间相互认识、增进感情的“交际班”、“人脉班”,特别是一些参训学员不珍惜脱产培训的大好时机,反而把学习培训当作了构建个人利益“小圈子”的一个“平台”,以建立所谓的“人脉”为主要目的。

一些干部教育培训班之所以演变成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的状况,在笔者看来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干部本身参加教育培训的动机和目的不纯,把参加干部教育培训班当成了聚集“人脉”的好时机,因此在学习期间表现得十分活跃、十分好客,不是互相串联、拉帮结派,就是主动牵头,充当“老大”;另一方面是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不严,没有按照“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的要求,对学员进行必要的制度约束,使得一些干部教育培训班处于一种松散的、放任式的状态,特别是培训管理者碍于一些学员都是处级、局级领导干部的面子,或认为学员的自觉性很强,能够管好自己,从而难以进行严管、严教。即使有一些干部“出圈”或“搞小动作”,也当作一种个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意得罪培训干部,最终使得干部教育培训的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法不责众。

干部教育培训是提升干部能力素质的一项非常好的机制和举措,其间滋生一些搞小圈子、小团体的现象和问题,虽然仅仅是一些个别人所为,却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很容易导致教育培训过程中形成不良学风,让一些学员把培训当成福利,当成“串串门、认认人、养养神”的地方,把学习考察当成参观旅游,其结果是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没有生产出“优质”产品,反而是一批批的“次品”。如此更不利于提升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水平,不利于培训干部毕业后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推动工作再上新的台阶。因此,中组部出台的《规定》非常好,干部培训以同学名义搞小圈子等不正之风必须狠刹。各地在组织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时应该以此《规定》为“准绳”,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力求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做好、做实、做出成效。完善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机制

社会保险基金作为老百姓的“保命钱”，不仅要保障群众当下的生活，而且还要通过构建稳妥的机制实现保值增值，达到能够应对老龄化社会、长期保持较高社会保障水平的目的。但按照国家现行政策，目前社保基金结余绝大部分只能存放银行，基金收益率往往“跑不赢”通货膨胀率，出现了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保基金由于投资渠道单一而导致的隐形贬值现象。

以浙江宁波市为例，虽然通过合理安排存款结构，市级统筹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定期存款比例基本上达到85%以上，但2005年至2011年期间基金年平均收益率仅为1.5%,低于同期通胀率1.52个百分点，7年时间仅1年跑赢了CPI，累计“缩水率”超过10%。

当前，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还处于改革攻坚期，覆盖面尚未惠及全体国民，社会保障承担的二次分配任务也很重，在未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老龄化高峰即将来临的背景下，如何确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将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社保体系建设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为此建议：

一是尽快出台社保基金投资运行管理办法。进一步理顺资本市场体制机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研究制定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办法，确保社保基金长期稳定运营，实现社保基金在支持经济发展和分享发展成果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是进一步扩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运营地方基金范围。2000年8月设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保基金的独立法人机构，该机构可以选择基金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对基金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和托管，也可在规定范围内对全国社保基金资产进行直接投资运作。社保基金理事会成立以来，不仅运营中央级资金，还接受部分省委托运营地方资金，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8.4%。建议今后进一步发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理财优势，统一由各省级政府出面，根据资金结余额的一定比例委托理事会进行集中投资运作，切实提高社保基金的收益率。

三是发行适合社保基金购买的国债。按《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等有关规定，基金结余除预留部分支付费用外，应全部用于购买国债。鉴于我国已十余年未发行适合社保基金购买的国债，建议尽快发行定向国债，尽可能提高社保基金收益率。

四是建立社保基金存款利率竞价机制。按现有规定，当前社保基金只能以固定利率存入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息差较大，加上银行往往以高于基准利率放贷，导致银行产生大量非市场经营利润。建议建立社保基金国有银行存款利率竞价制度，通过公平竞价提高基金存款利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利率实现市场化。

官员应有公开意识

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与公众期望之间仍存在差距，除了制约政府信息公开的技术、程序因素外，政府官员的公开意识也是重要制约因素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学生申请公开上调油价依据，这则消息吸引了很多公众的眼球，政府信息公开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

事实上，政府信息是一种公共物品，及时、准确地公开信息是政府的义务，是保障公民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具体而言，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公民了解政府活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同时，政府权力源于人民，应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而政府信息公开正是实现人民监督的重要途径。

科学的认知早已转化为实际行动。近年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逐渐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一方面，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向普通公民传递打造“阳光政府”的信号，赋予公民“获取信息”的法定权利。随后，《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一系列规章文件的出台，具体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形式、程序以及当事人申请公开的相关诉权。另一方面，开门立法、征求意见座谈会、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网站、政务微博的纷纷推出，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监督政府执政提供了渠道。

但是，法不自行，渠道的搭建也并不意味着就自然有良好的效果。不可否认，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与公众期望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之所以如此，除了制约政府信息公开的技术、程序因素外，政府官员的公开意识也是重要制约因素。

现实中，一些官员缺乏信息公开的意识与理念，缺乏对公民权利的认知与尊重，进而缺乏信息公开的主动性;一些官员为掩盖决策失误，故意不向公民提供信息，或只提供无效的、形式化的信息;还有一些地方的信息公开的程序不规范、形式不正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一些政府信息需要保密，但也应该尽可能地使政府信息阳光透明，而一些地方政府将这种“保密”当成信息不公开的借口。

让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避免权力随意运行、遏制权力腐败的内在要求。如今，为了更好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官员的信息公开意识、建立信息公开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公民救济制度，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转变学风容不得任何犹豫与观望

中共中央组织部日前印发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切实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学风。《规定》明确了禁用公款相互宴请、毕业干部禁搞小圈子、参加学习培训不准秘书陪读等针对性极强的要求，从转变作风延伸到转变学风。这意味着，中央对于全党上下自省自律的要求愈发严格与具体。无论什么级别的干部参加学习培训都是普通学员，都必须端正学习态度，党员干部不能搞特权享受特殊待遇，学习面前人人平等。

学无止境。尤其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知识在不断更新，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在本职岗位上真正实现人生价值，发挥个人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作用，需要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但从现实来看，每个人真正用心学习的时间恐怕只在于学生时代，寒窗苦读，为的是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一旦工作，尤其进入体制内岗位，压力骤然失去，往往也失去了读书的动力与追求。而各种培训与学习也异化为培植人脉资源、休闲度假疗养的好机会，或者公款宴请同学借以经营人脉拉拢关系，或者乘学习之机旅游散心、娱乐消遣，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毫无疑问，《规定》的出台恍若那刺破窗纱的一记亮剑，给人一股迎面而来的清新。从此，“八项规定”多了更多接地气的要求与期许。尽管具体执行还有待观察，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转变作风，中组部有了更加明确的思路和更有效的办法。

有人或许要疑惑，就一个培训，至于如此劳师动众、兴师问罪吗?而且这样的培训遍地开花，早已形成风气，真的管得过来吗?日前，中央纪委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包括海南琼中财政局长公款宴请、广东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款吃喝、陕西白河县委书记违规借用越野车等，这些在工作中早已司空见惯的陋习被隆而重之地提了出来，彰显出中央对于狠抓作风转变的坚定决心。令行禁止。如果仍有少数领导干部无视规定，我行我素，顶风违纪，必将成为下一个被“典型”的对象。这次要求转变学风的规定出台，同样可以预期，将成为一个不会落空的要求。在现今各地的干部培训中存在诸多不良学风，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有些培训已经具有明显的福利化、奢侈化倾向。一方面培训本身官僚化、产业化，政府投入非常大;另一方面一些学员把培训当成福利，当成“串串门、认认人、养养神”的地方。正因此，净化“干部教育培训”才被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

近日媒体披露，基层公务员来信反映当地虚假转作风，上班时间喝酒、斗地主，该早走早走、该翘班翘班，对于上级明察暗访虚与委蛇，只要不被监察部门揪出，单位领导睁只眼闭只眼。可以看出，与根深蒂固的作风沉疴作斗争，必然需要强有力的措施，才能保证党政纪律不会在基层被挂起闲置。同样可以看出，最有力的监督就在基层，就在这些陋习者身边。最大程度地调动党员干部主动性和自觉性，不仅要严肃追究直接人员的责任，而且要依据规定对有关领导进行问责，同时经济上予以退赔。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对转作风达成共识，坚决克服等待观望、“避风头”等心理，便能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影响，并最终使“八项规定”落到实处。

开弓没有回头箭，转变学风已容不得任何犹豫与观望。除了令行禁止，党员干部别无选择。

完善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机制

社会保险基金作为老百姓的“保命钱”，不仅要保障群众当下的生活，而且还要通过构建稳妥的机制实现保值增值，达到能够应对老龄化社会、长期保持较高社会保障水平的目的。但按照国家现行政策，目前社保基金结余绝大部分只能存放银行，基金收益率往往“跑不赢”通货膨胀率，出现了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保基金由于投资渠道单一而导致的隐形贬值现象。

以浙江宁波市为例，虽然通过合理安排存款结构，市级统筹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定期存款比例基本上达到85%以上，但2005年至2011年期间基金年平均收益率仅为1.5%,低于同期通胀率1.52个百分点，7年时间仅1年跑赢了CPI，累计“缩水率”超过10%。

当前，我国社保体系建设还处于改革攻坚期，覆盖面尚未惠及全体国民，社会保障承担的二次分配任务也很重，在未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老龄化高峰即将来临的背景下，如何确保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将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社保体系建设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为此建议：

一是尽快出台社保基金投资运行管理办法。进一步理顺资本市场体制机制，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研究制定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办法，确保社保基金长期稳定运营，实现社保基金在支持经济发展和分享发展成果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是进一步扩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运营地方基金范围。2000年8月设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保基金的独立法人机构，该机构可以选择基金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对基金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和托管，也可在规定范围内对全国社保基金资产进行直接投资运作。社保基金理事会成立以来，不仅运营中央级资金，还接受部分省委托运营地方资金，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8.4%。建议今后进一步发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理财优势，统一由各省级政府出面，根据资金结余额的一定比例委托理事会进行集中投资运作，切实提高社保基金的收益率。

三是发行适合社保基金购买的国债。按《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等有关规定，基金结余除预留部分支付费用外，应全部用于购买国债。鉴于我国已十余年未发行适合社保基金购买的国债，建议尽快发行定向国债，尽可能提高社保基金收益率。

四是建立社保基金存款利率竞价机制。按现有规定，当前社保基金只能以固定利率存入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息差较大，加上银行往往以高于基准利率放贷，导致银行产生大量非市场经营利润。建议建立社保基金国有银行存款利率竞价制度，通过公平竞价提高基金存款利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利率实现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