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十五年发展历程（最终定稿）

第一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十五年发展历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十五年发展历程：恢宏

壮阔的民主之旅

不知不觉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陪伴我们走过了六十五载春秋。

其间，它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 ；走过了“文革”前后的黯淡蹉跎 ；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及百姓生活的日新月异。如今，站在新的起点，它正陪伴中国走向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

六十年的发展，既是一段气势恢宏的民主之旅，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戏。

今天，让我们一起重归原点，回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沿革的轨迹，追寻那些记忆深处的历史故事，共同触摸和感悟中国民主的真正内涵。

民主融合的盛会

1949 年9 月21 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着很深的渊源，由这次会议诞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闭会后，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三年的努力，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重大斗争的胜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1953 年下半年起，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共选出近567 万名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并为县级以上各级人大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54 年9 月15 日至28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那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分布十分广泛，各民族、各阶层都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据资料记载，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共有1226 名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妇女代表147 人，占代表总数的11.9% ；少数民族代表178 人，占代表总数的14.4%。代表中，共产党员668 人，非共产党人士558 人，分别占代表总数的54.5% 和45.5%，充分体现了党的长期共存、荣辱与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人们聚拢在广播旁，欢欣鼓舞地倾听着来自北京的声音。这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五部法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确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常设机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从那时起，我国的国家权力开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全面确立。

据有关资料记载 ：至1957 年年底，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会议，除了1954 年出台的宪法和国家机构方面五个基本法律外，还审议通过了兵役法，并修改了几部法律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审议通过了二十多个法令，启动了刑法、民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开启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

这一期间，监督和代表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比如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五”计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57 次国务院专题报告。代表们在全国进行了三次视察，提案数量不断增多。所以这三年，称得上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大制度建设史上的“黄金期”。陷入低谷

但一场政治浪潮打破了平衡。1957 年夏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矛盾，新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政治浪潮，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运动逐渐偏离了法制轨道，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迅速波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反右”斗争扩大化影响了我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大的工作更是陷入低谷。

但是厄运依旧没有止步。纷沓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中，“左”倾思想登峰造极，对人大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践踏和破坏。1964 年12 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人代会再没有举行过一次。

其中，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代表们甚至要走秘密通道进入会场，但是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场景，让人们在那个阴霾笼罩的时期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人大制度根基尚存。

民主思潮破冰

1976 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经过两年的反思与徘徊，1978 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扫“文革”阴霾, 作出伟大战略决策，提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今后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任务，即必须充分保障人民民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全国人大工作在沉寂多年后迎来了绝地逆转的历史时期。

1979 年6 月18 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隆重召开，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同志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期历时14 天，其中，除了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等常规议程外，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法七部法律。

月26 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他表示，七部法律的贯彻执行，迈出了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

“文革”重创过后，中央高层开始反思中国的民主制度。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回忆，邓小平同志曾表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可以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启动了我国“文革”后民主法制建设的恢 复重建。1982 年12 月4 日，经过长达四个月的全民大讨论，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宪法，根本大法重新回归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1989 年4 月4 日，行政诉讼法经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确立的“民告官”制度把公权力置于法治的约束之下。

一批护航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立法项目，如个人所得税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土地管理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上相继通过。

民主思潮的破冰也在一个个细小的变化中逐步显现。1980 年9 月，170 多名北京团全国人大代表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上海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这成为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起质询案。

“八二宪法”表决通过后，新华社首次报道了全国人代会历史上出现弃权票的现象。

有了这个先例，“从此，党和国家召开的一些重要决策会议，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讨论、审议、通过一些重大事项时，若有不同的意见，在新闻报道中都有所反映。” 20 世纪80 年代前后，全国人大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下作了很多民主尝试。

1986 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连续三天召开联组会议对企业破产法草案进行讨论。中央电视台对会议讨论情况进行了现场直播，现场委员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

1987 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第一次电视转播领导人记者招待会，民众好评如潮 ；1988 年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央电视台开始直播总理记者会，总理答记者问的场景进入寻常百姓家。民主开放的气氛日渐浓厚。

严格按法定程序办事，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一系列议事制度、程序的制定和完善，保证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的正确行使。如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正在制度化、程序化的轨道上健康运行。

市场经济大潮中创新

这一时期，宪法迎来了两次历史性的完善，1993 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 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法律权威上升到新高度。宪法修正开辟了共和国立法的新纪元，从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主，到法律体系的全面构架，从初步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

完善立法的同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开始重视监督工作。1992 年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万里委员长表示，“一定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此，执法检查成为各级人大常委会实施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国务院机构改革”“港澳基本法出台”“入世”„„这一时期的全国人代会关注的热点更加丰富，越来越多的代表放下手中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政绩单、成绩表，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家和民族的规划发展蓝图上，申纪兰说，在每次全国人代会上，她都会就群众普遍关心的“三农”、教育、惩治腐败等问题提出建议。曾几何时，全国人代会上的“反对票”是新闻的热点，而随着人们对民主运行方式的熟悉、适应，“反对票”的出现，开始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轰动效应，变得司空见惯。从“完全赞成”“热烈拥护”“一致通过”，到赞成中有反对、有弃权，表决结果留给历史的远不止票数的变化。有媒体对此评论，这无疑是民主精神的进步，因为允许和保护不同声音和批评正 是民主的价值所在。从八届全国人大开始，人代会期间各代表团都设立了新闻联络员，并允许各代表团带随行记者上会。这一时期，“两会”关注度大增，一些群众用来电来信表达他们的关切，据统计，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收到全国各界来信九千多件。渐进的民主步伐

近年来代表构成不断优化完善的新变化 ：十一届全国人大大幅增加了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的比例，其中，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70％以上。

在增加基层代表比例的同时，全国人大代表的文化层次也逐年提高。2003年3月15 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出了159 名常委会委员。令人瞩目的是，一批年轻的专业人士被选进常委会，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原来的身份大多是政府官员、学界精英，共同特点是年富力强、学识精深。对此有人评价称，一批具有专业背景的相对年轻的委员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人大常委会注入了活力，对提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质量和监督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自中国从2007 年1 月1 日起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以来，每年的“两会”成为境外媒体的新闻盛宴。海外媒体对此评论称，这些年来，“两会”一个可圈可点的现象是，会议议题日趋开放，民主气氛日渐浓厚，说明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透明和强大起来。

一个个重大事件的历史瞬间见证了这一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伟大进程。

2004 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 ；2007 年，饱经波折的物权法终获通过，明确私有财产同公有财产受同等保护 ；2010 年，吴邦国委员长提出要“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同样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2011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式形成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人权 保障理念获得充分彰显。

相对于电视、广播的单方信息输出，互联网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通过网络、手机等新科技手段，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言献策，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 这 给 省 委、省 政 府 很 大 的 教训。”2010 年3 月6 日，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卫留成代表谈到当时炒得火热的海南“毒豇豆事件”表示，事件反映出海南监管的不到位，特别是对农药市场的监管不到位。在民主的氛围中，各方官员汇集在中外媒体的“闪光灯”下，面对记者的连珠炮般的提问和围追堵截式的采访，不惧问题敏感尖锐，多了几分“自曝家丑”的从容坦诚，少了一些“无可奉告”的搪塞躲闪。媒体对此评论，官员这种角色“复位”恰恰是对“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的强劲回归，也是全国人代会对民主发展所做的一大贡献。

“改革”中阔步前行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新一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入口。

全国人代会本身亦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达401 名，占代表总数13.4%，比上一届提高了5.18 个百分点。他们将更多基层的声音带进了国家最高议政殿堂。

基层代表带来更多一线声音，凸显了基层百姓话语权的不断增强。对此媒体评论称，此举体现着中国民主政治进程迈入积极、活跃、亲民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

代表参好政、议好政、履好职是最大的“会风”改革。我们看到，在这两年的全国人代会上，议案、建议盯准的都是各改革领域的“硬骨头”。代表们不仅讲真话、讲实话，而且讲“接地气”的话，所举的事例都是来自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雾霾治理、医患矛盾解决、互联网金融规范、二胎政策落地应对等，一个个新问题、新难点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出发，直指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和社会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

全国人代会上，媒体不断曝出代表们争相发言、热议交锋的场景。与以往相比，新一届人大代表更具“公民意识”和“平等意识”，发言更踊跃，思维更活跃，他们对领导人“直来直去”“开门见山”，甚至交锋式的辩论建言，构成了近年来全国人代会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除此之外，十二届全国人大还以创新的形式促进程序更加民主、公开。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提名174 名候选人，应选名额为161 名，差额数为13 名，比上届高一个百分点。选举过程通过电视和网络全程对外直播。

大会后，“改革”之风延续到了会下。

换届伊始，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把立法工作的重点锁定在提高立法质量上。张德江委员长更是明确指出，立法质量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效果，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完善法律体系的永恒主题。

从旅游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商标法，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保法、预算法、安全生产法，再到集中“打包”修改的文物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从一个又一个成功的立法实践中，人们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有了最直观的感受。可以说，随着立法质量的不断提升，中国立法完成了转型升级，步入“精细化”时代。

正确处理监督和支持的关系，是发挥人大监督作用，增强人大监督实效的重要前提。围绕国家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人大监督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专题询问再出发，强调不能走过场，去形式化，向更高质量挺进 ；配合国家高调反腐、整顿吏治的大环境，及时听取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报告 ；为实现“中国梦”, 建设美丽中国, 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首次监督从“生态补偿”专题调研开始„„人大监督工作呈现出积极的变化，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一年多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了260 个全国人大代表小组，通过多种方式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部分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常委会组成人员回到原选举单位参加代表小组活动，同基层代表交流履职情况。这些措施一 举盘活了代表工作，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新的起点、新的征程，围绕“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新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民众的期待和愿望在交融中升华，凝聚成新的思路和动力，为改革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并在坚实的民主制度基础上，推进着中国式民主政治不断进步。

第二篇：高速公路十五年的发展历程

高速公路十五年的发展历程

1988年，上海至嘉定高速公路和被誉为“神州第一路”的沈大高速公路的通车拉开了中国高速公路大发展的序幕。回顾15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的高速公路走过了2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

从1988年到1997年的10年，相继建成了沈大、京津塘、成渝、济青、京石、沪宁、广深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区域性影响的高速公路工程，突破了我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多项重大技术“瓶颈”，积累了设计、施工、监理和运营等建设和管理全过程的经验。1992年，“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规划开始实施，为我国高速公路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高速发展阶段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交通行业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加大了公路建设力度，从1998年至今，高速公路建设进入了发展高峰期，年均通车里程超过4000公里，年均完成投资1400亿元，这个速度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999年，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突破1万公里；2000年，国道主干线京沈、京沪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在我国华北、东北、华东之间形成了一条快速、安全、畅通的公路运输大通道；2001年，近代史上就有“西南动脉”之称的西南公路出海通道经过10多年的艰苦建设实现了全线贯通，西部地区从此与大海不再遥远。到2002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一举达到2.5万公里。

从起步到高速公路通车1万公里，我们用了12年时间，从1万公里到突破2万公里，我国只用了3年时间。可以说仅仅15年，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走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一般需要40多年才能完成的发展进程，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今天，高速公路的速度和便利已经走进了平常百姓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高速公路建设取得喜人进展的同时，位于高速公路上的大型桥梁和长大隧道建设也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桥梁和隧道建设技术水平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第三篇：十五年风雨历程

庆祝示范区成立十五周年图片展序言

十五年风雨历程，十五年砥砺奋进；十五年峥嵘岁月，十五年春华秋实。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建设领导小组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下，杨凌示范区牢记使命、锐意改革，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十五年建设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一是科教体制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实现了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教育和科研单位的实质性融合，促进了科教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效应。二是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作物品种选育、旱区节水技术、农业生物技术、生态环境修复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有力支撑了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是新型农技推广服务成效卓著。通过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使农科教、产学研结合更加紧密，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四是现代农业的示范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形成了“科技支撑、金融保障、三产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雏形，为全国作出了示范和榜样。五是创新创业环境显著改善。为稳定和吸引人才，加快科技创新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刚刚落幕的杨凌示范区第七次建设领导小组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对杨凌示范区十五年建设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她指出，杨凌示范区建设发展的十五年，是科教资源大整合、创新能力大提升、科技成果大涌现的十五年；是推广模式不断创新、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带动能力不断增强的十五年；是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发展欣欣向荣的十五年。十五年发展成就表明，杨凌已初步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的高地，正在成为支撑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最可宝贵的是，杨凌探索了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体制，探索了不断适应农村发展的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机制，探索了我国农业特别是西北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充分彰显了杨凌在改革示范方面的特殊价值和重要贡献。

为庆祝杨凌示范区成立十五周年，由杨凌示范区文明办主办，杨凌示范区科技信息中心、档案馆承办，共同策划组织了此次大型图片展活动。本次图片展精选杨凌示范区成立十五年来珍贵图片1800余幅，分“领导关怀”、“杨凌足迹”、“科技创新”、“现代农业”、“辐射带动”、“农高盛会”、“国际合作”、“城市建设”、“产业发展”、“和谐杨凌”、“发展殊荣”十一个板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杨凌示范区十五年发展历程。本次图片展得到了杨凌广大摄影爱好者的关注和支持，为此特开辟“魅力杨凌”板块，从不同角度反映杨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第四篇：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六十年发展历程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六十年发展历程

2011年11月18日15:23 来源：人民网-银行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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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激情岁月，一甲子光辉篇章。农村信用社60年发展历程，浓缩了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探索进程，记录了合作金融成长的艰难蜕变。

——从建国初期到1958年大跃进前，是农村信用社的普及和大发展时期。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提出首先在华北试办信用社（部）。1951年5月，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人行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等。1955年人行又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新的政策环境下，一场合作金融发展热潮在全国迅速掀起。到1957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达88368个，存款20.6亿元，社员股金3.1亿元。

——从1958年大跃进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农村信用社的跌宕波折时期。在这段特殊的历史年代，信用合作事业受到“左”的思想严重干扰，先后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又交由贫下中农管理，最后来交由国家银行管理。农村信用社的干部队伍、资金和业务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害。行政手段的过度干预、发展策略的频繁调整、管理主体的几经更迭，使得刚刚步入正轨的农村信用社在历史的折腾中走上了“官”办道路。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行社脱钩前，是农村信用社的恢复和发展时期。1984年，国务院转发《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决定恢复农村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农村信用社向着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合作金融组织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从1996年行社脱钩到2003年深化改革试点前，是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和快速发展时期。1996年8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对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然后按合作制原则加以规范。农村信用社进入了自我管理、独立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经国务院同意，人行在江苏省实行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并在常熟、江阴、张家港三地组建了股份制农商行。同时，全国还试点组建了京、沪、渝、津、宁5家省级联社，创建了浙、川、闽、黑、陕5个省级协会，组建了65家地市级联合社。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进行了全方位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是农村信用社的深化改革试点推进时期。2003年6月，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思路，在浙、鲁等八省市改革率先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2004年8月扩大至除藏、琼以外的29个省；2007年海南省联社正式挂牌成立。农村信用社新的管理体制框架初步建立，产权组织形式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在财政、货币和税收政策的综合支持下，农村信用社彻底摆脱了发展缓慢，连年亏损的不利局面，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回首过去，光荣与艰辛同在；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一甲子的光荣铸就了历史的辉煌，六十载的积蓄迸发出崭新的希望。农信人将铭记发展历程的艰辛与辉煌，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谱写新的历史篇章。

第五篇：中国农业机械化六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六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慧聪五金网】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六十年的发展，波澜壮阔，极不平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战胜各种困难挫折，探索前进，开拓创新，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和历史性的进步，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实现了由初级发展阶段向中级发展阶段的跨越，为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展历程

建国60年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1949至1980年，创建起步阶段。中央提出了明确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目标和相应的指导方针、政策。国家在有条件的社、队成立农机站并投资，支持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增加对农机科研教育、鉴定推广、维修供应等系统的投入，基本形成了遍布城乡、比较健全的支持保障体系。我国农机工业从制造新式农机具起步，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先后建立了包括一拖、天拖、常拖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奠定了我国农机工业的基础。

1981至1995年，体制转换阶段。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农机站逐步解散，国家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的直接投入逐渐减少，农机平价柴油供应等优惠政策逐步取消，曾经出现“包产到户，农机无路”的尴尬。1983年国家开始允许农民自主购买和经营农机，农民逐步成为投资和经营农业机械的主体。为适应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农机工业开始第一轮大规模结构调整，重点生产了适合当时农村小规模经营的小型农机具、手扶拖拉机、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农用运输车等。而大中型拖拉机和配套农具保有量停滞不前，机具配套比失调，田间机械利用率低，农田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缓慢。

1996至2003年，市场引导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大量转移趋势，农村季节性劳力短缺的趋势不断显现。1996年，国家有关部委开始组织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服务，联合收割机利用率和经营效益大幅度提高，探索出了解决小农户生产与农机规模化作业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初步形成。农机工业开始了新一轮产品结构调整，高效率的大中型农机具开始恢复性增长，小型农机具的增幅放缓，联合收割机异军突起，一度成为农机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

2004年以来，依法促进阶段。2004年颁布实施了《农业机械化促进法》，2004年-2009年的中央1号文件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和措施。购机补贴政策对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机工业拉动效应显著，促进了我国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装备结构不断优化、农机社会化服务深入发展，农机工业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向技术含量高、综合性能强的大型化方向发展，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具备雏形，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2004年以来，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年均提高2.7个百分点，农机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0.5%，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2007年我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40％，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已降至38％，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由初级阶段跨入了中级阶段，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机械化生产方式已基本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农业机械化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更快速度向更广领域、更高水平方向发展。

二、发展成就

（一）农机装备总量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为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008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8.22亿千瓦，是1949年8万千瓦的1万倍，是1978年1.2亿千瓦的6.85倍，拖拉机保有量2022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达到300万台），联合收割机达到74万台，近年大中型拖拉机、半喂入式联合收割机、插秧机、玉米收获机和保护性耕作机具的保有量有了大幅度增长，农机装备结构进一步优化。2008年底，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5.8%，其中机耕、机播、机收水平分别达到63%、38%、31%。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机械化发展迅速，小麦综合生产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6%；水稻综合机械化水平和玉米综合机械化水平都超过51%，其中水稻栽植、收获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13.7%、51.2%；玉米机收水平达到10.6%；大豆、马铃薯、油菜、花生、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和设施农业、畜牧业、渔业、林果业生产机械化不断推进。农机作业领域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由大田农业向设施农业，由种植业向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全面发展，由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保护性耕作、精量播种、化肥深施、高效植保、秸秆还田、深松整地等农机化新技术应用面积不断扩大，农机标准化作业程度明显提高，集收获、耕整、播种于一体的机械化复式作业应用范围扩大，农业抢收抢种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能力和农机制造能力不断增强，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了技术装备保障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通过农具改革，实施国家科技攻关、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业科技跨越计划、引进国际先进农业技术(948)项目等，加大了农业机械装备关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制开发和扶持力度，推动了农业机械化部分“瓶颈”环节技术和技术集成问题的解决。水稻种植和收获两个关键环节的机械化生产技术和装备研发取得突破，玉米收获机械化技术日臻成熟，油菜、牧草、甘蔗收获、移动式节水灌溉、复式农田作业机具以及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创新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农机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进一步增强。农机工业通过转换经营机制，深化企业改革，实现了从农机生产弱国发展成为世界农机生产大国的历史性跨越，支撑了我国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2008年底全国农机制造企业约8000个，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000多个，实现工业总产值1915亿元，是1980年的18.5倍。农业机械质量和种类基本可以满足当前实际生产的需要。我国农机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成功地引进、消化、吸收了国外先进的水稻、甘蔗等作物生产机械和旱作节水农业、保护性耕作技术，促进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目前，我国农机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表现出较明显的竞争优势。2006年农机产品进出口贸易由逆转顺，实现贸易顺差1.6亿美元，2008年出口64.8亿美元。

（三）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壮大，成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生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协会、股份(合作)制农机作业公司等新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不断涌现，经营效益稳步提高。截至2008年底，全国各类农机作业服务组织16.56万个，农机户总数3833万个（其中专业户422万个），农机维修点21.6万个，农机从业人员4600多万人。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呈现出组织形式多样化、服务方式市场化、服务内容专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显著特征。农机作业的订单服务、租赁服务、承包服务和跨区作业、集团承包等服务方式，满足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迫切需要，农机跨区作业的服务半径进一步外延，规模进一步扩大，作业收入稳步增长，2008年参加三夏跨区机收的小麦联合收割机超过27万台。农机销售、作业、维修三大市场日益兴旺，2008年全国农业机械化服务经营收入达到3466亿元，农机作业收入份额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成为当前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新亮点。目前，活跃在乡村的农机手超过4000万人，约占乡村人口的5%，占农业劳动力的13%，其中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机作业能手、维修能手、经营能手，同时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种植大户、养殖大户，他们是新型职业农民的代表，已成为致富奔小康和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带头人，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四）农业机械化法律法规及扶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00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法律，从科研开发、生产流通、质量保障、推广使用、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制定了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扶持措施，标志着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依法促进的轨道。2009年9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至今，我国已出台农业部及省级政府农业机械化行政规章41部，省级地方性农业机械化法规37部，这些法律法规涵盖了农机管理、质量鉴定、技术推广、安全监理、农机维修等领域，为促进和规范农业机械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开始实施的农业机械购机补贴政策，中央财政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从7000万元增长到2009年的13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及农民和企业对农机化的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国家对农机制造、农机流通、农机作业服务实施了税费优惠政策，降低农机产品增值税率，免征农机作业、维修服务企业所得税，对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包括插秧机）车辆的免征通行费。一些有条件的地方还出台了农机优惠信贷、政策性保险、重点环节农机作业补贴、报废更新经济补偿、农机安全检验费减免、农机场库棚用地优惠等扶持措施。国家和地方对农业机械化的法制建设和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加大，农业机械化发展环境持续向好。

（五）建立比较完善的农业机械化管理和技术支撑体系，为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目前，我国基本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农业机械化行业管理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绝大多数地（市）、县（市），80％左右的乡镇都设有农业机械化管理机构。2008年全国有省级农机管理机构31个（其中副厅级以上14个），地级农机管理机构348个，县级农机管理机构2768个，农机管理机构履行政策实施、规划指导、监督管理、协调服务等职能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部、省和地市级农机试验鉴定机构共55个，国家级农机质检中心6个，部级农机质检中心23个，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提高农机产品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隶属农机化系统的农机科研机构89个，农机教育培训机构1827个。农机推广体系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黑龙江农垦系统，有地、县级推广机构2456个，乡镇级推广机构1.44万个，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多功能、多形式的推广体系和比较完整的技术服务网络，已成为农业机械化科技成果转化为农业现实生产力的中坚力量。全国农机安全监理网络进一步完善，各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2897个，有效预防和减少了农机事故发生，促进了农机安全发展。

三、发展经验 60年农机化发展的历程和成就，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进一步深化了对新时期农机化发展规律的认识。

一是必须坚持把促进“三增”作为农机化工作的首要目标。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业不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也是农机化工作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各级农机管理部门紧紧围绕小麦、水稻、玉米等重点粮食作物，在春耕、三夏、三秋等重点农时季节组织开展机械化耕整、播种、收获作业，发挥了农业机械抢农时、防灾害的作用，既增加了机手的收入，又节约了农民的开支，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促进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实践证明，与“三增”结合得越紧密，农机化的作用就越突出，农机化发展就越得到重视，农机化工作就能赢得主动。

二是必须坚持统筹协调、因地制宜、重点突破的农机化发展战略。树立“立足大农业，发展大农机”的思路，借助外部有利环境和因素，不断整合系统资源，注重发挥农机管理、科研、教育、生产、流通、鉴定、推广、监理等各方面的积极性，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推动农机化事业快速发展。根据各地的自然禀赋、经济条件和优势农产品发展规划，分类指导，重点突破，一个作物一个作物地研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解决，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推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发挥购机补贴等政策的导向作用，既保持农机装备总量水平的不断增长，也改善了农机装备结构，做到速度与效益协调，数量与质量并重。实践证明，统筹农机化和农村经济社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发展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推动农机化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三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效益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来发展农机化。农机化发展的主体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挥好、维护好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是推动农机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保持市场主体合理的经济收益，按照市场需求确定农机化发展方向，是农机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积极发展农机跨区作业等社会化服务，让购机者、用机者实现双赢。加大购机补贴政策实施力度，减轻了购机资金投入压力，极大调动了农民购机积极性。及时发出小麦联合收割机趋于饱和市场预警信息并取消相关补贴，避免了过度竞争，保障了农机手作业服务合理收益。实践证明，只有尊重农民的自主权，科学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市场主体“买得起、用得好、有效益”，农机化发展才有不竭的动力。

四是必须坚持依靠政策扶持和法律规范来推进农机化发展。中央将扶持农机化发展纳入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体系中，国家颁布实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确立了农业机械化的法律地位，将国家扶持农机化发展的有关政策和行之有效的措施上升为法律规范，为农机化创造了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发展环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完善各项配套法规，落实扶持政策，依法促进、依法监管，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初步构建了促进我国农机化发展的保障机制。实践证明，政策是关键，法律是保障，依靠政策和法规促进农机化发展，效果十分显著。

五是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走中国特色农机化发展道路。农机跨区作业、农机合作社等农机服务模式的成功实践，探索出一条小规模生产经营农户实现机械化的途径，以“共同利用”为主要特征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机制逐步完善。开发了双膜育秧、软盘育秧等经济型标准育秧技术，解决了高速插秧机的配套育秧技术难题，突破了水稻机械化的技术瓶颈。没有照搬国外模式，创新了保护性耕作技术路线，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旱作农业机械化的新路子。实践证明，农机化的发展离不开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必须积极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机制和工作方法，求真务实，扎实工作，努力促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60年开拓实践，初步探索并形成了一条以“农民自主、政府扶持，市场引导、社会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正确发展道路。这些成绩和经验的取得，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密切配合的结果，是广大农机工作者和农机手开拓创新、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的结果。成绩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经验弥足珍贵，要一以贯之。

四、发展展望

20世纪末，美国工程技术界把“农业机械化”评为20世纪对人类社会进步起巨大推动作用的20项工程技术之一，列第7位。这一评价客观地反映了农业机械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发展中一件带有方向性的大事。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也就会拖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腿。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挖掘农业增产增收潜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利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素质、竞争力和效益；有利于减轻农民劳动强度，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稳定发展，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振兴农机工业，也是拉动农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关键时期。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结构快速变化，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农民对农机作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农业对农机应用的依赖越来越明显，农机市场潜力巨大，农业机械化发展前景广阔。我们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扶持农机化发展政策，以发展农机服务组织为主攻点，以提升薄弱环节机械化水平为突破点，以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化装备和技术为着力点，重视农机化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机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促进粮棉油糖等大宗作物耕种收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养殖业、林果业、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协调推进，农机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5%以上，粮食作物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为农业稳定发展、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提供坚实的装备支撑。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全国农机化系统干部职工要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新的历史起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努力推动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