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和完善员额制改革下的法官选拔和退出机制（本站推荐）

第一篇：如何构建和完善员额制改革下的法官选拔和退出机制（本站推荐）

如何构建和完善员额制改革下的法官选拔和退出机制

宗志强

2015/8/31 9:42:26 点击率[183] 评论[0]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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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A.091872 【学科类别】法院

【出处】《山东审判》2015年第1期 【写作时间】2015年 【中文关键字】员额制；法官 【全文】

实行法官员额制，凸显了司法改革对“人的因素”的关注，法官员额制度的建立，能够进一步完善以法官为主体、审判为核心的工作机制，真正凸显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正如最高法院长期从事司法改革研究的贺小荣主任指出的，实行法官员额制的目的就是要让优秀的法官留在法官队伍中。法官员额制改革势在必行，那么在试点工作中，如何选任法官和建立法官的退出机制，科学配置审判资源，从而实现法官的整体优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进入法官员额的标准和程序

员额制改革的目的是选得出法官、留得住法官。选任法官进入员额不能“一刀切”，无论什么职级的法院、也无论哪个时期，法官序列都应该是梯状式的，要有资历深厚的年长法官、要有正值事业巅峰的中年法官，更不可或缺精力充沛的年轻法官。因此，要严格标准、竞争择优，充分考虑年龄梯次结构，不以人划线、不论资排辈、不迁就照顾，确保选拔出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

（一）各地试点法院员额制改革情况

1.上海试点经验情况[1]。根据试点方案，上海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类，三类人员占队伍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3%、52%和15%。在管理上，实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在选任上，法官主要从法官助理中择优选择，上级法院的法官从下级法院中择优遴选，条件成熟时也可以从优秀的律师、法律学者等专业人才中公开提拔和调任；在时间上，准备用3年到5年的过渡期，逐步推行严格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同时，明确权力责任，推行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建立法院办案人员权力清单制度。

2.广东试点经验情况[2]。广东省以全省法院政法专项编制总数为测算基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常住人口数量和案件数量等情况，综合确定三类人员的员额比例。其中，法官员额5年内逐步减少到39%以下，司法行政人员员额比例调整至15%左右，46%以上人员为司法辅助人员。深圳、佛山、汕头和茂名四个市被确定为广东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市。以深圳为例，2014年年初，深圳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2014年7月，覆盖深圳中院及6个基层法院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大幕正式拉开。《方案》设置了市、区两级法院的法官等级，中院法官设一级高级法官至四级法官，法官员额不超过单位政法专项编制的60%.区院法官设二级高级法官至五级法官，法官员额不超过单位政法专项编制的65%.按照《方案》规定，法官可以担任院长、副院长和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法律研究等审判业务部门的领导职务，但不得在政治部（处）、办公室、监察室等司法行政部门任职。《方案》实施后，现任职司法行政岗位的法官必须作出选择：选择担任法官的，按规定将被免去司法行政职务；选择留任或按级别转为司法行政人员的，按规定免去其法官职务。

3.海南试点经验情况[3]。从公开信息显示，海南法院确定的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员额分别为专项编制的39%、46%、15%，法官人数约1100人，并突出向基层倾斜导向，高院和中院（含海口海事法院）法官员额比例为38%。海南法院改革试点方案设立了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各级法院不再任命助理审判员。同时，畅通了法官助理进入员额的渠道，因法官退休等原因出现缺额时，从法官助理中选任；过渡期满后，出现法官缺额，法官助理可参加法官遴选。此外，规定未选任为法官的现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员，法官职务保留，现有待遇不变。也就是说，现有的法院人员无论是否进人法官员额，都不会利益受损，只有得而没有失，实现了所有人员的利益共赢。

（二）进入法官员额的标准

法官员额设置的基础首先要确保完成审判执行工作任务。选任法官进人员额的标准必须是多重的，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前提下，既要坚持专业标准，也要强调专业素养、实际裁判能力、文字调研能力等等，可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政治标准。人民法官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祖国忠诚，在党的领导下，履行好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二是任职时间标准。要综合考虑法官任职年限的长短，法官从事审判业务工作的时间，代表其审判工作经验是否丰富。法官任职年限应主要考量法官从事审判或执行工作的长短，如果其任职法官时间虽长，但其主要时间是在综合或行政工作岗位，则应与一直在审判或执行岗位的法官有所区别，在选拔时作出区分。三是能力标准。可综合考察其年平均办案数量和质量，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应与当年总案件数相平衡，以加权平均的形式衡量，同时要考虑其办理案件的复杂程度，可按照前述将案件折合成标准案件之后对办案数量和质量进行衡量。四是调研标准。当前，基层法院法官之间的调研能力并不平衡，而且大多数法官情愿多办几个案件，也不愿写一篇调研文章。实践中办案经验丰富的法官往往调研能力较强，调研成果较多。考量调研能力，对于员额制下推动法官走专业化的道路具有决定性作用。五是行政级别标准。行政级别因素也应当考虑，因为大多数具有一定级别的庭长、副庭长等具有行政级别的法官，其行政级别的取得，都是与其以前从事业务工作的成绩挂勾的，行政级别越高，代表着其在业务工作上的付出和能力。因此，应综合多方面因素全面考虑，从中择优选任德才兼备、廉洁自律、群众公认、能够真正胜任审判工作的法官进人员额。

（三）进入法官员额的程序

除自然过渡进入员额的法官外，空出的法官员额可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是报名，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人员即可报名，在基层法院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方可报名。二是资格审查和公示，经过相关部门资格审查后，按照公布的报名条件进行资格审查，并将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予以公示。在公示期内可以提出异议，经对异议审查，确实不符合报名条件的，取消报名资格，审查合格者准予参加选拔。三是考核选拔，可采取考试、考核等形式，从法律专业背景、司法工作经历、工作实绩、办案能力及职业操守等专业角度对报名人员进行综合评判，择优进行选拔。各项评判必须有明确指标，计算出的评判成绩必须公示，听取异议并作出答复。四是根据确定的拟任人选，由基层法院院长依法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五是法官和行政序列均应留取一定的机动名额，对在服务期限内不符合法官任职条件或行政人员任职条件的，取消法官或行政人员任职资格，从其他人员中进行递补。

二、员额制下法官及法官群体面临的变化

（一）以案件处理为中心的法官变化

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因法官独立性不够，法官对裁判结果没有最终决定权，要求审判权回归法官；另一方面，又担忧真正拥有审判权的法官如“脱缰野马”，缺乏监督，滋生司法腐败。因此，大家总是在“权力回归”与“权力监督”之间徘徊不前，“案件审批”制度也在这种举棋不定状态中保留和延续至今。[4]案件终身负责制要求案件必须要经得起检验，员额制改革后，法官在案件处理上的监督或者说是案件质量上缺少了把关的环节，对法官的业务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法院系统目前这种案件处理的内部层报程序是经过几十年我国审判实践形成的惯例，这种长期的惯例思维方式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改革前后存在空白地带，需要实践上的缓冲和适应，如何加强管理从而保证案件质量需要基层法院进一步探讨。但不可否认，员额制下法官以案件处理、以案件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模式是符合现代法治发展要求的，法官应当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把精力集中于解决案件矛盾、研判和总结审判实践经验。

（二）法官个体与合议庭、审委会的变化

员额制下，法官办案贯穿了案件的全部过程，法官对案件负责，合议庭法官对自己的意见负责，面临的变化更多的是法官与审委会的关系。对于审判委员会存废之争，由来已久。“未审而判”、“审而不专”是学者们主张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理由。与之相左的观点是，审判委员会承担着审判决定“难办案件”、“把关”案件质量、总结审判经验等重要职能，盲目地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当下司法实践状况不符。那么，如何改革和完善，才能既发挥审判委员会积极作用，又能克服“判、审分离”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可设立专门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明确专门委员会决定案件的范围，明晰专门审判委员会委员对自己发表的意见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咨询委员会无决定权，不给结论性意见，案件最终裁判由审理者定夺。

三、选任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实行法官员额制后，法官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减少，越来越少的法官能否公正高效地处理短期内不仅不会下降反而还在大幅增加的案件，关乎司法审判工作正常运转的大局。

（一）关于选任的法律依据问题

员额制后如何调动以前是法官而现在成为审判辅助人员的那部分人的积极性是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现有审判员都是经过各级人大依法任命，如果以组织行为强行剥夺其审判权，缺少相关法律依据。再如，按照《法官法》的规定，我国的执行员参照法官序列管理。从基层法院的实际情况来看，执行员也大多由具有法官资格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担任，所负责的工作主要是生效裁判的执行。因此，对法律与政策的冲突问题应慎重，实践操作中如何实现标准与法律的统一应认真思考。特别是改革启动后，法官工资待遇与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将形成较大的差距，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如不能合理解决，容易影响队伍稳定。

（二）要做好法官岗位的分配

从优化审判资源的角度来看，应当将岗位的清晰梳理，额度的合理规划，作为分类改革的前提和条件，特别是员额的使用应给基层留有足够的空间。要结合自身实际，兼顾队伍现状和发展，进行员额使用规划，合理配置法官岗位，实现“岗额适配”。要“盘活存量”，注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尽量把优秀法官都配置到审判一线，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员、岗位、额度“三位一体”。

（三）要明确各个岗位的“权、责、利”

要制定制度，明确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自的定义、岗位、职责等问题，让各类人员明确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干什么事”，让大家对自身职业发展产生明确的预期，从而能够做出合理的选择，从而让各类人员各归其类，各司其职，各尽其才。[5]要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要求出发，完善以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为保障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突出主审法官、合议庭的办案主体地位，建立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进一步完善司法权力清单。可借鉴现代企业“项目团队”的管理模式，公开选任一批优秀法官代表作为审判长，突出精英法官在审判团队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审判长作为职业化意义上的法官，享有相对完整、独立的审判职权，负责本团队的审判管理工作，直接对分管副院长、院长和审委会负责，对团队办理的所有案件质量负责。

（四）要做好审判辅助机构、司法行政机构的配套推进工作

实践中，审判辅助机构、司法行政机构的综合管理、服务保障对发挥审判职能机构的作用影响至关重要。因此，相配套的审判辅助机构、司法行政机构改革必须同步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也须跟进，否则不可能全面优化司法人力资源配置结构，也会影响员额制改革的应有效果，特别是要突出审判辅助人员的职业特殊性。[6]比如，书记员队伍问题，与“法官流失”相比，基层法院的“书记员流失”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事业编制、临时聘用书记员，他们承担了大量的审判事务性工作，与法官相比，他们的上升空间更小。一线法官们都有切身感受，失去一个好的书记员“搭档”，会让法官有一种断了“左膀右臂”的失助之感。因此，人员分类管理后，审判辅助工作的服务与支撑作用必定会越发重要，专业化甚至职业化的法官助理、书记员将日益凸显其区别于一般公务员的职位要求和职业特点，如果将他们按公务员法有关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的规定予以管理，未顾及其职业特殊性，有可能会极大地削弱这部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降低其职业尊荣感，不利于相关工作的有效开展和顺利接续。

（五）要健全人员分类管理业绩评价体系

实行员额制后，相关的评价机制必不可少，可按照分类管理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行政人员按类别分别制定评价标准。对法官的评价主要通过案件数量、案件质量、案件效率和案件效果四大指标进行评价，同时也要考核调研等方面与法官工作相关的项目。案件数量评价标准可将各类不同性质的案件和同一性质不同种类的案件进行标准化考核；案件质量评价可主要看案件上诉和发改、文书及卷宗质量等主要指标；案件效率评价主要是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等指标；案件效果评价主要是审判管理事项执行情况、案件调撤率等指标。对书记员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参与办案数量、案卷整理得分、庭审笔录速度与差错率、工作责任心等指标，以及被服务部门或法官对其工作的满意率。对法警的评价主要包括体能达标和警备保障水平、重大安全保障和处置突出事件等方面的表现、协助执行等方面的表现等指标以及被服务部门或法官对其工作的满意率。对司法行政人员的评价是个难点，因为其工作难以量化，可参照公务员考核办法，以满意度测评为主，同时对能够量化的工作进行指标考核，根据综合成绩予以评定。

（六）要建立和完善法官退出机制

法官是有进有出的，因年龄、身体状况、晋升等原因，法官都有离开审判岗位的时候。因此，确定了法官名额，提高了法官的待遇，还应建立和完善法官退出机制。法官入额前须承诺遵守司法职业操守，完成办案任务，承担办案责任。[7]入额后依托业绩评价体系，要定期进行考核，经考核不能胜任法官岗位工作的，要退出员额，出现的空缺可在其他类别的人员中择优确定为法官。考核制度一定要细，要有激励和惩罚的明确标准，可操作性强。如：出现错案的法官涉嫌构成严重违纪违法的；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法官；接受当事人吃请、贿赂等违纪情况的；辞职或者已经退休的法官；出现其他严重损害社会主义道德、不适宜担任法官等情况的，应提请取消其法官任职资格。当然，退出员额后也不应永久剥夺曾经是不合格法官再次担任法官的权利，那样容易使人丧失斗志，失去工作的积极性。确定为不合格的法官后，在法官员额出现空缺时，只要符合条件，不是因违法违纪行为被免职的，仍然具备竞争法官员额的资格。这样才有利于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才会激发曾经的落选者重拾信心。【作者简介】

宗志强，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党委书记、院长。【注释】

[1]孟伟阳、郑法玮：《将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建立司法权力清单》，载《法制日报》2014年7月14日第1版。

[2]武欣中：《深圳法院司法改革步入深水区》，载《中国青年报》2015年1月19日第3版。

[3]刘振会：《关于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思考》，载《山东法制报》2015年2月13日第3版。[4]欧阳福生：《让审理者裁判：困惑、反思与进路》。

[5]胡道才：《员额制后，法官该如何选任？》，载《光明日报》2014年9月4日第11版。[6]李春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几个基础性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15日第5版。

[7]郭伟清：《落实法官员额制全面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2月9日第4版。

第二篇：【观察】试论法官员额制下的薪酬改革

【观察】试论法官员额制下的薪酬改革

原创 2015-10-26 魏尚伟 作者岳阳云溪区法院 魏尚伟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描绘了法治国家的美好蓝图。在这一精神之下，司法改革便是万众瞩目，该会议通过的决定，也对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目标。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年)》，法院系统将在8个重点领域推行45项具体改革措施，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而法官员额制度备受关注。至此司法改革的路径也越加明晰，在员额制下，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成了社会的期待，法官队伍的精英化为法治中国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对于法官自身来讲，在面对员额制的遴选的压力时，法官的薪酬又会走向怎样的境地。法官薪酬制改革是司法从业者所殷切期望的，也是司法改革者所要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官职业状况的基本分析，提出法官薪酬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建议，为员额制下的法官待遇提出些许思路。1法官薪酬制度概述

（一）我国法官薪酬制度的现状2012年，在十八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袁志敏提出“建议律师费分50%给法官”的提案引起社会的热议，但这一提案也揭示出当前我国的法官工资待遇普遍偏低，再次引发了对法官工资待遇的讨论。从法官职业的性质上看，法官属于公务员，而其薪资待遇则是与公务员相对应。根据目前我国《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公务员工资制度有三种职能：一是保障功能，即确保公务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吸引功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公务员队伍中来;三是激励功能，好的工资制度可以激励公务员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工作中去，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法官薪酬制度，也同样具有这样的职能。《法官法》第36条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也提出要改革和完善法官工资福利和任职保障制度。但《法官法》颁布十多年来，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重新厘定和构建法官薪酬制度，对司法改革的影响深远。2014年，新一轮的司法改革率先在上海等6个省份开展试点工作，根据上海日前召开的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公布，上海将稳步推进法官、检察官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将法院、检察院人员分类（分成审案人员、辅助审案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即员额制），其中包括法官、检察官在内的审案人员收入水平暂按高于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而深圳盐田区人民法院在司改启动后，法官可以增加1600元左右。这一次的司法改革虽然在薪资方面有一些进步，但是未来全国的法官薪酬的改革，还需要各方的努力。

（二）现行法官薪酬制度的不足

1、法官薪酬制度与行政公务员薪酬混同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司法体制与行政体制是严格区分的，但从我们现行的法院人事、经费均是按行政体制进行管理。2006年《公务员法》将法官纳入到公务员范畴，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将司法体制与行政体制混为一谈。随后的公务员工资改革并未将法官薪酬特殊对待，这就混淆了法官与一般公务员的差别，将法官列入公务员序列，无法建立起独立的法官薪酬体系。

2、法官工资普遍偏低，人才流失严重因法官工资与普通公务员一样，都实行工资与职务与行政级别挂钩，而对于大部分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来说，其职务与行政级别相对较低，因此注定了其工资待遇也是较低的。随着经济水平与物价水平的不断高飞，加上公务员工资多年未涨，法官们的薪酬待遇越发显得拮据。2014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透露，近5年，已有500多人离开法院，北京的“法官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剧。在法官出走的分析中，工作压力大、待遇相对低、晋升空间小、职业荣誉感下降等是主因。如此“水土流失”的司法窘境，在全国众多法院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虽然说法官的工资待遇与法官“离职潮”并不一定是其决定因素，但可惜肯定地说，法官工资待遇水平低是法官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现在有的律所公开叫板法院高薪招聘离职法官，更加衬托出法官待遇的窘境。

3、基层法官工作压力大，与其薪酬不对等在我国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虽然法官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务员，不说要引入市场化机制，但是，在法官薪酬制度设计时必须合理考虑法官的现实情况与司法行业的特殊性。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矛盾，特别是本着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这样一种现实情形下，基层法官所要解决的纠纷是不可想象的。他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卷宗与形形色色的群众，而他们却每月领取着微薄的薪水，法官的职业尊荣感将如何会体现？司法原本就是为维护正义而存在的，而当法官们自己日以继夜的工作，而给他们的待遇却比不上公司一般的小职员后，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又该如何保障呢？在他们身上都体现不了公平正义，那如何奢求他们去为正义而献身呢？

4、工资调整机制僵硬，没有与经济同步增长公务员工资遵循物价补偿原则，国家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动适时调整公务员工资。虽然该原则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中并没有很好的落实这一规定。物价是随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而工资却要经法定程序调整，这一机制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现有的工资标准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通知<国发2006（22号）>》制定的，而2015年公务员工资调整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三个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 3号]，这两个文件的出台相隔9年，可见公务员工资调整机制的滞后与僵硬。

5、福利制度结构有待调整与完善公务员福利制度从表面上看是各行业最好的，但在实际中，各个单位又存在着差距，特别是对于司法行业中的法官们来说。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国家审判权，是公平正义的象征。相对与一般的公务员来说，我们需要更好的福利制度来保证法官廉洁从而维护司法公正。高薪养廉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而从现有的制度来看，福利制度并没有对法官这一特殊群众产生有力保障，甚至地方比普通公务员的福利待遇还要差，这是不合理的。亟待完善法官的福利制度，使其结构更好合理。2法官薪酬制的域外法研究目前，我国的法官职业待遇体系参照的是行政公务员的标准，没有建立与其职业特点相适应的独立薪酬制度，这导致我国法官待遇偏低，直接影响了法官队伍的稳定和审判质量的提高。近年来法官流失现象愈演愈烈，而为法官确定相对较高的薪酬标准以保持其职业尊荣感和吸引力，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因此，有必要考察、借鉴域外法官薪酬制度。2010年美国纽约州法典第567章规定成立司法薪酬特别委员会，负责制定法官合理的报酬制度，由该委员会负责检查、评估并提出法官及法院工作人员福利待遇的建议。通过与行政官员的工资进行比较来制定合理的法官薪酬，并且该委员会每4年对法官的薪金进行审查，确保能够定期适当评估法官薪金的合理性。在德国，公务员基本工按不同行业分为三大系列：行政单位公务员和军人系列、高等院校教授和助教工资系列、法官和检察官工资系列。法官分为10级，工资待遇要比公务员工资高。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工资与内阁总理、国会两院议长相等，其他高等法院下至下级法院的法官，其工资待遇都与相应的行政长官相对应，都保持着相当的高薪。除了给法官较高的工资外，一些国家还给予法官优厚的其他待遇。如印度最高法院法官可免费使用公宅一处。泰国为法官提供低租住房或房租津贴。巴西法官每年享有60天休假，法官及其家属享有医疗补助。墨西哥的大法官配有汽车，工资免交所得税。3我国法官薪酬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一基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对于法官是否应当高薪，无论是对于普通公务员，还是对于公众来说，都存在一定的争议。而要解决法官凭什么高薪的问题，或许可以从“为何不能接受法官高薪”入手。笔者总结大概的观点主要有：法官也是普通的公务人员，与其他党政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何以薪金要特殊；司法公信力下降，法官腐败时有发生，凭何高薪；给了法官高薪，能确保无错案和零贪腐吗？等等。这些质疑都有一定合理性，但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法官该不该高薪的问题同样需要辩证地看。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有其利弊，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设计一个完美无缺、唯一无损的制度，而是如何把制度的好处发挥到最大，把其缺点限制在最小。法官薪酬设计同样如此。我们在对法官薪酬制度进行顶层设计时也需要这种利弊权衡。首先，对整个社会而言，公平正义的价值高于其他。国家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管理，而“法律是通过法官之手降临人世”，法官的审判权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承认法官职业区别于一般公务员的特殊性对于我国建立法治社会而言十分重要和紧迫。二各国法官高薪待遇经验的可行性美国、日本乃至于我国的香港地区，对于法官的职业待遇都是相当重视，例如美国联邦法官的工资与国会议员相当，日本最高法院法官与内阁部长相等。法官采用高薪制所带来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高薪养廉在他们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制度。三有利于促进司法事业良性发展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高举“依法治国”的伟大旗帜，使司法事业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当前我国司法领域面临着许多问题，无论是司法公信力下降，司法腐败问题频出，还是司法从业人员的人才流失。司法事业始终关乎着社会的发展，而法官作为一行业的重要群体，对这些问题的改善甚至于解决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需要以法官职业为突破口，化解司法难题，而改革法官薪酬制度，或许是一味良药。而这一制度对促进司法事业良性发展超着重要地作用。4法官薪酬制度的完善1提高法官基础工资，将法官工资单独序列提高法官的基础工资，是本轮司法改革中司法从业人员所期待的。法官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职业，通过专业法学学习并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在层层选拔并经过历练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法官，其职业门槛相对较高。西方法学家有云：一个行业的高收入,是对进入这个行业高代价的必要补偿。而法官这一职业应更加如此。推进法官专业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基层法官职级待遇，实现人民法庭法官职务、职级和法官等级上的适当高配，以及工资福利政策向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的适度倾斜。2完善工资调整机制僵硬的工资增长机制，使得法官的工资在物价飞升的今天难以面对现实的生活压力。而改革工资调整机制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在本轮司法改革中，在确定法官工资单独序列的基础上，实现工资正常的增长机制，逐步完善工资待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3完善和调整福利制度结构在以往的公务员福利中，只是注重物质利益的补偿，而欠缺精神方面的关怀。法官的长期的工作中，因其职业的特殊性，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在法官福利制度的结构中，要增加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内容，如，为法官定期进行心理诊疗，以及有针对性的开展有益身心的活动来使法官们得到有效放松和改善身体与心理状况。4建立配套职业保障与监督机制建立有效的职业保障，事关司法事业，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建立与法官职业配套的保障制度，是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建立单独的法官薪酬制度是法官职业保障的基本内容之一，而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是其基本目标，不管“高薪养廉”的目的是否能完美的实现，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司法腐败的可能性，为法官们解决生活的后顾之忧，而使他们在实现公平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同时也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逐步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理念与机制。首先要加强监督，实现人大、纪检等多元化监督机制。其次，要落实法官办案责任终身制，防止司法人员利用权力寻租的可能。要加强法官司法腐败的惩处力度，对于一般的违规违纪，要取消法官的任职资格，对于严重违法的，要坚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加强职业风险保障，完善因公牺牲、意外伤害等抚恤救助制度。结语正如美国纽约州司法薪酬特别委员会凯瑟怀尔德委员说的，他们为公正的薪酬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不仅仅是为了钱，更是为了获得与其司法价值相一致的地位以及公民的尊重。目前我国的司法改革也逐渐拉开序幕，司法从业人员的待遇，更重要的是法官薪酬制度的改革也在考验着改革者。在逐步向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潮流靠近中，法官薪酬制度是否有所突破，值得我们期待。

第三篇：浅析“员额制”下法官助理的立身之本[推荐]

浅析“员额制”下法官助理的立身之本

2014年7月9日，最高法院下发《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首次提及建立法官员额制、主审法官责任制。这也意味着未来部分法官将失去法官资格，初任法官资格也将更加严格。

一些年轻的法官助理因为担心以后难以成为法官，萌生去意。这种担忧实则是对法官员额制的误读，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目的是让优秀的法官留在法官队伍中，而非简单的论资排辈，更不会搞一刀切。

笔者以为，身为法官助理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不断增强职业道德素养，做到德才兼备才是在法院的立身之本。

首先，端正思想，珍视职业荣誉，充分认识到政法干警廉洁性的不可破坏性。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建立良好的社交圈子，慎交友、慎交际。身为法官助理，虽然还没有审判权，但是因为所处职位的敏感性，难免遇到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拉拢腐蚀，如果不能坚定公正司法的信念，极容易在诱惑下走上违法道路。我国选拔干部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法官作为守候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对道德修养有更高的要求。每一位法院干警都要不惧非议、不怕压力、不辞辛苦，珍惜得来不易的工作机会，不为金钱、人情、名利所动，切实守好道德红线。

其次，充实法律专业知识，丰富知识结构。随着新型案件的大量出现，法官不仅要熟悉法条，还要掌握其他专业知识，这样才能应对当下新类型案件多发的挑战。在实践中，当事人以法官不了解行业惯例，不懂相关知识质疑判决权威性的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年轻干警在提高专业素养和拓宽知识面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应该充分利用便捷的资讯传播途径，提升专业知识水平，加强案件相关知识学习，不断丰富知识储备。司法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以后对于法官任职资格也将有更严格的规定，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也是摆在法院工作人员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作为年轻干警应该提高对自身的要求，把获得司法考试A证，作为对自身专业储备的基本要求，为更好的从事法律工作打好基础。

再次，积累办案经验，提高处理纠纷的能力。现在进入法院的干警，都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法学专业学生，理论知识的积累是丰富的，但是由于年纪轻、经验少，在运用法条处理案件的时候，难免会生涩稚嫩，脱离实际，就案办案，致使案件判决生效后，却执行不下去，折损了法律的权威性。在日常工作中，应多向前辈请教学习，总结他们的工作经验，灵活运用办案方法，增强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能力。并且多做经验总结，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实践中进步，在进步中实践。

最后，转变工作思路，践行群众路线。由于信息交流平台的日益增多，各种信息充斥荧屏。一些西方法治理论难免会对年轻干警的思想造成影响。比如“西方法官优渥的待遇、崇高的社会地位、终身任职的职业保障……”。必须承认西方法治观点，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作为法官助理要立足国情，认识到我们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法官是人民法官，在参与案件审理时，不能仅仅依靠当事人举证，而要弯下身子深入到案件发生地、当事人居住地去多做核实，帮助法官获得更多准确信息，为判决既合法理又符情理提供帮助。

司法改革事关法院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将改革作为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契机，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是每一个立志从事审判工作的干警安身立命的依靠，也是司法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人才保证。

第四篇：构建和完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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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完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研究

《 人民论坛 》（2012年第2期）

【摘要】学生教育权益可以归纳为教育教学权、社会活动权、经济帮助权、公正评价权、申诉救济权等；学生管理侵权行为可归因于管理的依据违法、处理的程序违法。同时，应着手建立健全约谈、申诉、诉讼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以期从学生权益救济的视角，剖析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的现状，梳理法定教育权益，建立和完善权益救济机制。

【关键词】学生管理 权益救济 机制 研究

自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肇始，学生权益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开始关注学校的教育行政主体资格，开始探讨教育行政案件的立案范围，开始思索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这一课题；同时，在学校管理层面引起了管理理念和意识的深刻变化。笔者梳理了学生的法定教育权益，阐述了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建立和完善学生权益救济机制，以期对学生权益保护与救济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学生的法定教育权益

学生教育权益的法源主要体现在三部教育类法律、规章之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学生管理规定》）。其中《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受教育者享有的权利，《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列举了学生在校期间享有的权利，而《高等教育法》对学生权利的规定体现在第六章“高等学校的学生”的第五十三~五十九条。三部教育类法律、规章分别由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教育部制定颁行，在立法精神和原则上体现了一以贯之的理念和思路。综合有关学生在校期间的权益，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教学权（包括参与教育教学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资源）；二是社会活动权（包括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的权利）；三是经济帮助权（包括申请助学金及助学贷款）；四是公正评价权（奖学金的评定、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的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五是申诉救济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六是其他权利。

侵权与维权——学生管理、权益救济的现状与反思

学生管理中的侵权行为。实践中因学生管理而引发的侵权行为可以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实施管理和处分行为的依据违法。表现为学校内部的校规校纪等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违背上位法，加重了对某种违纪行为的处罚档次或者擅自在上位法规定的处罚范围之外增加处罚事项。如《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的七种情形，那么学校只能在该规定的范围内设定开除学籍的处罚措施，否则，超出该授权范围的规定即违背了上位法，应当归于无效；同时，即使出现《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所列举的情形，也并不必然适用开除学籍这一“极刑”，校规校纪不能将“可以”升格为“应当”。即便赋予了学校开除学生的管理权限，学校也应本着教育、挽救为主的精神减少开除学籍处分的适用。

第二类是管理行为违法，违反了教育实体规范和相关的处理程序规范。管理行为违法首先表现为越权管理，无授权或者超越授权实施管理行为。有一句法谚：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即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均不得为之。因为公权力有任意扩张与侵略私权的天性，因此必须要由法治的“笼子”加以禁锢与管束。其次，管理行为违法还表现为违反学生处理的程序性规定。美国最高法院一位法官曾说过：“程序公正与规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内容。苛严的实体法如果公正地、不偏不倚地适用是可以忍受的。”程序违法造成的危害甚至大于实体违法，实体上的不公正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获得救济，而程序上的不公正则使当事人丧失获得救济的机会。

权益救济机制现状与反思。首先是处分前的约谈机制不规范。《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实践中，违纪行为发生后、学校拟定处分决定前都有一个谈话机制，要么班主任辅导员找受处分学生谈话，要么院系领导参与谈话。结合多年的学生申诉处理实践，笔者认为现行的谈话机制发挥的作用还不够——表现为谈话的批评教育倾向严重（通过谈话息事宁人，不支持学生维权，学生一旦申辩会被认为认错态度不好），而忽视了对案件事实的了解和调查；表现为谈话的内容格式条款化，对所有拟处理学生适用统一的预先设定的问题，谈话流于形式；表现为约谈机制不规范，参与人员人数及谈话笔录的制作不符合法定要求。

其次，约谈后的申诉机制不完善。依据《学生管理规定》，各学校大多设立了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学申委”），负责受理、复查学生提出的申诉事项。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生申诉机制的作用发挥的还不够。学申委的组成、性质、受案范围、权限等多方面尚需理论探讨及立法保障。

最后是申诉后的诉讼机制不健全。比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的审理中，北京海淀区法院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开启了教育行政诉讼的新时代。《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的田永案一审判决书中不仅将高校明确地表述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且还阐明了将依法行使国家赋予行政管理职权的高校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的意义，即“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随着该案被《公报》刊登以及此后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的终审，高校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已在行政法学界取得共识。

然而，即使高校作为教育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得到学界的共识和法院的确认，学生教育维权案件是否因此而步入行政诉讼程序尚存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现行的法律包括行政诉讼法、学位条例、教育法和当时的行政复议条例都没有规定司法可以介入学术评定这个领域。倘若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可以任意介入学位证书、毕业证书的管理，那么我们整个教育领域包括大中专院校、中学教育，司法都有了介入的可能，那么司法也有太泛化的倾向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就应当给予其法律上的救济，对侵犯教育权的行政行为应当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两种不同观点的产生与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密切联系，实践中导致一些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摇摆不定。

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的完善

处分决定前的约谈机制。完善处分决定前的约谈机制应从约谈环节和约谈内容两个方面着手。约谈机制至少应包括三个环节：辅导员（班主任）约谈、主管学生工作的院系领导约谈、校学生违纪处理部门约谈。违纪处理部门尤其要落实约谈机制，拟定处理决定前必须与当事学生见面。约谈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告知和听取，即告知当事学生学校的拟处理决定及其理由和依据、听取他对涉嫌违纪处理行为的陈述和申辩；二是教育和疏导，即约谈教师对当事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疏导，使他能够提高认识、减缓压力。

听取陈述和申辩是约谈机制的重要环节。从行政程序法治的意义上讲，它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之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其意见的机会。”可见，在学生处理约谈机制中，“被听取”是当事学生的权利，“听取”是约谈人员的一项法定义务。

处分决定后的申诉机制。校内申诉是学生权益救济的首要环节，完善申诉机制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扩大申诉受案范围。《学生管理规定》的第六十条将受案范围局限于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笔者认为，应当扩大学生申诉的受案范围，使其涵盖取消入学资格，纪律处分，休学、复学、转学或退学处理，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其他侵害学生权益的行为。二，规范学申委的组成。参照各地及台湾地区的学生申诉实践，笔者认为，对学申委委员的名额、产生办法、性别构成等要有明确规定。学申委的委员名额应当在各院系、各部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分配，经过选举或推荐产生；学申委的构成中要提高教师和学生代表的比例；同时，具备条件的院校可以聘请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顾问团，为申诉案的处理提供科学依据。

申诉后的诉讼机制。高校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已经在行政法学界取得共识，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对此明文规定。这成为许多法院仍不受理此类行政案件的直接原因，导致同性质案件在不同地域的处理截然不同，有的进入诉讼程序，有的被拒于法庭之外。因此，亟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途径对高校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

同时，对《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亦不能僵化理解。如果一律将教育维权案件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势必形成学生权益受到侵害却欲告无门的局面。无救济即无权利，公权力处于裸奔状态私权却无力救济，这样的权利只能称为字面意义上的、虚假的权利。因此，应当有限制地将受教育权案件作为教育行政案件处理，比如开除学籍、退学处理、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等涉及学生身份变更或重大权益的管理事项，应允许当事人通过提出行政诉讼维权。

第五篇：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实证探究

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实证探究

【摘要】我国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基本完成，推进了法官队伍职业化、精英化建设，促进了我国法官整体素质的提升和司法资源优化的配置，对我国司法建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我国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完成前后的比较性实证研究入手，以法官遴选标准、工作质效、办案责任的改革试点方向与变化为基础，对员额制改革试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法官助理制度缺陷、法官大量流失、法官职业保障机制跟进不足等问题进行实证探究及其原因分析，试图探索从改革推行方式、法官助理制度、法官职业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完善策略。

【关键词】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遴选标准；职责定位；职业保障

Abstract：The Our country the judge member in court sum system reform the basic completion of making experiments and pushed forward a judge the troops occupation turn, the elite turn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d our country the promoting of judge whole character and judicial resources is excellent to turn of allocation, to our country judicatory the construction has important but profound influence.This text the judge member in court sum system reform experimental unit to complete a front and back comparison substantial evidence research to commence from the our country, with the judge select standard, work quality effect, handle a case the reform experimental unit of responsibility direction and variety for foundation, reform experimental unit fulfillment to appear in the process to the member sum system of judge assistant system the blemish, judge in great quantities run off, the judge's occup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follow a not enough etc.problem to carry on a substantial evidence investigation and it reason analysis, try the quest promotes the assistant system of way, judge, judge from the reform occup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etc.put forward a judge the member sum system reform of perfect strategy.Key words: Judge the member sum system;Reform an experimental unit;Select standard;The job positions;The occupation guarantees

法官员额制度是各级法院根据其的案件工作量、地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将符合遴选标准条件的司法人员确定为员额法官，形成由法官、法官助理组成的新的审判运行机制，集中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制度。而法官员额制改革是对法官数量进行一定限制，按 司法规律配置审判人力，把优秀法官充实到审判一线，实现法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促进了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助推司法公正。法官员额制试点改革开始于2014年6月，上海市、广东省等是第一批试点改革的地区。2016年7月在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召开后，全国各地法院员额制改革开展如火如荼。到2017年2月中旬，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任务基本完成，全国各地法院均已完成员额法官选任工作，约占全国法院总数的86.7%，共遴选入额法官105433名。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促使法官遴选标准、法官职业保障、司法辅助人员配备等方面的改变，而这些变化对我国的法院工作、法官队伍发展、司法建设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完成前后变化比较与实证研究

法官员额制改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最高法在2017年2月27日举办“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各地法院基本结束试点改革工作，全国各地法院总共产生了十万五千四百多名入额法官，85%以上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这项被称为“触动了法院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的改革举措取得阶段性成效，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变化对我国法官队伍建设、司法建设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从侧重经验到侧重学历，职业主体趋向年轻化

以往法官的遴选标准设置了政治素养、工作能力、职业道德等条件。此外，也要求法官有较长年限的审判工作经验与工作履历，但是对法官年龄和教育背景没有什么强制性的限制条件。而在改革试点的不断向纵深推进中，法官遴选标准发生了很大的大变化。不少法院开始对法官入额的年龄和学历有一定条件的要求。据人民法院报的数据显示：入额后湖北法院队伍中，入额法官平均年龄下降3岁，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提高了4.17%，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提高了6.6%。①上海4个先行试点法院首批遴选的531名入额法官，全部为本科以上学历，硕博士学位275人，占51.8%，平均年龄43.9岁，平均司法工作经历18年。②从法官员额制改革后的变化来看，全国各地一支支年轻、学历高、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的法官职业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法官员额制改革把有能力、专业水平高的人才充实到审判一线，使司法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让审判权回归。法官遴选标准的改变，使入额法官的素质有了大幅度提升，推动了法官的审判工作更加专业化，促使了审判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守护司法公正和维护司法权威。

（二）法官审判工作质效大幅提升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法律纠纷也与日俱增，导致了法院受理案件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而我国法院系统的法官质量良莠不齐、审判水平较低，造成各地法院 ①② 参见:徐光明,王珊珊.好钢用在刀刃上—湖北法官员额制改革见闻[N].人民法院报,2015-12-7 上海首批入额法官平均干了18年司法工作，超5成具硕博学位[EB/OL].澎湃新闻，http://www.xiexiebang.com/newsDetail_forward_1355785.2015-07-23 2 司法资源配置严重的不均衡；一些法院的审判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因为案件多法官少，我国很多法院的一线办案人员都在超负荷运行状态中，这对案件审理质量、司法效率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而本次改革后，试点法院约86.7%的司法人员充实到审判一线，大量的业务骨干充实办案一线趋势明显，许多地方法院的审判力量得到充实，有效缓解了案多人少的压力，法官工作积极性、责任心得到了显著增强，特别是职业保障制度改革先行到位的地方，多办案、办好案的氛围更加明显。法官工作量大大的减轻，审判质效明显大幅提高。

最高法的2017年工作报告显示，上海、广东、海南法官人均办案数量同比分别增长21.9%、22.3%、34.8%。③2016年重庆市法院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为99.74%、一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为0.28%、生效裁判服判息诉率为98.36%，审判质效继续居全国法院前列。④江阴市法院改革后，江阴市全院受理案件数和审执结案件数分别增长75.2%和53.1%，改革后一审服判息诉率保持在95%以上，一审判决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保持在0.5%以下。⑤

本次改革使得很多法院的审判力量得到很大的补充，比如法官助理的大量配置，分担了法官的很多工作，在阅卷、诉讼保全、司法鉴定、案件起草等事务上法官的工作负担都有所减轻。法官员额制改革使得很多法院的审理周期大幅缩短，法官审理案件的的质量和审判效率也大幅度提高，人们对法院的司法服务合意度得到极大的提升，从而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和维护司法权威。

（三）法官办案的权能增强，责任感大幅提升

长期以来，我国法官审理的案件要向领导及审委会请示汇报，法院内部要对案件进行审批，以权力主导的行政思维支配司法办案，“审者不定，定者不审”，集体担责，办案责任不明，法官办案责任追究极为混乱。而改革试点后，法官审理的案件、裁判文书等不再由院长、庭长、审委会的严密审核，而是由法官独立签发并负责，错案追究促使法官增强审判案件的责任意识。从各地法院改革实践来看，入额之后的法官其办案责任确实比以往更重。江苏高院制定《江苏法院审判责任制改革实施细则》，落实法官对经办案件终身负责。南京两级法院2016年除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外，99.67％的案件由主审法官和合议庭自行定案。⑥

本次改革带来了压力和激励，增强了法官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使员额法官感到权力和责任的加重，这充分体现了改革的成效。入额法官办案责任的加重有利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极大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权威。

二、当前改革试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③④ 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7年3月12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刘子阳.693家法院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2万多名法官进入员额制 85%以上在办案一线[N].法制日报,2016-07-17 ⑤⑥ 法官员额制试点发生哪些[N].法治周末,2017-02-22 娄银生.江苏法院推进员额制改革[N].新华日报，2017年02月05日改革之路前景无限光明，但成功的道路荆棘坎坷。尽管试点改革如火如荼，但改革实践中也面临着各种阻力和困难。最高法采取“疾风骤雨”的“休克式疗法”让这项改革举措的推进显得有一些着急，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下就我国当前改革试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与实证研究。

（一）法官助理产生方式与职责定位存在的缺陷及原因

设置法官助理是本次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环节，其设立有助于为法官队伍建设储备力量，保证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地履行职责，促使审判效率提高。但是当前我国法官助理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其产生方式上粗糙、职责定位上不明确等方面。各地法院在改革推进中，不少法院将助理审判员、书记员、行政人员等直接任命为法官助理。最高法在《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虽然明确列举了十二项法官助理的具体职责，但是这些职责定位模糊，并且在司法实践运行中与书记员的职责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在此次改革浪潮中，很大一部分法官转任为法官助理，司法实务中在安排其工作任务时，很难将其作为普通的法官助理进行对待。法官助理产生方式粗糙、职责定位模糊、职业前景不明对法官员额制改革的进展造成不良的影响。

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改革试点开始后，各地法院迅速地开展起了法官助理制度建设，实施法官助理制度，但是现行法没有对法官助理作出规定，缺乏具体的法律规范和引导给法官助理发展方向、职责定位、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扰。我国《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审判辅助性工作的助手,书记员则是审判事务性工作的助手,但是此种划分下存在的问题是审判辅助性工作和审判事务性工作的界限不明确,因为审判事务性工作本身就包涵辅助的内容。⑦司法改革指导意见对法官助理职责的规定大都是概括性的，司法实务中“事务性工作”的范畴非常庞大且界限模糊，这些造成了法官助理的尴尬局面。

（二）改革后法官“离职潮”的出现及原因

本次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制度革新招来和留住优秀的法律人才，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把精英法官充实到审判一线上。但从各地法院的改革实践来看，法律精英人才并未大量涌入法官队伍，反而出现了大量的“离职潮”的现象。北京法院系统在这过去的5年里，已有500多人辞职迁出法院，流失的法官大多都是经验丰富、能力强，而且法官的流失速度还在加剧。上海形势也不容乐观，仅2014年一年，该法院系统中就有105人离职，其中法官86名，包括17个审判长，43人拥有硕士以上学历，63人是年富力强的“70后”，都是不折不扣的审判中坚力量。⑧

法官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官职业待遇偏低；法官超负荷工作，身心健康堪忧；司法环境堪忧。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相继开展，不少地方的员额法官其工资待遇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工资虽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较小，法官职业待遇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并没有起到激励法官的作用，由于受职数限制，法官的职务职级的晋升和工资待遇的提升 ⑦⑧ 刘斌.从法官“离职”现象看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制度逻辑[J].法学，2015.(10):49-58 上海司改为留住青年法官开出“药方”[N].中国青年报，2015年04月20日01版还是受到很大制约。在改革实践中，比如海南明确表示入额法官待遇的提高未来5年是过渡期，表明入额法官责任加重但工资待遇仍未变化。奋斗在一线办案的法官们压力空前提升，风险也越来越大，其责任比公务员重，工作任务比公务员繁重，晋升比公务员慢，法官不堪重负便对这一职业便失去了兴趣。法院聚集社会热点，各种关系的干扰和舆论影响司法案件对法官的审判工作造成不良影响。法官职业越来越成为一种高压力、高强度、高风险的职业，未免不是“累”“险”“穷”“苦”逼走了不少法官跳槽？

（三）改革后法官职业保障系统跟进不足及其原因

法官职业保障是法院依据法律规定全方位的保障法官职业权利和职业地位，保障法官的职业收入工资待遇、保护法官的人身安全及其他合法利益。而改革后法官职业保障系统并没有得到有效跟进，法官职业保障、权益维护等方面有很多问题没有有效解决，入额法官的工资待遇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法官的职业保障方面与法官职业化要求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国家对法官的职业保障落实力度没有能与法官工作压力、责任风险压力的增加相应提高。在案件多人员少的情况下，大幅缩减法官的数量，法官即使入额后，也没有在享受的福利待遇方面体现出入额的职业保障优势。

我国对法官职业保障的很多法律规范都过于原则性、倡导性，缺乏明确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这就是我国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缺失的根本原因。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职业保障行使又会受到地方政府、法院自身发展等一定程度的影响，法官独立公允、公平、公道行使审判权也被极大限制。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原因，各级法院的编制都是由地方党委政府负责，地方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都会对地方的法官选任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社会经济条件予于法官相应的职业工资待遇。我国《法官法》很早就对对法官的级别有了详细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级别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忽视，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行政级别，造成当前法官的工资待遇参用行政人员的工资序列，并且很多方面甚至是低于普通公务员。

三、完善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具体建议

法官员额制改革是推进司法改革的基础，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从这次的改革实践来看，还是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们应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来解决和减少改革进程中的阻力与困难，法官员额制度的构建与推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平稳渐进推行员额制

法官员额制度改革的推进是一项系统的司法工程，目标是在缩减法官的数量，让精英法官摆脱繁杂的非审事务。而当前试点改革推进有些急，改革经验都没有总结出来，许多问题还没有对策，这种情况下改革试点推进不应“操之过急”，也不应采取“休克式疗法”，因为“欲速则不达”,容易异化成“为改革而改革”。虽然最高法“疾风骤雨”的“休克式疗法”改革让庞大法官队伍群大大的瘦身，但休克式、一刀切、一步到位的话，势必引起不小的阻力与困难。在本次改革推进中，很多法官在短期内失去法官的“帽子”，又“沦落”到了“法官助理”的位置，从而失去了法官的司法审判权力，从舞台上的“主角”沦为“配角”这难以避免他们消极怠工和抵触情绪。所以，我们改革的步伐应该是平稳渐行，通过自然的过渡，逐步达到一定量的法官员额，减小对改革工作的影响。而在一定的过渡期内，每年给予一定量的员额，因人数少，对法官职业待遇大幅提升抵制程度大大降低。

(二)完善法官助理产生方式和职责定位 1.法官助理的产生方式多元化、结构合理化

法官助理是司法实践审判实务中必不可少的一支重要力量,建立法官制度实现法官与助理合理分工是司法改革的必然趋势。虽然在改革实践中，不少法院招录法官助理是通过从社会上公开招录公务员担任法官助理和从未入员额的法官中挑选出优秀的法律人才转任为法官助理。但是我们还应注意法官助理结构合理化，毕竟新人缺乏充分的法律实践经验，对于未入员额的法官等司法人员也不能粗放的转为法官助理。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职业律师群体中设置有别于公务员招录的绿色渠道，这样不仅可以引入律师进入法院系统，还可以弥补法律经验不足的缺陷。

2.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

鉴于当前对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不明确,我们应统一认识并立法确定法官助理是法院为法官配备的审判辅助人员。法官助理是法官的专职助手、参谋,二者之间应是业务指导与互相监督的关系；明确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之间的关系，二者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平等协作，共同协助法官开展工作。法官助理的职责应当是辅助法官处理一些智力型工作, 包括：审查案卷材料、组织证据交换、诉讼保全、查找法律资料等；书记员的工作应是纯事务性工作，如诉讼案件登记、送达、委托司法鉴定、调查取证等事项。

（三）建立健全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在实现法官队伍职业化、精英化之后，我们应遵循司法规律设置，创立一套完整的职业保障机制，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吸引优秀法律人才投身法官职业。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对法官职业保障机制改革，全面落实法官福利待遇的提升，符合其职业精英化的建设要求。

1.法官职业保障去行政化，大幅提高法官工资待遇

法官职业保障去行政化，各地均不再适用公务员的职业待遇标准，严格落实《法官法》规定法官等级工资与晋升制。鉴于当前法官工资的状况，通过立法的形式提高法官的职业地位、职业待遇。将法官工资单独序列，大幅提升法官的工资福利；把法官的平均工资福利标准提到法学教授的待遇水平，超高于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标准。

2.设立法官职业豁免权

我们应为法官设立职业豁免权，保障法官不受干涉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避免受到其他无关的责任追究，其中对法官审判责任追究应当严格的限制。而追究法官的违法审判责 任是追究法官故意违反相关的程序法和实体法的法律责任。另外，也要把法官违反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纳入到法官责任追究的体系中。

3.制定法官的科学评价机制，完善法官的绩效评估体系

当前我国法官的晋升与法官的职业不相匹配，法官晋升渠道狭窄，法官等级评定行政化。在法官员额制试点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对法官的评价应必须尊重司法规律，严谨设置评价机制，合理利用评价结果。加快制定科学的评价机制，完善法官绩效评估体系，在法官任职、等级晋升、业绩评价等方面应全方位、公正客观评价，把法官办案数量、质效等作为依据。此外，我们还应把法官业绩评价与员额退出机制、惩戒机制、激励机制做到无缝连接。

司法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长期的的巨大工程。法官员额制改革是实现法官规范化、专业化、精英化的重要保障，是法院提高办案质效的良方，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坚持既定的目标平稳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充分激发各级法院的改革动力与魄力，着力提升法官职业待遇水平，健全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完善法官员额制并扎实推进法官队伍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实现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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